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2-0 作者：赵紫阳
赵紫阳【原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假检讨、真反扑，假认罪、真翻案的有关材料】
为了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坚决打击右倾翻案风，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南坝天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及一切牛鬼蛇神发起主动的、持续不断的进攻，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臭，现将赵紫阳假检讨、真反扑，假认罪、真翻案的有关资料印发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时参考。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一）抽象承认。
现在，在大量的惊心动魄的材料面前，我看到了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来，差不多每一到紧要关头，一有风浪，我就跟随陶铸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去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广东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犯了很大的罪。
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现在唯一的是彻底回头，彻底认罪，彻底改正。我有决心这样做。
（二）具体问题上为自己开脱罪行，只承认是犯了严重错误，是认识问题，是由于学习不够，“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1、只承认犯了严重错误。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尤其严重的，是我长期坚持错误，不认真改正错误。
我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此外，在暂时困难的时期，我在对华侨、边防管理的政策上，也都有严重的右倾错误。
我在和陶铸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错误。
2、错误的性质是认识问题。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是不是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少数派）一边，也是区分是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对这一点当时在会议上思想就没有通。
单纯生产（经济、技术）观点十分严重。
我长期以来不抓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不认识工农群众能够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而广大群众一旦为毛泽东思想所武装，就能够迅速走上革命化的道路，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因而长期没有认真去抓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而对搞物质刺激，则非常突出，一有机会就强调。
3、是由于学习不够，“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民主革命阶段，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强烈要求。……根本问题在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
我对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
对待毛主席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的，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样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
（三）对十七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涂脂抹粉，妄图蒙混过关。
1、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罪责。
对发展合作社小手小脚，无穷忧虑。
当合作化高潮前夕，全国刮起一股大砍合作社的黑风时，……也一度提出暂停一下发展的错误方针，在全省农村基本合作化之后，我只看到合作化高潮来的非常顺利的表面现象，对农村即将到来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毫无思想准备。当出现了上中农闹退社风时，我不去突出抓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认为是上中农减少收入而闹退社的，便错误地提出了一套对减收上中农的照顾办法，在关键时刻，代表了上中农讲话。
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我的右倾更为严重。我对形势的估计上，把困难看得太多，对三年大跃进中的错误看的太重，对农业恢复需要的时间也估计得长了。因此，……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
更错误的，我还准备子啊全省试行推广清远县洲心公社的田间管理“联系产量责任制”，……这是方向性的错误。特别那时，正式大刮单干风，包产到户风的时候，我提出和推行这个办法，就正迎合了单干和包产到户思潮的需要。因此试行中有不少地方走了样子，滑到了包产到户。
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我过多的强调了同农民等价交换，没有突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助长了社、队追逐换购、议购的资本主义思想。
我对农村自由市场也放的太宽了，错误地认为既然允许社、队完成国家任何后的多余农产品归自己分配，允许他们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再由供销社用经济办法把它收购起来，比用行政办法规定不准上自由市场，会更利于鼓励社、队的生产兴趣。
但看到刘少奇对各地的批评指责十分严厉，陶铸在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又批评了我右倾，这时我一方面认为可能自己真的右了，另一方面从“私”字出发，怕挨整，因此在刘少奇到广州之后，我便来了个急转弯，积极地拥护和执行他的形“左”实右路线，大肆鼓吹桃园经验。
但是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我对毛主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系列指示，却置若罔闻，不去认真思考，不对照检查自己，却按照陶铸、王任重“中南各省没有犯路线错误”的调子，拒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回来以后，……我对外来的造反派支持较多，后来对支持本地造反派也不能不作更明朗的表态，但都是为形势所迫，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不得不如此，而不是真正改变了立场。
历来一些运动和四清都执行了一些反动路线，但当时是普遍的，不执行怎么能行呢？（一九六八年三月讲的）
因此自整风反右以后到一九六二年，很长一个时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抓两条路线斗争。
2、给自己涂脂抹粉，为翻案作舆论准备。
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讲的）
对我的估计，成绩和缺点应当三七开，为什么老是抓我不对的地方，心里老是不服气。……广东农业发展很快，不落后的。广东六五年开始抓学毛著，也是全国抓得比较早的省份，有成绩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讲的）
如果说我六四年以前没有突出政治，我接受。六五年以后，我确实注意了，并强调了，比较突出。现在我认为学毛著三个报告，总的精神是对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是根据林副主席二十九字方针讲的。在贯彻中为了防止两种极端，在讲话上可能有错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讲的）
当合作化高潮前夕，全国刮起一股大砍合作社的黑风时，我虽然不同意砍，……。
对于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我开始是有怀疑有抵触的，怕重复过去华北土改时“搬石头”的教训。
我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下旬讲的）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到广州，亲自到赵紫阳家拜访，里面有些什么勾当，赵紫阳拒不交代，只说：“是谈发展山区木本粮食。”（据XXX同志揭发）
中央制订《二十三条》之前，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赵紫阳开会回来不作传达，同时交代在京开人代会，知道这一精神的XXX同志也不要作传达。对这一问题不敢正面答复。（据XXX同志的揭发）
我虽然认识到毛主席制订《二十三条》是为了纠正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错误，但却不懂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不认识是两个司令部的一场搏斗。
我长期以来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
说我是陶铸的死党，我是不承认的。（一九六八年四月讲的）
我和陶铸一起十多年，不但没有识破他的反动面目，反而把他看成是紧跟毛主席，拥戴林副主席的，因而在大的方面信任他，拥戴他，紧跟他。
更错误的是，在他调去中央后，我仍然同他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不断向他报告，请示，接受他的“指示”，超出了应有的工作关系的范围，是不正常的。
我所以这样的保他，是有着向他表示拥护，取得他的好感（至少不会是他产生恶感）的个人的动机在内的。
我当时看到陶铸问题揭露后，革命群众对我，对省委怀疑很大，根本上不信任了，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同群众站在一起，……没有积极地投入揭发批判陶铸的斗争。……愈来愈陷入被动境地。
我和陶铸一起十多年，思想上受他的影响是不少的，……。
赖。
三月十三日，省委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斗争赵紫阳时，一位革命领导干部揭发了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宣布原省委全部处以上干部退居第二线，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指出其恶毒用心在于揭发他们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以便保护自己过关；同时又可使大批干部与广大群众隔离和对立起来，使许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从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击中了他的要害。赵紫阳对这一在几千人面前宣布的事情，竟然无耻抵赖，拒不承认。
顶。
在三月十三日的同一次斗争会上，赵紫阳气焰嚣张，有时反而威胁顶撞革命群众，说什么“广东所有问题，我都承认下来好不好”，“这个问题怎样批判我都接受，但我当时没有那样想”等等。当革命干部揭露赵紫阳在文化革命中推行“工作队专政”，残酷镇压革命小将的罪行时，有的干部当场历数赵紫阳布置他们“要相信省委”，“反省委就是反中央”，“要顶住学生”，顶不住时要“委屈求全”，“不要牵连省委的问题”“将来省委自然有结论”等等，赵紫阳威胁地说：“你是负责干部，讲问题要事实就是，要负责任。”
咬。
有的革命领导干部揭露他的问题，他就反咬一口。三月十三日的同一次斗争会上，有位革命领导干部揭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第六基层党委一批科以上干部向中央告赵紫阳的状，要中央派人来领导文化革命，赵紫阳通过区梦觉去围攻那些同志。要他交代这一罪行时，赵紫阳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你不是不知道，这个你最清楚。”
（注：上述资料除写明出处者之外，都出自赵紫阳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写的万言翻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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