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5-31 作者：李大章
李大章【1967年3月17日写成；1967年5月31日修改】
在去年11月13日，曾作一次“我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那次检讨，曾印送给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征求意见，请求对我的检讨继续进行揭发批判。那次检讨印发后，大家认为我对许多错误事实没有交代，检讨不深刻。触及灵魂不够，要我继续作检讨。特别是当去年12月，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已经起来开会揭发批判西南局书记处领导的时候，在不少次的大会上，又揭发和提出了不少事实和问题，要我和其他书记处成员作检查。为此，我针对着同志们所提出的，同我领导有关的问题，于12月21日写出了第二次检讨稿。这次检讨中交代具体问题多，把我在领导上所犯错误而应该由我负责任的，都如实承担起来。但这次检讨的缺点，谈具体的事实多，没有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为什么要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未作仔细的分析和交代。同时，该次检讨，在准备好了以后，没有能够出席西南局机关的干部大会，作口头检讨。也没有能把那次检讨稿印成书面材料，发给大家，再征求批判意见。后来，就拖下来了。到了今年1月，通过不断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思想上又有了些提高。并进一步地作了一些回忆，总感觉过去的两次检讨，没有深刻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因此，我又于今年1月26日写完了第三次检讨稿。这次检讨，个人感觉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和思想实际等方面有进步。但仍感觉触及灵魂不够，对解放以来，自己在思想和作风上所起的变化，检讨不深刻。这一次检讨稿写完后，即于1月30日上午在“少年之家”被市公安局抓到宁夏街关起来，失去了自由。31日，我即将我的第二次，第三次检讨稿和揭发李井泉的大字报稿，一并交给市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退还给我。
回忆过去三次检讨，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和不够深刻，我在作第四次检讨时，决心尽可能地更好的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思想和灵魂上的问题，挖得更深一些。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再作进一步的批判。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自己没有成为革命的动力，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站错了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运动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及早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对自己的错误，又为什么改正得如此缓慢呢？
检查起来，主要是以下一些问题。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而我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认识很不清楚；对于揪出刘、邓，挖掉这两颗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的伟大意义，也认识得很差。
刘、邓这两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妄图篡党、篡政、篡军，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使国家改变颜色。而我却没有牢牢掌握毛主席的阶级分析的武器，抱着卅多年前早就批判过的“单纯上级观念”，认为来自上级、来自中央，就一味盲目的服从，不加分析地贯彻执行。实际结果是上了当，是在推销刘、邓的那一套黑货。其实，许多问题，主席早就作了明确的指示，例如关于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主席早在去年5、6月曾经不止一次的指示过，但我仍然跟着刘、邓走，仍然执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了主席的一再指示，这说明由于毛泽东思想没有在自己的头脑中扎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也就区别不出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非，干了许多错事。
关于刘、邓路线的反动本质，以及它的严重危害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作了英明的分析。刘、邓一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起初，我把刘、邓反动路线仅仅看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没有识破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早就在倡导和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早就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行修正主义了。尤其是我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仅看成是派工作组问题。由于认识没有上纲，对于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和它的严重恶果认识很差，因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采取了许多错误的作法，并一度否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幸喜党中央负责同志一再教育，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的热情批判、帮助，才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
以刘、邓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在中央搞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同时把他们的黑手伸到西南和四川。李井泉是一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尤其是邓小平、贺龙在四川西南的影响和流毒，更为直接更为广泛。他们是老西南局的负责人，以解放西南人民的解放者自居，他们与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把西南当作起家上升的本钱，当作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方基地。因此，四川和西南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十分尖锐、十分复杂。长期以来，我对于刘、邓在西南的影响认识很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虽然已经揭穿了刘、邓路线，但是认识不深。直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全面的进一步的揭开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当时，我对刘、邓反动路线，认识虽有提高，可是我对李井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则仍很不够，错误地认为四川省委和西南局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在9月12日，成都中学红卫兵、辅导员会见大会上，我的讲话中，还说什么只是接待来信来访中存在缺点和错误等等。强调西南局、省委与前北京市委不同等等。直到11月初，对于我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这一点，仍然认识很差，检讨得很勉强。迟迟没有从思想深处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二、对四川和西南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识破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从1952年四川合省以来，我就同李井泉在一起工作。有一些问题上，如李井泉搞独立王国，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不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生活等等，是早就有意见的，也作过斗争。但为着强调“团结”，当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少，在不少情况下，或者是心中存在着不满意，或者在背后发点牢骚。尤其是长期以来对李井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面目认识不清，思想上没有提防和警惕，因而对许多问题的意见都没有上纲。相反，却在很长时间内，错误地认为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多，对中央的东西了解得多；认为李井泉对一些事情抓得紧，有他一定的长处。
尤其是对李井泉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没有看清楚。因此，我对炮轰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一度存在着怀疑、抵触和不欢迎的错误态度。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错误态度呢？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识破李井泉的本来面目。当时我认为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工作虽然存在许多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因而不能采取炮轰火烧的方法。其实我当时思想上之所以一时转不过弯来，主要是未弄清刘、邓黑司令部对西南局和西南各省领导的影响，这就是说，西南局和省委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以刘、邓反动路线？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完全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炮打以刘、邓为代表的司令部的，因为刘、邓的司令部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倡导和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邓反动路线在西南地区执行的情况和影响，正如我上面所讲的，不仅是一般地执行了，而且它的影响既深又广。现在我回忆，自去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不仅在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未揭开以前，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执行了，如象对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就是违反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完全把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揭开以后，我仍然没有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因而刘、邓反动路线的影响及其流毒，不但无法肃清，而且它在各地的破坏作用是更加严重了，象这样的事实是很多的。不仅如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而我们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不可能明确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方针，把我所担任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也不可能与李井泉进行严肃的坚持不懈地斗争，至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在长时间内都很不理解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没有执行、甚至违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错误更为严重。
李井泉为了实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两面手法，是一次彻底的大暴露。但是，我却迟迟没有识破。本来，在1966年初，揭发出罗瑞卿这个黑帮头子的时候，李井泉情绪就不正常。去年6月，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通知李井泉参加，但他心中有鬼，推说有病，要我代替他去开会。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5月16日通知》，李井泉表面上表示拥护，但是背地里却继续进行对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李井泉口头上赞成炮打司令部，但他回到四川后，又接二连三的秘密指示抵制“炮轰”，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的九·七指示，李井泉对上表示拥护，对下根本不传达、不贯彻。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向中央作了假检讨，回成都后，连会议精神也不传达，变本加厉地破坏文化大革命；11月间，他又假借和夸大病情，离职“治病”，退居幕后。一方面，把留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推到第一线，为其作替罪羊，而另一方面则躲在幕后，和他的同伙，继续秘密联系，策划镇压革命的各种罪恶活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中央工作会议这段时间，有许多问题，我在李井泉的直接领导下，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起帮凶的作用，犯了严重的错误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究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本来问题是更加明确了，更应主动的承认错误作检讨。但李井泉回来后，根本不作传达，也不分析研究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改正错误等。而且就连他在北京检讨了一些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李井泉退居幕后，藏在什么地方也不告诉过我，就连打电话的号码也对我保密。此后，我才从这一系列问题中，逐渐觉察到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性，才逐渐识破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三、《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作为西南局和省委领导成员之一，违背了主席的教导，“怕”字当头，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因此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革命，也是解决无产阶级政党不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个运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自去年5月开展以来，虽然在四川和西南遇到了种种阻力，但形势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好，群众发动的规模和发动的深度，是一天比一天广泛，更加深入，这毕竟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主流。
但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去年8、9月间，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看法，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特点，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充分放手发动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由外到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五大民主的方法，把群众充分的发动起来，在自觉的基础上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猛烈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和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很不理解。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执行的路线，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种错误绝不仅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既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更应该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让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特别是应该针对着自己在立场观点上存在着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敢于引火烧身，自己对自己进行严肃的斗争。而是当时在自己的思想和作法上，还停留在过去历次运动那样。一般都是自己揭发批判别人，斗争别人，没有或很少作自我批评，当然更说不上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了。在方法上，一般都是由上而下的揭发批判，没有或很少发动干部群众对上级领导进行揭发批判。过去许多运动虽然也在号召发动群众，但没有象现在这样，采取五大民主的方法，采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互相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的方法，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在我思想上，首先就存在着“怕乱”、“怕影响工作”、“怕影响生产”等许多旧的框框套套。这就不能不影响群众的发动，影响运动深入、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当群众已经起来，运动正在迅速猛烈开展的时候，由于在思想上“怕乱”、“怕出问题”、“怕运动被坏人利用”等等，因此，对运动的开展和群众的起来，首先是采取一些防御和限制的错误措施，以后就不由自主地发展成为反对和压制群众运动。
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和检查，当去年8、9月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虽然运动的发展迅速而猛烈的，而且他们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西南局和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一些领导人。有些革命战争和革命群众，也确实对西南局和省市委领导有不少的意见，已经提出了炮轰、火烧等革命口号。可是，当时西南局和省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连我自己在内，却很少或根本不出来接见革命师生，解决革命师生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时间久了就不能不使得问题越来越多，群众对领导的不满越来越大，自己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也因为越脱离群众，也就越害怕群众，不主动出来抓工作，不主动出来同群众见面，而是采取东藏西躲的办法。这不仅是个人对党、对人民事业不负责，而且使得所有党委领导成员，由于没有班长负责，无人主持商量和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成了瘫痪状态，这就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同时，对自己违反十六条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法，也没有主动的向群众检讨，把错误责任承担起来，这实际结果是把错误责任推给下面的同志，使得下面同志更难办事。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上述错误是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运动初期，由于自己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的把左和右，革命和保守的理解倒置起来，而且根据这样的理解，误认为被少数保守分子操纵，易于听从自己错误意见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加以支持。反之则加以压制和打击。这实际是拉拢扶持一派，压制打击另一派，这样就逐步的造成了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种情况，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再次指出要支持左派。但由于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继续坚持错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挑动大规模的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实际结果，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转变成为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了，这确实是令人非常痛心的。这是为什么会发生以上情况呢？
首先是由于未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因为不认真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放手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其结果就容易滑到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错误道路上去。不认真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人，如象我这样，就一时更不容易把自己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挖透。
其次，我对于要斗臭、斗倒、斗垮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态度是不坚定的。我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开始在思想认识上，是很不理解的。不彻底地打倒他们的顽抗、反对和反扑，也就无法解决由他们挑起的群众互相斗争，对立的严重问题。
四、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运动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吃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同时，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政策、具体措施，都未深入广泛地传达到所有干部中去，真正为所有干部领会和掌握，而只是作了一般性的传达。传达的范围很小，传达的内容也是肤皮潦草，一些应该向下面传达的问题也未传达。毛主席教导我们：“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李井泉有意封锁中央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精神，根本没有进行传达。我出席了十一中全会，回来后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作了传达。传达时，又没有认真结合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从立场观点、执行方针政策以及具体作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以便促进和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改进工作方法，使大家都能懂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使大家都能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大家都能去掉“怕”字，大家都能“敢”字当头地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来。正由于对中央的两次会议都未作认真传达，因此对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影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而我自己在运动中，明明犯了严重的错误，却没有按照主席指示办事，不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迟迟不作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讨，没有给犯错误的干部作出改正错误的榜样。
由于没有认真传达贯彻主席和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没有把广大革命干部的思想武装起来；加上，自己又没有迅速改正错误，以身示范，就给运动增加了阻力。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要从反动路线扭转到革命路线上来，就很费劲了。
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发动了亿万群众，挖出了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伟大胜利。我们应当同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欢呼这个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在前个时期，自己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没有看清运动的主流，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很不理解，甚至产生某些抵触情绪。因此，没有及早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划清界线，投入战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我在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大革命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为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一直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永不产生修正主义，永不使资本主义复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这种革命精神非常好。我自己应当老老实实向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学习。运动开展以来，也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既然是西南局和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犯了严重错误，又迟迟不觉悟，因此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以便肃清刘、邓反动路线在我思想上的毒害，并借此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完全应该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热爱毛泽东思想，接受新事物迅速、革命意志坚强等等，确有很多特点和优点，这是主流方面。同时，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错误，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认真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是不容易触及灵魂深处，帮助我改正错误的。即使斗争中有某些缺点，完全可以经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获得改正的。因此，自己应该热情欢迎群众的批评，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绝不应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经过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严肃而热情的批判、教育、自己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越来越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越来越感到自己比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落后了很多，越来越感到文化大革命意义的伟大，因此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决心跟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我入党40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在我过去的革命历史上，犯过的大小错误是不少的，但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第一次。对此，感到特别沉痛。但我不能把它当成包袱来背，错了就改，我决心从头做起，吸取教训，增强免疫力，保持晚节，少犯错误。
我为什么会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前几次检讨中，已经作了初步的检查。主要的有以下几条教训：
一、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就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改造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主席的思想还未全部巩固地占领我头脑中的思想阵地。这就说明，在我的思想上还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脏东西还未清楚。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扎根？过去，我对于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对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以及怎样进行改造，都未具体解决，而只是空喊的多。经过一年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感到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逐渐懂得活学活用“老三篇”的重要意义。“私”字当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即俗话所说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的私有社会的哲学，是同“公”字当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即一心为公，一切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不破不立，过去自己害怕亮出思想深处的脏东西，与“私”字作斗争又怕痛，不敢刺刀见红，因此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不能真正树立起来。
二、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长期未改造好呢？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学少了，而且更主要的是未学好。没有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学，没有做到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的书虽然读了，中央的指示虽然看了，但不等于读懂了，看懂了，特别是不等于能用了。以往并没有把主席的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把问题解决好。因此，处理问题时，往往不符合主席思想，甚至违背主席思想，结果就不容易把问题处理好，甚至处理错了。这主要是自己学用脱节造成的。
三、没有认真地同工农结合。自己很少参加劳动锻炼，一般不是先拜工农为师，先当他们的学生，然后才当他们的先生。因而不容易理解工农群众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这也是障碍自己思想改造的原因之一。
四、我在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以领导者自居，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多，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把别人看成是革命的对象，而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因而，只整别人，不整自己，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也在助长自己主观主义和优越感的滋长，不利于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
五、长期以来，中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修养》一书的毒害。不动脑筋，盲目地绝对服从“组织领导”，上面怎么说，我就怎样办，成了“驯服工具”。以往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党性“强”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十分错误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反映，这种错误思想，对促进自己的独立思考，增强革命斗志，都有极大的危害性。
六、解放17年来，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工作，对于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还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阶级观念，比过去战争时代淡薄了。官、暮、骄、娇的坏作风大大滋长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注意了团结是对的，但对于思想斗争、原则斗争展开不够，应该讲的话未讲，应该坚持的原则未坚持，这种十分有害的自由主义也有所发展。其结果不但是不利于党，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
象我这样一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党员，要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自己的立场、观点上，把一切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把它革掉。这就应当紧密地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否则就无法完成改造客观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三）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应该怎么办呢？我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毛主席这一面，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面，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一定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首先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毛主席。努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再不能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糊里糊涂，终日忙于日常行政事务了，再不能靠吃老本过日子了。为了学好、学懂毛泽东思想，一定注意结合实际斗争来学，活学活用。第二，坚定不移的相信群众。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深深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自己确实是幼稚可笑的。要努力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在群众批评、监督下，争取做一个头脑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第三，努力革自己的命。我一定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自己，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同时在斗争中破私立公，彻底清算自己所犯的错误，革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的命，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扎根。这就是我的态度。
以上检讨，是今年3月17日写成的，一直没有机会向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直接检讨，也没有能够印发出来。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已经公布。我在此，再表明以下的态度：
一、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二、完全拥护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为首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坚决在筹备小组领导下搞好工作。
三、坚决拥护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坚决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五、对于我过去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决心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作认真的检讨。
六、彻底揭发西南地区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坚决同他们划清界线，并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把他们连同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斗倒、斗垮、斗臭！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打倒李井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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