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16 作者：原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 亓西剑
原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亓西剑我是原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忠实地执行了旧市委、旧局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革命群众，还挑动工人斗技术人员，给他们戴上了各种帽子。尤为严重的是，我去年分别到上海无线电仪表半工半读专科学校、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集训班等单位，镇压学生运动，还到黄浦仪器厂分化孤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许多罪行。这许多罪证都说明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罪，开始还很不认识。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说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说我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我感到很突然，很不理解，有委屈和抵触情绪。我认为我是老老实实干革命的，我执行的不是市委决定，就是书记指示，并未自搞一套。上面来的指示、决定，我只怕贯彻执行不好，受批评，那里想过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一直想不通。
由于对错误的认识和对待错误的态度没有正确的解决，一遇到问题，顾虑很大，不敢革命。去年十二月，我去黄浦仪器厂，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留下我，要我检查交代去年八月廿八日旧市委关于围攻红卫兵的黑报告。我当时顾虑很大，斗争也很尖锐。我想，这个报告是有问题。但是市委规定不准讲出处；这个规定并未取消。如果不讲，群众不会放；讲了，组织性纪律性还要不要?又想到局党委书记以前反复交代过，他们(指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想拿到这个材料搞市委的，要顶住不能讲。他还说:“市委书记说过，讲了就是意味着叛变。”我过去未讲，这次讲了后果如何?会不会当叛徒?忧虑重重，在厂里住了一星期，带着这个问题学《毛主席语录》。学了“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一段，我认为应该独立思考，解脱精神上的奴隶主义。黄浦仪器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也很关心，不断启发我，帮助我。经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改正错误，作了检查和交代，获得了革命群众的谅解。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我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听取了革命同志的揭发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和铁的事实的教育下，使我头脑逐渐清醒，认识到局党委是彻头彻尾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许多罪；也认识到我是这条反动路线的积极执行者，是罪责难逃的。
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逐渐认识到了。但如何对待这些错误和罪责，我也有许多错误思想。第一是消极悲观的情绪。我认为这下完啦!我本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多跑、多说、多做，接受锻炼，没想到跑的单位多，露的面多，犯的罪多。千怨万怨，只怨自己没主见，要是不管运动，只管生产，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第二是等待思想。等待作结论，下放劳动改造。第三是换班思想。认为自己确实不行了，并且不愿再当干部。这些思想，显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自己头脑中作怪。由于存在这些私心杂念，我一直抱着等待挨整的态度，终日苦闷。会不会还有出路?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我恰恰相反，襟怀狭窄，私字当头。这样下去，不但不能赎罪，而且将罪上加罪。怎么办呢?只有革命，只有造反，造反!原来对“造反”二字，不仅不理解，而且有反感。是谁来造反，造谁的反，我帀始是有怀疑的。我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敢想敢说敢闯的革命精神，看成是无法无天，破坏社会秩序。后来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多了，才逐渐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实事求是的，通情达理的，确实感到造反有理。他们在揭发批判我的错误时对我说:“批判你，是为了叫你干革命。”这使我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对我政治上是十分关怀的，很感动。特别看到他们敢于革命，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感到非常钦佩。因此，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情逐渐亲切了，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悦耳了。但是我还不敢想自己也能起来革命。因为我是当权派，是革命对象。当前我只能是老实受批判，认真作检讨。但事实并不象我想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就推我们起来革命，拉我们起来革命，欢迎我们起来革命了。去年十二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鼓励我站到革命派一边来。因为当时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理解，这话没有听进去。今年当我正在寻思走哪条路时，局机关革命派的同志又同我们谈话，指出我们有错误，有罪，应受批判；但不能只等批判，应该起来革命，检举揭发，才能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与此同时，还让我参加了全市机关干部抓革命、促工作的大会，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这次会议对我教育很大。在会上听了关于对待革命干部的通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发言，还号召领导干部起来革命，使我深深的体会到毛主席对干部的关怀，也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坚持贯彻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会上革命的领导干部陆文才、胡华清二同志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给我树立了榜样。我当时想，一定向他们学习，起来闹革命，但是又想到人家已经老早革命了，我和他们的情况不同，又产生思想顾虑:第一，革命要有表 现，要有行动，首先应该揭发，现在材料都已交了，揭不出新的材料来，会不会说我假革命?第二，党委的错误都有我的一份，而我比别人犯的错误、犯的罪还多，我揭发别人，群众会不会说我是搞政治投机，逃避罪责，嫁祸于人?第三，我有许多债还没还，他们会不会让我革命?我把这些思想向局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谈了，他们对我作了分析批判，并指出: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增加了敢于革命的信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的帮助，又学习最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使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一份力量。于是我就起来揭发了。虽然，揭的还不深刻，但受到革命派的鼓励和支持，我决心一反到底，把旧局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一一揭出来，坚决打倒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我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一定作深刻检查交代，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坚决改正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大破我脑子里的“私”字，大立“公”字，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来源：《文汇报》196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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