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7-0 作者：刘澜涛
刘澜涛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揭露了我现在的和过去的错误和罪恶，这是革命发展的结果，是革命群众的功勋，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现在我以愧痛严肃的心情，低下头来，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请罪。现在将我的初步检查分述与后，请批判指教。
在这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和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使广大革命群众受到了摧残和镇压。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我的罪过是不能宽恕的。
去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广大革命师生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怕得要死，对于革命群众的大民主竭力加以限制，限制不成，就打击镇压。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甘肃兰大“六七事件”就是在我们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发生的惨痛事件。我们将广大革命师生的英勇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将不少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暴露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罪行。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仍然继续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处于对立状态。西安革命师生八月的静坐示威，革命师生的多次被围斗，以至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些都同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当时西安市出现“两个坚信”和“两个保卫”的错误口号，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这些错误口号，以掩盖和保护我们的错误和罪恶，同革命造反派尖端对立。这样就把火引向革命群众，转移了斗争目标，加深了群众斗群众事件的发展。同时，我们总怀疑有一小撮坏人在学生中操纵，深怕学生“上当”，这样就更加深了同革命师生的对立。去年八月前后革命师生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摧残。我的错误和罪恶，也就是更进一步地暴露了。着时候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障碍物，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到九月初革命师生的合理要求总是得不到解决，而且不断遭受打击镇压，结果在西安发生了绝食事件。谁愿意饿饭绝食呢？着都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逼出来的，使广大革命师生身心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这是一次严重的白色恐怖，也是我的严重罪行的又一次暴露。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是无情的毒狠的。我抓住“李广仁事件”大做文章，李广仁被同学扣留本是误会，说清楚很快就解决了，可是由于我的主张，将李广仁留在交大，借此向革命同学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学生，狠毒地打击革命造反派。我主张大量印发“正面传单”，总计达千万份。这些传单是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武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动武器，这些都是我亲自指使干的犯罪行为，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因此遭受打击和镇压。言念及此。我的罪恶确实严重，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怕，真是惭悔莫及。
我们对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派组织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支持保守派，反对革命造反派，对批评斗争我们尖锐的就反感，就对立；对批评我们温和或同情的就亲近，就支持。我们对西安保守派的联络站，就是采取这种态度。这里特别说明，我对西安红色恐怖队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特别到去年冬季革命造反派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揭露了红恐队的罪行，我当时还认为仅仅是少数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样就进一步支持了反动的红恐队，打击了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的又一罪行。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了大批革命同志，而保护了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时，我也做了一些坏事，大量地批发财物给某些文革组织。我们还总想在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某些分歧上作文章，进行分化利用，由此，也就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资产阶级灵魂的肮脏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
由于我的错误和罪恶，苦害了广大革命群众，也苦害了革命干部，现在广大革命干部站出来揭露批判我的错误和罪恶，这是完全正确的光明正大的革命行动。我仔细想过，我越是孤立，解放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就会越多越彻底，孤立是痛苦的，但想到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这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就心安理得了。
西北地区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工作中的错误，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很大危害，这个主要罪恶在于我，这是因为我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影响是很大的，是必然要毒害大家的，因此，我必须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不可逃避的历史罪责。
在这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英雄的红卫兵揭发了我们一九三六年在北平写反共启事出狱，是叛党行为，这是红卫兵建立的丰功伟绩，必将流芳千古。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们自首出狱，是党对于一个政治原则问题的特殊例外处理，我们是执行了高级党组织的决定出狱的，而且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因之，从不认为是什么错误，更不认为是自首变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特别是揭露了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叛徒哲学的罪行以后，我（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我三十年来的错误认识，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奉命写反共启事出狱，是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前线，执行了反革命高级指挥官刘少奇叛党投敌命令的犯罪行为，必须彻底揭露，必须尖锐批判，必须坚决斗争。这是涉及毛泽东思想建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一点马虎。现在，我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外，并听候裁判。
在过去长时期的工作中，不论在晋察冀中央局，中央华北局和中央西北局我都犯过严重错误，都给革命造成了损失，因而都是有罪过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彻底清算，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改造我自己的迫切需要。
近六年来在西北局工作中，凡是我们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人民就遭殃，革命就遭殃。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困难,看不清当时的大形势，助长了当时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对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起了鼓励作用。一九六四年执行形左实右的社教路线，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害，多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鬼戏、妓女占领舞台，毒害群众，这都同我们的错误思想直接有关。其他如修正主义工业七十条的积极试点推行，反社会主义的工业托拉斯的试行，鼓励发展修正主义的“半工半读”等等都在西北局有不小市场。我们对彭高习反党集团残余势力的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影响很大，结果很坏，使陕西工作长期受到损害。我在工作中强调我个人，突出个人，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如经我亲自审阅由陕西省委印发的西北局学习文件，大部都是我的讲话，社教时拍摄电影资料，接见群众代表照相登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反对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突出了个人，实际上就是抵制了毛泽东思想。
我最大的错误还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真正听毛主席的话，相反的，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有时候还限制和打击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比如我们提出过反对学习中“形式主义”，反对社教运动中的“读书社教”，都是向革命群众泼冷水。把毛主席的许多指示限制在很小的干部范围内，不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这实际上是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这是我的一个重大罪过，过去我长期不觉悟，现在我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责。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刘少奇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我当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是受了影响的，一度松懈了战斗准备，使工作受到了损失。在一九四七年晋察冀边区土改整党中，我执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大整干部，大搬石头，直到毛主席在晋察冀讲话后真正得到纠正。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老解放区出现了互助组向合作社发展的萌芽，当时我在华北局工作，否定了这一新事物，打击了这一新生革命力量。土改后，我们在华北曾主张新式富农可以保留劳动模范，可以保留党籍，对于“要发家种棉花”的资本主义口号长期没有批判。这些错误大都是经过毛主席批评指示才得到纠正的。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我犯的严重错误，都是和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有关的，因之，发动亿万群众对罪恶极大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大斗争，对我的教育特别亲切重要。不揭露批判刘少奇的罪行，不大造刘少奇的反，我是无法得到解放的。
我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多年的教育和信任，我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期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揭露我批判我，斗争我，做得完全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因为他们斗的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为了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保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诚心诚意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教育并敬向他们低头认罪。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指示教导，并敬向毛主席、党中央认错认罪。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贵教导挽救着我，革命群众对我的斗争在惊醒着我，我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着我。我的错误确实严重，我的罪过不能宽恕。但是，我绝不坚持错误，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我坚决同万恶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振作精神，决心逐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赎罪于万一。
我因病正在住院治疗，时间也比较仓促，手头又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仅凭记忆，草此初步检查，敬请批判指教。最后让我高呼：
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认罪！
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西工大（文革）《六一公社》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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