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0-0 作者：[待确定]
杨绵仲的堂叔杨昭植，是大革命时代的党员，湘潭工会委员长。马日事变是被反动派杀害，杨友迈是杨昭植的儿子[1]。
杨汉之是杨绵仲的儿子，杨绵仲是我爱人陈璧子的表哥，杨的父亲和陈璧子的母亲是兄妹。我1934年在杭州市立中学教书时，杨绵仲在伪浙江省政府任委员，我和陈璧子去过他家。不久，杨绵仲调到安徽省政府任财政厅长去了。1944年9月，我们一家到重庆，准备去白沙女师院教书，在杨家住过几天，那时他是地方财政司长。1946年夏，我们从白沙到重庆，准备还乡时，也去过他家几次，那时他是国库署长。以后我们从杭州回北平，就没有和他有什么联系。他是国民党的官僚，除了和他有亲戚关系之外，政治上、经济上都无关系。
1950年夏，杨绵仲的儿子杨汉之突然到北京。他先找陈璧子的大哥陈伯君（陈当时是教育部部长[2]秘书），陈伯君带他到我家。我和陈璧子问他是怎么来的，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他父亲现在香港，他在岭南大学读书，到北京来是找全国学联的。他来时没有带铺盖行李，就住我家。他每天出去，据他说去找全国学联，找外交部的宦乡，说宦乡是他父亲的朋友。一晚，从学联回来，他给我们看他写的自传的一部份，关于对他父母的批判，我们认为他对他父亲的反动面目，是有认识的。陈璧子了解杨汉之在重庆求精中学时，常常不去上课，到牛角沱一家书店去看书，他父亲很不满意他。从杨汉之的自传中，知道那个书店是个进步书店。而且知道他的思想受住在家的他（父亲的朋友沈四爷的影响，据他说是地下党员）。因此，对他来找学联，没有什么怀疑。杨汉之在我家住了一些时候（不记得多少天），就到学联住了。隔了些时候，来对我们说，要到东北去，学联派他们几个人到东北工作。他究竟和那些人一起的，我们不知道。只记得又一次他和两个女同学到过我家。他在去东北工作以前，他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周蓟章从香港来北京，问我们要带什么东西，我们就拖他带一只钢笔和一块手表，手表是陈璧子的妹妹陈素子托带的。过了一段时候，杨汉之从东北回来了，仍说是住学联，说组织上派他去台湾工作，利用他父亲的反动关系工作上比较方便，陈璧子有个外甥XXX，是比较进步的，在台湾被反动政府逮捕，她告陈璧子过去后即营救。那时陈璧子要调到学校工作，想买块裱，杨汉之有两个手表，就把他的一个旧手表给陈璧子，陈璧子要给他钱，他说不要，说是旧的，你先用好了。陈璧子问他，你爱人要来了，为什么你倒走了，他说为了工作，听杨汉之说过，他们夫妇感情不是太好，也就不去多想了。
1950年秋天，就是杨汉之从东北回到北京几天以后，他的爱人周蓟章从香港到北京，周是一直来我家的。周蓟章的父亲周名崇和陈璧子也是表兄，他的母亲是陈璧子的表姨，比陈璧子和杨绵仲的关系稍为疏一些。周名崇抗战前在北平大学工学院教书，曾在辅仁中学教课，和我同事。陈璧子和我一起去他家，那时他只带他的大儿子周孔章在北京，家眷住在湘潭。抗战初期，他到城固西北联合大学教书，途中因病逝世。我们1946年离开重庆前，在杨绵仲家看到周蓟章，觉得她对杨绵仲的老婆很巴结，杨绵仲的老婆特别喜欢她，我们和她接触不多，听说有个张孝权和周蓟章感情很好。后来听说周蓟章和杨绵仲结婚，觉得周蓟章年岁比杨汉之大，嫁杨汉之无非因为杨家有钱有势。
周蓟章到北京后，我们就告诉她，杨汉之从东北回北京了，曾来过，说要去台湾工作。你知道不？她没回答。她告诉我们，杨汉之走后，她和杨绵仲夫妇为了经济方面的问题闹翻了，她母、兄弟妹都在国内，自己也有工作能力，不愿再过那种跑金子市场，替人管钱的生活，所以决心来北京学习和工作。我们因为了解杨绵仲是个反动家伙，独养儿子一走，他一定很不满意，杨绵仲的老婆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儿子是他的命根子，儿子走了，和周蓟章发生矛盾是可能的。而且杨汉之在北京，她来北京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她来了，杨汉之却走了，我们还以为杨汉之去台湾工作还会回北京的，也就不去怀疑。周蓟章到北京，也去找过宦乡。周蓟章来我家后，杨汉之没有来过，当时我们夫妇都忙，我白天不在家，晚上很晚回家，我爱人住在学校，常不回家，家里的人说见杨汉之来找我过。周蓟章住在我家，很少出去，我们就要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大约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周蓟章提出要找工作，我们觉得她来北京后，并不到处乱跑，也没有别人找她，她本是个能干的人，在伪中央政治学校读书学的是统计会计一类，这方面的人讲，正是当时北京市需要的，但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一个从香港来的人，应该提高警惕，以为是亲戚，比较知根知底，我们就答应给她找工作。
当时我家住在松树街24号，和劳动部相近。劳动部办公厅主任史怀璧是陈璧子在伪社会局工作时，解放初期首先到军管会联系工作时就认识的，解放后当过民政局长。我们原住尚勤胡同15号，是一家姓李的房东的后院，那家房东把后院都卖给劳动部。一天史怀璧来看房子，见到陈璧子，很高兴，说原来是你们住在这里，这个放置我们部里要买，你们得协助我们，早日搬家，我们当然答应。史怀璧从这个时候起，和我认识，以后我们搬到松树街，他星期日或晚上有空，也来我家，谈天或下棋。周蓟章住我家要找工作，一天史怀璧同志来我家，我和他谈起，他说要写一份自传。周蓟章写完初稿后，我看过，当时我的水平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就叫她誊清，送到劳动部史怀璧处，后由劳动部人事处和她谈过一次，记得说是部里不需统计会计人员，也就算了。当时没有说因为你是香港来的，有政历问题不用。
不久，陈璧子了解卫生工程局要招考会计统计人员，就介绍周蓟章去考。陈璧子认得卫生工程局人事处长方军同志，因接管光华女中一个学生和工程局一个干部之间的关系，知道方军原是市人委干部科长，和方谈起一个亲戚是香港来的，中央政校统计系毕业了，想找工作，方军说可以譲她来考，但要陈璧子写一个介绍，等于政治保证，陈璧子就写了这个介绍书的。当时卫生工程局没要自传，陈璧子的记忆中她没有见过周蓟章的自传。周蓟章考试成绩不错，录取了。就搬到卫生局去住了。从此以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蓟章都在这个机关的所属单位工作。1955年我离开北京来苏州前，周蓟章星期日来我家。杨汉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953年左右，周蓟章向北京法院提出要和杨汉之离婚，后来她告诉我们，法院同意离婚了。
周蓟章初来我家时，带来手表一只，这是陈璧子的妹妹陈素子托买的，陈素子自己给钱，我家托买钢笔一直，也是给钱的，不过比和北京人民币很便宜。杨绵仲夫妇及周蓟章都没有给我们送礼。有一次谈到买毛线时，她说她带来一斤毛线，暂时没有用，给了我们。后来她说杨汉之给陈璧子的手表是她的，她有一只杨汉之的手表（方形的）[3]，愿意换回去，因为她不愿意看见杨汉之的东西。她还告诉过陈璧子，她来北京后，见到杨汉之一次，是在外面见到的。这只手表就是和杨汉之见面时留给她的。
1955年肃反时，周蓟章受到审查，告诉陈璧子，陈璧子那时对周蓟章的问题就重视起来，要她好好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一方面，向北京市三十九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梁以俅交代了自己介绍周蓟章到卫生工程局工作的问题。梁书记对陈璧子说，这些事情要提高警惕，像你这样党所信任的人要注意被人鑚了空子。因此肃反以后几年没有和周蓟章联系。1958年陈璧子去北京见到周蓟章，1960年也见到她，她告诉我们照常工作。1962年冬陈璧子和我在北大招待所住，周蓟章有一晚住在我们那里，告诉陈璧子现领导上已经正式给她做了结论，我们也就放心了。
1963年上半年，周蓟章到北大招待所看我时（她有个姑母住在北大中关村），说已打过入党报告。又说经常写对台湾广播文章，我问是谁找你写的，她说是东城区委一个同志和她联系。另外，她还说过：你关心的问题﹣﹣政治上作结论没有，组织上叫我做帮助沈醉的工作。沈醉这个人我从《文史资料》上见到，他几篇讲国民党特务内幕的文章，这个大特务。我就很注意这件事，问她原来认识沈醉吗？她说沈醉是湖南人，她在杨绵仲家里见到过的。我觉得领导上这样信任周蓟章，大概是没有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有人来了解一些熟人的情况，到1968年陈璧子对我还谈到过，现在各方面揭发出来许多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真得提高警惕。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找我们了解周蓟章，也许她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
经过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时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学习，我们提高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再来看看杨汉之、周蓟章的问题，我们觉得有可疑的几点：
1、 杨汉之在周蓟章到北京以前，决定离开北京去台湾，所谓学联派他去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住我家，杨汉之不在家和周蓟章见面，却在外面见过一次（这是根据周蓟章和陈璧子说过的）。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周蓟章说杨汉之要走，并不引起很大波动，到底是为了什么？
2、 周蓟章和杨汉之离婚后，一直不结婚，是真离婚，还是有别的和原因？1962年陈璧子问过周蓟章，怎么一直不结婚，她告诉陈璧子，认得一个共青团员，年纪比她轻，因为那个同志团组织领导不同意，就算了。
3、 周蓟章有个五姑和姑父，住在阜成门外，姑父在什么单位记不得了。1964年周蓟章的六姑周俟松（南京五中教员，已故作家许地山之妻）到北京，周俟松是我和陈璧子认得的，住在姊姊家里，因周蓟章来替周俟松代邀我们夫妇到阜成门外姊姊家里吃饭，我们去了。她五姑有个女儿，一向在香港，未结婚，前几年才回到北京，周蓟章说，那个表妹有神经病。我们到那里前，周蓟章叫我们不要和她表妹说话。我们在那里也就没有和那个“表妹”说话，这个“表妹”究竟得了什么病，据周蓟章说是由于失恋，那为什么长期在留在香港，当时我们不理解，现在想来，这个神秘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周蓟章和这个表妹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都值得研究的。
[1] 此段为眉注。
[2] 马叙伦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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