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4-15 作者：王任重
王任重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对于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是一件大好事。这不仅帮助我认识错误，提高觉悟；而且对于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自己头脑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好处的。同志们，同学们对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我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也有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有用龚同文笔名发表的文章（写作小组的作品）。太家批判最多的是一首诗，读书笔记和龚同文的文章。在批判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政治挂帅与抓生产、抓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最近写了两分书面检讨，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以后还要写补充检讨。现在我着手写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我的错误言论的检查。由于我的错误言论很多，不可能一次检查交代清楚，因此要分几次，按作品和按问题进行检查交代。
这次写的是：（一）关于一首诗的问题。（二）关于资治鉴读书笔记的问题。（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我随毛主席到了韶山，在招待所的留言薄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
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这首诗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2）我是不会写诗的，过去写过一些自由体的新诗，自己也觉得不像诗。对于旧诗词我更是一窍不通，不懂得平仄韵律。写的所谓旧体诗，不过是打油诗而已。
（3）这首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是用旧的思想和旧的词句来歌颂我们伟大的领袖，但效果是歪曲了和贬低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
（4）当时写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呢？毛主席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二年了，第一次回韶山，衣着扑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受到了韶山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欢迎。毛主席一走出来房子，男女老少就围
我的原意是这样的：韶山（山的名称）的自然面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但是毛主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同人民打成一片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正如许多同志批评的那样，这首诗是写得很不好的。
（5）我还写过一些歌颂主席的诗，也写得不好。如一九五九年为湖北省报封面的题词和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见谈心集），现在检查起来也是有错误的。例如一九八九年七·一为湖北省报封面——毛泽东半身像，写了这样一首诗：
找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是领袖又是朋友，是同志又是先生。
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你和人民心连心，你是我们的引路人。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一篇文中有这样几句诗：
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
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
他的声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号角！
前一首诗的内容很浅薄，没有表现出伟大领袖的作用和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后一首，把毛主席仅仅说成“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本文中所引用的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的诗对照起来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如马诗是这样写的：
在世界上
巨大的头脑——列宁
事实早已证明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毛主席无论在革命实践方面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不仅超过了马克思，也超过了列宁。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
（6）同志们还批判了我写过的几首诗：如杂感诗苏小小，白蛇何去耶？这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在看了苏联新西北利亚芭蕾舞团在汉口演出的天鹅湖之后，我也写过一首不好的诗：欢迎你，天鹅……踏着天国的旋律，歌颂爱情的纯贞。这说明我是欣赏才子佳人的。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与这样的诗并且发表出来，其影响是恶劣的。在一九五八年还写过几首鼓吹浮夸的诗，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1）正如许多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个“读书笔记”是一株大毒草，应当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杨家志同志写给我的那封信，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地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咨的。至于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是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对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2）在“读书笔记”中有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最主要的错误是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惟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陷入了二元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在封建社会，只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我在序言中却胡说什么“有道明君”，对于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按语中更大大地美化了帝、王、将、相。这是替封建僵尸唱赞歌。还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种封建阶级的“御民术”，也不加思索的加以引用，简直是荒谬绝论了。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在他包庇和支持下的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大搞崇古崇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占领了整个舞台，连话剧也演起武则天、越王勾践等死人来。在学术界、出版界也刮起了一股复古的黑风，各种古书大量重新出版。我不仅没有向这股黑风进行斗争，而且受了它的影响。在一九六一年春买了一部线装的《资治通鉴》读起来了。自己读不大懂，又自不量力地从中摘录一些段落推荐给干部阅读，这就大错特错了。革命同志们怀疑我是不是吴晗、邓拓之流唱的是一个调子，不是没有根据的。
（3）“我在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这篇短文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非常肤浅的。目的是一为消毒，二为带头。但修改的序言和按语都没有达到消毒的目的。因此也就起不到带头的作川。在文章里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统统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不破不立，只有在斗争中前进！”在这里可以看出我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杨家志同志说得对：“这些已经足够证明你对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编的历史毫不加批判的拿到今天。在全省干部中散布历史的唯心主义毒素。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批判的时候了。”我十分欢迎批判，我要认真地阅读这些批判，进一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4）当时写这个读书笔记的动机确实是：“①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②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清理一下自己思想）。重点在于批判“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的错误倾向。按语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的。例如读书笔记之一，第五页“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要从关心群众生活着眼，不要滥加处罚。”当时湖北省的确有对小偷小摸滥加处罚的现象，我们的错误是没有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如第九页“我们这几年来，大办水利虽然过多，群众怨言不多；而大兴土木盖办公大楼、招待所等等，则群众甚为不满，所以今后要严禁修建这些东西，丰收之后也不要忘记，要首先帮助工人、农民解决住宅问题。我们领导机关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能保持五十年就好了。”这些话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也讲过许多次，但我的生洁就不是艰苦朴素的，而是贪图安逸和享受的。这表现出我的言行不一。
再如读书笔记之二，第三页按语，关于秦始皇这一段按语写得很不好，用意还是和前边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爱惜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要节约使用民力，要尽量少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这种教导，我们应当永记勿忘。”
再如第五十一页，按语“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必须对农民实行合理的负担政策。同时还必须坚决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道路。”
在各种会议上，我曾经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直到一九六四年春在全省农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我还讲过，我是第一个大混人。
上述举例，说明我不是像吴晗、邓拓之流一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更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但是我的错误仍然是十分严肃的。写这种“大毒草”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这说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谬论使我中毒不浅。刘少奇的论《修养》也使我中了毒。我还没有从他们散布的谎言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用这种谬论去害人。我不是满腔热情地提倡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身作则的带领大家向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学习，而号召大家去学习那些封建僵尸，所谓“明君”“忠臣”；这就大大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杨家志同志说：“你说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这话很对，我要坚决和自己头脑中的牛鬼蛇神斗，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1）龚同文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写作小组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有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有省委办公厅的一般干部。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止，大约一共写了二百多篇。写得最多的是梅白，他写的大约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我写的一共有几十篇。梅白这个人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党籍的。他的思想方法非常片面，忽“左”忽右，一九六二年在荆门，背着省委地委大搞分田单干，这个人旧的思想意识很浓厚，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许多干部对他很不满意。我当时看中了他有“才”，能说会写，信任他，器重他，这是非常错误的。在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我还让他到湖北日报当记者写文章，也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如张平化、赵辛初、许道琦、王树成每人都写过几篇。龚同文的文章，虽然大部分是梅白写的，但是其中的错误，我仍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第一，有些文章是我授意他写的，或者是他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写的；第二，有些文章是经我审查过的；第三，没有授意没有审查过的我也要负责任，因为我是这个写作小组的组长。
（2）成立这个写作小组的动机，是为了推动全省广大干部与作，在我们的带动之下，省直机关和一些地委、县委也建立了写作小组。一九五八年省委作过决定：以工作为中心，把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我们写的文章，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针对本省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进行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写作小组写的文章，有的是写得比较好的，起了好作用的；也有的是写得不好的，起了坏作用，龚同文的文章，有许多反映了我们省委当时的指导思想。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许多可以从龚同文的文章中看出来。例如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命令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同志们对龚同文的文革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对我们省委过去工作的检查批判。因为我是前湖北省委的第一书记。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是负主要责任的。同志们把批制龚同文的矛头对准我，是应该的。龚同文的文章，有的对同志采用训斥命令甚至讽刺挖苦的方式，这是错误的。我在“论压力”一文中没有作自我批评是不对的。
（3）有的同志质问，龚同文写作小组是不是中央下令解散的？不是，是我们小组自动解散的。当然也与前中宣传部阎王们施加的压力有关。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许立群等阎王除了对我进行污蔑和打击之外，还指责我用龚同文笔名写的“公与私”、“母子谈心”被苏修、南修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借口，指责我写的“母子谈心”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还说，龚同文已经引起了苏修、南修通讯社的注意。我当时抗议和反驳了他们的污蔑和打击。后来经小组同志讨论决定解散了这个写作小组。我们笔名改为思谦。我用这个笔名大约写了十来篇短文，一篇论文，有什么错误希望同志们批判，我另行检讨。
（4）同志们批判龚同文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与生产、政治工作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干部会议上曾经学习和讨论过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一九六四年我们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学习了解放军关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开展“五好社员”、“五好生产队”的比学赶帮运动。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都抓得不大突出，不够落实，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关于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问题，才有了比较深刻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时我们还提出了改变农村的评工记分办法，取消企业的奖金制度，纠正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工分挂帅”和“奖金挂帅”的偏向，以便突出政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政治挂帅，对于我们广大干部来说，仍然有着迫切的和现实的意义。
大家批判的三篇“如何打百分？”都是梅白写的。他说，“什么是永远的中心工作呢？生产、生产再生产。”这显然是错误的。又说“没有生产观点”就是没有政治观点，就更加荒谬绝伦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与经济、业务、技术是对立的统一；要用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要又红又专，以红带专，我们省委当时讨论过，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整风反右以后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把发展生产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本来是正确的。当时为了反对齐头并进、百废俱兴的偏向，提出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也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它夸大的那样的程度，就变成荒谬的了。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的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里说的是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是指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指政治工作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是历来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的。他指示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十七年来毛主席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种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搞革命斗争单纯地化生产论生产，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以及束缚群众创造性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等等，则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我们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是不够清醒的，是缺乏自觉性的，因而常常“左”右摇摆。有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有时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一段的，经过毛主席的纠正，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这些错误都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到不少的损失。但是从十七年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说，我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外）湖北省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我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初步总结了我们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除了某些提法上以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以外。我以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还有揭得不深、批得不透的地方，我们必须和广大革命群众干部一起进行检查批判。特别是要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自觉性，以便彻底纠正我们的错误，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5）同志们在批判中，提到我写的文章约有上十篇。其中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有“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公与私”“交心谈心”等等。
在“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篇文章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领导思想，就是要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第二件事情是领导生产。第三件事情是领导生活。领导思想，领导生产，领导生活，就是领导人，关心人。……我们领导工作的好坏，不仅要看生产增加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而且要看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否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是否过得好。”（一九五八年十月）
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的：“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为主，使物质鼓励服从于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目的，使物质鼓励成为激发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劳动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提倡共产主义精神！鼓励共产主义精神！”（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在“交心谈心”这篇文章中说到了我所写的几篇论“公与私”和生活集体化的文章这样写的：“我那几篇文章当中的错误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认识不够；第二，因此，对于逐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一方面强调过多，而对于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两个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强调不够；第三，强调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注意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鼓励的作用。第四，提倡生活集体化是对的，但是没有说明生活集体化的程度，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第五，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庭不仅作为消费单位保存着，而且对于少数个体手工业来说，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对于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主要是参加集体生产，不再是个体农民了；但是还有小量的自留地和小农具，私人养猪种菜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在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文章中都提到物质鼓励，这是不妥当的，“物质鼓励”的说法很容易与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相混同。在去年我用思谦笔名发表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的时候，也用过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话，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科学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所谓必要的按劳分配，就是说，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斤斤计较。
我强调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倡大公无私，不计报酬的劳动，热爱集体热爱国家批判自私自利观点这是对的；但是没有强调向资产阶级思想，向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是错误的。这说明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很不理解的，以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春季整风反右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技术革命，是生产建设了。把政治挂帅仅仅看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很不理解，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不闻不问，这是十分错误的。
在讲政治挂帅的时候，没有提倡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没有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提倡学习“老三篇”，这样所讲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就落空了。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号召，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关于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党的正确方针。为此正确地处理分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请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合作社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又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怔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之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工作中，要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永远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办事。
我的错误在于有时把改善生活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如一九五六年元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篇文章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描写为“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看不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了。在强调搞好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时，我提过“抓分配，促生产”的错误口号；在灾荒年强调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对的，但提“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以上这个口号，虽然是作为暂时的工作安排提出的也是错误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用抓分配、抓生活来代替抓革命、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虽然我们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进行的，但是我们在政治挂帅、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方面仍然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场触及人民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地系统地检查总结工作，充分地揭露我们认识上与工作上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以便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领域中的流毒。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彻底纠正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更好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以上是关于我的一部分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初稿
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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