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29 作者：赵川
赵川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是衡阳驻军领导小组派往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方代表之一，驻军领导小组关于衡阳支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多都是通过我在衡革会传达贯彻的。驻军领导小组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具体执行者，我要负重要责任。
我在衡革会工作五个多月，由于衡阳驻军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衡革会的工作，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衡革会所犯的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因为，群众组织负责人，领导干部和参加衡革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受驻军错误路线蒙蔽，跟着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责任。希望这些同志很快觉悟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方向路线错了，就一错百错，所以，我的错误很多，今天主要检查如下：
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红旗》杂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在衡革会工作期间，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如：
二月份，湖南军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我们跟着一起打击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虽然没有上报情况，只是二·四批示的执行者，但我们有责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有责任，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凶手之一。我们的方向路线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向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三月份，脱离实际，片面照搬青岛、贵州经验，过急过早的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和所有群众组织总部。撤销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去，使一些造反派力量较弱的基层组织，一度出现保守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到压制的现象。
四月份，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开始炮轰衡革会，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所以，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也很反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映。因此，用“炮轰衡革会就是反对解放军”等极端错误的话，对他们进行压制。虽经他们几次解释，说“炮轰衡革会不是打到，是轰缺点错误，炮轰衡革会不等于炮轰解放军”。但我总听不进去。在这里，向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请罪。一次姜造反同志找我谈话，在谈到不如自己心意时，就态度横蛮地说：“咱们没有共同语言”，这完全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缺少起码的待人态度，衡阳工总找我联系，要求表态支持，要求批给活动经费，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可是，当时我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对他们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因此，既没批给经费，又未表示支持。这说明对不同观点的不是通过工作达到联合，而是采取排斥、打击、压制的反动路线来处理这些问题。
五月份，绝食斗争，我很反感，思想上认为这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因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使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汪子涛同志同我谈过几次，当时谈的很好，他很诚恳的指出衡革会的缺点错误，并希望衡革会公开检讨。我完全同意汪子涛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但原支持的一派坚决不同意把衡革会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于众，所以始终未向全国人民检查。后来由于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和原湘江兵团向我提出抗议，所以同汪子涛同志的联系就逐渐冷淡下去了，我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怪，只怪自己立场错了，未站在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一切就都错了。
六月份，高魁、王光蔚同志要组织调查团，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我外表上虽未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没有积极支持。在这里，特向高魁、王光蔚同志请罪。六·七游行和农民进城游行，部队领导小组和我，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六·六通令，但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造反派的，用这种声势来争取群众，来压制造反派，使造反派在发挥革命性上，在壮大左派队伍上，均受到极大的约束。从游行的坏作用来看，说是反革命的游行并不过分。
我在对待湘江风雷平反的问题上，认识迟，觉悟慢。我是盲目维护二·四批示，在北京谈判精神未下来前，我是不同意平反的。为湘江风雷平反的革命小将，长期受到了压制，如撕湘江风雷的旗子，抢袖章，抢报纸，我虽未布置这样的任务，但这些我都是抱同情态度的，这个问题直至中央明确表示二·四批示错了以后，我才彻底的回过头来。
对长沙的问题，我没有作调查研究，没有对听到的一些片面反映，作阶级的分析。尤其六·六以后，认为工联的大方向错了，越走越远了。并误信六·六惨案的幕后指挥者是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于偏听一方，片面地支持高司，压制打击了长沙工联和与其观点相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长沙工联观点的同志到衡阳，多方受到刁难，高司观点的到衡阳，则受到多方照顾。
黎军长在长沙表示支持工联，以及中央表态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以后，衡革会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当时我对于原所支持的一派仍抱有幻想，思想上还认为衡革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因此，还想方设法保衡革会，因此，曾几次布置了要成立动态组，注意收集整理衡工联、誓保团的一些材料，目的是准备将来看长沙一样，上北京打官司，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
七月份，衡阳发生了不少武斗。当时我只看到武斗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错误认为，武斗是工联、井冈山挑起来的，没有看到武斗的历史根源，没有看到这是革命左派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起来反抗的革命精神。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对待群众在态度、立场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可以看到，我对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鉴别左、中、右的标准，确定支不支持，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看对待衡革会和军队的态度上。当革命造反派起来抵制和反对时，便错误的看成是逆流，是反夺权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真正的革命左派，不但不支持，相反的进行压制、打击，想把左派组织整垮。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无限忠于和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衡革会是在镇压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之后开始筹备，于二月二十五月正式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我在衡革会成立以后，革与保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处理，革的方面考虑少了，保的方面考虑多了，思想上始终存在消极保权的右倾情绪。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打乱旧的，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总想着维持那样一个摊子搞下去是困难的。实质上思想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怕革命就必然是保守的。衡革会的组织形成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容主要还是旧的，如规章制度，思想作风等，有的学生或一般干部当了委员之后，出门总想坐汽车，也有的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宣扬一下自己，叫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建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委员坚持的最差；委员们多忙于事务工作，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很不够；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要求过快过急，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有的单位，搞成了大杂会；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一股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所以解决的不力。在今天提高认识来看，因为它是建立在镇压了左派的基础上，成立后，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性，代表性也很缺乏，主要是没有真正革命派代表。长期没有农民委员，工人委员也不足数，权威性就更不够了，调不动人，决定的问题不算数。因此，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应该打倒。今天垮台比将来垮台好。在这里感谢同志们，使我早认识错误比晚认识错误好。
地造总，前身是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它是在衡革会派代表在贵州参观以后，学习贵州经验，为加强对群众组织领导而成立起来的。在贯彻中央二·四批示时，它跟着衡阳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驻军来负。在衡革会成立之后，对地造总的缺点错误，教育帮助不够，尤其是总部撤销之后由于忙于事务工作，曾一度出现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无人管的状态。对地造总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往往怕弄僵关系，影响团结，而姑息迁就，因此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的不快，革命性不强，有维持现状和满足现状的保守情绪，同时掌权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利用自己一时的政治、组织优势，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排斥，唯我革命，唯我独左的大组织派头很严重。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好似越不解放，革命性越好的样子。他们实际上是衡革会打击、压制革命左派的御用工具，他们发的很多传单，现在分析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以上衡革会、地造总的问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由于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衡革会全体同志和地造总所属组织受了蒙蔽，跟着犯了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很痛心。希望衡革会的同志和地造总的同志们，反戈一击，对我进一步进行揭发和批判。
—方面是因为二月份湖南军区从右的方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刚介入不久，就谎报情况，片面支持高司，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因而使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已经定型，后来他们继续蒙蔽高司，压制革命左派长沙工联，使方向路线错误更加严重。我们的错误就产生在这个全省性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上，我的错误也是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立场错了，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世界观上存有很多问题。
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跟不上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领会不深。因此，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有时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运动群众，阻碍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②思想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敏感不理解，条条框框多，夺权以后，怕乱求稳，急急忙忙整顿社会秩序，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按照老规矩估计形势，因此，有时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看不清运动的本质主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革命左派的一些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很反感，对他们缺乏阶级感情。所以就不自觉的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
③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看待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不是看他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而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就失去了唯一的客观标准，走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没有很好的触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倾听多方的意见，而是高高在上，整天忙于事务，作官当老爷，主观世界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所以，犯了错误，是不奇怪的。如果今天还不犯错误，将来肯定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同志们，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我的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使在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受到蒙蔽，受到连累，使原支持的广大群众到受蒙蔽，误入歧途。今天，当我检讨错误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里向他们请罪。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诚恳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井冈山等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左派组织，坚决支持章伯森、华国锋、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体现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某些所谓“过火”行动，触及人们的灵魂。锤炼人的意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受部队和衡杂会蒙蔽的群众，希望你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湖南军区、衡阳驻军和衡革会和我的方向路线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真正的革命左派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愿和广大革命左派一道，共同把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