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4-6 作者：刘德彬
刘德彬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脱党、被捕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需要党和群众严格地重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在罗广斌问题上又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是有罪的，特向毛主席请罪。请工宣队、解放军、机关斗批改组及革命群众对我进行审查、批判。现将有关问题交待如下：
1957年大鸣大放时，我曾犯了严重右倾的错误。1959年1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主要错误：
1、57年在原市工会主席张显仪（反党分子）召开的各产业工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由于自己敌我不分，严重右倾，极其错误地提出用审干的办法来代替肃反的群众运动。歪曲、攻击了党的肃反政策。
2、当时我任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及小教联主席，我没有请示上级，在小学教师中主张大鸣大放。
3、贯彻执行了全国、省教育工会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错误地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单独为教师设立招待所，俱乐部，暑假举办休养营、疗养院，等。没有听市委的话。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
以上错误，我在原市工会党员大会、群众大会上都作检查，群众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我曾向党请求给我以严格的处分。1958年2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思想，我又请求处分，当时党组成员组织部长邢广信告诉我，党组研究了不给我处分，勉励我下去好好劳动，改造思想。59年1月机关党组将我从长寿湖农场调回，副主席桑林对我说，市委开了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会上大专院校对学校工会很有意见，辛书记指示要对我重新处理。我在机关党员大会上又重新作了检讨。支部大会决定给我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至1961年机关支部大会对我撤销处分。
文化大革命中，我主要在罗广斌问题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犯了一系列的罪。在罗广斌问题上，我受蒙蔽最深，长期以来，我错误认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历史上没有“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又“好”，因此，从罗广斌被红卫兵抓开始，我就替罗广斌翻案。
67年2月5日，罗广斌在文联被抓以后，我写了一篇大字报《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说他历史上没有问题，为罗说话。但罗在历史上到底有无问题，我并无十分把握，特别是在出狱问题上。因此在2月6日晚，我布置机关杨山、杨甦、张惊秋、熊小凡等一同出去调查罗到底有无问题。7日我同张惊秋去涪陵找副专员杨其昌（我常听罗广斌讲，他出狱和杨其昌一道，杨在涪陵工作），当晚由杨其昌口述，张惊秋执笔，写了罗广斌出狱经过的证明材料。这下，我心里落实了。杨其昌讲的和罗广斌谈的相同。因此，我就下决心要为罗翻案。在回重庆的船上，我又针对红卫兵对罗广斌在渣滓洞提出的问题，给垫江肖钟鼎、长寿湖农场孙重各写一信，请他们实事求是的为罗写一证明材料。9日下午到重庆，因文联被砸抄，不敢回去，就去造反军总部，碰见董孝富和孙士平，就住在市工会大楼造反军总部里。当晚，半夜造反军总部被包围、砸抄，我从四楼上溜出来，到火车站买票到贵阳，2月10日晚便到贵阳市委韩子栋家里，碰见了杨益言、北大女同学侯均初、美院附中同学余刚勇。我们在贵阳韩子栋家住了约四五天，进行了以下活动：
1，整理罗广斌的材料（主要是重庆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及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准备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材料是杨益言执笔写的。我到贵阳时他已写了一半多。
2，在贵阳认识韩的秘书王××（名字记不起来，他是市委造反派一个负责人之一），经王的串连认识了贵阳地化所一青年同学，第二天或第三天，这个同学引我们到军区招待所见了一位《解放军报》或《大公报》的记者（穿解放军服装），谈了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被抓情况，那位记者说，他们不会把罗广斌怎样的。
3，得到罗广斌死的消息后，通过韩的秘书在市委向中央文革挂了长途电话，电话是我和侯均初去打的。
在贵阳几天，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主要是整材料。韩子栋对罗广斌的死感到惋惜，很同情，他认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他分析罗广斌在狱中没有问题。他还说，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和两个小孩可以到他那里去住。我们离开贵阳时，无钱买车票，是韩叫他女婿把存款拿出来去买的。并说我们到北京后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的老朋友周可桢。临走时，韩交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说如果见到总理就把信交给他。信的内容不知道（到北京后，我把信邮寄中央文革转交总理）。我们离开贵阳时，韩同他的秘书怕我们在路上不安全，商量地化所的同学（他要到北京去调查）和我们同路。杨益言把他的皮大衣与韩换了一件旧棉大衣和一顶旧棉帽。
2月中旬到北京，住美院附中，3月底搬到北京地质学院，直住到国庆节，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离京到成都。在京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江青同志那里是我到中南海侧门收发室递交的。康生同志是通过陈家俊由高级党校送去的。另外，中央文革还送一份，内容一样。
到北京后大约半月左右，便去找了王唯真。一个晚上，杨回来告诉我，他去找了王，说王从巴西回国到重庆作报告时，杨曾陪同王去渣滓洞参观。当时罗广斌生病，王曾去文联看过罗。杨说王听到罗已死感到吃惊，并说中央正在开会，叫杨快把材料送去，他可以转。过了两天，杨和我把材料送到新华社收发室，大约是3月中旬，王唯真打电话到美院附中，叫转告我们，说中央文革最近可能找你们。胡蜀兴到北京后，杨益言同胡还有北大女同学又去见了一次王唯真，他们说，王很关心胡，问有住处没有。我们等了半月左右，不见消息。因此杨益言和我到新华社找王唯真，先找到内参组长王作非，在他办公室等了一阵，王唯真来了，王谈中央的同志很忙，你们不要等了，回去等也可以，在这里等也可。王还说，你们还有什么新材料没有，特别是罗广斌是怎样死的。杨说没有。王对他旁边的王作非说，到四川重庆去的记者派了没有？王作非回答，已派了。临走时，杨益言还问王唯真，说北京有学校找他作报告，可不可以？王唯真迟疑了一下，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新华社。
我们到北京后没有一两天，就通知团中央向洛新和党校陈家俊，他们到美院附中来的。我们把罗广斌死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沉痛，他们对我们在京“告状”很支持，也很积极。向康生同志送材料是通过陈家俊由高级党校送去的，陈家俊还同杨益言、胡蜀兴在清华、北大、地院等校作报告，证明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胡蜀兴到北京后曾在陈家俊家里和党校她的宿舍均住宿过。杨益言对北大女同学提出在罗的问题上要重视串连和舆论，杨不接受，以及后来在重庆会议上，周家喻警告杨益言，杨不敢回答，曾经在美院附中及向、陈家里对杨进行批评。在美院附中的会，一次向洛新来参加了，在他们家里，向、陈都参加了。他们对杨提出了批评。总之，在我们为罗翻案这个问题上，向、陈都是积极支持的。
头两次去出版社是杨益言去的。杨回来说，他见到张羽，和出版社的一些同志，又说出版社的造反派，在罗广斌问题上都很支持。后来我见到了张羽并同杨去他家去吃饭。张对罗很感慨，他回忆了罗在创作时的一些情况，说罗是很好的一个同志。以后他曾为我们去团校（只住了几天）和出版社机关安排住宿。以张为首，出版社还组织了几个人专门写文章，出《红岩战报》，该报共出了两期，杨益言也参加了工作，如稿子的安排等。张羽还参加了作报告的活动。以后出版社感到张的历史上有问题，才停止张的活动，改为黄伊同我们联系。
三月底，我们搬到地质学院，当时北京去重庆串连的同学纷纷回到北京。重庆也有一大批工人、学生、干部逃到北京，大多住地质学院。北京三司的同学专门组织力量，在各大专院校介绍重庆二、三月镇反情况，在他们作报告的同时，也安排了杨益言、胡蜀兴同时介绍罗广斌的情况，先后在地院、清华、北大、工大、部分工厂、机关，大约有二十余次（未作统计）作过报告。有几次张羽、陈家俊，还有重庆造反军的头头黄廉，都去作过。这些报告，只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七机部9·16，我去参加了，但报告我一次未作。有好几次杨益言要我去，我拒绝了。主要是我对造舆论有不同看法，但我未公开抵制，我怕他们说我右倾。
四月初，杨益言在地院作报告后的不几天，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孟繁华在地院十二楼（我们住在十二楼）碰见我说，他找了三个同学，东方红的战士，专门对罗广斌的问题进行调查，我当时很高兴。他把三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叫曾昭贵，另两个名字记不起。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就未参加调查了。此外，北大的四个女同学，清华的周学勤，美院附中的余刚勇，都参加了调查组。我同杨益言为调查组提供线索，他们的调查报告参加过讨论，杨和我还协助调查组收调查材料，按历史顺序编印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资料。调查组的活动情况可以问该组负责人曾昭贵同志，他是地院67年毕业生，据说已分配到内蒙地质局工作。
我们到北京后不久，碰见了西师8·31负责人岳朝亮，重庆职工造反团负责人罗光远，他们二人因与罗广斌有联系，曾被打成反革命，所以他们在为罗广斌翻案这问题上很积极。在总理第一次接见四川代表时，岳朝亮去了，他汇报了罗广斌问题。不几天岳回重庆去了。在四川会议期间北京同学赴渝战斗兵团决定重庆推荐10名代表，由于地院在罗广斌问题上支持，10名代表中有一名干部就决定了杨益言参加。罗光远系工人代表之一。这时，北大几个女同学，地院调查组，还有罗光远和我们几次研究，把罗广斌问题作为重庆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来向中央汇报，当时遭到重庆学生代表徐光明的反对。北京三司的同学也不赞成。杨益言的意见，说不能单独提出罗广斌问题，应从重庆的两条路线斗争来汇报罗广斌的情况。这事，北大女同学及胡蜀兴是反对的。因此对杨益言很有意见。
四川会议之后，接着重庆会议。原出席四川会议的10名重庆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住在西苑旅社。杨益言和黄廉住在一起。会议期间，杨、黄一起还在外面去作了几次报告。在会上提不提出罗广斌问题，代表内部也有争论。据杨讲，讨论几次都无结果。黄廉同意在总的汇报中把罗广斌作为一个事例提出来。最后一次会议，因学生造反，杨益言未出席会议。
正是在开四川会议期间，胡蜀兴、杨益言、我，还有罗光远等写信送交江青同志，请求接见，专门汇报罗广斌问题。不几天，江青同志批示戚本禹，戚派了两个同志到地院来找我们，由杨益言、胡蜀兴汇报了罗广斌的有关情况，参加这次谈话的有北大、清华、地院、重庆西师的同学十余人。
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还有高兰戈住地院北翼楼，我住十二楼，我和他们曾有多次接触。开初，我对他们思想上有戒备，认为他们是有名的黑帮。他们主动向我介绍他们如何被李井泉整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如何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弄到北京等情况后，我思想上还是有疑虑。后来，我问地院赴渝联络站负责人李云生关于他们的情况后，我相信了他们是“革命干部”，是李井泉“打击迫害”的。因此，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过。我在思想上是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我也曾多次鼓励他们写揭发李井泉和任白戈的材料，揭黑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据我知道他们在地院有以下一些活动：1，向总理递送了一个申诉报告。2，他们铅印了一份如何受李井泉打击迫害的材料。3，写李井泉、任白戈及辛易之的材料。4，地院调查组规定他们写的材料。5，在罗广斌问题上他们是同情支持的，为地院罗广斌调查组专门分别写了证明材料。5，张黎群曾经被北京同学西南联络站弄到北京，张与肖、李、廖在地院见过面，谈些什么内容不清楚。6，重庆到北京的干部如王墨林、王公杰、宋学武、刘隆华、重庆日报的王古泽等都到肖、李、廖那里去过。7，造反军负责人黄廉曾到肖、李、廖那里，向他们了解过情况。
文联机关先后来京和我接触的有张惊秋、杨甦、熊小凡、孙士平、刘序椒、董孝富夫妇、李南力、温田丰等。
四川会议期间，董孝富夫妇来京，住地院。他们夫妇谈了他们被抓、被打、关监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告状的材料，另为地院调查组写了一份参观罗广斌尸体的证明材料。重庆会议后他们离京回渝。
张惊秋大约是八月份同美协正威一同来京的，与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复旦大学在渝串连的一个女同学，张在地院住十二楼，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文联机关因罗广斌（避开罗的历史问题）而遭打击一大片的材料。我曾听他说过，他和穆欣很熟，想找他，但在他的一些老朋友言谈中，穆不易见，因此未去。他经常出去找他晋西工作时的一些同志，哪些人，他未谈。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名叫叶石的人到地院来，只跟我们介绍了姓名，后来我到成都才听说叶石是个右派。他还谈到他在重庆给罗光远职工造反团总部作过秘书的事。
熊小凡、杨甦、孙士平一道来京的。在地院住了两三天孙士平就回川了。熊住他妹夫家里，杨也住他妹夫家里。在来地院时，熊、杨主动向我谈，他们在罗的问题上，曾经在去武汉的途中船上作了自我检讨，他们已经写好一个文联机关同志在二、三月镇反时的一个报告，交中央文革。我曾到他们两个妹妹家吃过饭。国庆节前他们回成都，临走时，地院调查组曾委托他们到西南局找雷雨田调查雷解放初期审查罗广斌的情况。
李南力到地院来（和陈孟汀一道）住了两天，因地院不能住，他就住在外边。他向我谈了他们也因罗的关系在长寿湖被关了几十天，后逃出来的。他带来了一份谭显殷向中央文革反映的一份材料。我没有和李多谈，只一般表示同情而已。
温田丰多久到京不清楚。只一天在地院十二楼门前碰见他谈了几句，他得意洋洋地拿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给他写的证明，他还向李南力说，右派可以翻案（大意），并讲他准备到上海、杭州去逛一圈才回去。我当时冷笑了一下。对他的翻案我一直是反对的。66年10月，我在机关文革小组，他就拿了一份翻案材料给我，我不同意，并对他提过警告。
刘序椒，是与杨益言的爱人何明扬一同到京的。她住全国妇联。她到地院来过，我也曾到妇联去看过她。据我知道，她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过罗广斌的问题，另外，她在山东曾经被挨打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告过状。当时因她快要生小孩，我们劝她早点回渝，她没住多久就回重庆了。
67年国庆节，我们不能在地院住了，同时地院罗广斌调查组准备结束，把我们这一案送四川省革筹处理。因此，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由京乘车到成都，我们到成都后，碰见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他已把罗广斌有关调查材料送给了省革筹，并请示了张政委。张政委指示地院调查组及重庆造反派继续进行调查。杨益言和我被安排在地质局地院驻蓉联络站住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川大第二招待所。我们在成都进行了以下活动：
西师的同学着重调查了李井泉搞罗广斌的问题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等。这段期间，我和杨益言翻印了罗广斌的历史调查材料，并根据地院的调查报告，重新写了个罗广斌历史调查报告。
我们到成都后不久，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即来了解罗广斌的情况。我们向他介绍了，他又向调查组索阅了罗广斌的全部调查材料。据黄世学讲，他还请示了省革筹政工组宣传组有关负责人。文章是黄世学、杨益言、我和省文联的陈朝宏（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请来的）共同研究决定，把罗广斌作为山城一个突出事件来写，因此决定写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意图揭露李、任死党的罪恶。一评是陈写的，二评、四评是杨执笔写的，三评是我写的。稿子写好后，军工井冈山编辑部曾将稿子送省政工组宣传组审查，在决定出之前，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曾带杨益言、我，还有西师一同学去政工组宣传组向负责人汇报。在送稿付印之前，我向机关记得是郭清和熊小凡带信，请机关派两个同志来成都看看稿子，后来张惊秋来了，说其他同志不空。张和我一道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对稿子个别用词不当的作了修改。报纸是在3·15前夕印出来的。还未正式发行，中央3·15指示下达，黄世学和我一同研究，决定坚决执行3·15指示，报纸一律不发行，作废纸处理。编辑部向政工组作了汇报，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
我们在成都期间没有公开活动过，主要原因是怕8·15来成都搞我们。我曾到川大找过尹正良同学，送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给他；曾到省文联找8·26之声编辑部负责人联系和军工井冈山编辑部共同名义出罗广斌的材料；机关东方红纵队郭清、熊小凡、岳克来川大和杨益言、我见过一次，主要谈对罗广斌的一些看法，和机关的一些情况，我提出请他们了解和审查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他们提出希望我们回去，我说现在安全无保障。另外，还同郭清、老董、熊小凡接触过一次，向他们反映杨益言的问题，并请求他们对我进行调查了解。杨益言到打李总站找一负责人谈过一次罗广斌的情况，是杨谈了以后回来告诉我的。
在川大，我还接触过以下一些人，这些多半是有问题的：
赵唯（摘帽右派，解放前我曾在云阳赵的家乡作过地下工作），郑业瑞，他们是万县主力军的，同主力军负责人一同来蓉向省革筹反映情况。他们向我要罗广斌的资料，我给了两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给他们。我还向郑业瑞讯问罗广斌出狱的具体情节。
卢光特、张文澄（均系摘帽右派），卢住第二招待所，张住学生宿舍。卢说他是川大8·26弄他上来调查了解四川地下党情况的，他曾几次向我表示他们是支持罗广斌的，要我对他们表态。我没有表态，他很有意见。他们找了好些右派在川大开会，斗材料，我觉得有问题，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
林向北、廖宁君夫妇，他们为陈联诗翻案，和我有几次接触。他们成立华蓥山纵队，约我去参加，我拒绝了。
陈伯纯（成都市物资局办公室主任），曾到他家去过两次，一般的玩玩，我向他们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送过资料。他们对罗是同情支持的。
易难（省团委），我也曾到他家去过几次，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他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我同情他，他对罗广斌也同情。
钱洪荃（原在重庆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省人委办公厅），我曾到她家去过几次，她帮我转过信，如家里寄粮票，我弟弟由北京给我寄钱、寄衣服等。她是廖伯康的弟媳。对肖、李、廖和罗广斌都是同情支持的。
罗佑华（罗广斌的堂侄女，成都某中学教师），我曾在她家住过。她对罗广斌是同情支持的。
在成都川大又接触了李止舟、廖伯康和高兰戈。68年2月，北京地质学院曾昭贵持该校革委会介绍信，将李、廖送回成都，交省革筹。据曾昭贵讲，经张政委指示，由天宝同志处理他们。天宝同意李、廖暂住川大待处。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到重庆对肖、李、廖的历史问题进一步调查。据曾讲，李、廖的历史是有问题的，但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因此，把肖、李、廖这一案交给了省革筹。在川大第二招待所有好几次接触，大多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都在场。个别接触时也是一般的谈谈。我对他们的态度是随着地院调查组的态度改变而改变。5月下旬，李、廖和杨益言被川大8·26把他们抓了。我是后来知道的。
高兰戈没有住川大，比较多的时间住陈伯纯家里和西南局。他经常谈他是受冤枉和牵连，他是反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他说，他曾经去找过黄廉，黄告诉他，你的问题以后解决，不要被8·15抓住就行了。因他儿子的关系（他儿子是军工的一个头头。他还找过嘉陵厂军工的负责人，高的爱人李砚琪在北京、成都我都见过。从她言谈中对肖、李、廖、高翻案是很积极的。
关于和职工造反团罗光远及美协正威的情况，我专门交待和揭发。
在68年3·15指示下达后，我在罗广斌问题上就停止了一切活动。当时我思想上对某些问题，如罗广斌到底是什么人，还不够理解，但无论如何对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要听从的，不能有任何怀疑。江青同志的指示，使我得到猛醒，得到挽救，促使我对罗广斌的看法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回头来检查自己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所犯的一切罪行。
我在68年5月底离开川大，至今我的工作证还押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因去川大时登记住宿是我拿工作证去登记的）。杨益言在川大第二招待所被抓，我一直不敢去取。6月份我又回地质局和我堂弟刘代学（测绘队的，他在地质局养病）住在一起，这时我痔疮复发，直肠脱出很厉害，行动困难，因此7月份就到西城区痔漏医院住院开刀，住院时怕因罗广斌问题医院不收留，就改名刘德明住院。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出院后在罗佑华及西师同学侯光清家里（广汉乡下）住了一段时间。这时，成都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开展，住宿困难，我思想上很苦闷，进退艰难，回重庆怕被抓，挨整，不回去又无住处。11月初我决定回重庆看看情况，能回机关就回，不行就到我家乡去一趟。离开成都之前我曾到胡蜀兴（另有专门材料交待揭发）那里，她住在罗广斌家里。她知道我要走，无论如何要和我一道。她说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怕以后不好交待。她很激动，还说就求你这一次。我想，她的问题比我轻，没有地下党、走资派这类问题，只是在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怕她自杀，一面安慰她，一面说我先到重庆看看，找找地方，你跟着就来。大约11月7号左右我到重庆，家不敢回，其他熟同志的住地又不敢去，一怕自己牵连人家，二怕人家不接纳，于是就想到两个地方，一是冉家巷7号罗光远家里，二是东华观37号黄乾伯家里（黄和我在成都认识一面，他自我介绍他是我爱人的老师），他们都曾对我表示过，回重庆有困难可到他那里去住。我住在罗光远家里，过了两三天，胡蜀兴来了，我到车站去接的。把胡安排在黄家住。当时我感觉重庆也很紧，听说又在抓人。我找黄到文联机关去见我爱人，说我想回来接受审查，先到警司和市革委去报到，看我爱人有啥意见。黄回来说，我爱人同意我回去。过了两天听黄讲，815在抓反到底的一些头头，有些都跑了。这时我思想上很紧张，罗光远也觉得我们是个包袱。于是和胡商量，动员她回成都，我回垫江，14日晚我把她送上车，15日我就赶船到长寿回垫江。
到垫江先在太平公社五一大队我孃孃（贫农）家里住了约一个月。后来就到高峰公社大山大队我姑妈（贫农）家里住了三个多月。因垫江两派对立很厉害，仍在武斗，我住的地区都是垫江勤务站一派的控制的，听说勤务站又是815观点的，因此我住在我孃孃和姑妈家里没有出去过，在家里帮助家务劳动，有时去赶场买点东西。在乡下对重庆情况不了解，对重庆的变化更不知道。旧历年前半个月左右，我曾给李功勋（原与我在工会一同工作的，现在长寿湖农场）写过一信，寄他家里，请他告诉我重庆近况。并请他问问我爱人何时回来。但我一直未得回信。春节后我就要回来，几个表弟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又住了一月，直到3月27日我才回到机关，由于工宣队、解放军、机关斗批改组的关怀，第二天来到了学习班。
到学习班后，汪政委找我谈过两次，指导员、工宣队的同志、机关斗批改组的同志主动关怀，给我中央文件学习，学习主席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并介绍了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使我很受感动，给我以很大教育和鼓舞，使我逐步消除了我怕挨整的思想顾虑，于是下定决心，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罪行，争取从宽处理，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在清队工作中检举坏人，立新功，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文联 刘德彬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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