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10 作者：廖井丹
廖井丹原编者按：现将廖井丹的第一次交待印发给有关同志，供继续检举揭发参考。
中共成都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所犯严重错误主要事实赶写出来了，送去，请收。
因为从九日起通夜写到现在（十日中午），已接连三十小时未休息，有些过于疲倦，头也迟顿，所以后边有些潦草。如果须要补充什么，容后再补写。
本来想在后边写一段总的检查，也因时间已到，不能再写，只好以后再写。希同志们谅解！
谨致
廖井丹三月十日十一时半
1、一九六六年六月，这以前，我参加过李井泉召集的贯彻执行彭真盗用中央名义发下的“二月提纲”。市党代表大会参照“二月提纲”写了学术批判一段在报告中，后删去，但还留有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的话。六月初，我讲了普遍揭发，深入揭发，揭深揭透，才能分清阵营。一开始就把运动方向搞错了，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揭发时，又规定对中央和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的大字报，劝说群众不贴，用小字报转上去。限制了群众揭发积极性。揭发矛头对准两个一小撮，平列，没有着重讲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六月底七月初即提转入批判为主，以批判带动揭发。批判的方法，开始提背靠背和面对面相结合，大中小会相结合，以小会为主。后来才改为适当开些大会，束缚群众手脚。揭发要害是六二年。认为五七年是右派进攻，这次是向右派进攻，抓的右派会比五七年多。重点是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学术是主要阵地。文化、医院等多年没好好整，这次要认真大搞。认为清华分校去工地发动群众批判干部是乱来，派工作组去建筑单位，限制学生。学生搞垮总支，市委开会没有人来，认为学生乱整。对白紫池讲的“敢于引火烧身，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革命，敢于领导”认为是对的，对学生把它批判为修正主义出大字报有反感，用市委文革名义打印了大字报，原准备发工作组（北京来的）研究，后因谈好调回北京去，未发。西安交大在化肥厂实习的二十三个学生自动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省委转来陕西省委电话叫劝阻，通知我，即派人去车站劝回。深夜亲自同学生谈西安来电话劝阻他们回去情况，（未逼写检讨），没有弄清事实就做，是帮陕西当权派的忙。
2、七月初派出大量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群众。制定了一套框框，如整理了大字报，学习、生活、起床时间等规定过死，限制学生活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做法混淆，我确定整了一中、十三中、十六中的工作组，对四中工作组，也起“帮凶”作用。一中，工作组对学生提放假是省市委反革命大阴谋。工作组未表态，就认为“没表态就是表态，可以定性”，“坏人当道”立即撤销，批判了几十天，还对一个学生记了账。十三中，我把工作队和工作组混淆了。讲“第一工作组反革命，第二工作组至少不革命”，也批判很久。十六中，“鬼儿班”关了七个四清积极分子，九个党员，其他有些不好的。认为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在新工作组去时就带有公安人员，后来去得更多。作我计划。抓“幕后指挥人”。八、九月份仍叫顶住不检讨。整了三个学生。四中，附和了李井泉的意见。李讲：“可批判学生，不出来可挑他出来。”我说：“批判个别学生可以”。在大专院校，想保护一些党委书记过关。如川师黄明、地院赵铎、工院郑方、民院柳云、成电羊君度等。七月下旬在川大讲话错误：保护工作组，用教训口吻对师生讲话，提出防止别有用心的人，过早强调政策。
3、八月一日撤销工作组的讲话，完全是按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讲话套的，随后放了他们的录音，匆忙成立校文革或临时文革，划左派，讲：“总要有一个领导才行”。十六条公布后，几次召开大学文革主任联席会议，想用联席会领导运动。执行李井泉布置的中学生冲工学院，挑动大规模的学生斗学生。下旬在工学院讲话错误：散布对串连的消极言论，没有说明冲工学院是李井泉布置的。学生揭发的大字报和传单，虽然话句有出入，我又错误地翻印了有利于自己的三种讲话记录传单，其中一种是自己事先看过的并略有修改，这实际是反击。按廖志高意见布置了体育场的一套播音设备。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传达下去。省八·二六开地书会，只发了文件，八·二八即散会。干部不但没带回毛主席领导运动精神，而且带回廖志高害怕学生的恐怖情况，对运动造成极大损失。八月二十八日夜，在成都晚报同意留下工作组由报社分配工作，又没办手续，造成后来的错误。在二十七日早四时左右，省委杨万选来我处传达廖志高意见，并带有省的一些部、厅长级干部，立即去大学。主要看法是北京来的学生中有坏人，要各校设法把学生调回来，不行就在那里辩论，使东方红礼堂大会无法继续并下去。我把这些看法告诉了中学组和机关。此后，一直到九月上旬，都是设法不让学生开成大会。实质是不让学生起来揭发省、市委问题，压制群众运动。八月二十八日省委会议上，廖志高讲二十七日学生批判他的大会，极力散布恐怖情绪，策划对付学生的办法。会议进行中，学生要我出来接受批判，我就离开了会场，对这次学生的批判，我抵触情绪很大，回市委散布错误言论：埋怨不该告诉学生我在省委开会，表扬省委干部能针锋相对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认为同学生对立情绪很好（实际是受我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要市委机关以后布置会场留退路，不让学生带走人。讲学生骂我“反革命”，是有坏人。讲了重庆给省委报告内容，大楼被占，干部被斗，一个打字员也斗了，不让楼上人喝水等，我对自己错误没有丝毫检查，这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暴露出资产阶级立场，和群众对立。二十九日公安厅礼堂大会，进出就有神秘气氛，廖志高讲话完全是造成恐怖情绪，同时也是围攻学生的动员令。他把形势估计很严重，“政权可能被夺去，今后用军队夺回来”，“学生可能审判我，打死我，死了光荣，你们抓凶手”，要“干部不睡大觉了，要积极行动起来”等，许梦侠好像也讲了“从同地质学生接触看，特点是靠造谣吃饭”，崔大田还介绍了具体围攻学生的经验。我思想上接受这些东西，这些话大体都说过。在这前后，省委把廖志高的讲话印发全市，煽动对学生不满，许梦侠布置转移重点和不可靠的人。收起这些人的大字报，防止和学生里应外合。送下乡劳动。冯焕武讲工业系统有两个干部想贴我的大字报，转了两圈回去贴在床上，要注意。我讲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这类话。以后一系列迫害一些干部就由此而来。后来听说西南局也是这样办的，那么，这个迫害干部事件的计划恐怕是从西南局来的。八月三十日，省委几次通知书记处离开市委。省委有的书记不愿离开，廖志高讲要给党纪处分。记得也在这天，从公安局调来的人也到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后，除留下廖家岷外，都在下午出去了。从此，市委书记处就分成文教廖井丹、廖家岷负责，工交，冯焕武负责，机关街道米建书、刘景周负责等几条战线分工负责了。我到工厂时，曾讲过：现在是“地下市委”，工作要做下去。
4、从八月底开始，就按李井泉、廖志高的部署，组织官办红卫兵。具体工作由赵苍璧指挥，很多通知由周颐传达。我们先到电厂，后到四二零厂。九月一日赵苍璧通知我去公安厅七处开会，到后就在办公室住下。随后周颐也来了。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在电厂时，赵苍璧和张力行来，赵说他们（西南局和省委的部分书记）在金牛埧开会，讨论了形势和做法，大体意思是形势很严重，有些人还看不出。机关留下人，准备学生占领，但不主动撤出。当时即叫把留下的廖家岷撤出管中学。要另找房子办公和住，他和米研究很久都无适当房屋，因既要在市内又要隐蔽。这种局势要继续很长，要有准备。看来错误是犯定了，问题是如何避免流血事件。后来还谈到翻印传单纸张格式不要一律等。这些后来都分别找人谈和布置了，我布置了翻印了清华附中十点意见等传单，让工厂组织红卫兵，后来没成立，官办了纠察队。学校红卫兵原打算大、中学在一起，后来分别建立。九月初红卫兵开始分成两派，我支持保守派，压制炮轰派。发动干部、工农、贫下中农送子参加红卫兵，并在报上发表消息。传播李井泉的话：“当权派不能讲话，工农不介入运动也不能说话，只能通过子女来表达自己意见”。
九月专管中学后（大学红卫兵管到九月初），移居东方红宾馆。先在东楼，后来中学住五楼，大学住六楼，以便联络，由赵苍璧统一指挥。白紫池主持陕西街，肖菊人到锦江。提倡一刀两断地把“红五类”、“黑五类”分开，以红五类为主体吸收个别表现好的参加红卫兵，其他可按有些学校的经验，成立“红战友”和“红外围”等组织。推广“红五类翻身大会”经验，“建立红五类的绝对优势”，在这种思想情况下，会讲“红五类斗黑五类不是学生斗学生”那样的话。屡次讲不打人，但制止不力。九月中执行李井泉的意见，“先建五百人红卫兵纠察队”，配备卡车、自行车、解决交通问题。按北京西城区纠察队样板搞。周颐还同在北京的刘大震通话，问情况，要寄回通令等。条件是政治可靠，身强力壮。李井泉还通知要军分区和公安局派员训练指导，后请示军委不同意，没有成功。我还告诉主要负责干部子弟让出领导位置，由工农子弟出面负责。从工厂抽调得力干部加派联络员，省上也抽调了一些处以上干部，加派联络员，加强对红卫兵的控制。提出改组中学部和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对中学部是替换出些宣教系统的干部，加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进去。对红卫兵指挥部，是“不承认，先分片搞起再统一。”原因是在请辅导员和九·七指示要党委负责人到群众中去，省委要李大章出面讲话，中学红卫兵指挥部为李井泉的儿女操纵，会都没开好，才确定这样办。有排红卫兵组织的队，认为好，让中学仿办。
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讲话发表后，认为：左派得到支持，对方正在分化，形势对我有利，不要反击。只要做好正面工作，避免流血事件，就是胜利。现在还放不够，越暴露明显越好。又说：“各种政治思潮都要登台表演，现在还表演不够。”从九月初起，就一直消极防范，不让干部、工人、居民同学生接触，甚至告诉小孩不要看热闹。一方面是孤立学生，一方面又散布以免他们制造事件，嫁祸于我，诬蔑学生。对革命的和坏人不加区分，统称为“跳出来的”，讲：上边不要去动他们，群众揭底可以。群众起来后，去北京告状反映情况的增加，对重庆一批学生去北京，不知是中央文革或国务院叫设法劝阻。重庆做了很多工作无效，先锋到成都时，省委研究如何办，我是主张不要强行劝阻的一个，因中央话未说死。前几天才看见陶铸对四川学生讲：你们冲破层层阻拦来到北京，我支持你们。如能劝阻，就不会到成都。到了成都，势必劝阻不住。因此讲：对去北京的劝说不行，就叫去。强行阻拦，到北京照样会得到支持，我们会受批评。光明日报记者（有中央文革介绍信，听说未见）来市委，我们在作情况介绍时，基本是套省委廖志高的架子。当时感到工作难作，中央指示少，“是在考我们”。“趁这机会好好把问题反映一下。”因为首都每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同志讲革命后，总理都讲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也在统计局和有关方面要了一些情况和统计数字。对这几个记者，大致廖志高叫郭林祥了解过他们的级别及应当看什么文件等，他们都没有回答。我听郭说：他们没有表态，不愿主动往来，以后最好少找他们。廖志高就说：以后不主动找，文件一般的给，他们提出要求的给等。九月中旬，大学生去北京。省派袁仲凡、张广钦等随去，想藉机摸底，遭到冷淡待遇，但他们收了些情况打电话回来，重庆八·一五在北京大学开会中途扩音器被学校收回；路遇陈毅同志拦车，陈只简单说了一两句问候话等消息，都回来讲过。由学校发展到社会除四旧。抄家开始有些乱，省里有意见，随后就由赵苍璧找省、市统战部统一开列名单决定去舍。抄政治反动为主，经济为辅。三结合：红卫兵、派出所、居委会。在这前后，就开始不用简报刊头，不落款，不记笔记，简报看后自行烧毁，怕学生拿住把柄。这一段除了怕得要死，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发展，错误最严重。但省委起草（加市委名）的对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没有根据红旗十三期社论和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来加以修改，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加强斗、批、改，这个严重错误有我一分责任。
5．中央工作会议
去前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一切问题，没有认识错误，也没有作检讨的认真准备。材料也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准备的。加上去前几天重感冒，连续打了几天针，直到上飞机前还在打针，没有找有关同志多谈，头脑中也比较空洞。同时，又接受了廖志高的论点：成都工作组和北京不同，没多斗学生；没有出大的死人事件，还有些自觉可以，这就更加深了自己的错误。会议开始是按林彪同志指示：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提出来，研究政策。然后陈伯达同志报告：再讨论。小组内廖志高先汇报，组长谭震林听完后说：该全面讲讲。谭没有追问，后来追问过鲁大东谈过话。好像廖志高还给省委打回电话，说他发言后反映好，就是指这说的。后来是主席在常委和中央局书记会上批评了廖志高的第一次发言。我汇报有点检查，但极不深刻。原因是去前那种思想状态，而自己确实没有占有大量材料。陈伯达同志报告后，两条路线问题提得尖锐，自己有觉悟，但很不够。我的检讨现在看来只能是属于承认错误的表态性质。个人讲了有记录改好交上，然后按问题综合发的简报。揭开刘、邓问题的会，只有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我们是听小组传达，也没有给这次会议的记录稿。对刘、邓揭发的小组会时间好像只有一天多，就由刘、邓在会上检查。后来就由总理主持研究各项政策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运输问题，小学教师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好像没有得出结果）。总起来讲过一次话，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传达过。主席、林彪同志几次指示，精神都是：打通思想，挽救干部，嘱咐回去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最后指示三干会都传达了。会议规定不让打电话传会议内容，省有时打电话他们说同时告市。我的两次电话：一次是廖志高让给冯焕武讲讲注意哪些问题；一次是廖志高谈夏德鸿在中央控告市委讨论和布置过斗学生，因此，给廖家岷打电话询问。当时没有认识红五类翻身会就是斗学生。从思想上检查确实不是：玩弄权术，欺骗中央。中央和会议也确实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关于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会议期间开过什么小会问题。我知道的，到京后李带上各省第一书记去贺龙家中一次，不知谈的什么内容。李井泉常召集各省第一书记开小会，有时重庆参加，成都、昆明、贵阳都没参加。有次去廖志高房间碰见他们开会，李叫听听，记得是谈重庆在八·一五问题上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廖志高找重庆、成都、周颐谈过几次，内容是南充的问题，成都学生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大致都是省委给他打去的电话。李井泉、廖志高都给检讨定过调子。李井泉开始讲是某些问题上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过几天廖志高才承认有方向、路线错误。李对西南地区的揭发检查，没有放开，老纠缠在重庆八·一五和贵阳问题上，占去很多时间。
6、三级干部会议前后我的错误。
回来没有认真抓紧开会，先让各部同志批判自己，占有犯路线错误的大量事实，不怕痛，不怕丑，深挖自己思想，向三级干部会议亮底，而错误地委托人先起初搞，自己再来修改，确实是很大错误。没有在常委先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实质讲清楚，集中力量来开好会，而是看、读记录，读时或在讲会议精神时又加些不必要的情况说明，分散了注意力。例如：讲运动时，说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次运动不仅触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能够在党内培养一种良好的民主空气。林总很欣赏这个意见，随后就说：我发言只讲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充分民主，我们上一次学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看来还应当好好学下去。讲多数少数时，提到张广钦上次说八·一五在北京受冷遇，是不摸底，我们听他的话上了当。这次才听说，中央开始把八·一五看住超左派，后来认为是彻底革命派。讲犯路线错误时，说四川在小组是中等（因组内有甘肃）但南充问题突出，问题大。总之，这些说明，不是废话就是错误的。对会议中干部提出很多意见，又没有虚心听取。如工业系统提了很多意见，自己不了解工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就应当下去听，或找人谈。头脑中死抱住中央工作会议没谈工业系统的问题的框框，认为主要是今后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后来在接受批判时才知道，确实问题是很多的。说明自己头脑已近于僵化。对平反问题也是同样情况，使后来工作量增加很多。检讨的面既狭，尤其不深刻。面狭，就使到会的干部觉得文不对题。不深刻，说明自己觉悟太低。平时不熟悉情况，又没有到群众中去了解反动路线的严重危害，做不出有血有肉的检查，也不能触及灵魂深处。揭发刘、邓问题，是省委请示中央增加的内容。给红卫兵谈判，一直到十六日才正式开会。时间本来紧，内容又增加，更应当抓紧些。当时自己觉得很难掌握。归根到底，是对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估计不足，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也认识不足，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太差了。会中，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北农学生带走，十二月四日回来时，会议已经散了。准备开次常委会了解传达情况，还没开始又被工人冲散，以后即更难进行工作了。
7、我在处理问题和签字方面的错误。
第一，十一月十三日大会。这次大会全部是李井泉、廖志高安排的，在三干会没开，干部、群众还有些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时候，开这种大规模检讨会是和中央精神违背的。大会结果造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分裂。我的错误是建议在会后围攻学生时写个表态申明。廖要我拟稿，原来大意是：希望对人民南路北地等宣传车的围攻和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包围立即停止下来，并对被围攻、包围的同学道歉。在赵苍壁改为“包围辩论”和“包围质问”取消道歉，后送廖志高，他又改为辩论，取消了外地单位，加了很多支持。发表后更是火上加油。这次错误是：一、没有弄清大会造反的根本原因，这全是我的责任，二、把围攻说成辩论，立场站错了，三、组织错误，省市委没讨论，四、随后个人签字又认错但不应说成大毒草，引起更大混乱。这些错误与市委其他同志无关，完全是我个人负责。
第二、错捕苗前明事件，我有严重错误。十二月中旬梁歧山约我谈话，要我造李井泉、廖志高的反，要我五天贴出大字报。我答我造反自己造，不受他约束。我讲造李井泉的反定了，廖志高我还要看一看，因廖志高去北京前讲过要和李井泉决裂。梁歧山过去受李井泉压制，闹过架，揭了些问题，我相信是造反。后来约定如果揭发材料记不清，可以互相核对，他病，要我有空去看他。一月二日，我去看他病，想同他核对一下李井泉有次关于四川死了人的谈话。谈后，他讲苗前明幕后操纵人破坏了他的干部造反大会，捉走了造反干部。拿出事先写好条子要我和他一起签字。我个人表示支持，签的大意：查清后按重要通告办。夜间我在公安厅开会时，有三司学生和省委革命组织找来说：梁根本没查，十一时已捕了苗。梁说的造反大会是他们冲散的，带走的干部是当权派。苗根本不是幕后操纵人。我知道这事根本办错了，当即找上赵方二时过到梁处，要他放人，停发通告，第二天到省委接受革命干部批判。梁蛮不讲理，并大喊不让我们外出，当即有红卫兵和造反兵团的人看上门。这时，站在一旁专管政法的赵苍璧一言不发，我感到奇怪。后来我们找上了赵方、樊执中（都是梁的主要助手）谈到六时，他们答应了三条照办。赵、樊刚离开，省委革命干部来找，他们即已逃跑。次夜我去法院寻赵方，那里竟想拘押我，是省委同去的干部说清才离了法院。这时，我才觉悟到中了他们圈套。这个严重错误我已向省委革命组织写了说明和检讨，并表示愿受党纪国法的应得处分。
第三，今年一月一日在文家场讲话。据成大8·18，8·13红卫兵彭大华说：他们在文家场和公社副书记交涉事情和宣传，受到围攻，撤离场外，受到二千多人包围，以后双方增援，几乎造成武斗。我讲话有一段大意是：共产党员参加保守组织的，要自动退出，如果不退出，继续围攻革命学生，挑起武斗的要开除党籍，幕前幕后操纵的要按重要通告办，并说了准备起草文件。后来在四二○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但从未指“红旗”和其他组织的名字是保守组织。我讲这话是听说吴德在北京听过同样的话。起草文件事曾向杨超建议省委起草个文件报中央审批，杨要我起草，北地学生写了几条不行，此事就搁下。后来听说成大红卫兵讲的和实际情况有出入，错误我应负责，弄清情况再作深刻检讨。
第四，对产业军我讲过“讨厌”，和高保林（？）讲过：你们那里有产业军，要劝他们解散。当时是“德阳事件”很紧张，姚体信同我谈，有二十万产业军要去德阳解救他们被扣的人，怕出大流血事件。扣人是错的，我们在做工作，如大批去人肯定要出事件。原先通过工会还可找住产业军的人，后来找不住人谈，很耽心出问题。对造反兵团的态度，我在“米建书必须坦白交代”和“坚决造李井泉、廖志高的反”两张大字报中已明确表示了看法，即开始是对当权派，方向对，但组织严重不纯，逐渐被反革命坏蛋当权和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收买变质，一月二十九日抢劫公安局是反革命事件，以后围堵、冲击军区，完全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现在看来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头目操纵的组织，先进分子才能解放出来。
土桥事件，我根本不知道。组织红卫兵下乡，我原来和北地学生商量过，想找些大、中学的红卫兵有组织的下乡去，按中央十条办事，既可避免造反兵团再去农村，引起工农冲突，也可帮助农村文化革命，使学生得到锻炼，开始他们答允，后来又说没人，这事就这样搁下来。
第五、小学教师平反签字。在东方红礼堂两个城区小学教师批判会上，我拒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签宇，他们是逼了很久我没答应。散会后，在休息时谈话，有北农机或北航的几个教师和同学（无北地的），提出下面问题确实严重，需要快一点处理。他们讲的竟见我认为基本合符中央精神，就请他们把意见写出来，我看后，又请冯如秀、龚读纶看了，他们都同意，就这样签了字。关于被错打成反革命而被抄了家的，由于没有想出个具体措施下达而使很多同志受累，这是我的错误和责任。
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我看的困难比较多些，这主要是对李井泉、廖志高前一段的严重问题看法有联系。一九五八年前，我认为四川工作虽有错误，一般不很突出。一九六○年后，我认为特别严重。这决不是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而恰恰是李井泉、廖志高等反对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党内通信根本精神的具体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变本加厉的搞高指标和瞎指挥；以后又急转直下，搞右倾倒退活动，使四川人民遭受严重苦难。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了若干揭发材料后我的结论。我在那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执行他们那一套，我的错误也很严重。
1、李井泉反对毛主席党内通信是个大关键
刚发来时，他就想不发，随后见扣不住，才往下发，不久，又往回收。以后在金牛埧开会又问廖志高收回来了没有，说收了才算事。以后又讲：“根本不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怎么行呢？内江地委书记张厉讲党内通信发下去要亡党亡国，李井泉包庇不让追查，原来话是他讲的，这事已有人揭发。李井泉为什么那么害怕党内通信呢？因为打中了他的要害——“一吹二压三许愿”，讲假话。毛主席指示的包产、机械化、讲真话各条，他几乎全都没办。四川人民怎么不遭受灾难呢？
2、关于死人问题，这个问题，我确实讲过不少次。四川由于李井泉的罪恶，害死人不知多少。省委向中央报统计表，只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赵苍壁、许梦侠、杜心源等人知道，他们根本不敢讲真实情况。这个问题这次我大字报也不便写，但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和揭发材料。“有的地方比抗战时死得多”我是和杜心源一起去过涪陵，有的地方确实使一个共产党员看不下去。天灾是严重，但李井泉的罪恶确实太大。为什么死人多？就是李井泉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加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毛主席是五九年春天讲的，而李井泉在五九年冬，却大力吹万斤亩，硬要郊区和温江专区亩产万斤。这事因有毛主席指示，我没有答应。全国各省在主席指示下去后，都基本上降下指标，只有四川一省冒上去。瞎指挥更严重。这是听不听主席话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手头无材料，记得一九六○年全国人代会，李大章讲四川产量是1260亿斤，实际那时只有300多或400亿斤。虚报那么多，农民手中只有那么些，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公社”、“母社”、“娘子军”，这到不是死人问题，而是外调劳动力太多，要压回去。我记得讲压劳动力回农村时是讲了“娘子军”问题，当时张堃插话：有人讲现在哪是公社是母社了，他想来也是听来的。这话我第一次是听内江地委书记刘海泉讲的，他说是一个农村妇女发牢骚讲的。我也转述过。我也讲过：现在公社化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严密，生活必须安排好，安排不好容易死人。也讲过现在不能逃荒，要逃往那里逃？四川有人逃到贵州去当长工的话，是我听涪陵地委汇报的，这是讲贵州单干严重，发现雇工剥削时讲的，“腹心地区出问题”，我在省批判邓自力右倾时和回来都讲过。所谓腹心地区，就是指涪陵、重庆三县、江津、内江、泸州、宜宾、南充几个过去产粮地区，这是当时全省农业干部都知道的。
3、“大跃进不提了”，在讨论工农业指标时想来会讲这种话。我记得好像是总理解释过：大跃进总的是指一个历史时期说的。工业年度指标总理讲过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以上来分为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农业记不住有过解释没有，我不知道。
“大办钢铁是人海战术”这类话想来会说。我在大办钢铁时去过彭县、灌县、德阳、江油等地，印象是人太多。特别是江油欢雾山，上了好几万人，铁矿只很薄一层，含铁量很低。地委书记彭华要下人，李井泉在电话上骂了他，督促他上人。又派了阎秀峰去坐镇，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去安排生活，李井泉自己也讲“拉屎都不知怎么拉，夜间走路就踏着”，同时“田地水稻成熟，缺乏劳动力收割”。我看了回来专门找阎红彦讲过，让他给李井泉讲讲，山上下点人，把稻子收好。至于“滑下山去不知跌死多少人”的事，我一直没听人说过，只在彭县听说因睡双层铺上层塌下来把下边的压死了几个人。要说恐怕是说的这件事。
4．“总路线还不够完整”、“人民公社也没有一套”。这样意思的话想来说过：即总路线是逐步发展完整的。人民公社应当有一套。因为思想上认为总路线经过文字上的调整才定下来，内容一定还要发展充实。人民公社刚建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也就是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形成一套，当然形成后也会有新的变化。“三面红旗党内也有不同看法，你可以承认三面红旗是红的，也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两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这是党的纪律”，我看不懂这话意思是什么。党内有不同看法，可能谁都说过。但这是党的纪律，是规定这么说还是不允许这么说，意思不清楚。我想谁也不能认为是允许这么说。我不记得讲过这类话，也没有认为和说过红旗变成粉红旗了。
5．单干等问题。我向王真传达过廖志高的意见，传达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动摇过。廖志高的意见大概是未种上的荒地先叫社员种上，上交几成，比荒了好。我向王真讲时，记得是讲基本种完但还留有的荒地，好像也说了少数人去试试。因为廖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提出过怕这样一来，想单干的就故意不种等着分，也怕传开后种得晚的地方学样子。他好像是讲少数人试试出不了大问题。记得过了不久讨论就否定了这个意见，好像是李井泉在重庆讲话或者是开电话会。我记得的是只布置过这一次，印象比较深，因为谈了一阵。青白江分田到户试点，不知是否这一次？但我记得同王真谈的是苏坡公社。不管怎样，这是个严重错误。
分田坎，虽然是李井泉的主意，但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而且多年都是这个意见，因为金牛公社一带过去不多见种田坎。植树问题，我是主张田边地角不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地方由个人种，队分成，多少合适，大家议定。这是先解决有无问题，因郊区树少，缺柴。听说青白江有个队树多，想去没去成。我讲过海椒等经济作物减少，要找原因，如果是政策有问题，要改订有利于增产。池塘我主张养鱼，也是要从公私两利方面解决。自留地蔬菜等说过可上市场。农民粮食品种调剂可经过市场。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属于单干，当然，我没有调查研究，发言不免有很多错误。
6．市场问题：
安置人员过多，是错误。整顿市场时想从取缔无证商贩着手，然后再清理有证商贩。打击投机倒把时讲过把困难时期的调剂有无和专搞投机倒把的区分开。蔬菜统购统销时只是查询是否讲了要出布告。民主人士攻击时讲了北京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四川并非首创先例。市场规划是想把满街乱串的先包进市场去，再在市场内整顿。煤换菜好像李井泉在重庆工业会议上讲的，后来看是错的。服务态度，条条块块，市场管理等更没调查研究，这方面错误一定很多。特别是压缩的城市人口时很多措施错误更严重。李井泉在六○年和六二年后两次大的右倾倒退活动，对城乡影响都很大。我基本执行的，因为很多文件、材料不在手边，还很难一时检查完，所以只是一个印象。错误只会比同志们揭发的多，决不会少。正是自己有忽左忽右，形左实右，基本是右的思想基础，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学习毛主席著作确实学得不好，改造自己世界观很差，在党教育了多年，仍然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一，同志们批评得完全对，在学和用的问题上，确实用抓得不好，对自已思想改造差，对工作上解决问题（矛盾）差，因此落后落伍了。这次敲了警钟，自己一定振作起来，奋起直追。
第二，讲的形式主义，穿靴戴帽等，毛病恰好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真正破“私”立“公”，学习、工作，都没有首先接触自己活的思想，灵魂深处，实际上是把学习当作装潢门面的事。这次教训最深，不光是话说错了，而且是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
第三，六五年讲突出政治时，如念经、和尚等废话完全可以不讲的，正面讲清楚了，反面根本用不着讲。这次批判时深深觉悟到，那次讲了一些消极的东西，起了消极的作用。我那次讲话，基本是根据总政文件精神讲的，所引用的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只是为了说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也是总政文件上原有的，不是“别有用心”。
2．讲林彪同志病，原意是他养病，很少参加中央的公开活动，是为了说明情况。同时，毛主席在谴责反革命分子罗瑞卿时，也把“欺负病号”列为一条罪状。我从思想深处再三挖根，一直对他是怀着钦仰的心情，决无“缩小威望”和“丑化”之意。我的错误是对林彪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方面认识不够，过去宣传不够。中央工作会议后，曾在书记处谈过要认真按照十一中全会公报宣传林彪同志。
3．关于斯大林的话，如果是五六年说：“斯大林死后，国际紧张局势就是和缓了，可见老家伙死了有好处，多死几个可能会更好一些”，我想不可能。因为五六年有波匈事件和“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国内“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局势不是和缓而是更紧了，这主要是由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国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4．关于陈毅同志的讲话发表后，我讲那种话是错误的。但意思又看出，这是不寻常的话。
5．我在市委集体中没当好班长，是严重错误，是失职，也是不称职。有些同志批评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我接受这种批评。当然另方面该抓没抓，该做没做的错误也是同样严重的。脱离干部和群众确实严重，是自己孤立自己。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和平的假象掩盖了真象的矛盾。使工作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失。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关系紧张到极不正常的程度，使有些同志长期受到委曲，这次听了十分痛苦内疚。从真心讲，我是对一些同志有意见，经常爱在口头上讲，却不是存心要打击哪一个同志。
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不正规，已经到了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的程度。下围棋不是娱乐，成为嗜好，决心摆脱这个负担。懒惰，不参加劳动，也是一种和平演变。今后一定警惕，克服这些毛病。
对王泽的关系，批评过她的错误，因此吵闹多次，因她两次神经错乱，有些放松对她的批评。确实没有因为她而报复过其他同志。她到妇联不久，我即劝她另作其他工作，是她自己不愿意离开。我根本不愿她在市上工作。
自己的老家。从1949年回四川后，始终没有回家去过。有一次同任白戈一起去看长寿湖，到过公社。事先我并不知家中人会来公社，因家离公社十里。我们在公社，任白戈听汇报，突然，家中来了几个人，想来是公社通知的，只在公社吃了一顿饭，完全是普通的饭，没有办招待。我的二哥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当副连长，这个部队起义，一九五○年由我介绍去西南革大学习，由学校分配去贵阳工作。有两个继母弟弟，一个店员，一个高中学生，也一起进革大，毕业后由学校分配。一个侄儿，招学徒时我介绍当徒工。这算是都和我介绍有关。我的姐姐，我记得是在贵州遵义摘了地主帽子的（她原在那里工厂做工），来成都到我处作保姆事情，因不给工钱，就让她随我家一起吃了小灶。给她买火车票的事，我是听批判才第一次听说。
1．陈伯林是他要求来成都，不是我主动要的。2．我对陈认为办报多年，较熟业务，没有注意他其他方面。他的错误被揭发后，我没有亲自过问处理，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我庇护了他。但我和他并无任何特殊来往和关系。3．成都晚报工农兵副刊，我说过工农兵，方向是正确的，沙汀是我让他帮助工农兵作者，这些错误是我的，但编委的事我确不知。4．张黎群的放毒文章，是在省委开会时杜心源告我的，回来记得讲了。讲不讲我的责任是一样。5．按语是省委斟酌的，时间是由错误文章刊登到没有继续再发原计划的稿件时算出的，因为记不起确切时间，那天也是几个人凑的，不是我在耍花样。6．我谈过群众、知识的话、生动活泼、使人爱看。7．没有讲过妓女的事，因为我既不知道妓女看不看小报，也没听人说过，这话无从说起。8．陈伯林点名是省委统一定的。9．陈父亲的事，那篇文章不是陈伯林本人的事，所以觉得不刊登好。10．陈被点名后给我的信，我收到后即交传阅，如再有，就须查交给谁了。11．成都晚报错误我有重要责任。
1．刘少奇——关于他的话讲过安源煤矿和工头的事，是听李井泉回来传达毛主席讲话中有的，但不是那样讲法。
2．邓小平——过去认为“一贯正确”，到西南他常讲干部少逼着走正确路线，瑞金事是他讲的，我传播过。讲过：他会工作会休息，精干干脆等。六○年前，陪他打过两次桥牌，每次约四、五天，晚饭左右去，夜二、三时回。
3．彭真——六六年来成都，陪他去德阳参观工厂，来去一个上午，同去的还有白坚、李子乾等，他这次来前认不认识我，我不知道。在金牛埧时，是别人介绍了他才开始讲话的，名字他知道。八字方针时“思想上先破后立，做法上先立后破”普遍传达的，这次见了，他又讲，回来我讲过，没有讲过是马列主义发展等类的话，刃具厂的话讲过。吃饭是省委通知去的，吃时不同桌，没有谈话。从无私人来往。
4．贺龙——熟识。
来成都一般知道了要去看看。在晋西北时，续范亭发表过赞贺的诗，自己也写过，从没发表和给人看过。
以上几个人，除一九六五年，董老、朱德、贺龙、聂荣臻、柯庆施住金牛埧，李井泉叫用市委名义请他们在芙蓉餐厅吃过一次饭外，我没有再“设宴”过，在招待所一起吃饭是有过的。
来源：1968．4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市人委分团《横空出世》第13期（“廖井丹专刊”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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