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4 作者：叶飞
叶飞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了广大的革命群众热情，打击了革命左派，使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我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我是有罪的。今天，我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向全省人民请罪。
我向同志们表示决心，一定要同革命左派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同志们彻底揭发和批判。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就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性质的错误，十一中全会以后，错误不但没有改正，而且犯得更严重。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也没有按照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去做，造成在福州地区群众之间相互对立的局势十分严重。这是由于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没有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公开的检查，反动路线在干部和群众当中的影响没有肃清的结果。我所以到现在还继续犯错误，关键在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就“私”字当头，就不可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同资产阶级路线彻底决裂。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代表省委在全省三级干部会上所发的书面检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发的书面检讨，都是很不深刻，没有触及思想灵魂的深处。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感谢同学们对我的批评。现在，就个人所犯的错误向全省人民公开作检讨。
我的检讨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不变颜色。在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说的，不但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审查、大批判。我要坚决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革命的洪流冲击着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毛主席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群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人国都有这三项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总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上，不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用满腔热情的态度去支持革命左派，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革命，支持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特别是支持他们造我的反。没有看到广大群众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只看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难免产生的缺点和一些枝节问题。站在他们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指责他们，甚至在对面反对他们。这样就把自己摆到同革命群众相对立的地位，我自己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去了。
第一，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正是违背了毛主席这些教导。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迷信自己，迷信工作组，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在运动初期，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到处派工作组，想把运动纳入自己的框框。这就说明了我在运动初期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第二，抵制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包庇王于耕〖按：叶飞夫人，省教育厅厅长〗。去年六月间，厦门八中革命师生提出要求王于耕回校揭发批判。这个要求是革命的行动，本来应当热情支持，叫王于耕去厦门八中向革命师生请罪，承认错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怀疑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工作组在那里搞鬼，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操纵。当时革命师生说，王于耕包庇李永裕，搞“和平社教”等等。我认为厦门八中的社教搞了一年多了，王于耕是后来派去的，为什么把责任加到她个人头上呢？总是怀疑有人在搞鬼。更错误的是，我还怀疑搞王于耕是为了搞我。这就是在我的灵魂深处“私”字、“我”字作怪。我对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一直是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不但没有看到王于耕在厦门八中搞社教那一段是有错误的，更严重的是没有看到王于耕在教育厅工作十多年来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积极贯彻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王于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是极端严重的，目无组织制度、目无纪律，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教育厅也是五界之一，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因此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起来造王于耕的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一直遭到我的抵制。
后来，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冲破种种阻力，在八月下旬派了三百多名代表，沿途串联来到福州，要揪王于耕。在我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范式人和许亚两位同志到厦门去进行劝阻，这是很不对的。但是革命师生终于冲破阻力来到福州了。这个时候，我又错误地怀疑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所以得到很多革命群众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打起了“造王于耕的反”这革命的旗帜。因此我向常委建议，要把这个革命的旗帜夺过来。在我这个错误的建议下，省委才怆促作出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的决定。（这就是去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万人大会。）召开这个大会实际上对厦门八中革命师生革命行动的抵制，是怕王于耕被厦门八中革命师生抓走。在会议后期，决定对王于耕停职反省的处理时，我因为私心杂念作怪，省委讨论宣布停止王于耕停职反省的……为借口，在书记处会议上不同意对王于耕进行停职反省的处理，全部暴露了自己的错误意见。对王于耕进行包庇。在七月份省委点名批判的时候，就只点了卢叨、陈虹和宣传部的名，我一直没有提出王于耕的名，这就是包庇了她，包庇王于耕也就是为了保我自己。
从我这些错误当中，就可以看出，当革命革到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的时候，在我灵魂深处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站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站到革命群众的对面，反对他们了。
第三，去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革命师生，为了声援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到省委要求我接见，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没得到解决，总认为里面有坏人捣乱，不把革命群众的“八·二九”的革命行动看作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一出去就会出问题。所以推托在开常委会，迟迟没有出去接见，引起了革命师生强烈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时我才被迫出来接见。要接见的时候，本来应当向革命师生请罪，引咎自责。可是，没有这样做。当时在口头上虽然也说了几句赔礼的道歉的话，那不是真心实意的。我当时的思想是把革命师生看作是被坏人所利用，因此，我不是采取热情的态度，去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采取完全错误的态度，采取和革命师生作斗争的态度。所以我在会议当中专抓一些小辫子，向革命师生进行还击，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当发生抓人打人时，不但没有出来制止，反而退到办公楼上，坐山观虎斗，心里还感觉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公开最露骨的表现。我这个错误影响很大，根子很深。把“八·二九”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这完全是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的。
八月卅日晚上，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进行了通宵的讨论，作出决定，向群众说明“八·二九”是革命的行动，不是“反革命暴乱”。省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被迫同意了。我虽然同意了省委这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思想没有通，我以不要脱离多数，脱离了多数省委就会垮台为理由，推翻了八月卅日常委会议的正确决定。在我的思想指导下，在会议上提出不要让他们讲话，可以进行街头中、小型的辩论，造成了对革命师生的围攻，这个错误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我在“八·二九”前后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公开、最露骨的表现。
第四、压制南下革命串联的学生和本地革命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南下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小将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少年，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有革命精神，是勇敢的革命闯将，对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我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而是刁难、抵制、反对他们。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十六条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我也是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也不是热情地支持他们，而是抵制和反对他们。当我听到革命师生高呼“打倒叶飞，改组省委！”就感到头痛。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恰恰相反，“私”字当头，私心杂念很严重。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站到革命群众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了。
从以上的事实就可以看到，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存在一个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把情况总是估计得过分严重。想装高明，不相信群众。这完全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我错误地认为能够听我们的话，按照我们的方针办事的，才是革命的左派。而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联系广大群众、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群众，反而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左派，甚至把他们当中一些人看成“一小撮”、“政治扒手”、“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别有用心”的人等等。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蒙蔽欺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使革命群众遭受到围攻和打击。革命造反变成有罪，蒙受了种种的罪名。这正是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行。现在，我向党、向毛主席、向全省人民请罪，向所有因为造我们的反而被打成“反革命”或者加上种种罪名的革命群众请罪。（群众高呼“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
刚才向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对待《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九·一”革命大字报，一直采取不支持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认为以孙泽夫为首的《福建日报》旧编委是革命的左派。当报社革命职工起来造他们反的时候，就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搞鬼。所以一直不支持报社的革命群众。六月十八日，报社革命群众同以孙泽夫为首的旧编委的斗争发展到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候，我怕出不了报，影响不好，才被迫下决心支持报社的革命群众，才宣布对孙泽夫取消本人停职反省的处理（原话如此）。但是在派出新编委的时候，我对他们交代说，你们只管办报，不要去管运动，要他们用两天练出个水平来。并且说，报社是个烂摊子。这就是我对《福建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九月一日《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革命大字报一出来，我在常委会议上就讲：“糟得很，暴露了！”这就是我对《福建日报》“九·一”大字报采取错误态度。九月十七日，我在会见南下革命师生时，就公开表示支持揭《福建日报》社革命群众的老底，挑动群众对《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进行围攻，把报社革命群众在群众当中搞得很臭，在这里，我向报社受围攻、受打击的革命职工造反队的同志们请罪、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恢复他们的名誉。
现在讲我的第二部分的检查。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没有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第一，“我”字、“私”字没有去掉，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叫我们回来要振作精神，公开地、勇敢地检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回来就要向群众公开认错，改正错误，搞好平反，引火烧身。但是，我的思想没有真正解决，对自己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加上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怕触及到灵魂深处的脏东西，所以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不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福州以后，没有立即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公开检讨，使群众明白真相，放手发动群众，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和群众当中的流毒和影响，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是继续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造成了福州地区群众斗群众的局势越来越严重。由于我怕群众、怕革命，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不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支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采取了中间立场折衷主义。毛主席说，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我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这样教导去做。我们省委常委的同志和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许多同志对我进行了多次的严肃批评和斗争，帮助我认识错误。我对同志们的批评不仅没有诚恳接受，反而有抵触情绪。我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对某些问题和社会上的流言，比如，说我在三级干部会议上靠边站，说省委内部有这派那派等等。这些流言我没有主动明确表示态度，使群众明白真相。福大一部分学生对张孤梅没有参加三级会议的问题，对范式人同志有误会，我也没有挺身而出，说明真相，表明态度，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思想混乱，流言更广。我们省委常委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什么派别的斗争。第二，我没有虚心地向革命小将们学习，甘当小学生，对广大革命师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顽强意志很不理解。我从北京回来之前，革命师生就已经召开了各种会议，揭发批判我和省委所犯的错误，满腔热情地希望我们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能够认真地公开地诚诚恳恳地检查我们的错误，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狠下决心，改正错误，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我对广大革命师生这种诚心诚意的帮助不是虚心地接受，表示感谢，而对我们采取了不满和抵触的情绪。（群众呼口号）
由于我的错误没有改正和省委对有关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档案材料和平反等问题没有处理好，所以革命师生在“11．23”采取冲进福州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和市总工会，抢走材料的行动。这种行动本来是革命的行动，（群众高呼：“11．23”革命行动好得很！）当时，有的群众受了我们的蒙蔽，所以当天工人赤卫队集合了一千名到人民大厦，要求省委对“11．23”事件表示态度。我没正确地向工人群众说明“11．23”革命师生的行动是革命的，是怎么引起的。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我和省委，不是对准工人的，而承担责任，避免工人群众对革命师生“11．23”革命行动的误解和不满。相反地，我看了现场之后，在工人文化宫大会上说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应当对准我们省委，不应当对准工人群众、团体，这样做方向是不对的，不是革命的。我这样讲话，错误很大，挑动了工人群众对革命学生更尖锐的对立。所以，“11．24”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的一万多人大会是和“11．23”事件有联系的。在“11．24”大会进行中间，发生不幸的武斗，流血事件。（口号：叶飞是“11．24”的罪魁祸首……）这个责任不在学生，不在工人，完全是在我身上。革命师生说我是“11．24”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是罪有应得的。革命师生说“工人无罪，罪在叶飞”，我确实有罪。
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决心从错误当中得到教训，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放手发动群众，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斗倒、斗垮、斗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进一步向现在过去我对党、对人民所犯的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作斗争。
第四，老区人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投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省老区工作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没有紧跟主席思想，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对老区群众关心不够，联系很少。在工作上存在着问题，我要负责任。我诚恳地接受老区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决心处理好老区群众的问题，改进老区工作。我省在复员军人、退伍军人工作当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欢迎和接受对我们的揭发和批判，帮助我们改正。（群众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口号）
现在检讨我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三部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以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错误越犯越大，迟迟不能觉悟，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到现在还不能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有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的。最根本的根本就是没有学好、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的世界观。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溶化在我的血液当中，落实在行动上，脑子里仍然是“我”字当头。因此在这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存在我身上的“我”字、“私”字、“旧”字这些肮脏的东西，都统统暴露出来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仍然不能得到改正，主要原因是：
一．我在十一中全会以后，工作会议以前，由于“我”字、“私”字没有去掉，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我就不是“敢”字当头，勇敢起来革命，而是“怕”字当头，害怕革命，害怕群众。只想倒而不想走。把自己摆到同革命群众对立的地位，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了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自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主观上我本来也想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来。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反而继续犯错误呢？根本的问题是我的立场没有真正站过来。
从工作会议回来以后，我虽然也承认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是革命的左派，要把屁股真正坐到革命左派群众这一边来。这样做才能真正改正错误，才能同反动路线决裂，也才能够过去由于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被蒙蔽的干部群众觉悟过来，转过方向，同革命造反的群众团结起来，一起揭发批判反动路线，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矛头先对准我。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相反地，采取了新的错误形式，采取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态度。我这个错误集中表现在对革命师生“11．23”革命行动所采取的错误态度，造成“11．24”流血惨案的后果。如果我是真正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我就应当欢迎革命师生，支持“11．23”的革命行动，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不但不欢迎和支持“11．23”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反面批评和指责他们，以致造成“11．24”流血惨案的事件。革命师生采取冲进“11．24”大会的行动，实际上是为了挽救我们所犯的、为了防止我们犯更严重的错误的革命行动，他们的矛头对准我们，不是对准工人。当时我们的错误思想没有解决，所以对革命师生“11．24”所采取的行动心情一直不能理解。
在“11．23”、“11．24”事件之后，群众之间尖锐对立的局势越来越严重，这是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不但没改正而是越来越严重的结果。我本应当从中得到教训，及时悬崖勒马，但是我还不觉悟，我所采取的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来，不敢公开说革命师生“11．23”的行动是革命的。我现在认识到我是脚踏两条船，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最后就会沉下去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就不能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就不可能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我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了。
现在向大家表示明确的态度：我现在下最大的决心，改正我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所采取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错误态度。坚决把屁股坐到革命左派和革命造反群众这边，我再不犹豫，不动摇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内，我所犯的错误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特别是革命师生和同志对我的批评、斗争和帮助，才认识到错误，我向帮助我认识错误的革命群众和同志表示感谢。（群众高呼：彻底埋葬叶家王朝！）
第二，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这个问题主席对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教育，我对自己能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过去是没有认真考虑的。一直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才体会到，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确实不容易。解放十多年来，在和平环境里，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特殊化，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差很远，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忘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我在潜移默化，和平演变之中，还不自觉，这是多么危险啊！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能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能不能自觉地勇敢地起来革自己的命、能不能保持我的革命晚节的问题。
我没有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先革自己的命。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这个人严重的毛病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总以为胜利是在自己身上，而不在别人身上，只能批评人家，不能接受人家的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存在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第三，我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常常位置摆错。不是把自己放在集体当中，而是放在集体之上。“我”字当头，个人突出，一言堂，提个人迷信，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不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来一道工作。这些都是和毛主席思想根本相违背的。由于我的错误，使党的集体领导受到破坏，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当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省人民。我一定狠下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来。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就破产了，现在更加土崩瓦解了。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运动正向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公布，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坚定地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
我们相信各革命组织，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革命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任务。同学们，同志们，我向大家表示，我今后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而且我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也一定要照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而且我今后一定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和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团结大多数，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代表省委表决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一，我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把“老三篇”学好，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一定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彻底改造我的世界观。
第二，我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监督我改正错误。
第三，我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革命左派站在一起，团结大多数，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第四，要放下官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我这个人官架子很大，严重地脱离群众，所以不能够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我致命的弱点。我一定要狠下决心，今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认真改造自己。
第五，我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平反和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材料问题指示，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行动不坚决，是错误的。今后我们要组织专门力量，迅速、认真地搞好平反和材料处理工作，以利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我今后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基层领导的作用，团结群众，共同搞好工作。
革命的同志们，我今天的检查还是很不深刻的，我热烈地欢迎全省革命群众对我所犯的错误继续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我准备以后再向大家作检讨，我坚决同革命群众、同学们一起，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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