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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批转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日期:1961-8-19 作者:[待确定]

各军区、军种、兵种,学院、总直、总后党委:

总政治部同意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请你们在认真传达和学习“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和聂荣臻同志“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基础上,由领导同志深入到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单位,特别是科学研究部门,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参照总后党委的做法,提出具体措施,切实改正缺点、解决问题,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总政治部1961年8月19日

附:关于当前高级知识分子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总政治部并报军委: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有重点地了解了一些单位关于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今年5月间,又遵照总政谭副主任的指示,召开了一次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会议,会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了检查与讨论,谭副主任作了指示。会后,各单位均先后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内骨干分子座谈会,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正当人们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央下达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的文件,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个文件的精神完全符合总后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正确的。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特将我们的意见作如下报告:

总后各单位现有高级知识分子七百零八人,计:正副研究员、正副教授和正副科主任二百一十八名,讲师、主治医生和助理研究员四百三十一名,工程师四十八名,其他十一名。在七百零八人中,除我们所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外,有三百三十一名为旧知识分子出身,其中多数在军医大学、总医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担任正副教授、正副科主任和正副研究员等主要职务。这个报告中所要说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的情况。他们当前的政治思想和工作状况,从总的方面看,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因素是主流。他们中的大岁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国防建设服务,愿意靠拢组织,改造自己;个人主义名利观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有五分之一的人入了党,左派和中左分子在不断增加,右派和中右分子在不断分化,目前左派和中间分子占总数的90%以上。在业务工作方面,几年来,大多数人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贡献也比较显著,在教学、医疗、科学研究和其他技术工作中,至今仍起着主要的作用。如尖端医学技术之一的直视开心手术,三个医大胸外科的主要教授已都能熟练掌握;大面积烧伤的治愈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军事医学防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的这些进步、贡献和成绩,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也说明过去各单位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从高级知识分子当前的思想、工作状况看,还有问题,有些人有顾虑,感觉在政治上不被信任,学术、技术上的意见不被尊重,因此,工作不主动,不愿多负责任,谨小慎微;在学术讨论和工作讨论中不多提意见,叫怎样干就怎样干。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除了他们本身先天的弱点之外,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缺点的。

一、首先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认识和看法上有片面性。以固定不变的观点看问题,看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消极面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建国十年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获得的进步估计不足,对于他们在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估计不足。对于他们思想上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面貌和工作表现进行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而笼统地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绊脚石”,是“废物”,是“现阶段革命的对象”,因而在生活上、工作上不愿意和他们接近和合作。

二、从上述片面的看法出发,对高级知识分子往往只强调斗争而不注意团结,斗争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把一些本来不是政治原则的问题当作政治原则问题看待,随意进行斗争;应该批评教育的,又不依靠说理,据理批判,而是乱扣帽子。结果,不但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反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心理:不敢说话,说话时也是唯唯诺诺,不敢把真实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出来。

三、非党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的地方,对他们的职权不尊重,使他们感觉虚有其名,不敢放手工作和大胆负责。如工作计划的制定,人员的调动安排,工作的检查等,有的不通过他们,而由支部或个别党员包揽。在这种情形下, 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在一个行政系统之内,党员干部不向所属行政上级的非党干部请示和汇报工作,反而要由非党教授、教研室主任向党员助教汇报请示工作,有的医院科室在处理重大手术时,科主任决定了以后,还要经政治协理员批准。

四、不能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把红和专对立起来,借口要红而鄙视业务技术的学习。多看一点书,多钻一点技术,就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在学术讨论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不是自由地讨论,而是用扣政治帽子的办法来压抑和垄断这种讨论。

上述几种现象,在许多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虽然从去年以来,已在逐步改正,但并未彻底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的政策,以及红与专的关系等等,在一部分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认识上是有片面性的,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有些问题则是模糊不清的。如果不在观念上加以澄清,不对党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理解,不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全面的估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就不可能获得纠正,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改善。这样,对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调动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不利的,对于改造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不利的。归根到底,只能给党的事业以损害。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改善领导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改善知识分子中的青老关系,更好地调动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必须将“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在党内骨干分子中进行全面的深入的传达教育,并把中央批示的主要精神,由领导干部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向党外讲清楚。根据总后的实际情况,当前应该着重注意解决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一、加强政策教育,提高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政策水平和政策观念。办法是,在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单位中,重新组织一次关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学习,联系实际,进行检查与教育。使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懂得:(1)党的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教育改造,使之进步,达到团结的目的。不作必要的斗争,遇事迁就,放弃领导,当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斗争,而忽视团结,斗争时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团结就要遭到损坏,而教育改造的目的也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几年来深入进行政治思想革命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在思想工作和处理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一定要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实际工作问题的界限,并且在政策上和处理的方法上加以区别。(3)无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讨论,都要采取说理、据理批判和以理服人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粗暴压服的态度。(4)党员要善于与非党人士合作,崇尚谦虚,力戒骄傲。(5)对—些有政治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凡是能够查明的应该彻底查明,无法查明的则可暂时存档,待有可能时再查。对他们的态度,应主要看他们参加革命以来的表现,看他们当前的表现,表现好的或较好的,应该放手让他们工作,表示信任;有特务反革命一类问题的,必须核实情节,报上级党委处理。

在向党内进行传达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向党外同志讲清楚,使他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红专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也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二、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学术争鸣,繁荣和活跃学术空气,提倡钻研业务技术,提高学术水平,鼓励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为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为此,必须纠正轻视业务技术学习的偏向,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学术讨论会、学术报告会和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会。讨论中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展开争论,允许发表和保留不同的意见,允许按照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教学。注意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在问题的性质一时不易看清时,不要轻率作结论,应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后,经过分析,正确判断,分别处理。在统一领导和总的计划的指导下,学术研究,可以是集体研究,也可以是个人研究;不论集体研究或个人研究,在集体和集体、个人和个人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均应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反对互相攻击和互相排斥。

三、改善党支部的领导方法。行政业务工作一定要通过行政业务领导去组织实施,党组织对行政业务工作,应给予保证而不应当去包办代替。在业务技术上,要尊重专家教授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有职有权,放手工作,大胆负责。科务会、所务会、学术研究会和医疗会诊等,要让他们主持,党员要服从领导,不能特殊,政治思想工作要深入到业务中去,逐渐摸清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摸清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并按照他们的特点和工作规律去进行工作,不要一般化,更不要瞎指挥。

四、对非党技术专家的工作,总后政治部和各有关单位的政治部要指定专人管理,采取交朋友、登门拜访、谈心的办法和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并适当地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条件进行工作。

五、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问题。理论学习,应以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以及关于建党建军学说、关于战争问题的学说和党的总路线等作为主要内容。每次的分量不要多,要着重弄通文件的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求得逐渐改造旧的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指导业务活动。有关时局的重大问题和党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各单位首长和党委书记,应亲自传达和主持讨论,使非党专家能够经常了解国内外形势,了解党的主张和政策,从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和改造自己。不论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学习,在学习编组和学习方法上,均应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和要求,采取单独编组和“神仙会”方式及其他适宜的方式,并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

六、保证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目前各单位对于贯彻国务院关于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的规定,已引起注意,但具体检查起来还有问题,主要是,在业务工作、业务学习、会诊、政治学习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安排集体活动过多,一部分党员骨干和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同志则是参加会议和事务性工作太多。因此,应作进一步的检查与研究,大大减少会议和减少集体活动,非党专家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应免除其行政事务,事务工作多的地方可增设副职,专管日常行政工作。对于党员骨干也要尽量减少他们的事务工作,使他们能集中精力用于自己的业务。为了便于工作和学习时间的调整,对于六分之五的计算方法,不要机械地一律按每周来计算。必要时可以调整,挪前挪后。

七、重视培养新生力量。老一代的专家一般都年大体弱,已感精力不足,如解放军总医院二十个科主任中,常年患病的就有八人,如何组织青年人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学识和经验,把工作接下来,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对于一些有学识有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专家教授,应当作出安排,给以时间与条件,使他们能够整理自己的经验,从事著述与教材的编写。同时,还应该有计划地选择一批优秀青年给老教授当助手。从实践中学习,并加强其基础知识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既有基础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和技术的专家。为此目的,必须加强青老之间的团结,有隔阂的要消除隔阂,教育青年尊重老年,教育老年爱护青年,达到青老一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国防事业服务。

八、在医院,对医疗事故能否正确处理,是关系着发挥各级医务人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性和提高医疗质量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正确对待。在检查事故的情节时,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犯错误者的申诉在内),尤其要倾听有经验的专家和有关专业人员的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做出正确判断,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在工作中抱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把病人当成试验品,为达到个人目的,不顾病人的安危,因而造成事故;或者在工作中不认真负责,违反操作规程,玩忽职守,延误诊断,草菅人命,因而造成事故者,一经查实,应严加惩处。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细心谨慎,热爱病人的医务人员,偶尔因诊断不确,治疗错误,护理失当或因手术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事故,应该秉检查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只要本人虚心检查,接受批评,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可视事故大小轻重,不予处分或只给予较轻的处分;对于他们在紧急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限制而发生的问题,一般不给处分,但应进行检查,接受经验教训。至于在治疗过程中,事前虽作了预防措施,病人仍发生了事前难以预料的过敏反应与突然变化,事后又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急救措施,仍未能挽救,以至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者,不应以事故论处。总之,对事故的处理必须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过去处理不当的,应本着上述精神,区别情况,适当地加以修正或改变。

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由于各级领导重视,解决得比较好,高教三级以上(上海、重庆为高教五级以上)国家还规定有补助,多数人是满意的,意见不多。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问题。学校、医院编制车辆很少(一般只一两台),只能供领导干部使用,一些教授、专家,经常外出开会或参加会诊,有的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地方会议,没有车辆,很不方便,希望能增编一些车辆,或增拨一些汽油。在军医大学和总医院,进行重大手术经常持续四小时以上,对专家的体力消耗很大,中间需要适当补充营养,建议在供给标准内加以规定。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应在本单位节余粮中调剂解决。各单位农副业生产收益分配,对高级知识分子应有所照顾。

十、关于处理学衔问题和参军问题的意见。总政已经规定,取消学衔,统一改称教员。考虑到医学科学的社会性大,地方研究机构和学校均保留了教授、讲师、助教等职务名称,他们之间联系又很密切,为了便于工作和尊重高级知识分子的传统习惯,仍以保留原来的职务名称为好。在研究他们的级别提升时,应该按照中央的指示,对于他们“研究级别的提升、和行政、党务工作干部的提升有所不同,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因政治历史复杂,或年大体弱,未被批准参军,对此他们思想顾虑很大,看做是领导在政治上是否给予信任的标志。因此,对参军问题不宜过分宣扬。以免增加这一部分人的压力;同时,考虑到参军的要求不同于入党,建议适当放宽参军条件,除个别年大体弱可劝说他们不要参军外,凡自愿参军的一般均应予以批准。

近几个月来,总后所属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和三个军医大学,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已经作了若干改进,但是,如果按照中央的指示,加以对照检查,认识还很不深刻,很不全面,成效还不显著。因此,各单位在接到中央指示以后,必须认真研究,全面贯彻,绝不可因过去作了一些工作而有所懈怠。我们将于第四季度再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进一步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

当否,请批示。

总后勤部党委1961年8月3日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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