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0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安徽省各地农业社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情况
福建省委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部署
吉林省通过大辩论整顿提高三类农业社的经验
河南省、地、市直属机关当前反右派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山西省级机关文教系统反右派斗争情况
福建省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及试点乡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江苏省各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和暴露出的问题
湖南衡阳、桃源等九个县市中学右派分子的动向及开展整风的情况
陕西省委关于在全省厂矿、基建、交通运输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
河南省五个市在街道市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贵州省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情况
青岛市第二批整风单位发动大鸣大放的具体经验
安徽省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
青海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情况
全国右派分子统计
目前，全省各地农业社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形成高潮。粮食问题大辩论已经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推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特别是当前粮食征购工作的进行。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说：“过去比口粮留得多少，现在比余粮卖的多少”，“过去说怪话的多，现在说真心话的多”了。
全省夏粮征购，在大辩论前三个月时间内，仅完成了九亿八千四百三十六万斤，占任务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蚌埠专区只完成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八月底，各地开展大辩论后，截至九月九日统计，全省夏粮征购已经完成了十一亿二千五百十三万斤，占任务数的百分之七十七，不到十天时间就增加了近百分之十。蚌埠专区也完成了五亿三千九百六十一万斤，占任务数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七四，比辩论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四。芜湖市郊区已经超额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四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全省秋粮预交预售，据九月十日的统计，已入库粮食十八亿九千四百零二万斤，占任务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四，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同期入库粮食八亿八千八百四十四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一八。安庆专区，已入库六亿三千零九十一万斤，占任务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六，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同期入库粮食一亿一千六百四十三万斤，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四十一点八七。
瞒产行为在辩论中也受到了揭发和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报实了产量。阜阳县委召开的区、乡、社三级扩干会议上，有五十九个乡二百八十一个社的干部报出了四百万斤瞒产粮。宿县红旗社党员干部陈望早带头报实产量，并节约多卖余粮一百三十多斤，带动了全队多卖余粮四千多斤。棕阳县长安社十七个小队报实了产量，共报出五万多斤瞒产粮，第四大队还报出了午季瞒产三千二百斤。霍邱县“七一”社原有五个生产队，瞒产五千二百六十斤，现都已报出，卖给国家。怀远县五岔社七个生产队，共报出瞒产小麦四千六百斤，现已全部作为余粮出售。
节约粮食的风气也有了进步。据繁昌县新民社四个队的调查，原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户一天吃四顿干饭，浪费了一些粮食；现在都作了计划，节约用粮，不向政府多要粮食了。芜湖县刑西社，大辩论以后，大部分群众由原来一天三顿干饭，改为一天吃二干一稀或一干二稀，以节约粮食。
各地在大辩论中，都是首先教育干部，然后以三类社为重点开展辩论，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一，在干部中进行大辩论。
阜阳县委是召开区、乡、社七百七十二人参加的三级扩干会议进行辩论的。根据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辩论的中心内容是：粮食统购统销到底好不好？粮食产量比过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国家征购任务是否重？农民口粮标准是否低了？等等。辩论的主要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回忆、算账、对比。例如：通过“解放前荒年饿死人，现在受灾有粮吃不发愁”，“解放前槺菜半年粮，现在午季吃到秋后还有余粮，过年还可以吃好面”等等实例对比，具体地教育了干部，帮助干部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分清了大是大非，鼓舞了搞好粮食工作的信心。王仁区永昌社的干部在会上受到了教育，保证回去将二万多斤余粮出售给国家。万光社主任刘家全，散会后第一天就动员干部、社员交售七万斤早秋征购粮。
第二，深入到三类社有重点地开展大辩论。
芜湖专区各县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均以叫嚣统购统销不好、叫喊口粮标准低等最厉害的三类社为重点。据统计，全区三百九十二个三类社中有七十九个三类社为粮食大辩论的重点，并派出了三百零二名干部具体加强了领导。
第三，在开展大辩论的同时，打击了农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据全省八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共逮捕了五百九十人，其中：地、富分子四十人，反革命分子五十五人，其他坏分子四百九十五人；共斗争和批判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其中：斗争地、富分子四百五十人，反革命分子九十二人，其他坏分子八百零五人。此外，各地还对一百一十七个富裕中农进行了说理批判。
各地在社内开展关于粮食问题大辩论的做法，都是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进行的。具体的步骤是：
一、在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鸣放。
在鸣放中看出：贫农和绝大多数的下中农都是拥护粮食统购统销的，他们要求实行“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舒城县北玉社贫农社员反映说：“我们口粮够吃，不要提高了，但要定得合理，不能大人、小孩一样多”。少数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放出了不少反动谬论，妄图取消统购统销办法。舒城县城北乡北玉社老上中农解安元，就到处叫喊口粮不够吃，说：“田埂也上不去了。”“十成人饿得只剩下两成了。”并进行煽动说：“人急讲胡话、牛急压横耙，扣紧必炸，共产党的江山也不稳了。”还说：“国民党在也给我们吃饱。”等等。寿县水家湖区长岗乡淮新三社的上中农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叫喊口粮标准低。该社金星生产队中十四户上中农大肆叫嚣统购统销不好，口粮不够吃等，力图抗拒和破坏统购统销（实际上十四户中有十一户是粮贩子，一户是放粮食债的）。由于富裕农民的叫嚣，迷惑了少数有右倾思想的乡、社干部，他们不加分析研究，盲目提出要减少征购任务。桐城县有一个社主任说：“不管你讲我资本主义还是本位主义，反正五百二十斤不够吃，最少也得七百斤”。
二、鸣放之后展开了辩论。
做法是依靠积极分子、贫农和绝大多数下中农，展开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统购统销好不好？口粮标准低不低？
在统购统销好不好的辩论中，由远到近地摆出了大量事实，以理驳倒了富裕中农的叫嚣。怀远县五岔社有一个贫农说：“解放前的世界不象个世界，粮价一天涨几回，有一次我到蚌埠卖了二担麦子，卖的价钱回到家一天只值二斗粮食钱了，过没几天，二担粮食的钱只能买二打洋火，一斤洋油了。解放后要不是统购统销，粮价那能有这样稳当，我看统购统销对那个人都有好处。”另一个贫农贾明银说：“怀远年年有灾，要不是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有十条命也死完了。”五河县淮河社贫农孙长弓说：“你们（指反对统购统销的富裕中农）这些没良心的，俺这里年年受灾，要是没有政府调来粮食吃，早就把你们饿死啦。”寿县淮新社贫农金道登、辩论会上针对上中农金照启对统购统销不满而放出的谬论，进行反驳说：“金照启是粮贩子，贩粮食时渗糠兑水都干过，一年要剥削到三、四十担粮食，统购统销堵死了这条剥削路，他当然不满。”通过辩论，绝大多数的社员都认为统购统销好。据阜阳县东清社统计，在参加辩论的一千一百零一名社员中， 有一千零五十一人拥护统购统销，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五。
在口粮标准低不低的辩论中，通过算细账的办法，具体地说明了标准不低而是年年有了增加，有力地驳斥了富裕中农“口粮不够吃”的叫嚣，也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棕阳县长安社算了三笔账：第一笔账是解放后口粮年年有了增加。解放前全社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零六斤口粮。解放后逐年有了增长，到一九五六年，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每年平均已达到六百四十斤口粮。一九五七年的口粮预计还要增加。第二笔账是人口和牲畜的增加，扩大了食用量。说明解放后几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粮食增产很多，但口粮的留用量还不大宽裕的主要原因是：人、畜增加的速度很快。长安全社自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仅四周岁以下的小孩就增加了一千五百零八人。第三笔账是农民比工人、干部的口粮吃得多些，不是吃得少些。算细账结果证明：全年每个农民比工人平均要多吃三十二斤米，比干部要多吃七十多斤米。长安社在算账的同时，还对一天吃四顿干饭、嫁女儿造房子等乱用粮食的浪费现象进行了批评。通过辩论，一致认为口粮标准不低，表示说：“现在比过去吃得多，还说不够吃，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辩论的同时，还对一些粮食投机分子、对统购统销有破坏行为的分子进行了适当的说理斗争，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肥西县馆驿乡李河农业社对煽动闹口粮、不卖余粮、破坏统购统销的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反革命分子和五个富裕中农，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说理斗争和批判，打击了他们的叫嚣和破坏活动，帮助农民在粮食问题上进一步分清了大是大非。斗争后该社有一个下中农反映：“过去受了他们骗，跟在他们后面也瞎叫口粮不够吃，今后要站稳立场，不听他们的鬼话了。”
三、在经过辩论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掀起预交预售秋粮的热潮。在送粮中，具体安排好劳动力，做到了生产、送粮两不误。对征购任务分配不当的，根据秋粮（主要是早、中稻）的实收情况，作了调整，对群众一些合理的要求作了正确的处理，普遍宣传和贯彻了“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使粮食的征购工作做得更加合理。
（九月三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内部资料”）
省委于九月五日举行了地、市委书记的电话会议，对如何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作了具体布置。兹将会议的内容汇报如下：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就是农村整风运动，也就是农村的政治思想运动。这次运动的特点主要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由农民群众根据自己亲身体验，提问题，发议论，展开辩论，来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才能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合作化、农业生产、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才有可靠的思想正确。
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三：
（一）在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两条道路斗争，经过大辩论，辩明大是大非，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二）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当前其他任务的完成。运动中要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三）通过这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实际斗争中考验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搞好整党整社工作。
这个运动对领导上有三个要求：1、要学会走群众路线。要当成干部学会走群众路线的一次训练。2、要实事求是。对农民提出的意见要加以分析，区别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对正确的要采纳，边整边改；对错误的要解释说服；至于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要给予严肃的批判、斗争。目前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也要在粮食任务完成后检查一遍执行政策的情况。3、坚持说理斗争。要坐下来开会，摆事实，说道理，而不要采取粗暴的办法，更不准打人骂人。这就要督促和帮助基层干部下苦功学会斗争办法。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要用严肃的揭露、分析、批判的办法去驳倒他们的谬论歪理，不能采用粗暴的办法。会议认为上述三个要求是运动顺利发展和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运动中对干部教育和干部边整边改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说工作组下乡去参加领导帮助农民搞大辩论的本身，就是对自己的锻炼、考验、提高，也就是一种整风。这个要向他们交代清楚，上级也要加强领导，教育他们。
最近闽侯县委扩干会上，乡村干部讨论后都说大辩论有五大好处：1、可以辩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2、可以分清谁拥护社会主义，谁不拥护社会主义；3、可以考验党员和干部；4、可以提出意见，纠正缺点；5、可以使我们回忆过去，对比现在，看到将来，完成任务更有劲头。
这个运动大体分为四个步骤（阶段），各地可按不同农事季节和工作情况自行安排。
（一）准备阶级。这个阶级要做的工作主要的是分析研究农村政治思想情况，准备辩论的材料，训练骨干，开好党员会、干部会、贫农会（包括新下中农），克服干部的右倾思想，做好动员大放大鸣的一切准备工作。
（二）大辩论阶段。大辩论第一次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结合其他问题；第二天以合作化问题为中心，结合其他问题。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另行安排一两次以别的问题为中心的辩论，如城乡关系、遵守法制等问题。
闽南地区秋收季节比闽北迟一些，如果秋收前粮食问题辩论完了以后，也可以接着搞合作化问题大辩论。时间安排应当实事求是，除了看季节之外，还要看当地农民的思想问题，那个问题大，时间就花多一点，那个问题小，时间就花少一些。
辩论会要多开小会，以两三个生产小队带单干户（二、三十人）为一个单位来进行较为适宜。开全社的大会，在动员放鸣时可以开；在小会辩论问题到成熟时也可以开。但开大会事前必须要有准备，会议进行中要有领导。
在一个乡村里、一个社里开展辩论，是从大鸣大放开始，然后小会争论，争来争去，有“输”有赢，“输”了不要洩气，也不要发脾气，要再组织力量反驳，逐步把谬论驳倒，树立正气，这样是正常的。小会进行中或进行后，开几次较大的会，这种较大的会应是小会辩论的集中表现，是带有总结性的。
从辩论过程中发现有反动地主、富农破坏言行，或者发现有富裕中农破坏合作社、进行黑市投机、破坏国家法令等行为，必须进行大会斗争的，最好还是排在大辩论后面进行，这样做使大辩论更深透，有好处，免得在辩论过程中造成过分紧张空气，影响自由辩论。另外，如果有的乡村，有地主、富农的反动破坏活动是属于阻碍运动开展的，经过县委研究批准后才可以先斗一下。主要问题是要对干部说清楚，开展大辩论，打开局面的关键在于动员大放大鸣，不要想开头去斗几个人就可以打开局面。所以，把斗争和处理这种反动言行放在大辩论后面是较为适宜的。
大辩论要力求普遍深入。在大辩论中一定要坚持争取团结中农的大多数（包括富裕中农）的方针。现在大家都晓得，决定辩论胜负的关键是贯彻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但对贫农的依靠必须注意多做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要提高贫农的觉悟，使他们第一要学会用算账对比办法摆事实、讲道理；第二要懂得团结中农的政策；第三要积极带头搞好当前任务，提高他们的能力和威信。这样，就不是简单地轰轰隆隆地开一次会就行了，而要工作组多和他们个别串连，多开一些小型的谈心会、座谈会，一面教育他们，一面和他们商量办法。会议认为：现在有些地方大辩论只有一部分成年人参加，应该注意吸收老年人、妇女、青少年、农村小知识分子、小商贩、手工业从业人员等参加辩论，也可以组织一些专门的座谈会或辩论会，做到所有农村人口都受到教育，家喻户晓。尤其是目前解决粮食问题的思想问题，一定要组织妇女参加辩论会、座谈会，这部分力量很重要，不可忽视。
在大辩论中要结合边整边改，凡群众提出的能改的就要改。估计大辩论搞好了，就会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下田的人多了，就要更好地安排劳动力，争取秋季丰收。
（三）整党整社阶段和总结、巩固，提高阶段。这第三、四两个阶段都要在秋收以后搞。在目前要注意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准备工作，如积累整党整社材料，研究合作社增产增收和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草拟搞第三阶段试点的方案等。各地、县委还要准备根据大辩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编写一些对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政治教材，以便在第三或第四阶段进行教育。
（一）开展这一运动目前主要是反右倾思想，最基本的一点是批判没有充分估计到农民群众多数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就是富裕中农也只是少数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不该怕群众放鸣，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经过辩论，真理是会愈辩愈明的、经过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是能够把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起来的。但是反右倾思想，领导上还要注意给下级干部具体办法。
（二）贯彻阶级路线中不要乱提违反政策口号。不能强迫富裕中农退社。对单干户所应完成的统购任务今年要严格，但不要追交去年以前的。要严禁打人骂人，不但在辩论会上不许这样做，就是开斗争大会也不允许打人骂人，一定要依法办事，以理服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通干部思想，还要他们教育群众自觉地遵守纪律。
（三）反资本主义要划清政策界线。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不是反对单干户（不能把单干户都叫资本主义），也不是反对适当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更不是反对富裕中农整个阶层。现在有些乡干部认为富裕中农吵吵闹闹是由于去年提出了“优先发展粮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对经济作物、副业生产的领导”的方针，是由于宣传民主办社、乡村干部整风等等，而被助长起来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应当肯定以前那些措施是正确的，否则，就易造成思想混乱。至于那些是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而必须严肃批判和斗争呢？这要从其根本思想、政治方向以及其对国家生产计划、粮食政策、合作社章程、市场管理等具体表现来分析研究。凡是碰到这种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区别问题的性质，分别采取批评和斗争的教育方法，以免乱戴帽子造成今后不利发展生产，不利于团结的后果。
（九月七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德惠县万宝区大青乡大青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九五五年冬由原来一个行政村的八个初级社和部分个体农民合并建成的。全社二百六十七户，七个生产队，男女劳力三百四十七个，耕地六百七十二点七二公顷，其中水田十一点五公顷，耕畜一百一十一头。社内有党员十一名，团员十三名。该村从一九五三年起由于互助合作运动，完成各项任务较好，一连两年被评为模范村，但后来党支部书记、村长、宣传委员有严重的贪污、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和政治历史问题，在一九五五年均被撤换；加之并村建乡后，干部经常变动、调配不齐，支部和社干部不负责任，长期放松领导，因此，该社现在已成为三类社了。其主要缺点是：
第一，社员思想混乱。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不满，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对吃粮问题，有的也叫，没有的也叫，在二百六十七户中叫喊粮食不够吃的有一百八十三户，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五。有些人故意扩大事实，说马料太少，把马饿的放个屁都打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问题，都归咎于合作化制度不好，一些富裕中农反映：“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户。”单干户和里一半外一半的户（社内一个劳力、社外一个劳力），并且这些人有三不出：一不出人开会；二不出民工建勤；三不多卖余粮。由于他们的影响，加上合作化经营管理不善，夏锄时社员不顾社内生产，去附近农场铲地挣钱达三百多个工作日。有二十四户社员（占总户百分之九）已提出秋后退社，有一部分社员未公开提出退社，但也表示秋后看一看再说。
第二，党支部与管理委员会，放松对合作社的领导。党支部和小组从春到现在没开过会，有的党员根本不知道党小组长是谁。团的支部委员会到现在还没有建立。合作社的干部基本是纯洁的，突出的问题就是严重的不负责任，三名主任有两名长期不到各队检查督促生产。二十三名社主任、队长、会计和统计员中，有十四名已提出不再当干部。
第三，经营管理混乱。包工包产不合理，包工不论岗地和洼地都一样给分，使洼地多的社员吃亏。包产没有根据土质好坏评产，而是在同类作物中都是一个指标，劳动定额根本没有推行，不论劳动好坏一律十分。有六十二名半劳动力和妇女，作业质量非常坏，每天也挣十个工分，因而影响了劳动好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许多社员很不满意地说：“我们合作社是长个手就挣十分，谁还往好干呢。”互利政策贯彻的也很不好，有六匹牲畜入社两年没有作价，使有牲畜的户很不摸底。在财务工作上，旧账没结清，除劳动工账外，新账根本没记。
第四，在生产上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去年八月底副业收入三千五百七十六元，今年只收入三百七十一元，废耕地二十七点四公顷。去年分配时冒分了九千多元，除占用预购粮款七千多元外，还变卖了一些生产资料弥补冒分缺额。共卖牲畜二十七头，牲畜死亡六头，杀卖耕牛七头。现有母畜五十三匹只有八匹揣驹。社员反映：“我们的合作社是卖家底子过呢，这样还有不穷的。”
整社的根本方法是依靠乡、社的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大辩论，批驳资本主义思想。具体步骤是：深入了解情况，训练积极分子，进行思想动员；组织社员大鸣大放；开展大辩论；处理具体问题。
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到社后，首先向支部说明来意，经过介绍情况之后，同乡、社干部组成整社工作组，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名整社干部，分别深入各队。在全体队员会上，除说明整社的方法步骤、目的外，并帮助生产队公布前一段的劳动工分，对一些劳动少的社员进行教育，同时发动社员进行劳动自报，根据当前生产情况，安排了小段农活。通过发动生产，社员的劳动出勤率显著提高。一方面帮助社干部开展了工作，同时在每个队又选拔了七、八名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团结在工作组的周围积极地反映情况。在开始了解情况的时候，主要是了解合作社的当前生产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各阶层社员和单干农民的思想动态；合作社的领导情况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除在全体社员会上了解情况外，还分阶层召开座谈会和到社员各家作访问，并在各队分别召开了整社积极分子会，进一步说明整社的必要性。乡社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都表示这次整社一定要整好，并说明办好合作社，全体社员都有责任，为了办好社，必须发动全体社员把所有的意见和办法都提出来。培养训练了积极分子，为下一步鸣放作了思想准备。
经过研究，首先确定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社员鸣放，并由乡社干部或生产队长主持鸣放会议，工作组协助。在鸣放之前，各队充分发动群众普遍作好思想动员，号召社员互相酝酿、串连，给一天的时间准备意见，工作组的同志还找几名社员进行了个别交谈，鼓励发言。有的队事先准备让积极分子在会上带头作启发鸣放，把发言顺序作了排列，防止了开闷会。但在鸣放中间，有的党员不敢大胆地提意见；也有的党员担当社干部，听到社员的意见就忙于作解释，影响到社员的鸣放，支部及时纠正了这个缺点。另有的队，由于有乡社干部参加，部分社员怕报复、扣帽子，而不敢畅所欲言，因而采取了划片分组进行鸣放，社员才敢于提出意见。有的队发现这个问题，社干部主动表明态度作检讨，及时地打消疑虑，虽未分组鸣放，也能放透。在鸣放中，社员之间的反驳意见一般不展开争论，应该大家集中精力鸣放。约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社员真正把内心的话说出来，大小会三、四次即可鸣放完了。从大放大鸣中看出，主要是对有关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的优越性两个问题意见较多，认识模糊。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对粮食统购统销政府和合作化运动，散布许多不满情绪，说：“粮食的统购统销不好，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过去没有实行统购统销也没有挨饿。”并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好。”少数贫农、下中农对这两个问题也有误解。通过大鸣大放进一步暴露了各阶层的不同思想，为开展大辩论制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社员鸣放出来的问题，开展大辩论的中心题目是：粮食、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两个问题。辩论的程序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开小型会后开大型会，层层辩论，逐步深入。为使大辩论顺利地开展起来，首先在五十余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留量少不够吃。这是在积极分子辩论中较普遍的认识。根据这种情况，工作组的同志作了一些正面教育，首先说明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重要意义；其次将全国的粮食情况和各地留量标准作了介绍，说明要想增加留量必须积极增加生产，多打粮食；最后以当地的典型实例批判了浪费粮食的现象，说明有不少社员同样留量，因为节约就多吃了几个月的例子。经过教育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不少人说：“咱们过去那知道全国粮食情况，这样一说咱们留量还比关里多的多呢。”积极分子辩论后，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吸收一些较好的社员进行讨论，以扩大力量，准备在广大社员群众中进行辩论。
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吸收单干农民参加），先辩论粮食问题，后辩论合作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先在党内辩论两次以后，再在群众中辩论粮食问题时，首先出题辩论了“粮食的统购统销究竟好不好？”会上许多贫农、下中农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新旧社会对比，驳倒了一些富裕中农的错误说法。如下中农桑永福以自己过去高利抬粮，高价买粮，连吃二年灰菜的事实，说明了统购统销的好处。他说：“只有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才说它不好。”接着不少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他的意见，就把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讲得更加全面、具体。一些说统购统销不好的富裕中农，看到会上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也不得不低头承诺错误。但个别的富裕中农还不服气，说：“统购统销好是好，就是‘三定’留量太少。”当时这个问题曾引起少数贫农、下中农的共鸣。随着大家辩论了“留量到底够不够”的问题。有的提出八百斤也不够，普遍要求增加留量。这时一些积极分子也无力反驳。工作组的同志帮助讲了一下全国的粮食情况，算粮算账，说明在该地的留量在全国是较高的，使社员看待粮食问题时，把个人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加上算了生产队几年的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增减的细账之后，驳斥了企图多要留量的思想，会上的情绪开始有些扭转。进而引导讨论吃粮不够的原因，经过事先准备，对个别浪费粮食突出的社员，还指名揭发出许多浪费现象。对倒卖粮食的进行适当批评教育之后，大家对一些叫喊留量不够的企图就更加认识清楚了。同时发动几户勤俭持家、节约度日的社员介绍了经验，说明只要有计划地节省用粮是够吃的。这时再说留量不够的人就很少了，要求增加留量的也没有了。有些浪费和倒卖粮食的户，还作了检讨。经过社员之间的揭发教育，原喊留量不够的一百八十三户，最后实际缺粮的只有三十八户，占全社户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二。这部分人是大人多小孩少和个别能吃的，还坚持留量不足的意见。这一点只要承认过去平均留量不合理，提出今后须改进，他们也就服气了。进而帮助生产队制订爱护粮食的公约，发动各户作好节约粮食的计划。总之，通过辩论粮食问题后，使社员一致认识到，只有搞好合作社，增加粮食产量，才能提高留量，只要改进留量的方法，今后有计划地节约用粮，大家都能够吃。
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首先引起争论的是“究竟是合作社好，还是单干好？”在这个合作社也同样有不少贫农、下中农社员能以许多事实从各方面说明合作社的优越性。这里主要是针对个别思想动摇的富裕中农、羡慕单干户想走回头路的社员开展说理教育，进行必要的思想批判。同时对个别拉社员退社、破坏社员之间的团结、搞投机捣把、不交公粮、不卖余粮的单干农民，发动全体社员揭发事实，开展说理教育。经过揭露批判个别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违法行为，一方面对全体农民进行了守法教育，同时也使社员再进一步认识到单干农民并不“优越”，一些跟着落后富裕中农的贫农，经过教育归队了，中农、下中农也团结过来了。大多数社员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划清了思想界限，划清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这时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会上有的就主动承认错误，一些过去羡慕过单干的社员也纷纷作了检讨。至此，会上辩论的中心，很自然地转移到如何办好合作社的问题上来。大家都提出没有办好合作社的原因，认为办好社每个人都有责任；过去劳动出动少的社员，表示今后一定积极参加社内劳动；过去遵过劳动纪律、服从领导不够好的社员，也自动承认自己不对。大家还对怎样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
辩论这个问题的结尾时，根据多数社员的要求，在各生产队争辩的基础上，又召开了两次全社（吸收单干农民参加）的争辩会，对十户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突出严重的、群众极为愤恨的富裕中农，作了重点批判。会前在各队抽选了积极分子，并掌握充分可靠的材料，以两天的时间进行酝酿准备。经过群众中的大辩论，摆事实进行说理教育，他们不再那样嚣张了，从而使群众中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社员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以前提出秋后要退社的不退了；原来不积极工作的干部，除一名副主任还要求辞职外，其余的都积极工作了。他们说：“社员觉悟提高后，工作也好做了。”二十六户里一半外一半的户，有十三户已回社参加生产，十九户单干户，当时就有五户报名入社的，其余的表示秋后看，只要再做些工作，多数是能够入社的。
对社员提出的问题，除在鸣放和大辩论中已解决的以外，社管理委员会又逐项认真地作了讨论、研究，提出了解决办法，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修改通过后，在队内社员大会上进行贯彻。
包工包产包副业和劳动定额问题。对包工不合理的地方都进行了纠正。没有进行的工序要扣回；对费工的洼地，追补工分；将外来支援的工（集中在一、两个队）扣回归社。原有没有包工的十一点五垧水田，根据费工情况，重新进行了包工。对包产问题，计划普遍进行一次检查，纠正不合理的包产指标，使多数生产队能够超产，以解决队与队之间的矛盾。包副业由原来收入都归社改为社队四六分红（社六队四）。在劳动定额上，对一些小学生、妇女和作业质量非常不好的人，经过与本人协商，队内社员大会讨论，适当扣回一部工分；对劳动好的社员适当的增加一些工分，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
对尚未作价的牲畜，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与本人充分协商，根据牲畜质量好坏，按着稍高于入社当时市价的原则，分别进行了评价。
财务问题，由工作组帮助，组织全社会计和统计人员，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结清了旧账，全部建立了新账，并以生产队为单位逐笔向社员作了公布。建立了按时公布账目，钱账分管，上下联系三项财务制度。
大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以后前进了一步，干部和社员对整社工作普遍感到满意。较普遍的反映是：这次整社真解决问题，我们合作社要不经过这次整社，到秋很难巩固住。主任石长洪、孙万说：“通过这次整社，心里亮堂了，学到了不少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办法。”赵惠林说：“这次整社真象打救命针一样，一下子又把合作社的命救活了。”
（摘自九月七日吉林省委批转的文件）
省、地、市直属机关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总的看，发展是健康的，是好的。但是，存在有几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一、从指导思想上看，一方面，在少数单位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仍然存在。如有的单位产生厌倦情绪，想草率收兵；有的单位怕划这么多右派，将来无法工作；有的对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斗不下去。所以，深入反右派斗争，必须同时反右倾思想。否则，反右派斗争无法取得完全胜利。另一方面，在八月二十七日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上着重强调了反右倾以后，有些单位对反右倾缺乏正确理解又开始产生简单急躁情绪。表现在：⑴不实事求是，想多划一些右派分子。有的单位最近新确定的右派，在群众中宣布以后，震动很大，群众认为不是右派。省商业厅纺织品公司估计右派分子可能占到百分之三十，我们还没有详细检查，这也可能就是这样多但从比例上看是高了。从最近审批右派分子中看，有些单位新划的右派材料有些不足，审批时需要控制一下。⑵有的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省直机关有个单位一个县级党员说：“宁肯左点，也不要右了，以免受处分。不信看看历次运动都是立场右的受了处分，那有左的受处分的。”这是很错误的。“左”在实质上是右，“左”同样会给运动带来损失。⑶在斗争中简单粗暴现象，在一部分单位中又有发生。如商丘市服务局，因右派分子不交代，积极分子给他糊了孝帽子，哭丧棒，抬着右派分子游街，来丑化右派分子。省服务厅水产局斗争右派分子兰朋时，也给他戴上纸帽子，背上贴上个纸条，咱们一个科长说：“过去你丑化我，现在非丑化你不行。”洛阳木材公司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不交代，就用熬鹰的办法，斗了一夜。郑州市中南四公司，在右派分子不交代时，领导干部躲出去，让工人推来推去。林县有的给右派在地上划个圈，吃饭不准出圈。省直有一个单位禁止右派分子自由行动半个月。这说明，在反右倾以后，群众劲头更大了，但是领导上没有把群众这种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说理斗争无力，不能提高，必然发生顶牛和粗暴现象。要注意防止。
二、争取团结中间派的问题。有些单位在宣布第二批右派分子名单以后，发现中间派有些恐慌不安，有的担心是否还有第三批，是否将来要轮到自己头上，因而，思想沉闷，有顾虑，参加斗争不积极。还有个别单位，竟公开让群众讨论谁是右派，闹的人心惶惶不安。有些领导干部怕一些中右分子将来划成右派，现在给中右分子谈话，怕将来再说自己右倾，因而不敢对中右分子进行争取团结工作。中间派恐慌不安，我们不敢谈话，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起来了。这对反右派斗争很不利。一定要想办法加强争取团结中间派的工作，迅速把中间派的情绪稳定下来，一定要把广大的中间群众争取团结过来，并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否则，反右派无法取得完全胜利。
三、边整风，边改进问题。最近很多单位较前重视，并做出来了一些成绩，这是好的。但是，仍有一部分单位，在中央、省委一再强调“两个狠”之后，直到现在仍未很好重视起来。如有的想等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再说，一拖再拖；有的强调客观困难，借口要开会讨论呀，研究呀，请示呀！批准手续呀！（当然有些问题要请示，要批准。）但是对于一些本单位职权范围以内的，而且是合理的又能改正的问题，也迟迟不解决，这很不好；八月四号会议上曾规定各单位把边改问题向省委写个报告，可是至今有些单位仍未写来，有的领导小组仍无专人负责。不论继续反右派的单位，或转向批判右倾思想的单位，都一定要重视边改进，争取团结群众。
四、领导问题。当前突出的有两个问题：⑴有的单位强调业务忙，领导小组只留少数人抓运动，多数人搞业务，慢慢放松了对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有的想赶时间，突击结束运动，转向工作，了草收兵；有的负责当前工作不参加反右派斗争。应把反右派和当前工作很好的统一安排，分工，不要分管，仍要加强集体领导，特别强调第一把手要负责到底，不许松动。⑵有些单位领导上忙于划右派，审查材料，放松了对运动的具体指导，有的以为群众有了一定的斗争经验，不注意亲自指挥作战，因而，斗争深入以后，领导不是进一步加强了，而有些放松和疏忽，这是很危险的。
（九月九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文教口反右派斗争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包括了太原工学院、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教育厅、卫生厅、省体委、教干校、省立人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等十个单位；第二批时行的有工农速成中学、九一小学、中医研究所，太谷干疗院，省防疫站、康复医院等六个单位。运动发展的具体过程是：
在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的基础上，由五月中旬到六月八号左右为大“放”、大“鸣”阶段。在这个时期内，由右派分子王文光通过政协会议的发言，向我们发出进攻的讯号以后，各个高等学校及不少单位内的右派分子的立即响应，向我党展开全面进攻，到六月上旬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十分猖狂，如工学院仅三、四天内，就出了大字报两千余张，搞得学院乌烟瘴气。简直弄得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有些抬不起头来。
从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社论以后，右派分子从全国的形势中开始了溃退。我们是从六月十六日（西安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始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向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并且捉住了一批右派分子，到七月八日左右，右派分子整个崩溃，大部缴械。但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到七月下旬反右斗争在四个高等学校大体各一段落。
在整个运动中，敌、友、我的变化情况是频繁的，复杂的。有的单位几乎是一天一变，各个单位一般都是进行了四次以上的排队工作。兹将左、中、右的变化情况和问题分述如下：
⑴在斗争中的排队情况：统计十个单位参加运动人数共八、八四三人。其中，左派三、一五六人；中左一、八五五人；中中二、三三八八；中右一、一○三人；右派三八三人（极右分子一七六人，一般右派二○七人）；疑似分子八人。
⑵运动结束时排队：参加运动人数九、○○一人。其中，左派三、二二九人；中左一、八九八人；中中二、二八四人；中右一、一三四人；右派分子四三六人（其中极右分子一五三人，一般右捎二八三人）；疑似分子二十人。
在右派分子中，党员十三人，其中极右分子二人，团员一一四人，其中极右分子三十八人。
⑶在四三六名右派分子中，经过斗争的有三六二名（斗争告结束的三三三名，正在斗争的二十九名）。不准备斗争的七十四名。
⑴排队的依据和标准：排队是依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识别香花毒草的六项原则，并根据每个人的言论、行动，参考其平时表现与历史来进行的。左派：是完全拥护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动摇，批评右派很有力量，对党有感情；中左分子：在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上比左派差一些，在某些问题上对我们有动摇；中中分子的特点是：“墙头草，两面倒”，对我们虽无成见，但也不反对右派，不关心运动；中右分子是思想上很象右派，但政治上还不是主张推翻我们的。右派分子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恶毒地从各方面丑化我们，否定我们。在右派分子中可分为五类：第一，有反动言论，有反动行为的；第二，有系统的反动言论的（这两种人，均作为极右分子）；第三，在主要问题上有反动言论的；第四，公开赞扬右派主张，或公开为右派分子辩护的；第五，在这次“鸣”，“放”中虽无言行，但历来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应划为右派。
⑵如何区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应从动机和效果上结合起分析，如其用心是恶毒的，企图也是在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者，均属政治问题；凡是出于善意地帮助党整风，而情绪虽有偏激，措词虽有不当者，均属思想问题。凡在大“鸣”大“放”和一切公开、背后场合中，没有向我党进行任何表现，但在自觉的思想检查时，谈出了自己的反动思想，这类人也应以思想问题对待，不能列为政治问题，按右派分子去斗争。凡对可划为右派，又不可划为右派，而争论不决者，暂划为疑似分子和中右分子，观察其以后言行而再定。
⑶排队的规律：依据四个高等学校排队结果，右派分子约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左右；党员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百分之一左右；团员百分之三左右；民主党派百分之五左右。右派分子大部是阶级出身不好的或曾任过旧军政人员的。如四个高等学校教师中有九十六名右派分子，肃反对象就有三十八名，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三，剥削阶级出身的四十九名，占百分之五十一；学生中右派分子二二四名，肃反对象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点七，阶级出身不好的有一○七名。
⑷右派分子是怎样发现的？大“鸣”大“放”中浮出来的二二九名，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五；经过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出来的一二四名，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斗争中被挖出的四十四名，占百分之十；老牌右派三十九名，占百分之九点七。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⑴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并说外行领导不了内行，无知领导不了有知；⑵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拥护铁托、尼赫鲁之类的社会主义。⑶破坏党群关系，丑化共产党员，把积极分子骂得狗血淋头，他们的结论无非是要共产党下台；⑷污蔑我们的各项政策，如说合作化搞糟了，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统购、统销不好，只顾国家不顾人民，国家党时期天天打仗，人们也要吃饭，现在弄得人民少吃没穿；⑸破坏国际团结，替帝国主义宣传，利用斯大林错误和匈牙利事件大做文章；⑹攻击我们的“肃反”政策，说什么成绩是次要的，错误是严重的，说我们“肃反”是违反了宪法，侵犯了人权；⑺散布资产阶级人生观，提倡人性论、良心论等超阶级的东西，迎合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右派分子的政治论点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民主平等，生活上要求绝对平均，主张政治上学习西方，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说什么阶级斗争过时了，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用了，指责党是“唯成份论”者，说我们党是“家天下”，说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出卖良心者”是“用群众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等等；拥护“党天下”的说法，不承认人民民主专政，把我党比之为“法西斯”；等等。
我们在反右斗争中，必须讲究策略。⑴彻底丑化右派分子，搞垮他的市场；把右派放出来的毒箭驳得体无完肤，使他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⑵抓政治论点，不在生活细节上纠缠；⑶结合罪恶照顾人缘关系，确定斗争场合和深度。在具体做法上：⑴采取全面部署，分头进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⑵不断分析运动的变化情况，做到心中有数；⑶重点突破，争取起义；⑷公开揭露，层层剥皮，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具体方式，采用：⑴大会、小会；⑵广播、自由讲壇、大字报；⑶讲演、辩论会、座谈；⑷家庭访问，个别谈话，等等。
经过激烈的斗争，右派分子全部击溃了，四百三十六名右派分子表现是：投降缴械的一百七十八名，占百分之四十点八；投降不缴械的一百三十一名，占百分之三十点三；顽抗的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十二点一；未斗争的七十四名，占百分之十六点四。
总的来说，右派分子基本上被孤立了，小集团都瓦解了，群众的政治热情，普遍提高，过去不问政治的人，现在也发言了。左派有了很大的锻炼，思想解放了，学会了独立思考；大部分群众政治思想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关心政治的自觉性增强了，体会到政治上犯了错误不得了，和党的情感较前更加密切了；普遍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把这次斗争当作了生死斗争；解决了国际、国内问题上的许多糊涂观点，思想清醒了，眼睛雪亮了；摸着了今后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各单位党委针对本单位群众思想情况，反复地在党内外进行了动员工作，并组织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社论等文件，指出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批判了温情主义，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具体经验有如下几点：
⑴如何培养积极分子？
第一，及时要领导意图和政策、策略具体地向积极分子交代，以便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第二，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文件，使他们掌握思想武器和识别是非的能力，坚定立场，增强斗志；第三，及时总结交流斗争经验，不断地训练积极分子；第四，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表扬和批评，处处给他们撑腰作主；第五，加强思想领导，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进行针对教育，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⑵如何争取中间分子？
争取中间势力，是发动群众的关键。我们的办法是：第一、解除思想顾虑。反复向他们正面讲明运动的性质、目的、意义，说明中间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界限，召集中间分子参加我们一定的会议，使其感觉是自己人；第二、运动中有关重大问题，或确定重点斗争对象时，要和他们商量，争取他们的同情和赞助；第三、对一时难以识别的中右或右派分子，采取等待观察的态度，对稳定中间派，孤立右派作用很大；第四、彻底揭露和丑化右派分子，争取中间分子的同情；第五、加强思想教育，针对中间分子怕报复、顾情面、缺乏斗争勇气等思想表现，耐心地进行教育；第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也能争取中间派；第七、坚持说理斗争、防止粗暴、追逼行为，实事求是地划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
⑶如何瓦解右派分子？瓦解右派的办法：
第一、集中火力打击右派骨干中的首领，从各方面加以丑化，使他们威信扫地，陷于孤立；第二、抓取弱点，重点突破，捉一些俘虏，了解内幕；第三、开展政治攻势，加强压力，争取右派起义，第四、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对待；第五、讲明政策，指明出路。
培养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右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在争取中间分子工作中，主要依靠广大的积极分子去联系，防止少数人包办代替。只有广大中间势力向党靠拢，右派分子才能陷于孤立。而右派分子瓦解的越快，对鼓舞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也有很大的影响。
⑷在反右派斗争中，坚决贯彻边反边改的方针。据农学院、师范学校两个单位统计，“鸣”“放”中群众共提了二、二四三条意见，运动中已改进七百一十三条，占百分之三十一。这对群众鼓舞很大。
（二）必须坚持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四个学院是停课进行整风反右的。从教育厅、卫生厅等六个单位来看， 一般来说是执行了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的。如卫生厅、除领导力量上进行分工外，在时间的安排上是以每周的二、四、六日下午集中力量整风、反右。前一段的斗争中既保证了有充分的时间、力量进行反右斗争，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工作。但在具体贯彻执行两不误的原则中，还是有问题的：⑴省体委在运动开始，结合的较差，曾有一段时间，偏重了工作，放松了整风反右斗争，因此，右派揭发不出来，运动表现了迟迟不前，直至七月中旬，才扭转了这一局面。⑵教育厅开始在工作、整风时间的安排上过分零碎，一天以一、二小时进行整风、反右，使工作、整风都受到了影响，尤其是时间拖得很长，问题得不到解决，使群众情绪消沉涣散。七月底改为半日工作，半日整风后，情况大有转变。⑶有个别单位，还采取了抽出少数人反右，大部分人坚持工作做法，这样的方式使多数人划于运动之外，是不妥当的。
（三）通过运动，我们体会到从思想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每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一定有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四）从这次反右斗争给我们在改造知识分子问题上指出了途径，创造了条件。
（五）运动中必须建立严格的汇报、请示、批准制度。文教口除抽一定的力量建立了办公室外，还派出专人亲赴各单位参加活动，了解情况；制定每周一、三、五汇报、会议等制度，能及时了解情况，指导运动；严格控制对右派分子的审查批准手续。通过这些重大措施，就防止了运动中的重大偏差。
（六）运动中的缺点是，部分单位的领导，在运动开始，信心不足，决心不大，彷徨观望，拖拖拉拉，影响了运动的发展；教干校在斗争右派分子刘西舟时，没有及时组织火力，没有及时研究进攻右派分子的战略、战术，致使时间拖长，对估计可能发生问题的个别右派分子，没有加强思想工作，如医学院会发生贾丽华自杀事件（未死）。
（一）整风中应该继续巩固和扩大反右战果，在思想检查中，各单位应继续搜捕漏纲的右派分子，必要时将思想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
（二）应该切实贯彻改得狠的原则，将群众提出的意见，通盤研究制定方案，坚决贯彻，经过整风，各单位应有一个新气象出现。
（三）做好对右派分子的复查处理工作。
（四）建立各单位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加强对民主党派的思想领导。
（五）在反右斗争的基础上，从高级知识分子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
（九月九日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给省委的综合报告）
一、福建省委八月中旬扩大会议的精神，于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即贯彻到县。现各地正进行训练干部、典型试验等准备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现已训练了队伍近六万人。
本月十五日以后，全省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县（市）可结束三级扩干会议；同时，这些县中有半数地区可将三级扩干会议的精神贯彻到乡。现在已投入运动的乡，主要是各地、县委的三百八十多个试点乡、社，这些乡、社中除少数的辩论已告一段落外，大部分正在鸣放或开始辩论。
参加三级扩干会议的对象，主要是区、乡、社干部和部分老农、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贯彻省委八月会议的精神，以粮食问题为中心，采用辩论的方法，解决区、乡、社干部对于粮食问题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尾巴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思想行为，并研究、部署了一个乡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步骤和作法，同时也安排了当前的生产工作。通过辩论，一般的都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到会干部基本上解决了对于粮食问题的各种思想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克服了右倾思想。据南平地委八个县的统计，经过辩论尚未很好解决思想问题的，区干部只有百分之三点七，乡、社干部有百分之八点八。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许多干部都自觉地检讨、揭发了不少阶级观点模糊以及在粮食问题上隐瞒产量、提高留粮标准、拉长留粮时间、进行粮食投机活动等事实。仅沙县在会议上揭发出了瞒报的粮食二百六十五万斤；龙岩、永定、武平等三县也揭发出瞒报粮食一百三十多万斤。由于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因而工作积极性也提高了。乡、社干部都纷纷在会议上提出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二、在各县三级扩干会议及试点乡的工作中，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⑴干部对于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还认识不够。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认识不到大辩论实质上是对农民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而把它当成仅仅是完成粮食任务的手段。因此，有把握完成粮食任务的地区，干部对开展大辩论的劲头不足，认为粮食任务完成了，辩论可以不搞了。而粮食任务较大的地区， 干部则有急躁情绪，要求立即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辩论，以推动粮食任务的完成。有少数乡、社干部甚至怀疑我国历年来的粮食增产情况，说：“增产是干部叫出来的。”另一种是对于在农民内部展开大辩论和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的两种不同性质混淆不清，不明确前者是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改造，是人民内部分清是非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敌我问题。不少县、区、乡干部都存在有借斗争地主、富农来打开局面的思想，反映在工作上，采用以斗争敌人作为开展辩论的前奏；或把斗争敌人和组织辩论交叉进行的作法，相当普遍。如东山县在召开三级扩干会之前，先召开了机关干部和区干部会议，斗争了一个右派分子副区长，批判了三个有右派言论、五个有个人主义思想的干部，并且 普遍地检查了四个主义。这样，给干部思想上的压力很大，在三级扩干会议上都不敢暴露真实思想。经地委发现后，又重新动员鸣放。屏南县也在三级扩干会议上审判了一个有违法行为的粮站副站长，并判处了他七年徒刑。南平县在安排工作步骤时，把斗争地主、富农放在大鸣大放后辩论前，干部认为这样可以推动辩论。该县大横区在训练积极分子时，也把乡里的一个地主拉到会上斗争，说是教育干部。有些试点乡的做法也是这样，如华安县下坂乡，在开始辩论前，先开了一天一夜的斗争会，斗了十一人，然后分小组辩论，结果辩不起来。然而，该乡党干部还认为收获不小，认为原来不出工的都出工了，推动了生产；原来购粮任务差七万多斤，现在不但完成了，还超额一千多斤。南靖县长让乡在辩论阶段中，组织控诉资本主义的大会。这种作法，已经影响了对干部和农民进行深刻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工作走了弯路。
⑵如何具体地正确贯彻团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政策，在干部思想上还不明确。这个问题在六、七月间进行阶段教育时表现得比较突出，在打击地主、富农的同时，斗争中农的面较宽。诏安县四十六个乡斗争了二百一十七人，其中有富裕中农八十五人，贫农二十三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并且还有吊打现象。干部对上中农的认识也有偏左偏右的情绪，如厦门郊区干部有的就认为上中农都是右派，过去团结错了；有的认为只要有上中农在，合作社就办不好，工作就不好作。这次各县的三级扩干会议，虽然强调地重申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解决了干部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对于前一阶段工作中留下的影响估计不足，对于具体作法交代得不够，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不免发生偏差。如华安县下坂乡在开展辩论前就和斗争地主、富农一起斗争了六个富裕中农、二个贫农；南靖县长指示各乡在辩论阶段中组织富裕中农座谈会，劝他们退社，弄得十八户原想退社的富裕中农吓坏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退了，其中有三户还哭着要求工作组不要赶走他们。这样作的结果，就妨碍了辩论的开展。
⑶干部存在有“生产已经定局”的思想，对生产工作抓得松了。这是各地必须注意加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灾情又有发菜的地区，更应继续强调开展农村大辩论必须结合生产、推动生产，做好抗灾保秋工作，力争秋季大丰收。
（九月十二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到九月十日止，各县贯彻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三级干部会议，大部分已经结束。根据已开完会的三十个县的统计，参加会议的区乡社干部共有三万零九百四十五人。
会议的开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县委作报告进行正面教育后，动员大鸣大放，组织辩论，揭发和批判本位主义、资本主义等思想，在辩明是非、澄清思想的基础上，交代粮食征购任务、政策，部署秋冬工作。另一种是县委作报告进行正面教育后，未动员大鸣大放，仅作一般的讨论。采取前一种做法的县，会上放得比较足，暴露的问题比较多，思想问题也解决得比较透彻。采取后一种做法的县，放出的东西不多，效果也不如前一种好。没有大鸣大放的地方，主要是由于县委领导上对大鸣大放有顾虑，怕干部不吐心腹话，怕放乱了不好收拾。如江宁县委书记作了报告后，三界社支部书记首先在会上发言说：“领导干部不了解情况，口粮明明不够，要大家说够；解放以后大家的生活都有提高，就是农民没有提高……。”话未讲完，县委书记就站起来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但要实事求是，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会后又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对三界社支书进行批判。这就使其他干部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了。
大鸣大放的经验证明，乡社干部的谬论是不少的，只要注意解除他们的顾虑，是放得出来的，而且也不会放乱。如睢宁县西屏乡第三社分支书张作记，在会议上就放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吃纣王水，不能说纣王无道，共产党在这里，我不能不做共产党的事”；“我情愿要三个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骗人的”；“下面工作做坏了，与基层干部无关，完全是上面做错的”，等等。松江县枫园乡利民社支书施芳琴（老上中农成份）说：“共产党在粮食问题上脱离了群众，如果没有政权军队，脑袋早已搬家了。”干部在鸣放之初确是有顾虑的，但经过领导上反复讲清道理、表示态度以后，有些干部就会开始放，这时领导上只要硬着头皮听，不驳不追，就会由小放到大放，由少数人放到大家都放，逐渐形成鸣放高潮。放的内容开始多半是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批评和对工作上的意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多半是在鸣放高潮的时候才能放出来。鸣放时多半是先讲群众的反映和别人的意见，然后才直接暴露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暴露的问题来看，乡社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是相当严重的，突出地表现在瞒产私分和黑市投机两个方面。高邮县三百九十八个社中，今年夏季瞒产私分的有二百四十八个社，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共分去粮食一百一十四万斤；以社为单位集体贩卖套购粮食的有五十二个社，占总社数的百分之十三，套购贩卖粮食九万余斤。昆山县张浦乡二十九个社，有十五个社瞒产私分，最多的一个社瞒产私分粮食达十多万斤。松江县到会的八百二十二个干部检查，与奸商勾结搞粮食投机活动的有四人，直接从事贩运粮食的有二十四人，高价出售粮食的有一百一十人，三者共占到会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八。高邮县菱塘区的干部说口粮有十种情况不够吃：单身汉不够吃，大人多的不够吃，不吃代食品不节约的不够吃，姑娘常回娘家的不够吃，婚丧喜事不够吃，三定以后增加人口的不够吃，没有陈粮的不够吃等等。该县临泽区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待群众闹口粮是泥菩萨劝纸菩萨，嘴上教育，心里同情。”漂阳县竹箦乡的干部说：“没有黑市买真要饿死人，黑市是逼出来的，是粮食紧的结果。”
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证明，解决思想问题必须经过几次反复。一般规律是，经过正面教育，可以初步澄清一些糊涂认识，解决一些思想问题；经过鸣放、辩论，绝大部分人才能分清大是大非，接受“以丰补歉”和“丰年少销”的方针；但在交代征购任务时，还会有一部分人思想“回潮”，仍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反复进行教育，最后仍有少数人思想不通。这种思想回潮在碰到新的具体问题时，还会常常出现，必须继续教育。据扬州专区六个县排队，一般都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干部思想半通，百分之五左右的干部思想不通。思想难通的干部大多是中农成分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以及搞黑市投机活动的人。如高邮县周山区有一个中农成分的社长，对贫农成分的干部说：“在这里话好说，回去罪难受。”车逻乡有些中农成分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要忘记春天受的罪。”因此对这些基层干部，还要在会后的乡社干部会和全民大辩论中继续使他们受到教育搞通思想。
（九月十四日江苏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最近由省委文教部会同共青团省委，教育厅，省教育工会，组织了由九个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十天时间分别去衡阳市、湘潭市、益阳市、常德市、邵阳市、湘乡、衡山、桃源、祁东等九个县市，着重了解中学教师特别是右派分子自整风以来的动态，并听取了当地党委对于中学如何开展整风的一些意见。现将有关材料择要汇报如下：
从这次调查的九个县市中学的情况看来，自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之后，虽然毕业生工作任务一直紧张忙迫，中学还未开展整风，但中学教师中的右派言行，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暴露。少数市县（如衡阳市）在传达省委宣传会议精神之后，曾经多次组织座谈会，学校中出了墙报、教工报，因而鸣放的材料较多；多数县市教师参加县市宣传会议回去之后也组织了一些座谈，初步有所鸣放；另有少数单位由于传达、开会较迟，省委关于中小学暂不整风、集中力量做好毕业生工作的指示迅即下达，没有进行什么鸣放（如益阳市）。在同一地区各校鸣放的情况也不平衡，据衡阳市十一所中学分类排队的结果：鸣放较充分、右派暴露较明显的学校有四所；鸣放出一些问题、右派有某些暴露的有四所；稍许鸣放了一点，右派没有明显暴露的有三所。但是，即令是没有领导开展鸣放的学校，右派分子通过秘密方式、个别地在“自由市场”上的活动仍是普遍的；只是由于反右派斗争没有开展，群众尚未发动，材料尚未揭发掌握起来。
从这次调查和各个已开展斗争的中学反映出的情况看来，右派、中间、左派的大体状况如下：
在中等学校普遍都有，只是数目多少不同，他们的情况相当复杂，在活动规律和手段上也有其特点。
1、据七个县、市，二十七所中学一千一百五十名教职员的初步分类排队，右派分子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最多的学校占百分之十七，最少的学校占百分之三点八，一般的在百分之十以上。但由于当前整风运动大多还未正式展开，材料掌握的尚不够充分，加以划类标准也不太明确一致，因此这个数字不很准确。
2、根据衡阳市十所中学初步摸到的四十四名右派分子的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⑴有二分之二出身于剥削阶级；⑵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历史反革命和有一定历史罪恶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在解放后受过刑事处分或其他处分，有的还有杀亲之仇；⑶由于语文教师比其他教师更为复杂，因之在语文教师中排出的右派分子也较多，其次数学、历史，再次是学校行政骨干；⑷民主党派成员居三分之一强，并多为其组织之负责人；⑸大都是中年人，极少数是青年，个别为老年。
3、中学中的右派活动规律可大体归纳为如下三条：
⑴在全国全省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拍手称快，遥相呼应；赞赏光明日报、交汇报，争相阅看，有的甚至加批加点，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贩卖；对长沙市三中右派分子杨继华“我的管见与忠言”一次，更是普遍赞赏，好些人说这篇文章是“说出了中学教员心里要说的话”。衡阳市八中右派分子廖先浩看到储安平的发言后说：“储安平解放前是我的政治教师，现在又是我的政治教师。”“他们到底是高级知识分子，敢说敢为。”
⑵在学校鸣放期间，首先他们最突出的是竭尽全力攻击党团员、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有的挖尽心机，恶毒地把学校党支部的成员逐个加以丑化，企图彻底把党的整个组织搞垮，以遂其篡夺领导的阴谋。邵阳市二中右派分子马少乔（民盟二中支部主委），在鸣放期间召开了一次民盟二中支委会，以“统一对党的认识”为题进行讨论，最后由他作总结，把该校的党员形容为一批“书呆子”、“木菩萨”、“事务主义者”，然后说：“象这样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又怎么能领导学校？”衡阳师范教员刘铨（地主、兄在劳改），在“教工通讯”上给学校的每个党员都画了一幅丑相。桃源三中一个右派分子，张贴一张题为“菩萨种种”的大字报，把党员都丑化为“笑菩萨、恶菩萨、睡菩萨……”湘乡四中右派分子把校长兼党支书杨联注大骂一番之后，竟至把他监视起来。湘潭市一中的右派集团发动向党进攻时，还内定了接收学校的人员名单。
其次，他们还千方百计的集中篡夺教育工会的领导，以此作为据点来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他们大肆诽谤工会选举不民主，有的学校工会领导和教工简报已被右派所篡夺。邵阳卫校的右派分子还和工会主席协商搞垮党支部后是由教育工会领导还是由民盟来领导的问题。
再次，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不但在教职中到处点火，他们还在学生中进行煽动和点火。正当毕业生工作任务紧张之际，右派分子普遍拒绝执行省委、省人委关于中学暂不整风，集中力量做好毕业生工作的指示。桃源三中舒师尧公然在教研组长会上说：“大地方大人物可以鸣，为什么小地方小人物不可以鸣？！”当他去双溪办理招生工作时，甚至捏造试题洩密的事实，向专署挂发长途电话，蓄意破坏招生工作。桃源、湘乡师范有部分学生曾在六月间酝酿闹事，右派教师曾在其中起了恶毒的挑拨煽动作用。湘乡四中学生余生祥因偷盗钢笔被人发觉而自杀，衡山一中学生因患急性喉头炎不治身死，右派分子都抓住这些事件对外造谣说是“学校逼死的”、“是学校领导上官僚主义的恶果”，企图挑拨关系。
最后，他们不遗余力地捏造和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否定社会主义，尤其是竭力咒骂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益阳市三中右派分子钟峰说：“合作化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到的一点老底子（指土地）都剥走了！”常德市、邵阳市都有右派分子引用“桃花源记”一文中的词句，歪曲说：“中国农村美丽的田园景色，全被土改、合作化破坏了！”湘潭市一中右派分子陈资航公然诬蔑统购统销弄得“农民吃饭不饱”，“学生也不服”，并说：“我家里吃了几天玉米，我就吃不饱，学校领导自己饿几天就知道。”
⑶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右派分子始则诽谤、抗拒运动，大肆叫嚣“收了！”“过火了！”“这是压制民主！”继则故作镇静，或是“愿左右而言他”，如说“我们这里只有右倾思想，没有右派分子；大城市有；上面有，下面没有。”当斗争逐步深入时，有的右派分子就推说自己“水平低”，“看不出问题”，有的则继续活动，或订“攻守同盟”，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少数人则仍然猖狂活动。另外还有个别右派分子假装投河自杀来威胁领导，如湘潭市一中右派分子傅家奎，当其右派集团被追查时，他即在轮渡码头附近人多处“投河自杀”，水深仅及腰部，事先还服了二两虎骨酒，结果未死。
在学校中所占数量最大，一般占百分之五十—六十左右。现在中间群众由于大势所趋，有一部分开始有了向左转的趋势，一部分人还揭发检举了一些材料，但徘徊观望、温情主义、顾虑多端的仍占多数。据衡阳市五所中学九十八个中间派的统计，开始向左转的四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二；漠不关心消极应付的，据两所中学五十三个中间派的统计，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还有少数人则同情或庇护右派，或有严重思想顾虑，怕挨整，怕戴右派帽子。
中间群众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⑴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据衡阳市统计，大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有少数人有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几年来他们虽有一定进步，但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因而认识模糊。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表现立场摇摆。
⑵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政治觉悟一般不高，只管业务、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很多，曾经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右倾情绪，发表或同情过一些右派言论，如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在湘潭师范曾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教师随声附和。
⑶对领导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意见。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人在各项运动中曾经受过批评审查或斗争，或在某些政治、经济（如提拔、入党、放薪）问题上未能达到个人要求，因而存在程度不同的不满情绪。
在各校都有一定数量，大都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有一定的觉悟和斗争经验，是学校的核心力量。多数人思想觉悟高、对右派言论有正确认识，并积极搜集材料，准备反击右派，斗志甚旺。但其中一部分人有盲目急躁情緒；另有少数人自己缺乏准备、等待领导布置任务或是存有轻敌麻痹右倾情绪。此外，左派也还存在不少弱点：
⑴党的力量仍然薄弱，每一个学校一般只有三、五个左派，只占教职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部分学校还没有民主党派的人数多（据衡阳市十所学校的统计，民盟盟员比党员多的学校有五所，占学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有极少数学校只有一个党员，而且，现有党员多系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他们的立场观点也不够明确坚定，少数的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如衡山二中党员校长孟庆德很早以前就向教师报告说该校“没有右派分子”，干部去了解右派动态时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右派，可以到一中去了解了解。”
⑵左派以年青的居多，他们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斗争经验，实际的阶级觉悟不高。
⑶ 有些人在工作方法上有些毛病，业务水平不高，在教师中威信还不够高。
关于在中学中如何具体开展整风与反右派斗争，各地、市委根据省委指示的精神一般已作了初步研究，但还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衡阳地委文教部初步考虑先搞两个试点，然后再全面铺开，一次搞完；常德地委则初步打算先在常德市搞试点，第一批是常德、益阳、津市三个市加上常德、益阳两个县各搞一个中学，第二批全部搞完。这两种安排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中学较多的县、市能否一次搞完，还是一个问题。如衡阳地区的衡山县有六个中学，常德地区的桃源县，有中学和师范五所，这些县一次搞完是有困难的。我们的意见，从一个专区范围讲，除了试点以外，一般应分两批搞完；从一个县来讲，凡有三个学校以上的县都应考虑分两批搞完；极少数县有五六所以上中等学校者，还可以考虑分三批搞完。
至于在小学中附设的初中班，我们的意见可以在寒假中与小学一起搞。
我们认为大部分学校在前一阶段是鸣放得不够的，右派并未充分暴露，即使右派言行暴露较多的少数学校，一般群众对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善意批评和意见亦没有得到充分发表，这对于反击右派和改进我们的工作都是不利的。因此，除前一阶段已经认真发动了群众和开展鸣放较彻底的学校外，一般的学校都必须坚持贯彻省委的指示，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仍应划出一段时间来认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必须坚持整风、教学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妥善安排时间，除在运动紧张阶段可以占用较多的时间外，在一般情况下，每周以占用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时间或再稍多一些为宜。个别地方打算白天上课，晚上整风；平常上课，星期天整风，这样，势必影响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不能很好的保证反右派斗争，是不妥当的。除了妥善安排时间之外，领导上还应注意将各项工作通盤计划，统一安排，明确分工。
⑴正式确定为右派分子的教师是否继续上课？我们考虑，一旦被确定为右派的教师就不给他工作，将会妨碍敌人的分化瓦解和争取中间分子；而且中学教师中右派分子为数又不少，又往往集中于语文等少数教研组，如果一律不让他们继续上课，也难以临时找人代替。因此，除个别极右分子确实不宜于继续上课者，应予暂时停止上课外，一般仍应准许其继续上课，但应加强检查，以免他们仍然在课堂上去毒化学生。
⑵学生是否直接参加教师中的反右派斗争？有些右派分子在学生中有较深厚的影响，有些学生对右派分子教师的问题知道不少，为了更充分的揭发材料，教育提高学生，彻底孤立右派分子，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用个别谈话或座谈会的方式，将学生的意见加以搜集整理，提交学校整风领导组织，而不要去组织学生直接参加斗争会。
⑶右派分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揭发？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场激烈斗争，因此，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要去搞。有些同志认为揭发右派分子这方面的问题容易引起中间分子的愤慨，兴趣很大，必须注意防止。
⑷关于批判学术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目前尚无条件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如果卷入学术问题的争论，则势必会影响我们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一般不要去批判学术思想。
（九月十四日湖南省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九月五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讨论了“关于在全省厂矿、基建、交通运输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全省大型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不包括一九五六年新合营的）厂矿、基建和交通运输企业中，约有各类各级干部八万七千余人。其中，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参加工作的约占百分之九十。这些企业约有工人三十一万一千余人，其中一九四九年以后招收的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中间又约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人，没有经过企业的民主改革和总路线的教育。
（二）在一九五六年新合营的公私合营工矿企业，约有三百多个。这些新合营的企业，对工人没有进行过深刻的政治教育，对资产阶级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改造。在今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地向党进攻时，在合营企业中的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放出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和其它方面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
（三）在一九五六年参加手工业和交通运输合作社的从业人员，约有十万零七千余人。其中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社（组）还不够巩固，闹社、退社的现象不时发生。社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也比较普遍存在，特别是入了社的小业主的资本主义思想还很严重。
（一）第一批开始整风的单位，为省直属和西安、宝鸡、咸阳、铜川等城市的大型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企业等，共计一百六十八个单位，约有干部七万二千一百余人，工人十六万余人。干部整风，已于八月上旬开始，拟于十二月结束。在这一批开始的单位中，陕棉一厂、大华砂厂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利用停产时间，已和干部同时开始了。其它各单位对工人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间，一般应在干部的大鸣大放之后接着进行。
（二）第二批，为各专、县、市的小型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和交通运输、邮电、建筑工人、野外地质勘探队伍等，共约三百六十个单位，约有干部一万二千六百余人，工人十四万二千七百余人。一般的单位计划于今年十月开始，明年一月结束。但建筑工人和野外勘探队可利用冬训时间进行，具体开始的时间，由当地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百人以下的小型厂矿和小企业，干部和工人可同时进行，不必分开。
（三）第三批，为全省的手工业和运输业合作社。全省的社干和工人约有十万人，计划于明年一月份开始，三月份基本结束。
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基层合作社，基本上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着重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所以，社干和工人的鸣放也应一起进行。
（四）干部进行整风和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所有生产单位，一般的都可占用党、团课和政治课的教育时间，必要时可以占用一些文化技术学习时间。如生产任务不足，中间停产的单位，可以利用停产时间进行大鸣大放和批判、辩论。科室的干部在整风进入紧张时期，可占用一些工作时间。
（五）企业内干部的整风，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鸣大放；第二阶段，为批判右派分子；第三阶段，为着重整攺；第四阶段，为批评和反省。基本上应该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整风一样进行。对第一批和第二批开始的干部整风，总的要求，预期在十二月底基本结束。
（六）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可和干部的整风交错进行。一般的应在干部整风的第一阶段之后开始进行，不要等待干部整风结束后再进行工人教育。百人以下的小单位和手工业、运输业合作社，干部和工人可同时进行，不必分开。
对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⑴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摸清本单位的情况，使领导心中有数；拟定整风和教育的具体计划，并正确地安排生产工作；主动下楼，解决工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对于整风的宣传教育，打消各种顾虑。在开始作动员报告时，各企业可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宣布几条有关的规定，如一切整风活动均在生产以外的时间和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不得影响生产；在生产时间内必须服从管理，遵守劳动纪律；一切整风活动只能在厂内进行，不准在厂外进行，只准动口，不准动手等。
⑵大鸣大放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充分地发扬民主，利用各种形式（包括出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对鸣放中提出的问题可以解决的，就立即进行解决。对提出的意见和贴出的大字报，应组织干部注意收集。鸣放的时间，一般的在三十个小时左右（三、四天）后，即可将鸣放出来的问题加以分类归纳，组织动员工人就下列几个主要题目，展开辩论：第一，新旧社会的比较，工人阶级在新旧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的比较，工人阶级怎样在全体人民中尽到领导责任；第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第三，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第四，自由和规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第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除了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以外，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还可组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问题；第三，当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第四，私方人员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第五，私主人员对工人的关系问题；第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问题；第七，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态度问题。在手工业和运输业合作社中，还可组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第二，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三，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问题。此外，各企业还可以根据本地方本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其他问题，以供讨论。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除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外，他们还应该讨论党能否领导企业，能否领导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同工农群众结合，发展技术是否可以不问政治等问题。在讨论中，应注意引导群众进一步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辩明大是大非。
⑶着重进行整改，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干部进行反省，解决鸣放时提出的问题，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将要解决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作出改进的决议，以巩固整风的成绩。
（一）第一批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单位，除省委直属厂矿和基建单位由省委工业、基建各口整风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外，其余均由所在地的党委领导。
对于第二批和第三批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企业和手工业、运输业合作社，省委要求，省级有关部门和专、县（市）党委及企业的行政管理机关，应指派专人或组织工作组到基层进行检查、督促和帮助，以求得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
（二）各企业在运动开始时，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来领导本单位的干部整风和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下设整风办公室，负责运动的具体工作。
（三）要贯彻生产、整风两不误的方针。领导干部应进行明确分工，分别领导生产和整风运动。例如党委书记、副厂（矿）长或副经理主要负责搞整风，厂（矿）长或经理、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生产；工会、共青团的干部，除抽出一定干部参加领导整风外，亦应适当照顾生产工作；科室、车间（段、队）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应进行适当的分工。在时间安排上，要照顾到各科室、车间的特点，对学习时间不作统一规定（总的要求每天不得少于两小时），同时还必须加强保卫工作，以保证安全生产。
（四）对于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审批手续，根据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九月五日“关于专、县（市）单位和厂矿、基建单位右派分子批准程序的通知”执行。
（九月十六日陕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为了了解在当前城市街道市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我们于九月十三、十四两日听取了洛阳、开封、新乡、安阳、焦作等五个市的汇报。从当前街道市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来看，武装骨干的阶段一般已经基本结束，正在着手进行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准备；重点街道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阶段则已接近结束，个别的已开始转向群众辩论。各市汇报的情况如下：
各市对街道市民的政治思想情况都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分析，从调查情况来看：
第一，街道市民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是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力量。据焦作市生产街调查：在三百六十五户市民中，有职工、干部家属和劳动市民三百二十九户，资本家一户，小业主一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各类坏分子共三十四户。另据开封市鼓楼区生产街、龙亭区西大街两个重点街道调查：总户数二百八十八户，居民九百五十六人，其中工人和干部家属一百五十六人，劳动市民二百零九人，学生一百六十六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各类坏分子共二十三人，其余均为儿童。
第二，街道市民中虽然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但其成分却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被镇压的犯属、保外执行和刑满释放的各类犯罪分子、伪军官、伪党团及反动会道门的成员，地主和资本家家属、地痞、流氓、小偷等。在这些人中间，有些人还不老实。据洛阳市老城区风化街、三府街两个居民委员会对该两条街道的居民的调查：共有地主、富农七十人，其中守法的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八，基本守法的二十六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四，不守法的十人，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另有十七人因年老丧失了社会活动能力；共有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五人，其中守法的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基本守法的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不守法的四人，占百分之十六；共有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十九人，其中守法的三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七九，基本守法的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八，不守法的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共有刑事犯罪分子七人，其中守法的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基本守法的二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七，不守法的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三。有些坏分子的活动很猖狂，如洛阳市坏分子李士泗在大鸣大放中煽动群众说：“现在提意见的人比抗美援朝还凶，我看要变天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李九江造谣说：“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苏联把粮食拿走了”、“中国的政策是苏联掌握的”、“学习苏联不知要饿死多少人”等；甚至竟有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公然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在大街上打伤我警察、军人二人。
第三，城市街道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市民群众觉悟较低，存在着不关心政治的倾向。自从三大改造任务完成以后，某些领导从思想上放松了街道市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街道上有职业的人又按行业归了口，所以街道市民中绝大部分是妇女，是工人、干部、手工业者、合作商店店员的家属。他们终日忙于家务劳动，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不愿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了解得很少，不了解国家的现状。
第四，由于城市街道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某些市民群众不关心政治，因此，在他们中间比较突出的存在着一种只愿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思想。他们经常关心的是“吃”、“穿”问题，所以有些人对国家的各项计划供应政策就感到不方便，特别是对粮食问题有意见，嫌供应标准低，而不考虑国家的困难。
目前，对于缩减粮食供应标准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他们说：共产党、毛主席什么都好，没有任何意见，就是吃粮少一些；一种是经济收入较少的人，他们说：计划供应对富人有利，治了穷人，说：有钱人没有布票可以穿绸锻，没有粮食可以吃糕点，穷人没有钱；还有的人说：“毛主席偏向工人，工人吃粮多，市民吃粮少，把工人抬得太高了。”有些坏分子则乘机造谣破坏，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粮食出口换了机器”、“苏联把粮食运走了”、“粮食让工人、干部吃完了”等等。新乡市民主街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中，有人写匿名信说：“有钱吃肉，没钱零受，想吃豆腐，大街没有，牛猪羊盐，需要食粮、为啥肉类，不算食粮。”
第五，街道市民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分子（如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的家属，对于集体经营还不习惯，思想上还留恋着过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对于合作化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还存在着一些抵触和不满情绪。
第一，目前各市武装骨干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武装骨干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区为单位，召开区、街脱离生产干部和居民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进行训练，然后再武装街道上的一般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如开封市；一种是以区为单位，召开全体党团员进行训练，然后再武装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积极分子和贫苦劳动市民，如安阳市。
第二，武装骨干的过程，一般是首先讲解当前国内的形势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动员干部进行大鸣大放（有的鸣放之后开展了辩论，通过查情况、回忆、对比来提高思想认识，如开封、新乡、安阳；有的鸣放之后，领导上即把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分类排队，作出交代，没有开展辩论，如洛阳、焦作），然后转入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如有些干部看不清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认为三大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再没有阶级斗争了，忽视了对于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些干部存在着片面的群众观点，迁就群众的落后思想，忽视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些干部不敢组织群众进行鸣放，怕群众提意见提到自己头上来，怕今后工作不好作，怕群众提出意见不好解决，等等。最后，通过检查、分析街道市民的政治思想情况，学习党的政策，研究在市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
第三，在武装骨干的同时，各市都注意了对基层骨干进行排队，弄清了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据焦作市市区的调查，全区共有街道党员一百五十八名，其中第一类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五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第二类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的九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四，第三类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反对的二人，占百分之一点六；全区共有街道团员三百三十三人，其中第一类四十人，占百分之十二，第二类二百九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五七，第三类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一；全区街道非党团基层干部共一百一十五人，其中第一类二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九，第二类八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第三类八人，占百分之六点五六。
第一类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中，绝大多数在旧社会受苦、受压迫，现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因此，阶级觉悟高，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对反动的言论和行动能划清界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二类的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大多数也出身于劳动人民，但是比前者阶级觉悟较低，有时对于阶级界限划不清楚。第三类多数是混入我们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如预备党员郭秀真，她父亲是土匪头子，母亲是毒品犯，她以前的丈夫是伪军官，她本人也曾贩卖过毒品。她到焦作以后就隐瞒了成分，伪装积极，当了干部，入了党。入党后，她就挑拨干群关系，包庇反革命，破坏工作。
通过分类站队，使领导思想弄清楚了那些人是主要骨干力量，那些人必须加强教育，那些人必须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并把他们从内部清洗出去。
第四，目前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干部对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还认识不足。有的错误地认为这次运动是一般的宣传运动，没有把它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对于开展运动的劲头不足，有方法、内容和步骤上不明确、不具体；有的错误地认为这次运动是完成粮食任务的运动。因此，他们就只注意了粮食工作，忽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开封市龙亭区委竟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订为“节约粮食的方案”（市委已指示其纠正）；还有的把这次运动看成是专门打击坏分子的运动，因此他们就运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市民群众，光想在市民中找右派、找斗争对象来进行打击，忽视了这次运动是一次群众性的说明理论的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上述思想问题虽然只是在少数干部中存在，但必须注意批判和纠正，否则，就有使运动发生偏向的可能。
第一，截止九月十三日止，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四个市八个重点街道发动群众鸣放的情况是：一个街道鸣放已经结束，开始转向群众性的辩论，七个街道正在鸣放。从各市反映情况来看，因为街道市民受到机关、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所以对于开展大鸣大放有很多思想顾虑，概括起来说有五怕：一怕被划成右派当典型；二怕提了意见不顶事，反而受批评；三怕干部打击报复；四怕得罪人，有失和气；五怕提了坏分子的意见，坏分子闹事。
为了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各地都作了许多工作，我们认为洛阳、焦作的做法比较好。他们反复地向群众讲明了反右派斗争是一种敌我性质的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人民群众内部的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因此，应该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属于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领导上要纠正；属于情况有出入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属于思想糊涂的问题，要通过讨论来提高思想认识；从而来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他们还采取了多种鸣放形式和灵活地提出问题的办法，并向群众表示干部决不会报复。这样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
第二，关于发动群众进行鸣放的形式，各地都根据街道市民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其中有：（一）居民小组会、院会，这种形式便于群众集中，相互了解情况；（二）各类座谈会，如小推贩不能参加会议，就专门召集他们座谈；（三）个别访问，这种形式适合于家务忙不能脱身、孕妇、有病等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四）建立接待室、意见箱。
第三，从群众已经鸣放出的问题来看，大部分属于正确的意见。如批评干部作风不深入、粮站、银行等营业部门服务态度不好，某些工作制度不合理等。据焦作市民主街统计：群众共鸣放意见二百七十九条（因纪录记不好，有些意见可能漏掉了），综合后一百六十四条，其中：属于正确的一百零七条，错误的和反动的五十二条，其他五条。
群众进行鸣放的规律，一般是先提和自己生活密切有关的问题，进一步提到干部作风、党的方针、政策和制度等问题。
第四，各地同志提出，组织群众鸣放必须防止两种偏向：
（一）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群众大鸣大放的目的，主要是让群众帮助党整风，改进我们的工作；当然，也应该注意群众的一些错误思想，以便在辩论中提高认识。因此，那种光想在群众中找斗争重点、或者对于正面的批评和一般性的意见不愿听等，都是不对的。（二）必须防止简单草率。观众在开始鸣放时，由于思想上有顾虑，提意见较少，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发动。但是有人却认为群众没有意见了，不要鸣放了，因此草率结束鸣放。
各市在街道市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步骤上，不尽相同。如开封市委打算分三段来进行。第一段，以粮食、棉布等各项计划供应问题为中心开展大辩论，进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教育；第二段，辩论民主和专政、民主与集中、肃反、镇反等问题，结合打击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第三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开展辩论。时间为三个月，一个月一个题目，并且都要按每一段辩论的问题进行武装骨干等准备工作。
洛阳市委准备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调查情况，武装骨干。武装骨干的主要内容是：（一）讲明当前斗争形势，检查批判右倾思想；（二）交代政策，划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界限；（三）从总结工作入手，肯定成绩，检查缺点，发动大鸣大放；（四）干部鸣放之后，把意见加以综合分析，作出交代，继而转入学习文件，研究在市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第二步，组织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大争。在鸣放过程中：（一）加强宣传好政府，解除顾虑；（二）从总结工作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三）在鸣放的基础上转向辩论。辩论的内容：第一，以粮食为中心的各项计划供应政策；第二，两条道路问题；第三，新旧社会的对比；第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法制问题；第五，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团结、节约等问题。第三步，在进行辩论的基础上，结合辩论的情况，从正面向群众作报告，进行总结，继而转向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上述两种作法，我们认为后者比较具体，较为妥当。
据安阳市汇报，他们研究在贯彻阶级路线方面的意见，应该依靠的力量是：（一）党、团员和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贫苦市民；（二）贫苦市民和没有固定财产或有限少一部分财产者；（三）依靠工人工资生活者；（四）依靠干部工资生活者；（五）革命军人和转业军人家属，特别是现役军人家属；（六）独立劳动者。属于争取团结的对象是：（一）工商业独立劳动者的家属；（二）教职员和中农的家属；（三）私人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四）小土地出租者；（五）进步的资本家家属和有其他正当职业者。打击的对象是：不法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各类坏分子。
上面的两种意见，安阳市分析的比较具体，但是有些人不定属于那一个阶层（如依靠工人、干部家属、革命军人等），因此，也就不够确切。我们认为，洛阳市委的意见基本上还是可行的。
（九月十六日河南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书面汇报）
七月下旬以来，我省民革、民盟、民建（包括工商界）、九三等四个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已走向深入。在这一期间，各党派连续地举行了各种大小会议，除对右派分子进行了继续追击，相继揭发许多重要材料和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外，又挖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八月中旬召开省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各民主党派右派分子的斗争主要在人大会议上进行，民主党派本身仅在某些单位对个别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目前，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机构，已经建立。但由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赴京参加整风工作会议，等待全国统一部署，除民建的右派分子在市人大会上继续进行斗争外，其他党派的斗争暂时停止，进行准备工作。
兹将这一段各党派的斗争情况简述如下：
除前已揭发的吴剑平外，又揭发出来王天锡（侗族，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委会委员、省政协常委、极右）、陈纯斋（民革常委，省参事室主任）等两个右派分子。王天锡阴谋建立“湘黔桂侗族自治州”，他自供建州的目的是为了当州长，掌握政权、掌握兵权，以便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好向共产党讨价还价，起码可以统治一个省。为了遂其野心，曾拉拢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队长杨政等人，借下乡调查民族语言机会发动侗族人民签名，并和湖南、广西的一些人多次密商。陈纯斋在解放前夕曾受李宗仁、白崇禧之命带三千元（大洋）的活动费来贵州活动谷正伦（伪贵州省主席）等人与桂系合作，共同抵抗我军，并拟到贵州组织军队。陈纯斋在解放后仍继续进行活动，如在解放初期，曾捏造一个二十四人的假民革党员名单交省委统战部，并说这些人是在解放前“策反”中发展起来的（经过对证有二十三个是假的），企图骗取党的信任和拉拢一批人。陈在一九五○年曾对邹维新（民革宣传处长）说：“李宗仁、白崇禧的实力还完全保存着，待进机有了变化，就可以打回来。”陈一贯在民革内部制造不团结，打击李侠公（民革省委主任委员，左派）等进步分子。在斗争中，又揭发出吴剑平在解放前后的一些反动材料。吴剑平在起义时将大批武器弹药分散隐蔽，只缴出一些破烂枪枝。起义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派其亲信沈竹苦（现在在劳改）、王劲夫（已镇压）二人去活动已起义部队二四九师师长陈永思、副师长兼团长赵旭、交安庆等人率部叛变，并密对赵、文二人说：“剑公（吴剑平）要你们将部队拉到黔北去，部队集中后将扩编为兵团，由陈铁肩（陈永思）任兵团司令，你二人分行军长，剑公任省主席兼总司令。”当时被赵旭等拒绝了。同时，他还活动起义部队罗湘培和三二八师等部叛变。在我军临解放遵义时，吴亲自布置遵义伪县长（已镇压）炸毁乌江大桥。现正对右派分子作进一步揭发批判。
揭发出张吉坞（极右，省参事室参事）、徐泉生（省人民银行科员）、宋翔（省盐务局科员）、杨克敬（文史馆员）、张绍华（省交通银行科员）等人的右派小集团，并揭发出另一右派分子刘方岳（民盟秘书处主任），一共六人。民盟小集团以吴雪俦、张吉坞为首（吴雪俦又主要在幕后策划）。张吉坞曾任伪副师长，毕节，赫章、镇雄三县联防指挥，解放前后一直贩毒、运毒。于一九四六年混入民盟。临解放前后滥肆发展反革命分子及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入盟。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夺取民盟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拉拢落后分子，打击排挤左派力量。一九五三年从盟工商小组到成立机关支部，张吉坞四处活动，并背着盟省委把持机关支部的分工，自任主任，并把宋翔、徐泉生安为支委，杨克敬安为小组长，控制了整个机关支部。他们对盟省委的领导，采取“与双清”（主要，中右）接近，暂不惹唐弘仁（副主委，左），专搞刘映芳（组织部副部长，左）的方针。⑵到处招兵买马，企图将反党和对社会主义不满分子拉入组织，作为反党的资本。他们提出“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都可以发展入盟”的组织路线。他们分工去发展组织：徐泉生在银行发展（徐果然在银行发展了十二人，其中有三个是右派子），谢家珍（干部医院护士长）在干部医院发展，张吉坞负责在文化医务界发展。他们并活动林经隆（林系他发展的伪宪警人员）负责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发展民盟组织。他们还企图在安顺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去发展民盟组织，并企图恢复已清洗出盟者的盟籍。⑶积极支持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阴谋，在大放大鸣中，到处点火、猖狂地向党进攻。五月初，张吉坞布置宋翔在盐务局进攻。他对宋说：“这次整风要大放大鸣，这是盟中央一直贯彻下来的，你在那边（盐务局）当工会主席，有一定群众基础，好发动群众提意见。”五月中旬，张又向徐泉生、宋翔布置，说：“这就是机会……我与罗隆基有联系，他们都说可以这样作，没有问题，他们（指章、罗）所提的意见原则性大，我们要从下面上地支持他们，而且多从干部使用、党群关系这方面提。”并说：“章伯钧所提政治设计院的意见，如果能够实现，将来民主党派的作用就可以发挥出来了，就不再象现在样样听统战部的挂牌跟着跑了。”在省、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吉坞提出：“在三反、肃反中还有些遗留问题……罗隆基建议中央设置机构来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我认为贵州也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问题。徐泉生在银行里也提出要成立“平反小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小集团就布置退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大会上批判吴雪俦后，中午吴雪俦、杨克敬、张绍华、陈家模等人在张吉坞家中开秘密会议。徐泉生在银行受到批判后，张到徐家指挥退却，并订立攻守同盟，徐说：“是错误我自己负责，将来作检查，好汉作事自身当，不牵累你，你可以不必提，也不必顾虑。”徐又向吴雪俦请示，吴向徐说：“检查时，你自己检查就是了，不必提别人，否则就没有人支持你了。”
目前，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宋翔已在盐务局开始交代；吴雪俦、张吉坞、杨克敬等人经过反复揭发斗争，只作了一般检查，但不交代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师范学校，医学院的民盟支部配合群众，分别对该单位的盟内右派分子朱厚（教授）、张士英（副教授）开展了斗争，已取得胜利。在市人大小组会上，对刘方岳进行了批判斗争，刘已开始检查自己。
揭发出孙序九（极右，民建委员）、钟大亭（极右，民建宣传处长）、伍效高（省人委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任）、饶开新（民建秘书处长）、丁卓夫（市工商联副主任，民建成员）等五个右派分子，连同原先揭发出的极右分子梅岭先、戴子儒，一同在贵阳市人大会议上开展了斗争。在此以前，民建的基层组织，对孙、钟、伍三人的言行作了揭发。如揭发出孙序九一贯地反对党的领导，他常说：“凡是公私合营企业，就不管他是聋子、哑子，懂不懂企业管理的人，都来当公方代表。”他主张把“不称职的公方代表撤出去”。他说：“共产党可恼可怕，最可恼最可怕的是辩证法，辩来辩去，真的可以辩假，假的可以辩真。”污蔑马列主义是“洋教条”。他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税收、公债等问题上，都一再攻击政府。他说：“工商业者是绵羊，绑在板凳上任人宰割。”他对申请公私合营的私方人员说：“你们的卖身契（合营申请书）送出了没有？”他否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说：“现在台湾不能去，香港不能去，投机倒把也不行，还有什么两面性。”他非常同情、支持章乃器的言论，反对批判章乃器。他赞成郴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说李康年有“理论依据”，并一贯挑拨职工与党和领导的关系，攻击干部政策和工资改革。
由于企业的整风已经开始，企业里的民建支部一方面揭发批判民建内部的右派分子，另一方面还配合参加本企业的整风。
揭发王庆延（极右，农学院副院长，九三筹委兼宣传部长）、张洪昌（省水利局长，九三筹委）二个右派分子。王庆延企图将党委赶出高等学校。在这一段期间，由于九三分社的实际领导被右派分子把持，领导人员中右派占多数，不是右派的也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过分强调分社开会斗争有困难，所以没有积极对社内的右派分子开展斗争，主张由各单位去搞；社内的右派分子多是从所在单位里揭发出来的。如农学院揭发出以九三成员为主的王（庆延）、杨（春卿）右派集团，水利局揭发出张洪昌、干部医院揭发出九三小组长王荣光（口腔科主任）等右派分子。九三的多数成员对社领导的右倾表现极为不满，纷纷质问：“究竟要把九三分社领导到那里去？”在社员的要求和舆论的推动、压力下，分社主委罗登义由北京开会回来后，才于七月下旬开社员大会批判王庆延，八月上旬又开了一次社员大会批判张舒鳞，但批判的效果不大。为了扭转和推动九三的领导上积极进行反右派斗争，我们在征得罗登义的同意后，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将九三这一段不积极反右派的右倾情况在报上进行了批判。批判后，社员反映较好，认为都是事实。目前，九三的整风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吸收了成员中新的进步力量，情况稍有好转。九三基层小组（医学院、农学院）仍在各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配合进行反右派斗争。
（九月十七日贵州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九月十七日山东省委批转了青岛市第二批整风单位发动大鸣大放的具体经验。省委在批语中指出：青岛市所介绍的解决领导思想和党员、干部思想方面的经验，以及许多具体经验，例如组织鸣放不起来的单位到鸣放较好的单位去参观等作法都是可行的。青岛市委的报告全文如下：
青岛市第二批整风的三十二个单位（最近又增加了二址七个，才开始动员），已全部鸣放起来，并取得了以下的经验：
1、大鸣大放能否发动起来的首要关键在于领导。由于第二批开始大鸣大放时，第一批正在反击右派，因而群众对大胆提意见顾虑较多，鸣放不易展开。要想解除群众的顾虑，大鸣大放起来，必须大胆放手发扬民主，反复表示整风的决心，虚心诚恳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经验证明，凡是这样作的单位，大鸣大放就很快地开展起来。但是，要真正做到放手发扬民主，虚心诚恳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领导干部，虽然知道应该这样做，但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时，又往往违背原来的想法。如有的单位在鸣放开始时，规定审查大字报和墙报搞子，有的工厂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党委副书记和副厂长的问题时，党委书记怕搞坏了正副职间的关系，坚持不贴这张大字报，以致增加了群众的顾虑。领导干部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抱定“相信群众的多数和硬着头皮顶住”的态度，才能真正做到放手发扬民主。凡是不愿听取对工作上的意见，而仅仅注意寻找右派言论并有急于反驳的表现，也会引起群众的顾虑，妨碍鸣放的开展。
大胆放手发扬民主和诚恳地接受批评，在中层骨干中阻力较大。第一，他们中的少数人，一听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就急于反驳。第二，当大鸣大放到他们头上时，就坐立不安，有的表示丑事已经公开，工作没法作了；有的急于解释，表现出不虚心、不耐烦的情绪。以上情绪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妨碍继续鸣放。
2、第二批大鸣大放的规律一般是：开始大都只提整风方面的意见，随着整风方面意见的增多，温度逐步上升，右派的反动言行才跟着逐步暴露出来。也说浊说，不放整风的意见，就放不出右派言论。第一批鸣放时，一般是党外人士单放，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硬着头皮听。与此相反，第二批鸣放必须先由党、团员带头提意见才能鸣放出来。因为在第一批已进入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后，党外提意见的顾虑较前增多，只有党、团员带头提意见，中间派才乐于向党提意见，否则他们就怀疑我们布置什么圈套，不愿开口。党、团员和中间派都向党提意见，右派就错误地认为领导上已经不得人心，从而很快地暴露出真面目来。
3、第一批大鸣大放时，第二批的部分单位也暴露了一些右派分子。在第一批转入反右派斗争后，他们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批判。凡属这样的单位，必须先扭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除了在宣布开始整风时，动员所有的人（包括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内）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外，党、团支部还应进行动员，因为这些单位的党、团员、积极分子，比较普通地有这样一种情绪：光想反右派，不想提意见整风，这时如果不把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这种情绪扭转过来，便大鸣大放不开。
4、在右派分子及其反动言论开始暴露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沉住气，不要急于组织反驳。如前面所说：在党、团员提意见以后，中间分子的意见就会大量地湧出来（包括大字报、墙报、座谈会），这时右派言论才会暴露，接着右派言论就会猖狂一时，而中间分子呈现动摇状态。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组织反驳，否则，右派分子就会半路缩回去。
5、整风动员报告之后，要有一段座谈时间，借以明确方针政策，打破顾虑。这种座谈，一般不宜拖长，应紧接着转入鸣放。如想经过座谈打破所有的顾虑，然后再进入大鸣大放，势必越座谈顾虑越多。这次市内六个区，有五个区动员的较早，而座谈的时间较长，结果越座谈，越有顾虑；越有顾虑就越不敢进入鸣放，以致拖延了一个多星期。四方区动员的虽晚，但只座谈了一次即转入鸣放，在鸣放中再结合打破顾虑，就很快地大鸣大放起来。
6、鸣放开始后，落后单位可以组织干部到大鸣大放好的单位去参观。但不宜由领导上出面组织，最好由积极分子以个人名义分别酝酿组织，领导上给以各种便利（如准假），这样很快地就可把大鸣大放推动起来。如有的单位的右派分子本已下定决定不鸣放，一经参观，心情大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全部吐了出来。
7、鸣放起来之后，大鸣大放的时间一定要集中，最好是接连地鸣放出来，不应再按照原定的学习时间，只在星期一、三、五或二、四、六下午鸣放。经验证明：只要是鸣放起来，群众就要求接连地鸣放，领导上如果忽视这一要求，而死板地按规定的时间鸣放，就必然妨碍鸣放。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就是属于这样的单位。以后改为接连鸣放，才真正地鸣放起来。
8、大鸣大放开始后，要特别注意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凡属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而又能马上改正和解决的，不仅要表示诚恳地接受，而且要马上改正和解决。改的越快，运动就会搞的越好。
（九月十八日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我省地、市以上机关、民主党派和大专学校参加斗争的共计四二、七五一人，其中党员一二、二七八人，团员一三、一三二人。目前共排出右派分子一、八六三人，占参加斗争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三六。其中党员一九六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九，团员四○四人，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七。在右派分子中，有骨干分子三八四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一，其中党员三十八人，团员六十二人。
（二）斗争的进度。在一、八六三个右派分子中，已被斗争的一、三五一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二，其中基本上斗臭斗透的七四七人，占右派分子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九，正在斗争的六○四人，未斗的五一二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八。
右派骨干分子已经登报的二三六人，占右派骨干三八四人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三。
（三）几个方面的情况。
⑴省、地、市机关（包括准委、铁委）的斗争已经深入发展，除对已暴露尚未开始斗争和尚未斗透的右派分子继续进行斗争外，如再进一步深入挖掘，估计还可能挖出少数右派分子。
县级机关：芜湖、大安专区各县已全部开始鸣放，蚌埠、安庆、阜阳三个专区除各掌握一个县先行一步开始放鸣外，其他各县现在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后各县均开始放鸣。
⑵各民主党派。于七月上旬都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并开始学习文件，检查思想，提高认识；搜集右派分子的材料，七月中旬开始了反右派斗争。目前已有一部分右派分子基本上被搞臭搞透，低头认罪；有些还在企图顽抗。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⑶大专学校。目前五所大专学校一面对前一阶段斗争情况进行检查、补课，一面着重整改。对教职中已经揭发尚未开始斗争和已斗而未透的右派分子正在继续斗争；对前一阶段斗争没有开展或开展不好的下属单位也在加强领导，开展斗争。学生刚开学，新生准备放鸣，对一般错误言论准备结合以反右派斗争为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进行批判。
⑷农村方面。八月上旬以来，全省农业社都展开了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省、地委直接掌握的八个试点社，目前多数已进入处理问题阶段，县委掌握的八十个试点社，多数正在放鸣，一部分已进入大争大辩阶段。农业社经过辩论后，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正气上升，地主、富农和反、坏分子的反动气焰被打击下去，因而，推动了当前的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
⑸中等学校的教职员，于八月中、下旬先后开始集中放鸣，目前多数已转入反右派斗争阶段。全省参加运动的人数共九、九六三人。据安庆、六安、芜湖三个专区和合肥、蚌埠、安庆三个市的统计，已暴露出右派分子三六五人，占这六个专、市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八点○四。在集中期间，各地都已经斗争或准备斗争一部分右派分子，以吸取经验，进行示范。其他右派分子准备在开学后，根据整风、工作两不误的精神回到学校继续进行斗争。
⑹工矿企业正在试点。试点的单位有十五个，目前已经开始放鸣的有三个单位；正在准备，即将鸣放或在本月下旬开始放鸣的有十二个单位。
第一，必须大胆的“放”，深入的“挖”，多方面“引”，争取“起义”，才能把右派分子从各个方面充分的暴露出来。
凡是领导决心大，敢于放的单位，就放得好、放得透。反之，凡是对放鸣精神领会不足，决心不大的，就放得差、放得不透，如农学院、淮南市、芜湖市等单位和地区放鸣开始时领导思想不明确，决心下得迟，因而放得不透；又如省司法厅，由于右派控制了领导，没有放起来。即使在农业社进行大辩论中也是如此，如肥东安乐农业社，由于大胆放手，就放鸣得好，暴露的问题也多；而东流安全农业社由于领导上先向党团员、干部打招呼，不叫乱放，然后分阶层召开座谈会，缩手缩脚，结果放出的问题不多，特别是在党内没有暴露出问题来。
怎样才能放得好、放得透？⑴正面动员，克服思想障碍。大明大鸣开始时，在骨干中对放鸣有顾虑，怕乱，特别是对大字报，抵触情绪很大，怀疑这样做是否符合整风精神，群众对放鸣也有顾虑。因此，必须克服思想障碍，对领导，要动员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不要急于解释，要硬着头皮听下去，并逐步交底，使其明确放鸣的必要性。对群众，要表明决心，号召解除顾虑、大胆放鸣。⑵采取多种形式，自上到下，做出样子，掀起放鸣高潮。召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鼓励批评，报纸公布，造成气氛，特别是普遍地采用“自写自贴”大字报的形式，掀起高潮。⑶介绍先进单位的经验，推动落后单位。省委及时介绍了省委办公厅的经验，并批评了某些单位缩手缩脚的做法，推动了其他单位，掀起了放鸣热潮。
必须深入挖掘，才能把隐蔽的右派分子暴露出来。不少原来放鸣不透、右派分子暴露不明显的单位，经过检查、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之后，把他们暴露出来了。如：安徽日报社是一个放鸣不够的单位，反批评开始时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也比较严重，后经挖掘，掀出了六个右派分子。省委组织部，原来认为党员多、骨干多，人员比较纯洁，问题不大，再加放鸣不透，第一次排队时没有排出右派分子。经过挖掘，发现了两个右派分子。合肥市在开展整风的六十四个单位中，七月中旬只有四十二个单位发现有右派分子，经过挖掘，又有九个单位掀出了右派分子。
挖掘时一般都采取了如下做法：⑴进一步学习文件，检查、克服领导和群众的右倾思想。⑵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进行揭发。如省委组织部的两个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是很多，但当初他们的活动多是隐蔽的（这也与放鸣不透有关），经过群众的揭发，把材料集中起来以后，右派分子的面貌就暴露出来了。⑶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挖掘。对已出来而没有排上的右派分子，通过认真地整理和分析放鸣中的小组记录和大字报等来挖掘。对暴露不明显的右派分子，把已暴露的谬论，向群众公布，组织群众批判揭发，使其进一步暴露出来。对没有公开放，但背地里进行阴谋活动的，组织收集其幕后活动和平时的反动言行来挖掘。
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才开始放鸣的单位，右派分子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的震慑下，已经警惕起来，不肯轻易“出洞”，必须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才能把他们引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⑴出题目讨论，让他们暴露出来。如：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参加会议的都是区以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有少数乡党委书记参加），对反右派斗争都比较了解，右派分子的警惕性很高，不肯轻易暴露，但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也不能不发表意见，结果还是暴露了出来。在参加会议的一、○八二人中，共暴露出右派分子十八人，占百分之一点六六。其中有地委副书记、副专员、地市委部长四人，县委书记、部长八人，团县书二人，区书、乡书四人。（以上右派分子是大会各组讨论认定的，省委未作组织结论，回原地区继续斗争再定。）肥东县级机关在放鸣开始时，多是谈小不谈大，谈日常生活问题不谈政治性问题。以后出题目讨论，再度掀起放鸣热潮，转到政治性方面来，又暴露了一部分右派分子。⑵通过学习文件、漫谈讨论，把他们引出来。如省委招待所有来往干部一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先后由西藏内调等候分配工作的，骨干少，思想问题较多），几次组织学习，都组织不起来，直到八月中旬，领导下决心第三次动员，从学习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入手，有意识地引导大家对合作化、肃反、粮食问题等问题进行讨论漫谈，结果暴露了不少反动言论，现在一百一十四人中已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四人，占百分之三点五，还有三个拟拟分子。⑶动员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摆矛盾，从中发现右派分子。县级机关和中等学校一般都是采取的这种办法。如：肥东县级机关八月上旬动员整风时，开始右派分子警惕性很高，有的一言不发，有些曾经发表过反动言论的，也假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但当群众发动起来，热烈发言时，他们脑子一热，也开口了，结果还是暴露了出来。合肥市有的中等学校在提意见的后期，对右派分子模棱两可的意见进行了质问，有的右派分子为了掩护自己，转移目标，揭发了别人，有的右派分子被群众质问激怒，进行反扑，结果暴露了自己，该市中等学校在八月下旬三天内即新暴露出右派分子二十七人。⑷通过讨论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把本单位的右派分子引出来。如农学院、医学院在学生中因前一时期放鸣不透，七月中旬再度动员放鸣，采用讨论南大右派分子的“二十条”反动大纲和安师右派分子的“二十八条”反动大纲的办法，又暴露了一部分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集团内部发生了动摇，应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争取“起义”。根据几个单位的经验，采取了如下办法：⑴不过早的对右派分子开展点名斗争，先有计划的找他们个别谈话，开小会，把互有关系的右派分子分开参加会议，要他们互相揭发。淮委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对六个右派集团打破了五个集团的缺口。⑵斗争对象要分别先后，有的边点边斗；有的估计可以分化出来的，先点慢斗或暂时摆在一边，以等 待其变化，争取起义。省出版社以白手和张雪芹为核心的右派集团，即是先集中力量向右派集团核心人物进行斗争，而争取一般分子朱守中起义，揭发出不少重要材料，攻破了该小集团，白手已承认自己是集团的首脑。⑶争取外围分子起义，揭穿幕后人物。省外贸局民革支部主委程怀礼曾以“左”的面貌出现，而在幕后进行反党活动。后争取落后分子闻松涛揭发了程怀礼拉拢他向党进攻的情况及程的反动言行，将程的真面貌暴露出来了。⑷攻下堡垒、拖出“元帅”。如文联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特别是隐蔽活动情况纷纷被揭发后，戴岳就被拖了出来。
第二，必须做好排队工作，才能正确贯彻政策，划清敌我阵容，组织斗争队伍，正确开展斗争。各地、各单位对排队工作一般是重视的，斗争初期由于对划分右派分子的具体标准不够明确，因而有各地区、单位右派分子的比例悬珠过大（最高百分之七点二五，最低百分之一点五五）的现象；经过反复排队，距离已经逐步缩短。目前各地、市和省级直属各系统右派分子的比例数都在百分之三点一天到百分之六点六之间。但是，目前仍然有些单位由于对材料全面搜集和分析研究不够，因而对划分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还不十分明确。因此，在一些存在着右倾思想的单位，有的将右派分子的问题，由大化小，应该排而没有排上；也有的单位把中间分子的一般错误言论由小化大，不应该排的排上了。如省文化局和卫生厅人员情况大体相同，但现在文化局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点一四，而卫生厅只有百分之一点六四；省林业厅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点四四，而水利厅只有百分之二点三四，这些情况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要正确做好排队工作，必须注意以下几点：⑴要全面搜集材料，并加以认真分析研究。凡是右派分子，都有它一贯的反动立场、观点和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它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根源和过程。同样对一个问题发表错误意见，不一定都是右派分子，所以排队时不能孤立地从一个问题、一件事上来决定，必须全面搜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同时，划分右派分子，虽然主要应以这次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为根据，但必须联系他平时的言行和历次运动中的表现，以及阶级出身、个人成份等作为决定问题的条件。⑵要注意区别以下几条具体界限：是根本政治立场问题；还是一般的错误思想意识和作风问题？是出于阶级仇恨，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意攻击和污蔑，还是由于个人得失，对现实生活中的个别事和个别人不满？是系统的反动谬论，还是个别观点上的错误？是有意暴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与右派分子串通一气向党进攻，还是由于警惕性不高，洩露机密，为右派分子利用？是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并为其宣传、辩护，还是由于认识模糊，一时附和过右派分子的某种言论？⑶要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右派分子除了在大字报上和各种会议上公开鸣放外，一般在背后还有不少反动言行，这些材料群众了解，领导上不一定都了解，但群众了解的材料往往是零星的、无系统的，因此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排队。一种是由领导上先排，然后再与积极分子研究，充实材料，最后确定；一种是由群众提供线索，再由领导上全面搜集材料，最后确定，这样才能防止把右派分子漏掉。⑷排队时首先要划清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同时还要把极右分子和一般右派划分开，以便区别对待。对于材料不够充分或具体情节尚不明显，难于断定为右派分子的，先排列在中间偏右的范围内，待运动发展后，根据客观事实再作决定。⑸要严格执行划分右派分子的审批手续。
第三，必须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才能团结、教育群众，打击、孤立右派分子。许多事实证明：凡坚持说理斗争原则的，就能彻底驳倒右派，教育群众，取得胜利；反之，战果就不大。阜阳地委党群系统斗争党内右派分子黄连壁的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开始斗争黄连壁时，由于领导上存在着轻敌速胜的思想，事先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第一次辩论会上乱箭齐发，甚至无的放矢，收效不大。以后组织了几个战斗小组，对黄的反动论点具体分工包干，进行了充分准备，经过再次辩论，右派分子黄连壁在充分的理论和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同时通过斗争，也教育了群众。但目前有的单位在斗争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向右派分子斗争不坚决；另一种是简单粗暴，说理不够，击不中要害。
为了正确地开展斗争，彻底打垮右派，除必须认真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外，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⑴认真分析敌情，充分做好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为此：1、对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事先必须认真分析研究，找出论点；2、组织战斗组，具体分工，分头进行准备，包干作战。事先要针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找足够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材料，必要时要深入实地进行调查。3、斗争时火力必须集中，不要乱箭齐发。事先要估计到斗争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加强准备，以便应付右派分子的反扑，防止被动。
⑵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斗争队伍，避免“单刀赴会”。事实证明，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特别是把中间分子和与右派分子有联系的中右分子发动起来投入战斗，才能彻底孤立和战胜右派。省水利厅在斗争开始时，由于群众发动不够，只有少数党、团员、积极分子向右派斗争，中间分子置身事外，一旁观战，结果斗争无力，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扑。以后注意了发动中间分子投入战斗，在斗争右派分子叶恩霈时，大部分是中间分子发言，甚至落后分子对他也进行了揭发、批判，使叶安全陷于孤立，被迫低头认罪。为了发动群众，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教育中间分子正确认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克服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的错误态度。2、注意研究中间分子的思想动态，及时解除顾虑，特别是对曾经发表过错误言论或与右派分子有过联系的人，帮助他卸掉包袱，投入战斗，对他们的错误言论作为内部问题看待，等待适当时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与反右派斗争混在一起。3、领导分工，积极分子分工、兵对兵、将对将，和他们交朋友，个别谈心，逐步提高觉悟，使他们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投入战斗。4、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
⑶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使斗争搞深搞透。在斗争中有不少右派分子采取各种办法避重就轻，软拖硬抗，企图蒙混过关。除必须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进行斗争外，还必须分别对象，采取不同对策，使斗争搞深搞透。1、对只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不承认思想动机的，要进行分析。如果确是右派，企图借以蒙混过关的，要将他在这次运动中的反动言行，联系平时表现，作全面批判，直至揭发他的丑恶历史，使群众澄清他的真面目，促使他作进一步的交代。2、对承认思想言行与其他右派分子不谋而合，但不承认有计划、有组织向党进攻的，也要作具体分析。对于已证实的有组织的右派集团，一方面要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另方面应注意研究整个集团的情况，寻找薄弱环节，争取一般右派分子起义，从内部揭发，使之分化瓦解。对仅有右派集团的怀疑，但尚无具体材料的，一方面暂作单干户进行斗争批判，另方面应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待掌握了组织活动材料时，再进一步攻克其组织。3、对顽抗的，应发动群众对他的反动言行和恶劣态度进行揭发和批判，使他在群众中搞臭，完全陷于孤立。同时要向他指明出路，促使他彻底交代。至于经过批判仍拒不低头认罪的，只要他完全孤立了，搞臭了，也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4、对时而承认，时而翻案的，应首先核对事实，使其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
（一）自始至终批判克服右倾思想，是使斗争深入，取得斗争胜利的关键。在大放大鸣阶段，必须解除怀疑与顾虑，“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不要怕乱。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领导骨干和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认识不足，有右倾思想，高潮掀起以后，有的又产生温情主义和急躁情绪。因此，必须反复强调斗争的性质、意义，揭露右派的阴谋，进行反复排队摸底，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坚持说理原则，防止简单草率。
（二）加强领导成分：1、加强领导薄弱单位的力量，充实或调整领导骨干，树立坚强的核心。2、原来由右派分子把持的单位，要将其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九月十八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在十一个县市的鸣放中，有八个县市大放基本上结束，转入辩论阶段，三个县正在鸣放。整个运动发展是健康的，放出来的问题主要是粮食与合作化问题；工农关系问题也有一些，但不多；肃反、法治问题放的最少。对于粮食问题，主要是说三百八十斤留粮标准不够吃，有的要求留四百斤、五百斤，甚至说要留一千斤才够吃；对于合作化问题，主要是说合作不如单干好，单干收入多；对于工、农关系问题，则认为工人、干部工资高，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苦，有的工人、干部的小孩喝牛奶，吃白粮，还有保姆看，小孩屁股下的水布就值几十块钱等；在城乡关系上，则认为城市吃的好，不劳动一月吃十几两油，乡里是吃的粗米淡饭，连车上润滑油也没有；对于肃反、法治方面，没有明确的论点，只有少数地、富分子有意见。
放出以上问题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富裕的农民或少数一般农民。大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他们说：“统购统销再不好，遭了灾荒饿不死人。合作化再不好，肚子饱着哩，穿的暖着哩，自行车骑着哩，谁说统购统销、合作化不好。”对以上问题经过辩论的地方，形势完全改变了：邪气大大下降，正气上升；留粮三百八十斤也够吃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大多数社增了产、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的事实也都摆出来了；闹退社的也不退了；对工人、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也了解了。有的农民在鸣放时说农民如何如何伟大，现在说：“如果没有工人，连个针也造不成。”又说：“辩来辩去，把自己给辩住了。”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也受到了打击。许多农民觉悟起来了，说：“如果没有这次大辩论，真是有大吃资本主义苦头的危险。”
为了搞好大辩论，在辩论前一段都作了这样几个准备工作：1、培养训练积极分子；2、对放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排队，找出重点，先辩论统购统销的大是大非，再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地主、富农的反动思想；3、调查了解典型材料，给辩论提供根据；4、根据摸底情况，做好重点批判对象的准备工作和思想工作。
从目前情况看来，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宣传不够深，部分地方放不彻底。如湟源县南岔乡有个社开了两晚上会，只提了两个意见（主要是群众怕挨整）。个别地区鸣放仅限于粮食问题，使农民发生错觉，认为辩论就是为解决三百八十斤留粮够吃不够吃的问题。
（二）大辩论和当前生产、粮食征购工作结合不够，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只注意搞大辩论，而不同时搞好当前生产及使辩论与目前粮食生产需要、余缺等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完成今年粮食征购任务都是不利的。
（三）据这两天电话了解，全省大辩论已逐步转入高潮。四天来发生四起自杀事件，从运动开始至现在已自杀六人（已死），其中：湟源县三人，湟中县一人，乐都二人；他们的成份是：新上中农一人，富裕中农四人，地主一人。自杀的原因：据各地报告，主要是本人有问题，如过去闹退社，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或者是闹过粮食问题，对社干不满等，思想顾虑大；也可能这些地方在工作上简单急躁，缺乏思想教育工作。为此，省委和省粮食办公室已发出两次紧急通报，并已派粮食厅长去检查。
（九月二十日青海省委粮食办公室韩景春汇报）
项 目 参 加 运 动 人 数 右 派 分 子 数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总 数 3,091,005 100 62,467 100 党 员 1,007,503 32.6 5,854 9.73 团 员 856,591 27.71 14,102 22.58 非党、团员 1,226,911 39.69 42,511 68.05
项 目 共 计 党 员 团 员 非党、团员 参加运动人数 3,091,005 1,007,503 856,591 1,226,911 右 派 分 子 数 人 数 62,467 5,854 14,102 42,511 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比 2.02 0.58（注一） 1.65 3.46 骨 干 分 子 数 人 数 11,350 931 2,024 8,395 骨干分子占右派 总人数的百分比 18.17 15.9（注二） 14.35 19.75 注一：这一百分数系党内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党员数的百分比。 后面，团员和非党、团员项目下的百分数的算法均同此。 注二：这一百分数系党员右派骨干分子占党内右派分子数的百分 比。后面，团员和非党、团员项目下的百分数的算法均同此。
单 位 参加运动总人数 右 派 分 子 人 数 已 登 报 一 般 分 子 骨 干 分 子 共 计 总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北京市 199,609 46,054 76,551 4,326 328 2,003 1,360 102 515 5,686 430 2,518 319 37 71 上海市 224,678 45,217 52,923 5,293 513 1,127 747 104 100 6,040 617 1,227 136 14 13 天津市 52,180 15,040 16,184 1,532 218 415 552 50 133 2,084 268 548 170 23 26 河北省 90,322 29,552 19,291 685 56 107 221 16 30 906 72 137 207 26 32 山西省 151,238 43,559 33,871 3,068 129 445 1,125 36 149 4,191 165 594 224 12 12 内蒙古自治区 80,640 22,965 22,913 1,051 53 145 223 5 29 1,274 58 174 81 6 10 辽宁省 314,855 82,141 78,559 2,529 246 494 454 28 67 2,983 274 561 376 49 40 吉林省 78,835 24,261 27,308 752 58 151 135 9 21 887 67 172 76 10 7 黑龙江省 110,318 31,843 35,227 989 77 318 213 20 45 1,202 97 363 84 5 15 山东省 61,251 19,201 17,194 1,921 179 353 344 20 45 2,265 199 398 135 14 23 江苏省 94,312 21,508 26,808 1,734 117 464 352 25 68 2,086 142 532 223 19 13 安徽省 42,751 12,278 13,210 1,459 158 343 404 38 62 1,863 196 405 236 32 40 浙江省 54,831 13,018 15,770 2,382 263 515 64 9 5 福建省 53,543 14,537 14,341 1,564 156 328 426 44 69 1,990 200 397 140 17 河南省 70,717 25,617 19,475 1,790 235 378 559 45 61 2,349 280 439 175 14 6 湖北省 69,821 12,630 24,950 1,825 132 509 387 28 84 2,212 160 593 222 17 27 湖南省 49,143 9,984 13,321 1,558 118 275 303 22 31 1,861 140 306 226 18 19
单 位 参加运动总人数 右 派 分 子 人 数 已 登 报 一 般 分 子 骨 干 分 子 共 计 总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人数 党员 团员 江西省 61,239 20,543 15,414 784 58 115 114 5 10 898 63 125 105 1 3 广东省 72,030 18,103 16,228 1,286 136 152 155 10 6 1,441 146 158 165 13 5 广西省 19,983 5,572 3,461 558 58 71 24 6 582 64 71 35 6 陕西省 90,401 13,773 22,876 1,157 78 250 299 21 44 1,456 99 294 52 6 4 甘肃省 67,519 21,087 15,876 2,435 315 530 242 35 21 2,677 350 551 82 13 3 青海省 10,496 3,832 2,311 160 22 31 73 4 10 233 26 41 45 4 1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37,661 10,151 9,977 79 2 12 24 2 2 103 4 14 30 1 8 四川省 94,724 20,343 30,823 3,276 260 876 800 46 150 4,076 306 1,026 245 19 16 贵州省 30,908 8,415 7,908 1,321 140 376 496 58 93 1,817 193 469 151 21 27 云南省 52,132 12,932 10,176 948 73 122 512 31 61 1,460 104 183 118 11 11 中央党群系统 17,499 9,062 3,736 173 68 31 15 8 3 188 76 34 46 25 3 中央国家机关 175,922 43,604 42,498 3,364 414 725 746 118 115 4,110 532 840 124 24 6 军队系统 558,727 350,639 167,398 1,044 261 417 117 21 各民主党派 中央机关 604 42 13 76 2 45 121 2 51 总 计 856,591 47,691 4,399 11,146 11,350 931 2,024 62,467 5,854 14,102 4,460 487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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