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3-10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队, 白而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队、白而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这是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招降纳叛、网罗人马，组成了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地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利用窃取的权力，他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大力推行他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力阻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阴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死路，企图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革命群众运动的火山爆发了，一举揪出了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摧毁了他的黑司令部，把他的大大小小黑爪牙和反动社会基础都揪了出来，彻底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不能丧失警惕。”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虽然被彻底粉碎了，但是他多年来散布的余毒还没有肃清。我这个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虽然被揪出来打倒了，但我的反动思想还没有彻底清算、彻底肃清。因此，必须开展深入地持久地革命大批判彻底清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遗留下来的垃圾。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罪行是严重的，大量的思想是反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始至终顽固地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把它们清除出去，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使自己弃旧图新，重新做人。
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在文化大革命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以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领导、组织、纪律，追求所谓纯粹的大民主、大自由的反动无政府主义。我就是由以我为中心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恶性发展，走上反革命道路的。
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长期毒害下，我很小就滋长了资产阶级名利地位的思想，一心一意走个人奋斗、追求成名成家的道路，在一些右派、反革命教师的直接影响下，我又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在这种反动世界观指导下，我从来都不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放在心上，从来都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极端自由，鼓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把“我”字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对于组织和群众对我的批评帮助，我更是认为他们“庸俗”，什么也不懂，置之不理，完全是“笑骂由人笑骂，我行我素”这一套反动的极端个人主义哲学。这一套反动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是会到处碰壁。于是我又产生了“怀才不遇”、“对现实不满”等反动思想，感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压抑，人们都不理解我，于是日益走上和组织、群众相对立的道路。在这条反动的道路上我越走越孤单，越走越感到大家都不理解我，越走越苦恼。这个苦恼不是对自己反动思想有所认识的苦恼，而是由于自己的个人主义没有知音，没有市场而产生的苦恼。对自己走的这条路，我不但不认识其反动，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只有自己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才是创新。并且我还经常极反动地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来鼓励自己的反动斗志。企图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辟”出一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反动道路来。这些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主要思想情况。我就是带着“开辟路”这样的反动思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明明摆着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路我不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走，偏要再“践踏”出一条所谓“新路”来，这必然就会走到刘少奇那条路，那条反动路线上去。这种“开出一条路来”的思想，就是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恶性发展极端个人主义，走上犯罪道路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只要在政治斗争中得胜，就可以得到肯定，并且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把自己这一套思想、世界观推行出去，强加给群众。而且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所反对的一切组织、纪律、“条条”、“框框”统统破掉，使自己从此称王称霸，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林副主席指出：“小资产阶级习惯于散漫，本能的做法是不实行纪律的，而实行无政府主义。”我正是以这种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个性解放等思想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来的。
当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彭真黑帮把北京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广大革命群众在他们的统治下，有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反抗的情绪。这种革命的情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令下，很快变成了革命的行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刘纪黑司令部冲杀过来，第一个回合就砸烂了北京旧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在这种形势下，针对着黑司令部以前的右的统治，一部分革命青少年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做出了一些过“左”的行动。作为当时条件下，这些口号和行动，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是革命的。但是需要对他们做正确的引导，使这些热衷于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的人，逐渐走到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事实证明，一大部分青少年是接受了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引导，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走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继续在极“左”的路线上发展下去，大搞形“左”实右，以“我”为中心，走上了违背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道路，最后被革命所抛弃，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当时，这些“左”的口号和行动正迎合了我的政治需要。我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也感到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统治下不那么自由，不能为所欲为，于是就从极“左”方面出发，作出了一些反右的姿态和行动。这就是我长期用来夸功的什么“我第一个反ΧΧΧ，那时候你们还在保呢……”！实际上，我当时的所谓“反”刘少奇、“反”苏振华，正如同刘少奇的所谓“反”彭德怀一样，其反动本质正是刘少奇自己泄露天机的一句话：“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尽管形式上有“左”和右的差别，但是矛头都是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上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的。正由于这点，最后也必然完全归到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要走向反面。”这就是说，无政府主义尽管形式上是“左”的，但终究会暴露出其本质还是右的。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在运动中的全部政治表演，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运动初期，我从解放自己的目的出发，大喊一些“左”的口号，大搞一些“左”的行动，也给旧党委、旧文化部写过几张大字报，做出一付最“革命”的姿态。正是这些，使我能起到一些蒙蔽人的作用，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但是即使在那时，狐狸尾巴也没有完全藏住，仍然露出许多的本质的部分来，使很多革命群众识破了我的反动面目。运动开始没多久，我在大喊一些革命口号的同时，却一头栽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晓（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运动初期表态支持我的一个发言，于1097年9月被海军党委打成“反革命政治扒手”）的怀抱，死心踏地充当他反革命的接班人，为他效劳卖命，和他站在一起，反对海军左派革命领导干部，破坏海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接着，我又出于共同的反动立场，反革命本性，狂热地四处宣扬反革命分子谭力夫极其反动恶毒的毒草讲话，并令人作呕的吹捧这篇讲话“有中央首长的水平，了不起！”这篇毒草讲话是直接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十六条、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这样如获至宝，四处宣扬，无耻吹捧，正暴露了我站在反动路线立场上，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真面目。
当时，最说明我极“左”的反动本质的，是我抛出的一个长篇大字报《砸烂资产阶级德才标准》。在这篇典型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里，我集中攻击了党团组织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和吸收党团员的标准，恶毒地污蔑党团组织吸收党团员是走“好人路线”，是“用模子扣模型的方法”扣出来的。攻击党团员都是又园又滑、两面三刀、没棱没角、四面光光的伪君子。其实我所说的“棱角”是什么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棱角”，是最顽固、最反动的反革命的反骨！我借着批判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机会，正是要推销自己的一套德才标准反革命黑货！如果按我所提出来的这一套标准，必然把一些最反动、最猖狂、最嚣张、锋芒毕露的反革命分子都拉入党内。这不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党改变颜色吗？当时我还准备抛出一系列这样内容的形“左”实右的反动大字报，妄图以自己的反动思想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只是由于形势的发展，才使我的阴谋没有得逞！这篇大字报最集中地暴露了我形式上的反右，实际上却是从极“左”方面更疯狂、更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本质。
但是在那时，由于我外表上还穿着迷人的“左”的外衣，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也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有时也干了一些表面上反右的行动，因此也还是能蒙蔽一部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拉拢一些人，拼凑组成了臭名远扬的保守组织“东方红”，公开拉起了反动阶级队伍，妄图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干一场。“东方红”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陈晓翻案,保陈晓。从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看出以我为首的“东方红”的形“左”实右的本质了！那时，大叛徒陶铸正好抛出了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理论。这下我可得到了理论武器，马上奉若神明，到处宣传，到处套用，一时间头脑膨胀，得意忘形，以为有了这样可靠的后台老板，这回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反对党的领导了。再加上自己为陈晓翻案的企图受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反对，没有得逞，于是反革命凶相毕露，纠合“思想队”、“震虎口”、“红流”等保守组织，打出“火烧李王张”的反动旗号，在海直机关掀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逆流。这就是那个反动的“二月逆流”在海军中的表现。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严肃批判了这个反动的“二月逆流”，明确指出它的性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正是对我的罪行性质最正确的结论。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就全国范围来讲，二月逆流主要表现为右的方面，但在局部也有的表现为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全国范围看，是以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为代表，在军内某些地方，则是以大叛徒肖华为代表。当时，大叛徒肖华利用他窃取的职权，积极支持拉拢军内一派保守组织，从极“左”即形“左”实右方面出发，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反革命活动，疯狂地直接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军内的伟大胜利，妄图达到保他自己过关的目的。在这股反动的“二月逆流”中，海军、空军部队、总政、各兵种领导机关中几乎都刮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围攻左派领导干部、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被打倒的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翻案的妖风。其根子就在大叛徒肖华身上。
我就是海军的二月逆流中最疯狂的黑干将之一。在这股逆流中，我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赤膊上阵，公然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领导干部李王张首长，恶毒攻击他们执行了反动路线，勒逼他们做“检查”，掀风助浪，妄图颠覆海军新生的红色政权。我还伙同臭名远扬的海工“震虎口”策划了反动的二?三行动，直接对王政委进行了残酷的人身迫害，攻击谩骂、造谣污蔑、日夜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难以容忍！最反动的是，我们竟直接为盘琚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日报”提供了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炮弹，给我党我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在革命造反派召开斗争苏振华狐群狗党的二?四大会时，我又积极参加了冲击破坏，作了一场最丑恶的反动政治表演，彻底暴露了保苏小丑的面目。接着，在二月逆流中的二?九夺权、二?一一黑会、二?一二印刷厂事件、二?一六围黄楼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我都积极参与，犯下了一系列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二月逆流中的政治表演，尽管再猖狂、再嚣张，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加暴露了我在极“左”外衣下掩盖着的极右真面目，暴露了我不过是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妄图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的一个反动政治小丑。二月逆流在海军的结果同在全国各地的结果一样，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黑司令部的失败而告终的。广大革命群众通过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更加认清了我的反动嘴脸。海直机关内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起来，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死心塌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小撮坏人，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但是，我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会从此回心转意，缴械投降，而是根本把海军党委和革命群众的规劝和批评统统置之脑后，继续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走上了更加反动的道路。
如果说，二月决战前自己站在反动路线一边，从形“左”实右的方面疯狂反动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只是由于自己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做指导，甚至有时还干出了一些“左”的行动，那么经过二月决战，我就完全暴露了右的实质，思想上也更加自觉地走上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道路。而形式上却进一步走上更极“左”的道路，开始暴露出一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嘴脸。
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战役，被我混了过来。到第三个大战役，和大叛徒谭震林等掀起的反动二月逆流展开斗争时，我便开始跳了出来，喊着反谭震林的口号，却从极“左”面干着二月逆流黑干将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勾当。二月逆流之后，我又积极自觉地投到了王关戚反党集团的门下，充当他们的反革命走卒。最后，终于在第四个大战役进行中间，彻底暴露了反革命极“左”派形“左”实右的真面目，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和黑主子王关戚反党集团一起，身败名裂，落得最可耻的下场。
二月决战败下阵来之后，我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口头上言不从心地承认了什么“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可在暗地里却更加紧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伙同文工团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处寻找能为自己翻案，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理论根据。当时，我们就曾在反革命黑手指挥下，利用“揪带枪的刘邓”这个口号，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没能得逞。接着我们又接过反二月逆流的革命口号，贼喊捉贼，妄图把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对我们进行的斗争，打成“二月逆流”。但是，还是没能得逞。由于我们这帮人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成了过街老鼠一样，臭不可闻没有一点市场，广大群众再也不上我们的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大批走向社会，妄图在外面捞到在军内所捞不到的东西，发展反革命势力，然后再杀回军内，重新实现我们反革命的美梦。我们在社会上各高校、工厂、机关单位中大造反革命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作出极左的姿态，装出一付所谓“造反派受迫害”的面孔，对军内文化大革命横加污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肆攻击，拼命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使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受了蒙蔽，给我军造成极恶劣的政治影响。一时间，我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杀气腾腾，跃跃欲试，只等待时机一到，便破门而出，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扑。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在四月二日亲自面见了黑主子戚本禹，听了他的黑报告。他利用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对我们指出：“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谁能跟上这个形势，跟得快、跟得好，谁就是真正的造反派。”实际是把一切像我这样的人在前阶段犯下的严重罪行一笔勾销，鼓励我们起来按他的反动部署行事，重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在讲话中，他有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我们不能反掉刘少奇的奴隶主义，又提倡一个新的奴隶主义。”实际是恶毒攻击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下，加强三性，爱憎分明，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黑司令部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新奴隶主义”。他的恶毒用心非常反动、非常露骨，就是说：凡是听毛主席话，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就是所谓“新奴隶主义”。只有象他一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猖狂的反党活动的人，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派”。真是反动透顶,令人不能容忍!
可是当时我出于自己反动的阶级本能，却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奉若神明。当天晚上就跑回大院，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做了原原本本的传达。我们对戚本禹的黑指示完全心领神会，越听越高兴，感到这回有了这样坚硬的黑靠山，有了这样的黑理论，我们大干一场的时机又到了。我们这一小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反革命分子郑邦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群众组织“毛思想战斗队”头头，被“专政”后因坚持反动立场又被“逮捕”）当天晚上就起草了极端反动的“八。三战团十点声明”，疯狂地叫嚣要“踢开红联总、火烧张秀川”真是典型地利令智昏！我当然也不甘落后，以戚本禹所谓“反对新奴隶主义”的反动思想做指导，炮制了一份反动的长篇大字报，对海军、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最直接、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胡说什么“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无理，保皇有功，造反派受压”等等，把矛头赤裸裸地指向海军党委、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我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蛊惑下，在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当时极左的革命外衣蒙蔽下，少数群众又受了我们的欺骗，还有些又退出革命左派群众组织，投到我们一边来。霎时间，我们在黑司令部直接操纵下，又掀起一股逆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扑杀过来。在这股逆流中，我写出一篇篇黑文章，召开一个个黑会，篇篇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个个都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完全撕下了二月决战后不得不伪装承认一点错误的画皮，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犯下了新罪行。我们又四处联络了军内各单位打砸抢派，拼凑了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极力为肖华黑阎王殿效劳。
当时，大叛徒肖华在文化大革命巨轮滚滚向前，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揭露的穷途末路，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便拼命拉住我们这一支保肖御林军，甚至利用窃取的职权，把某些打砸抢保守组织封为什么“造反派”，还在军报、北京日报，甚至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组织的文章，为我们鼓气壮胆，使我们更死心塌地地效忠于黑司令部，保他过关。而我们更是出于反革命立场的需要，更积极主动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代表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更疯狂地攻击。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种反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形势下，也联合起来，向肖华的黑阎王殿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时，军内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日益激化，面临着最紧张的关头。一场关系到人民解放军走什么路线，向何处去的重大斗争更进一步地展开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就是要谁来掌握军权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军内打砸抢派的坏头头们在肖华直接支持和策划下，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
5.13之前，我就到处探听三军演出的情报，积极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冲击，妄图扑灭革命力量。而且，事前我们又在肖华、杨成武支持下对罗瑞卿、苏振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抢先在军内进行了一次假批判，企图以此造成反革命舆论、捞取政治资本，为冲击三军演出做思想舆论的准备；还四处进行反动宣传，蒙蔽了大专院校广大革命师生，煽动他们来参与冲击，为冲击做组织准备。5月13日晚，我们就调集了军内外几千名受蒙蔽的群众、学生，罪恶地冲击了三军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演出。我们大搞白色恐怖，打砸抢，残酷地殴打三军革命文艺战士。我就是这一严重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反革命现场指挥。尤其严重的是，第一次冲击之后，当我们一小撮坏人从红战会某些领导人口中得知林副主席亲自支持这次演出，中央文革首长亲自打电话叫各学校不要派人来冲的消息后，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开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不惜罪恶地封锁消息，蒙蔽群众，甚至还去煽动群众的对立情绪，明目张胆地对抗林副主席指示，又一次冲进会场，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武斗。在舞台上，我还上窜下跳，丑态百出，积极配合军艺星火燎原坏头头，反革命分子赵基烈，传达肖华黑指示，进一步蒙蔽群众。肖华在这个黑电话指示中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避口不谈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只讲什么“冲的不要冲，演的也不要演，各自收兵。”其实是支持了我们，使我们冲散三军演出的企图得以实现。三军革命文艺战士从中更看清了肖华的反动嘴脸，造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反革命逆流，坚持演出下去，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唱大跳，粉碎了我们和大叛徒肖华的反革命企图。
5.13严重政治流血事件，严重败坏了我军声誉，影响极其恶劣，是一场严重反革命事件。我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黑主子肖华的支持下，公开地把军内斗争情况暴露给帝修反，又一次为帝修反提供了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材料。我在这一事件里，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直接对抗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指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欠下了三军革命战士一笔血债，罪恶是十分严重，不可饶恕的。
对于这一场严重斗争，我们和三军革命派都认为是军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可是，正如同一些帝修反都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一样，我们也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却硬说三军是反动路线，而把大叛徒肖华庇护下的我们一小撮人说成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并扬言要和三军血战到底，真是反动之极，顽固透顶！这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进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活动了。
这一事件是我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一事件中我的言论、思想、行动来看，我在二月逆流中逐渐暴露的反革命面目这时已彻底的暴露无遗了。这时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性质已经最后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发展成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了。我在5.13后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已经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垂死挣扎的反革命政治活动了。
通过这场斗争，军内外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阵线更加分明。我也更加自觉地投靠到黑司令部门下，充当反革命的走卒、打手了。这时，我们的反动政治表演已经完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所看中。他们的黑手通过各种方式插进我们中间来，进一步直接操纵我们。5月19日，我在中央团校（当时是“冲派”的一个大本营）认识了马金泉。他是极其阴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516反革命分子王关戚反党集团小爬虫；他是康生同志亲自点名扭送卫戍区逮捕法办的中央直属机关反革命地下联络站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出中南海，来往于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人大会堂和军内冲派之间，干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阴谋反革命活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是打入无产阶级政权心脏内部的最大的反革命分子（据传马金泉后期被“专政”成精神病人）。
我当时对于自己能认识他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重要人物，真是欣喜若狂，马上投靠在他的门下，在反革命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针对三军革命战士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日益深入地向大叛徒肖华盘踞的总政黑阎王殿发起了猛烈进攻的情况，我和一小撮打砸抢派坏头头经常在军艺小白楼召集黑会，研究对付的策略。马金泉也通过我们大肆收集三军党委的黑材料，提供给王关戚反党集团，并经常到中南海、人民日报社探听情报，给我们打气。杨成武这个大野心家也跳出来企图保肖华过关，对我们说什么“三军给肖主任贴大字报，你们不要和他们对着干。你们不要帮倒忙。三军这样干下去是要犯错误的。”好一个“帮倒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自己和肖华的反动嘴脸。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样明目张胆反对三军打倒肖华，不就更加暴露了肖华是支持你们的吗？这样一来，肖华不就倒的更快了吗？结果你们的‘帮忙’不就成了‘帮倒忙’了吗？
这个老反革命阴谋家，确实是有一套老反革命的经验。他还对我们讲了三个极其阴险恶毒的反革命黑故事，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了最反动、最恶毒的攻击和歪曲，提醒我们在当时形势下采取更隐蔽的反革命策略。马金泉对这三个黑故事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更恶毒地反动形势分析，还对我们讲：“肖华是打不倒的。我去中南海了解了情况。这点我是了解的。“甚至他还疯狂地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样，中央也没预料到。现在中央已经没办法了。毛主席也收不住了，只有让它发展下去。”对这样猖狂恶毒地反革命言论，我却心领神会，像鹦鹉学舌一样，把它们到处传播，大肆防毒。我还根据杨成武的黑故事和马金泉的反动分析，在海军文工团和军乐队一些保守组织中说：“现在就是这种形势，眼看着三军是蒋介石也不能抓，抓了还要放……现在三军不能动，只能以后再动。”还说：“三军是实力派，有枪杆子，搞不好就可能出事，北京就会大乱。所以现在中央对三军只能让步，必要时还可能牺牲掉军队文体单位造反派。但是现在还没有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是对我们不表态，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公开和三军对着干，不要再搞大冲突。那样其实就是逼着中央表态，而现在的表态肯定不利于我们，甚至可能迫使中央下决心牺牲掉我们而保住现在的稳定局势。所以现在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以后再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跟这些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跟得是多么紧，对他们的意图领会是多么深。这时我已是完全发展到自觉地、有计划的，公开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地步了！
对于这场围绕着军权展开的激烈斗争的重要性质，我是很清楚的。正因为这样，才说明我的行动更加反动！罪行更加严重！马金泉几次对我说：“现在全国局势很严重，军队支左有很大问题。大部分都支错了。中央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各军区的头都来了，都住在京西宾馆。现在已经扩大到师级。军委会上斗争很激烈。有人拍桌子。中央对军队很不放心，怕他们回去出乱子，也可能会有政变；所以使劲拖时间，把他们留在北京，不让他们回去……”还说：“现在三军有权，后台硬，正是最红的时候。你们不能和他们对着干。现在他们打死你们也是白打。所以你们只能自己干自己的，不要理他们。”这是对人民解放军最严重的攻击和污蔑！这说明我们正是在这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自觉地站在黑司令部一边，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的。
在6.4反革命黑会上，我们的反革命夺权的叫嚣达到了最高峰！
6.4反革命黑会是马金泉和另一个混入人民日报社的反革命分子王聚奎亲自召开和主持的。我和军内打砸抢派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都参加了这次黑会。马、王针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6月3日按中央首长的指示，发表了三军演出消息的报道一事，向我们讲了发表消息的内幕和经过，还讲了黑司令部在这个问题上阳奉阴违，利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消息来源等方面耍的花招鼓励我们的反革命气焰，还部署了猖狂的反革命策略。我还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在会上非法看了王聚奎带去的供中央首长参考的中央绝密文件。在会上，马、王赤裸裸地叫出了“我们要夺权！”这样极端反动的口号。我们则心领神会，紧密配合，研究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具体策略，决定为反革命黑手篡夺军权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1968年初，曾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了天津出现的一个阴谋搞反革命夺权的黑会、一个疯狂吹捧反革命分子的黑戏的严重反革命事件，而军内打砸抢派在马、王直接指挥下，黑司令部直接支持下，早在76年夏就搞了一个黑会和一个黑戏。这就是6.4反革命黑会和打砸抢派的黑戏“大海”。我不但参加了黑会，还在黑会部署下积极参加了策划黑戏的出笼、排练和演出等活动。而且我们还和天津的黑戏建立了直接的黑关系，派人去学习、抄剧本、策划演出。我还直接看了这个黑戏。事实证明，我们的黑戏和天津的黑戏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的黑会和天津的黑会也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为黑司令部篡夺政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我所积极参加的这个黑会和黑戏，是67年发生在军内的反革命向革命夺权的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就在我们一小撮人猖狂地配合肖华黑阎王殿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反动叫嚣的时候，敬爱的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于6月3日观看了三军演出，给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给肖华卵翼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最坚决地打击，明确指出了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决定了军内黑司令部必然彻底灭亡的失败命运。这是我军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经过长时间的剧烈搏斗和反复较量，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小撮垂死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和他们的爪牙、走卒，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陷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可是我这个死不悔悟的反革命分子，死心踏地的充当黑司令部走卒，对大叛徒肖华之流尽忠尽孝，竟然从此对敬爱的林副主席怀恨在心，并恶毒攻击说：“林副主席支持了老保”，“林副主席看演出也没说他们对。我反三军没事！”。更为严重的是我还跟在那个极端疯狂的反革命分子马金泉后面叫嚷说：“我们要准备毛主席出来看他们演出”！
我这样名目张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真是狗胆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真是太反动、太嚣张了！
这一时期，我还散布了其他大量直接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反动言论。我的思想也发展得更反动、更疯狂。这时，受蒙蔽的群众也日益看清了肖华和我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坏头头的嘴脸，纷纷反戈一击，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一小撮坏蛋已经彻底孤立，是顽抗到底还是缴械投降？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迅速抉择。
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已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加紧到处活动，网罗社会上一切反动渣滓，妄图重新拼凑起一支反动阶级队伍，挽救自己必然灭亡的命运。
正好，当时刚刚出来活动的在王关戚反党集团直接控制下的另一支反革命势力——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也在到处寻找同伙。不久，我就又和这个反革命集团第五方面军（负责军队口）的所谓军长，5-16反革命分子刘丙杰挂上了钩。在共同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指导下，我们这两股反动势力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这是我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罪行之一，需要专门进行专题的清算批判。因此这次暂时谈这一点。
在和5-16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的同时，我又积极投入了王关戚反党集团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逆流，和另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嫡系爪牙方凡一起，流窜到张家口地区，疯狂进行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反革命活动，妄图在北京西北部的重要战略要地张家口进行反革命夺权。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新罪行。
可是，尽管一切反动派都要进行垂死挣扎，但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表演，不但不能使他们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我从张家口一回到北京，就听到黑主子肖华被打倒的消息。不久，又听到黑主子王力、关锋被揭露的消息。接着，又听说戚本禹也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日子难过。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些消息对于我像当头挨了一棒，同时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更加仇恨了。我认为打倒了这一小撮阴险的反党分子，就意味着我心目中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我在这一小撮反党分子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反革命复辟，卷土重来的梦想。我还咬牙切齿地说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了。毛主席说还有第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嘛！到下次文化大革命再看，到底谁对谁错！”这说明我和一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而是必然要利用各种机会搞翻案复辟活动，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寄托于“历史”，总之是寄托于黑司令部身上。
1967年9月间，我发出了最反动、最露骨的反革命叫嚣，在反动日记上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搞早了五年”、“因不被群众所理解而告暂败”。这完全暴露了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站在反动路线一边，猖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这样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疯狂地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确凿的事实证明，我就正是这样的该诛该讨、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1967年10月1日，正是建国十八周年的大喜日子。全国军民欢欣鼓舞，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可是我这个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却以极阴暗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晚上，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在反动日记上写到：“王力、关锋都没有上天安门。戚本禹也险些没有上去。而武将们反而一个个大摇大摆地上去了，而且大有当之无愧之感。文化大革命……武装……文……武……军队有实权，不能动，只能让步，不能打倒。文的没有实权，可以打倒，关系不大。”这是我公开为王关戚反党集团鸣冤叫屈，公开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胜利的铁证！真是主子倒了，奴才伤心。这更彻底地暴露了我这个王关戚反党集团忠实走卒的丑恶嘴脸。而且，我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和人民武装——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的思考，得出了“军队有实权，只能让步，不能打倒”的极反动的结论。阴险地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公开攻击伟大的人民军队，毁我长城，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这段反动日记，是我罪恶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是我顽固的反动立场的总暴露！
这些铁的事实表明，我已经完全剥掉了运动初期的“左”的外衣，彻底暴露了极右的本质，直接死保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各个部门的代理人，成了一个死保黑司令部的保皇小丑，反革命走卒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在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过程中，我已经逐步升级，从死保苏记黑司令部在文化部门的代理人陈晓之流，到为苏记黑司令部翻案；从死保军内黑司令部代理人大叛徒肖华到死保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王关戚之流。这时，我已经成为直接站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贼船上，直接为刘少奇效劳卖命，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我的反革命活动范围已经从海军、全军发展到全国、全党的范围以内了！我已经发展成为大叛徒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直接的重要的反动社会基础了！我的罪行更加不可饶恕了！
这段时间里，我还到处收集黑材料，宣扬要“给毛主席写一封公开信”，叫嚷“要准备破釜沉舟，大干一场！”这就是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反革命到底，走那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郑重（郑重是海军某部干部，当时因写了一封公开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道路了。
直到10月中旬，我还和空政文工团另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秘密串联，听他说什么：“现在只有毛主席出来才能救我们了”这样的疯狂反革命言论。这是阴谋分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是借着拥护毛主席的幌子干直接反对林副主席的勾当。这是最疯狂、最反动、最不能容忍的反革命言论！是最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极端的反动立场和极端的反动思想已经使我们的头脑发昏，忘乎所以了，竟然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之间制造缺口，制造分裂，我们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真是已经不择手段了！到了这种时候，我这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搞这样罪恶的反革命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是顽固透顶了！
够了！我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极点，我的反革命罪行已经是严重而又严重。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对我忍无可忍，不容许我再继续为非作歹下去，该是彻底清算我的滔天大罪的时候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1967年10月中旬，海直机关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军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及时、正确地一举把我揪了出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迫使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交待自己的罪行。这是对我嚣张的反革命气焰最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也是对我最大的挽救。这一个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行动，使我头脑开始逐渐清醒过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开始认识自己的严重反革命罪行。这一天，是我历史上又一个转折点，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永远感谢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永远感谢党和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和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这是我认清自己的罪恶，脱离反动营垒，争取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和可靠的保证。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我这个疯狂的反革命分子也绝不会那样轻易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械投降的。在被专政后，我仍然继续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顽强地要表现自己，在新的条件下，又犯下了大量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而且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在不得不低头认罪之后，还产生过多次思想反复，重新出现一些新的反动思潮，犯下新罪行。这些，我也需要认真地进行专题清算批判，从这个问题上揭露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种种卑鄙伎俩和反动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我党的长期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被无数的实践证明了的我党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我党和全国革命人民的命根子，生命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强调指出：“必须彻底批判各种右的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以前我却一直认为极‘左’是革命的，是反右的，等等，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右就是右，而极‘左’实质上也是右，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时而又从右的方面进攻，归根到底，还是彻底暴露了极右的反动本质。我在运动初期的‘左’，不过是为了达到解放自己，建立自己想当然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王国的目的而表现出的一种形式。指导思想就是极右的反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当运动深入发展时，看到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王国将被砸烂，被摧毁，我就露出了右的本质，直接赤膊上阵，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当革命再向前发展时，我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的灭顶之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凶相毕露，以攻为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公然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反动思想指导下，直接炮打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行。最后彻底暴露了我不过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社会基础，不过是一个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政治小丑！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是不断变换手法，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的。在同一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身上，也是一会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各种过火的政策，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一会他又变为极右的逃跑主义、投降主义，最后发展到叛国叛党，彻底暴露了右的反动本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更是不断地从右的方面和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抗战胜利后，他就要向蒋介石交枪交军权；土改时又极‘左’地搞什么“搬石头”、过火斗争；他向资本家献媚取宠；疯狂破坏农业合作化；在四清运动中又大搞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仍是忽而极右，忽而极‘左’，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千方百计要反对和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个大战役，就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揭露和批判彭、罗、陆、杨；刘、邓、陶；谭震林；王、关、戚；杨、余、付等黑司令部代表人物的阴谋，粉碎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方面对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进攻和破坏。尽管，从表面现象上看起来，有时他们之间也出现一些矛盾，有时他们之间也喊过“打倒”、“批判”之类的“革命”口号，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狗咬狗的争斗，实质上是“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反革命之间的争权夺利，根本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矛头统统是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因此，不管他们是以什么面目出现，本质上都一样，统统都是反革命！历史无情地宣判了他们的死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及他们的一小撮爪牙、打手、反动社会基础，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我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期毒害下形成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必然导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强地表现自己，把自己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必然导致我心目中只有自己，根本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没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位。当革命深入发展，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时，我必然会公然地跳出来反对革命，死保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因为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是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总代表、大本营，要想保住自己，就必然要保这个黑司令部；也只有保住这个总代表，自己的反动思想才能保住。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最正确、最革命。到被专政后，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时，还以为自己虽然有错，但反刘少奇是真的，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起。现在，经过组织、群众长期的教育、帮助，剥开自己所谓“反对刘少奇是真”的画皮来看，我和刘少奇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反动的阶级利害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就是自始至终站在刘少奇的贼船上，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我的所谓“反刘”，实质上是嫌他在某些方面还不能满足自己的反动欲望，是嫌他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反动！实际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活动，就是在疯狂地继续干着刘少奇一直在干着的或想干而又没干成的反革命活动。我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走卒、打手、喽啰，就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最直接、最顽固，也最得力的反动社会基础！
我直接投身到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由于我反动思想非常顽固，非常系统，因此，我犯下的直接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是不可饶恕的。我的罪行对党、对人民、对整个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不可挽回的。党和革命群众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现在，我的罪行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否认也否认不了。这一段丑恶的历史也是自己亲手写下的。目前摆在我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真正认罪服罪，彻底清算反革命罪行和反动思想，老老实实接受专政和改造，深入地开展猛烈地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把自己由黑烧红。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能早日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争取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重新写自己新的历史，争取能尽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借以赎自己永世也赎不清的罪恶！
同时，我要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改造自己反动思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是一时的工作，而是一辈子的大事。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不断拉自己向右转，重新回到反动营垒中去。无数事实教育了我，只要一放松自己的改造，就会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出现新的反复，甚至，可能重新犯罪。今后我一定要永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用犯罪的惨痛教训做反面教员，引以为戒，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使自己不再走上犯罪的道路。
197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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