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0-22 作者：[待确定]
我是犯了极其严重罪恶的人，今天我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请罪，向湖北省3200万人民和武汉市的人民请罪。
首先，对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九·二七”指示，我表示坚决地拥护，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坚决照办，认真执行。
我完全拥护坚决取缔“北斗星学会”、“决派”等反革命地下组织及其反动喉舌《扬子江评论》。我完全拥护立即逮捕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冯天艾、严琳、田国汉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完全拥护曾、刘、张、潘首长及赵副司令员，在大会及在我们小组所作的重要指示。
我这个人，犯了很多的罪。“七·二〇”以后，尤其是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可以说我没做过一件好事。一直是对首长的教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听不进去，置若罔闻，我伙同一些叛徒、特务以及反革命分子，干了不少反革命的勾当，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大联合，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清理阶级队伍，破坏了“九大”，破坏了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犯下了累累的罪行。我是老犯错误，老挨批评，老不检查，老不改正，而且犯的错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直走上犯罪的道路。对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犯罪。而我对我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满不在乎，在首长和同志们面前，从来没有做一点自我批评。相反的，把自己犯的错误，把自己犯的罪，都认为是正确的，总认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一贯正确。我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回头，一贯坚持错误不改的死硬分子。但是，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给了我生平第一次最大震动，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从来没有这样震动过。在中央英明的指示下，同志们揭发出来我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揭发了我很多反革命的罪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开了湖北、武汉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七·二〇”以后一直捂着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也把我的面目暴露很清楚了。“七·二〇”以后，很多重大的事情，很多重大的疑案，一直没有把来龙去脉搞清楚。现在看来，通过这个会议，是搞得非常清楚的，一切事实都摆在我的面前，在这些客观事实面前，我觉得是应该向真理低头，应该低头认罪。我过去坚持的所谓正确，的的确确是错啦，全错光啦，的的确确是错光啦。我是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几乎是粉身碎骨了，已经陷入了反革命的泥坑。如果再继续滑下去，那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经过这些天来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同志们的揭发，首长同志又对我进行个别的帮助和教育，给我启发。我对过去犯的错误和罪行，以及我犯错误的根源、教训考虑了一下，我向同志们交待如下，供同志们对我继续批判和揭发。
我的主要罪行是：
在这个会议之前，我对很多问题是不服气的，我一直认为我是正确的，是不错的。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问题上，在革委会的一些问题上，以及在“反复旧”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都是与曾、刘首长相对抗，一直不服气、不认错。我总认为是曾、刘首长破坏大联合，曾、刘首长破坏革命三结合，我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直到这次会议以前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看来，破坏大联合的，不是曾、刘首长，是我。曾、刘首长确确实实是促进大联合的，是促进革命三结合的，下面从事实来看：
67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了大江南北的时候，就教导我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我呢，对毛主席的教导，对最高指示，公然的违抗。而按照这些反革命的大黑手，孟夫唐、刘真、张华，以及《扬评》的反革命小丑鲁礼安，他们所鼓吹的“不钢则康”、“反机灭康”、“钢化江城”、“钢化湖北”，什么“以工总为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鲁礼安曾经在我们工总的报上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我的印象里是这样子。）当时我就很欣赏。在这个反动思潮的影响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合我的味道，所以，很合我的“以我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于是，我极力地鼓吹和拼命地推行所谓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上海的工总司是完全正确的，我所鼓吹的武汉走上海工总司道路是和上海有着本质区别的。）什么叫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呢？说穿了，就是以大压小，即大组织压小组织，以强欺弱；大组织企图吃掉其他小组织，实行所谓“吞并政策”。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武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对这是很了解的。为了扩张势力，为了“钢化江城”“钢化湖北”“钢化武汉”，当时，我们就积极插手专县，拼命地扩张势力，在全省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刮起一股“钢风”。严重的破坏了“七·二〇”以后的大好形势，严重的破坏了各专县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更为恶劣的是，把曾经跟我们风雨同舟的战友、风雨同舟的兄弟革命组织，当时对于我们这一种错误的作法和反动思潮进行了抵制的新组织和不同观点的同志打成“老机”，大搞所谓“反机灭康”，顽固地推行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以我为核心”的所谓走“工总司”的道路的错误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曾、刘首长多次给我们讲，而且给我们传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原文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曾、刘首长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对我们“工总”的一条最高指示，就是要我们“工总”不要发展太大了，大了你们领导不了。当时，曾、刘首长一再跟我们讲，一再地把毛主席的声音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对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听不进去，对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去，对曾、刘首长的帮助和教育听不进去，背地里一意孤行，推行“以我为核心”。比如讲，当时搞了几个组织座谈，我觉得曾、刘首长支持不够，就对曾、刘首长不满。后来，为了推行“以我为核心”，我和方保林一起做工作，强制中央点名（承认）的“九·一三”加入我们“钢工总”，实现大联合。当时首长和我们谈过，我们听不进，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开大会、游行，让“九·一三”加入“钢工总”，搞变相的“以我为核心”。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这样的：武汉市“工总”、“工造”、“九·一三”3个大组织，我们两家先联合起来，这个领导班子核心就形成了，你再来，只不过是加一加而已。这样，就形成以两个组织为核心，吃掉“工造”。现在看来，这个做法也是很笨的，非常错误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手法。其结果，不但没有促进大联合，反而导致了分裂。
67年10月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贵宾谢胡同志来汉访问，给我们的大联合、三结合送来了强劲的东风。总理当时明确的指出武汉的革命大联合，不走北京的道路，也不走上海的道路，要走武汉的道路，即走“三代会”的道路。总理的指示打破了我走“上海工总司”道路的企图，当时我觉得总理对武汉情况不了解，而对抗总理指示，继续改变手法推行“以我为核心”的错误路线。怎么搞呢？就是不象以前那样搞了，以前就是采取强硬的政策，让各个组织纷纷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达到“以我为核心”的目的。现在变换手法，不这样搞了。总理讲了，要走工代会的道路，这顶帽子不能丢，变换一下手法，接过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大联合的革命口号，大搞所谓的六条战线。即工交、财贸等，按战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穿了就是上面把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在市工代筹与“工造”、“九·一三”等组织搞马拉松会谈，下面我就去按战线集中大批人力，策动各基层尽快地所谓联合或成立革委会。这样就可以自下而上地把“工造”吃掉，等我们把对方吃得差不多了，再在市工代筹，以高姿态给他们几个席位，这样就可以达到我所推行的“以我为核心”的目的。当时我们还美其名曰地把这种作法叫做“汪洋大海”政策。但是，曾、刘首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眼睛很亮，正在我们搞得差不多的时候，下面的联合搞到70%到75%左右的时候，正当我醉心于大搞“汪洋大海”政策搞得起劲的时候，曾、刘首长一眼就识破了我的阴谋，就把我弄到空字006雷校办学习班，当时我不愿意去，很抵触，后来是人去了，但心不在那里，即使在哪里，也是吊儿郎当，遥控家里，而且晚上也跑出来到处煽动。后来曾、刘首长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日以继夜的蹲在雷校，亲自主持会议，耐心做思想工作，我记得刘政委跟我谈了，专门找我谈，刘政委对我帮助教育很大，专门给我写了个条子，对我抱有很大希望，让我在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中起一定作用。但现在看来，辜负了刘政委对我的希望。在曾、刘首长和警司首长领导下，终于实现了武汉地区工人组织的革命大联合。这样一来，我就很不满，没有按照我那个办法办，我就对曾、刘首长很不满，觉得我苦心经营的山头，顽固推行的“以我为核心”的阴谋鬼计，就宣告破产了。当时，我对曾、刘非常不满，觉得在武汉、湖北地区，就应以“三钢”为主体，我认为“三钢”在武汉地区来讲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曾、刘首长就应以“三钢”为主体，去团结其他的人，因为我觉得“三钢”是以大型厂矿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而他们都是些卖饼子、油条的合作企业的手工业工人或小工厂：“钢二司”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头头就是几个学生；“三新”组织里有很多教师，甚至认为他们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所以，我觉得曾、刘首长应支持、依靠我们，而通过我们去团结他们，但是曾、刘首长在两派之间搞平衡，我非常不满。加上我们在“七·二〇”以前是受压的，坐了牢的。而新派是犯了错误的，他们帮助陈再道整我们的材料，压了我们的，他们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左派。所以在武汉地区搞大联合就得以“三钢”为主体去团结“三新”，实现大联合。然而，曾、刘首长老是不支持我们这样做，老在那里搞平衡政策。当时，我对曾、刘不支持我搞“以我为核心”，心怀不满。67年12月，工代筹搞成以后，当时，我的情绪非常不好。方保林在二司也是这样搞，日日夜夜的搞。我在工总也这样搞。当时我们两个苦心经营，日日夜夜组织一班人马，专搞“以我为核心”。我亲自跑到“三司革联”，想动员“三司革联”加入“钢二司”。我们苦心经营，辛辛苦苦。但是，曾、刘首长不支持，所以很不满。我曾牢骚满腹地讲：“曾、刘就是遮住了太阳，挡住了春风。”（是在工总勤务组办公室里讲的）现在看来，证明了曾、刘、张在钢新两派大联合时，真正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的的确确是一碗水端平了，的确不是亲一派、疏一派的。所以说破坏武汉地区大联合的不是曾、刘，是我，我是破坏湖北、武汉地区大联合的罪魁祸首。在开会以前我并没认识，现在才认识到的。
1、刘真反复的强调了（因为当时是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这家伙凭着他反革命的臭觉，很懂得政权的重要性）干部在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你们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委会中各方面都不熟悉；军队代表，过去是在军队中工作的，他们对地方也不熟悉；只有这些地方干部，他们对过去的旧省委最熟悉，他们各方面的经验都很成熟，所以干部在政权中最重要，你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2、刘真批评了我们“三钢”对干部工作不重视。在这之前，我们对干部工作确实不重视，因为我从文化革命以来，我就有极“左”、“怀疑一切”思想。开始筹建工人总部的时候，只要工人，不要干部，对当权派有点怕沾边。他说：“我们的干部工作，抓的不如新派。”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3、他讲：“现在要成立省、市革委会了，那些干部是站在造反派这边的，群众不了解，你们要造舆论。”就是为他们这些人造些舆论。为他们钻进红色政权做准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伙家伙，当时主要是刘真主讲，讲的有条有理。我觉得讲得很不错的，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刘真这个人很精灵，肚子里很有点货。这次会以后我基本上按刘真的办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干部在政权中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我几乎全部时间专门抓干部工作。又专门派张耀忠和方斌亲自住13号，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按照刘真的黑指示，给他们大造其舆论，当时我们工总报上就专门特约了任爱生、杨春亭、吴允恭等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而且到后来，又在《工总简讯》上把所谓“左翼革干联”的站在钢派一边的干部排起来大吹了一通。为这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大吹特吹。这些都是我亲手布置的。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吹捧的所谓站在钢派一边的干部，大多数是些坏蛋。
1967年12月份，在洪山宾馆，又和孟、刘、张等开了一次黑会，首先是俞涛找我们，参加的有朱洪霞、夏邦银、张耀忠、方保林、胡震宇等人。我们先到孟夫唐屋里，孟病了，我们就走到洪山宾馆。当时还有祝孝先吧，是俞涛主持会议。这个会是地地道道的阴谋反夺权的黑会。这次会使我中毒最深，也是我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会上，反革命黑手刘真提出了一整套阴谋反夺权的黑纲领。我初步回忆大体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使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这回犯错误的一个根源，就是刘真讲的关于张体学同志的问题。张体学到底能不能回来结合，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而且比较系统的、比较详尽的把张体学同志大肆污蔑了一番。刘真全面介绍情况，从张体学的各方面一直讲到生活上。而且，那个许金彪，他自称是最了解张体学的，在会上花了很长的时间，介绍了体学情况。使我印象最深的，中毒最深的，就是他们反复地多次地强调说：“体学这个人，最爱报复打击。”说他报复打击最严重、最厉害，在他手下的人哪，报复打击了不晓得几多。这点给我印象最深。所以，后来一直怀疑体学同志报复打击、整我们。许金彪讲了许多事情，证明了刘真讲的所谓正确性，也大骂了一通张体学。他们说，要是张体学回来了，他们一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当时，刘真讲体学同志报复打击还举了些例子。我听了他们的话中毒很深，当时觉得刘真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运动初期我们造了他的反，斗了张体学，这样，难道他不记仇吗？刘真说体学同志报复最严重，我想这件事很复杂，到时候他不整死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对体学在脑子里就构成了这么多框框，定了这么个调子。在省、市革委会结合体学的时候，毛主席已经讲了，当时我心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到后来，新华工又在社会上公开贴出要坚决结合体学同志的声明，当时，我资产阶级派性很大，我想，你们新派要保的话，我非要反；你新派要结合，我们就非不结合。当时根本谈不到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好上了刘真这些家伙的当。刘真关于体学报复打击的这番话，给我中毒最深。
（二）刘真提到省、市革委会结合的干部问题，他说：“湖北省站出来的干部不多，这是特点。站出来的大干部不多，这也是一个特点。”所以，他提出建议：省、市革委会的干部要通盘考虑。他说：“省里的可以到市里结合，市里的可以到省里结合，通盘考虑。”而且他还说：“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军队的干部，曾、刘首长是管大军区的，是管两个省的，更多方面是管军队。加上曾司令员是从沈阳来的，对湖北情况不了解。刘丰政委呢，过去是空司的，也对地方工作不熟悉。群众组织代表呢，是从下面来的工人，对过去这个上层建筑也不大很了解。所以，将来的实权还是在地方干部手上。”所以他提出，省、市结合干部要通盘考虑，他建议：“杨春亭到市里结合。”杨春亭过去是宜昌地委书记，他好像举了那一个地方的例子，说明地方干部也可以到市里结合。而且说了武汉市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王任重就是以武汉市为实权，把武汉市抓好了，就等于湖北省抓好了。所以王任重过去把他的心腹宋侃夫这些人安排在市里面，他就可以直接控制武汉市。所以武汉是非常重要地方，是实权单位，要非常注意、要慎重。”所以，他提出，杨最好在市里担任第一把手，杨有山、谢定杰、吴允恭做他的左右手。就可以控制实权。省里，刘真讲：“任爱生担任一把手，是当之无愧的，是很有影响的。连我们都不敢反对的。另外，张华可以给老任当助手，张华在省里过去是很有工作能力的，过去省里的实权实际控制在他手上。以前王任重是很喜欢张华的，说他的工作能力强，人也很聪明，也很能干。王任重每次到北京或到中南局开会，总是把张华带去，他是个好干部，他要是结合了，是老任的一个得力助手。”接着他一一分工。比如卜盛光搞政法，杨锐管工业等，讲了很多。刘真都介绍了一番以后，不好讲自己，他就说：“至于我嘛，就不考虑结合了。我的身体也不好……”，后来说完，张华马上起来讲，把刘真大吹了一通，说刘真这个人“精明强干、工作能力强，非要结合不可，他工作经验很丰富，结合到省里管党政方面的工作，也是任爱生的一把好助手。”他们就这样互相吹吹捧捧，把任爱生抬在前面，刘真、张华美其名曰地做老任的左右手，实际上就达到了他们阴谋篡权的目的。有些人虽然对他们的方案有些看法，但是，后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黑指示办的。
（三）刘真又讲：“我们在座的都是‘钢派’的干部。‘新派’在武汉势力不大，‘钢派’在武汉是占绝对优势。因此结合到省、市里的‘钢派’群众代表和站在‘钢派’这边的干部，当然应是占绝对优势。”刘真他当时估计：站在“新派”那边的干部不多，但我们要认真对付，第一、二、三把手和主要部门一定要掌握在“钢派”干部手里，估计“新派”要争的，省里估计“新派”会把孙德枢抬出来，市里可能把薛朴若抬出来。对他们要引起重视，认真对付。反正我们“钢派”干部多，“新派”干部少，我们采取硬拼的办法一个拼一个，拖住不让，任爱生拼孙德枢、杨春亭拼薛朴若，最后让曾、刘首长出来合稀泥，到最后不把孙德枢和薛朴若拼掉至少要把他们拼成个次要地位。”
会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些黑手黑脚的黑指示办的。在结合省、市革委会的干部会议上，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在讨论市革委会结合的会议上，张耀忠亲自出马。钢二司是方保林挂帅。“九·一三”是李想玉。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件事，其它都放手不管。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攻坚战，这一仗非要打好不可。当时我们“钢工总”、“钢二司”带了一批精悍人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把二司各个总部的头头，比方刘汉武、周洪信、陈大炮等精悍人马，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大仗，要慎重对待。分成3个组：（1）把那些能说会道的，善于诡辩的人组成谈判组。专门和他们扯皮、谈判，比如钢二司的周洪信，他是会说的，一张嘴巴把死人都说成活的，这些人都是经过斟酌的，把他们组成一个班子。（2）把3个组织里搞干部工作的人，由俞涛、胡震宇负责，组成一个材料组，这个组也组织了一批能说会道的，不要讲稿，可以把一个干部的工作等问题能够从头到尾滔滔不绝的一下子拿出来。我记得，当时曾司令员听了钢二司洪涛的，那嘴巴会说的很，把薛朴若说得一钱不值，他不要稿子能够讲两三个小时，干部的家庭出身和××年××年他背得烂熟。（曾思玉同志插话：现在在那里呀？）他已分下去了。还有一个小马也是会讲的，他们是从头到尾都搞一个人的专案，他对这个人很熟悉，不要讲稿就能背出来。当时和华工三办的主任辩论，他辩不赢我们。我们当时在旁边就很欣尝/赏。（2）组织舆论组，在外面造舆论，随时报导会内情况，做到内外结合，以便迷惑人心。我和方保林、张耀忠、李想玉全面负责幕后操纵，我们专门讲高姿态的话，吵嘴扯皮的事他们讲。就在市革委会三结合问题上，仅薛朴若和杨春亭的问题，一直搞了8天8晚上，那时看着方司令和张昭剑政委瘦的很厉害，一直是日日夜夜的在那里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小会开完了一个个找我们个别谈，一个组织里头，这个头头通了那个头头不通还不行，当时我们抱得很紧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相当严重。一个拼一个，一个卡一个，有的一边要打倒，一边要结合，一边要结合当一把手，一边不同意结合。比如结合薛朴若的问题，“新派”死要坚持他当第一把手，我们坚决不同意结合，两派悬殊很大。方司令、张政委那时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那时很尊重我们的，跟我们做工作，距离相当大，怎么办呢？最后拼材料。当时我们认为我们那是“核武器”，洪涛是专门研究薛朴若的，一个人讲两三个小时，最后把华工三办的主任讲得没话说。最后还是方、张首长日以继夜的给我们做工作，我们这才让了一步，那时认为我们姿态很高，我们是顾全大局，同意薛朴若最多结合一个委员，到最后还不能下地，就请曾、刘首长定，这才叫薛朴若结合为常委。这个硬拼的办法，就是按刘真说的办的。破坏了革命大联合，拖迟了市革委会的建立。这个问题上我是罪魁祸首。当时我认为我是对的，一直到这个会之前，我认为我是对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我们“钢派”的干部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只要站在我们这边来了，就是好人，就是我们的人，想尽千方百计弄上去，花一切代价弄上去。现在看来，我做了那么些蠢事，把这些干部弄上去，这些人确确实实无德无才，要是他们真掌了权，那真不得了，比如任爱生吧，我们过去对他抱了蛮大希望的，以前不了解他，现在大家清楚了。我觉得有些失悔，过去七争八争，争到口水流了，黑汗直流，搞得日日夜夜，还是那么回事情。通过实践证明，中央还是很英明的，中央点名结合的几个干部，那确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有工作能力的。现在才认识这个问题，要是那些人掌权，那武汉市真是不得了。
现在看来，真正促进革命三结合的、积极筹建革命委员会的是曾、刘首长，方铭同志、张昭剑政委，军区和警司的同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的是我们，主要是我，罪魁祸首是我。过去我把这些账倒打一耙，都说成曾、刘首长。主要原因，我是感到曾、刘首长不支持我们，不支持我搞“以我为核心”，以我们为主体，老合稀泥，搞平衡政策，所以，破坏了大联合、三结合，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犯了极大的罪。这些问题，过去我都不服气的，我过去从来没认过错的，都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服气了。
在这次大会以前，我一向认为，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是他们（指曾、刘首长）。不是我们。搞反动的“多中心论”也是他们，也不是我们。架空革委会的还是他们，不是我们。现在实践证明，通过同志们揭发，现不站在一派上考虑问题，过去老从钢派这方面考虑，不从新派考虑，现在钢、新两派联合起来，对过去武汉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以后，站在党性立场上把问题揭开以后，我才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开始认识，破坏革委会的不是曾、刘首长，而是恰恰相反，曾、刘首长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而我是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架空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该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当时的大方向，而我呢？作为省革委会的常委，不到省革委会值班，作为工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我不到工代会工作。而是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处躲躲藏藏，东跑西窜，纠结一批势力，苦心经营自己的小山头，与新生的红色政权分庭抗礼，大唱对台戏，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破坏了革委会一元化领导。破坏了省、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
1968年春，我们接过了“三反一粉碎”的革命口号，制造分裂，鼓动派性，煽动抢枪，挑起武斗。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也是没认过错的，我认为武斗也不是我挑起的，抢枪也不是我煽动，分裂也不是我制造的，恰恰相反，挑动两派打起来的是曾、刘首长。说了很多污蔑曾、刘首长的话。武斗是新派挑起来的，不是我们搞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曾、刘、张紧跟主席的指示，在革委会召开的扩大会上统一省革委会委员和各地区的同志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曾司令员作了报告，并发表了会议纪要。当时对那个会议很不满意，主要是我和方保林，当时我们认为“三反一粉碎”主要是反右倾，我们认为右倾主要是来自省革委会，来自于上头。但是省革委会没按我们那样办，所以我们说曾司令员的报告是右倾报告，那个纪要是右倾纪要，我和方保林还恶狠狠地轰了一通体学同志，当时我们认为右倾就是来自省革委会，还美其名曰：“你们（指曾、刘、张）不抓阶级斗争，我们来抓。”把自己凌驾于省革委会之上，凌驾于曾、刘首长之上，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于是我们与省革委会、与曾、刘首长分庭抗礼。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很不满意，回去我就搞一套，也没到工代会去搞，就回到自己小山头里面，带着大批人马，挂着所谓抓阶级斗争这个招牌，接过“三反一粉碎”的口号，组织所谓调查组，到各基层单位、各大区调查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走了7、8个区，事实上就是把矛头指向站错队的群众，站错队的干部，就是调查所谓“老保翻天”，并发了所谓“三·二八”声明。就是这个声明，大反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好几个专案组，到处收集材料，扬言要从省、市革委会里揪出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姜（一），这几个人我们都设立了专案组，组织了专门调查，破坏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对薛朴若有专门情况调查组，到了很多地方调查。李长根我们也专门调查过。尤其是姜一同志，这是我们搞得最厉害的，那是我支持的，从经济上到各方面都支持，其实我们勤务组当时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我和方保林很一致。为了说服我们勤务组的人，请姜一专案的张群英介绍情况，她不要稿子，从头到尾把姜一的问题讲出来，很容易迷惑人，不了解情况的人，一听她介绍情况，就要打倒姜一。最后对姜一同志印报纸，是我签的字，给的纸，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是我同意盖章子的。揪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据说是方保林，我是赞成这个事情的。使姜一同志受了很大委屈，在这里向姜一同志赔礼道歉。在我们的影响下，“新派”当时也揪革委会的4个。揪任、杨、杨、赵吧，即任爱生、杨春亭、杨有山、赵文华，这样一揪4个，革委会就垮台了。就是这个声明，大反所谓右倾翻案，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广大群众，当时整个武汉市打火把游行，把站错队的同志，戴着高帽挂着黑牌游街，搞得整个江城乌烟瘴气，一出来就是几十或百把辆车子，又一次对一度站错队的广大群众实行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实行惨无人道的迫害。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当时曾司令员还发了脾气，因为我们把车子都控制了，武汉市当时没有米吃，调不进来，但曾司令员讲了几次，我们无动于衷。给武汉抓革命、促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就是这个声明，大反所谓“老机”，把矛头又一次指向革命群众组织，指向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我们到处大作报告，大搞广播演说，鼓吹“反机灭康”，“杀鸡喝汤”，把风雨同舟的战友“新派”打成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张耀忠的报告最典型了，就是反动刊物《扬评》所讲的考茨基派，和《扬评》唱的一个腔调。声明第一稿就点吴焱金的名，抓住他说“革委会是军政府”这个错误不放，但我们从“派性”出发，想利用这一点搞臭吴焱金。致使已经联合了的钢新两派又重新分裂，已经团结的钢新各革命组织又重新严重对立，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
对这“三·二八”声明，当时警司的赵副参谋长，日日夜夜跟我讲，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工代会的名义出呢。我说：“工代会不统一，那怎么出的了哇，那不是得一个月、两个月，那不行。阶级斗争就应该及时抓。”我当时找这么个借口，我认为以工总发就不一样，我变了个花样，搞了个小动作，耍了个两面派，以下面各基层组织来发表，实际上，这是没有钢工总的“钢工总”，这就是“钢工总”把矛头指向“新派”。所以说过去抢枪是我煽动起来的，我不服气，实际上我们把矛头指向了新派组织，促使两派严重对立起来。这一次在小组会上谈了，我明白这件事情了，我们把“三·二八”声明发表以后，“新派”就认为是刘丰政委、警司支持我们，认为是“武老杨”搞的。当时，外边传说是：“三办看了，曾、刘首长看了。”所以“新派”认为“三·二八”是曾、刘首长、警司操纵我们搞的，把矛头指向“新派”，他们认为是“变色龙”所操纵搞出来的“三·二八”声明，致使他们就急急忙忙到处开会，认为“三·二八”就好象当年的“二·八”声明一样。因为时间恰恰有意用了“二八”。这使两派情绪又对立，结果发展到抢枪。过去说我煽动抢枪我不服气的，这回服气了。
就是这个声明，极力鼓吹第5个回合的站队问题。狂热的煽动了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情绪，人为地制造了紧张空气，煽动走“四川道路”，使武汉当时的局势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部门，把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都抢了。比如我们得到了很多情报说“新派”在各专县抢了不少武器的。尤其是吴焱金东风之行，我们情报组得到了这个消息，说他用拖煤的车子，拖了不少的武器回来了，这件事我们信以为真，向张昭剑政委和赵副参谋长反应了，他们说不会，但我们根本不听。外面又传彭勋到处作报告说什么：走所谓“四川道路”，我们情报组又把“新派”头头的讲话搞了个言论集，更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使形势更加恶化。我们认为应有几手准备，当时我们研究有两种意见（指抢枪）：一种意见是先不要抢，先把放存武器弹药的地方打听清楚，派人密切注视，加以控制。这有两个好处，一个是防止“新派”先下手为强，另一方面万一要打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顺手可拿，政治上积极主动，军事上也积极主动。这种意见主要是以张耀忠为首。另一种意见是“新派”已抢了，如果我们下手太迟，会造成军事上的被动，但我们政治上要主动。也不要公开的以总部名义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抢，下面有些单位要搞，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下面找到我们要抢，也不要找我们这些大头头，找总部的工作人员，叫他们开个介绍信，说有要事联系，小搞，不要大规模的搞，这样下面都可以搞点枪，而下面的兵团都在我们手上，这样如果真正万一打起来呀，我们在军事上也很主动，政治上也很主动。就在我这种两面派坏思想坏作风的指导下，所以下面有不少的单位去搞枪，拿着总部的介绍信，到专县去抢枪，有不少的头头，不少的人到处去抢枪。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政策，采取的对抗中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两面派手法。实质上就是我们支持，就是我们要他们去抢枪。当时何永清到四川去抢枪，我是点了头的。武船到宜昌去抢枪，事先我不知道，后来他抢了一批枪，在宜昌一个内衣厂放着不能回来，找我，我说：“我有么办法呢，宜昌有个刘德光，我给你写个条子，叫刘德光给你想办法回来。”后来，我写到沙市，支持武船的抢枪，也支持何永清到松滋去抢枪，后来没抢到。武斗激烈的时候，我和夏邦银，还到铁路上去，看看有没有枪，跟他商量，如果万一打起来，铁路上的枪也拿出来用。后来送给我和夏邦银一人一把手枪，我们没用，给了其他人。就在我们这个思想指导下，武汉市的抢枪风就刮起来啦，严重的干扰了、破坏了武汉的大好形势，破坏了武汉的抓革命、促生产。尤其是那一天打了夏邦银和张耀忠的时候，这时的武汉形势就更加紧张，空气更恶化了，后来就引起了武锅的大规模抢枪，形势越来越恶化。我记得抢枪的时候，曾司令员专从北京给我打回电话，讲的很严肃、很严厉，让我想办法制止抢枪。我听了以后，回来跟勤务组传达了一下，后来开了个大会，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的，我记得开大会公开传达的时候，那边的汽车还纷纷的抢枪，当时胡崇元制止了。我们煽动起了抢枪，当司令员给我们严厉敲了警钟以后，我说个心里话，我那时也确实没得办法啦，正象司令员说的，我正象脱了缰的马，收不回来了。一方面是收不回来，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新派”要是不交，我们也是不交的，即使要交，也是阳奉阴违，后来造成了攻打“新中原”的武斗。
攻打“新中原”是我一手策划的，那天早晨，周光才在总部路上碰到我和朱洪霞，问：“胡巍被打了怎么办？我们要去打。”当时，我们回答：“这样的事也问我们，你们不晓得处理。”实质上就是要他们打，这是耍的小聪明，耍的两面派。后来，打起来了。我不在屋，我回来后，胡崇元在指挥，打了一段时间，我当时觉得做得太露骨了，做得不狡猾。当时胡崇元要开大会动员，我当时有点不同意，我不是不同意打，而是不同意胡崇元这种做法，我觉得开大会去打“新中原”太露骨了，我不愿开这个会，我没有去。当时何永清介绍情况。后来，胡崇元打不下来，泄了气了，我说：“你不打，我来打。”打起来，说是三个女将在指挥，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指挥机构是这样，可以向大家交代。攻打“新中原”的前线总指挥是何永清，这是第一线，设在蛋厂里；第二线是3个女将坐阵；第三线是我坐在电信工程公司指挥，我和何永清。我不直接指挥，是通过3个女将指挥何永清。另外，我又控制电信局搞专案的人，侦察现场情况，随时跟我汇报，所以“新中原”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后来，我觉得何永清在前线指挥不灵，我又派姜诗存到“新中原”直接指挥。当时我要他们一定要拿下最后一栋楼，叫他们乘胜前进，活捉李长根。后来解放军去了，制止武斗，听说解放军把我们枪缴了，不收他们的枪，我很气，尤其是打死了我们一个人，后我更气，我当时觉得专收我们的，不收他们的，支“新”压“钢”，对首长很不满，我问他们解放军把枪收了，放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汽车上。”当时我告诉他们不让解放军的车子走，把车子的气消了它，把枪收回来。不知他们后来是不是这样干了没有。当晚张绪副司令员来电信工程公司给我们做工作，他们都下楼去了，我说：“我不见他。”在楼上没下来，后来曾、刘首长找我们去，我也没有去，我当时认为你们（指首长）支“钢”压“新”，对首长很不满。其实这话说穿了，通过小组会，我认为曾、刘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新派”那时出于他们的看法，出了很多声明，他们认为“新中原”武斗是“武老杨”“变色龙”支持、操纵我们“钢工总”去攻打“新中原”，以压垮“新派”。我们则认为曾、刘首长支“新”压“钢”，只收我们的枪不收他们的枪，两派都认为是曾、刘首长在搞鬼。现在坐在一起，把这个问题揭开，我认为自己太笨了、太蠢了，证明我们两派都错了，而证明曾、刘首长确实是对的，不是支一派压一派的，现在我才明白了，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
这场武斗，破坏了武汉地区的大好形势，使钢新两派进一步严重对立，使“新中原”国防工厂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到了第二天，“新派”很快造了很多舆论，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长办、新华工、新湖大一一都发表了声明，在舆论上压倒我们，本来是我们背了理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被动，我们也应该造舆论，要以牙还牙，我亲自策划了一个“五·三”声明，认为这场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是李长根，李长根在武斗时在场，我们认为他是指挥的。后来知道是市革委会派他去调停的，我把这件事倒打一耙，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就以各基层兵团发表了一个“五·三”声明，企图从舆论上压倒“新派”，以蒙蔽我们下面的群众。当时下面群众派性也是很大的，那时头头听说是李长根搞的，整个武汉市就铺天盖地的“打倒李长根”“李长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新中原”武斗的罪魁祸首是我，反而倒打一耙说是李长根，还说曾、刘首长支“新”压“钢”，品质极其恶劣，尤其是布置“五·三”声明，在这次会上我散布了很多对军队不满情绪，认为他们支“新”压“钢”，解放军光缴我们枪，打我们的人，把我们手表抢跑了，事实上这都是造谣。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所以，我们当时拥护曾、刘、方、张，是想把“新派”推到“反军派”的地位上去，实质上是推行“以我为核心”的继续。全国“反军派”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新派”反军，不把你搞垮至少要搞臭。以前不能在组织上实现“以我为核心”，这次至少在政治上我们取得优势。
所以，当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揪出反军乱军的黑头目李迎希，并点出刘真、张华，当时一听说中央指出揪“武老杨”错了，我们非常自鸣得意，这下我们可捞到了一个雄厚的政治资本，“新派”不垮也要臭一半。当时我从几个解放军那里打听到这个消息，是从汉高的几个解放军，驻在我们工代会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晚上在我们勤务组讲：“曾、刘首长回来了，揪‘武老杨’错了，中央首长点了李迎希，还有张广才。”夏邦银、张耀忠也在那里，我听到后，高兴极了，这一宝押对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布置，写大标语上街，“打倒李迎希”“打倒××，”还有一张写错了，“叶明回头是岸”，后曾司令员批评了我们。我们拟了一些标语，一打电话，各个基层单位一下子都起来了。所有的喇叭，一晚都出来了。还点出了孟夫唐、刘真、张华。本来他们是和我们有关系的，插手我们的，我们倒打一耙，搞了个先下手为强的手法，说“孟夫唐是×派的黑手”（就是指“新派”）。闹了一晚上，一直搞到专县，专、县的“钢派”听到后也笑咪了，他们也不了解情况，也是在干，李迎希是怎么个人也搞不清白。想从政治上、舆论上先下手为强压倒“新派”。后来又听说曾、刘首长在汉高给军队内部传达，打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出了个歪点子，我说：“朱洪霞，你开个车子和胡崇元搞两个记录，去听一听，你去他们不会阻拦。”结果他们去了，两个记录在那里记了一天，记录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汉高的军队会一散，我们当天晚上，就在体育馆给各兵团传达了，这就使新派产生了怀疑，“新派”讲：“曾、刘首长为什么给他们传达，不给我们传达，这是‘变色龙’一手操纵的。”这不是曾、刘首长要我们去，是我们自己搞小动作，搞两面派搞进去的。我们搞这个小动作的目的是想先下手为强，搞臭“新派”，《江城前哨》第二天就头版头条连夜搞出。武汉市买《江城前哨》的站队很长，据说当时对“新派”压力很大，对曾、刘首长产生怀疑。这是我搞的卑鄙手段，一方面想压“新派”，另一方面是希望曾、刘支持我们，我们跟曾、刘跟的很紧嘛，支持我们的目的还是想压“新派”，但是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想这次搞对了，多少要表扬我们两句的。可是第二天曾司令员给地方传达讲：“我一看见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我的脑壳就痛。”我们一听，凉了半截，全部勤务组的人，火冒万丈，有的气得跳到桌子上，大家都卷好被子，清好东西回家生产不干了。我们觉得使着一肚的劲，到处拼命搞拥护曾、刘、方、张，到头只落得个“听了就脑壳痛。”真没得良心哪。我们大闹了一场。后来还是警司首长做了好长的思想工作才算缓和下来。但对曾、刘的不满一直在心里装着。当时我还有一个怀疑，说曾、刘首长搞的两面派，当时“新派”搞揪“武老杨”，我们工总不揪，利用我们把“新派”压下去了，结果把“新派”压下去以后，就又把我们骂一通。我是这样从反面理解的，是极端错误的。现在和“新派”同志坐在一起开会，揭开盖子看，曾、刘确是一碗水端平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如果当时要是曾、刘稍微肯定我们一句，我们尾巴会翘上天，反过来更压“新派”，那样形势将会更加恶化。
从这件事以后，我很抵触，我就没有劲了，因为我们想以拥护曾、刘、方、张搞“以我为核心”，曾司令员这样一讲又破产了，这个事情我当时怀恨在心，对曾、刘不满。我对曾、刘不服气的。我当时思想很抵触，对曾、刘不满，所以非常消沉。加上后来要我们倒旗，我更不通，临到倒旗的前几天，我就离汉到浠水去探亲了，其实是消极抵抗。就是这次到浠水去了以后，去过巴河一趟。因为过去，我们派了一些人去调查，是带派性搞调查，对“新农村”大肆宣扬，当时在我脑子划了个框框，很想去看看，当时朱洪霞也说：“我们有机会去看下子。”当时我去时，王仁舟不在，碰见他们二号头头张新民，他主要说了一下王仁舟怎么怎么不好，大吹了一通他们巴河“新农村”好，后来，我跑到“新农村”看了一下。他们晚上有一个汇报会，要我在会上见见面，我就去了，还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主要是把武汉揪“武老杨”、拥护曾、刘、方、张和“三反一粉碎”大肆吹嘘了一通，主要的是宣传派性，煽动派性，挑动分裂，表示我们是支持巴河一司的。破坏了浠水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回来以后，路过黄石，碰到黄石的同志在东风××厂里面，去了4、5个人我就谈，他们说钢六中当时对处理黄石问题很不满，要发表一封给张体学同志的公开信。当时我说：“这个不能发。”我说不能发不是说他们对体学这样作不对，而且这种作法不好，太露骨，其实我对张体学也有看法，发了不策略。当时我就把张体学当团长时，杀政委的那段谣言给他们讲了，虽然，我说：“这个材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阶级敌人想陷害，另一种就是可能有这个事情，如果要有，那真得要搞。”事实上是支持、煽动、纵容他们反对张体学同志，破坏了黄石大联合。这个消息来源是，我没看到文字材料，是“新华工”的欧阳和“二司”的张群英口头上跟我们讲的。我有必要当面和同志们讲一讲，体学同志可以当面辟谣。这个谣流毒甚广，对张体学的声誉影响很大。当时张群英跟我和方保林两个人讲的，我和勤务组个别同志讲，我认为这个材料要控制得很严。我在黄石放了这个毒，影响了黄石同志，我向黄石同志赔礼道歉。并在这里消毒。这件事已查明，听黄冈同志讲是一叛徒张××搞出来的，我们当了这些叛徒反革命的传声筒。（张体学同志插话：这事我说一句，这没有辟谣的必要。反革命造我的谣，从来没有辟谣的必要。30年的你们可查，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我们的群众代表，你们可以查的，没有辟谣的必要。）
从浠水回来以后，我碰到一次王仁舟，他是通过浠水革委会叫郑重的人（张体学同志插话：我说一句话，有些重大的材料，为什么不向曾、刘反映，你们对曾、刘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拿着个鸡毛当令箭，拿着个稻草来救命，为什么不向曾、刘反映，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据说是他们二号头头吧，他引来的，我和他谈了，我主要是问他对浠水两派前景如何估计，这个人很“左”，他认为浠水两派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相当反动的。而且我支持他，我说：“你那个地方，你是少数派，革联是多数派，你们应该学习武汉的新华工，他们是少数派，在整个武汉市都有势力，那里结合都有他们。”由于我这个指导思想，造成了浠水的武斗，破坏了浠水的大联合。通过同志们对王仁舟大量揭发，他的的确确是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我在黄石，听黄石同志讲，都对他不满。他说：“藏枪于民”，一颗子弹不交，还发表一个声明，简直反动透顶。
就是我在“三反一粉碎”时搞的这个“三·二八”声明，煽动武汉抢枪，挑起大规模武斗，架空了省、市革委会，破坏了一元化的领导，省革委会开会我不来，在下面大抓所谓实力，架空省、市革委会，省革委会调个车子都调不动，曾司令员经常讲：“武汉市粮食都没得吃的了，没得车子，运不进来。”我们无动于衷，听不进，我们还美其名曰：“工总一动，山摇地动。”大肆宣扬山头主义，真是反动的多中心，与革委会唱对台戏，与曾、刘唱对台戏。所以说：破坏革委会一元化领导、搞反动的多中心，架空省、市革委会的罪魁祸首是我。武斗、抢枪的罪魁祸首还是我。现在情况揭开了，既不是“新派”的同志，更不是曾、刘首长。恰恰相反曾、刘首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抢枪，不要武斗，不要搞多中心，要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同志们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总是不听。体学同志经常跟我们个别谈。也是听不进去，派性迷住了心窍，甚至曾司令员点了刘真、张华的名，我们也不通，有保留意见。我们勤务组都这样讲，“材料我们没看到。”尤其恶劣的是连中央点了我们都不听。后来，周广才把张华控制起来了，实际上保护起来了。但是体学同志亲自跑到我们工总做工作，要把张华放出来。那个周广才很不满，当时讲：“我们就是要保。”实际上我们就是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新生的革委会不满，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选派来的人不满，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恨不起来，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人爱不起来，严重的丧失了阶级立场，起到了帝、修、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68年9月份我在北京，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当时根本没认识到是错误）进行了批判和教育，当时我就很抵触，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认为整我了。那就更加对曾、刘、体学怀疑了。其实不然，那次我记得是10月1号，体学和方铭司令员在北京一开完会，就找到我讲：“要好好的触及灵魂，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这里好好学习。”孔副司令员也找过我好多次。我总认为是报复打击我，我不满。口里说好，心里不满。回来以后，在开大会时，体学跟我讲：“你们以后到武船去开会做检查，检查就完啦。”当时就要我参加党代会，后来我就害病了。我认为党代会要整我，也是有病，开始病不很大，后来确实严重啦。所以那个时候“决派”宣扬的反动思潮，我脑子就有了：“造反派受压。”上头主要向我开刀，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那一次梁副司令员讲，武船的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我当时很不满，我错误地认为是梁副司令员耍两面三刀，结果我就跑到北京去了，我走的时候，只有我弟弟一个人知道。田国汉也不知道。后来体学同志跟李洪荣同志讲要我回来，说：“回来检查就算了。”所以李就派田国汉和我弟弟上京找我，田国汉在北京时就给我灌输了很多，主要讲了三代会学习班的很多情况，说报纸上点我的名，说我是联合司令部的总头目。我很气。三代会原来是不晓得的，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明白了，大家现在都很有意见，包括吴焱金在内。他说吴焱金讲，要是再斗你，他要跟你陪斗，现在形势很好，你赶快回去，而且给了很多小东西让我看。他要我赶快回来，所以我回来就伙同反革命分子一起策划了一场反动的“反复旧”运动。我想把“反复旧”的问题向大家交代一下子：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在方斌、田国汉家里住了几天，我看了很多小道消息，主要是山东的，尤其是王效禹的讲话，和听了一些小道消息，当时王光照的大字报我去看过。先是在李洪荣屋里，开了个会。这是一个黑会，有朱洪霞、胡崇元这些人。就是商量“反复旧”，开始提的口号是：“庆‘九大’，献忠心，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怎么搞法呢？我就讲：“要搞哇，武汉市文化大革命有个特点，武汉能够左右全省，而且大厂也能左右武汉，武汉厂有厂头，每次运动，最开始起来点火，总是大厂起来点火，最后小厂顽固地坚持下来，这是规律。”又说：“第一步武重、武锅点火。第二步，就过渡到工代会，由工代会来进行领导这个‘反复旧’。第三步，我们要求省、市革委会来领导‘反复旧’。如果不行，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通天，武汉的问题，如果不是中央出面解决不了的。闹得越大越好。越大就越快的通天。”后来，我又到武重去了一次，还在门口看了大字报。当天下午大字报就上街了，就这样开始了。经同志们揭发的，我们在几个位置开了会，在工代会、建工局等开会，都是我一手策划的。当时我住在医院里面，虽然人住在医院，但郭洪斌跟我住在一起，好多东西都是通过他，通过田国汉、方斌或其他的人出来的。当时我觉得我出面不好，还是他们出面好，因为他们几个人有影响，这是曾司令员讲的嘛。有几件事情要承认的。派工宣队，这是我一手策划的，破坏了武汉地区上层建筑的斗、批、改。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我在肉联的时候，武邮周建东等原来的指挥长都找我，他们要起来搞，当时我是同意的。田国汉给我看了一个东西，一个小道消息，就是黑龙江省的工代会报纸，说黑龙江省，还是辽宁省吧，工宣队都是由工代会派出去的，工宣队是在工代会的领导之下。所以我觉得工宣队就应该由我们工代会派出，由工代会来领导。当时派工宣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局面应该改变过来。所以我当时就很支持武邮工宣队里面爆发开来，而且比较有组织、有计划。当时我们商量由胡崇元负责，杜向东也负责，工代会也搞几个人负责成立一个“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旗子的名目都规定好了的，上面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面就是“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总指挥部”，袖章也这样印，胡崇元管这个事。这个责任也不在他们，主要是我。那个“决议”也是这样，虽然我当时在北京不在武汉，但是基本上是按照我的指导思想办的。当时我讲，“反复旧”运动发动起来了，山东的“反复旧”搞起来后，搞了很多理论性的指导文章，我还美其名曰没有革命的理论，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要有几篇所谓正确的理论文章，来指导“反复旧”，必须组织一些笔杆子来写文章，来引导群众，其实是欺骗群众，蒙蔽群众。因此，田国汉就把好多小道消息，如：王效禹讲话，陈锡联的讲话，山东很多很多“反复旧”的材料，还有上海“工总司”的和浙江的一些报纸社论，全部翻印出去了。我还不满足，我想，这都是外地的理论，武汉有武汉的特点，应该有武汉的理论，应该写武汉的文章，当时我给雷志茂讲（他怎么来我不知道可能是田国汉引来的），你了解了解情况，写一些象样的所谓指导性文章。所以“决议”的出笼可以说是我一手策划的。
进驻省、省革委会怎么搞的呢？也是按我的指导思想搞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是来源于山东。田国汉给了我几张小报，一个是《济南红卫兵》报，一个是《山东红卫兵》报，上面登了这么几个消息：山东山工总组织了一批人，进驻了省革委会组织组，调查省革委会“复旧”的情况。当时王效禹不在山东，在北京。王效禹听到了这个消息，很不满意，打电话提出了批评，后来又打了一次电话批评，说这个不对，后来群众大概也不信邪，也搞的比较厉害了。他从北京回来了，一反常态，说：“群众运动已经发动起来了，应该正确引导群众”，他公开接见了进驻省革委会组织组的这些人，并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革委会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对待他们，为他们的调查提供方便，认为他们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这个消息后，觉得王效禹对造反派确实有感情，很懂得群众运动。另外还有一个《济南红卫兵》报上讲，济南红代会进驻了济南市教育领导小组，调查教育小组里面的“复旧”情况。什么“复旧”呢？就是把站错队的弄起来了，造反派扒下去了，站错队的干部起来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复旧”。进驻了市革命委员会教育领导小组，而且济南市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也支持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很有启发，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就去建工局开会，有张耀忠、龙梅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的时候，我就给吴焱金、潘洪斌讲这个事。张耀忠提了个意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复旧”来自于上面，张耀忠说市革委会的生产组是个典型的“复旧”，原班人马上马，当时我和郭洪斌几个人都讲过，首先能够找一个单位革委会，搞一批人，短小精悍，十几个人，什么也不干，到一个单位去调查他们“复旧”的情况。当时我还说象谭光前、王光照搞几个能说会道的人，搞几个笔杆子，能够写出东西来的，到时候我们说话有材料。这件事上北京前没有搞，但我给他们讲过这个事情。而且还看到《山东红卫兵》报上面还简述了市革命委员会一个副主任还是个“复旧”分子，当时认为蛮新鲜，我和郭洪斌讲，伍能光就是典型的“复旧”分子，点了他的名。还要把辛甫拿出来斗，他们要解放，我就要斗。一切都是我出的主意。我认为搞“复旧”的主要是张体学。郭洪斌一个论点，就是：张体学把他的原班人马都拼凑来了。拼凑他的势力，搞“复旧”。凡是他相信的人都能够解放。当时朱洪霞曾说解放他的干部还要开宴会呀！说他们受委屈了啊。说这个“复旧”呀，先不忙提张体学，先提伍能光，也是按我这个指导思想。所以，我走以后，屋里出现的事情，虽然我不在，都是我一手策划的，是按照我的反动思想搞的。我们上北京之前，他们5个人已经走了，我们当时还幸灾乐祸，认为搞对了，现在“通天”了，还来得快一些，我们材料都未来得及准备，感到很突然。他们在屋里布置是计划不动，但是我们这个指导思想是越搞越大，越大越好，目的是尽快“通天”，让中央晓得，向中央施加压力，在武汉解决不了，非要中央解决不可。总的一个原则，越大越好。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原则。后来要我们去，我们又和郭洪斌他们碰了个头，指定他们7个人为核心领导小组。也给他们讲原则一样，越大越好。后来屋里搞得那么大，也是按我的指导思想搞的。责任全在我身上，我是罪魁祸首。上北京以后，遥控武汉，在北京大搞小动作。其他同志揭发的很清楚了，带联络站去，是我搞的。朱洪霞一走，联络站与朱洪霞一路走。在北京后，大搞两面三刀，同志们揭发了很多很多那样的事情。我们在京西宾馆，虽然我们的代表那么多人，但主要核心是我、朱、李、吴、杨道远和张耀忠几个人。但也没有明确规定是核心，就这么几个人。凡是有重大事情，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其他的人，有时候不让他们知道，有时知道点把。当时，对外联络就是李洪荣和王锦明，也是我策划的，我出的点子，让他们干的。
打电话的问题。我们每个房里都有一部电话，就是卡断了，说是“五不准”。当时我们怀疑“五不准”是哪个搞的呢？说是中央，我认为不一定。我当时出个歪点子，我们都是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嘛！应该一视同仁，中央对我们都是一样看待嘛！都住京西宾馆嘛！我们跑到体学房间里去玩，看他那个电话通不通，他要一通，我们就打。他要不叫打，我们就说你也“五不准”，我也“五不准”，为什么你又“五准”呢？结果体学同志姿态很高，还亲自给我们拨。后来京西宾馆服务员对我们很大意见，老怕我们在这里大闹，闹的一塌糊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几个爱喝酒，王锦明把了两块钱给服务员，要他给我们搞两个拼盘菜，服务员去切菜，需半个小时，他切好了，我们的电话也打完了。我们大搞小动作，甚至还跑到楼上别人房子里去打，我和吴焱金在外边瞄着，来了人就马上出来。（邓锦福说：光讲现象，不讲实质。体学同志插话：怪吧，你们不讲又不叫人家讲，邓锦福在小组会上你不讲的，他讲讲不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呀，他是个常委呀！李想玉不是已经发言了，徐道基发言了嘛！到底谁在翻案！我老批评“八·一五”会议不能翻案的。你在小组会不讲，不让人家讲，怕讲出来把你缠进去是不是？）当时我们的个人主义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现在想起来是很痛心的事情，对曾、刘首长的态度是相当恶劣的，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一次会上，我记得把曾司令员、刘丰政委气的要命，老首长心胸开阔，硬是没有顶我们一句，几个小时听完了。我们硬是指着曾、刘的鼻子，我们太不象话了，想起来很对不起。
对外联络，和方斌打那次电话，也是我搞的。方斌从外边来了以后，我给他做了个暗号，打了个手势，表示2点钟打个电话，就是这样接上的，虽是吴焱金打的，是我要打的嘛！遥控武汉。对曾、刘首长、对体学同志，也是采取怀疑的态度。现在想起来好笑，原来他不让我们打电话，我认为确实有问题，是他们的阴谋，不让我们打电话，怕我们知道屋里情况。后来出了个事情，电话打进来了，我们不能打出去，武汉也不能打进来。我们认为是阴谋，卡住我们的联系。后来中央接见我们，说“反复旧”错了。突然徐彪打了个电话来了，当时我想，徐彪电话进来了，不能接，觉得这是个阴谋，早不打，迟不打，中央首长批评我们了，就打电话来了，是引我们上钩，引我们犯错误的。另外，李想玉又给我讲：“徐彪病了，曾、刘给他送到总医院去住的，曾、刘对他很好。”我想，可能是用他来搞我们的，希望他从我们口里得到么家伙，然后，我们把消息传回去，中央首长又该说我们搞小动作，批判我们。所以，我们认为是曾、刘首长搞阴谋，不能上当。打电话是阴谋，不打也是阴谋，那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相当严重，简直一点都不信任。凡是首长找我们谈话，我就给他们讲：不能讲多的，多了，我们的底子都让他们知道了，那将来就被动了。只能讲两句话，就是讲：“这个问题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不讲多的，坐冷板凳都可得。大多数都是这么搞的。曾、刘首长找我们谈，总是听不进去，总是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是一个一个的给我们谈，刘丰政委找我的时候，正如刘丰政委前天所讲的，没有表扬我一句，老批评我。他就讲：“反复旧”是你搞的。我不服气，对自己错误根本没有认识，所以，在中央首长面前大搞两面三刀，大搞小动作，欺骗中央，欺骗曾、刘。当时遥控武汉，我不出面，我通过其他同志出去，如吴焱金、王锦铭，实际上是我在遥控。我也打过电话，那天突然郭洪斌打电话进来了，我就给他讲了3条，我说不能讲。其实3条现在看来，也不是按中央精神办的，也是支持他们搞的。只不过讲得隐晦一点，3条是这么讲的：他问：中央首长接见你们，怎么讲呀？我说我认为是3点，第一点，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第二点，中央首长对我们是非常亲切的关怀，第三点，中央首长对武汉问题是高度重视。分明是我们错了，还对我们非常关怀，高度重视。所以，屋里搞得那么火热，与我们有关系。而且我还讲，“反复旧”的口号提的不太好，不太策略，还是提“落实政策”，所以屋里也提“落实政策”。后来吴焱金写信时，我也讲了，那“四个坚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坚持胜利）也是我讲的。所以，京西宾馆搞的那么厉害，也是我在搞，我们到处打听消息，专门去拜访了王效禹，我和吴焱金去的，他给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对王效禹、杨葆华是非常崇拜的，想去找他谈一谈。在4楼找到了王效禹，吴焱金开始作了自我介绍，吴焱金说：“我代表武汉的造反派向王政委致敬！”王效禹派性也很大，他说：“我向武汉的造反派学习、致敬！”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斗、批、改阶段，如何体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他笑着说：“这个问题，中央会给你们讲的。”我又问他第二个问题：“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何体现代表性、革命性？一句话：群众组织代表在里边的作用，如何体现？”开始他没作声。后来，我俩人各自放了一通，把武汉造反派在革委会怎么样当陪衬，怎么样没得权，怎么样的受压制，拉的拉了，扒的扒了，说了一通，什么“军队掌权”。王效禹听了后，话不多，笑了笑说：“我们山东与你们恰恰相反，我们是群众组织代表掌实权。”我一听，好高兴，就想，到底还是王政委不错呀！群众组织掌实权。因此对曾、刘的意见更大，王效禹就是不同，就是对造反派有感情。后来又问他“反复旧”对不对？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按中央意见办事嘛！《红旗》杂志第4期不是已经讲了吗？有‘反复旧’嘛！”言下之意，中央讲的“反复旧”，那是不会错的。我们越听越细心，越想越有味，他们是搞“反复旧”的，当时中央还没有说山东“反复旧”是错的，因此我们觉得“反复旧”大概是对的吧！所以劲头越来越大，还谈了其他问题。从王效禹那里回来以后，给我的印象是王效禹不错，对曾、刘看法更加不好。去拜访王效禹时，还问到了杨葆华和其他一些情况。在京西宾馆我们根本不是按中央的“五不准”搞的，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中央首长批评了我们。比如那个发言，也是我事先策划好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先是由朱洪霞全面介绍武汉“反复旧”的概况，他第一个讲；然后由王屏阐述一个单位的“复旧”情况，来论证朱洪霞全面阐述的理论的正确性；然后胡崇元就从老工人的角度讲一讲我们造反派如何受压，怎么日子不好过，要带着阶级感情讲；吴焱金、杨道远从理论上阐述“反复旧”的正确性，他们是知识分子，有点理论。这样安排，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很能干。结果在曾司令员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还试验了一番。胡崇元脱了衣服讲，嗓子非常高的。回来后我把胡崇元、王屏夸奖了一番，说他们讲的不错。结果一到中央首长面前，就不是那个样子了，首长一下就识破了我们的阴谋，一眼就看穿了。中央首长都是老无产阶级革命家，阶级斗争观念非常强。非不要朱洪霞讲，开始就让我讲，我当时一下吓晕了，脸里吓白了，我是没有一点准备的。后来总理又给我们讲：“你们这一套，我们老早就知道。”当时我怀疑，大概是曾、刘告状了。总理硬是看出了我们这一套，我们这些人总是自作聪明，老是被动，老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在北京时，有很多事都影响和害了屋里的群众，事情很多，同志们都讲了，我只讲他们没有讲的一些。中央首长批评我们（说“反复旧”错了）以后，我们也认为错了，中央处理很英明的，但思想不是很通的。文件拿回去传达，曾、刘会不会按这个办。我和杨道远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是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忠不忠，看行动，看你是不是回去这样办！我们要看一看的，看曾、刘到底是不是这么办。前一段，我还认为曾、刘是按中央的办的，还不错的，我与朱洪霞讲过的。后来，我的思想又出现反复。什么时候开始反复的呢？当时我想，凡是把我们拉下去的人，要一个不留的弄上来。“反复旧”错了，未必武汉就没有问题，杨道远就讲过这个话。开始回来，由于叶群同志给我们讲，有些启发，后来，我们在东湖给体学同志讲：“我看了上海工总司的报纸，就是上海工总司政策落实调查组写的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我想，我们能不能搞个政策调查组，帮助落实‘五·二七’指示呢？”当时，我考虑搞个“政策调查组”。体学同志讲：“不要搞什么调查组，搞个反应情况就行了嘛！反应情况，收集情况。”当时，我想，我只反映情况，收集情况，不管情况对不对，要核实吧。想了个小动作，如果核实情况，我们就可以下基层，体学表示可以。我回来就马上传达。在武医开了个会，我说我口头请示了体学同志，我们不要落实政策调查组，就叫个情况反映小组就行了。这样也好，收集、反映情况，还要核实情况，这样就可以下去把情况弄得来。我当时给许多同志讲了，把情况收集拢来以后，好的典型，用工代会报纸大肆宣扬，有问题的地方，就写成情况简报，反映到省、市革委会首长，我们每个省、市革委会常委都有一本，到时候在革委会讨论，我们就有东西，就有本钱。其实还是对革委会不放心，还是怀疑，继续唱对台戏。当时还想，万一他们不按政策办事，我还留条后路，通过我这个情况反映组了解，掌握情况，向中央反映。我们当时就开了这样个会，朱洪霞、夏邦银、吴焱金、李想玉都参加了这个会，都同意了，还写了个书面报告，给了体学。过些时，就不同意这样子，曾、刘首长一眼就看准了我是在搞小动作，没有同意，当时我很不满。当时还分工了，省、市革委会常委各个区都有人去调查，发挥工代会作用，八区工代会虽然我没有直接去操纵它、支持它，也未找过我，我没有派人去找它，实际上就是在我的这个搞情况反映站的思想影响下搞成的。当时体学同志不同意，不就算了咧！王锦铭还问我搞不搞？我说不搞算了咧，有的撤了，有的没有撤。但思想一直不通。
我过去对我的错误一向没有认识。会上通过同志们的帮助，刚刚有一点认识，还谈不上批判，交代问题时，当然是把过去作的错事、坏事、错误思想讲出来，还没有批判的能力，亮私不斗私，等于放毒，希望同志们对我的讲话采取批判的态度，我还认识得很差。
上午讲了，回来以后，思想有反复，两种思想动机，一个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就是我们要看一看；第二个是对“反复旧”的错误认识很不足，直到现在，首长、同志们的帮助，才有点认识。回来后，听到各种各样传说，很合自己味道，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如同志们揭发的“反复旧”“去了一顶帽子”的说法，什么“急性病、慢性病”的说法。很合味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宣扬了它。我记得我对“反复旧”问题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谈到“反复旧”是方法上的错误还是实质上的错误的时候，我曾经对内蒙问题说了这样的看法，觉得“他们提的反扩大化的口号，结果搞对了”，我说这句话动机，还是认为我们是方法上的错误，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由于这个思想的指导，加上我们在电信局开会，向下面传达的时候，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利用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加以歪曲。这样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使他们也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造成武汉市后来又有反复，开这个会之前，我不服气，比如，武汉市从下面搞斗批改回来很多人，为什么不能下去？有人说跟我们有关，我不服气。后来一想也有道理，斗批改回来的人都把眼睛瞄着“三局一行”（电信局、供电局、邮局和银行），银行恰恰是我们支持不下去的，因此造成武汉“三局一行”和所有搞斗批改的都不能下去，包括省、市和其它一些单位的。这就没有落实“五·二七”指示，就是和“五·二七”指示相对抗，破坏了“五·二七”指示的执行。我在“三局一行”的问题上，开始支持他们不下去，后来有压力劝他们下去。又如夺权问题，开始我认为我又没有插手，我又没有叫他夺权，但是后来一想“汉光”（印刷厂）找过我，我认为他们夺权很有道理，支持他们。而“汉光”在江汉区那一带影响很大，如果我们支持“汉光”的话，所有江汉区那一带被夺的权就不能交出来。事实上武汉下面的夺权和斗批改不能下去，我现在认为我是有责任的。过去我不同意，现在开始认识了。首长给我启示时，讲了这个道理：过去陈再道说他与《百万雄师》一次没有见过面，那《百万雄师》是拥护他的咧，实际上陈再道就是支持他们。你比如这个《扬评》，任爱生说他不支持《扬评》，但是《扬评》就吹捧任爱生，贬低张体学咧，为什么捧任爱生，贬张体学呢？任爱生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呢？也不出来表态呢？实际是和任爱生的思潮一致的。你不支持他，他支持你，你不表态，就等于支持他，一样的道理。所以，回来后，搞不“反复旧”的“反复旧”，破坏了“五·二七”指示的落实。后来开了党干会，我看了会场的情况，看到省、市党干会上，造反派头头都来了，包括过去受冲击比较大的都来了，觉得曾、刘对“五·二七”指示基本还是落实的，所以，那次会上，我就放了心。当然还有些小工厂，拉下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总是会有的。我的指导思想就是，凡是拉下去的，都应该无条件上来，不讲阶级路线、阶级观点，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这个思想我后面还要讲。我的思想那时有点消沉，觉得不好办，不能落实，也没得办法。武汉市出现一些情况，我应该负责的。后来，《扬子江评论》拼命吹嘘不搞“反复旧”的“反复旧”，什么《胜利者的苦恼》呀，我记得我和吴焱金在“工调团”的会上讲过这个事，顶多认为它有点不对，根本没有认为它是反动的。曾司令员在省革委会上多次讲过，《扬评》的反动性已经指出来了，我当时很抵触，我在会上顶了，我说都是十七、八岁一些小青年搞的，这些青年比较“左”一点，我为这些人鸣冤叫屈。后来，曾司令员叫我们工代会批判它，我有个活思想，给吴焱金讲过，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批《扬子江评论》呀，等于批我们造反派”。现在看来，是对造反派的侮辱。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所以根本批不起来、恨不起来。武汉市工代会没有批判起来，主要阻力来自我，曾司令员当时讲的很客观，说：“你们只要写4个大字，大大毒草就可以了”，话已说到这个地步了，我听不进去，我觉得我不管这个事情。后来给工代会讲了一下，但有两种意见，未统一，我也懒管得了。对于《扬评》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我自己一点恨不起来，没有一点义愤，严重的丧失了阶级立场。同志们揭发都是很对的，去年《扬评》出四评时，我们有人要批判，我当时怎么说不记得，意思是暂时不搞，当时指导思想也是历史成见，错误认为这些家伙原来是支钢的，“七·二〇”后，我出来（从牢中）听同志们讲，鲁礼安是为工总翻案的，我“派性”大，为我们翻案的人就很亲近他，加上它是反新派的，一次我见到鲁礼安，那是在“工人运动讲习所”（沈复礼负责），那时是毛主席指示要办学习班，新华社去拍电视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对他这个人，很同情他，恨不起来，批不起来。当时要批，我不表态，说看一看吧，一方面同情他，认为他是支持我们这一派的。另一方面，我们工总那时也在搞个调查组，警司一个解放军叫赵长祥，他与我们二司一个情报班子一起调查《扬评》的问题，我说调查一下，怎么回事，是么人，后来散伙了，情况就不了解了。对这些家伙，我1968年×月在水院，丁家显叫我去玩，那是游泳的时候，我到他那里碰得一个小姑娘，是居里门中学的，姓刘，她说她是《扬子江评论》的，当时我问过她，她说他们一、二十个人，都是些小家伙，所以，我说他们小家伙，根源就在这里。我说有无老家伙在里面，她说没得。方司令一次找我谈话，说有老家伙，我不相信，还与方司令辩论了这个事情。我就是站在它的立场上，为它辩护，实际上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医院住，小刘下放到蒲圻，又去看过我一次，我问她抓了的人放了没有，她说都放了，还有两个，就是鲁礼安、冯天艾没有放，他们在里面还能够看书。当时我想，曾、刘首长可能要放他们了，从宽处理他们了。我对他们有感情，鸣冤叫屈，总认为是小家伙。田国汉也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是小家伙。田国汉过去是我们工总宣传部的部长，我认识他是“七·二〇”以前，“七·二〇”后，他一直在我们工总工作。对于这个人，我当时认为他思想比较极“左”，被捕之前，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扬评》的，我一直不认为他是《扬评》的。所以，逮捕他的时候，我就感到一惊，我认为他不是《扬评》的。曾司令员在会上点了，说你们工代会和《扬评》吃在一起、拉屎在一起，睡觉在一起，我不服气。我说是哪一个，把他点出来，该关就关，该杀就杀。一次碰到田国汉，我给他讲了，我说到底跟《扬评》有没得关系呀！曾司令员点了咧！他说：“你放心，这个问题，我根本与他们没有关系。”我说：“那些东西在你们那里印的呀！”他说：“印也是有规定的，只管印，不管政治上的责任的。”我一听，蛮相信，觉得他还有点道理。现在从同志们揭发，从我自己回忆来看，这个人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扬评》分子，犯了不少罪行。他小道消息特别多，我在屋里养病时，他往我那里送。“反复旧”以来，什么山东的哟，济南的哟，黑龙江的哟，四川的哟，浙江的哟，他不知哪个那多。还有新华工翻印一个照片，鲁礼安的图，反动的图，朱洪霞拿给我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勉强，我就那么认为的。我还给其他人讲过这个事情，思想上与他们共鸣，感觉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对田国汉这个人，我也是逐步认识的，现在还认识很不深刻，他跟我是相当密切的，包括郭洪斌、方斌和其他人在内，确实很密切。“反复旧”时，我住在医院里，郭洪斌基本上是日夜跟我在一起的，田国汉也经常去，关系相当密切。那时候，我还夸耀“这个人还不错哩”，所谓困难时候他就会拱，到处拱，所谓拱就是煽动。把那个、这个都煽动起来，把死的说成活的。起煽动作用。记得他还跟我说过一次，大概也给朱洪霞讲过，我给他说《扬评》曾司令员不感冒，点了名，问他到底是些什么人，他说：“《扬子江评论》里也有两派，一派是冯天艾这一派，那是真正的《扬子江评论》，另一派是以武大几个老几，这几个老几本来就有问题。现在写文章都不是冯天艾那些人。”我听了信以为真，所以当时别人找我们，我和朱洪霞都和别人辩论过这个事情，都听信田国汉的话。所以，在《扬子江评论》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掩护了他们，他们利用我们干一些反革命勾当，让我们起了比他们起的更坏的作用。我们又是他们的大红伞，利用合法地位，利用我们的声誉，大搞反革命活动。所以“反复旧”以来，为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和落实“九大”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是极大的犯罪。回过头来看一看，从“七·二〇”以后，一直到“反复旧”止，这一段时间里，三个反复里面，每一次反复，都是我们搞起来的，都是我伙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起着破坏作用。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时候，也是刘真、张华那几个叛徒、特务；后来“三反一粉碎”的时候，也是受阶级敌人极“左”思潮影响，搞抢枪乱军、挑起武斗；这次“反复旧”更是这样。这三次都是这样子的。第一次推迟了省、市革委会的建立，破坏了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第二次影响了武汉的清理阶级队伍3个月；这一次更长，给武汉市、湖北省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延迟半年，恐怕还不止。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曾司令员讲的，经济上造成损失××亿，我自己原来不知道，一听吓了一跳。我们自己还感到不痛心。在政治上的损失就更大，起到了帝、修、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确实有点吓人。
下面讲一讲产生这些问题，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根源在什么地方。由于认识还不够，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是放毒的，同志们可以批判的听。我这个人，受王、关、戚、孟、刘、张极“左”思潮，反动思潮的影响，中毒是很深的，确实很深。长期以来，我在反动思潮的侵蚀下，给武汉、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阶级敌人直接利用我对曾、刘首长的不满，达到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原来是这么认为的。刚才讲的那些事例是根据我的指导思想来的。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虽然我跟王、关、戚这些人没有接触，跟林杰这些小爬虫没有接触，但是他们的思想给我的侵蚀的毒是很深的。虽然跟孟、刘、张接触不是那么很多，但是刘真那一席黑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些东西是导致我走上犯错误、犯罪道路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我自己主观世界观的私心杂念。我这么认为的，我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这样，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对于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其它国家里面，都已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真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经高度地概括了马恩列斯的理论，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就是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那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列宁亲自以他的革命实践经验，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国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实践了这个真理。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未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主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所没有的，这是马列主义学说的创造和发展，这些我认为还是对的。错误就在下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我们起来，造刘少奇的反，打倒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政权里边的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呢？这是个新问题。刚才我讲了，我在京西宾馆问过王效禹，我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革委会成立以后，如何体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个道理。我反动就反动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在政权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我们这一些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是代表着新的势力的，代表着新兴力量的，而那些过去站错队的老当权派，他们是代表旧的势力的，而且旧的势力总是千方百计来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所以我们总觉得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过去说长期的，长期的，就是这个歪道理。因此，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从开始搞大联合时候起，对曾、刘不满；后来在“三反一粉碎”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逐步升级；后来到了去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群众对我有意见，我犯了严重错误，群众对我批判，我认为老虎屁股摸不得。当时我对丁家显的一句话非常欣赏，“我们这些人，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的造反派，就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我们就是摸不得，摸了我们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所以，清理阶级队伍冲击了我一下，我就认为体学同志捣鬼啦，曾、刘对武汉情况不了解，主要是体学。我这个根源来自于刘真，刘真原来给我讲的那些话，说体学同志报复打击性大，我就联想这个问题，我想，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板眼，再加上他结合的时候，我们工总当时是不太同意的，我们没有结合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这么离心离德的。认为是打击报复我们，把小鞋给我们穿，跟我们过不去。实际上，有一些批评，现在看来都是对的，不象任爱生前天在房里给我讲：“我对小将是不爱批评的。”这个话要是以前，我听了还蛮舒服的。（曾思玉同志插话：怎么讲？）他说：“我对小将是不爱批评的。”那意思就是说，明晓得这两天大家对我的意见都蛮大，对我的错误，对我的言行进行揭发和批判，难道这些人都是对我过不去吗？都是来整我吗？这个话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过去我听不进去，首长一批评我，心里不舒服，总记在心里，认为是对我过不去。（体学同志插话：胡厚民不是讲了嘛，任爱生不是说“我不愿对小将批评”，我和他一路回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讲，群众代表犯了错误，我看着跑呀！你不批评他，不帮助他？他说，我这个人不愿在会议上批评人。我说你不在会议上批评，在哪里批评人家呢？他把话转了，说不愿在会议上批评人。我就说他，看你这个人说话没有毛泽东思想吧。）过去任爱生说这个话，我是听得进的，通过这次学习，我认为他这个话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上纲上高的话，就是要我抵制我自己的错误，要我对同志、首长们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不去接受，要我抵制，要我继续再犯错误，再滑下去。如果说得更严重一些，就是挑拨我们的关系，挑拨群众和我们的关系，挑拨首长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说首长批评我，同志们揭发我，就是干我，话不多，很说明问题。所以，刘真、张华给我的毒很深，认为体学同志跟我过不去。我还受韩爱晶、蒯大富那个思潮的影响，认为现在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刘少奇那一班人心不见得死了，还有那么些不见得派他们服气了，还有他那一些社会基础，他那一股势力呀，还有市场的，到时候，他还是要起来搞的，要翻案的。我当时就认为陈毅、聂荣臻这些人，他服气了吗？我说也很难讲，李先念就对张体学蛮好嘛！我这个想法是非常极“左”的。认为对我们过不去，对这些首长老是怀疑。对他们对我的教导、帮助，总从反面去理解，我总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和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我们说他们“老奸巨滑”就是这个原因，好象我们年青，阶级斗争薄弱，经验不丰富，他们老引导我们犯错误，老把亏给我们吃，我们老上他们的当。我是说过这个事情的。比如在“反复旧”当中，电讯局搞个曾、刘首长北京来电，5点指示，整个武汉市都贴满了，现在查清楚这个事情了。但是当时我就给别人讲，我说不要上当，这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我们认为，一种可能，曾、刘首长是支持我们的，可能把“反复旧”大权接过去，争取主动。另一种可能，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我说了林杰那个“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所以，在北京京西宾馆也是这样子，我为么事不跟他们讲话呢？我跟同志们讲，你们不要跟他们讲真话，讲两句话就完了。事实上就是林杰那个话的翻版，就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不要跟他们讲。他们老找我们谈话，把我们心里话都掏去了，他不给我们讲什么东西，结果他掌握了我们。一直和这些首长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老搞不到一起，老唱反腔，在革委会里，我就是老扮演的那么个反对派的角色。而且，相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首长，不信任，把自己推到这些首长的对立面，跟他们亲不起来，跟他们爱不起来，跟他们站不到一起，说话说不到一起去。而相反的，和那一小撮特务、叛徒和一些反革命分子，却对他们爱，和他们站在一起，同情他们，根本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我还讲，“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有些人不一定就服气的，我们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了文化革命就有了我们，没有文化革命，我们就没得，象文化革命生的小孩一样。刘少奇要翻了案，王任重要翻了案，首先要杀我们这些人。我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总把这些首长，认为是跟他们一起的。人妖颠倒，敌我不分，没想到他们是跟毛主席、跟林副主席走的人。我记得体学同志给我介绍，曾司令员原来是跟着林副主席跟得很紧的嘛！跟了那长时间嘛！这些听不进去。我们上边挨了批评回去，心里不舒服，回到下边，一听到下面反映一些乌七八糟的情况，什么这里扒了哟，那里拉了哟，斗了哟。脑筋里一想，大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自下而上的都想把我们造反派搞掉，这就是“复旧”，就是排斥、打击我们新生力量。现在看来，到我们那里去反映情况的一些人，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是主观的、片面的听了以后，就认为是那样子。里面有个对造反派的问题，错误的把造反派看成一个阶级，把站错队的同志看成一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好象不可调和似的，这简直没有一点阶级的分析。好象站到我们造反派这边的，不管是叛徒、特务，都是好的；你支持我们，我们就支持你。不管什么人，不管是好人是坏人，站错了队都不好。省、市革委会结合的时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左翼革干联”那是一些什么人？我们保的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特务、叛徒，而我们拼命的、不惜任何代价的为他们摇旗呐喊，为他们鼓吹。现在事实搞清楚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货色，已经清楚了。要不是这次会，我还搞不清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群众代表，特别是我自己，到底代表什么东西呢？你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呢？恰恰是代表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到革委会里来了。你代表了社会上的这些社会渣滓。我还有那个理论，我认为北京那些联动分子，这都是高干子弟，他们的父母亲大多数都被打倒了的，这些人就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他们这些人不服气。听一些北京学生讲，他说那些家伙顽固的狠，说什么“二十年后，看谁杀谁的头”，临走时还照个像。我一想这个问题，是蛮严重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哩！历史的浪潮把我们推上政治舞台上来了，这个问题是蛮严重，要警惕警惕。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对站错队的同志老是不能正确对待，据我们厂来讲，站错队的绝大多数都是些贫下中农，都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我们把他们划成了一个阶级，好象我们是最革命、最正确，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怀疑一下子，对军队也是怀疑的，对地方干部也是怀疑的，老是认为这些首长不支持我们，老压我们造反派。现在看得清楚了，我自己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那次党代会，结合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都来了嘛！压了谁呢？没有压谁嘛！压的恰恰是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人确实他有两下子，他惯用那些手法，来迷糊我们。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俊佛，他到厂里去找过我三次。他第一次找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什么《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有一个等号的问题，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等于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要批判那个问题，他说吴焱金也同意了，朱洪霞也同意，要找我。这个人把文章给了我，我说，我看了等一下再讲，他说最好是以工代会的名义，你们这些常委在武汉市是很有影响的，用你们的名义去发表，将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好处。后来我一看这个文章，我还有一点觉悟，我认为不太恰当。我采取消极回避的办法，把他敷衍走了，不是采取抵制的办法。第二次他又找我，说你看怎么样？又拿这篇文章来了，他说：“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下来后，我们工代会就应该理直气壮去宣传“七·二三”布告。他还根据“七·二三”布告搞了一些为什么，还是油印的，不知是那里印的咧！他第一篇文章是由许多基层工代会签名盖章的，有南洋烟厂等，不知怎么串连了那么多单位。第二个他也要发表，他说，我们应该宣传“七·二三”布告嘛！也是油印好了的，给我看。我当时也采取消极回避的方法。第三次，他又来了，他晓得我两次没有搞他的文章，认为我不信任他，所以这次来拿了很多的政治资本。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立过功的，有他的照片，上面还落的有许世友，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多照片，很多证明，都是有名有姓，都拍成了照片。（曾思玉同志插话：他那里人哪？多少岁数？）不晓得哪里的，大概没有职业，30多岁。这次“反复旧”，他跳的很高，他把造反的牌子挂到，在外面募捐。有一天他去找我，我就给我们革委会讲，就说我去开会。他坐在我们厂里死不走，他看我吃饭了，大概想混餐饭吃，我不理他。后来他向我们一个老师傅要了5角钱，他走了。要不是曾司令员在一次会上打招呼，我们听了这些人的，就会偏听偏信。过去我们像这样的事情做得不少。他反映了情况之后，我们也确实感到那个地方受压，这个地方有问题。加上我头上有那些很反动的思想，总对首长怀疑，总认为他们想办法给我们过不去。所以，我上下一串连起来，觉得这是有问题。说穿了，“反复旧”也是因为这样子，“反复旧”情况我根本不了解，从北京回来后，我住在医院里，社会上一些情况根本不了解，田国汉跑到医院里给我灌呀灌，那里这里，这里那里，灌了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作过调查，根本不了解，灌了这些东西，有些人大概是冲击了，这倒是对的，包括我在内。冲击了你怎么不行呢？我们有错误、有缺点，过去打了别人的人，犯了那么多错误，别个冲击你一下子，难道就不行吗？只准你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不能革你的命？这样，我们有个很坏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这些人动不得，一动就是“老保翻天”，一动就骂人家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好像我们是最革命，是最正确的代表。这个指导思想在我来说很严重。就是“一次造反、永远正确”论，我这一次造反对了，那我就永远是正确的。把造反派与站错队的划为两个阶级，我这次造反了，就永远正确了；他们站错了，就永远是错的，一时站错队，永远错误；我们一次站对，就永远正确。实际上，这是典型地反毛泽东思想的。稍微有一点政治头脑的话，就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正因为在这个错误指导下，所以，下面一拉，我拼命的干这个事情，要搞起来，我很反感，很抵触。当时我觉得干部有干部的一条线，群众代表有群众代表一条线，我记不清是那个干部给我说过这个话，我死抱小山头，也是与这个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为什么死抱小山头呢？我记不清楚了，有人给我讲，你这个群众代表有个么狠呢？过去是个普通工人呢！你有这高的权威，是因为你背后有群众，而更重要是你后头有个群众组织，你没有这个群众组织呀，告诉你，要把你么样就么样，你可以任人宰割。这是在解散工总时候，别人给我讲这些话。我一听，这话有道理呀！我们有个工人总部，有个“钢工总”，“钢工总”一取消的话，我们没有么事啦。所以，解散“钢工总”时我不愿意，想苦心经营自己的小山头。所以，“工代会”以后产生“工团主义”，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也是在这个反动思潮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工代会”我们死抓住不放，为么事呢？就是可以与革委会唱对台戏。我们“工代会”就可以蒙蔽一部分群众，可以把一些资产阶级派性大的和一些乌七八糟的人混在里面，他就给我们可以说话，凭借这一个组织，凭借这一个“堡垒”，就可以与革委会唱对台戏。你要不行，我们就应用林副主席那段话：“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死抱小山头，我们狠就狠在这里，我们当时就这样子，所以，“工代会”不能取消，各级“工代会”应该有，非有不可，没得就不行了。你是代表谁呢？死抱小山头不放，总想把“工代会”和群众组织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争夺地位，这是刘少奇那一套，以前没有那么认识。这次通过中央批评我们是“工团主义”（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就大吃一惊，实际上就是凌驾了，我们过去凌驾了不知道。“三反一粉碎”，我们架空了革委会，我们自己不知道。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认为我们造反派是最革命的，“钢派”是最革命的。所以，我们总是正确，总是对别人看不惯。“工团主义”、“工联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非常严重的地步。从北京回来以后，下面很多地方成立了造反司令部，曾司令员有个八条，就是“反复旧”中成立的“工代会”要取消。当时，我是有抵触的，后来我才慢慢的想通一下了，觉得有点道理。但是，我开始从反面理解，大概是想把我们“工代会”全部搞掉，后来一想，我又问了别人情况，不光是“工代会”里站错队的没有，就是已经成立的“工代会”，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了，怎么代表群众呢？代表很小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所以，下面的同志，各个基层，各个单位里边，有很多人死抱住“工代会”不放，跟我这个反动思潮、反动思想，有点受了我的影响。所以，我也讲过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思潮实际上是与《扬子江评论》一脉相承的。当时，我回来以后，我说，现在呀，文化大革命胜利了，造反派在思想上已形成了体系，政治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问题在于组织上要落实。我还有我一套理论，我觉得刘少奇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了，首先是从政治上把他搞倒了，从思想上把他搞倒搞臭了，但是最后总还是从组织上处理他，把他组织上开除出党，并永远不准其重新入党。那么反过头来，我认为也是这样子，造反派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思想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最后也应该从组织上使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胜利。我有那么个理论，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造反派，结合到革委会，一个也不能拉。这样作的目的，过去有个思想，就是怕过去一些老干部来整我们，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市场。甚至我“反复旧”之前，就错误的认为清理阶级队伍把这个冲了，那个扒了，就是把这条线破坏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歪曲了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中央的批评确实是很对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为我所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事实上，是不是情况这样子呢？回过头来看看，不是这样子。现在我才开始体会到首长帮助我，我想到懊悔，我住医院，体学同志叫我到总医院去住，我那时要听了他的话，我住到总医院后，就不会犯这大错误了，我这么想。当时，我产生怀疑，我想那就把我控制起来了，又想整我一下子，“怀疑一切”相当严重。这两天想，如果那样，就不会犯这大错误。比如说体学同志吧，我在会之前（体学同志插话：你要住陆军医院，沈秘书亲自去安排的。你讲了一上午，一下午，不是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搞你的鬼吗！我们有错误，可以检讨。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我们那个搞你的鬼，你可以讲一讲，揭发批判！）现在看来，首长确确实实对我们是爱护的。我自己晚上睡到想一想，回顾一下子，自己应该有所感触了，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明问题，就刚才讲那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就是“五·二七”指示回来以后，首长是怎么样对我们关怀的，讲这个例子，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回来后，几乎每一个星期方司令员、张纯青政委、张昭剑政委都要找我们几个头头谈一次话，了解了解我们思想情况，怕我们犯错误，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社会上的情况，都给我们讲一讲，并指出我们的缺点，指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是从“五·二七”指示回来以后，把我们从厂里接出来这样讲。我想，这些首长到底是为我们好呀，还是为我们坏呢？每个星期都把我们找得去，一谈一晚上，一谈半晚上，一谈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呢？他们既然是为了整我们，又为什么找我们去谈呢？这都不是假的，有很多人在这里嘛！象王锦铭、潘洪斌、吴焱金呀，不是给我一个人讲的，大家一起讲的，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了大家，为所有的群众代表，尤其是为我们这几个人，为了我这个一直顽固不化的家伙。（体学同志插话：我们从北京回来，司令员、刘政委特地给我安排一个任务，说你回去找“反复旧”的头头耐心谈话。6月份一个月什么没有干，一天三班，上午一班，下午一班，晚上一班，谈了400多人。你们头头也可以检举我们，找你们谈话搞了什么小动作，也可批评我们的。）回顾过去一些事情来讲，不是首长在里面捣鬼，是我们两派的资产阶级派性在里面捣鬼。“钢派”怀疑首长是支“新”的，“新派”怀疑首长是支“钢”的。我们犯这严重错误，就是对首长一直不信任造成的，就是王、关、戚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林杰那几句资产阶级权术那几句话，给我的毒素很深的。确实这东西是致使我犯错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致使我对首长的话，对同志的帮助听不进去，一直到现在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我前天给体学同志讲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曾、刘首长要管两个省的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只要把地方工作搞好就行了，现在除了把革命生产抓好以外，还要帮助教育我们。我们这些人，不是与他们同心同德的干，老是唱对台戏，他搞的好好的，我们给他一戳，崩了。他们除了搞好地方工作以外还要用很大精力来招呼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专门在捣鬼，我们不但不起好作用，相反，老是起破坏作用，还老说他们要不得。我最近才有这么一点体会，他们这大年纪，你不给他分担责任，至少你不该给他添麻烦吧，比如说，搞清理阶级队伍搞得那么好，迎“九大”时，整个武汉市那么好，我们应该是同心协力，一起搞的，我们偏偏搞个“反复旧”，搞的一塌糊涂，最后落到这个结果。他们还是气量大的哟，要叫我们不得了。现在看来，这些首长对我们是关怀、爱护，怕我们犯错误，以前总认为他们要整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现在看来，确实是爱护我们。比如体学同志就是这样子，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印象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在最艰苦的时候，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陈再道发表的“二·一八”声明后，工总已经快垮台了。朱洪霞、我、李洪荣，我们这些头头都已经秧了，在小房里面睡在地下，到处揪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体学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了姜诗存，姜诗存很秘密地带回来一封信，这封信只有几个人看到的，看了之后烧掉了的。里面讲到工总打成反革命，他不同意，想到二十年后还要为我们翻案的。当时，我听了后，眼泪都流了，我坐在监牢里还在想，张体学是不是还给我们翻案哪？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为什么又变了呢？我对体学同志的态度变，刘真那个狗日的对我影响太深了，不光是我一个人流毒很深。还有受到王、关、戚的思潮，加上资产阶级派性，自己有私心杂念，产生种种怀疑。我认为他是最了解湖北情况，曾司令员是沈阳来的，刘政委搞军内工作的，最熟悉地方工作的，还是体学同志，过去在省委工作。我的情况他也了解。（体学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是个主要组织，我把几个坏人就告诉你们了，要你们千万不要与他们来往，我说你打倒我可以的，那些不是好家伙。对“钢二司”、“九·一三”、“工总”我都讲了，对“华农”我讲了，对“湖人”我也讲了。你们有个理论，张体学是敌人，敌人反对的，你们要拥护，敌人拥护的，你们要反对，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想一想这些问题，现在也很痛心，你比如说，体学同志跟朱洪霞讲，朱洪霞天天回去就说：“体学同志不错呀！”我说：“你莫听他的，你这个人，听不得两句好话，他老奸巨猾，板眼多的很哩！”朱洪霞就说：“是的，是的，是那个事情。”我们就是这样离心离德。由于我思想上装这些东西太多了，思想顽固，所以，一直转不过弯来。听不进去，老犯错误，老不改，老不承认错误。自己还美其名曰：“我是正确的，我是对的”，那个给我讲，我可以挑几丈高与他辩论。这样的事情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当时我把这一些首长带着对立的情绪来看待，他们说的事情，我们要怀疑，他们说的事情，我们要研究，他们说的事情，我们非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个事情。离心离德。当时，我记得在京西宾馆的时候，我们的怀疑更加严重了，张体学老奸巨猾哩，我们要认真对付。所以，我说我们要小奸巨猾，比他更猾一点，来对付他。一直和这些首长离心离德。我们自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首长革命几十年，我们搞了几年的毛孩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东西，结果把这些首长看不到眼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首长很不尊重，我是最严重的，对曾、刘首长和其他首长很不尊重。所以，我犯错误的根源呀，就是王、关、戚那个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影响，对干部不信任，对军队没感情，就认为这样子，认为他们在整我们。我老在准备，准备挨斗，准备挨整，准备坐牢。大家不是揭发有这句话吗？说：“把我关在牢里，二十年以后还要干。”我在那个省柴就讲了的，我当时认为美其名曰，我是革命的，我是对的，我自己认为美其名曰，我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说，我既然是革命的，我怕么事呢？弄到牢里去坐二十年，出来还不是要干。自己认为很对的，好象自己是很革命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与首长相对抗，一直使“抓革命，促生产”受到破坏，对首长的话、首长的指示，除了反面的理解以外，还多少要分析分析，研究研究。
开这次大会，除了在大会上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以外，体学同志、参谋长晚上找我谈到非常晚，3点钟，大半夜，他白天搞了，晚上还找我谈，辛辛苦苦地、苦口婆心地启发诱导。在参加会之前，我是抱着挨整的思想的，认为这回我大概差不多了。我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说个不客气的话，已经是相当反动了，法办多多有余，不管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经济上来讲。首长为什么还这样对我苦口婆心的讲一晚上呢？是为我好，是为我改正错误，为我重新做人。我想下面还有很多头头，专县头头，也受我思想影响很多的，我自己确确实实的有些感受，受极“左”思潮影响，相当反动的，一直走上犯罪的道路。另外，我还有一点体会，一个教训。林副主席讲了，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七·二〇”以前，固然我们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我们大方向总还是对的；“七·二〇”后我们为什么老犯错误呢？一次一次犯错误，一次又比一次犯错误严重，为么事犯错误咧？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紧跟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背离了、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老犯错误，一直造成了严重恶果。所以，我觉得要紧跟，要听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如果不紧跟，就垮台，就会走向反面。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去年去北京时，六机部军管会主任给我讲了一段话，当时我理解不了。他说北京的“五大领袖”，是最早造反的，他说你们最早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人呀！到了运动后期是资产阶级派性最大，最足，最极“左”。我当时理解不了，现在看来是这么回事。过去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所以资产阶级派性不晓得几大，到了后期，就相当极“左”，老是自己的山头亲，小团体亲，对革委会、对首长没得感情，想到的是我们过去所谓的“派性”的战友，想到的是那些“派性”组织，资本主义的小山头，就是个人主义。我自己有个教训，我们过去是个工人，个人主义随着地位的变化，对革命带来的损失也起变化的，过去我们当工人，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里面，有点个人主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顶多是影响到你那个小组，或者影响到你那一个厂。但是，当我们的地位变化以后，有一点个人主义，将会为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给人民、给党造成损失就越大，这个是成正比的。假如说我们当工人的时候，给革命造成损失一倍的话，那么现在处于省革委会一个负责人，一个群众组织头头，为革命造成的损失将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是不可挽回的。许多事实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我们搞“反复旧”，给革命造成几大损失呢？所以教训特别深。
三个反复，我都是充当了罪魁祸首，对人民犯了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派的人、相信的人爱不起来，对一小撮反革命、叛徒，恨不起来，为他们鸣冤叫屈，或者与阶级敌人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敌我不分，认友为敌，严重的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使自己堕落成为反动思潮的代言人，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破坏了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军民的团结，破坏了“九大”，破坏了清理阶级队伍，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的错误相当严重，认识开始有一点，很差的，我还要继续学习，要求同志们、首长们，对我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肃清流毒。我觉得我的错误是相当大的、相当严重的，我在这里要求军区首长、省革命委员会给我严肃的处理。对我的处理，我完全服从。我深深认识到我是犯了罪，错了，要求严肃处理我。并保证今后好好地改造自己，好好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来回答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检讨的很不好，很不彻底，是初步的态度，希望首长、同志们对我帮助教育。
（曾思玉同志说：胡厚民今天讲了四个半小时，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讲了些犯错误的原因，这里边最大的原因，除了你自己讲的一些原因之外，从你主观上来讲，你这个人，就是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恐怕在我们湖北，我碰到的是相当典型的一个。你是从来不检讨错误的，一是不讲话，一是少讲话，就是承认错误，也只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我们相处两年多了，这次同志们对你的批评，是在一千多人面前给你的帮助，不管同志们怎么批评，戴什么帽子，要正确的理解，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一个同志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你回顾一下，本来湖北的形势，的确在我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的号令、指示的指引下，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什么经常出现反复呢？原因确实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那里捣鬼，群众组织头头当中一部分人犯错误，这也是个原因。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讲的清清楚楚，你们看了嘛，就是听不进去，所以你就栽觔斗。拿胡厚民来说，你就是陷到泥坑里去了，现在我们一千多人，尽力在拔你，再不拔就掉下去了，那就要淹死了。检讨不管深刻不深刻，深刻还要一个认识过程。我有一个看法，你在湖北全省人民的代表的面前讲了，大家听到了，现在就是说了话要算数，你自己也表示了决心，痛改前非，现在就是忠不忠，看行动，实践检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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