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0-0 作者：沈从文
沈从文我名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快廿年了。并无任何一门专长，只不过是个常识比较丰富的文物工作者而已。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问题多，杂事多，对内，对外，要的常识也格外多。所以我始终不离开。工作十分琐碎寂寞，通无所谓。文化大革命以来，被称为反动专家“权威”，快三年了，要承认，没有这个资格；要否认，没有分辩能力。血压长在二百以上，心壁磨损已无复原希望。写检讨，写来写去只是消极认错，积极性却在相对消耗，不是办法。因此写这个信，陈述一下，检讨到和不到处，供上面参考。
我是个五四以后旧文人，卅年中写了几十本坏小说，在旧社会起过一定有害作用，对于促进新社会的产生，无丝毫贡献可言。解放挽救了我。经过长期学习，几乎每年都自写份“自我检查”，而用一个“补过赎罪”心情，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陈列室和库房转了整十年。一切常识就由于这个实践基础上得来的。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虽有个作协会员名分，在博物馆则算是“研究员”。除了六二年在参观井冈山时，写了几首旧体诗，发表于《人民文学》，此外只在最近写了首《巴黎红五月》（被小将搜去了）半新不旧诗，还像个样子，别的全说不上！事实上，我整十年中，实心安理得极其乐意一面学习，一面作个普通“说明员”，进行自我改造的。即或在某些公众场合，为外面集体观众介绍商讨某一专题性文物问题时（例如外来大专史学系或陶瓷学院、丝绸学院实习生介绍材料，或带丝绸去宁、苏、浙为工人展出协助生产时），也首先不忘说明自己身份位置，只是一个“普通说明员”，“普通工作人员”，既不是什么“专家”，更不是什么“领导”。因为除做事外,“名”和“权”对我毫无意义。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过去在写作上我“自以为是”，犯过极严重错误，在新的工作中，总希望不再出乱子就好。即或遇事相当谨慎，并且永远是用《实践论》指示求知识的基本方法，去反复求证。实物不足，再结合文献去相互印证。由于学习主席著作理会不深，应用到工作实践上，只是点点滴滴，特别是个人过去史部学底子极差，因此实物接触虽比较多，而到结合文献互证时，取得的成果，还是极其零碎。且不断的会犯提法上或结论上错误。学习为人民服务，虽热心有余，但认识不足，例如正当新历史戏流行时，我对于好几个新历史戏，如《屈原》、《蔡文姬》、《胆剑篇》、《文成公主》、《武则天》等等服装道具，都提供过材料。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工作组时期，说我是“反共老手”，后来群众改成反动专家“权威”。直到如今。
照我自己认识，过去写作上所犯错误，除五○年即写过较长检讨公开发表，且经港报转载外，此后还不断在别的方式上，一再检讨过。这一次又向革命群众作过几次较深刻书面检讨。关于近十八年工作中的大小错误，又另外检讨，举出大小六十事例。有不够处，也难免有过分处。比如检查中自以为是“蒋介石王朝的点缀品”，和事实即不尽符合。五四年从香港《文汇》或《大公报》传来消息，即提起过，我“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受禁止显然即可说明问题，对他们不利才受禁止！老舍、巴金、茅盾、冰心……等人作品，似即并不闻有同样遭遇！所以说，我一切作品都有利于国民党，给三四十年代人说来，似不可信的！
我生长于湘西苗乡小县城，虽来到大城市已半世纪，还在几个大学鬼混了二十年，乡下气质始终并未去尽。对工作还有热情和耐心，能克服学习方面的种种困难，最初即使一无所知，到一定时期，总可望把它搞通、学好。做事从不走捷径，投机取巧。但应付人事，却极端拙劣，无知无能，毫无机心，不会处理，不明世故。比如本馆有五位馆长，十八年来就有好几位馆长家中，我始终还未到过一次。即此一事，便可知我哪里会对馆中“争权”“争位”有什么野心兴趣？
“能处常而不善应变，能任劳而不善任怨。”缺点显明，无可讳言。因此弱点，在冲击中报废，也十分自然。
比如说，我搞的综合文物，是种十分费力不讨好，科学院或大专院校史学家照传统习惯，从不承认这也算得是什么学问的。至多叫个“万金油”，毫不觉得重要的。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切文物制度常识，若比较丰富踏实，对各方面都还有帮助。除本馆陈列说明应用得上这种“万金油”，其他专题性博物馆，如军事博物馆古代部分，除兵器本身外，如何应用作战，以及如何作战宿营，步骑配合……都得从形象取证！此外乐舞博物馆，服装博物馆，陶瓷、丝绸博物馆，有需要时，我的常识，都或多或少可提供些资料，配合服务。此外常识当成副产物，至少还可用于两方面。
一是大专院校文史系教古代文学或史传文章，会遇到一系列东东西西，说不清楚，注不明白。查书无可查，查到了还是不明白。事实上博物馆却有上百万实物睡在库房中，无人过问。教书的永远是停顿到抄来抄去阶段，从来不会有人想到郑玄、刘熙博学注不清楚的事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认真学习《实践论》，能有所会通，就会把它弄得十分明白清楚。而且还可以成为“常识”。记得为解决科学院文学所注解古典文学的麻烦，即曾正式向何其芳建过议，要正视这个问题。从所中抽调个年轻研究员，来馆中学习，或带着问题学，或广泛学，有二三年时间，帮同他搞点资料，用处大而多！不重视，因为前无此例。事实即是老办法抄书，极省事。新方式，一样一样学去，较困难。所以也可以说这份副产物虽有用，还不得其用。这里也似乎即有唯心唯物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次，即用来破除历来传统鉴定字画旧方法形成的一切老迷信，用处更大。不问是什么“徽宗”“高宗”“章宗”“乾隆”的皇帝题字作诗，还是近千年来的名士专家题跋鉴定，一用衣冠器物制度常识作新的综合分析判断，许多名画珍图产生的年代、作者，就成了问题。或许有的“国宝”，便成为假的破烂，成为“参考品”或“处理品”。这从实际说来，我用的新的唯物的鉴定方法，正是破除帝王名流专家“权威”迷信最有力的工具，工作是值得鼓励，值得推广，还可望从不断充实改善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用《实践论》为学习求知识基础，来破旧文化中字画鉴定法积习迷信十分有效的。是用土方法战胜洋教条旧传统一项新试探。工作本来是进取的，向前的，同时也近于革命的。可是若尽把我向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推，我既毫无能力来作任何分辩，也不可能来和这种传统荒谬进行斗争了。不过心理殊觉得“真可惜，这一冲，别人可不当回事，我这脆弱神经可全崩溃了。许多对于打权威共同提高所作的努力，全完事了。对国家说，似不大经济！”因为据我所知，训练一个文史教授或专家，还比较容易，训练一个“有常识”的文物研究员，而这份常识又纯粹奠基于一个“物”的基础上，实在不容易。这从国内文博现状也可以明白了。学院式学考古，懂金石文玩的人，有的是。有文物常识能有所会通，应用到工作上能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可并不多。
据我所知，文物界鉴定字画方法，是有路线斗争的，目前还是在旧式唯心论或经验论专家“权威”占一面倒势力。一切听他们的意见，浪费了许多国家钱财，收了许多时代有问题，作者有问题，又或从个人趣味出发，用高价收了许多不必要的文人写意画。皇帝全死了，专家“权威”也死了，他们共同对这幅画作成的荒谬鉴定，却并不失去作用，无人敢于怀疑。
前几年，旧文化部花了许多钱，聘请了几位海内著名字画鉴定家，去全国鉴定“国宝”时，我只除了看本馆藏画，可以列席，过故宫看重要名画，即请求列席，也不许可。至于跟着全国去学习，更无可望了。即明白知道，一谈起“南唐”、“宣和”、“绍兴”等装裱、隔水、引首、册页面等等，必然会要牵涉到绫锦时代、名目问题，无从含胡。有关这部分材料，我应当有较多发言权，不见过不明白的，也应分让我有机会看看。因为明明白白国内懂这一行，学这一行没有几个人。何况我去对他们工作有显明帮助，还是不让我去。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懂字画。事实上，有千百种专家“权威”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子画，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伙等文物常识，都可以得到许许多多有力旁证。可以帮同判断出相对年代。
例如马匹装备，从头到尾，都充满时代特征，更容易并合其他材料，判断年代。即或只是一只孤立的鹰，鹰脚下站的那个锦垫，若上有花纹，也即是一种线索，还可以估计出年代！但要的是对这样那样都“有常识”，若极端轻视常识，那自然就只好大家围着画猜谜子了。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春游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
正因为旧文化部领导人，只知重视专家“权威”，而轻视文物“常识”作用，所以从不要专家也认真学学“常识”。记得历博十多年来曾举行过一系列文物展，对于古文化史有千百种新材料出土，千百种新问题发现。我长时期在陈列室作说明员，就从无一个什么“艺术家”或“专家”或大学文史教授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大多溜了一转，就不见了。似乎什么都不必学，一看即懂，这是可能吗？
例如故宫有个鉴定字画大专家，有一年，把一幅元人画戴罟罟冠小画，照什么“御题”“御览”称作契丹画家胡虔作品，陈列出来。我曾好意告他：“这不会是胡虔。”
当时就悻悻然说：“你怎么能断定它不是？”“因为帽子不是。”“胡虔时女人就不戴这种帽子？”我明白他一面是不承认我对字画有发言权，其次是相差三百年契丹和元蒙妇女帽子的区别他毫无兴趣，就不便告他“那帽子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也知道”，不再说下去了。
这小小事例，并不妨碍这个专家的真正长处。但也可以看出，用《实践论》求知识方法学来的广泛文物常识，作为有力的武器，来攻打文物界字画鉴定“权威”顽固堡垒的工作，还未真正开始。工作也还十分艰巨。因为首先是搞文物工作的人，即还有大部分不知重视文物常识，依旧迷信“权威”，绝想不到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桌子板凳、事事物物，若分别明白它个别历史发展性，和彼此相关性，用来鉴名画，打权威，判真假，定时代，是种有力武器。用得其法，即或不起主要作用，也还可以起辅助使用。若搞文物的还多不知手中有武器可用，至于写美术史的，居多手中只是一支笔，除了结论照抄，自然就更说不上特殊眼光了。这人文笔越好，即只能越会夸大胡说，更加引人走入迷途，扩大艺术批评中唯心论市场。这市场，且因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设立，而加速扩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斗争，还是很不容易进行，可能还得经过些曲折，并不是短时期即可见功的。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方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即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假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作到的。
《沈从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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