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11-10 作者：邵燕祥
邵燕祥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上周以来,党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在国际国内引起一片欢呼。在从报纸学习这些有关文章报道的同时,我想到“九大”什么时候召开,想到不久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五寿辰,应该怎样庆祝。毛主席是不主张作寿的,但我从自己的心情,可以推测亿万革命人民,都是怎样热烈地期望着欢庆毛主席的伟大诞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啊！
敬爱的毛主席,在七十寿辰时(1963年)发表了诗词十首。今年主席是不是还会发表一些伟大的诗篇呢？我这样期待。过去听到一个传闻,说当时还有毛主席写的几首痛斥赫修的诗词,被“书记处”——也就是刘邓彭陆之流给卡住了,阻挠发表加以封锁。现在,当举国欢庆、举世欢庆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黑司令部的时候,我是多么期望着拜诵毛主席的这些诗章啊！
前年此刻,我在广播局的“政训队”里,曾经精心誊写了十几首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毛主席伟大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的诗稿,作为向毛主席诞辰的献礼。当然,这些都被CBA之流扣压了。今天,当我想到我应当怎样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时,我想,唯一切实的事情,就是抓紧自己的改造,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早日成为对革命有用的新人。这将是毛主席所高兴的。毛主席说过：“革命是多一点人好,还是少一点人好,我说是多一点人好。”我想,没有比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更加切实的献礼了。
2.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先后参加了对内部和全局大会,听取批判。我有很多感触。
(1)两次会重点揭发批斗了×××, ××, ××, ××, ×××,××、××、××的历史。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些是听说过一些的,但揭出来仍感触目惊心；有些,如×××的问题,老实说我是没有想到的；有些人从前接触较多,长时期当做正面人物看的,甚至在运动中揭出他们的错误、罪行,我也没怀疑过他们历史上有问题的,如×××、××,有的是假党员,有的则是国民党员(不只是说代表国民党的利益,而且领过国民党党证)！
他们过去装得多么像正人君子！他们在黑线包庇下混过了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混过,他们甚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篡夺了领导权,而且在鉴定上写着“立场坚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
真是资产阶级专政啊！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掌了政治部门、干部部门大权,叛徒、假党员、国民党员掌握了编播大权,投机商当了“模范党员”、文教群英会代表！
如果没有这次“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能触动他们一根毫毛啊！
(2)实践愈加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发动群众的路线无比正确。在这样群众性的大审查中,真正可以做到“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过去黑线包庇坏人,正是往往钻了发动群众不够的空子,悄悄地把坏人包庇下来了,不许群众过问,不许群众打听,一个“批示”,一句话,就把坏人包庇下来了。
现在,这样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这样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衡量、鉴别,自然敌我分明、是非分明。
我近几天为文工团刻印农民运动的材料,翻读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我觉得这一段也适用于今天的情况。联想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系列行动,我认为正是这样。作为戴罪之人,也要更加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广大革命群众。
(3)到对内部陪斗时,因批判发言中提到了梅益的“黑班底”,我想了很多。我从1949年到中央台,直到1958年被划为右派之前,一直在中央台,长时期是中层干部。当时领导过我的直接上级,除了个别人外(这个别人多半也是“边缘人物”),几乎无例外地被揪出,成为打倒对象。且不说有些人还有历史问题,光是这一事实,已雄辩地说明当时中央台执行的是什么宣传路线、组织路线！而在这条路线当政时,我曾被“重用”,这说明了什么！
过去,甚至就在去年,有人提到我曾被梅益等“重用”,举例说,我在19岁时(1952年)就定为十四级干部,我对这还是不服气的。我曾说,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电台缺干部,毛驴当马骑,按照当时工资制度,中央台的编辑组长以上职务,必须由相应的级别担任,于是我就成了十四级干部,等等；又说,当时定到十四级的还有某某,某某,因为年纪大些,就不突出了,等等。总之,还有委屈情绪。
现在从路线斗争高度来看,问题当然不在于我在1952年多少岁,也不在于同时还有谁定在同级,而在于,像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无论级别、职务,都是不适当的。其所以被物色提拔,是出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从我自己来说,就应当着重反省：为什么我会在走资派眼中成了一个“人才”？内因还在自己身上。
从这里出发,再想到自己过去十几年中的罪行,则今天站在被告席上,就是理所当然的。唯有老老实实服罪而已。
3.从一解放,我到中央台工作,就置身于旧中宣部黑线的控制之下,成为走资派的“驯服工具”。这一点是使人难受的,但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解放前的一段又怎样呢？我长时期是抱完全肯定的态度。1947年,我14岁时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加入了我党的地下外围组织,“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最近,有时晚上回家的路上也常常想起1947一1948两年秋冬,晚上在北平街道走着的情景(那时或者是出去开会,或者是从学校回家,口袋里带着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印刷品,心情总是非常亢奋的)。但我进一步想到,我那时的政治觉悟,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水平；拥护党的反对美蒋的最低纲领,但对于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世界观未根本改造,始终没有同工农结合,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我20年来所走道路的一个科学的概括。只有这样严峻地对待生活,对待历史,而不是像读诗似的重温过去的回忆,才能真正接受教训,而不是留恋、感伤,原谅自己。
过去的20年,走入一条邪路(这条邪路,恐怕要从开始读书、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30年前算起)。现在认识到这是一条邪路了。迷途知返,今后要走什么路,就要取决于自己自觉接受改造的程度了。
以上汇报,写得匆忙,可能有辞不达意之处。但总的意思是说出来了。如有错误,请予批评。
来源：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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