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2-25 作者：[待确定]
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毛泽东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市革命人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地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为了落实战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必须坚决打击。我们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正在准备公判一批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将这批罪犯的罪行材料发给你们，请联系本单位、本地区阶级斗争实际，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讨论，大议、大揭、大查敌情，把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
各单位将讨论情况和对各个罪犯的处理意见，于3月10日前告诉我们。
联系电话：214681或215380—460分机
1970年2月25日
（此材料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通敌叛国犯张顺林，男，23岁，江苏省高邮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原是被监督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65年5月，因为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嗣后，又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于1967年9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张犯不仅不认罪改悔，相反，竟变本加厉地散布反革命言论，书写大量反革命诗词。特别严重的是，竟于1969年11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书写多封反革命匿名信，分别投寄给《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香港《大公报》社以及修正主义国家驻华使馆。疯狂地攻击、污蔑、咒骂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革命样板戏，并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谋献策，无耻地吹捧苏修头目，通敌叛国。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叛国投敌犯张迪利，男，25岁，广东省中山县人，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张犯思想极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拉拢同学陈传驹等人（另行处理），举行所谓“聚餐会”、“音乐会”，收听敌台广播，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与葛犯生明，多次密谋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1967年8月，张犯与葛犯潜往我边境某地，拉拢许XX等人（均另行处理），并写信策动陈传驹等人一起偷越国境。张犯还去边境观察了偷越地形。8月16日深夜，葛、许等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在旅馆待机越境，也被我边防部队查获。张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叛国投敌犯葛生明，男，31岁，浙江省宁海县人，家庭出身小业主，上海铝材一厂裱箔工。
葛犯系坏分子子弟，思想一贯反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新疆刑满释放的父亲，探索边境情况，并多次与张犯迪利密谋策划叛国投敌活动。1967年8月，与张犯潜往我边境某地，观察了偷越地形，购买了犯罪工具。8月16日深夜，正当葛犯偷越国境时，被我边防部队查获。葛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自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阴谋暴乱。
1. 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方晦，男，29岁，江苏省海门县人，1962年倒流来沪，后回原籍种田。
张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我党中央。从1962年起，先后纠集展家麒、邱孝羽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组织反革命集团，确定了集团成员的反革命职务，制订了反革命“施政纲领”、反革命组织路线和“潜伏活动”计划，规定了联络暗号。张犯还积极发展成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恶毒地攻击我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张犯被拘捕后，被迫交代了上述罪行。
2. 反革命集团骨干展家麒，男，31岁，江苏省扬州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上海师范学院学生。
展犯思想十分反动，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首犯张方晦不在上海期间，经常主持反革命集团成员会议，根据张犯的意图，策划反革命活动。展犯还积极发展人员，扩充反革命组织。并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文章，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展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3. 反革命集团骨干邱孝羽，男，30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
邱犯思想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邱犯死心塌地支持张、展两犯策划的反革命活动，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活动，负责集团成员间的联络，检查集团成员的思想情况。邱犯还将集团成员间来往的信件和所写的反革命文章，负责装订、保藏，妄图向蒋匪报功领赏。邱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现行反革命犯郑宝泉，男，34岁，上海市上海县人，家庭出身富农，上海县北桥公社社员。
郑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1958年以来，因书写反革命信件，曾被4次收容管教。特别是1962年以来，郑犯竟变本加厉地书写了大量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并画了反革命漫画。先后向《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市革命委员会、驻沪部队以及工厂等处，投寄反革命信件、诗词、漫画达58封之多。在其家中还搜出反革命日记一本。郑犯在上述反革命信件、诗词、日记、漫画中，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郑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现行反革命犯李龙寿，男，31岁，江苏省东台县人。
李犯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特别是在战备动员以来，李犯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积极配合苏修、美帝的侵略战争叫嚣。自1969年4月8日至1970年1月11日案发止，先后向市革命委员会、市公检法军管会投寄了11封反革命匿名信，疯狂地、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耻地吹捧苏修、美帝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妄图反革命复辟。李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现行反革命犯吴小平，男，24岁，上海市松江县人，松江县泖港公社社员。
吴犯思想反动，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9年6月、7月，连续向市革命委员会、松江县革命委员会以及某军事学院等单位，投寄了4封反革命匿名信，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公开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涂脂抹粉，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招魂，为帝、修、反的反华叫好。更为恶毒的是，竟丧心病狂地破坏我党领袖像。吴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现行反革命犯凌体仁，男，41岁，江苏省兴化县人，家庭出身伪官吏，嘉定县城厢镇税务所职员。
凌犯解放前充任伪职，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1960年被革命群众批判和受到行政处分后，仍不思改悔，继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更为恶劣的是，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了大量反革命日记，用极端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凌犯被拘捕后，被迫供认了上述罪行。
以谈犯元泉为首的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狂热吹鼓手。早在1963年就纠集在一起，借沪剧“清唱”为名，大肆演唱封、资、修的毒草戏，在“四清”运动中曾受到严肃批判，并一度停止活动。
1967年2月，谈犯元泉为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重新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先后蒙骗了青年、妇女等百余人，组成“文艺小分队”。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采取各种恶毒手段，从情节到唱词，从谱曲到唱腔，从表演动作到服装打扮，对革命样板戏进行恶毒的歪曲、篡改，极力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猖狂的破坏革命样板戏。同时大量演唱毒草戏，利用文艺舞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甚至借演唱为名，大肆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67年至1969年8月，谈犯等先后在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医院、人民公社、里弄等170余处，演出达280余场次，直接受害群众达16000余人，并严重的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此外，谈犯等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赌博、流氓等活动，使不少青年和妇女受到毒害。现将谈犯元泉为首的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分述如下：
1. 现行反革命犯谈元泉，男，35岁，上海市人，上海钢管厂司磅员。
谈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反革命复辟。早在1963年，谈犯就纠集一些人，以“文艺小分队”为名，到处演唱毒草戏，为反动阶级招魂。“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后仍不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谈犯猖狂的进行反攻倒算，强行平反，并怀着对革命样板戏的刻骨仇恨，又为首纠集地主子弟唐挹光以及董海卿、坏分子庄秋生、流氓阿飞孟云生等人，打着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旗号，先后蒙骗百余名青年和妇女组成“文艺小分队”。在谈犯的组织和指挥下，这个“文艺小分队”猖狂地攻击、污蔑、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恶毒的是，竟以演唱为名，疯狂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谈犯还以引诱、胁迫等手段，叫他人演唱了大量毒草戏，大肆复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
谈犯不仅组织和指挥这个“文艺小分队”破坏革命样板戏，而且赤膊上阵，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为幌子，肆意歪曲、篡改、糟蹋、破坏革命样板戏。例如把《芦荡火种》中早已受批判的“开方”、“乔装改扮”等几场突出地下斗争的糟粕，冒充为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谈犯为了发泄其反革命仇恨，在演唱《白毛女》中“穆仁智逼租”一段唱词时，竟公开在舞台上大唱早已批判了的旧台词，并将穆仁智表演得气焰嚣张，大长阶级敌人的威风；而将一个敢于斗争的杨白劳却演成了怨天尤命的人，极力往贫下中农脸上抹黑。谈犯在扮演我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时，嘴叼香烟，手摇纸扇，脚踏话梅罐，斜体弯腰，蓄意丑化。在与张犯定美（另行处理）对唱《芦荡火种》中“军民一家”时，眉来眼去，动作下流，并大唱低级庸俗的词句，把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糟蹋得不成样子。谈犯还用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黄色毒素，腐蚀、毒害青年，指使他们进行偷窃、诈骗、流氓等活动，致使不少人受到毒害。谈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2. 现行反革命犯唐挹光，男，41岁，上海市青浦县人，家庭出身地主，红星板箱厂做工。
唐犯思想极端反动，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达4千元，在“四清”运动中被揪出监督劳动。唐犯从1963年起就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大量演唱毒草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唐犯又积极伙同谈犯元泉组织“文艺小分队”，自任教唱、编词和谱曲，并亲自演出达190余场次，大肆放毒，疯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更为毒辣的是，唐犯竟用悲伤、色情、颓废的曲调谱写、演唱革命诗词和革命唱词，极端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唐犯被拘捕后，尚能坦白交代。
3. 现行反革命犯董海卿，男，31岁，上海市南汇县人，上海邮电器材供应处职员。
董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极为严重，对封、资、修黑戏顶礼膜拜，竭力鼓吹贩卖。早在1963年即加入以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拉主胡，积极参与演出大量毒草戏。为此，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董犯又积极参与谈犯等重新组织“文艺小分队”，并在演出中逢唱必拉，积极参与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活动。同时，董犯还极力鼓动“文艺小分队”成员演唱毒草戏。董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尚好。
4. 现行反革命犯庄秋生，男，46岁，上海市川沙县人，上海第二印染厂做工。
庄犯在解放前曾充当匪军和伪警，解放后因强盗案被判处徒刑5年。1956年进厂做工，又因奸污妇女、聚众赌博等，被专政机关拘留教育和剥夺选举权。1965年戴上坏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但庄犯仍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想蒋匪复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大肆进行翻案活动。1967年以来，庄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鼓动他人演唱毒草戏。庄犯还假借演唱革命样板戏之名，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庄犯故意男唱女腔，唱出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铁梅。庄犯还向“文艺小分队”的青年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腐蚀毒害青年。庄犯被拘捕后，交代了上述罪行。
5. 现行反革命犯孟云生，男，26岁，安徽省芜湖市人，市建二公司机粉队做工。
孟犯原是个流氓阿飞，曾因散布反动言论，受过批判，仍不思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妄图翻案，并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XX（另案处理）一起，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污蔑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以来，孟犯积极参与谈犯元泉为首的“文艺小分队”活动，猖狂地破坏革命样板戏。在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时，竟以流氓阿飞的打扮和各种怪腔，恶毒地丑化英雄人物李玉和。并演唱了大量毒草戏。此外，孟犯还以唱戏为名，猥亵女青年，以讲黄色故事等手段，腐蚀毒害青年。孟犯被拘捕后，坦白交代了上述罪行。
强奸杀人犯黄达生，男，30岁，广东省饶平县人，196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在某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黄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品质极端恶劣。1969年9月中旬，得悉农场某政治干事（现役军人）出差外地，即起意伺机强奸现役军人之妻许XX。经周密计划后，于同年9月21日深夜，携带犯罪工具，拆墙潜入许的卧室，正要强奸时，许惊醒奋力反抗。黄犯为杀人灭口，将许活活扼死，并伪造现场，逃回宿舍。事后，经广泛发动群众，大揭大议，黄犯在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下，和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反革命放火、投毒犯樊朱兴，男，35岁，上海市嘉定县人，宝山县罗店公社社员。
樊犯曾因伙同其母进行迷信、诈骗犯罪活动，被拘留教育，其母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为此，对检举揭发他的社员金XX等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樊犯千方百计地腐蚀拉拢大队革委会第三召集人杨忠明（另行处理），妄图夺取大队领导权，为其母烧毁档案、摘掉帽子，打击报复检举人。1969年5月，樊犯又趁杨妻因纠纷自杀之机，对杨煽风点火，挑拨杨与社员关系，进而共同策划投毒，将剧毒农药注入金XX种植的甜瓜内，后被发觉。不久，又共谋烧毁金XX家猪棚，由樊犯进行放火，后被群众及时发现扑灭。樊犯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反革命、盗窃犯张施奇，男，30岁，上海市人，家庭出身小业主。1959年1月，因犯反革命偷渡罪，被判处徒刑5年，1964年刑满释放来沪，现无业。
盗窃犯张金茂，男，20岁，上海市人，1968年12月因结伙行凶打人致重伤，被判处徒刑3年缓刑3年。1969年9月由外地插队落户倒流回沪。
张犯施奇，张犯金茂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于1969年11月4日上午，经过策划后，身带犯罪工具，破门潜入居民沈XX家，由张犯施奇撬开衣橱、箱子，大肆偷窃，计窃得各种毛料衣裤18件，绒线衣裤11件，被面、被单4条，绒线5斤，现金200元，储蓄存折20元以及粮票、布票、油票等大量财物，价值1千余元。案发后，两犯被拘留集训，又暗中串连，张犯施奇首先提出逃跑，经多次策划后，于同年12月26日下午破窗越墙逃跑。更为严重的是，张犯施奇逃跑后，还在其亲戚家恶毒地攻击我党中央。张犯施奇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张犯金茂交代了上述罪行。
诈骗犯沈孝本，男，32岁，浙江省吴兴县人，解除劳教就业人员。
沈犯曾于1958年因偷窃、赌博、流氓阿飞等罪送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改悔，乘回沪医病的机会，盗窃某学院医务室公章一枚，伪造证件混入厂矿企业单位，以代购物品为名，诈骗钱财。更为严重的是，于1969年1月间，在场内盗窃后潜逃，先后私刻5个工厂、企业单位革委会的公章，伪造了证件、介绍信，到处流窜，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并冒充保密工厂干部，用诱骗、威胁的恶劣手段，强行奸污插队落户女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同年3月17日，沈犯又以伪造证件，在本市南京东路某钟表店冒领手表时，被店内革命群众当场识破，扭获归案。沈犯被拘捕后，在罪证面前供认了上述罪行。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