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1-18 作者：张体学
张体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辜负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和希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决战时刻，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湖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矛头难准了革命造反派，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然而，我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过，迟迟不认识，不觉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以至不能自拔。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危险，多么痛心啊！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通过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才使我初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越想越痛心，越想越惭愧，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所犯下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很不理解，跟不上形势，对来势迅猛的革命风暴，感到突然，感到太“乱”了。对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很抵触。
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小将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炮轰张体学”，开始向省委造反时，我怕得要死，把这些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旗的革命群众，视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污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什么“赵桂林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这几个人如果留到湖北劳改，我宁愿当劳改队长”，“赵桂林搞臭了”。由于我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一片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向革命小将扑来，疯狂压制打击革命小将，妄图扑灭毛主席刚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过我的打击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道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份，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代表会上，我赤膊上阵，借讲家史、革命斗争史为名，行控诉诽谤赵桂林之实。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置于死地而后快。
当革命群众提出“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的革命口号时，我唯恐打倒自己，极力颠倒黑白，混淆群众视线，遮掩自己罪过，为湖北省委涂脂抹粉，大唱颂歌，大吹大擂，标榜“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四处制造舆论，说“湖北省委不是黑帮，是红帮”，“湖北省委取得成绩很大，是打不倒的。”以此蒙蔽群众，压制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由于我的欺骗蒙蔽，致使一部份干部和群众迷失了方向，站错了队，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这些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是无罪的，责任应该由我承担，这笔账应该算在我的身上。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号，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张体学政治落后了”。这一英明指示，是对我最大爱护、最大教育、最大帮助、最大鞭策。本应立即抛弃错误，起来革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由于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膨胀，阶级觉悟低，对路线斗争很不理解，仍未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辜负了毛主席的殷切教导和希望，感到万分惭愧，痛心。
“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在这一时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说什么“娃娃们闹革命要热闹些，多给几个钱。”错误地认为给了钱，给了东西，就可以不揪斗，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致使湖北不少地区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直接为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妄图腐蚀革命小将，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这几句话，是对于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的最好写照。但是，对于这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惯于耍弄两面权术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识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和王任重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正像革命群众所揭露的那样：“王任重在后面出点子，张体学在前面放大炮”。
《十六条》公布以后，迫于形势所趋，撤出了院校工作组，但王任重贼心不死，又暗地“指示”派出“三员”，我言听计从地执行了这一黑指示，继续在大专院校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京遥控湖北省委，他电话通知红卫兵有三项任务：“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档案”。妄图转移红卫兵小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方向，我不仅没有抵制这一罪恶阴谋，反而欣然接受，积极贯彻。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小将，一贯善于窥测方向，看风转舵的王任重，迫不及待地要我选派五百名大、中院校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检阅，并要求我在他们回武汉后予以接见。我忠实地执行了这一黑指示，继续招摇撞骗，迷惑人心，蒙蔽群众。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南下串连同学猛烈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此，对南下同学千方百计地栽赃陷害。王任重令其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王任重有意鼓动纵恿我，蒙蔽利用老工人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的真挚感情，来控诉革命小将，妄图向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一九六六年九月份，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小将，全国革命大串连已形成燎原之势。王任重眼看末日来临，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阻拦革命师生大串连，他美其名曰：“要把学生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这迎合了我怕“乱”的思想，以此借题发挥，制造种种借口，阻拦革命小将串连，妄图对抗毛主席支持全国大串连的伟大战略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我在一次接见受蒙蔽的群众大会上，大肆吹捧王任重“是我们的好班长，跟毛泽东思想比较好……。”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为王任重开脱罪责，包庇过关。我充当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可耻辩护士。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吹捧王任重，死保王任重，执行他的一系列黑指示，绝不是偶然的，是我十七年来所犯罪过的集中暴露。
十七年来，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阶级斗争。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虽然对王任重推行单干的某些措施持有不同意见。但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我执行了王任重“借田种菜”的一些黑指示，助长了农村单干风。一九六二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批评我们：“湖北谈生产津津有味，讲阶级斗争蒙蒙懂懂”。同年毛主席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严肃地批判了单干风，对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我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也不敢揭开以王任重为首的这一小撮走资派在农村推行的单干罪行，反而错误地认为湖北“有风风不大”，掩盖了阶级斗争的矛盾，致使湖北有的地区单干风的问题，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在我主持的随县“四清”运动中，也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认真贯彻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了工作队包办代替，甚至错误地提出了“民主革命补课”，“三类干部当四类干部批判斗争”的错误口号，扩大了干部的打击面。这实质上是推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里我向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干部赔礼道歉。
在组织路线上，我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来选拔使用干部，而是用“奴隶主义”、“党的驯服工具论”去要求使用干部，不讲政治，用人唯“才”。更为严重的是，重用了在历史上有重大问题和叛变自首分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起了很坏的影响，这个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十七年来，由于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染上了资产阶级老爷作风的恶习，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官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特别是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稍不顺眼就开口训人骂人，严重地挫伤了一些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进城以后，在我思想上忘记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放弃了思想领域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我成天想的是：“增产、建设”，考虑的是“粮、棉、油、猪、禽、蛋”。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丧失了阶级斗争警惕性。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认识不清。特别是在五九年以后、由于我头脑里“私”字恶性膨胀，虽然有所察觉王任重的问题，只认为是工作作风问题、根本没有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因此，不敢公开斗争、怕搞坏了关系不好工作、怕戴“地方主义”分子的帽子，怕王任重给“小鞋穿”，就是不怕国家变颜色，同他“和平共处”，“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多年来，我对王任重的吹捧，为他上爬，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起到了他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我同王任重，不仅没有什么斗争，反而认敌为友，盲目追随，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保王任重。当革命小将把王任重揪出来之后，我仍然是“私”字当头，处处考虑个人得失，怕丢“成绩”，丢“荣誉”；以黑修养要求自己，宁可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原则错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对王任重不敢揭发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检验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总以为自己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在党和毛主席的怀抱中成长的，几十年的工作没有栽大跟斗，错误地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差不多了，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没有思想准备。情况是新的，思想是旧的，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更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穿了连裆裤，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我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北京。中央负责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勉励我鼓足勇气，抛弃错误，起来革命，我没有想到我犯了这样严重的罪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这样爱护我，关怀我，挽救我。我像在外面闯了祸的孩子一样，没脸见父亲，深感对不起毛主席，我不知流了多少激动的眼泪，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我要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到北京以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我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逐步认识到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只有斗争我，才能使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请求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我在湖北跌倒的，我决心从湖北爬起来，学会走路，我决不躺倒，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锻炼我。
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过，彻底同王任重之流划清界限，坚决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下，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将功补过。(口号从略)
来源：重庆反到底派《指点江山》第30期，196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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