日期：1967-3-11 作者：岳林
岳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暴露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对待群众的立场、态度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充当了黑市委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具，对山城人民犯了严重罪行。真是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山城四百多万人民。辜负了党对自己的教育，心情是沉重的。现在我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一定要认真检查，彻底清算和向人民交代我所犯的罪过。现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作初步的检查交代。
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虽然在运动中也强调过，领导干部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领导，敢于引火烧身，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由于自己对机关的运动具体怎样搞法，思想上不明确，因而还是按过去老办法去抓，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的问题也不多，使运动处于冷冷清清的地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思想上有旧框框，等待上级具体作安排，后来上级没有安排就束手束脚不敢领导。更重要的是没有主动地把自己摆进去，引火烧身，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自以为没有问题，因而没有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判。加上市委确定工交、国防等部放在第二批搞，所以运动没有认真地开展起来，结果，起了保黑市委的作用。
派工作组我是同意了的，当时的错误思想，觉得党委不起作用，需要加强力量，有了工作组许多工作就有人抓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深处是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样就必然会犯路线错误。把工作组强加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是便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了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的名以后，任白戈根本不承认错误。去年七月中旬，廖志高来重庆，在潘家坪召开的座谈会上给任白戈定了调子，说任的错误是严重的，三十年代是周扬的追随者，六十年代有错误。但从现有材料来看，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廖还要求大家用个人的名义向下传达。鲁大东按照廖所讲的内容，以小型座谈会的方法，逐级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经省同意，将任送到成都藏起来，给任白戈定调子，压制群众对任白戈的揭发批判，包庇任白戈的错误。
我在任白戈的问题上有错误。廖志高召开的座谈会我参加了的，虽然在会上没有发表意见，但是廖给任的错误定调子，我思想上是接受了的。同时，由于自己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怕问题搞不准将来自己犯错误，加上思想上有奴隶主义，以为上级水平比自己高，看问题不会错，因而不敢大胆地站起来抵制揭发。去年十一月，鲁大东从北京开会回来路过成都将任白戈带回重庆。事先，鲁要我为任白戈安排住房，我几经考虑，决定将任白戈藏到农机站招待所，并事先去看过房子。这样我实际上是保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保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变颜色，一定要把混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大约是去年八月中旬，六中和重大的同学给市委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当时我也表示过要采取欢迎态度，但是要同学们将大字报贴到指定的地点，指派工作人员去做工作，实际上是怕大字报揭发自己，影响自己的威信，因而从各方面去限制。大字报上街以后，接到石桥公社电话说，农民要派代表到市委来写大字报，和学生辩论。当时思想上虽曾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出乱子，如果发生武斗事件就不好办，所以派人去做劝说工作，希望农民不要来市委写反驳的大字报和进行辩论。后来，在各区也按照鲁大东的安排，作过同样的布置。但现在来检查，只是从各方面消极地限制群众，不仅在群众之中造成对学生的坏影响，而且增加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说明自己思想上是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用老框框老办法来限制群众。
去年八月二十六日，西南农学院和重大的同学到四川外语学院进行革命串连。大串连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当时鲁大东派我到四川外语学院，我当时虽然在会上肯定了这次串连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采取了作官当老爷的态度。例如同学们提出要罢外语学院筹委副主任的官，当时思想上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所以推说自己对情况不了解，希望派代表共同商量，不敢表示明确态度。后来，同学们提出要求派二十部汽车送大家进城，我当即电话向鲁大东汇报。鲁要我说服同学不要进城，我说同学要求进城态度很坚决，如果不派车他们步行也要进城。后来鲁同意派十部汽车，由他安排。事后发现城里没有派车，到外语学院的车子，是西南农学院派去接同学回校的车，而且车子不够用，增加了同学们的困难，因此，对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我实际上没有积极地支持。特别是我在汽车问题没有解决好以前就离开了学校，这是怕群众，怕革命的一种表现，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
去年八月间鲁大东提出要我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蹲点，同去的干部有季振华。到学校第一天，由该校筹委全体成员汇报情况，会议快结束时，表示了要欢迎外校来串连的革命师生。第二天上午看大字报，并且准备与“轻骑”同学接触，因鲁把我叫回，由季振华接见，以后就未去，我的错误是没有坚持蹲下去，到群众中向群众学习，体验群众的革命精神，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躲在“秘密点”不接近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七、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的问题
这两个保皇组织是李井泉提出，市委积极安排，由廖苏华、孙先余具体负责，自上而下安排组织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组织的建立，目的是与“八·一五”派的革命组织相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的严重恶果，其目的是为了保李井泉，保黑市委。
我没有直接抓这项工作，但是我有责任。因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建立我也同意了的，因当时错误地认为“红五类”子女建立的红卫兵是阶级组织，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誓师大会，鲁要我通知各部派工人、农民参加会议，我都积极地执行了。后来，工人用纠察队、农民用民兵的名义出席会议，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且我还错误地以不该盖部的公章送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借口，批评一个干部对子女教育不严，没有支持干部子女参加“八·一五”革命派，在这里我向被批评的同志道歉。现在认识到只强调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不强调政治表现，犯了唯成分论的错误。这种划分“红五类”的观点，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以宗派主义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孤立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派组织，但是有一个时期没有认识到这是应该依靠的力量。自己过去和“八·一五”没有什么接触，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但听到一些夸大“八·一五”缺点的言论，迷失了方向。省文革组长周颐电话通知要印发攻击“八·一五”的传单，鲁大东向大专院校作了布置，我也向文革周炳仁讲过要印发传单，在对待革命组织的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同时鲁大东盗用中央名义整“八·一五”的黑材料时，要我负责整理江北区的情况，鲁自己整市中区、南岸区的情况。江北区来了两个干部，带来了“八·二八”前后发生的重大情况，我们从中摘要抽出材料送鲁大东，由王若将所有材料综合写成报告送李井泉，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到达北京以前即向陶铸汇报。我充当了李井泉镇压“八·一五”战斗团的工具，是有罪的，在此，我向革命群众请罪。本来“八·一五”派在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应该作为依靠力量。但是，我过去对“八·一五”的缺点看得过多，看不到主流和大方向，所以对他们不仅不积极支持，而且从各方面压制和打击了革命派，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压制了革命群众和革命运动。
去年九月三日师专王厚溥向该校师生作检查，辛易之准备在会上对“八·一五”问题作检查。鲁大东拟宣布对王的处理。那次我也随同到了师专。当时确定刘文珍和廖苏华为二线。师专的会议开始后，大批同学赶来参加，会议长时间不能结束。孙先余告诉我，李井泉认为这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虚弱”的表现，叫鲁和辛顶下去，只要能“顶得住”就能“胜利”。同时又叫孙先余组织各大专院校的赤卫军到会场去显示力量，与“八·一五”对抗。后来有的学校未去，还挨了批评，说“领导不行，不敢斗争”。这种作法实际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八·一五”革命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不但参与了活动，而且根据李井泉的指示，要他们在会场内安了控制电话，会议中间刘文珍要我请“八·一五”派代表与刘谈判，我要季振华前去邀请，以后“八·一五”同学由师专到车站，李井泉派我前去看一下，是否有群众阻拦，发生打架要出面劝阻。我从沙坪坝到杨家坪，沿途群众很少，所以在杨家坪派出所休息。现在来检查主要是思想上没有站在革命派一边，对“八·一五”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而是从各方面去防止限制革命群众，打击了革命派。
鲁大东和市委为了摸清群众对市委怎样看法，是不是黑市委，确定以财贸部门为试点单位，发动群众揭发市委的错误。会议进行中，许德向我汇报，我说过要集中力量炮轰市委，揭发市委的错误，有不同意见也可提。会议开始接触了一下市委的错误，但是以后就转到互相揭，而且对徐正身进行了重点围攻。许德几次向我谈的会议情况，我都向鲁大东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后来许德又直接向鲁汇报。现在检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的说法是错误的，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是不要群众揭发市委的错误。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打击了革命干部，在这里我特向徐正身同志认罪。
去年九月中旬，听到中学生红卫兵与“八·一五”有联系，黑市委即作出决定，中学生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合并，其目的是要搞垮中学生红卫兵。具体合并的安排，由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召开了专门会议作了布置，强制合并，造成中学生红卫兵发生打架事件，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迫使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而黑市委又派出大批干部并动员家长、教师前去阻拦，增加了对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们的压力，打击了革命群众。
我在中学生红卫兵问题上有错误。在未合并之前，中学生红卫兵提出要二十部汽车开会和指定印刷厂印宣传品，没有积极地解决。更错误的是同意了文化宫的部分人员，给中学生红卫兵写大字报，打击了革命群众。当时的错误思想，以为写大字报是每个人的权利，有意见要写大字报可以写，使自己犯了方向错误。群众之间有意见可以协商解决，互写大字报就必然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使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在合并问题上，中学生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合并我是同意了的，并且还给做工作的人员讲过：“有困难还是要做工作，难道几个青年也说服不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不相信群众，不是让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压制群众，打击和整垮革命群众组织。以后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走到江津时，鲁大东派我去处理。我到了江津和永川，将中央关于国庆节前不要去北京的通知作了公布，也组织了车子动员到永川的中学生红卫兵回重庆，阻拦中学生红卫兵去北京，没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后来和中学生红卫兵二十五个代表谈判，他们提出是去北京告市委的状，才认识到动员他们回重庆是错误的，当时即作了表示，要到北京去告市委的状我们表示欢迎。由燕汉民请示省同意乘车北上。在这段工作的过程中，对中学生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而且从各方面去限制，压制了群众革命。何正清在接见中学生时说到群众斗争群众的责任在市委，当时我还认为不能那样说。现在已经证明我的认识是错误的，群众斗群众的确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去年十一月刘文珍、鲁大东、辛易之与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谈判，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材料交群众处理，当时确定将文化大革命的简报、排队统计表、下面报来的重点人头材料交给各革命组织。在交材料问题上我有错误，欺骗了群众，本来材料已拿到高干二号房子，但又怕暴露了这是文革办公室。拿到档案室又拿不去，于是经我同意，另找一个房子，设立假档案室交材料。现在检查，我是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对群众玩弄权术，欺骗群众，也是不相信群众的一种表现。另外有两次群众大会，我为了怕发生打架事件，曾派文革办公室抽干部去会场周围设点，以便掌握情况，我还到工人医院这个点去看过，传说中有何疑写信支持“八·一五”革命派，鲁大东要我查问一下，我也找重大的联络员问了情况。后来公安局将何疑的信送我，我看了以后认为是一般的支持信件，才没有继续追查。总之，我这些错误作法都是由于不相信群众，不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而是限制群众、欺骗群众，结果使自己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践线上去了。
当时听说工人纠察队有三十多个单位要在重大开会，并决定成立工人战斗军司令部，所以于三十日晚鲁大东、辛易之、燕汉民在小泉召开了各部委、区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会，据说是安排如何清除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十二月二日上午鲁大东、辛易之又接见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成员，建议他们不开大会或缩小规模，当天下午鲁大东要我给各区打电话，劝说工人不要去参加会议，大会开始以后，接到文革办公室电话说，会场内已打起来了，已伤了二十多人，这时鲁大东要王廉带了一批人员赶到会场做劝说工作，后来我也经鲁大东同意到了会场，叫把所有的门打开，分散出去，以免再伤更多的人，人员分散后我即离去。从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来检查，主要是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致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长期未得到消除所带来的恶果。我是市委成员，我有责任。现在来检查，主要错误是没有在工人纠察队说明这个组织是黑市委自上而下组成的，是保黑市委的，工人同志受蒙蔽，应该号召他们起来造黑市委的反，不能把斗争目标对准革命组织。
市委办公厅周炳林向我反映，市委有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市公安局，怎么办？当时我同意拿回来，不能放在公安机关。在未拿回之前，大约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晚上，书记处碰头会上（书记全部在场），廖苏华又提出这个问题，鲁大东同意该保存的保存，该处理的就烧掉，辛易之亦表示没有意见。以后由办公厅周炳林具体安排，将材料从公安局运回进行处理，究竟其中有什么材料，是否有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烧了什么材料，我们都不清楚。运回的材料中，据说有宣传部的材料，交宣传部处理了。市委在这个时候还烧毁材料，违反了中央补充指示，增加了错误严重性，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是一种犯罪行为，也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反映。
总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是严重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开始（六月至七月），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由于运动未触动到自己，因此思想上未发生什么变化，还是用老框框、老办法来处理所发生的问题。到了八月以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并且已提出“炮轰市委”的口号，红卫兵的组织大量出现，外地串连的学生大量增加，在这样大好形势面前，应该站在群众方面，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由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怕字当头，由怕群众，怕革命，发展到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使自己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罪行。自十一月以后，由于听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了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报告，特别是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自己受到深刻的教育，开始认识到在前段工作中的错误，同时也开始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出的三条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改正得还缓慢，运动中还不断犯新的错误。我一定要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因而就不可能抵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自己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头脑中“私”字没有去掉。运动初期，把自己看得过高，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对运动不在乎。当群众起来炮轰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怕群众，怕革命，不是挺身而出，接受群众的批判，使自己锻炼得更坚强，而是一度产生抵触情绪，说自己不想当这个官，谁去挨下斗争也不好受。看到本市各级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都瘫痪了，怀疑会不会影响生产，事实上抓了革命，生产就上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后，又觉得自己的错误太严重，考虑自己犯了错误，家庭孩子怎么办？对怎样改正自己的错误缺乏信心和办法。在十二月五日市委会上，我曾提出市委像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应当研究怎样改正错误，争取主动，不再继续犯错误。因大家未作声，就不了了之。后来接见西农“八·二六”校外战斗队的同学，他们要我到群众中去，说：“我们要把你打成左派。”这样又增加了我改正错误的信心，准备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批评。后来到群众中去，才使自己认识逐步提高，觉得自己犯了罪，应该向群众检查交代。总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我思想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太重。解放以来，我做官当老爷，自己以为比别人懂得多些，骄傲自满，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严重脱离群众，使自己长期落后，影响了工作，损害了革命利益。事实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个人主义一定要除掉，头脑里决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留地”，决不容许有半点私心杂念。
资产阶级同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突出表现。我在运动中，怕字当头，革命触动到自己，就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说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怕群众，实际上是害怕革命，把自己放在同群众对立的地位，就压制群众，这样必然在政治上犯大错误，为什么过去枪林弹雨都不怕，现在怕起群众来了，主要是解放后，自己的住、吃、行都比过去优越，感到满足了。吃苦也比从前差了，有点小困难自己不克服，还要国家的补助。可是群众是要革命，要前进的，群众要革，我要保，这样就与群众对立，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使自己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我一定要吸取这次沉痛教训，决心在这次群众运动的红炉中，烧掉自己的错误，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过好社会主义关，保持革命晚节。
在这里，我向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向广大革命群众表示，一定要正视自己的错误，认真地检查，欢迎大家揭发批判我的错误，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我决心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同群众站在一起，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定要起来造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来源：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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