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2-9 作者：[待确定]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市军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学大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为全面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战斗。形势一派大好！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一小撮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仍不断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要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克服松劲麻痹思想，狠抓阶级斗争，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们遵照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再印发一批案例，请联系本单位、本地区的阶级斗争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讨论，进一步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夺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更大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讨论情况请于12月27日前告诉我们。
联系电话：215380－576分机或210622
1970年12月9日
（此材料供讨论用，请勿张贴）
蒋匪派遣特务冯正昌，男，56岁，浙江省镇海县人，原系香港某轮船公司海员。
冯犯于1963年9月参加蒋匪特务组织，接受蒋匪派遣，以随船或探亲为名，多次潜至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大肆收集我经济、军事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情报，报送蒋匪特务机关，获取特务经费。
1970年2月，冯犯再次接受匪特任务，潜来大陆，在广州等地收集我战备情报，报送匪特机关，并潜入上海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冯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蒋匪派遣特务包德川，男，28岁，上海市川沙县人。
包犯自1962年去澳门后，利用与亲友通信机会，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煽动他们偷渡出境。1966年包犯与蒋匪特务陈×结识，在陈×的指使下，从事反革命活动。
1970年2月，包犯接受蒋匪特务机关的派遣，领取特务经费，于4月2日以探亲为名，潜来上海，收集我政治、经济、战备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情报。并物色对象，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此外，包犯还策动他人偷越边境。
包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胡詠安，男，41岁，家庭出身小业主，原系上海市公交公司汽车三场驾驶员。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经常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毁坏我党领袖像。
伟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后，胡犯怀疑×××要检举揭发他的罪行，磨快了刀，阴谋杀害×××一家，未能得逞。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胡犯垂死挣扎，狗急跳墙，蓄意反革命杀人，进行阶级报复。1970年10月10日清晨4时许，胡犯驾驶空车，由曹阳路折向中山北路，疯狂地高速行驶，沿途见人就压，见车就撞，使多人遭受严重伤亡，罪行极其严重。
胡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1969年10月，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等单位承包了文化革命广场油漆翻新任务，12月16日正式开工。
工地负责人吴犯功银、生产组长杨犯恒藻、霍犯家驹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根本不重视这一修建工程的政治意义，为了追求利润，贪图省力，缩短工时，竟无视严禁火种入场的规定，在开工前多次提出使用喷灯烧掉旧漆的危险做法，但均遭革命群众反对。
开工后的第3天（12月18日），房修总站革委会负责人叶犯振来（另案处理）到工地劳动，在与吴、杨、霍等犯研究加快工程进度时，霍犯家驹、杨犯恒藻再次提出使用喷灯。当时，不少工人认为使用喷灯不安全，但叶犯对群众的正确意见不加考虑，竟同意试用喷灯。吴犯功银因没有被选进革委会领导班子，心怀不满，不听群众意见，也竭力主张使用喷灯，并于次日上午跑到仓库拿了两个喷灯，下午与杨犯恒藻在工地竹脚手架上点火试灯。吴犯在试灯中，又违反操作规程，致使汽油溅出，引起喷灯着火。这时，吴犯惊慌失措，把正在燃烧的喷灯往旁边扔去，扔在挡风的芦席夹弄里，当即起火，顿时蔓延全场，酿成一场严重火灾，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在灭火和抢救国家财产过程中，有一些同志光荣牺牲，还有一批同志受重伤。
（一）主犯吴功银，男，30岁，江苏省如东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吴犯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文化革命广场工程承接前，全区油漆门市部合并成工程队时，吴犯因没有被选进革委会，心怀不满。在这项工程中，吴犯不顾安全生产和群众的反对，坚持使用喷灯，在试灯中违反操作规程，引起喷灯着火。着火后，不但不积极扑灭，竟将着了火的喷灯扔至芦席夹弄，酿成火灾，致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吴犯被拘捕后，态度极不老实，在监房内继续犯罪，妄图越狱逃跑。
（二）霍犯家驹，男，52岁，江苏省江都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霍犯思想落后，经常散布落后言论，在三年困难期间搞过投机贩卖。平时目无组织纪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在文化革命广场施工中，霍犯贪图干活轻快，竟不顾生产安全，一再提出使用喷灯烧掉旧漆。当遭到群众反对时，竟拍胸狂言，竭力坚持使用喷灯，引起火灾。起火后，又不抢救，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政治影响极坏。
霍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三）杨犯恒藻，男，52岁，江苏省邗江县人，原系卢湾区房屋修理总站第二工程队油漆工。
杨犯在文化革命广场施工中，明知使用喷灯有危险，但为了贪图省力，竟多次提出使用喷灯，不听取群众提出的“广场屋面上新浇柏油，下面是竹脚手架，用喷灯太危险”等正确意见。火灾发生的当天上午，擅自打电话去仓库催要喷灯，下午积极与吴犯功银一起试用，引起火灾，致使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政治影响极坏。
杨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较好。
以反动资本家管定圻为首的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是一伙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政治上遭到了可耻失败之后，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搞投机倒把犯罪活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管定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利用他们篡夺的“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大权，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施尽了资产阶级“掮客”买空卖空的伎俩，以协作定货、支援重点建设为名，先后向全国几百个工矿企业以及国家市场骗取、套购了大量重要工业原材料。除了转手倒卖和囤积居奇外，将大量原材料用于私设地下工场的非法生产。他们在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省一市，私设10个地下工场，还打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以五包一帮（包材料、包生产、包销售、包技术、包赚钱，帮助集体经济）为诱饵，采取行贿、送礼等手段，腐蚀拉拢干部，钻进了三省一市的十多个集体企业，篡改经营方向，采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恶劣手段，生产大量低劣产品，抬高价格，大肆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
几年来，这个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罪恶活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国家急需的重要工业原材料不锈钢、铜等被他们大量囤积，仅一个为他们生产产品的某公社农机厂，就囤积了不锈钢等重要工业原材料价值36万元，严重破坏了国家物资统配计划。几年来，被这个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牟取的暴利高达266万元。全国各地几百个单位，由于购用了他们的低劣产品，不仅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有些单位因产品不符合规格而被迫停产，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等任务的完成。此外，有些集体企业在这伙反革命分子的腐蚀和控制下，走上了“自由经营”、“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除了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破坏以外，还到处宣扬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干部、群众，在他们的腐蚀、毒害下，就有几十人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全国一百八十多个工矿企业纷纷来信，愤怒揭发和控诉这一小撮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分子的滔天罪行。广大工农兵群众极其气愤地说：“信和祥”打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大掮客”，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商”。
（一）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首犯管定圻，男，51岁，江苏省宜兴县人。
管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解放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恶毒地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管犯为了破坏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复辟资本主义，早在1950年就抽逃企业资金、走私套汇去香港开店未成。1951年，因非法买卖黄金等罪，被我专政机关判处管制。但管犯仍不悔改，自1959年以来，采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窃取了“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的大权，为首纠集了一批社会渣滓，利用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亲自设计了“定货加工合约”，向全国几百个工矿企业以及国家市场骗取、套购了大量重要工业原材料，进而转手倒卖、囤积居奇，并将大批原材料用于地下工场的非法生产。管犯还出谋进行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生产大量低劣产品，然后由管犯抬高价格，广销全国各地工矿企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极大的损失。
此外，管犯还犯有破坏军工生产和包庇3名重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管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陆平，男，44岁，浙江省吴兴县人。
陆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初期，曾因侵吞他人财产，偷漏国税，投机倒把等罪，被两次判刑。1962年因盗窃国家资财被第三次判刑。1959年以来，特别是在因病监外执行期间，与管犯定圻互相勾结后，大肆进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的犯罪活动，先后在本市和江苏南通等地开设了6个地下工场，钻进7个集体企业，生产大量低劣产品，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到1968年9月止，陆犯从中非法所得1万余元，大肆挥霍。
此外，陆犯还用请客、行贿等手法，腐蚀毒害干部，致使其中一些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陆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三）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郭光熹，男，51岁，辽宁省海城县人。
郭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极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想反革命复辟。
解放以来，郭犯一贯从事投机倒把活动。1951年曾因投机倒把被拘留。1953年流窜到北京，先后开设两个地下工场。被我政府取缔后，于1957年潜来上海，进行投机倒把活动。1963年又流窜江苏、浙江等地开设了两个地下工场。被我政府取缔后，于1964年又钻进某县农机厂。1965年与管犯勾结后，大肆进行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先后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钻进5个集体企业，进行买空卖空，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投机倒把活动。到1969年7月止，郭犯从中非法所得9100余元，大肆挥霍。
此外，郭犯腐蚀、毒害应届毕业生多名，阻止他们插队落户，蓄意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还腐蚀干部、群众十余人。并采取恶劣手段奸污女青年3名。
郭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四）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王根才，男，56岁，江苏省启东县人。
王犯原是个反动资本家。解放前，参加武装匪特组织，充当上尉副官，往返上海、杭州等地贩卖大量军火。解放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长期隐瞒特务身份。1950年因敲诈勒索被判处徒刑。1958年，又因开设地下工场，从事投机倒把犯罪活动，被判处徒刑3年。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流窜崇明、温州等地开设7个地下工场。1965年钻进某县农机厂后，与管犯勾结一起，积极参与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的犯罪活动，至1968年止，王犯从中非法所得6400余元，大肆挥霍。更为严重的是，王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收听敌台广播，与郭犯等纠合在一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招魂。
王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很坏。
（五）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陈柏章，男，43岁，江苏省宜兴县人。
陈犯是个工贼，1949年3月经管犯定圻介绍，成为资本家×××的招女婿。解放后混入我党，并窃踞了卢湾区陶瓷中心店公方副经理的职务。1964年，陈犯调到“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担任公方经理后，竭力支持管犯非法经营金属化工设备，积极参与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把“信和祥化工陶瓷商店”变成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陈犯还利用职权，将国家重要金属原材料赊给地下工场，支持郭犯光熹流窜江苏、安徽等地钻进4个集体企业，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并利用职权，高价收买他们生产的大批低劣产品，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此外，陈犯品质十分恶劣，先后猥亵妇女7名，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还以做思想工作为名，对女艺徒进行猥亵，并企图奸污。
案发后，陈犯还与管犯定圻等订立攻守同盟，负隅顽抗。
陈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六）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姜锦涛，男，42岁，江苏省南通市人。
姜犯于1955年因收赃、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957年提前释放后，不思悔改，又结伙盗窃整套电焊设备及车床等生产工具，企图开设地下工厂，因被群众发觉未能得逞。之后，姜犯流窜南汇等地，用种种诱骗手段，钻进社、队企业，积极参与管定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罪活动，大搞地下工场非法生产，至1968年8月止，姜犯从中非法所得8800元，挥霍殆尽。
姜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七）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犯杨美珍，女，42岁，浙江省宁波市人。
杨犯解放前是个妓女，与陆平早有勾搭。解放后，劣性不改，曾被收容教养。1953年以后，继续进行流氓犯罪活动。1966年以来，杨犯积极为管定圻进行反革命、投机倒把集团窝藏赃物。更为严重的是，杨犯在陆犯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随声附和。案发后，拒不检举揭发，还将陆犯的犯罪工具和伪造的介绍信等窝藏在家，蓄意包庇。
杨犯被拘捕后，供认了上述罪行。
投机倒把犯叶詠章，男，39岁，上海市南汇县人。
投机倒把犯张克邦，男，34岁，江苏省阜宁县人。
以叶犯詠章、张犯克邦为首的一伙投机倒把分子，他们从1965年开始到1969年10月案发止，以“帮助农村搞社办工厂”为幌子，竭力宣扬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千方百计地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恶毒手法，腐蚀干部，欺骗、蒙蔽一部分群众，先后钻进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十多个“社（队）办”工厂，操纵了这些厂的产、购、销大权，采取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转手倒卖等恶劣手段，大搞投机倒把犯罪活动。为了窃取国家资财，这一小撮投机倒把分子，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一般石头进行“加工”伪装后，冒充为工业生产用的磨具油石，先后与十多个省市的近百个国营工厂签订了合同，骗取成交金额达55万8000余元，从中牟利28万4000余元，严重地破坏军工生产，破坏战备和社会主义经济，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这一伙阶级敌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几年来还竭力与无产阶级争夺年青一代，他们以什么“学技术”、“高工资”等为诱饵，腐蚀、拉拢了一批青年进入地下工厂，并且明目张胆地进行雇工剥削。此外，他们还采取各种恶劣手法，猥亵、奸污妇女，破坏军婚。
叶犯詠章，在1960年因泄露国家机密、道德败坏，被送劳动教养3年。1963年解除劳教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但叶犯不思改悔，从1965年10月起，流窜各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
1967年4月，叶犯钻进浙江省长兴县煤山公社某大队，竭力向大队干部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胡说什么：“办磨具厂设备简单，投资少，上马快，本轻利重”并以“包原料、包生产、包推销、包利润”等四包为诱饵，怂恿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叶犯的腐蚀毒害下，大队干部被拖下水，从农业生产资金中抽出3000元，筹建所谓社办“煤山第一磨具厂”，叶犯自任“推销员”。在筹建过程中，叶犯冒充国家干部、地方国营工厂技术员，带了从别地搞来的油石、砂轮作为“样品”，到湖南等地国营工厂进行“推销”，大施投机、诈骗伎俩，胡说什么“计划生产、服务上门，质量好，接受订货”，以此骗取信任。同时，叶犯用请客、借钱等手法，对工厂干部进行拉拢、腐蚀，先后与十多个国营工厂签订了大批油石、砂轮、研磨粉的订货合同。然后，又以转手倒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恶劣手法，诈骗了大量资财。几年来，叶犯用上述诈骗手段，先后钻进7个“社（队）办”磨具厂，担任“推销员”，向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的数十个国营工厂推销油石、砂轮等磨具，骗取成交金额共达34万6000余元，从中牟取暴利达16万7000余元。叶犯还利用“职权”，攫取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连吃鹿茸等高级产品也要“报销”，5年中，叶犯共非法获取8100余元。同时，叶犯还以“介绍工作”、“关心生活”为诱饵，向一些青年妇女灌输资产阶级毒素，并乘机猥亵、奸污妇女12名。
张犯克邦，曾因私刻图章被我专政机关拘留教育。1965年起，流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先后钻进邗江、宣城等地的10个“社（队）办”工厂，担任油石“生产负责人”。张犯采用欺骗、冒充等恶劣手段，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如在宣称赵桥的一个地下工厂时，竟用一块黑石墓碑，“加工”冒充为“黑天然油石”，推销给江西国营某厂，从中牟利1000余元，严重地影响了该厂的生产。
1967年4月，张犯与叶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钻进浙江省长兴县煤山公社某大队“煤山第一磨具厂”，自任“生产负责人”。当叶犯在湖南与各厂签订天然油石、砂轮的所谓订货合同后，张犯即大造反革命舆论，蒙骗当地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说：“这里都是马蹄筋石头，切削力很强，硬度很高，可以做天然油石”，“你们这里山上、山沟里、路边、墙脚下的石头，都可做天然油石，就是把房子拆掉再翻，也是合算的。以后你们大队就要发财了”。之后，张犯竟丧心病狂地把当地普通的石头，进行“加工”伪装，用锡纸包装后，冒充天然油石，成批发往订货单位，盗窃国家资金近2万元，与此同时，张、叶两犯还向外地买进废次油石和废次砂轮，进行“加工”伪装，冒充正品，高价出售给国营工厂，成交金额达14万余元，从中牟利8万4000余元。
张犯在另一笔7万余元的成交额中，牟利3万2000余元。严重地破坏战备和社会主义经济。
此外，张犯还竭力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以“学技术”、“高工资”为饵，把5名农村青年拉进地下工厂，并且明目张胆地克扣这些青年的工资，仅一年时间内，就剥削了1900余元。几年来，张犯共非法所得7200余元。张犯还以教“技术”为名，破坏军婚。
叶、张两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庞洪梅，男，35岁，江苏省淮安县人，原住淮安县车桥公社凡河大队。
庞犯品质恶劣，一贯好逸恶劳。1960年12月因偷窃被拘留。解放后，不思悔改，自1963年以来，长期流窜上海、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几十个地区进行投机倒把、扒窃、赌博等犯罪活动。大量贩卖布票以及二十多种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
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以来庞犯竟与投机倒把犯戴长春、吴金娥（已由南昌县专政机关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人互相勾结，改名换姓，在南昌等地，大肆收买全国粮票，然后去柳州、昆明、重庆等地倒卖。至1970年3月捕获止，共贩卖全国粮票6万余斤，非法所得4000余元，挥霍殆尽。严重地破坏粮食计划供应。
庞犯自流窜作案以来，曾被各地革命群众和市场管理部门多次扭获。在拘押期间多次潜逃，继续作案。
庞犯被拘捕后，认罪态度极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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