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9 作者：[待确定]
现将李再含同志一九七0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日上午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大会上的检查（记录稿），印发供批判用。
（节录）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办公室一九七0年元月十二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战斗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我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受教育已经四个多月了。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育下，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犯下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滔天罪行。
我听了新华印刷厂廉秀容同志的血泪史，深受感动。这样好的一个同志还检查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错误，她的一字一句都剌痛了我的心。
我的罪过是极为严重的，我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在贵州推行一条对抗中央、对抗毛主席、镇压和毒害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继承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衣钵，在夺权以后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就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团结，破坏了军队的稳定；自毁长城，破坏了三线建设。总之，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飞扬跋扈，狂妄自大，横行霸道，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胡言乱语，不可一世，把贵州搞得一团糟，我就是罪魁祸首。贵州夺权较早，因为我的错误领导，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一个大反复，落在全国的后面，拉了全国的后腿，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贵州两千万军民。
下面我交待自己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党中央的严重罪行。
我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典型的个人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我在贵州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极其反动地突出我自己。不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热衷于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因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心中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向突出我个人，以我为核心，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道路。
较长时间内，在贵州流传着一些赞扬我的话，什么“贵州有个小太阳”、“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什么“有了李再含是贵州人民的幸福”等等，在一片赞扬声中我昏昏然、飘飘然，心里热乎乎的，乐滋滋的，还觉得拥护我的人还不少啊！因此，自己恬不知耻地经常说自己是“不倒翁”；在会议上听到这些赞扬时，也假惺惺地说“受之有愧”，实际上内心高兴得很。
贵阳文展馆收集展出了我的一些材料和照片，我是知道的，当有人直接向我要材料时，我表面上说不要搞，但实际上并不制止。我自恃有功，以“功臣”自居，以“西南春雷”“当然主人”自居，因而有恃无恐，认为搞一点也可以，让群众知道我的所谓“功劳”。更严重的是，自认为既然主持全省工作，也需要树立个人的权威，这就完全背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的伟大教导。
听说有些地方在早读时间读我的所谓“讲话”和“插话”，我是默许的，错误地认为我的“讲话”和“插话”是联系实际、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家读一读也是可以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竟敢把我的臭不可闻的奇谈怪论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分庭抗礼，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吗？否。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赤水问题，我说赤水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根子在武装部，完全是胡说八道。把矛头指向武装部、革委会，自己搞垮革委会。最典型的是我在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通知全省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通知中还说什么我的“讲话”和“插话”给贵州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把“讲话”和“插话”刊印成册，通过交流方式，流毒全国。是谁指明了方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我指了错误的方向，害了大家，把贵州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我的原原本本是明目张胆的搞资产阶级的多中心。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在贵州用我的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抗衡，唱对台戏。
第二，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唱反调，发表和讲过许多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贵州特殊论”。经常讲，贵州和外省不一样，外省在建立革委前就存在两大派，贵州不存在，贵州是成立革委后分裂的。认为“4?11”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实现个人野心目的，又如：认为贵州公检法也是特殊的。我认为贵州公检法是革命造反派掌权。当中央发出公检法一律军管的指示后，我就借口特殊，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公检法的同志引上了歧途。
2、‥‥‥‥‥‥
3、‥‥‥‥‥‥
4、“一派掌权论”。说穿了就是一人掌权论，想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个人独裁，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把贵州搞成“李家天下”，搞成资产阶级王国，把贵州党变成“李家党”。因此，对4?11革命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不承认主义，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指示后，还大耍两面派，在中央面前坚持不承认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是不是只承认4?11、支红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我就不提“革命”二字，这是我耍的一个花招，阴谋诡计。当然中央首长一听就完全听出来了。中央首长在去年二月、五月会议中都提出贵州存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派是“八派”，一派是“四派”。特别是九大结束后，党中央又把我们留下，进一步解决贵州问题。我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京西宾馆统一口径，对抗中央，说对4?11总体上承认，具体分析，把主动权交给各单位。把党中央指示否定了，坚持一派掌权的反动观点，说穿了就是搞我的一人掌权。
5、到处封“核心”，定“为主”。全省各地都是这样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封“核心”定“为主”，要害在于全省各单位都有我封的“核心”，自然我就成为全省的核心了，实际上是封我自己。全省都有我定的“为主”的组织，全省就自然以我为主了。这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造成贵州长期两派对立，我是地地道道的罪魁祸首。
6、…………。
7、革命分先后。我在贵州长期划分“革”与“保”，明确革委会中老造反派应占绝对优势，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不分先后”的伟大教导。
8、…………。
9、…………。
这些是我同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唱反调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同志们声讨我的滔天罪行，狠揭狠批我的肮脏的东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会照遍贵州高原。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声讨、控诉。
第三，拒不执行、抗拒中央的许多指示和批评。例如，中央对公检法一律实行军管的指示，我篡改了，这是我的罪状之一。这里面隐藏一个很肮脏的东西，我想一个人独揽贵州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党、政、军、专政机关的大权。我认为某同志是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思想上想把公检法大权交给113组织的某同志，如果实行军管，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了。
又例如，关于要承认411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也是拒不执行。要害是我承认了，岂不是我过去执行的踏平政策就错了吗？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吗？自己的名利、地位岂不是就破灭了吗？所以，硬着头皮就不承认有两派和411是革命派。同时把真相隐瞒起来、封锁中央的声音。毒害了广大支红派的同志。这是我的错误造成的。
又例如，中央多次指出不要告下面的状，不要告41师的状。我给中央报告情况，相当多数是告状的材料，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好多是假报告、假情况，欺骗中央，目的是想把41师赶出贵州，给中央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把41师调走。中央非常英明，看出了我的罪恶目的，所以没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批评了我。
又例如，中央关于国防系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也没有执行，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使国防系统严重失密。这都是不执行和对抗中央指示造成的恶果。
我对中央的批评也是抗拒的。总理、康老、谢代总理关于“肃薄”的批评。张春桥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我是对抗的。龙广事件我是有罪的，镇压了“贫造司”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错误。不请示中央，取缔这个组织，胆大妄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总理对“七二九”事件部队开枪严厉批评，我也是抗拒的，认为部队是捍卫“九五”命令，部队是自卫还击有理。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这是抗拒中央批评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第四个方面，我是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少量的有限的报告，多数是假报告，告状的报告，派报告，是说假话的报告，达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的。
我还有好多事情擅自处理，如多次调部队我没有请示中央和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八月，擅自调动部队和工人围攻贵工，踏平411。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还有调动两个连去龙广，也是我决定的。（对）盘县擅自调动一个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我自作主张，胆大妄为，违反党纪、军纪、国法，我应当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
第五、我对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采取了资产阶级两面派的恶劣态度。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春桥同志批评我不请示报告，闹独立王国和在六次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错误。我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觉得没有一个态度不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向毛主席写了一个假检讨，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还承认对411的问题也是有错误的。但回到省里后，也没有传达中央的批评，也没有讲自己的检讨，更没有改正错误，把毛主席的声音封锁起来，使大家不明真相，并在一次省革委常委会议上说，贵州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责任推给其他同志，玩两面派，对抗中央，欺骗了毛主席，当面说得好听，回去以后又在捣鬼，同时，也蒙蔽了贵州的广大军民和同志们。
去年二月，党中央看到贵州问题，召集41师、49师、昆明军区领导同志开会，帮助我认识和改正错误，中央通过何光宇同志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要我检查对中央的态度；二，对军队的态度；三、对群众的态度；四、组织纪律问题。听了以后，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想如果我存在这四个问题，我不完蛋、垮台了吗？我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这些问题，根本不接受中央对我的批评，根本不接受对中央、对军队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而且十分错误地认为这是“整我”，认为是大军区“整我”。非常错误地认为贵州是由于部队调防搞乱的，根子在大军区。因而思想不通，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我在中央首长面前非常勉强地敷衍了几句，说话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一句话要讲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我写出书面检查，由于自己的思想不通，为了蒙混过关，写了一个搪塞、敷衍的假检查。根据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精神，我起草了一个《十条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带回贵州。由于思想上对抗中央召开的这一次会议，回省后既不传达会议精神，又不作自我批评，把传达贯彻任务推给何光宇同志，还散布不少荒谬的言论。我对一个同志没头没脑地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我自己就是在军内工作，这个话是非常反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忘得一干二净，并对一些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九比一”，官司怎么能打得赢呢？我又在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党委联席会上说：“我在纠正错误中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同意撤销818。”对抗中央二月会议对贵州的处理，对这次会议，我耍了两面派，在中央是一套，回到贵州又是一套。后来我和张明同志到中央参加九大预备会，九大期间，听说省内很乱，我一方面大为不满，认为是何、石等同志在家里搞右倾翻案。另一方面又幸灾乐祸，我没有在家，搞乱了你们负责，把责任嫁祸于何、石和41师，甚至联系到昆明军区党委。我参加了九大，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我的手。可是我回到贵州后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完全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政治方向。
九大后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指示、新党章，代表们给我提了些批评意见，自己基本听不进去，在十分混乱复杂的心情下，一方面不得不搞点自我批评，装装样子。一方面又认为中央发了两个“红五条”，中发25号文件，自己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自己得意忘形，摆出一付“胜利回朝”的姿态回到贵州。心里想，九大召开了，大局已定，更打不倒我了。并且念念不忘省军区党委召开的三月会议。听说有的同志喊了打倒我的口号，我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搞右倾翻案。我思想上想的不是贯彻九大精神，而是搞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三月会议是右倾翻案，就决心把这个案翻过来，回去后就办了一系列坏事。不该传达的传达了，自己在有的问题上加油加醋，扩大化，从花溪、磊庄会议一直发展到七二九事件，破坏了团结，把广大军民引上了邪路。特别在九大期间，我干了破坏团结，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散布了分裂中央的流言蜚语。九大以后，充分表现出我是典型的两面派。九大上我举手赞成毛主席指示新党章，回去就干背离九大精神的坏事，是一个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的典型的两面派。
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是只相信自己，唯我“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我对411采取“踏平政策”，对支红派采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危害政策。对411我长期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主义，给411及其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411打成“反动大杂烩”，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一部分群众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由于我执行了一条毒害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至全省武斗不断，内战连绵，使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无辜伤亡，家破人亡，我是罪魁祸首。为了踏平411及其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不择手段，搞情报，搞动态，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擅自调动部队，动用专政机关，通过报纸、电台镇压411，做了亲痛仇快的事，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大作文章，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起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为了踏平411，我同意组织818，利用818来维护我的独立王国，镇压群众，镇压411。为了蒙蔽818广大群众，说什么818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说什么818可以起到专政机关起不到的作用。我提倡每一个地区都必须有一个拳头。我不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掌好权，用好权，而是用刀枪棍棒去镇压群众。我派了818的一些同志到铜仁、兴义、赤水等地去贯彻一派掌权，踏平另一派。派这些同志去指挥武斗。818被撤销后，我又默许组织“捍三红”、“群众专政指挥部”。我做了国民党、资产阶级做的事情。由于我指导思想错误，把工代会带到邪路上去，把工代会变为“第二政权”，以工代政，达到巩固我这个独立王国的目的。我要负完全责任。
长期以来我顽固地坚持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七．二九”事件达到最高峰。“七．二九”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七．二九”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长期对411采取踏平政策的必然结果。我错误地认为“红五条”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41师和411。我认为九大后解决411在贵阳据点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拖过八月。我主张工人进城，要警司告诉411撤除据点，首先撤除省革委办公的大楼，我讲了如果411拒不执行“红五条”，一定要坚持据点，就要采取“南宁道路”的办法，并且讲过少数人要走“南宁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对支红派造枪，我是同情和默许的。有人找我，我说，你们走上层路线是不行的，我是不会点头的。并且我找了工代会的军代表，叫他们调动工人进城。当独立师连队开枪后，就要工代会调动工人队伍占领政法大楼，支援计委大楼。我表面上说，打掉411据点要请示中央才行，真正的思想是端掉就端掉了。“七．二九”前后我退居幕后，假装不知道，后来打了以后，我非常高兴，说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还说要因势利导，彻底整顿贵阳市，限三天之内把贵阳焕然一新，这就是我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我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我根本没有把毛主席指示记在心上，我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把群众当成阿斗，把群众看得很落后，也是推行了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
1、…………。
2、…………。
3、…………。
4、对41师，态度非常恶劣。对两师调防不满意。对41师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所以千方百计挑起41师、独立师的矛盾，拉拢独立师，排斥41师，还千方百计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想让中央把41师调出贵州。表面上说，41师刚到贵州，他们人地两生，要很好地关怀这个部队。实际上，想把41师调出贵州，这是非常错误的，并且为达到这个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错误做法，怂恿、挑动支红派同志给41师出难题，搞变相围攻，我要承担完全的责任。
5、对支左人员，挑选我认为支持我的，听我的话的。对我有意见的坚决不同意他们出去支左。
6、军区党委有些同志多次提出研究部队支左问题，41师到贵州是有支左任务的，我迟迟不研究，不给41师支左任务。我认为，如果给41师支左任务，他们就把权夺过去了，这非常错误。我借口支左的同志任务很忙，不同意研究，使主持部队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支左的情况，也使支左的同志不了解部队的情况。互不往来，互不通气，把部队分裂，党委分裂，使党委瘫痪，我一个人领导，破坏了军区党委集体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更谈不上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了，只相信少数人，把多数同志撇在一边。
我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接过革命口号，塞进自己的私货。想通过“三反一粉碎”进一步达到独揽贵州大权的目的。我错误地认为，贵州实现全省一片红以后，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了。通过整顿内部，进一步独揽党政军大权。在“三反一粉碎”中，我错误地提出，革命干部要补课，要“回炉”。由于矛头指错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一大片，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军队，指向革命干部，指向革命群众，而没有指向阶级敌人。这是根本的错误，方向错了。所以“三反一粉碎”的结果，粉碎了革委会，粉碎了革命干部，粉碎了军队干部，粉碎了革命群众，把贵州搞乱了，使贵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在“三反一粉碎”中搞垮了二十几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伤害了相当一批地方干部、军队干部，有一些已经结合了的干部又重新推了出去，把一些参加支左的军代表调回。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样板也不例外，认为贵棉的领导班子不理想，错误地认为贵棉革委领导班子是中间偏左，是“中左政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改组贵棉革委，把革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调出，把多数同志排斥出去。结果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贵棉归口大联合的样板。从此以后，革命大联合就更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的。
五、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的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有这些我都违背了。两年多来，我在贵州是大权小权一概揽起来，权迷了心窍，大小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实行家长式领导，搞一言堂、个人独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把政权和党的性质改变了，把无产阶级政权引向了资产阶级政权，个人政权，把无产阶级的党变为个人领导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的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哪有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个人称霸，成了霸王。”我在贵州就是一人称霸，还想称霸于整个西南。
我搞的这些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以下原因：
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
二是表现在大搞独立王国，目无中央，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恶性发作。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在第三个方面是派性严重。
世界观没有转变的第四个方面是：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恶性膨胀，唯我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
我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在贵州就是顽强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贵州，还要改造西南。由于我世界观的错误，立场的错误、方向的错误，因而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也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看问题，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问题必须看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我是怎样看的呢？对贵州出现的反复、乱，我是从外部找原因而不是从内部主观找原因，一直认为贵州出现的反复、乱， 是别的方面造成的，外部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在我这里。我应承担完全主要的责任。我跑到了一个地方，不问环境情况，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更谈不上抓典型，搞调查研究。由于立场上的错误，思想方法的错误，工作方法也是错误的，仅凭一封信、一次汇报、一次见面就决定重大问题。我受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黑六论”的毒害，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群众落后论”、“驯服工具论”。我好多反动思想实际上都是大叛徒刘少奇的翻版，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没有思想准备，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人进入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的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了一点也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态度。总觉得三年来辛辛苦苦，但辛苦的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是搞“独立王国”，夺权以后，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越来越疏远了，忘乎所以，心中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想起来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认真改造世界观，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我衷心拥护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英明决策。我犯下了滔天罪行。希望同志们狠揭狠批，口诛笔伐，声讨、控诉我的滔天罪行。
來源：鄧振新：《貴州文革實錄》，香港：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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