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8-11 作者：赵丹
赵丹解放前的罪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或更正的了。只是感到解放后所犯的三反罪行有补充的必要，其所以必要，原因如下：1.我虽然把三反的罪行都已做了如实的、详尽的交代，并且一个一个专题地写了足足几十个专题，而每个专题又总是写过许多遍，但是这一部分的交代有个显著的缺憾，就是没有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纲，用之接触客观事物的实质不深不透，当然，也就不能深刻地触及灵魂，促进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以至造成客观印象，我痛恨自己的情感不深，认罪服罪的态度不好！立场顽固不化了！这当然不能责怪客观，事实正是如此！2.更有些专题的交代，沦于自然主义的就事论事，实际上只是交代了现实与过程，虽有些自我批评然而也不深刻！这实际上是仍旧站在原有的反动立场上，以原有的反动观点在继续放毒了！因为世事原没有所谓纯客观地自然主义的叙述的。总之，决定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的！同样一件事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与结论。而只有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论辩证的观点，来揭示客观事物的实际，也才能真正揭露出事物的矛盾实质和性质来！我的交代的种种缺点，再再说明自己学习得不够，觉悟不高，立场是未完全彻底“化”过来！
经过这场大革命的冲击，尤其是这两年多以来的“隔离审查”的革命的斗争教育，也逐渐地有所提高，有所改正。我想最后的一稿“请罪书”，组织上也可以看出我的这一进步的端倪来，然而即便那份“请罪书”，今日复看一遍，则仍感有不足处，所以现在我就来进行这一补充的工作。
但是，觉悟的程度和认识水平，总是无止境的！广义地讲：即便是已经定案处理，解放了我出去，我也仍然应该不断地继续触及灵魂，联系一生的罪行、联系实际来促进世界观的改造。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我现在的工作能做到七八十分就是了不得的成绩了！因为我自感觉悟水平，能力总是有限！我又想：只要我的态度是诚恳的，对组织是毫无保留的，不是三心二意的，只要是能把几个基本观点彻底改正了过来！立场对头了！这就是我已尽到我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了！我相信组织总是会看得出来的！
（一）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我可以把平生的抱负，愿望都实现了！“我们的时代到了！”“我的时代到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革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命！我是原封不动地将旧有的一切都搬到新社会来了，所谓的平生的抱负和愿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是个人的名利主义！而这些思想是对新社会的反动，反革命，不可能是别的！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我长期以来，以唯心史观、叛徒哲学，篡改了自己的一部反革命的可耻的叛徒历史，自吹自擂，非但不以为那是严重的罪行，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是为了革命的艺术向往而吃了苦，受了冤屈！反以此为政治资本，为荣！至于参加了伪国民党，虽当时、当事，曾一度感到愧对于党。但同样地以叛徒哲学原谅了自己，因为那是被逼迫的！不得已的！因之把脸一抹也早就原谅了自己，早就忘掉了！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党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也即是说：在政治上，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总之：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自负、自满的思想踏入了新社会，根本就没觉悟到，想过：“我还必须要有一个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任务。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出于反动阶级的本性使用了全身的反革命解数，放出了一支毒箭《武训传》，直射向新社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挽救，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当时对我的触动确是很大的。因为，第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严肃的批判;第二:我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复看了一遍毒草《武训传》电影，感到自己过去个人以为“美”的，确是奇丑无比了！从而使我认识到：这不是什么表演技巧上的一招一式的问题，感到恐慌至极！感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是不可能演工农兵的人物，也即是不能为新社会的电影服务了！我曾几次向黑线上的电影领导人提出离职下到部队去，改造自己，但被他们硬留住不放，接着为我开了后门，专演知识分子及历史剧，这样我刚迈开一步却又被拖了回来！
检查内因：1.我没觉悟到，那场大批判，是解放后第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的斗争，因之我就没联系到自己一生所走的罪恶的道路，反革命的历史，来检查自己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从而认识其性质，让我仅仅做了一个文艺思想的检查，蒙混过关。所以我的这个政治上的缓，越感到包袱未能击碎！2.由于阶级性格的动摇性，和意志的脆而不坚，所以也不可能顶得住四条汉子的威吓，被他们大帽子一压就压缩回去了！今日回顾这段历史，怎么能不在痛恨自己的同时，又痛恨刘少奇的黑线，痛恨四条汉子对我的毒害呢？
我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挽救！我又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呀!!!
（二）一九五六年，黑帮分子袁文殊到上海来搞电影资本主义企业化，先走访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人士”，我当然是他拜访人之一。我记忆不起当时和他说了些什么反动的向往，想来不外乎是一套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一类的黑谬论。我只记忆起和他说了些内心的个人的苦闷。即：饭票、房票、政治待遇等等的票全有啦，党全部发给了，可就是最后的一个“党票”还没有要到手！袁文殊当然就把这事记在心上，是为他此后千方百计地把我弄进党内的开始。
袁文殊既要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就必须先制造反革命舆论，树样板，让严恭介绍苏修的一套“创作集体”的黑经。我在袁文殊的一再鼓舞下，与瞿白音、徐韬、郑君里三人还拉上了刘琼和葛鑫，搞了个“沈记社”的黑创作集体(按:以沈浮挂帅)，我们几个人发表了一篇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性的毒草《炉边夜话》，为夺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的领导权而开路。
五六年底五七年初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凭着我的反革命的政治嗅觉，以及我有个要混入党内野心，所以倒也控制住了我的反动思潮，没让它自由泛滥！在党发动向右派的猖狂进攻，举行反击之际，袁文殊设法让我摇身一变，变成反右的极积分子，把我打扮成个“左”派，于是在反右以后我篡改了我的罪恶的历史，蒙骗了组织，混入党内，遂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
五八年，敬爱的总理倡议搞艺术性纪录片，敬爱的、永远值得人纪念的柯老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我们从摄影棚，赶下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使我开阔了眼界，开阔了心胸。在党坚强的领导下，和工人阶级的先进事迹、思想教育下，使我一改过去的从自我出发的创作方法，而从工人阶级的需要出发，从政治和政策的需要出发，走集体主义的创作道路，得到了甜头！那几个月，可算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畅舒的一段生活，我也初初体会到，一个人无私心杂念的精神境界的“美好”，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四条汉子的黑线，仍是百般地阻挠、破坏，先是要我演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统治阶级的“林则徐”，继而又让演为王明路线翻案，为黑线老头子竖碑立传的“聂耳”。仍旧不让工农兵成为舞台与银幕的主人翁！（以下无——整理者注）
1.我与右派分子石挥、吴永刚、吴茵等四个人一同去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石西民的总领队，临行前，石西民交给我任务，做他们三个人的思想工作，因之我随时地向石西民汇报他们三个人的思想情况。
他们三个人酝酿大会发言，由石挥执笔起草，写就，也把我叫去，念给我听(他们三个人是否早已来回地共同看稿，修改过，这我不知道)，要我发表意见，并说是用四个人联名发言，又推我作代表于大会上发言。我执意不肯，并表示不必定要四个人联合发言，我不参加联名。可他们说：“要是这样，那大家都不必发言了。”这事我汇报了石西民，石叫我把他们的稿子拿来给他看，看过后，石西民指示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你联名，你就签上个名，否则好像不让他们发言了。只是你别上台去讲，让他们随便谁上台去讲吧!”我回来，即按照石西民的意思做了。于是他们又推了石挥代表上台发言，石挥是个机灵鬼，一看我对发言如此慎重，他又在他的发言稿上再做了些修改，给我看了。是在前边增加些肯定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电影的成绩部分，删去了些后面的尖锐的意见，及一些不妥当的言词，即于大会上，石挥上台作了发言。
石挥发言完，石西民和我说:“关照他们一声，这篇稿子在大会上念过就算了，不必再拿到报上去发表了。”我也和石挥说了，石挥当时表示，决不能在报上发表，记得石挥还说:“我一边在台上念着，一边也感到这个发言是多此一举的，大可不必发言的。你看我不是一边念着一边在改词吗?有些话我都没照稿子上的念。”岂料回到上海以后，《文汇报》将这篇稿子刊登出来了，并且仍是沿用的我们四个人的联名。这一下我着急了，立即打了电话，问石挥是怎么回事。他在电话中说：他一翻开《文汇报》，看到稿子登出来，他也着急了。他说记者昨天来要稿子他无论如何不肯给，后记者只说是拿去看一看，不发表。这是骗去的，说他决没同意发表，并说是即使发表也得要得到四个人的同意，而且他还得要作修改的。我当即责成他打电话到《文汇报》去责问，我一面也打电话到《文汇报》编辑部责问，而编辑部说，得到石挥、吴永刚、吴茵三个人的同意的。我说，他们即使同意，有我一个名字，你也得征求我的同意呀!《文汇报》说:他们三个人，多数同意了，就行了。当时把我气炸了肺了。总之《文汇报》和石挥他们之间相互扯皮、抵赖，这事我向局党委袁文殊，或者还有陈荒煤作了汇报。宣传部也来了电话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得袁文殊叫我钉住石挥，把这件事的责任一定要弄清楚。后石挥说他已坚决要《文汇报》登报说明事情真相，后《文汇报》大概是登了一条非骡非马的不像样子的启事说明，这事才暂时搁在了一边。可惜这篇文字我手边没有，实在记忆不起是什么内容，所以没法交代，也没法进行检讨。
2.“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上海民主党派四处煽风点火，发展组织，开各种黑会，尤以民盟为最。听说民盟要办电影厂，又是什么搞“皮包公司”，一时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民盟发起“三次座谈会”，三次都有请柬给我，我根本没去。在第三次“座谈”之前，陈仁炳还亲自到我家来，硬邀我去，我也不理他。记得他说:“你既然不去开会，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出来，我替你转达。”我说:“谢谢你，我有意见素来会向组织上直接提的!”他又说:“你去了，即使不便提意见，也可以听听别人对你们的意见呀!”我说:“那好嘛!有意见请尽管提吧!”那天，弄得他很窘地走了。
事后，我认识到:我那种躲避斗争的态度是不对的，也只有在火线上才能考验得出自己究竟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总之：那次的反右斗争，我在黑线的保护之下，非但没有列入右派，反而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我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石挥的面对面的斗争大会，又参加了对上官云珠的批判斗争的中型会，我皆作了发言。瞿白音乘机也捞了把稻草，跑到我家里来，急就章地二人搞了一篇批判石挥的文字，送给报上刊登了出来。这样，将自己打扮成个“左”派，混过了关去，并在刘少奇的一条招降纳叛的建党路线之下，我站在叛徒哲学的观点上，篡改、隐瞒了我的罪恶的叛徒政治、历史部分，混入了党内，玷辱了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替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真是倾东海之水也洗涤不净的罪孽呀!只有再次地向党、向革命人民请罪!服罪!
赵 丹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一日
来源：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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