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1-8 作者：赵丹
赵丹约在一九六一年初秋。黄准从江西回上海来。一面带些黄宗英的口信，一面说她们在江西看到一个“采茶戏”，叫《翠鸟衣》，觉得很美，音乐造型很好。她与宗英想把它改成个电影剧本，并说：“宗英叫我回来找你出些点子！看如何改法？”可能当天她就把故事讲给我听了，也可能当天就把剧本带来给我了。此后我和她大概谈过二三次或三四次。我记忆不切，很可能我一看过剧本后就灵机一动，凭灵感立即拿起个练习簿子就试着分电影场景了，也可能是看过剧本与黄准商谈过以后，二人同意这个改编的方向才动笔写出了个分场梗概的（即现在专案组拿来给我看的这一薄薄的练习本。按：专案组并未给我看其中内容。以后我也记不确切为什么又把《翠鸟衣》的事情串掇了而改成帮助搞黄宗英的《高机与吴三春》的了？）据我此刻不完全确切的记忆是：主要是认为那个《翠鸟衣》太单薄了——人物少，场景太单调，主要可取处仅仅是所谓“意境”还“美”，有些唱词还“好”。为要改成电影剧本，显然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甚至故事都需要重编才行。这样，我是无能为力的。这一定要投进编剧的力量才行。黄准说：“这等宗英回来拉她来搞。”可是宗英回来后，她说她已有一个早就酝酿的民间故事叫《高机与吴三春》。经过宗英一讲，我认为这个要比《翠鸟衣》好得多，又成熟得多，就把《翠鸟衣》放弃了，转而帮助宗英搞《高机与吴三春》了。又记得当时帮助黄准搞《翠鸟衣》为之出的点子，中心是围绕在把它写成个“歌舞喜剧”。着力在人物性格形象的丰满上，及加强戏剧性，和选择些可歌可舞的场景，再就是所谓“电影化”。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动机与目的。对原戏的主题思想是绝不可能改动的，也改不动的。
现在专案组劈头就说我这是“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条严重的罪行”，并说:“原来剧本就是株毒草，经过你的改编则更毒矣！”我说:“原来剧本的故事我已记忆不起了。”专案组的人告诉我说:“原来的故事是一个地主抢了农奴的女儿，她大骂地主，而被你改成是骂皇帝了，联系到六一年当时国际国内的那股逆风，其性质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是同样的性质”云云。这在我确是个晴天霹雳天外飞来的横祸！专案组能如此坦率地告诉我，这应该感激的！否则我还蒙在鼓里。脑子里一点也没认为这是我的什么问题，而更不要说是严重的罪行了！否则你们对这件事产生了重大的怀疑，而我却丝毫没介意。这岂非变成矛盾，永远也不得解决了吗？因此，首先，我在此应该作检查的是我的态度。我不该由于事出意外就主观地认为专案组是来搞“阴谋”、“讹诈”，是来“陷害我的”！这样，就使自己完全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去了。如果我确实没有什么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鬼胎”，没有什么“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反革命意思的话，这也用不着紧张，只需要好好地把当时这事的情况加以说明就行了。因为无论如何总是有这么一件事，组织上既然查出这样一件事，产生些疑窦来好心地问一问，我就有责任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也是极正常的。这有何可大惊小怪的?！这种态度岂不是把好事反而弄坏，把矛盾弄尖锐化了吗？这的确是自己立场观点的反动，是把专案组、组织上的一片好心、挽救之情，错看作是恶意地加害了！这里首先得向专案组认罪请罪的！其次，专案组既然提出了这件事，并认为是我的问题，我就要冷静地客观地认真地思索一番，狠狠地触及灵魂一番，从中悟其性质如何，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的交代就是:
一、我记忆不起原剧本究竟是地主、还是皇帝了。据想这类民间故事中的封建地主，实质上就等于是封建土皇帝。如果我把他改成个皇帝的话（这里说的是如果），那么也一定是为了改到皇宫里，场景大，人物多，可以群魔乱舞地载歌载舞一番。不像场景局限在一个地主庄园内，只有一二个狗腿子，场景冷落，一面是荒淫无耻的歌舞，一面可以反观得“翠鸟”更坚强。同时也便于“翠鸟”唱出所谓的“抒情歌”，所谓的“咏叹调”一类的，这就便于黄准发挥其音乐的才能和创造。（当然这些也只是今日的想象和推理，是根据我自己这个人固有的创作趣味的推理。）我以为问题不在于究竟改了皇帝没有，因为原剧如果是封建大地主，那也和封建皇帝没有二样，而皇帝也就是个封建大地主。这在实质上没有区别，问题即在于我为什么总是不喜爱反映当代英雄人物、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政策服务的题材而就是喜爱这一类牛鬼蛇神的反动的东西、人物呢？
二、当时喜爱这个题材，又因为它是歌颂一个贫农女儿的美德:诸如“勤劳”、“勇敢”、“智慧”、“志坚”、“美丽”……所谓的劳动人民的阶级品质的缘故。认为这样的主题是没有错误的。并且还以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以为是写的阶级与阶级关系，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对此来写的。
因此我检查到我的过错、“罪行”，就在于：
一、当时头脑里没有一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没有把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联系到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来看，没有对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写所谓“清官”的戏，以及“写这”、“写那”的现象问一个为什么。没有通过现象来看其阶级斗争的实质。只是将戏论戏的，以为改编一个现成的民间“采茶戏”，这又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怎么联系得上呢？又出于对爱人黄宗英及对黄准的政治上的信赖，认为她们看中的戏是没有问题的。今日检查到我的这种把社会现象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实际，以及把艺术创作与现实的政治分割的观点，本身就是反毛主席的思想的。最高指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的头脑里没有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弦的和平主义思想，合二为一的思想，对阶级熄灭论的论点相结合。这正是自己的修正主义政治观的反映。
二、我之所以看中这个题材，又与六一年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黑会黑线上所灌输的“全民文艺论”、“间接服务论”、“写自己熟悉的喜爱的题材论”、“题材广阔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当然我之所以能接受这些修正主义的黑谬论，又得从自己内因上找根据：我是一个渗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的反革命分子，而文艺创作当然是自己世界观、思想感情的反映（产物）。因之我不可能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不可能真正热爱无产阶级的人物的先进思想和感情。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们自己，或者加上他们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我正是这样的人，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蠹虫”。
三、由于我的反动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是资产阶级的，因之也就规定了我的艺术创作方法必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可以不下生活，不改造自己，就可以闭门造车，“自由地创作”，实际即是散布封、资、修、反的毒瘤，以适应了反革命黑线上的政治需要。
因此总的讲来:《翠鸟衣》事件，正是我的反动的未得到改造的世界观、政治观、文艺观，在一定的气候下应运而生的又一罪行和罪证。尽管它并未付诸实践和实现，即使是也未写成个完整的电影剧本，然而它作为我的反动的思想之暴露，确是应该要承认它是个我的问题我的罪行。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搞这个《翠鸟衣》的动机与效果。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分辨得出它的性质决不是什么“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具体的事具体地分析。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论。吴晗等反革命分子是有针对性的，他是搞历史的人，忽然在那时候写起戏来了。他是针对着庐山会议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而周信芳在台上抑制不住他的反革命的情感，念出了戏中都没有的台词（我没有看过他的戏，是在报上看到的批评的文章）。这本都是抵赖不掉的铁样的事实。而我，只举一例即可反证我确是当时一点也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借题发挥的意图的:杀人者总是要藏起他的凶器“刀”来的！如果事情亦如专案组人员上次所说的那样，我不继续搞了，是由于心中有亏心处，是由于后来感到气氛不对等等种种原因而中辍的话，那么，我当然事后应该毁掉这把“杀人”的“刀”的，因为它不是什么“变天账”，非留着不可，而是一件“凶器”。岂有事后既然害怕而却又故意留着这本簿子，让将来作为罪证吗？正因为心中一点亏心也没有，所以根本就没有认为须交代的。正因为一点亏心也没有，所以当你们提出这件事来时我才强认为你们是来搞“讹诈”、“诬害”的了！当然，现在当我提高了觉悟，我感到组织上能如此严格地要求我，这对我完全是一番善意的教导。由于这件事的发生，认识使我触目惊心的是:“阶级斗争，有时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不是建立起全心全意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世界观、宇宙观，那么总是会在一定的气候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敌人的应声虫或代言人的！而要不被敌人利用，不犯错误或罪行，那只有时刻记住最高指示:“时刻不忘记阶级斗争”，头脑中一点也不能松懈这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路线斗争永远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旧的黑线挖掉，新的黑线仍会潜生，这就要时刻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路线斗争的指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
王林鹤同志说得多好呀！“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可能真正懂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可能识别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动向，不可能抵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的代理人，还会利用我们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干他们反革命勾当。……”他一个在解放前当学徒出身的，受尽了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在新形势下犯了路线的错误尚且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何况我这个满身渗透着封、资、修毒素的反革命分子，更怎么能不正视自己的一生罪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改造工作呢？所以当我最近几天再狠学最高指示，冷静下来，重新回顾前一阶段，组织上对我进行的斗争、教育，我这才真正觉悟到确是上了一堂活学活用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生动的政治大课。我这也才真正转变了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感到组织上真正仁至义尽地对我进行改造教育的工作，而我真正是辜负糟蹋了组织的一片深情。因此感到内疚不已！沉痛不已！在此一并向专案组工作人员、向组织请罪！并恳求能不弃我，能继续予以挽救！能大力地拉我一把!!!
赵 丹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
来源：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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