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6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各省、市委的汇报（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
北京市委关于向郊区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
广西省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
北京市委批发市委教育部关于中学反右派斗争情况的简报
一、为了正确开展所有农村人口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保证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会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七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省的粮食会议，参加的有各州、市、县委书记，党员粮食局及有关负责人，共八十四人。会议共开了十二天，除传达了中央粮食会议的精神外，着重解决思想问题和如何完成购粮任务，并根据中央的精神检查了去年的粮食工作，批判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片面的观众观点。为了加强领导，省委于八月十五日成立了粮食办公室，以陈思恭为主任，薛克明（省常委）、许尚志（财贸部长）、康建西（财政厅长）、张效良（粮食厅长）等人为副主任，并从财政、银行、供销社等有关单位抽调科、处长级干部六人，一般干部十六人参加这一工作。其中参加试办工作的厅级干部一人，科、处长级干部三人，一般干部十人。省委决定以乐都县高店乡和西宁郊区后子河乡为试点，随时总结经验，以指导整个运动的顺利进行。八月十九日省委又作了关于大力做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做好农村生产工作的指示，同时，由省级单位抽调干部三百三十八人（其中厅级十七人，科、处级三十四人），于八月二十七日分赴各农业县具体协助工作。最近省里召开了农业区的三级电话会议，对开展农村大辩论、粮食征购、生产工作都作了具体布置。本月底将由省人委召开各州、市、县长会议，会议中心仍然是解决思想问题，计划开七天。
省粮食会议后，农业区十一个县、市党委先后在八月中旬左右分别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有四个县召开了县、区、乡（社）三级干部会议，初步统计参加县委扩大会的一千○九十六人，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一千一百五十四人，会计二千二百五十人。省级抽调下去协助工作的三百三十八人，连同县抽调的五百七十七人（内县科、部长级干部一百○五人）、区乡干部一千七百五十六人，绝大部分已于八月二十五日前后分别下到农村。各县也分别选了一至两个农业社作为试点。全县共有十个乡，三十九个社进行试办，参加试办工作的干部一百○四人（内县级干部七人，县科、部长级干部二十一人），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面。目前，各地的工作除试点社已送入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外，一般的只是结合生产，了解情况，组织力量，为粮食问题大辩论作好准备。从各县召开的会议及反映的情况看来，在思想方面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在区、乡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位主义和片面的群众观点，少数人还有只顾个人、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大通县城关镇镇委书记听群众反映三百八十斤口粮不够吃，他也说农民一天到晚劳动恐怕不够吃；湟中县三合乡乡委书记家里每人分了四百斤口粮（社员每人分三百八十斤），他还说不够吃；还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生产发展了，口粮标准提高一些问题不大。最近还发现有不少乡干部家里存有余粮，不愿卖给国家，如湟中县三合乡就有几个干部存有几万斤余粮不卖。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普遍。
（二）一般农民与社干部比较普遍地存在有个人主义思想，特别是上中农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又有滋长。最近各地暴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个问题。有不少农业社在今年春耕后把剩余的大量种籽、饲料分给社员过节吃或当口粮，有的被发现后，经过动员，卖给了国家。互助县（土族自治县）加常社共有三十五户社员，其中二十五户存的余粮可以吃到一九五八年底，只有十户存的余粮数量较少。他们千方百计隐瞒余粮，多留用粮。仅互助县威远镇六个社去年多留的口粮就有六万八千多斤，多留的饲料也有七万七千多斤。社干部也是存有余粮不卖。湟中县维新乡六十六个社主任、会计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存有余粮不卖，因而群众也不愿意卖余粮。互助县东和乡桦林沟村一户富裕中农存有粮食一万多斤，还喊叫不够吃。类似的现象很多。
（三）粮食黑市活动很活跃。互助县安定乡几个小贩在北山自治区套购粮食三万多斤。丹麻乡松德社富裕中农马占元私买青稞九百七十斤，每斤高于牌价二分五厘。湟中县鲁沙尔镇谢海儒等二十多人冒充藏民，套购粮食到牧区高价出售。
（四）在几个县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少数区、乡干部由于思想没有搞通，对购粮任务还强调客观困难。如湟中县三合乡乡委书记崔孝在会上说：“县上分配任务是官僚主义，分配多少就完成多少，只要县上说能完成，我们就完成算了。”这类问题拟在大辩论中结合解决。
关于粮食问题大辩论的试点——西宁市后子河乡辩论的情况：为了搞好该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进行试点进行，工作组到后，就以当前生产为主，在一社、三社进行了摸群众思想情况和摸粮食底子等准备工作。据初步了解，存在的问题是：普遍反映三定粮食标准不够吃。一、三社共三百九十四户，向国家及合作社购买粮食，或借了粮食的就有二百二十二户，占百分之五十六，但目前还喊叫不够吃。对粮食供应上多少不一，也有意见。总的情况是群众想少卖些粮食，多供应一些。根据以上摸底的情况，工作组就提出“三百七十斤粮食究竟够不够吃”的问题，以这个问题为开端，进行鸣放。在方法上，第一，利用田间生产的间隙，召开地头会议，边生产边鸣放。工作组的干部也参加生产，在休息时将群众聚拢在一起，就地漫谈、提意见。这样做，群众不拘束，能够畅所欲言，又不影响生产，也能解决问题。四社四个生产队光这种会议就召开了三十七次。第二，开生产队的会议。利用不能下地的雨天或在不影响社员休息的原则下，在晚间召开生产队的会议，但这种会开的不多。第三，个别访问。对不参加生产的老人，经常外出搞副业生产的社员及集体看孩子的人，就采取登门个别访问的办法。第四，党、团员、社干部个别串连。有些社员在会上或歪风暂时占上风时不容易透露真情实话，这就需要通过个别了解，才能掌握每一个社的真实思想情况。第五，重点补课。有一些党、团员、社干部因为领导大放大鸣或因自己的思想顾虑没有解决，因此放得不够，这就需要另行召开会议，进行重点补课，达到消灭空白点。总之，利用了各种会议、各种不同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动员、开展了大鸣大放。虽然只有五天的时间，但从放出来的问题看来，是放得比较彻底的，贫农的个人利益，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言行；干部的右倾思想等都暴露出来了，其中也有一部分正确的意见。
在鸣放的时候歪风一时占了上风，综合起来，在群众中有以下几种情况：⑴群众普遍希望国家多给留粮，工作组来了都想对这个问题叫喊一下，这样的人约占百分之八十。⑵有一部分人要求更高，想留粮四百斤到五百斤，并提出许多借口。⑶一部分上中农对粮食政策抵触情绪很大，说：“统购统销好，留的粮食少，肚子吃不饱，有钱买不到粮食，生活更苦了。”⑷对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也有意见，认为“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好，一样的百姓两样看待”。还有的反映政府对粮食工作喊的紧，实际上作的松，没有粮食吃，反正还得给供应。⑸地主、富农、坏分子也利用各种机会造谣破坏粮食政策。
干部和党、团员的右倾情绪严重。有的鼓动群众喊粮食不够吃，如三社主任向群众说：“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工作组来了你们不叫喊，工作组走了你们再叫喊我也没办法。”这些干部和党、团员跟着喊粮食不够吃，应该放宽一点的人也不少，能够坚持真理的不多。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虽然提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在鸣放时抬不起头来，还受了许多气。根据这种情况，工作组提出要干部们清醒头脑，沉住气，不要怕受包围，还要坚持鸣放，不要立即进行反驳，这样才能放的深。鸣放以后，在八月十九日开始进入给反击、大辩论做好准备，主要是训练社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训练准备反击的力量。训练的办法是：⑴学习文件（中央指示、省委指示、报纸上的社论及有关文件），边学边讲，联系实际，在骨干中开始争辩，以求统一认识，学会说理斗争；采取以小组为主，由浅而深，由近及远，启发诱导，达到自我教育。⑵要算几笔账：第一笔账，算全省十二亿斤粮食，二百万人吃，饲料、种籽和造酒等方面也需要粮食，如何分配才能过好这个日子？这样算了以后，干部反映说：“我们不当家，不知道全面情况。”于是他们的头脑开始清醒了。第二笔账，算合作社支援国家多少？国家供应合作社多少？根据了解，三社卖粮五万多斤，国家供应它们饲料、种籽和外出人口的口粮等共八万多斤；一社卖粮十一万多斤，国家供应了它们十三万斤粮食。第三笔账，算每个社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产量、消费的增长，并加以比较。证明生产的增长赶不上消费和生活改善的要求，说明要求的不合理。第四笔账，算若干典型户解放前同现在粮食消费的对比。上中农说过去不劳动吃的好，现在劳动吃不饱。算的结果解放前贫农、下中农每年只能吃二百五十斤左右的粮食。第五笔账，算工农相互支援，谁支援谁多？农民光以粮食支援国家，而工业支援农民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上、生产上都有。群众认识到工业支援农民的多，工人不支援农民就受不了。第六笔，算节约账。过去农民连麸子皮都磨着吃了，而现在不但不吃麸子皮了，还能大量买自行车，确有浪费现象。算这六笔账对群众的教育效果很大，比光讲道理强。因算账能联系实际，讲道理就离的远一些，这样就能把矛盾摆出来，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解决。所以，干部自己的结论是：看的不远，想的不宽，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经过算账有了信心和本钱，能说服群众了。总之，训练骨干很重要，这关系着大辩论的成败。除此以外，也要为积极分子消除顾虑，因为他们也叫粮食少而买了粮食，同时怕争起来得罪人。因此叫他们先作自我检讨，以后才好讲话。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大辩论，打算搞七天，首先从开社员代表大会争起，接着开妇女代表大会，因妇女对粮食够吃不够吃和节约粮食问题比男人知道的清楚，还打算召开移民会议，因为移民在粮食上问题也很多。另外，还准备召开家庭会议。因为一家人对粮食够不够吃也有争论，这样才能深入下去。
在争论问题时，先批判一般的个人主义，达到认识一致。接着再重点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最后集中揭发和斗争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破坏粮食政策的行为和思想。这样作是为了避免把各个阶层、各种思想问题混淆起来。先辩论粮食问题，再辩论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为了使运动顺利开展，支持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对鸣放中的正确意见，应表示态度，这对争取群众意义很大。如对自留地留少了一些，洋芋按劳动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我们均表示了意见。在大辩论以后，就转入处理问题的善后阶段，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搞实产量，大力组织送公粮、卖余粮；搞好细打、细碾；防火、防盗和分配问题；搞好家庭节约计划；最后评议与处理地、富和坏分子的问题。上述办法、步骤较多，但不是机械分开，而是有机结合，穿插进行。对以上情况和问题，高峰同志又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在农村大放、大鸣、大争，是一项繁重的政治任务，掌握不好会出乱子。因此必须加强领导，有多少骨干放多少，有步骤地分批进行，不要遍地开花，防止发生混乱出偏差。
2、对批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必须与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严格分开。
3、自留地，应根据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至十二来留，这对团结农民和巩固合作社作用很大。
4、洋芋要按人口分配，不要按劳动日分配。
5、对单身汉可以考虑多照顾一些。
6、关于粮食水分的扣除问题，各地应注意掌握，防止变相瞒产。
7、要取缔粮食黑市，打击从事投机活动的分子。
8、各地在关于粮食的大辩论当中，特别在今后节约粮食中，要注意加强妇女工作。
二、农业区民和等七县的整风情况。
最近我们分别检查了湟中、湟源、民和、乐部四县整风运动的情况，并听取了大通、互助、化隆三县整风办公室的汇报。各县整风运动的进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并且正向深入发展。这七个县（除互助县外），参加整风的人数共三千七百五十二人，占县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党中一千一百四十二人，团员一千一百三十人，非党团员一千四百八十人。少数民族干部共五百八十六人。各县领导同志都很重视，决心很大，通过各种会议反复动员，再三表示决心，鼓舞大家大放的信心。大多数同志发言踊跃，揭发出不少工作中的缺点，并放出一些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从八月三日起至现在，各县共提出二万七千多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群关系，工作制度和方针政策，人事、工资、级别、待遇以及生活福利等问题。在大放中，本着边整边改的方针，到目前为止，据五个县的统计（湟中和互助两县未计），已解决了一千一百五十二条意见，约占提出的意见的百分之四点五。据不完全统计，初步暴露出右派言论的，约有七十多人。如：乐都县养路站李明志说：“共产党领导不一定正确。没有作出成绩来，同国民党没有两样。共产党员是秘密警察。储安平的‘党天下’说得正确。我们养路站的领导就都是党团员，没有群众。”卫生院習春亭说：“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帝国主义侵略。明明一党专政，就是党天下。应当一党在朝一党在野，这才可以体现民主和互相监督。工人阶级就是不如资产阶级聪明，没有文化，没有生产经验，还想把中国领导好。”民和县供销社有人说：“党员有名无实，只拿钱不工作。我们这里被乌云笼罩，有冬天没春天。现在吃得开的净是些舐沟子、拍马屁的人。”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一般干部表现有几种顾虑。第一，是怕报复。如有的人说：“不怕官，只怕管；今后稍找一点岔子就受不了。”“大丈夫报仇，三年不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甚至有的党员也说：“不敢提，提了三年不能翻身。”有的要求成立“保放委员会”，要求打不报复的保票。有的提意见要求记录不要记他的名字，说：“是谁的谁考虑。”有人提的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也再三声明：“意见片面，个人感觉，请作参考。”第二，是怕被划成后派。如有的人说：“我年纪轻，脾气燥，不会说话，讲了你们不要把我当右派。”有的背后议论说：“发言要准备，说话要小心。”有的向别人问：“放的多了是否就是右派？”因而不少人的发言，特别注意分寸。有的在发言以前准备好提纲在会上念。有人原写了一个约一万字的发言稿，现在焚烧了。有的提意见只摆事实，不谈自己的见解。学习文件时暴露了右派言论的人，现在说：“我当时情绪冲动，语言过火”。有的人原来说：“别说这次是和风细雨，就是恶风急雨我也要提，要把苦水吐出来。”现在则表现沉默，一言不发。第三，是怕不解决问题。说：“能解决我就提。”“领导上叫提，提了不解决还不是干蛋。”再三强调过去提过好几次了，现在叫提就再提一次。另外，过去会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认为“这次整风，还不是整我”，说“这次恐怕要拿我作典型”，抱着等待挨整的态度。有的表现情绪紧张，怕受处分，睡不着觉，等等。
（二）部分领导同志，对整风与反击右派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仍认识不清。少数人还不了解：只有放乱放烂，才能揭发我们工作中的三个主义，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彻底暴露右派，了解干部的思想状况。有的同志把反右派看作是内部问题和思想问题，对右派反击不够。有的县委副书记，也不敢表示不报复的态度。因而在对待反右派斗争上，就发生了如下几种情形：第一，不敢大胆地积极地领导干部大放，唯恐乱放和乱来。有的单位刚放了一些，领导同志就表示惊惶失措，束手无策，要求调动工作或辞职不干，或要求县委派人扭转局势。第二，有的领导同志，有个人情绪，缺乏整体观念，不顾大局，坐不下来，听不进去；有的脸红脖子粗，表现很不冷静；有的忙于解释，当场反问对方：“我对你有宗派主义吗？”有的公开压制批评，阻碍大放。湟中县有一区长，把贴大字报的人叫去谈话，并撕下人家的大字报，自己写大字报说：“谁说谁坏，沙里澄金，以后会弄清楚。”乐都县邮电局正副局长，当群众向他们提意见时，一个说：“整风不光是整领导，你们也要整，提别人也要看看自己。”另一个则说：“你们给领导提意见，应先看看你们够不够团员的资格。”有的甚至把对自己意见多的人，打发下乡，不让参加会议。第三，有的领导同志，不讲策略，在群众会上提出，要站稳立场，分清是非，说：“只要你不讲右派言论，讲三个主义，就可以不划为右派。”乐都、民和两县有好几个单位，把省委电话会议上指示的某些问题，原封不动地在大会上讲。第四，对反击右派看得太简单，甚至有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驳斥右派言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来一下猛虎下山就行了。有的说：“用不了几天右派就缴械投降了。”
（三）对提出的三个主义方面的问题，解决的很少。有的县甚至连一个问题也未解决。有的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没有啥解决头。”有的说：“问题可以留着，将来一次解决。”有的甚至抗拒解决问题，说这样会“惯坏了他们。”
（四）对整风和反右派的有关政策学习不够，政策界限不明确。从反右派开始以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社论和重要文章，据湟源县对十五个科、部长级干部的了解，其中看过一篇的一人，二篇的七人，三篇的二人， 四篇的四人，五篇的一人。多数是看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社论，只有一人看过“交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因而对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模糊不清。湟源县委关于党委是左派还是中间派，曾经发生过争论。湟中县委确定划分左、中、右的界限，首先是看历史情况，其次是平日的工作表现，最后才是这次放出来的言论。
根据以上情况和问题，省委已于八月二十日晚召开电话会议，提出了一些意见。具体说明了什么是右派和如何划分右派，为什么整风和反右派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要求各县在反右派斗争中，要防止温情主义和粗暴作法，对整风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要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要各县进一步加强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清楚认识目前右派的特点，适当运用追、挑、捉的策略和左、中、右一齐放的办法，把右派分子完全挖掘出来。要求领导同志要坐下来和听进去；并要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对于如何贯彻工作和整风两不误，如何进行农村整风等问题，也都提出了具体意见，要各县加以适当安排。
（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李玉春汇报）
一、省委于七月底召开了地书会议，决定紧紧结合农村生产、合作社分配、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在农村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坚决回击不法地主、富农向农民进行倒算的活动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求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保证农业大丰收；同时，开展县、区、乡三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并计划于明年一月以四月底分期、分批在农村开展鸣放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省委于接到中央指示后，根据目前有些干部和群众对完成粮食任务决心不大的情况，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会议进行讨论，决定结合当前生产、分配、粮食等工作，在全体农村工作干部和农民群众中，积极地、有领导地逐步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揭发、批判干部和农民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的右倾思想、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进行粮食投机的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爱国、爱社、爱家的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统一的思想，坚决完成统购任务。
从我省情况看来，要完成粮食工作的任务，首先要解决地委的领导思想问题。我省当前生产情况是良好的，原定今年增产粮食百分之八的计划预计可以完成。在粮食征购方面，按照历年征购情况，确定今年征购十七亿斤；销的方面，确定为十三亿斤。这一工作是可以保证完成的。但毕节地委在县书会议上认为，由于今年的粮食统购办法由户转到社，所以有些区、乡可能完不成；认为在留足公粮、口粮、种子、饲料、坚持余粮和增产部分的统购比例的原则下，只能实际完成多少算多少；并要求购、销任务各减少一千万斤。毕节地区今年粮食增产百分之五以上，过去两年的粮食统购任务都超过今年，都完成了，所以不坚持完成今年的任务是没有道理的，这将会助长下面瞒产、少瞒、多销情绪的发展。也有的地委保留任务数字，不向下分配，等待上级减少任务。这实际也是右倾的表现。省委已几次让他们纠正，并分头派人到各地委进行帮助。
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情况。八月中旬左右全省各县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有的还吸收社主任参加），对生产、分配、粮食、反击地富、反革命和农村整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意识地在与会干部中进行了鸣放。鸣放中初步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一）对于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普遍表现情绪很高，有要求多捕、多斗的情绪，少数人要求斗争富裕农民和单干户。省委已经指示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严加控制，防止偏差。
（二）在估产和粮食任务方面，有的地区反映有逐级降低的情况，区比县的估计低，乡比区的估计低，有意瞒产和扩大灾情。例如炉山县今年能增产百分之十，但在三级干部会上各区却都报成了减产。思南、铜仁、江口等县委认为增加粮食任务没有道理给群众讲，表示尽量做工作而不说坚决保证完成。镇远县委副书记和该县平溪区区委书记强调留粮四百三十斤不够吃，对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不通，埋怨粮食局把粮运走了。在三级干部会上有些社干部也对完成粮食任务思想不通。松桃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六百二十八个社主任中，有百分之九点二八对粮食任务有抵触思想。贞丰县三级干部会议有百分之三十的与会干部对粮食政策不满或违犯了粮食政策。
（三）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册亨县有一个县级干部、八个区委级干部、三十四个乡级干部在夏锄时退出了合作社。平壩县浅龙乡十五户单干农民中，就有九户是干部家属，他们嫌合作社紧、不自由，已经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
此外，对城乡人民生活、乡干部的待遇、棉布、油脂的供应等方面也反映了不少的问题。
各县在三级干部会上通过算细账、回忆、对比，对错误思想做了初步的批判，绝大多数干部解决了思想问题。如施秉县在鸣放后，经县委书记带头检查，各区、乡自动要求增购粮食，全县可多完成四十万斤。锦屏县玉和乡青山社主任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检查了瞒产十万斤粮食的错误。但是，仍有部分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好。安顺地委反映有百分之二十的干部在这些问题上不积极。黔东南有百分之五——十的干部思想上还有问题。
三、重点社的整风情况。三级干部会议后，各乡均以三、四天的时间召开了占全乡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的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开展了鸣、放、争，进行了阶级教育和两条道路的教育，具体安排了反击地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并布置在村和社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放大争。现在全省各乡积极分子会议已基本结束，先后转向集中捕、斗违法的地富、反革命分子，预计九月五日就可结束。紧接着就由工作组协助当地基层组织在全体农民中进行粮食问题的大放、大鸣、大争。一般方法是，首先武装党团员、积极分子等骨干分子并对群众进行启发、教育工作，然后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提问题、提意见，畅所欲言，让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在秋收以前，要集中力量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辩论，辨明是非、树立方向，目的是批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完成粮食任务。由于从现在起到秋收时间很短，为了推进大辩论，有利于今年的粮食工作，各县都派干部到乡，采取以重点劳动一般的方法，普遍发动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鸣、放、争。对少数工作薄弱的边沿地区和过去出过乱子的地区，暂不采取鸣、放、争的做法，只召集乡的代表座谈、提意见，布置生产、分配等工作，讨论粮食任务。各地在鸣放中提出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将在秋收后逐步进行辩论。
目前各地已开展整风的重点社，多数正在鸣放，少数已经提出问题，进行辩论。开始鸣放时提出的意见多集中在社干的领导作风、队与队之间的关系、耕牛作价不合理等问题上，也有的说合作社不好，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留粮四百三十斤不够吃，购多销少，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鸣放中地、富有顾虑，表现老实。落选的村干部和品质不好的村干部鸣放最积极，他们对工作进行了很多攻击。搞好鸣放的主要经验，是教育基层干部放手鸣放。因为有许多干部怕搞乱，怕放了不好领导，顾虑很多。目前在干部中有三种态度：有缺点而问题不大的表现傲慢，能批判别人而不虚心检讨自己，甚至当场质问提意见的群众，限制鸣放；本身问题严重的干部顾虑大，想逃避；一般社干表示无所谓，不积极。在鸣放中对粮食问题的讨论，一般集中在留粮标准、增产应否增购、粮食究竟掌握在谁手里好等问题上。
为了加强领导，做好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工作，并推动农村当前的工作，地、县、区委已经组织了工作组下乡帮助工作。省人代会已提前结束，多数省委常委以及省委、省人委各部负责同志已根据省委决定，分赴各地进行具体帮助。
（贵州省委王照政汇报）
省人代大会于十六日开预备会议，二十日正式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反击右派。
会议之前，省委统战部召开了市、地统战部长会议，对省人民代表中的党外人士代表进行了排队，并研究了对右派分子斗争的方法。全省党外人士代表共二百三十人，其中左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三；中间分子一百六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点八七；右派分子三十四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七八。另外，列席人员中有三名右派分子，也准备在会上斗争。对这三十七名代表和列席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根据他们的表现和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右派骨干分子，共二十四人，其中一部分要在会上对其反动言行及历史罪恶充分揭发斗争，将其彻底搞臭；另一部分要经过斗争使其低头认罪，只在大会上批评，让他公开检讨。有的虽是右派骨干分子，但目前掌握的材料不多，还不能在大会上将其彻底搞臭，只就现有的材料进行批判。第二类是一般右派分子，共十三人，目前掌握的材料较少，在鸣放中问题不严重者，只在小组会上分析批判，或者在大会上点一下名，把他们拖出来挂上号；有少数没有鸣放，也未掌握有力的材料的，暂不斗争。
在十天的会议中，共斗争了三十人，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右派骨干分子；同时也批判了一部分一般右派分子，在方式上，都是以代表小组为单位，坚持说理斗争。左派情绪很高，劲头很大。中间分子在左派带动和影响下，纷纷表示要和右派坚决斗争到底。不少的人利用休息时间搜集材料，准备发言驳斥右派。工农代表的态度坚决，情绪激昂。但有少数中间分子在鸣放中有错误言行，开始害怕牵连自己，经过解释和帮助后，都基本上安定下来了。少数农民代表，开始时信心不足，说：“右派狡猾难搞，斗地主有经验，斗右派没经验。”但经过一段实践和学习了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也觉得有了本钱，并以亲身的体验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谎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严肃有力，一般反映这次会议教育意义很大。
被批判的右派分子，已经感到孤立，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丑恶面貌已完全暴露，十分狼狈。其中的大部分人现已低头认罪，如绵阳小组把右派分子韩文畦（民盟、绵阳专署副专员）的反动论点驳得体无完肤，他再三表示：“自己错了、反动，愿意改造。”重庆市小组李炘揭露了右派分子高兴亚（省参事室主任）一件重要罪恶事实，高企图狡辩时，陈古枝、裴昌会二代表一齐作证，使高不得不低头承认。有几个右派分子，如刘亚林（省民革宣传处长）、张雪岩（民盟、司法厅副厅长）等，在揭发和质问过程中，交代了一些新的问题，多数右派分子如潘大逵、罗忠信（民盟副省长）等，仍重复已经交代的和别人揭发过的问题。少数右派分子，如张志和、骆敬瞻（省政协委员）等人，还在顽抗抵赖，避重就轻，否认事实。当会上揭发张志和在一九三○年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的“江津事件”中，用共产党员活祭伪军官一事时，张开始否认说：“不知道。”在曹梓南、魏孝廉（原张志和的部下，亲眼看到此事）当场作证后，张仍不承认，始终毫无低头认罪的表示。骆敬瞻曾用石头打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
右派分子范朴齐在十六、十八、二十二日，对章罗联盟的问题交代了一些新的材料，他说：“自从一九五○年起就与罗隆基、刘王立明、叶笃义、潘光旦、曾昭抡、周鲸文、罗子为等人组织反党小集团，打击盟内进步分子。”“今年二月间在章伯钧家中开会，参加的有曾昭抡、省干和我，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完全控制‘争鸣月刊’的问题，章、罗对千家驹办‘争鸣月刊’不满意，要把上海的肖干、孙斯鸣调来北京办‘争鸣月刊’，由肖干担任总编辑（肖是章的人，孙是罗的人），排斥千家驹。我同意这个主张，人民日报不要的文章我们登，利用鸣放把它变成反动刊物。一个是关于组织向台湾广播的问题。”“民盟四月工作会议以前，章伯钧对我们（在座的有叶笃义、萨空了等人）说：‘最近各国使节到中国来，没有谈国际问题，都是谈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盟应该过问政治，要搞政策研究，政治设计。’”“罗隆基向我说：‘中国的制度应该改变，什么马列不马列，毛主席比我知道的多，还不是会‘阴倒改’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只有党改变作风，否则就不行。又说：“匈牙利驻我国使馆的人员分为两派，也有拥护纳吉的；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的职员，都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说美国还是好。”罗隆基这些话我都同意了，并在回四川后到处宣传，说：“社会主义中必须渗透一些资本主义，才能维持下去。”去年请罗隆基、马哲民、潘大逵、张松涛在我家吃饭，罗对局势进行了分析，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人都拥护的，如匈牙利。中国来一个鸣放，釜底抽薪，这是毛公的聪明。”又说：“如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绝不会有胡风事件”。并指示四川盟务是抓知识分子，要多方面去串联，不要单用民盟去做工作。马哲民说：“武汉对知识搞的更糟，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不是团结教育，而是专横。”
范朴齐对章罗联盟的内幕，仍然不肯交代，但又露马脚地说：“如果党的整风运动延到七、八月开始，那样问题会闹的更大。”现在范思想斗争激烈，经常长吁短叹，郭克同志（党员）找他谈话时，他暴露怕把章罗联盟问题扯宽了不好收拾；在午睡时，突然用手捶胸，又打自己的耳光，连叹数声说：“我死了算了”。黄隐代表找他谈话，希望他控诉章、罗联盟，他向黄叩头作揖，表示再无法交代了。
（四川省委办公厅贾光厚汇报）
（一）省委的部署。省委于八月九日发了一个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八月四日至十四日召开了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主席的指示，对于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安排，现在省委正起草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在农村中进一步整党整社的方案，大体步骤是：在农村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这个运动也是农村整党整社的开始。在秋前，着重辩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待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辩论其他方面的问题。省委准备在十一月份左右开始分批整党整社，到明年春耕前大体搞完。重灾区只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搞整党整社。
（二）运动进展情况。在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前，省委就在信阳、新乡、林县、临汝等四县开始重点试验，从大辩论到整党整社，一气搞下来。全省目前除了四个重点县和信阳专区已全面开展外，其他各地基本上还在重点试验。已开展运动的地方，都正在进行辩论。现在各地正在贯彻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除安阳地委现正举行县委书记会议外，其他各地委的县委书记会议已经结束。目前，全省有些县正在召开县委会，有些县正在或者即将召开三级干部会，有些县因干旱现象严重，正集中力量抗旱，因而三级干部会要推迟召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推迟进行。
（三）运动的效果。从各地汇报情况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效果是很好的。广大贫农、下中农很兴奋，干部情绪高涨，地主、富农的反动气焰受到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阳县的农业社共报出瞒产粮食三百多万斤，该县寒东乡报出瞒产粮三万多斤。过去不少基层干部工作消极、不大胆，现在工作积极、主动了。贫农、下中农兴奋地说：“党又给咱撑腰了，社会主义制度谁也推不倒。”有的还说：“这个运动早就该开展了。”部分富裕中农开始认错，有的主动找干部检讨，劳动态度也有好转。有的富裕中农表现沉默，或互相告诫：“要多磕头，少说话。”有的富裕中农很恐慌，怕被斗争。多数地主、富农老实了，有的恐慌害怕。群众的生产情绪提高了，商邱县中华一社社员说：“过去干活一晌歇三次，现在一次不歇也不嫌累。”该县刘坆农业合作社大石楼生产队一夜就收了二十五亩玉米。
（四）大体作法和存在的问题。
⑴根据汇报，各地有不同的作法，有的先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有的先搞大鸣大放。先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好处是，迅速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伸张了正气，特别是在敌人破坏活动猖狂的地方，这样作符合群众要求，受到群众的拥护。但是，在一般地区这样做的最大缺点是，影响了群众特别是富裕中农的鸣放，容易形成光说好的，不讲反面的意见；同时，由于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对敌人的破坏活动揭露得不彻底，因此，对敌人的打击就不可能更准确、更有力。先搞大鸣大放最大的好处是鸣放得透，反面意见和敌人的活动暴露得彻底，在大辩论中就可以更深刻地教育群众。目前全省的主要情况是，反击右派的斗争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消息已经普遍传开，有些人有了警惕，群众鸣放不起来，反面的意见不容易暴露，因而有的地方所采取的先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办法，就更不利于大鸣大放。
⑵在什么时候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武装贫农和下中农，现在各地基本上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在大鸣大放前，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武装贫农和下中农。这样作的好处是他们全部摸底了，对开展大辩论的思想准备较早；坏处是容易把我们的具体意图和作法透露出去，影响大鸣大放。有些地方鸣放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另一种是大辩论开始后，还没有组织和武装队伍，因此，辩论不起来或辩论不好，对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批驳不力，甚至正面的意见很少，反面的意见占上风，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目前，后一种作法较少，主要是前一种作法。总之，在什么时机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武装贫农和下中农，是能否搞好大辩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⑶关于辩论会的规模问题，从各地汇报情况看，以生产队或生产组为单位的小会容易掌握，也容易开展争论。有的地方组织千人的辩论大会，效果不好。有的地方已发生在辩论会上打骂人的现象。
⑷有些地区的不少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运动有误解或了解不全面，有麻痹思想、或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右倾情绪，主要表现在：有的干部认为当前中心工作很忙，没有功夫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可有可无，可深可浅，因为地主、富农老实了，贫农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问题，中农有意见是个别的，所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是小题大做”；有的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就完了，因此，有的地方开了两次辩论会就算结束了；还有的干部说，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是政法部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有的干部认为，大部分农民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不满，因此，在开展辩论时，正气树立不起来，讲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好处也是理屈词穷、说不过人家；有的干部认为，过去受了富裕中农的气，这次运动中要狠狠把富裕中农整一下，出出气；有的干部认为开展辩论，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影响人民内部的团结。上述这些思想问题在有些地区已经影响了运动的正常发展。
⑸据各地汇报，有不少地方在白天生产时间内开会，有的连续开两天，有的开万人大会，有的夜里开会一直开到天明，这些作法都影响了生产。
（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孙俊奇汇报八月二十九日
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省委还未作全面的研究布置，只在个别县开始抓这一工作。现将孝感县朋兴乡和平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简报如下：
和平社有三百五十八户，有党员二十七人，团员三十一人。六月下旬和七月初，他们结合着分配进行了一次政治教育，正面地提出合作化和统购统销好不好，农民生活改善了没有等几个问题，组织群众讨论了几天，结果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都有，但多系积极分子的意见，群众很少说话。后来因为农忙，讨论就停止了。这次于八月十四号开始，正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的作法，第一步是训练骨干，提高认识。用两天时间共训练了六十四人，其中有社内的正副队长、记工员、会计员、党员、积极分子。在训练过程中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主要的是：⑴社的领导干部怕挨整，说：“屡次有什么事情都是先整干部，我们是脱不掉的。”社主任同支书商量检查什么内容，支书说：“当干部免不了有缺点，群众提多少意见，我们就得接受多少意见。”⑵社内的一般干部有“整”人的思想。队长况有余说：“如果再不把‘调皮’的人整一下，社就要垮台了。”他还问领导干部：“富裕中农不到会，能不能捆？”还说：“对地主富农我有办法，对中农没有办法，惹不起他们！”因此要求“这一回把中农斗一家伙”。⑶一般积极分子怕得罪人。⑷比较普通的是过去对两条道路问题认识不清楚，有的也跟着群众一起说过一些怪话，发过一些牢骚，所以内心有些害怕。针对这些思想情况，从回忆对比入手，进行了正面的教育，正面地提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并把大放大鸣的目的向他们交了底。这样，他们的顾虑一般地就打消了。但是，在干部中又出现了简单粗暴、企图“以力服人”的苗头。对此，也进行了教育；同时对社内的十三户富裕中农作了具体的分析，分析结果，其中有八户是完全可以团结的，五户是不能团结的。这五户中，有三户过去是作投机生意的，现在因为不能作了，收入减少，抵触情绪很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两户都有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过伪保长，在政治上对我们不服气。经过这样的分析，再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了工作，坚持了以理服人的精神，因此，也就防止了简单粗暴的作法。
训练了骨干后，第二步就是组织鸣放。作法是：⑴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讲清楚鸣放的目的，动员群众“人人说话，大家办社，分清是非，改进工作”，要他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心里的事都讲出来”。⑵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组织鸣放，主要是知心人找知心人谈话，开“湾子会”（即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的小会），由开小组会逐渐发展到开大型会议等。⑶耐心等待，防止急躁。一般群众提意见都是由浅及深，由小到大，由提意见到发牢骚。有些农民开始不愿讲话，领导上要善于诱导，不可要求过急。农民燕国生开始时说：“我一天三混：“混着作，混着吃，混着说。”后来看到别人提了许多意见，自己也就“放”开了，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这样干下去，农民一辈子也翻不了身！”⑷及时地解除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在鸣放中，群众的主要思想顾虑是：怕放了后自己挨整，怕干部报复；认为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愿说，怕提意见等于“北风头上洒芝蔴，洒出去就捡不起来。”
经过宣传解释，解除顾虑后，群众“放”开了，但放的多半属于领导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等一般性的问题，还没有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放出的问题大体是：⑴在粮食问题上，要求多留多购。贫农楚庆三说：“社员就是为的粮食，吃不完自己保存起来，保证浪费不了。”下中农楚新三要求“除了公粮以外，把粮食都分给我们，喜欢卖就卖，不喜欢卖就不卖”。有的上中农说政府收购粮食“比地主收租还厉害”。⑵对油票、布票、糠票意见很多。贫农妇女潘金荣说：“锅里炒菜茲茲叫（指没有油），衣服破了没布票；城里人们不生产，油吃得多，衣服穿得好。”贫农吴兴汉说：“共产党还不是不平等吗？城里人不作事也吃饭，我们成天流的黑汗变白汗，只有五两油，他们吃十二两。这个社会还是跟过去一样呀！浪子有酒朝朝醉，农民昼夜奔忙。”他主张工人、干部、农民都一样拿钱，一样吃饭、穿衣。
富裕中农谈的问题，从表现上看来同一般群众谈的问题差不多，但经过分析就可看出他们的话是从留恋资本主义，企图再搞资本主义这个立场发出的怨言。如富裕中农楚燕生说：“分配一次粮食也比不上我的五斗坵（地名）。”楚泼生说：“增产增加收入，怎么样也抵不上我过去作一趟生意；一天累死人只打七分，还不够我过去一天抽纸烟。”又说：“你们搞合作化，把我的塘坑子（地名）搞垮了，我那块田是花了几十块光洋才买来的。合作社有什么优越性，我根本就不想干。”
鸣放中有一个特点，即正面反面的意见一齐放了出来，在鸣放过程中就有争论。但我们骨干分子不要忙于表示态度，否则持反面意见的人就不说话了。
第三步是组织辩论。现正在进行。首先在贫农、老下中农、新下中农三种人中进行，然后再在群众中进行。先集中了这三种人中的半数左右先“放”，把“放”出的问题加以排队，然后就问题逐个加以讨论，而不是批判某个人。这样作是为了使这三种人彼此团结起来。在群众中辩论时，最后会自然地追到富裕中农身上去，那时再指名点将地加以批判。在辩论中也进行回忆对比的教育，并举出社内的材料说明问题。这样作的结果就会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即合作化、统购统销等都很好，农民生活也改善了，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许多糊涂思想？这时就要找原因，就一定会追到是受了富裕中农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的影响，查的结果，对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阻碍合作化的发展就会愤慨，群众的觉悟就会提高。
（湖北省委整风办公室苏烈汇报）八月三十日
去冬今春整社时，鉴于部分社员因灾荒影响收入，对合作化发生怀疑，曾着重进行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今年夏收前，各地发生闹粮食、闹退社事件后，也曾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采取座谈会方式，对合作化好不好、农民生活有没有提高等问题展开过讨论。夏收后，省委鉴于粮食征购少销出多、干部和群众少卖多留的思想较普遍、粮食征购的进度极为迟缓的情况，乃在六月底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部署各地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解决夏季征购问题。七月以来各地都召开了县三级干部会，从干部到群众初步展开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八月初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时，下达了毛主席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才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会上，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秋收前在农村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为秋收后农村大鸣大放、整风、整社打下基础。
从各地初步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来看，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党员干部经过教育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思想可以搞通。靖江县分析：乡干部中易通的约占百分之八十（一般成份好，觉悟高），难通的约占百分之十五（一般为中农成份，有的入社后收入减少，有的是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不通的约占百分之五（一般是中农，对党、对社半信半疑）。党员和社干部中，易通的占百分之七十五，难通的占百分之二十，不通的占百分之五左右。吴江县对四千四百五十个党员干部进行了排队，其中经过教育后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工作劲头很足的占百分之六十五点六；思想有所提高、工作劲头一般的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思想不通、仍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六至七。震泽县渡桥乡二千六百四十户排队，原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比较坚决、经过教育后立场更加坚定的有一千八百二十四户，占百分之六十九（其中贫农一千五百六十二户，占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中农二百六十二户，占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在风浪中间曾一度动摇，经过教育后进一步靠拢党的有五百零四户，占百分之十九（其中贫农三百零四户，占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中农二百户，占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在社会主义高涨的压力下被迫低头，但口服心不服的有二百四十五户，占百分之九点四（其中贫农一百三十五户，占贫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六点四；中农八十七户，占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地、富二十三户占地、富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八）；思想顽固、心怀不满、暗中仍有活动的有六十七户，占百分之二点六（其中中农三十户，都是老上中农，占老上中农总户数的百分之五点二，地、富二十五户，占地、富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二）。总之，经过教育和辩论之后，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有所提高，党内的右倾思想受到了批判，社会主义的正气大大发扬，资本主义的邪气大大下降，推动了当前生产和粮食的征购工作。
根据目前各地初步开展运动的经验，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由于工作面广、量大，各地的工作基础又不相同，因此必须坚持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群众，坚持先搞试点，再逐步推开。这样做，领导上容易掌握，运动可以逐步深入。在运动中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必须反复向党员干部讲清楚采取说服和压服这两种不同方法的后果，使他们较快地学会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在运动中间，要不断地反对党员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运动开始时，分不清敌我，忽视两条道路的斗争。如仪征县委合作部部长在县委书记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合作化的步子跨得太快了，大部分农民生活不如合作化以前，也不如解放以前了，说群众的要求过高是说不通的。仪征县一个乡党委书记认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对现实不满，建设社会主义靠贫农是靠不住的。兴化县是一个区长在该县支部书记会议上讲，粮食统购统销带来四个副作用：1、影响生产积极性；2、造成合作社、生产队瞒报、私分粮食的现象；3、使得市镇供应紧张；排队买东西，影响很坏；4、造成多养鸡鸭的现象，认为吃了饲料，扣不到自己的口粮。
在运动展开后，要防止麻痹自满——看到一点成绩就停止前进。如吴县一个农业社长讲，现在地主富农服贴了，富裕中农不发牢骚、不讲怪话了，贫农、下中农都很积极，还有什么搞头？与此同时，还必须反对简单、急躁、粗暴。农村基层干部在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思想觉悟和工作方法虽然有提高，有转变，但是其中不少人习惯于用压服的办法，他们在前一时期别了一肚子的气，现在要对地富、反革命分子、投机奸商的破坏活动进行打击，要对动摇的上中农开展说理斗争，在他们未提高认识、未学会进行说理斗争以前，很容易简单急躁，以干部包办发言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以打、骂、绑、罚等办法来对待地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江都县一社对三个闹事头子开展说理斗争时，发言的二十多个人中，仅有一个是社员，其余的都是干部，结果被斗的人不服，群众也未发动起来。泗阳县城廂乡把辩论会会场变成了公堂，十个合作社斗了五十六个人，其中二十九个人被绑、被打、罚跪，十五个人脸上被抹上了大粪。被斗对象除了百分之六十是地富以外，其余贫农、中农各有百分之二十。新沂县有两个社给十二个地富胸间挂上牌子，上面写某某社某某生产队地主某某、右派分子。该县因乱打乱斗，有两个地主自杀，一个富农出身的撤职社干失踪。这样搞的结果，群众不同情，影响了斗争的深入发展，并错打了自己人，搞乱了阵营。
（二）必须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先开贫农和下中农会议，把粮食情况向他们摊牌；并通过回忆、对比、算账的方法，对统购统销好不好、那些人好那些人不好、三定口粮标准够不够吃、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只顾自己多留不顾国家建设对不对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他们中间极大多数人经过辩论，就分清了是非，成为开展辩论的骨干。吴县有些干部，对过去表现落后或与干部闹过闹意见的贫农、下中农另眼相看，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不仅缩小了自己阵营的力量，而且引起了部分中农的顾虑，他们认为土改斗地主，总路线搞富农，现在搞中农啦。这种作法要防止。上中农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只要干部、党员、贫农、下中农思想通了，经过教育辩论后，他们也会慢慢通的；最后不通的只是少数过去雇工放债、作投机买卖、有剥削行为的人。对这些人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要展开说理斗争，但一定要以理服人，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个别违法的才依法处理。切不可在农民内部划右派，或采取过去斗地富、反革命分子的办法去斗他们。吴县一个社把三个对社有意见的中农划为右派分子；另有一个乡在大会上斗争一个上中农，宣布他有六大罪状，叫他承认错误，把他赶出会场，这些作法都是错误的。对单干户要按阶级成份同社员一样对待。常熟县经过教育以后有二百六十三户单干户自愿要求入社。但也有个别地方发生偏差，如吴县有一个乡单独召开单干户会议，采取通过一个走一个的办法，强迫他们入社。这是必须纠正和防止的。对地、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及时予以打击，但在打击以后，主要是在政治上把他们搞臭，对违法的可以给法律制裁，但不能乱打乱罚。对投机奸商的违法行为要给以有力的打击，但必须把基本群众偶而的投机活动同一贯作黑市投机的奸商严格加以区别。个别地方如宝应县曾规定六种斗争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投机奸商、高利贷者和游离分子。由于对后几种对象交代不清，造成打击面过大的情况，使基本群众不敢讲内心话；地、富、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奸商也未孤立，走了弯路。
（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辩论，事前必须深入具体地摸清各阶层的思想情况，搜集当地、当社的生动有说服力的材料，组织好辩论的队伍，充分作好辩论的准备工作。六合县有一个社召开群众座谈会时，因会前没有准备，开会时一个群众站起来说：“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肚皮吃不饱，我这几天吃的都是南瓜。”他的话未讲完，下面大家就跟着诉苦，主持会议的总支书没法子，只好宣布散会。因为基层干部对如何掌握说理斗争缺乏经验，所以领导干部深入一乡一社主持召开一、两次会议，层层给下面作样子，很重要。特别是二、三类乡社，要派强的领导干部去巡视和坐镇。
（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辩论时必须抓紧结合生产和当前工作，通过辩论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推动当前工作。目前发现有些地方丢开生产搞辩论，如泗阳县城廂乡下午四、五点钟即停止生产，开辩论会，一直开到下半夜。吴县有一些乡社领导上机械地把生产和社会主义教育划阶段来进行，因而造成一些乡社干部整天地开座谈会找材料、对当前生产不管的现象，这都是必须纠正的。
（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佘孟孝汇报）
三个试点厂（国棉一厂、汽轮机厂和上海船厂）的情况：
从八月初以来，这三个厂先后在全厂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至八月二十日左右，达到了鸣放的最高潮，在整个鸣放过程中，生产秩序很好。各厂在动员报告内都宣布了三条规定：⑴一切整风活动均在生产以外的时间和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不得影响生产；⑵在生产时间内必须服从管理，遵守劳动纪律，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积极负责；⑶一切整风活动只能在厂内进行，不准在厂外进行，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工人们对这三条规定很欢迎，并互相监督执行。因此在鸣放高潮中生产照常进行。国棉一厂的生产还有所提高。汽轮机厂和上海船厂有少数对工资不满的工人和个别复员军人有酝酿闹事的活动，都没有闹起来。八月二十一日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工厂的整风工作，决定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领导群众展开大争大辩，进一步分化和暴露右派，分清大是大非，团结和教育中间群众，锻炼我们的队伍，使运动更加深入一步。常委会指出在前一阶段鸣放期间，各厂领导包括市委工业部在内，对材料的收集研究工作注意不够，没有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起，就进行聚精会神的分析研究。目前各厂都正在根据市委指示的精神整理研究群众所提出的意见，三个厂的职工在鸣放中提出来的意见各有万余条，大字报也各有二千多张，据初步了解，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关于领导和群众的关怀。广大工人群众对这方面的意见很多，约占半数以上。这些意见都有事实根据，主要是埋怨领导和群众接近不够，了解问题不深刻，解决问题不及时。老工人意见最多的是领导听党员的话多，听群众的话少，党员大多数是青年工人，反映的意见往往与事实有出入，老工人对这一点最恼火。许多工人对领导上处理问题不公平，不走群众路线意见也多。如评选劳模、先进工作者都是由领导提名交群众辩论，他们说这是形式上走群众路线。另外工人对某些干部私生活堕落腐化或是干劲不大表示气愤（这一意见包括对党内外的领导和党员）。
⑵关于分配方面的问题。有些干部特殊化，如多领奖金，多领补助，多住房子，工资增涨的幅度超过百分之三十，干部升级快，干部家属进城就业而困难的工人家属却没有就业机会等，工人有意见。
⑶关于生产管理方面的意见。三个厂对生产管理上的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对于某些浪费现象提出很多意见。汽轮机厂对生产管理的意见很多，共有三千多条，较突出的是对厂长领导生产精力不集中，反而较多地注意一些事务性的小事和绿化工厂等的批评。
⑷关于工资福利方面的意见。对这方面的意见并不是最多的。工人对补助的意见是发补助费不合理：有的工人宁愿自己忍受困难，不愿叫苦，就领不到补助；有的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到处叫苦，结果却得到补助。特别是有的人领到补助后在生活上就享受一些，这更引起工人的不满。工人对自建公助盖房子的办法也有意见，他们认为真正有困难的工人没有力量修房子，也就得不到公家的补助，因此，住房问题就解决不了。青年工人认为领导上对他们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注意不够。有的对工资问题中的同工种但不同酬有意见。许多工人对集体福利事业如食堂管理的不好，医生看病的质量不高，有些规定不合理，托儿所对孩子带不好等有意见。
⑸关于三反、肃反中的问题。有人想翻案，有人说：“出身不好难道就是反革命吗？”“丈夫是反革命为什么老婆要挨斗？”
根据三个厂的工人提出的意见来看，绝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他们的特点是直爽简单，事实有根据，但其中也有些意见是片面的，也有些意见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带有偏激的情绪。工人中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约占百分之二左右。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解放后进厂的新工人，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恶霸、流氓、反动军官和他们的家属；老工人中也有一些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但数量很少，这些人也是流氓或政治上有问题，或是反革命的家属。
职员在鸣放中的表现和工人不一样，虽有些意见是好的，但不少人的情绪是偏激的，右派言论的比重较大，已暴露出一些右派分子。国棉一厂和汽轮机厂还发现有类似小集团的组织活动。职员所发表的意见和写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表现他们个人要向上爬的思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丑化党员，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党员无才无德，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骂积极分子拍马屁。国棉一厂还有个别职员说要到香港或巴西去“当一个瘪三，也比在中国强。”职员中也还出现了反苏言论，说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机器都是一、二百年的老机器”；还有人说：“莫洛托夫反党为什么不作报告，只宣传苏联好，不宣传苏联坏”，“有的留苏学生要回国”，等等。至八月三十日为止，三个厂中已有十九个党员、十五个团员动摇叛变。
目前三个厂正在开始引导群众走向争辩。在争辩前，领导上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表示了态度。
在九月初，上海又将有三十个厂投入整风运动。有些厂已作了准备工作。这三十个厂包括国营、老合营、新合营以及带卫星厂的新合营等各种类型的工厂，这样就有三十四个厂（三个试点厂，三十个即将整风的厂和一个区委的试点厂）开始整风，这是上海进行整风运动的第一批工厂。
（上海市委文静汇报）
一、省委于八月十五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专员、市长、县长、农村工作部长、宣传部长，区委书记，淮委、铁委书记，省属农场和拖拉机站党委书记，大专学校党委书记，地、市、县委共青团书记，省委各部正副部长，省直党组正副书记等共一千二百一十一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学习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中央有关的指示，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整风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是以整风的精神和辩论的方式来进行，首先是出题目，让大家提意见发议论，接着就认真学习主席的文章和中央的指示，并认真展开辩论。会议要求通过学习和辩论，批判错误思想，端正和提高认识。在此基础上讨论和部署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贯彻整风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到八月二十九日止，已开了十五天。在提意见和辩论中，放出了很多错误东西，辩论也很热烈。现在会议尚在继续进行中，估计到九月四日可结束，群情待会议结束后再报。
二、在农村进行大辩论的情况：八月上旬以来，各地已先后开始在农村中开展大辩论。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县委共有八十八个试点，其中地委掌握的十个试点已进入全民性的大辩论和处理问题的阶段；县委掌握的试点有的正在大放大鸣，有的已进入辩论。各地预计试点工作可以在九月上、中旬告一段落。各地对试点工作都加强了领导，地县委一般都由第一书记亲自掌握，如阜阳地委、蚌埠地委等。各地也都派出了较强的工作组下去进行具体帮助，据五个地委统计，由地直机关抽调下去的县区干部就有三十六人。燕湖专区歙县、宣城、含山等十个县已抽调一百一十六个得力干部深入农业社帮助开展大辩论。各地为了有准备地全面地开展，都在积极训练干部，作好准备工作。芜湖地委要求各县委在八月底完成训练干部的工作，部门县委已在八月二十二日完成。各地为了在不同类型的农业社中吸取经验，在八十八个试点中有三个一类社、六个二类社，七十九个三类社。各地在进行大辩论中都与整社工作相结合，其作法一般分为四个步骤：⑴了解情况，作好准备工作；⑵发动大放大鸣；⑶开展大辩论；⑷处理问题。但也有不同，如阜阳县阜临二社是边放鸣边争辩，由于过早地反驳，缺点就是不能放深放透，因而争辩易粗糙。另一种如东流县安全农业社，由于领导上怕放了收不了场，怕影响生产，因而在发动放鸣前，先在党、团员和干部中打招呼，教育党员、团员和干部不要乱放，然后分别召开座谈会（贫农和下中农、上中农、地富农），这样缩手缩脚的结果，放出问题不多，特别是党内没有暴露出问题。以上二种作法均由地委作了批判纠正。
各地通过试点，开始看到在农业社展开大辩论已取得了成效，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已有了提高，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气焰已被打下去，因而推动了当前工作，最突出地表现在粮食征购工作上。如肥东县安乐社原要供应三万多斤粮食，政府也已发出八千多斤粮票。经大辩论后，社员不仅退还了四千多斤粮票，而且还卖出余粮一万二千多斤。阜阳县东清社原统购任务为一万二千斤，大放大鸣前二个月内只卖出二千斤，经大辩论后，仅三天内就卖出八千多斤。
三、省委对划分右派分子的意见：为了便于具体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政策界限，省委以上海市委提出的几条标准为基础，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八条，供各地参考：
⑴对党抱敌对态度，有意歪曲党的方针政策，诬蔑辱骂党的组织、领袖，或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以反对党的领导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⑵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有意扩大我们工作中和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企图否定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⑶有意挑拨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工农关系和国际关系，破坏党内外团结和国际团结，来反党反苏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⑷这次运动中串连群众搞非法活动，或幕后阴谋策划和操纵某种组织向党进攻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⑸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或亲属被镇压、斗争，一直对党仇恨，平时表现很坏，在这次运动中虽无明显反动言行，但或明或暗地同情或支持右派分子的，也应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他们已经真正放弃反动立场或已经和反动亲属划清界限，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又较老实，并无反动言行的，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⑹在这次运动中丧失工人阶级立场，背叛党团组织，或有意地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⑺过去的老右派（一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表面上也批判过右派分子，但却不连系自己的问题作深刻的批判，这种人仍算右派分子。但如果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深刻检讨自己，揭发别人，那就不算右派分子。
⑻在这次运动中有明显的反动言行，如写反动文章，发表反动言论，带头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或本人虽无明显的反动言行，但积极支持右派分子，为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作宣传辩护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在划分右派分子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⑴划分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对象是否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这是根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问题，不能把一般的错误思想，意识和作风问题与根本立场、路线问题相混淆。
⑵划分右派分子主要以这次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为根据，但必须挖掘平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工作、思想、言行、历次运动中的表现以及阶级出身、成分等），作为决定问题的条件。
⑶对于材料不够充分或具体情节尚不明显难于断定为右派分子的，可以先排列在中间偏右的范围内，不必急于定案，待运动发展后，客观事实即能替我们作出决定。
⑷必须严格执行省委原来规定的按干部管理制度报批的手续，凡是省委管理的干部要划为右派分子时，必须准备充分材料报省委批准。其他不属于省委直接管理的干部要划为右派分子时，省直各单位和地、市直属机关应分别报省直各口的领导小组和地、市委审查批准，并报省委备案。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的指示，市委决定在今年秋收以前向北京郊区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现将开展这一工作的计划安排如下：
一、郊区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包括大多数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是拥护的，特别是今年生产搞的好，丰收在望，广大社员的情绪是稳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比较巩固的，但是，以部分富裕中农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攻击我们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在城市大鸣大放时期，也公开或暗地地进行破坏活动。
1、各社都有部分富裕中农（约占全体富裕中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因为入社以后，不能再雇工剥削和进行商业投机，或减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对合作化不满。他们经常散布一些破坏合作社团结和巩固的言论，想使合作社垮台。有的抓住合作社经营管理上的个别缺点，加以夸大、渲染，说“合作社搞坏了”，“吃了贫农的亏”。向合作社过多地要自留地，抢拉已入社的牲口、大车到社外干私活或闹退社闹借支，有的甚至煽动别人退社，暗地组织富裕中农社。有的抗拒社、队干部的领导，连犯劳动纪律，打骂社、队干部。
2、有些富裕中农和少数单干户、退社户（多是富裕中农）不好好劳动，搞商业投机，获得较高的收入，并以此向社员炫耀其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煽惑一些社员闹退社。有少数贫农和下中农受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划不清界限，甚至发生动摇。
3、有些乡、社、队干部，在处理社和国家之间的问题上，只照顾局部（一社、一队的小集体）利益，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有的干部把农产品尽先多分给社员，不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有些乡、社和生产队的干部破坏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将蔬菜和花生等私自以高价卖给小商贩，郊区今年即发现有十四个社不严格执行蔬菜产销合同，私自出售蔬菜，连犯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命。有些社干部不顾归还国家贷款，迟迟不还购卖生产资料的欠款，不想缴机耕费，过高的要求提高蔬菜价格。
4、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城市大鸣大放时，暗中散布反动言论，少数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竟明目张胆地向农民反攻倒算，报复打人、甚至企图杀人。有些反动的会道门分子、巫婆也在某些地区活跃起来，闹圣药、圣水，造谣惑众，并有少数流氓、二流子破坏劳动纪律，打人、骂人、聚赌、斗殴、强奸妇女，破坏社会秩序。
二、根据中央指示和郊区情况，当前十分需要向郊区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主要锋芒是集中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克服党内的右倾思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以便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同时，在这次运动中，对广大社员群众的正确批评、建议和要求，要切实地认真改进工作缺点，进一步巩固和办好农业合作社。进行教育的步骤和方法如下：
1、首先发动和组织农村全体居民（包括单干户和其他农村居民）大鸣大放，放手发动群众把各种意见和问题都提出来。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一种右倾表现，我们应当相信尽管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甚至是反动的言论，但是经过群众的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大争特争、充分的辩论，最后是一定会弄清楚大是大非的，而且放的愈充分，辩论愈能展开；群众受到的教育也就会愈深刻，收到的效果就会愈大。为了便于群众的大鸣大放，工作组和乡、社的领导干部在开始鸣放时，对于群众的意见要耐心听到底，对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急于批驳。同时，乡、社干部不要因为自己有某些缺点，不敢发动群众，而要主动检查，放下包袱，积极参加运动。鸣放的题目，可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结合本乡本社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具体问题。鸣放的方式力求多种多样，便利群众，时间一周至十天左右。
2、鸣放告一段落以后，对鸣放中暴露出的问题，交群众展开辩论，对于各种错误的意见要展开深入地批判，主要锋芒应首先集中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关于粮食问题和统购统销问题的辩论亦必须力求充分。对部分富裕中农过多的留自留地、抢拉已入社的牲口和大车、煽动退社、搞商业投机等破坏合作社的行为，要发动群众与之进行说理斗争，一定要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同时，给他们指明走上集体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鼓励他们今后从积极参加劳动中逐步达到不减少收入和增加收入。广大贫农和下中农，也要通过这次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克服他们的自私自利思想残余，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散漫习气。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普遍养成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风气。克服一部分乡、社、队干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作风生硬、不够民主、脱离群众等缺点。辩论一般可在生产小组内进行，要注意使各阶层成员和积极分子骨干都能畅所欲言。在必要时也可以召开社员大会，队员大会。辩论时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辩论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一般可在一个月左右。
此外，对于已摘了帽子又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地主富农分子，可以再戴上帽子，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处理。对于刑满释放又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可再捕再判。对于流氓、地痞屡教不改者强制劳动教育改造。除现行活动外，对以上这些人的处理要放在工作的后期。
3、对“鸣放”中，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经过认真研究，凡能立即解决的都应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的，也要向群众说明原因。
4、在“鸣放”期间对生产和保卫工作都要有切实的安排，不能因为鸣放影响生产，并且要通过这一工作推动与搞好生产。
5、为了有准备地、有秩序地开展这一运动，市委和区委决定由各部门抽调一批干部，每乡派一工作组，在各区委具体领导下，协助各乡党组织作好这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为了取得领导这项工作的经验，市委和郊区各区委已组织二百余名干部都在东郊区六里屯乡、南苑区西红门乡、丰台区小屯乡和赵辛店乡、海淀区东冉村乡、石景山区八宝山乡、京西矿区上岸乡、昌平区马池口乡开展这一工作，使这几个乡的工作先走一步。第二批干部一千二百多人，市委已于八月二十二日调齐，并且进行了动员，分派到各郊区，运动即将在郊区全面开展。希郊区各区、乡党委迅速作好准备，立即行动起来。
6、市委已指定陈鹏、赵凡、张大中、常浦、杨益民、张进霖等六同志组成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郊区各区委应当发扬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的精神，切实领导好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全面整风）运动。
（八月十九日北京市委的报告）
入夏以来，广西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尖锐起来。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利用这种形式比较普遍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在农村兴风作浪，造谣生事，恫吓农民，殴打干部进行反攻倒算，杀人放火，真是无恶不作。对群众造谣说：“黄绍竑又回来当主席了”，威胁干部说：“你还敢管我，该我管你了”。有的地方出现“向章伯钧先生看齐”等反动标语。
另一方面少数富裕中农公开散布反合作化反统购统销的言论，串连退让。他们说：“合作社办坏了”，“入社不自由”，“留粮太少了”，“统购统销饿死人了”，“退社有粮吃”。有的中农公开号召人拉牛退社。最严重的石龙县三个区有一六、○○○户退了社，不少合作社垮了台，或者形成“队收队分”指挥不灵了。在垮了社的村庄，就有了买卖土地，放高利贷，雇佣工人的现象，个别村庄地、富反革命分子很嚣张，公开持械戒严，拒绝干部进村。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就泛滥起来。不仅第三类物资进入自由市场，连粮食油料等统购物资也进入了自由市场。有些墟镇公开进行粮食交易，严重地影响了粮食征购任务和国家收购任务。更恶劣地是商贩成群集队，拒绝检查，甚至凑钱收买打手来打我市场管理干部，据八月份以来不完全统计，被打伤的干部已有六十余人。
所以形成上述混乱情况，正如中央所指出的，自三大改造后，大家只注意了经济工作，忽视了政治工作。从农村来看，只有资本主义挂帅。农民说：一年多以来农村连标语也不见了，不知道你们到底还办不办社。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的叫喊，却大大兴旺起来，而且这种叫喊迷惑了我们很多干部，他们未加分析误认为这是全体农民的意见，好像合作化真的使人们生活下降了，统购统销真的把人饿死了。于是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好像宣传合作社优越性，坚持统购统销就输了理，这阵风刮到那里，那里就有“糟得很”的言论。许多干部被解除了思想武装。农村中大部分基层干部是好的，他们要求撑腰，要求制止破坏活动。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支持，部分干部有“退坡”思想，不愿再干了，广大贫雇农也徘徊起来，对流言蜚语半信半疑，他们说“究竟社还办不办呢”，“共产党真的要退走吗”，有的人就进城看共产党还在不在。有的农民积极分子则磨刀霍霍，准备杀了地主，跟着共产党走。也有的农民不了解大势，向地主赔礼道歉，准备退回土改时分得的财物。
鉴于上述情况，八月初我们即发出制止迷信活动，在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教育的指示，强调打击地、富反攻，批判资本主义，强调坚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在接到中央八月八日指示以后，又先后开了电话会议、地书紧急会议，布署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到目前为止，除若干县份，因为地处边远，或者是县委思想不很通的以外，多数地区已经开始展开了斗争，发展较快的容县专区、桂西自治洲、宜山专区等效果很大。各地大致采取了大张旗鼓与深入细致相结合的方法，先在圩镇上展开宣传攻势，或者趁逢圩的日子，在圩镇上斗争，这样传播很快。农村中黑板报、广播站恢复起来了、标语也贴出来了。这样就大大鼓舞了农民，打击了邪气，农民说“大风暴又来了”（他们把合作化运动叫“大风暴”），接着各组展开了斗争。通过回忆对比，启发农民的觉悟，集中地揭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向他们开展斗争。在这种声势下，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纷纷认罪了。富裕中农的叫喊也有所收敛，有些退社户又回来了。石龙县经过半个月的斗争，退社户已回社的九、七○○户，出工率由百分之三、四十突增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缴公粮非常踊跃，原来想“退坡”的干部工作也积极起来了。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有一种惰性，一下推不动；还有少数县、区同志，麻木不仁，看不见当前农村存在的尖锐斗争；个别县的领导人还别有看法。本身对社会主义合作化就不热心。
现在看来，运动的发展大致是第一步打击不法地富、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第二步才能坐下来细致地开展大辩论，集中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将来，第三步集中地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合作社内部的一些矛盾，几个步骤虽然是交错进行的，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上述几个段落。
我们准备秋前（九、十两月）一直贯彻推动这个运动，结合这个运动来推动农业生产，粮食征购等工作。秋后，看形势的变化再确定新的方针。
为了配合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我们已布置在专、市、县机关开展整风、反右派、分批分期地在工矿、手工业合作社、合营商店进行反右派斗争教育或开展反右派斗争，并采取措施打击黑市。广西因为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反右派斗争七月下旬才认真开展起来，比全国迟了一大步，而且大鸣大放做得很不够，省级机关是在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以后才放的，但收获仍不少，省直机关和南宁市已抓住二四○余名右派分子。专、市各机关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但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实际上在不同形式下都自动地放出了一些东西，各色人等都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于开展整风，反右派的斗争，形势也还是有利的。
（八月二十七日广西省委报告）
北京市委在八月二十六日批发市委教育部八月十七日关于中学反右派斗争情况的简报，并着重地指出：当前主要问题是有些中学里的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一场思想政治斗争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有些人有单纯业务观点，忽视政治，有些人则思想右倾，看不见敌人，或者在对右派斗争中有温情主义。另外，许多单位的党组织还没有学会领导这场思想政治斗争，不会划分左、中、右，不会摆事实，讲道理，不会发动与争取中间群众，以致有些批判会开得不好，有的甚至发生简单粗暴现象。市委教育部和各区委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同志，总结经验，掌握政策，以便开学后很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各中学的党员负责干部必须无例外地亲自领导这个运动。下面是这个简报的原文：
一、中学的反右派斗争自七月初开始以来，已经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初步发动了群众，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并且对一部分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运动已经初步展开。全市参加运动的共有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进修学院、工农干校、工农速成中学等），教职员八千一百六十二人，其中有党员一千二百四十八人，团员一千三百五十九人，民主党派五百三十二人。经过初步排队，左派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中间分子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右派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到八月十六日为止，经过区委或市委批准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共有一百七十人。由于招生工作的影响，运动曾于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一日暂时停止，目前又由于毕业生安排工作紧迫，大部分中学暂时停顿。
二、中学教职员在前一阶段没有大鸣大放，目前组织鸣放、挖掘右派与反击右派同时进行；而且各中学党的领导比较薄弱，运动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群众发动得很不够，因而运动很不深入。全市一百三十四个单位中直到现在还有三十九个单位没有揭发出右派分子，个别单位甚至连反右派学习也搞不起来。已经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也因为还没有掌握讲道理、摆事实的斗争艺术，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被批判倒了的还是少数。如东四区共有十六个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真正在群众中搞臭了的只有三人。二十五中由区委批准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四人，已经开始批判的二人，都没有被驳倒（有两人还没有开始批判）。因此，各区委和各中学的党支部，应当利用开学前的休整时间，切实总结过去一段运动的经验，以便在开学以后普遍地、深入地在各个中学中展开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第一，必须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右倾情绪。对这一场斗争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不积极领导，对反右派斗争采取消极态度种种右倾情绪，在有些学校领导干部中至今仍然相当严重。例如七十四中党员领导干部魏熙芬说：“我们这里没有右派，你们说有右派，就斗我好了！”后来她请产假，教育局另派来干部接替她的工作，在区委的帮助下，已经找出四个右派分子，其中一人已经区委批准为重点批判的右派分子。又如，六十五中党员校长张迅如，当区委和市委的同志批评他的消极态度时，他认为是将他的军，还说：“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对运动仍不积极。有的学校领导干部怕斗错人，怕将来道歉，在批判右派分子时客客气气，战斗气氛不足，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没有打下去。例如三中斗争右派分子韩瑞昌时，许多人发言都加上“韩先生知识水平、工作水平都比我高得多，我的意见不一定对，提出来供您参考”等类似的话，在这种气氛中另一右派分子丛治礼（军统分子）在会上说：“今天会上大家的发言都是断章取义，但总的精神是好的，希望韩先生好好接受。”对于这种污蔑性的发言，大家竟没有进行批驳。有的领导干部怕开学后影响业务，想在暑期内草率收兵。另外，有个别领导干部平时对党不满，在群众中散布过一些错误的甚至于反党的言论，包袱很重，不积极领导斗争。因此，在开学以前必须抓紧时机，一刻也不要迟疑地在中学的党员领导干部中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克服各种右倾思想。有些中学没有党员领导骨干，有些学校的领导干部由于有严重的缺点无法领导这个斗争的，应该在开学以前迅速抽调干部予以加强。
第二，有些学校在批判右派分子时不会很好地展开说理斗争，不会拿事实和道理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是机械地搬用“三反”、“肃反”的某些作法，企图简单地运用群众压力来解决问题，有的斗争方式粗暴简单，违反政策。如有的单位批判右派分子时，不让被批判的人发言，给右派分子乱扣帽子，甚至出现拍桌子、瞪眼睛、骂人等现象。例如八中斗争陈国政的会上，一个群众拍桌子申斥陈：“你要死狗”，陈即答骂：“你才是要死狗！”又有几个人骂陈：“你是流氓！”并把陈包围起来。经在场的领导干部劝阻，才未发生问题。有的学校对右派分子的论点还没有驳倒、驳透，就想把他开除或送去劳动教养，企图用简单的组织处理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场严重的思想政治斗争。必须教育干部和党员团员的左派，认清在这一场严重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必须充分进行说理，才能取得胜利，任何简单急躁粗暴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运动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宜过早作组织处理，已经批判的右派分子中，除班主任、政治教员不宜于让他们组织担任原职外，一般教学工作和行政职务都应暂时不动，可以一边批判、一边让他教书和工作；有些人被批判臭了，不能继续教书，可暂时找人代替，留待将来再作处理。
第三，做好斗争中间群众的工作。前一阶段由于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不限，对群众的教育不够，对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的争取工作也很差。不少中右分子因为自己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心存顾虑，不敢揭发右派分子，有的中右分子还替右派分子辩护。如运动开展较好的二十五中，在十二个中右分子中，向左转的只有一人，有六人还靠近右派分子；有七十九个中间分子中，向左转的只有四十二人。少数学校曾经错误地采取人人检查过关和号召普遍揭发的方式，也曾引起群众的恐慌。有的学校甚至错误地斗争了个别中右分子或中间分子，也增加了中间群众的顾虑。应教育干部充分认识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的重要意义。除了通过坚决打击右派和切实改进工作以外，各单位党的负责干部应该亲自动手做争取中国分子的工作，找中间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说明运动的性质意义，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斗争，同时还应找出一些中右分子作标兵，以分清界限，解除顾虑。
第四，应该教会各基层单位进行政治排队，根据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表现重新进行分类排队，使下步的战斗心中有数。前一阶段排队时，由于没有经过大鸣大放，暴露不够，只能是作初步的分类、排队，必须在斗争中重新排队。同时有的单位分类排队时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把工作不好、生活作风不好、肃反对象或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不加分析地一律划为右派。有的把一时表面积极的人看成自己人。由于排队不够准确，在具体对待时就不断发生问题。如二十一中把章伯钧的大舅子李印峰（李健生的亲哥哥，曾参加过我外围组织，后变节投敌，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划为中左，而且当作积极分子作用。这显然是很不妥当的。进行政治排队，可以参考运动以前的政治态度，但主要的还是根据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划分左、中、右应当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进行，不要放在群众中讨论，也不要公布排队的结果。
第五，鉴于各中学教职员中过去没有大鸣大放，同时目前在工人农民中即将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大辩论，因此各中学开学以后，也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整风、大鸣大放入手，重新发动群众，组织鸣放，展开辩论。对于正确的意见和批评则加以接受，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则组织批判。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局和各个学校必须对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迅速地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凡是正确的又能够办的意见，必须迅速执行，以改进工作，对某些重要问题不能马上执行的，也应提出解决的方案，报告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加以解决。这是关系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抓紧。
（摘自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市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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