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29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湖北省委办公厅召开机关工作人员
代表大会解决机关住房不合理等问题………………………………(1)
青海省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
注意了牧区和民族宗教问题等特点…………………………………(3)
黑龙江省农村开展
大辩论后的新面貌和存在的问题……………………………………(5)
广东省右派分子罗翼群咆哮狡赖，态度嚣张………………………(7)
江苏省震泽县建中社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经验………………… (13)
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18)
安徽省整编下放干部和组织干部生产的情况…………………… (25)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边整边改收效很大……………………………（29）
河南省荥阳县直机关是如何边整边改的…………………………（35）
湖南省级机关和高等学校
党内右派分子的活动特点和反党原因……………………………（39）
广东省第一批鸣放的社转入
大辩论前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和省委的部署………………………（44）
广东省委布置开展对广东历史问题的
大辩论，部分地方干部已鸣放出不少错误言论…………………（48）
湖南省级机关发动
中间群众和划分“老右派”的问题………………………………（52）
上海市部分工厂鸣放中各类人员的思想动向……………………（55）
福建省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和经验…………………………………（58）
安徽省关于三类社的形成原因
和存在问题的一个调查材料………………………………………（62）
天津市委关于今后全市整风运动的安排…………………………（71）
上海市第一批整风的新合营工厂鸣放后，
职工要求立即整改，不原展开争辩…………………………………（77）
上海市区级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在审批右派分子
材料中发现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79）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局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情况………………（82）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大辩论已获得显著成绩，
但在斗争方法上简单粗暴现象较严重……………………………（86）
内蒙古自治区当前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89）
广东省委关于在农村整风运动中调整国家、农业社、
社员及单干农民的经济关系的主要规定…………………………（93）
湖南省在部分城镇工商界中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情况和问题……………………………（101）
北京市同仁医院整风中揭露出很严重问题………………………（106）
江西省委布置在各级党校、专业干校
学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113）
河北省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116）
江西省直和地市以上机关反右派斗争深入情况…………………（124）
广西省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存在不少问题………………………（129）
上海市各单位报送审批的材料
存在不少问题，“打退票”的比例很大…………………………（133）
湖北省委在九月二十六日将省委办公厅关于召开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大会的报告转发给省级各机关党组织，并指出：“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大会是讨论和解决机关工作中重大问题的一个良好形式，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机关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地（市）委以上的较大机关，在解决机关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时，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报告全文如下：
在鸣放期间，省委各部及监委、妇联对省委机关的行政、秘书等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批评办公厅在行政生活管理方面缺乏制度，对机关工作人员的住房和家具配备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工作人员没有限额规定可以遵循，行政管理部门也无从掌握和调配，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够合理的现象。如同一级干部有的住房宽，有的住房窄，有的家具多，有的家具少，一般的是早来省委机关的人使用的房屋和家具富裕，晚来省委机关的人使用的房星和家具不足，部门乏间也悬殊很大，有的部数量质量好，有的部数量少质量差，特别是战线党委刚成立时，各战线党委的工作人员所需要的宿舍很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只好白天来水口湖办公，晚上回荆南街休息。对于这种现象，普遍地提出了尖鋭的批评。其次，在鸣放中，对节约水电、经费管理、交通工具的使用、机关的文娱活动、人民来信工作、阅辑文件和电报的范围以及各级干部的参加会议等问题，也
根据省委指示的“边整边改”的精神，确定了召开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大会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会前曾经将各部委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并发各合部委砍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办公厅也就上述意见作了两次研究，同时拟定了机关工作人员住房和使用公家家具的两个暂行办法草案。八月十四日正式召开大会，出席的代表计有四十一人（每个部委二至五人〉，另外还请各战线党委、各党支部及机关事务管理局各派一个同志列席。会上先由苏钢同志作了报吿，并对两个草案作了说明，然后代表们分头回去传达和组织全体人员进行讨论。八月二十九日举行大会发言，除对草索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以外，对办公厅在行政、秘书工作方面又继续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根据大会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和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研究的意见，将原订的草案作了两次修改。九月三日大会结束，通过了上述两个草案，并由苏钢财志作了会议总结。
在这次机关工作人员代表会议上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通过了两个暂行办法草案，使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有了遵循的限额，管理房屋家具的部门也有了掌握的标准，待省委批准这两个暂行办法以后，我们即着组织调整。调整的原则是不打乱重分，而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适当的加以平衡，以便基本上消除悬殊过大的现象。此外，对这次会议外提出的其他问题凡能解决的均作了适当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说明了情况和原因。
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解决机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重大问题，运用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大会的形式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也就是解决机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以。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房屋和家具的供应上非常紧张，其原因：一方面，过去分配的不够合理，用完了储备的房屋和家具；另一方面，有些同志要求过高，总希望房子住宽些，家具用好些。由于代表会议上交代了家底，消除了部分同志的要求过高的情绪，并得以在现在房屋、家具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的配用标准。鉴于代表大会的效果尚好，我们确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并将代表改为常任制。同时建议把这一办法推广到我省较大机关中去。
（摘自九月二十六日湖北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文件）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时刻注意了地区特点和民族宗教问题。牧业区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代表人物，在群众中仍有深远的影响，若作为右派反击，对象将很多。这不仅会涉及其他问题，并且不易为少数民族群众所理解。因而这些地区的反右派斗争，只在机关外来汉族干部中进行，凡是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宗教代表人物，一律不划右派，不进行斗争，只作正面教育。这次省人代会期间，牧业区一些头人提出：“我们不赞成合作化，算不算右派分子？”我们回答说：“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肯定要实行的，至于什么时候办，要根据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对于现在不原合作化的人，不划分右派。”从而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并使之积极投入了斗争。但是目前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滋长，有些民族头人仗着他们是少数民族，共产党可以宽大处理，任意做违法生意，偷漏税收，破坏国家法令。最近我们对个别突出分子进行了批判，博得了本民族人民和一些较进步的上层分子的拥护。
对于省、市级机关和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主要是回族），我们根据民族特点的不同，采取了分别对待的办法。对少数极端反动的或在本民族人民中公愤很大、已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人员，如对马文丁（回族，曾任马匪八十二军参谋长，现任省农林厅副厅长）、马子文（回族，曾任马匪骑五军交际处处长，现为西宁市副市长）、韩秋夫（撒拉族，曾任三青团分队副和马匪骑兵总队的班长，现为文联一般干部）等，开展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这些人本身既非宗教人员，历史上罪恶又大，他们侮骂宗教人员，引起了宗教界的反对。所以我们斗了这些右派分子，很博得他们本民族的多数代表人物和广大群众的拥护。对这些人注意了在斗争方法上区别于汉族的右派分子，注意了发动本民族干部和群众（尤其是本民族的宗教代表人物）起来公开揭发批判他们；对于那些涉及省数民族群众性的问题，严格控制，不作公开揭发（在斗争中凡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时，我们采取一律回避的态度）。这样既打击了应该打击的少数民族中的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又教育了少数民族群众。另外对于那些在民族中影响较大的人物，如在人代会上公开为地主辩护的现任副省长马辅臣（回族）和整风以来暗地有活动的司法厅厅长马太天（回族），虽然都很反动，但我们有意识地加以保留，未公开揭露批判他们。
（摘自九月二十八日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目前我省在农村已开始形成一个有领导的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辩论运动。到九月二十日止，据五十个市、县的统计，第一批铺开的共有三千七百十九个社，占全省总社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强。省委为了加强对大辩论的领导，从省直各机关、团体等单位，抽调七百多名干部组成下乡工作组，协助县乡开展大辩论。地、县委也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据三十九个地、县的了解，即有一万五千一百余名干部直接帮助乡、社开展整风运动。进度较快的绥化、嫩江地区大部分县第一批将近结束，目前正在总结和训练提高干部，准备进行第二批。牡丹江和直属县的五常、宾县第一批正在进进行中，合江、黑河地区和直属县的肇东、肇州、肇源、阿城、双城由于防汛的影响，除个别地方已铺开外，其余正在进行试点或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估计在十月旬方能进行第一批。
从已结束或正在进行第一批的地方看，经过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后，农村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了，在粮食问题上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比较彻底的系统的批判，分清了大是大非，进一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反动言行，伸展了正气，使社会主义的阵地更加巩固了。农村党员经过教育，觉悟有了提高，克服了右倾思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广大党员和群众普遍反映：“经过这场大辩论，心里亮堂了，没有粮食统购统销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谁要反对这个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向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完成今年麦征任务，以此表示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依安县七个乡统计，征购小麦任务是五万斤，经过大辩论，自动地增加九万二千四百斤。勃利县据八个社的调查，多交给国家一百三十吨粮食。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了，党的作用加强了，因而有力的推动了秋收工作。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1）有些干部不敢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他们怕群众什么都鸣放出来，不好收场，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怕群众鸣放起来揭露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绥化有两个社主任，在鸣放时社员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他们说：“完了我可不干啦，这些小子都有杀我的思想。”
（2）有少数地方存在着单纯赶时间，赶进度的现象。巴彦县镇东乡、建明乡，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训练基层骨干，党内思想问题没充分暴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有的由领导上做一个报告，然后
简单讨论一下就完了。甚至有的提出：“越快越好，搞完了好生产。”
（3）个别地方发生打人骂人、捆绑、罚跪甚至自杀的现象。有违反政策行为的，不仅有乡、社干部，也有少数县的领导干部。如安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高贵臣在新村亲手打人，民政科科长把地主马福打了一顿嘴巴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林雨鹏在老虎回乡辩论会上说：“请男女社员允许我骂几句”，接着他就娘长妈短的骂起来，还有的地方社干部打人时，县、乡干部借口躲出去。这样就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反政策现象学的发生。
（摘自九月三十日黑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九月十九日上午，民革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杨遂良和该办公室三人去右派骨干分子罗翼群家里，了角罗自省人代会后的思想情况，现将杨遂良等反映情况摘要如下：
一、他认为省人代会上对他的批评，“不是实事求是”，“有许多完全不是事实”。
（1）关于在日本任留监督陷害留日学生的问题。他说：“秦元帮说我在日本色结日本警察逮捕进步青年学生，当他（指秦）被逮捕时，我早已回国了。”
（2）关于郊区农民梁锦掊控诉剥削的问题。他说：“陶镲根据南
方日报所载梁锦培控诉我所说的事，那有那回事？我一身都未置过田地，那不过是我先室和他的姊妹抗体战前在本市河南恰乐村置的一些田，抗战胜利后我因探访朋友之便顺便看看那块地，然后我怎样拿手仗往地下一踩，说田地是我的，而且那块田也不是荒地。”
（3）关于在中山经念堂哭骂中山先生错用蒋介石的问题。他说：“陆满那个土匪、流氓，竟诬蔑我在中山纪念堂哭骂中山先生错用蒋介石，消灭不了共产党，我几时说过？我只是在国大代表联谊会上讨论和谈应否签字的问题时提过，和平有三种，一是光荣的和平，一是对等的和平，一是屈辱的和平，国民党既不能胜，又不能守，只有承认打败仗，这都是自取的，当年北伐只广东省打出去，如今只剩下广东一省，都是我们这班不肖子孙的责任。因此，我主张签字，我是曾在那里哭过一场的。那里有纪念堂哭骂过中山先生错用蒋介石？”
（4）关于在南路行署主任时期的罪恶问题。他说：“有人说我在南路迫害张炎，我在南路做了十几个月，其间有三个月因丁蔽回乡，当时我那里在南路。又说我在南路杀了不少人，我又不是审判官，怎么会杀人？还有人说我先室走私钨沙，我先室为人是最正派的，这样说来，我岂不是民族罪人？我如当时走私钨沙，在香港还不起洋楼？”
（5）关于饿死边缘的问题。他说：“我绝对没有说过广东人民、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谭冬青那个家伙断章取义！南方日报也是断章取义！我只是说一小部分人接近饿死边缘。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国营商品价格高——最近两百多种商品降价，政府这样做是对的，难道不是事实？一些低级干部生活受威胁也不是事实。刘嘉伟、邱庆镛就常常向我说生活困难。因此，我说，除了党团员和高级民主人士——包括我在内才不致受生活的威胁。象我在兴宁时，李青说说过我乡农民生活是两粥一饭，但是我去一看却是三餐都是粥，有的还吃不饱，这就不是事求实。”
（6）关于在东江的反动言行问题。他说：“南方日报报导我在东江和学生讲毕业即失业，回乡生产怕苦的话，我只是对学生说过，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在你们毕业了，怎么办呢？学生说想做干部，我说现在政府精简机构，许多干部还要下放，不能当干部，如考不上高中，就只有回乡生产。我问他们回乡生产怕苦吗？他们说过不惯。我说不要紧，我也是穷家子弟出身，自小未天亮和母亲拾狗屎、猪屎，过过就会惯的。但是，南方日报记者就不记下面一段。我后来才知道南方日报有记者跟着一起去东江。为什么我给陶省长的信的内容他们就不登？南方日报是党报嘛！为什么不登？这样公平吗？还说我 “假借”视察名义，难道我当政协委员不能视察吗？这是政府给我的责任，我用什么借名？”“我说毛主席的话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是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两句话说的。我认为这两句话容易被人误会。难道说一个人不会说错话吗？就不能批评吗？”
（7）关于黄罗联盟问题。杨遂良等问他：“这样说，你今天在省人代会上的检讨怎样看法呢？许多你承认的问题现在都否认了。”他立刻咆哮起来：“说我有组织，有计划，我有什么组织？”立即转向冯慕德（罗妻）大骂：“我要杀你！你这个死人！我几时和黄绍竑说过这些话？”当时暴跳如雷，大力拍桌子骂：“你这个怕死鬼，我几时说过？”后即入寝室不出来。杨等再度催冯叫他出来，有话好好谈。罗复出后说：“我就是这样硬直，不是的我就不识。”杨等又问他：“那你为什么在省人代会上又承认呢？”他更加嚣张：“我没有和黄绍竑在前门饭店谈那些话，都是冯慕德乱说的。”（这时，冯慕德说了她当时交代黄罗会谈的思想情况：“是因为当时肖文同志与邱庆铺、刘嘉伟帮助罗写检讨时，向他说如有错误可以承认，如果将来查出是错了会翻案的，正象“三反”“五反”一样）“她即说了，我也只得这样说。”并大声吼叫：“假检讨！”说时非常激动，在房内来回踱步，不时拍桌子。
（8）其它一些问题。罗继续说：“我也来个否定之否定，说我是孙中山先生判徒，伪君子，我都不承认。我一向是正人君子！”。“我只是右倾思想、保守，看问题不够全面。肃反问题说得过火一点。脾气不好，口不择言。”“我是忠心耿耿。”“但是，为什么自己是忠心耿耿，而人家却会这样看我呢？这都是我德不足以服从。诚不足以感人。”杨等问他是站在什么立场来看问题，会觉得自己是忠心耿耿？罗说：“我是为人民，自然站在人民的立场。”“难道我们乡里的农民退社都是地富吗？我是为地富说话吗？”“下面现在已开始辩论了。他们说前几年不见讲罗翼群不好，现在就讲罗翼群样样都不好？”
杨等告诉他有理由尽可辩论。罗又咆哮起来说：“有什么道理好讲？你们几十个口、几百个口、我一个口，我要辩，你们就叫“狡赖”、“抗拒”、如果讲道理，有是非，天下就不会这样乱了！”又拍起桌来，并说：“除非报纸把我全部的话都登出来我才讲。”
杨等要他根据毛主席六项政治标准来检查自己的立场。他说：“毛主席当时未提出这六项标准，如果老早提出，我就不会发言了。在统
“他们说我有变天思想。想蒋介石回来，我反过蒋，如果他（蒋）回来，还不杀我头？我正因为解放后共产党很优待我，我才忠心耿耿替人民说话。”
“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一向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不主张社会主义，我就不会回来了。我对共产党，只是认为他的措施操之过急，不合中国国情；对于党员大部分是好的，小部分不好；积极分子也是小部分不好。”
“我要反省，共产党也要反省”；现在大家要澄清思想，我要澄清思想，你们（指民革同志）也要澄清思想。”
杨等批评了他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之后，罗又说：“民革还当不当我是同志？如果民革还当我是同志，就不能这样待我。拍桌拍凳，口口声声叫罗翼群，连同志也不叫一声，这是对待同志的态度吗？”
杨等质问了他现在拍桌拍凳是不是对待同志的态度。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火气，就不是人！要没有火气，就不能搞革命。我又不是屎虫！那些被人了还没有火气的，才是“奴才”！”我发脾气，只是学问未够，修养未够。”
罗继续说：“我说过，大胆怀疑，残酷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
如果共产党今天还要用这个办法，中国不知还要死从少人？”
“我搞社联会，是你们推我出来搞的，现在又说我要把社联会变
独立小王国。说我篡夺民革领导权。我一向没有自己找人求事，在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解放后，当民革中委、省委、社联会主任、文史馆员、省参副主任、政协委员，都是找我出来做的。我只一九五三年给周总理一封信，但那只是谈萧、陈的事。我一心要搞好社联会，你们却把我说成篡夺领导权。”“大概现在对我有意见，也是为了这些事吧！”
杨等提出代表组织通知他周六下午回来开会。罗拒绝说：“我不去！我现在气未平，要回民革也得要半年后才回去，你们处分好了，要杀头就杀头，要枪毙就枪毙！我罗翼群只有一个头，我明年就七十岁了，过去在国民党骂蒋介石、中央党部，留下这条命已委侥幸了，我今天还怕什么。”“老实说，我在东江和省政协开座谈会时就准备自杀了，准备“屍谏”。”“我是不回去了，我没有这样好精神。总之，我现在是志甚坚，气未平。”“你们当我缺席审判好了。”“你们（指民革）也没有权杀我头。”“你们就代表我向组织转达，说我抗拒好了。”
九月二十六日，民革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第二次派萧隽英、何宝松、杨遂良、萧文等五人通知右派分子罗翼群返民革出席斗争会议。罗拒绝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指民革）必须反省，否则是非不分。”又说：“民主党派和群众搞臭我是有人（指共产党）指使的。兴梅的做法（指兴宁和梅县对罗的斗争）是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是违犯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这是苏联的做法。这样想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是有困难的。”同是，他又提出两点无理要求：（1）他的讲话全登；（2）摘掉右派帽子。并且说：“如不摘掉右派帽子，只有带到棺材内。”
（十月四日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情况反映”）
江苏省震泽县建中社经过半个月时间，结束了大鸣大放阶段。全社四百二十二户中，直接参加鸣放的有六百三十九人，占全社成年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共放出四百八十多条意见，归纳起来有九十八条，其中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三十一条，合作化二十六条，干群关系十四条，工农关系八条，国家经济措施十七条，党的领导二条。在鸣放高潮时，有的小队放得不肯散会，有的社员要求继续放、彻底放。普遍反映：“放出了怨气，一身轻松，生产有劲。”
从各阶层和各种人的鸣放情况来看，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的规律是：
一、贫农先进，中农后放，地主、富农暗放，复员军人、军属带头放。大鸣大放的头三天共放了一百五十四条意见，其中贫农放了一百二十一条，中农只放了三十条，地主、富农没有放。三天后鸣放进入高潮，中农才跟着大放，地主、富农也或明或暗的放了出来。复员军人、军属无所顾忌，是鸣放的先锋。转业军人陆宝寿在第一天会上就放了十二条意见，起了很大影响。农民心直嘴快，直截了当，有的发牢骚，有的带吵带骂，既不能讲究方式，也不讲究分寸。地主、富农见机而放，开始不讲话，以后转弯抺角跟上来，在高潮时才暴露出
反动面目。如地主分子殷招娣最初一言不发，等到广大社员放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乘机钻空子，叫粮食不够吃，说：“过去种田，吃粽子，来屯碰到梁，草堆满天空，现在稀粥薄汤，共产党没有一样好事情。”小学教师很讲究词句，长篇大论讲一套，多半无关痛痒，不肯暴露真实思想，有的连开会不注意公共卫生，随地大小便等，也作为意见放了出来。
二、放鸣内容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贫农一般都是拥护合作化、统购统销和党的各项政策的，他们的意见大都集中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干部作风和粮食分配方法等方面。乍一看，他们提的意见很剧烈很尖锐，但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许多是建设的意见，也有许多是实际问题。极少数认识模胡、觉悟不高的贫农虽然也跟着说合作化、统购统销不好，但并不是内心话。据贫农座谈会上统计，剩会二十五人，说统购统销不好的只有一人，认为大社不如小社，主张分社的仅有二人。中农中特别是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对合作化是动摇的，对党的政策不满，甚至有抵触，他们往往是散布消极空气和与社会主义相抵触的言论的主要人物，有些人在放鸣中叫喊统购统销饿煞人，骂政府“剥削”，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不如单干好。全社九十八户中农，就有二十二户说合作化不好，想趁鸣放的机会退社单干。地主、富农、伪乡、保长等，虽然放得不多，但放出来的往往是带有煽动性的反动言论，从多方面向党和政府进攻。例如被镇压的恶霸金希文的家属和伪保长金阿山等人，到处散布荒谬言论，诬蔑革命领袖。地主分子殷火根、陈为海在鸣放高潮中，乘机恐吓干部说：“不见得一直吹东南风，将来西北风也要吹吹，共产党不能保你们当一世干部，还是做做“杨树头”留个后步吧。”
三、妇女鸣放的意见，大多是关自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开门七件事、派工、评分等问题放得很多，合作社的管理总理放得很少，政策方面的问题更少。妇女座谈会上二十二人共提了七十多条意见，有五十我条是属于柴火不够烧、食油不够吃、农活太重、评分太少等方面的意见。
四、老年人对生产管理、农具保管方面的意见提很多，共同的说法是：“合作社的生产我们看不惯，家具乱抛乱丢真心疼。”中年人对粮食统购统销意见多，他们强调做活重，吃得多，口粮标准不够，往往以自己来衡量别人。青年人对干部的意见提得多，他们很容易计较态度，有的对过去受了批评不服气，趁这次大鸣大放评评理，争个面子。
一、统一领导思想，反复打通干部放思想，下决心让群众放透，沉住气只听不驳。鸣放以前，工作级有些同志怕群众放不出来，没有信心；社队干部，特别是原来作风生硬、缺点较大的人，怕群众不讲理，乱揪乱斗，认为当了干部倒霉，要挨整，情绪消极。针对上述思想，进行了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意义和占目的的教育，说明发动群众鸣放，是为了暴露矛盾，解决矛盾，提高思想，改进工作，具体分析了各阶层鸣放的趋势，教育干部坚决贯彻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树立相信群众大多数的观点，扫除了干部思想上的障碍，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在开始鸣放以后，特别在鸣放的高潮中，干部思想又紧张起来，有的怕收不起来，想草率收兵；有的受了批评倒下去了；有的沉不住气，要求反击；有的顶不住要打架。领导上及时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反复讲清了三个道理；（1）鸣放对干部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经得起表扬，吃得住批评，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2）要下决心沉住气，只听不驳；（3）党对干部的政策一贯是教育、团结、爱护的，有缺点有错误只要好好检讨，群众也是会原谅的。因而端正了干部的态度，积极投入鸣放。
二、领导上反复表明态度，解除群众顾虑，发动群众大胆鸣放。开始时群众对鸣放的顾虑较多：（1）怕提了意见将来干部要报复，说：“三十天前放怨气，三十天后饿肚皮。”“干部是如来佛，社员是孙猴子，总归翻不出他的手。”（2）怕说错了话被乱戴帽子。有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放得不好不是右派帽子，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总归逃不了。”（3）普遍怕放了不改，解决不了问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正面教育，反复讲清发扬民主，大胆鸣放是揭发问题，解决矛盾，打消隔阂、改进工作的最好办法，有意见有问题，都可以大胆的讲大胆的提；同时领导上多次诚恳的表标态度，保证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做到边放边改；并向群众宣布：放鸣时只准动嘴不准动手；干部只听不驳，不准打击报复。因而解除了群众顾虑，支持了群众鸣放。
三、认真做到边放、边改，以实际行动鼓励和支持群众鸣放。在鸣放中间，管委会专门召开了会议，对社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能够做到的，立即加以实现。如财务帐目问题，除责成会计清账目及时公布外，还成立了资财清理小组，把无人专管而损坏的十七条农船，二十部水车，十六部轧稻机进行了修理。在生产方面，分别召开了小队队委会，安排了劳动作业计划，上了六百六十五亩断水田的水，合理修订了劳动定额，纠正了抢工、拣工等混乱现象。有缺点和错误受到群众批评的干部，向群众表示了态度，有些问题初步作了交代。这样一杰，群众鸣放的信心更高了，劲头更大了，本来不发言的人也积极鸣放了。特别使一些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甚至有反动言行的人，错认为有机可乘，按捺不住，跟着大鸣大放起来。
四、根据群众不同的思想特点，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鸣放：（1）由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连环带动，扩大影响。起初群众虽然了解了鸣放的意义，但顾虑很多，感到无从放起。因此放得不够热烈。以后，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和社员代表会，在骨干中进行了鸣放，扩大了影响，在群众中起发挥作用，带动群众鸣放起来。（2）“条条放”和“块块放”交叉进行。在社员代表大会鸣放以后，分头召开了贫农、妇女、复员军人、军属等各种人物的座谈会，发动“条条放”，同时，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动“块块放”。这样使运动深入到各阶层、各种对象、各个角落里去，效果很好。（3）小型慢谈，个别访问。既可以弥补鸣放广度的不足，又可使一些不敢当干部面鸣放的人暴露思想，消除死角。专门召开了会上不发言的人的小型谈心会，登门拜访了年老和生病的人，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特权自私，强迫命令的问题。例如，万田三个小队有些群众怕干部报复，不敢提意见，经过小型漫谈和登门访问后，反映了社委江龙喜贪污挪用、压制社员、不领导生产等十多条意见，有的社员说：“你们不来，挖开我们的嘴也不敢讲。”
（十月五日江苏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书面汇报）
我省内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台盟、农工等七个民主党派，除农工尚未建立组织外，其余六个党派，民革已建立省和两个市级组织，民盟已建立省和七个市级组织，民建已建立省和八个市级组织，民进已建立省和八个市级组织，九三只有两个市级组织，台盟则只有旅大特别支部。
现在七个民主党派其有成员三千八百零六名，根据三千五百四十五名成员比较粗略的排队结果：左派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中左为百分之十七点九；中中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一；中右为百分之十六点七；右派为百分之五点八；极右为百分之一点四；疑似右派为百分之五点六。
现在已经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共一百五十七人（民革十八人、民盟六十四人、民建三十一人、民进二十四人、九三十九人、农工一人）。从各民主党派的省市组织的委员、基层干部到一般成员都有。具体情况如下表：
级别 项目 民革 民盟 民建 民进 九三 委员 省市级 人数 4 20 7 5 4 % 22.22 31.25 24.13 19.23 21.05 基层干部一般成员 人数 2 21 9 7 3 % 11.14 32.81 31.04 26.92 15.79 人数 12 23 13 14 12 % 66.67 35.94 44.83 53.85 63.16
从已揭发的右派分子的来历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十类：第一类是各类历史反革命分子，借着大鸣大放的机会翻把。根据对民革、民盟的全省组织和九三沈阳市组织中九十三名右派分子的统计，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的，即有四十四名，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三一。第二类是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有些则因亲属是反革命被我镇压，因而对我怀恨在心，借机报复。第三类是叛徒。第四类是政客、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第五类是旧社会的御用科学家，国民党时期的当权派。第六类是授受欧美资本主义毒害较深，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满身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而未很好改造的“学者”。第七类是过去一向是左派分子，但临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却搞不懂了。第八类是各次运动中，尤其是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被爪连的，心存不满，借机会报复，甚至企图翻案。这类人数很多。第九类是封建士大夫孽，对新社会一切都不顺眼。第十类是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
（一）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锋芒，主要集中在宗派主义、肃反、农业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党委治校及党在各方面的领导问题，企图在各方面否认党的领导。他们不仅夸大缺点，捏造事实，而且捏造所谓理论，如陈彦之说宗派主义是因为强调阶级差异造成的，等等。他们攻击党政领导时，有些竟公然提出说如果他们当领导时将要如何等来迷惑群众。资产阶级里的右派分子奉章用器为宗师；知识分子里的右派分子则对罗隆基、费孝通、储这平等备加推崇。在右派进攻猖狂的时期，右派分子们喜形于色，有的是将多年压在箱底的西服穿上。总之他们是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实际上结成一条战线，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二）在各民主党派已揭发的一百五十七名右派分子中，参加各种“合作社”、“互助组”的有四十九名，占三分之一强。有的“社”“组”是同一党派的，有的竟包括两个党派，如化工研究院的民盟、九三基层组织的右派分子，是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密谋。
有的党派右派分子，是通过合法的组织形式，搞非法反党活动。如民盟阜新市筹委会中，有四个右派分子，民盟营口市筹委会七个委员中有三个右派分子，结成集团操继把持民盟组织，猖狂的向党进攻。
在右派分子中，与章罗等右派首领有组织联系的，有“高级社”跡象的，现在已发现某些可疑线索，须进一步追查。如程厚之，于一九四七年即在南京组织“中国地方建设协会”，标榜“第三条道路”，曾企图拉储安平参加；一九四八年在北京又策划组织“中建”半月刊，成为该刊的幕后人，当时费孝通、费清、王长促（国务院参事）等人参加，储安平与该刊也似有关系；今年程厚之去北京参加“四月工作会议”时，曾找过储安平（程说没找到）也遇到费孝通（程说没交谈）曾与王艮仲交谈两次；五月，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放火时，派来沈阳的两个记者，一个（王少桐）是程的老朋友，一个（殷毅）是程的女婿，程对他们的活动全力支持；并参予谋划。葛庭燧今春在北京时，钱伟长曾对他说：科学家也得搞点政治资本，才有地位，葛受这句话的影响很大。杨长骑原来一向是左派，在肃反运动中是积极分子；到上海进修一年，回来后政治态度大变。这些，都须作细致地调查研究，彻底挖掘清楚。
（三）一九五六年，尤其是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各民主党派（除台盟外），在我省都有一倍至几倍的大发展，农工民主党也于今年派人到我省发展组织。各民主党派的具体发展情况如下：
民 革 民 盟 民 进 民 建 九 三 农 工 1956年6月 154 475 230 402 54 9 现在人数 444 928 991 1200 174 39 增加率% 288.31 195.39 430.87 298.75 322.22 322.22
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的大势所趋，“长期其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提出，转变了许多人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为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民主党派按照正确方针严肃地进行适当发展也是为工作所需要的；但是，象上边所说的这种大发展，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竞赛的局面，唯恐在发展组织上落于其他党派之后，则是受了各党派中右派分子反动组织路线的影响。如各党派在发展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上都有所放宽，民革中央提出只要有公民权，历史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发展，民盟中央也提出不把写自传作为入盟的先决条件，有的党派，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利用了请客拉夫、封官许爵等手段进行发展，这样，就把许多对党不满、肃反斗争对象都吸收到民主党派里来。在各民主党派已揭发的右派分子里，曾参加反动党团或在肃反中被斗争的，多数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各党派在新建立组织的地地区盲目地找有地位的当头，忽视了政治条件，没有形成以左派和中左联盟为骨干的领导核心。如民盟营口市、阜新市的领导就为右派分子把持，使该二市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陷于瘫痪状态。
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多数已搞臭了，在群众中已经孤立了。根据右派分子目前的表现，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中情况：
1、看出抵赖不过，开始认罪，交代了具体事实和阴谋活动。如王子仁（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委）和郑鉴如（阜新矿区医院大夫、民盟市筹委）等，都比较有诚意的交代了小集团的活动，使反动小集团的问题得以从此突破。
2、始终不封口，被迫承认某些事实，承认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但不交代其阴谋活动；只承认个人活动，不承认组织关系。
3、东北财经学院教授陈家芷一贯是反言论脱口而出，公开散布托派观点，几乎每次运动都是斗争的重点人物，这次也是右派分子。他现在已把家眷送走，准备接受“劳动教养”。
4、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还表现要进行检讨，企图轻松过关。但斗争深入后，反而强硬起来，或反而坦然若无其事了。吴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表示了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好好检讨，并整天在民盟办公室里写检讨；但在市宣传会议上被批判之后，反而强硬起来，扬言要退出发盟以后进行控告；现在每天消遥自在，泰然的带着老婆孩子看戏、逛公园。杨长骙每天在家弹钢琴、拉胡琴，若无其事。陈彦之曾经承认犯了社会主义的罪行，但在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斗争以后，又强调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说只要对整风有好处，叫他怎样都可以。言外之意，是说批判他是抓他作典型。对他儿子（解放军中尉、共产党员）叫屈，说：“要不是因为你妈妈和奶奶，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5、回生。赵洪翥、高风在斗争会上都曾痛哭流涕，似有悔过之意，但过后，赵洪翥在背后骂街、高风想翻案，孙德本（沈阳四中教导主任、民盟市委员）对有些事实几次承认，又几次推翻，有的竟反复过三、四次。
6、乱咬、误伤好人，混淆视听。如齐心，在王子仁交出了小集力阴谋活动之后，他也接着承认，并把许多与小集团无关的中间他子都牵进去，致造成中间分子有顾虑，自危。
7、自始自终耍流氓，在任何人证物证面前都矢口抵赖。如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民盟盟员）血口喷人，抓揭发人的小辫子，不正面答复任何问题，而念他随谈随绩的“万言抗议书”，并以“某某不出席我不到会”“记者不出席我不到会”等为借口而逃会，在曾
被唆使的学生和被他拉拢的教师的对质下，他却诬指这些人是党委安排的，硬不承认他认识这些人。最近又说“以罗衡（党员教务长）为首的宗派主义战线”在搞他，他又写了几万字的“控告书”“控诉”对他的斗争，他认为“反正共产党还是那么一套，斗争从严，处理从宽，斗完了还得安排我，还得给我饭吃”，而准备顽抗到底。钟启宇（柞蚕公司工程师，民盟安东市筹委会主委）则自始至终不发言，以无言来对抗。
8、以死威胁。吴润芝（民进旅大市委秘书长）曾表示“活着没意思”，吴襄也曾流露过此意：曹玉琢（设计三分局技术员、民盟盟员）曾服安眠药（量不多，但自称三十几片），姜陟庭（辽阳市工商联主委、省政协委员）已服毒自杀。
上述情况，说明彻底斗倒右派，使他们真正低头认罪，还必须作艰苦的努力。特别是不少右派分子在群众中还没完全臭，还有某些群众对他们寄予同情。一般地说，历史丑恶，一贯反动，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又比较显著，或者结成集团向党进攻的，容易在群众中搞臭；不易臭的是在学术上造诣较深，或过去一直以左派貌出现有所谓进步外表的“单干户”。如杨长骙过去一贯是左派，是肃反和各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机械工程方面又较有修养，吴襄在生理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研究上都有些成就，所以虽然经旅大市宣传会议一千七百多人的大会斗争，省、市级以显著地位揭露，但是仍没有臭，在全校斗争吴襄时，吴在台上哭，学生在台下流泪；直到现在仍有许多学生常到杨长骙家请教。陈彦之过去一贯以左派面貌出现，虽经沈阳市人代会和省、市报纸的批判，但仍有些群众不接受，沈阳南市区小学教员暑期学习时，有的小学教员（中间分子）说：陈彦之就是我们的力量，看到陈彦之我们工作就有劲儿。南市区文教科的九名干部中，有七十名干部（四名团员、一名盟员——左派、二名群众）不同意陈彦之是右派，经过学习争辩后，还有两个人不同意（陈彦之在国民党时期即任伪教育局长，解放后仍任教育局长八年），搞臭这类右派分子，打掉他们威风，澄清他们对群众的迷惑，是更需要细致复杂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
（摘自十月七日辽宁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全省现已精简了五万五千三百零六人，省级已精简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四，专区级平均精简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乡干平均精简了百分之二十八。县级由于併乡后任务加重，故行政编制并未确定精简（企、事业例外）；区级机构由于任务改变，保留了区的编制。
全省超编人员已经处理了五万二千四百一十一人，占超编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六。
二、结合整编，全省共下放了三万三千九百二十四名干部，其中：
下放到专、市级的四百一十七人，到县级的一千二百九十七人，到区级的七百二十四人，到乡级的一万零六百七十五人，到农业社的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二人，到企业、事业单位的二千六百八十九人，到手工业联社、信用社、供销部的五百二十一人，到合营企业的一百一十八人，其他三十一人。
这批下放干部的质量较好。其中有省委部长四人，厅局长八人，处长三十一人，地委正副书记八人，副专员、地委部长三十七人，县干四百多人。大批干部下放后，目前县委第一书记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地委一级干部担任的，区委书记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县委一级干部担任的，乡党委正副书记、乡长绝大部分是区级干部担任的，农业社正副主任则多是原来比较强的乡干部担任的。
在下放的干部中，大多数情绪很高，工作积极。据霍山、舒城、酒山、钦县等县的统计，下放到乡、社的干部中，工作认真负责、深入钻研、能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工作一般、作用不够深入，思想上多少有些问题、但经教育能改正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但也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干部工作消极，存在着较严重的思想问题。据肥东、凤阳、旌德、祁门等县反映，有少数下放干部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闹名誉地位，认为下放干部“是领导不信任的”，“是犯错误的”，“是烂桃子”，认为“工农分子逐级下降，知识分子逐级上提”，因而怀疑、不满；有的认为没有前途了，说“下放是高山滚石头，只下不上”，“提拔、提薪两无希望了”；有的认为：“整编太粗暴”，下放是“层层下压，一级压一级，县压区、区压乡，大干部压小干部”；有的不愿在农村工作，认为“农村工作苦”，“农村任务重，工作难搞”，“在农村工作要少活十年”，
主张干部定期换班，有的对组织乡干和社干参加生产有抵触情绪；有的顾虑将来落选当不上干部。经教育批判后，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了提高，态度有了转变，但尚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使期能彻底克服错误思想，在乡、社“安家落户”。
三、全省超编人员现已组织进行生产的有一万零九百五十四人。为了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各个生产单位一般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和生产骨干。如财贸系统配备的骨干在百分之十以上，单周王农场的七百零四人中，就配备了副厅长一人，处长级干部五人；门市部主任以上的干部占百分之十八；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团员占百分之二十二。南业厅调出参加生产的二百四十一人中，就有省级公司科长以上的干部三十九人，占调出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一。在开始时，有一部分人由于对组织生产的意义认识不足，顾虑很多，加之没有经验，因而抵触情绪较大，有的认为“参加生产苦”，“不光彩”，“没出息”，是“劳改”，认为搞生产“屈才”；有的嫌收不少，不愿生产；有的不愿从事直接生产，愿当行政管理干部；少数人消极怠工、无理取闹个别甚至破坏生产。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后，生产搞起来，有了头绪，也有了一定成绩，再加反右派斗争后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因此，绝大部分干部安心了，劳动光荣的气氛逐渐浓厚了，生产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了。
到目前为止，各个生产单位已取得很大的生产成绩，证明组织编余干部进行生产的办法是成功的。据省直机关（不包括财贸系统）、六安、阜阳、蚌埠三个专区和安庆专区直属机关所组织的三百七十五个生产单位的不完全统计，现已养猪六千余头，牛、羊三千余头，鸡、鸭、鹅四万三千九百余头，兔子八千八百余头，鱼八千六百余万尾，蜂、蚕二百二十余箱（盒）；种各种农作物及瓜菜六千余亩，檀树及果树四万余株。仅省直机关（不包括财贸系统），即可收益七十一万二千零三十一元，平均每人（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可收入五百一十一元五角。
财贸系统组织生产的成绩更为显著。全省财贸系统共组织生产单位四百三十三个（与上述地区的统计略有重复），其中小型工业和加工业三百二十五个，农林牧和牲畜伺养场九十个，服务性行业十八个。目前已有盈余的二百零三个，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如废机油厂年产再生油二百四十吨，每吨可获利一百二十元；芜湖芡实藕粉加工厂开工后八十八天已获得净利三千余元，产品经过检定列为一等，备受消费者欢迎；豪县供销社的炼硝厂，上半年已盈余一万多元；六安银行举力的中药材加工厂，原料取自当地，现已进行加工的药材有一百九十多种，预计到年底可获利八千多元。基本上可以自给的生产单位一百二十一个，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九。另外，各地组织的各种小型工厂和加工厂，杂货门市部，服务性行业等都可自给。据财贸系统的统计，在二、三年内由于产、供、销不能平衡、工资水平高、生产效率低等原因，还不能自给的生产单位只有十九个，占百分之四点三。
在职乡干的生产也已普遍开展起来，仅据蚌埠专区七月中旬不完全的统计，五百七十一个乡（镇）已搞起来的生产有：养猪三千五百三十五头，牛十八头，羊一千五百七十四头，兔子四千五百二十八只，鸡、鸭、鹅四千九百三十七只，蜂二百一十箱，鱼三十五万五千余尾；种瓜菜一百一十四亩，大麻子六万余根，各种农作物三千七百零三亩。
此外，对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包下来的人员也已经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去年在加山设立了平湖农庄，现有庄员二千零七十二人；领导生产的干部五十六人，其中行政干部四十八人，技术干部八人（此处之庄员与干部数均未列入前述原有编制和精减编制数之内；同时，省级机关超编人员在该农庄生产的一百五十五人也未计入此处之庄员与干部数内）。该庄已投资一百二十万元，现在水旱地两万亩，房屋二千七百余间，有猪一千三百四十二头，羊六百八十四头，牛三百六十九头，兔子一百四十六只，蜂十二箱。同时还经营了裁缝、铁器、蔑器、油坊、烧窑、米面加工、理发等副业。预计上述农业、牧、副业今年全年可收入约二十五万五千元，其中农业约十万元（部分受灾严重故收成较少），畜牧业六万五千无，副业八万五千八百九十元（包括供销合作社收入）。该庄除基建和生产投资外，今年开支约四十二万三千元（内庄员劳动报酬每月约三万元，全年为三十六万元，行政开支约六万三千元）。
（摘自十月六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内疗资料”）
我厂在大鸣大放中，除右派分子恶意向党进攻，放出不少反动言论外，共提出一千五百余条意见，经归纳整理后计有四百六十四条，其中，生产管理方面八十八条，增产节约方面四十六条，人事、劳动工资方面一百三十八条，生活福利方面一百三十一条，肃反方面十六条，领导作风方面四十五条。这些意见大多数都是正确的。根据上级“边整风、边改进”的指示精神，我们组织了专门小组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目前，已经处理了一百七十二条，正在研究的一百二十四条，另有一百三十八条是要求过高或提得不切合实际、需要作解释教育的，还有二十条是需要请求上级解决的。
根据群众提出的六方面意见，厂党委决定由四个副厂长和组织部长等同志为首组织了六个专业小组，对所提意见先分类排队，然后分析研究，责成有关人员和部门积极着手改进工作，党委定其作检查。改进的情况是：
先首，本简化精神，从手续上、路线上对一些制度进行了改进。如自制非标准工具管理、设备管理与工位器具管理制度取消了繁杂的订货手续；工位器具和生产管理中非标准设备订货以及圆纸供应路线，亦减少了经手单位，缩短了周转期。其次，对生产上一些规定不明确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如电气、仪表各种动能管道分工问题，确定分别由动力处、气全、仪表、管子钣金车间等负责，辅助工场、电气、维修集中由一个动力工部负责。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编余人员及各种维修工具备品的数量，且可减少工作中的扯皮。第三，对表报多的现象，作了调查处理。如工具车间需填报的表报计有十类一百一十四种，经研究、修改、统一，已减少到九十余种。第四，对材料管理问题，也专门组织了检查，解决了不少问题，并进一步贯彻了管理制度。如处理了积压的材料，仅工具材料库就退回总库材料二十七吨，供应处也处理了价值六万元的积压辅助材料。鉴别分类发现纠正错误材料一千五百七十五公斤，贯彻了按类型、分钢号、分别排队和定位、编号、挂牌的存放方法，改进了管理制度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第五，提高了计划工作质量。过去各种计划不及时，不准确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资料、产口囵纸到厂晚，有些计划是估算出来的。现在正大力解决技术资料及产品囵纸等问题。第六，成立了全厂组织设计审编委员会，根据生产需要制定全厂组织责条例等制度，对一些应建立的处、室也及时作了决定，成立了福利处和调度室等机构。
首先，为了克服干部管理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经常了解掌握干部情况，整顿了以下工作：（1）整顿统计工作，制订出了统计制度。由各单位每月填月报送干部处汇总，以便正确掌握干部变动情况；（2）建立了干部登记卡片制度。干部处各单位都有干部卡片，卡片随人变动，这样可克服调动时各种混乱现象；（3）制订了干部管理条例；（4）解决实习生和练习生的转正问题，根据部、局指示最近全厂已转正四百八十五名；（5）今后干部分配使用，要走群众路线，先作出分配方案，再征求各单位意见，最后经厂长批准执行。（6）其他问题。如工部主任级别问题，干部调爱人问题，都已作了全盘方案，按规定办理。其次，在工资工作方面，对某些同志工资不恰当的都作了更正；工资变动情况，都和有关单位作了商量，取得一致意见。第三，在工人管理上，除明确制定了工人管理条例外，还集中地对工人进行了劳纪律教育。对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先进思想公开进行表扬（二季度共计涌现出先进人物二百六十一名），对不服从领导、旷工、迟到、早退现象进行了批评处理。
取消了处级干部的一些不合理待遇，如压缩了领导住房标准，取消上下班坐汽车、理发洗澡优先等规定，有的干部自动退出多余的房子三十间；增办了群众福利，如营养食堂、九号街坊理发室；改善了看病制度，克服了三长（挂号、排队、取药）、一短（诊断）现象。
经过查对，在四十五个肃反对象中，需改变性质的二名，修改结论句的二十二名，改变处分的三名。
主要是加强了领导和群众的联系，能听取群众反映，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相对减少；规定了每星期六下午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生产处和车间的领导主要是到车间参加生产劳动或帮助工人打扫卫生，行政福利部门的领导主要是深入到司机和炊事人员中去共同劳动。工具车间总支书记常文轩同志深入到工人中以后，发现焊接工人邹天禄焊机上灯不亮，晚上干活影响质量，第二天即将五十支灯泡换成一百支灯泡了。对人民来信处理也认真了，今年人民来信其五百六十二件，已处理了五百四十一件。
通过改进工作，各级领导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学会了正确解决领导与群众之间、管理与生产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矛盾，同时，大家明确了向个人主义、本们主义作斗争是作好改进工作的重要一环。如人事劳资部门检查过去调配人员不考虑车间需要，只将人员分下去就算，存有“推出门了事”的思想。这样，有不少人员分下去后，不是车间不满意，就是干部、工人不满意。再如房产处有的干部检查，过去不能以身作则，住房过多，所以不能很好地动员群众腾出多余的房子。
通过边改进深入发动了群众，划清了是非界限和爱恨界限，激起了对右派分子的仇恨。如夹具车间工人说：“现在领导处处为工人打算，接受工人的意见，过去我们提的一些意见，领导都为我们办了，右派分子想反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决不允许的”；不少中间群众检查说：“过去不了解情况，听右派分子胡说，也不辨别是非，结果上了当，今后一定要相信党的领导，绝不受任何人欺骗”。改进工作愈多，领导与群众关第愈密切，右派分子则愈陷于孤立。
如加强调度室的工作以后，厂领导解决问题及时了，各车间当天提出的问题大都可以当天解决。这样各车间互相协作，相互支持、配合，生产情况就有了很大转变，木工车间八月上旬只完成商品计划的百分十，经调度会议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后，八月份超额完成了百分之四
开始有不少人不重视群众提出的意见，存有“大事管不着，小事不用管”和“改进是长期事”、“慢慢来”等错误思想。因此，必须认直贯彻狠狠改进工作的精神，教育大家懂得工作改进得愈多愈好，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就愈深入愈主动。大事应积极改进，小事更容易改进，慢慢来的思想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反右派斗争深入后，有的同志又认为反右派太忙，改进工作没时间，这时就要领导亲自动手，将能改进的及时加以改进，不能改进的研究后向群众作交代。这样即会教育大家从始至终重视这一工作。
需要改进的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是需要领导解决的，有些问题却需要依靠群众去解决，就是领导解决的问题也需经过群众自觉地去执行。因此，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挥群众智慧，来改进各项工作就十分重要。我们这次解决分配住房问题，首先，在工代会预备上反复讨论了住房制度，确定以房定人，城市从宽、农村从严重的原则和讨论确定了有五年工龄的工人其家属才够住房条件，然后将现在宿舍情况向职工作了交代，预分给单位，交职工讨论评定，谁该搬家属，谁不该搬，谁先搬，谁后搬。这样做，大家很满意，就是未分到房子的工人，也无
对合理又能解决立即进行解决，对虽合理而不能立即解决的（如组织机构的调整，工资标准不一，同工不同酬等问题），说明领导上正在进行研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进行解决，对要求过高的（如要求本厂所有职工都应迅速分配家属宿舍及某些工种的特殊要求等）必须反复说明情况，进行生活与生产、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完满地解决各类问题，并解决许多人在这方面的疑问和意见。
（十月七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书面汇报）
荥阳的整风运动，由于放手发动了群众，在鸣放高潮中不但暴露了右派分子，而且也彻底揭发了各级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和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综合在大鸣大放中其提出三千八百零一条意见，其中属于三大主义方面的占总意见的百分之六十点三四；方针政策方面的占百分之三点八二；组织建设方面的占百分之三点一五；干部政策方面的占百分之三点七；工作制度方面的占百分之二点五七；生活福利方面的占百分之十点二；其它方面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四。这些意见绝大多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合理的。我们掌握了边整、边改的精神，将边改工作贯彻到整个运动过程中去。截止目前已改进的其七百四十条，其中属于“三大主义”方面的四百三十五条；方针政策方面的十六条，组织建设方面十条，工作制度方面的七条，生活福利方面一百八十六条；其他二十八条。此外向干部解释的六百一十八条，需要请示上级后才能解决的二百五十一条，需今后工作中注意防止的一千七百六十五条。
运动开始县委即重视了边改工作，强调指出，整风的目的在于转变作风，改进工作，要求这次整风运动自始自终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但某些单位的领导干部由于个人主义、患得患失，因而对边整边改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信心不够，存在着不少错误思想：（1）有的单位领导干部看到下边群众意见大，问题多，感支无法下手改进，思想苦闷，压的抬不起头来；（2）有的单位认为工作忙，反右派斗争任务紧，没时间边改，想拖到运动的后期一块改；（3）有的看到意见多，涉及面广，界限难划，责任难分，想推脱自己的责任。
为了把边改工作和整风、反右派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县委召开了会议，将鸣放高潮中县直机关对县委提出的二百四十条意见，进行了分类排队，本着条条有答复，件件有着落的精神，带头改进，经研究立即改进的就有十余条，如县委组织部长刘培耐同志主动退出了回家不应报销的路费八十点六元，工业部部长唐宝丰同志的爱人腾出来多占二间房子。县委将改进的情况通报了各单位，同时，责成各单位领导亲自动手，专人负责，大大推动了各单位工作的改进。
鸣放开始时群众有顾虑，怕报复，怕提了不顶事，这就更需要领导上以边改的实例和行动放手发动群众鸣放，如邮电局在鸣放中及时改进能改的七条意见后，群众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不少中间分子存在着“整风开始整领导，整风过去整自已”等思想顾虑，犹豫观望，当看到我们诚心诚意地坚决改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后，内心深感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很快地靠近了我们。如荥阳窑厂田之甫、周子林看到领导上决心改正工作后，不但揭发了右派分子梁全统的反动言行，认识到自己受了骗，并表示坚决站稳立场，对梁全统进行坚决的斗争。事实证明，边整边改的结果，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右派分子很快孤立了。
推动了各项工作，改变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调动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如服务局支部书记费三松于一九五五年私自吸收他哥哥为服务局长期工人，群众意见很大，这个问题已发生了一年之久，未能解决。这次费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立即动员其兄回家了。不少的领导干部制订了深入下层的制度、转变了作风以后，群众非常满意。
（1）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党、团、工会组织生活不经常，支部教育工作有的流于形式。这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财经企业单位表现的更为突出，他们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不少领导干部也存在着单纯的业务观点，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以致在干部中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工作不艰苦，不深入，贪图享受、比提拔、比待遇、闹无原则纠纷。如木材公司高长海（党员），自高自大，公开提出不下乡，不作救灾工作（太苦），闹地位，达不到目的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有的干部竟提出：一少(少干工作)、两不愿（不愿下农村，不愿下基层）、三怕（怕天热，怕天冷，怕吃的不好）、四不下（没车子不下去，天气不好不下去，离机关远不下去，落后地区不下去）。这些虽然是个别的，但随着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这种倾向正在抬头滋长，值得我们严重警惕。
(2)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广大群众的监督。不少领导干部强调工作忙，不经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倾听群众意见，接受自下而上的监督，认为自己可以高人一等，因而滋长了特长了特权思想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现象。如前县委第二书记朱延俊同志调回地委前回家办丧事，前后向粮食局索要粮票一百斤，向商业局要布票六十尺，并领取救济款六百五十元（其中有社会救济款三百元），影响极坏。
（3）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执行，缺乏调查研究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不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如县委在去年种麦时，缺乏调查研究，不了解因干旱而引起的新情况，领导上强调小麦密植，结果是行距窄，坷拉大，不少籽粒没播进土里，影响了齐苗全苗，群众意见很大。
（4）有些领导干部政策观念淡薄，不执行甚至违犯党的政策。如保险公司把上级规定牲畜保险百分之十七，执行成百分之百，群众很不满。服务局把生虫的饼干渗到月饼里出卖，影响极坏。荥阳一中地主、富农子弟吃助学金占地富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大部分不应该），中农占百分之三十三（少部分不应该），贫农学生中占百分之二十一，严重的违犯了党的阶级政策。
（5）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边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强调斗争任务大，没时间，没力量抓边改；个别领导干部对涉及到本身问题的意见，态度不坚决，改正缺乏决心。
（十月七日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截至九月中旬为止，省级机关和高等学校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共七十二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强。从他们入党的时间看：一九四四年以前入党的八人（其中一九三七年一人，一九三八年四人，一九三九年一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十二人，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一人，一九五零年以后的三十一人；从现任职务看：相当于副厅长、局长级的二人，正副处长的十人，正副科长三十人，讲师、助教各一人，学生二人，技术人员三人，其他二十三人；从文化程度看：大学十九人，高中二十长人，初中二十人，高小四人，初小一人；从家庭出身看：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三十三人（其中包括地主二十五人，
富农二人，资本家一人，官僚一人，小土地出租四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三十二人（其中包括小商人三人，中农十六人，旧职员五人，自由职业者三人），出身于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十二人（其中贫农九人，城市贫民二人，工人一人）；从个人成份看：学生四十一人，自由职业者十一人，伪军官一人，旧职员和职员八人（其中旧职员六人），地主一人，工人、贫民、店员共八人（其中包括工人五人，贫民二人，店员一人），其他二人。
党内右派分子由于挂着共产党员的幌子，特别是其中不少人又担任着比较负责的职务，除了个别人公开声明判党以外，一般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法进行活动的，因此他们往往易于迷惑群众。但是，当广大群众经过深入发动、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这些党内右派分子就一个个被揭露出来。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有如下特点：
（一）口头上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新湖南报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是坚决反对党的办报方针的，但其表现的形式则不同；党外右派分子是直接露骨地否定党的指示，他们则是口头上承认应按“省委意图办事”，但实际上却主张把所谓“报纸的特点”放在第一位，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放在第二位，对于省委的意图是“适合报纸的特点则留，不合的则去”，并且拒绝刊登一些符合省委意图、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的稿件（譬如有关先进经验、技术的介绍），诬蔑说，这是“党八股”、“灰溜溜一大片”，还说“省委不了解报纸的特点”，其实，他们所强调的报纸特点，和无产阶级的报纸特性毫不相干，他们所贩卖的乃是资产阶级报纸的私货。
（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大量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如：省委宣传部“学习导报”编辑刘思奇，在大鸣大放中在“学习导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反动文章，他在文章里玩弄哲学术语，说什么“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还污蔑党“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攻讦党的领导人“吓唬群众，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他还说“一个人反对某些党员和干部以至反对某些领导人，究竟是或不是反对党和政府，应作具体分析”，甚至说，反对党是因为发现党和政府的某些政策和措施有了缺点和错误，因而起来进行纠正。刘思奇这种恶毒的手法，是故意模糊敌我界线，企图淆乱是非，以掩护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三）利用职位公开号召群众向党进攻，抓住片面事例加以渲染扩大，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如省教育厅中教科代科长罗祥生在大鸣大放中，借毛厅长从湘潭坐小汽车回长一事，在群众中到处点火，并发动有严重偏激情绪的周介凡和周斌等人写黑板报稿子，亲自加以修改。为了煽动他二人的反党情绪，罗竟然说：“你们大胆地干，出了事由我来担当，那怕丢了这顶乌纱帽也要干到底。”他还公开以党支部宣传委员身分，发动大家向领导提意见，说：“不要有顾虑，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根据省级机关及高等学校七十二个党内右派分子的具体情况分析，他们之所以反党，大致有如下几种原因：
（一）本人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或他们的亲人被镇压、管制、斗争，因而对党怀有强烈仇恨。属于这一类的有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如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科长保牧，地主家庭出身，曾当过伪军官，一九四八年入党，参加革命后其剥削阶级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土地改革中他的父亲被管制，他曾写信向当地县人民政府求保未允，因而大为不满。他十分反对农业合作化，说：“农民根本不要社会主义，要的是县委会的厕所。”不但如此，而且还说：“共产党为了欺骗大众，把百姓称作人民，事实上是民者名也。”并诬蔑我党在“处分干部问题上也有等级制度”。
（二）本人历史不清，社会关系复杂，在三反、肃反中被斗，或因犯过严重错误而受过党纪处分，因而对党严重不满，属于这一类的有十三人（其中包括三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如省监察厅主任监察员殷祜，本人是地主分子，参加过国民党，担任过三青团组训股长，一九四九年混入党内，因历史复杂，在肃反运动中被列为肃反对象，故对党一直怀恨，经党发表反动言论。在此次鸣放中，他大肆诬蔑我党的干部政策和挑拨党群关系，说什么“党员干部提拔多，提拔快，工资高，房屋住处的我，住的好，非党干部一切都不如党员干部”，还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是“班子政策”，“唯成分论”。
（三）由于本人入党动机不纯，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对党仇视。属于这一类的有二十八人（其中包括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三十八。如省话剧团导演熊秉勋，在入党以后，其个人主义思想不但没有及时被清除，甚至任其一天天地发展。他在一九五四年赴朝慰问时，和其他很我同志一道立了功，就骄横起来，把志愿军给话剧团全团的荣誉，都看作他个人的功绩。党送他到北京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他没有感到这是党对他的培养，反而吹嘘自己在十五年前就被陶行知发现是“天才儿童”、十五年后又被苏联专家当做“金子”发现了，而湖南党组织过去是把他这块“金子”当做“砂子”在使用，他在训练班里，看不起老党员，成天比地位，比待遇。回长沙以后，他更加狂妄自大，竟狂妄地要求党不要以一个普通的党员来看待他，而要捧他为“大艺术家”。在达不到目的时，他怨恨党的心情就愈加严重：说：“湖南还不知深山有虎（指他自己）。”甚至极端反动地说：“艺人生活不如美国高楼大厦下面的贫民富”。他就这样一直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歧途。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类型中，有相当大部分的人虽然出身贫寒，但因参加革命以后，没有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未完全确立，甚至流浪者还滋长了资产阶级思想，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得不到满足，就不惜背叛党，走入反党歧途。如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科长安永清，中农出身，学生成分，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党，入党后工作一度积极，后来由于闹提拔，比地位，开始心怀不满，工作也逐渐消沉，最后甚至发展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目前，这些党内右派分子绝大部分已经过斗争，部分已经彻底打垮和基本打垮。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党内右派分子还在继续暴露。今后必须继续深入斗争，以求得彻底揭露与打垮所有的党内右派分子，进一步纯洁和巩固党的队伍。
（十月七日湖南省委书面汇报）
广东省第一批进行整风的农业社最近已大体完成了大辩论的准备工作，即将转入大辩论。从半个月的情况看来，农村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比鸣放期间有了重大的变化，上中农的变化尤大。在鸣放初期，上中农虽然顾虑重重，不轻易讲出自己的心头话，但经过深入发动后，到底鸣放出不少意见，而目前则有不少地区的上中农表现后悔、恐慌与观望，或主动退却，不敢辩论，或作假检讨，或散布取消辩论的空气。看来，大多数上中农对大辩论是害怕的，他们问：“你们要我放，现在放完了，你们怎样处理”？“土改关易过，大放大鸣大争不知搞到何时”？“讲话必有错，有什么可争”？还有一部分上中农则企图翻案，不承认讲过的话，或者散播不满情绪、拉拢人，企图顽抗；或者态度嚣张，对积极分子讽刺打击，串联贫农退社。个别的刚逃避，不愿参加辩论。总之，上中农已开始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对大辩论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贫农和下中农经过边整边改、组织队伍后，情绪颇为高涨，对办好社有了信心。辩论的骨干队伍已初步组成，积极分子干劲很大，但也出现了企图靠声势压倒上中农，希望“如大军渡口江，不战而胜”的想头。这是当前运动的显著特点。
上中农产生新的顾虑的原因，大体上有下列几个：
（1）鸣放以后、组织队伍期间有些农村出现一些简单化的错误做法，压力很大，气氛相当紧张。如电白县羊角乡石曹社鸣放后，在上中农黄乃声家中贴了七条标语，其中一条是：“打倒右派分子黄乃声！”吓得其妻跑回娘家，声言要与黄离婚。阳山县有些社干、党团员给上中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警告上中农是“自己创造条件去劳改”。有些上中农打报告要求迁到外村居住。（2）许多地区鸣放结束后，静止地埋头组织队伍，一连串地召开贫农、下中农会议，要求组织面达到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如博罗泰美区良田一社组织了百分之八十），好些地区干部满足于表面的热烈情况，认为声势浩大，而把上中农丢在一边。因此，上中农觉得压力很在。（3）有些工作队和社干部只注意听反面意见，准备辩论材料，对正确的、善意的批评注意不够，对有些迫切的、突出的而又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上中农看不到边整边改的事实，怀疑大放大鸣只是“钓大鱼”。（4）没有及时针对上中农的思想动态，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服工作，上中农以为大辩论就是斗争他们，怕经济上受侵犯，怕强迫入社，等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目前基层干部除了一小部分人本身的思想作风有缺点和错误，或者鸣放中放出一些错误言论，因而思想斗争很剧烈、观望、不安、态度消极之外，大部分是硬着头皮听完鸣放，别了一肚子气，又看到放出这样多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因而情绪焦躁，急于辩明是非，企图直截了当地同上中家进行斗争来解决问题，而不重视或不愿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另一些人则沉得“易放难驳”，“问题这样多，
工作要垮台”，怕辩不过上中农，没有信心；同时，前一段干部会议开得不透，有一部分工作队和乡、社干部的思想没有真正武装好，是带着任务观点到下面去搞运动，因而本身对一些问题就认识不清，界限不明。在此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企图用压力压服上中农的简单做法，或没有充分做好辩论的准备工作，形式主义走过场。这样，就不可能做彻底分清是非，达到大辩论的目的。
省委认为大辩论的成败关键决定于：各级领导能否反复向干部交代政策，防止与纠正对待上中农的简单急躁的做法；能否切实掌握说理斗争的原则，深入发动群众，具体调查材料，依靠极有说服力的论据，把上中农的资本主义论点，一个一个地批驳得体无无肤；同时，还要看运动中是否能反复解除上中农的思想顾虑，使之敢于辩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打上三两个回合。否则，上中农过早退却，滑了过去，或一经交锋，即暨白旗，作假检讨，使辩论不起来，就容易引起错觉，不能狠狠地批判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将其搞臭，也不能在反复辩论的过程中分清大是大非的界限，提高广大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为了搞好大辩论，省委一再强调必须切实做好大辩论的准备工作，创造有利于大辩论的条件和气氛：
（一）通过对人、对鸣放意见的排队，初步组织一个以贫农为核心的说理辩论队伍。这是进行大辩论的首要工作。没有这支队伍，就是散兵上阵，无法作战。但是也不能等全部组织起来之后，才进行辩论。看来大约组织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个生产队大体上有五、六个人）的敢于说话、基本上分清界线的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大辩论就可以进行，在辩论过程中，应当注意不断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串联扩大队伍。并应进一步做好辩论材料的准备工作，以武装辩论队伍的思想。要着重搜集本乡、本社、本人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最具说服力，也最为体休社员所熟悉；同时也要注意让社员了解本县、本省乃至全国的大账，使之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和社员的关系。搜集材料还应该注意集中、分析、研究上中农的论点，围绕着这些论点来准备批驳和论据。
（二）认真进行边整边改。整个运动都要边整边改，但在大鸣大放之后，大辩论之前，要狠狠地改进一部分急须改进的工作，组织一个改进工作的小高潮。这样做，不仅可以密切结合生产、做到生产、整风两不误，而且可以迅速调动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团结多数群众，解除上中农的疑虑，并为大辩论创造有利的条件。经验证明：凡是改正工作决心不够的农业社，贫农、下中农就大失所望的情绪，上中农则认为我们不真诚，社的生产与运动也就没有起色。反之，凡是认真进行边整边改的农业社，则气象一新，贫农、下中农固然兴致勃勃，情绪高涨，即上中农也承认这次整社确有决心，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三）必须掌握上中农的思想动态，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消除上中农的顾虑。要反复说明大辩论是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改进工作，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时行说理，不是象斗争地主那样进行斗争，使上中农安定下来，敢于参加新辩论。现在据各地情况看来，只要真正能反复解除上中农的思想顾虑，创造和培养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辩论的气氛，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畅所欲言，做到坚持说理，摆事实，上中农是会进行争辩的；反之，如果不注意做好上中农的工作，光靠压力，造成紧张空气，甚至采用粗暴的方法进行逼迫，那么，上中农就不敢讲话了。我们深深体会到：既要驳到上中农无话可说，又要首先使上中农无话不谈，既要反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只能通过辩论，战而胜之，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多数干部是不大习惯运用这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的。我们已经再三教育干部，必须学会并正确运用这种方法，以便通过这次运动，把思想水平和工作方法提高一步。
（十月八日广东省委整风第二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广东省委为了使省、市机关反右派斗争走向深入，并通过这一运动，彻底解决对广东历次运动和党的干部政策的看法上存在着的分歧，在八月中旬就提出了必须就广东历次政治运动是否正确、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是否正确、省委的干部政策是否有宗派主义等问题，广泛地开展大辩论。一个半月来，省、市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有了较大进展，新挖出一批右派分子，尤其是对
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多数单位还未有开展起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于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检查了最近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对在省市一级机关中开展关于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作了研究部署。会议认为：开展对这一问题的大辩论，是当前深入反右派斗争的主要内容。广东省自解放以来，在中央、前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对一系列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对历次运动、特别是在对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和党的干部政策等问题上，党内尚存在着某些分歧意见和错误言论。几个月来，少数右派分子特别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就利用这些问题向党进攻，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党内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则受其蒙蔽，随声附和，是非不分。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关系广东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广东历次政治运动是否正确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些问题不彻底解决，广东党内的团结是很难搞好的，对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必须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大辩论，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思想界限，提高全体干部的阶级觉悟，把极少数隐藏的右派清除出来，以便加强全党的团结，把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二、广东省委中级党校和省政法干部学校在鸣放中，已初步放出一些对广东历史问题的意见。
省委学校初级部有的学员说：“一九五三年海南刮来一股大陆风、这股风是七、八级的歪风（大军），把一些庄稼（海南干部）都刮坏了!”“琼东、乐会县大军来挂帅之后，有些干部（指海南干部）被整垮了！”“依靠大军完成土改的提法不对，党章没有这个规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经典著作也找不出‘挂帅’两个字，因此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应该提依靠党、依靠群众才对。”有的说：“海南解放了，还有大陆干部在侵略。”“海南是我们打出来的，功劳却归大军。”有的认为南下大军下来，海南也可以完成土改，认为大军挂帅只“黑桃作主黑桃大”，“大军来海南挂帅，如果不整垮这批人（指海南干部），就挂不了帅。”
政治干校有些学员说：“土改整队是北方人整南方人，土改整队个别干部受灾。”有的说：“土改斗争地主过火了。”有人认为：“海南土改可以不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大军和南下干部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军所具有的优点（立场坚定，有斗争经验，与群众联系好，有阶级感情），广东的老干部也有；广东干部所具有的特点（语言懂，地方情况熟悉），大军干部一时难于具备。土改时不依靠大军，地方干部会垮得少些，会多培养地方干部。”“过去海南干部离开中央，但他们能坚持斗争几十年，海南老干部多得很，参加革命十年、二十年的不少，大军干部参加革命时间比他们短，说明海南马列主义水平高。”有人甚至说：“南下干部一律‘挂帅’，形成一种南下干部的沙文主义，依靠大军干部，滋长了他们的大陆沙文主义。”
省委中级党校对学员李蕃春的错误言论，已展开了辩论，情况如下：
李蕃蓉在一九五六年年底省委召开的关于海南问题的一次座谈会上，向党进行了攻击。他认为南下干部挂帅后，“对海南党组织从县到乡都是同样的排挤”，因此原来的党组织“名存实亡”了。他说南下干部是以“独裁的统治代替了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地方干部凡是和外来干部的意见不同的，几乎都被加上了地方主义和反党反人民的罪名。”他认为“不依靠旧基层”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这是“对海南地方党组织和基本群众观点上的错误”。他还说南下领导干部是以“惩办、打击”地方干部，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没有贯彻执行“用人唯贤”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相反是“用人唯亲”的宗派主义，等等。
李蕃春的言论，经过大会、小会反复多次辩论，证明是十分错误和荒谬的。在大会发言中，有些同志细分析了海南当时的情况，说明依靠南下干部和在地方干部中反对地主主义的正确。有的同志着重指出，李蕃春当时在乐会做县长时，自己就是住在地主家，任用了许多坏人，而且包庇过反革命分子。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从老区和部队抽调大批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海南挂帅、搞土改是十分必要的。有的同志指出，海南区党委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基本是正确的，绝不像李蕃春所说的那样排挤地方干部。海南的符昌同志以自己为例作了说明，他说：“土改时我犯了错误，党严肃而又认真地进行了处理，这使人得到了提高，一九五四年就提拔我为县委第二书记，这就可以看到党当时对我的处理是对的。”也有的同志指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提拔的四十五名县级干部中，地方干部就有三十二名。经过反复辩论，李蕃春在最后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发展成为背叛党背叛人民的错误。
（摘自十月八日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整风简报”）
一、湖南省级机关的整风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绝大多数单位正在继续深入反右派斗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发动群众方面、特别是在发动中间派方面的工作还作得不够。领导思想上对反右派斗争的目的还不太明确。最近我们与一此同志谈话，感到大都对群众思想情况掌握得太少，了解得不具体，而对敌人的情况、斗争材料则知道得比较多，也较具体。许多同志不大看得起中间群众，老是感到这部分人的作用不大，小组会上发言的老是几个积极分子，对中间分子就没有更多的工作，只是让他们参加一下会议，开会就来，开完就走。有的地方，甚至连会议都不叫他们参加。工业厅有两个局，一部分人搞工作，一部分人搞斗争，搞斗争的差不多全是左派，大部分中间分子是搞工作，除了大报告会以外，一般的会都不叫中间分子参加。据说是认为这些人都多少有点问题，并且参加了会也不起作用。结果有的右派分子领导上认为已经基本上斗垮了，但实际上群众与右派分子在思想上还根本没有分家。如计委会有一个右派分子周勋章，群众在会上像是同他斗得厉害，但散会后却仍同他在一起打扑克、开玩笑、互相请吃菜。
关于斗垮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中间派的发动。省委规定斗垮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四条：第一是彻底揭露了；第二是彻底批驳了；第三是群众思想与右派分子分家了；第四是敌人低头认罪了。第四条能达到更好，不能完全达到只要前三条达到了，也可以说斗垮了。现在看起来，就是第三条不好验收，中间分子对我们的论点、作法是不是口服心服了？对敌人的论点是不是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我们自己还不清楚。这也说明我们对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派的发动，在思想上不明确，抓得不够。因此，目前斗垮的情况也是有些问题的。据省直机关一百六十七个单位七百一十五个右派分子的统计，共已斗了四百二十人，其中已斗垮和基本上斗垮的二百一十二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七，占已批准的四百五十个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四十七，占已斗的四百二十个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五十四、由这里可以看到，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还未斗垮。未斗垮的原因除尚未批准和未斗的以外，还有在斗争方法方面欠研究，发动群众不够，或对群众的思想情况了解不够，已经斗垮了还不知道，还没把握，还在那里斗等原因。
对此，我们认为今后必须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加强发动群众，特别是要加强发动中间群众的工作。怎么发动群众呢？第一，领导同志要亲自出马找群众特别是中间分子个别谈话、开会，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启发诱导中间分子参加运动、参加斗争，给中间分子分配一定的任务，组织他们参加战斗，批判右派时请他们写文章，发言，还可以请他们写大字报。例如有一个在过去的运动中被整过的中间分子，这次请他批判某右派分子对肃反问题的谬论，这个工作推动他自己也得到了进步，划清了大是大非，清除了不满。同时还到，中间分子一般年龄比较大，社会知识比较丰富，给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要胜于青年积极分子，作用很大。第三，不要过早批判群众的右倾言论，群众的右倾言论应放到第三阶段用和风细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搞。这几条是省委过去指示过的，现在看来都还作得不够，要进一步去作。另外还要加上两条：要教育左派群众懂得发动中间群众的意义，克服瞧不起中间群众、总认为他们落后、不起作用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正确对待中间群众的，带动他们前进；要经常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大家不要老是往前走，过个十天半个月就要回头看看，检查一下。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主要应抓住发动群众的程度和群众的思想动态，特别是中间分子的思想情况进行一次检查，从左派到中间派都需要找他们谈话，直接地、间接地、正面的、侧面地摸摸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样就更便于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一步去发动他们。
二、关于“老右派”问题，现在也有些问题要解决，据估计如果把这些老右派都划为右派分子时，整个右派分子占总人数比例，将增加百分之一。根据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来看，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注意事项中的（一）项第四点所提“解放以来，一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政治上的老右派分子……”的规定，在时间范围上似乎宽了一点。在同一规定中又说：“如果在此次鸣放当中，没有暴露反言论和行为，也没有进步表现，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不必公开戴帽子，也不必斗争。”这个提法也需要再进一步研究。现在我们的意见，一个是仍按照原来的规定划，但抓紧一些；另个意见，就是按照中央最近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指示的精神，把原来的规定改一下，有些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他们在今天是不是右派，要看他们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有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决定。过社会主义关在时间上主要是指以鸣放期间为主，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期间如果表现不好，就划为右派；如果表现好，可不划为右派；如果表现不够好，有某些反动言论，但不够划为右派的条件，可以不划为右派，而对他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并继续进行观察。以上这两个意见，考虑按第二个意见好些。但还未经省委正式讨论决定，等省委正式决定后再正式下达。
（摘自十月九日湖南省委向中央的书面汇报）
一、职员中提成为右派分子与工人中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动态：（1）沉默不响，暗地活动，充当“军师”。如光华染织厂三个排为右派的，在鸣放第二天后，估计“整风走上正规”，“群众动了”，就四出活动，拉拢平时对党不满的人，做“军师”，出主意，拟大字报标题。(2)警觉性较高，坚决不放或改变腔调。光华电镀厂职员周志耕看到报上登载国棉一厂开始大辩论的消息后，说：“过去讲怪话，派出所找谈话，现在向党支书及公方代表提意见，恐怕要进人民法院、检察院。”这次打定主意坚决不放。国棉二厂宣传部干事崔建英（三反时被开除党籍，后恢复）在整风开始后，以反拍马屁为愰子，向党进攻，说：“干部都是对上面好，对下面不好，对上面好就是拍马屁。”她还和组部工场几个党支部书记一起贴了一张附漫画的大字报，内容是：“男女上级首长（暗射厂长、党委书记）极多数相信奉场地拍马，还有那些低质贱人，拍拍马屁，说好话，保住自己的地位，往上爬！爬！！”漫画上一官僚干部说：“屁是香的，男工会生孩子，公鸡会生蛋……。”旁边有一干部哈腰曲背说：“是，是，是，很对。”她还打击积极分子顾正化，故意问顾：“我们工场有几个拍马屁的人？”当看到“党的工作”上驳斥拍马屁的文章后，她即改变腔调，有意在群众面前批判那张大字报和漫画，表示么对这种谬论。当时有同志揭了她一下，崔狠狼狈，企图抵赖，说：“我那里讲过？大概忘记了”。（3）具有戒心，小心谨慎。有的说：“共产党是铁算盘，算不过他。”五反“斗了资本家，退赃罚款。“民改”要工人诉苦，逮捕了一批人。现在整风，将来反右，总是要搞到别人头上。”碳酸钙厂有人问：“标语上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啥没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八个字？”有的说：“大字报为何要具名、编号、抄录？有何用意？”因此这些人的牢骚话不轻易出笼，只有“自由市场”有所暴露。（4）在小组里提意见很凶，但不写大字报。（5）自己不放，却攻击党员为啥不放。（6）用正面出现，企图过关。
二、中间分子认为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已提得差不多了，对领导上的整改决心有怀疑。光华电镀厂工人说：“边整边改，恐怕还是提过算数，打破领导也是不会改的，多提也无啥意思。”
三、积极分子认为自己的意见都已提了，看到群众揭发了很多问题，有的有所迷惑，有的意识到有毒草，要求反驳，有的已自发反驳，有的存有急躁情绪，产生在反驳时扣帽子的现象。
四、领导干部的思想动向“有些厂的干部听了群众的批评后，内心感到委屈难受，情绪不高。碳酸钙厂党支书常智福，群众对他提了不少意见，他感到辛辛苦苦做了不少工作，还有许多意见，委屈难受，听不下去，面色发白，手也发抖，吃饭睡觉都没心思。有些干部感到在群众面前站不起来，不能理直气壮领导工作（这种现象已有所扭转）。
五、资本家与小业主的动态：（1）怕反到自己头上，特别是与已斗争的右派分子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表现缄默。如光华染织厂资方因与右派分子李樾卿有密切关系，看他被斗，自身就具有戒心。（2）隔岸观火，袖手旁观。（3）乘机发泄。如万里造漆厂资方写大字报说公方“主观、急躁、虎头蛇尾”。并说：“党支书、公方代表对我的思想改造不加领导，工作上有职无取。”毛尖厂小业主乘机发泄对安排的不满，煽动群众攻击党支部与人事安排问题。
（摘自十月九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
（一）我省农村大辩论运动已普遍地开展。截至九月底止，除地、县、区委五百四十三个试点乡（占总乡数百分之十二）先走一步，早已开展运动外，还有二千六百五十九乡，占总乡数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四，也已经展开。其中大部分乡正在鸣放阶段。目前开展运动的试点乡和一般乡合计共三千二百零二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七四。尚未开展运动的一千三百二十四乡（占总乡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六），本月上旬以后即可陆续开始，将争取于十一月半以前在绝大部分地区结束大辩论。
（二）根据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全省各地发动群众鸣放组织辩论方面，有以下四种不同的作法：
第一种，是先召开党支部会和扩干会，说明大辩论运动的性质、目的和要求，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也参加），动员干部和群众一齐放。大放大鸣搞透以后再组织辩论。全省的大部分乡都采取这种作法，据龙溪地区的统计有百分之七十多的乡都用这种作法。这种作法效果很好，容易解除群众思想顾虑，鸣放得透，运动进展快。
第二种，是党员干部先放，然后在群众中开展鸣放；鸣放后先在干部中辩论，然后再领导群众辩论。各个地区都有少数乡采取这种作法。根据龙溪地区的经验是：这种作法好处是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以后，领导群众放鸣的信心足。在三类乡可以采用，一般乡都不适用。因为这种作法拖延时间，同时在鸣放时干部不放，容易引起群众怀疑。而且在辩论中容易促使干部急于反驳群众的意见，结果放不透也辩不好。
第三种，是边放边辩，即逐题逐题辨。采取这种作法的也只是少数乡。这种作法不能鼓舞群众情况，而且使群众思想很受拘束，鸣放不开。
第四种，是没有放鸣就开展辩论。采取这种作法的主要是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放得较多的少数乡。由于前段放出的问题琐碎不集中，而且时间隔久了，群众印象不深，辩论收获不大。
在九月中旬，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明确了发动群众鸣放放透搞好大辩论的关键，确定必须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以后以上第二、三、四种作法，各地即予以纠正，并且都进行了补课工作。
（三）九月中旬地（市）委书记会议后，各地运动进展很快，从各地放鸣的情况来看，放得好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六十，一般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十，较差的占百分之十——十五。凡是放鸣得好的地方，群众情绪都很高，发言很踊跃。据连队江县统计，发言的都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又如武平县十六个乡共放出了六千四百二十三条意见；该县万安乡一晚共放出了五百多条意见。群众普遍反映：这次什么话都说尽了！
群众放鸣出来的意见，主要是粮食、合作化、工农关系及领导作风、干群关系等四方面的问题。其中粮食问题一般都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合作化问题次之。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据海澄县三十七乡六十二社检查统计，共放鸣了四万六千八百六十九条意见，其中正确和基本上正确的有二万一千五百二十六条，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九三；不正确的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五条，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二；反动的一万零八十八条，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五。参加放鸣会的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人中，发言的有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其中存心破坏的有五百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二。
关于粮食问题，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意见：（1）口粮标准太低留粮太少，吃不饱；（2）粮价偏低；（3）“三定”政策变了。关于合作化问题，主要是在经营管理方面，对劳动组织不合量，劳动效率不高，账目混乱，干部作风不民主等问题有意见。关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主要的意见是：（1）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农产品购销差价大；（2）城市居民、工人吃粮多，农民吃粮少；（3）工人收入多生活好，农民生活苦。关于领导问题主要是对干部工作作风的意见。此外，也有一些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意见，如有的说当前农村有四个不安：群众口粮不够不安；转业军人回乡不安；学生考不上学校回家生产不安；干部下放不安。有三急：粮食急，肥料急，饲料急。有四不自由：雇工不自由；口粮不能买卖不自由；供应不自由；生产计划不自由。有四不饱：人、牛、猪、田不饱。
（一）必须反复的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明大辩论的意义、目的、性质和要求，不断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解除群众思想顾虑，这样才能放得开、放得透，也才能辩得彻底，使运动正常健康的
（二）做法上必须坚持先鸣放后辩论。在大放大鸣之前，只要向干部讲清运动的性质、意义和目的、要求以后，即可让干部和群众一齐鸣放。这样做的好处既可锻炼考验干部，又能解除群众的顾虑，敢于畅所欲言。
（三）开展大辩论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信任群众的大多数，坚持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的原则。
（四）必须贯彻辩论、生产两不误的方针。
（五）必须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才能鼓舞群众放鸣的积极性。
（一）有些地方的试点乡在运动全面开展以后就放松了，有些地方没有及时总结经验，因而试点的指导作用发挥得不够。
（二）目前运动进展较快，绝大部分乡村都先后进入大辩论阶段，而县、区领导，特别是在乡工作组，对如何搞好大辩论，还没有一套的经验。
（三）对辩论中碰到的各种问题的政策界限、思想界限不够明确。
（四）边整边改问题。农民在鸣放之后，对边改的要求很迫切，他们都在观望、等待着改，他们说：“我们要说的话都说了，就看你们怎样改了。”而基层干部和党员对边改的思想准备很不充分，县区领导目前还停留在空洞的讲目前马上能改的就改，但对改什么、怎样改、改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还不明确、不具体化，心中无数。目前有些地方才开始成立边改机构，着手整理研究群众的意见，有些地方
（五）少数的乡已进入整党整社，但对整党整社究竟怎样搞，试点乡也还没有提出一套经验。而农民对合作社经营管理上存在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政策账目公开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当前需要搞出一个
（六）在农村大辩论的同时，如何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政治气氛，还做的不够。
(十月九日福建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安徽省各地委、县委为了了解情况，加强对三类社整顿巩固工作的领导，对三类社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些社内在着些什么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现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根据各地报告综合起来的一个材料刊载于下。
据一九五七年九月中旬统计，安徽全省共有三类社一千六百九十七个，占全省合作社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一一。形成三类社的主要原因：
如芜湖县清河乡荆西社，原来就是土改落后乡，一九五五年反封建补课时，只是补划了十户漏网地主和三户富农，没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罪恶多端、民愤极大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陶春芳、反革命分子唐启宾等，至今还消遥法外。巢县青岗乡星火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盘据统治中心，全社的一千零三十二户中，当过汉奸的十三人，当过特务的九人，参加过一贯道的三人，兵痞和干过土匪的八人，当过伪职员的一百四十四人，曾经参加过三番子的竟有一千多人，镇反时漏网反革命分子六人，另外有三人至今还逃亡在香港。霍丘县中心乡中心社，应该镇压、管制而未镇压、管制的有十九人，其中有伪县参议员一人，伪乡代表一人，伪保长一人，地主五人，富农三人，惯匪七人，伪三青团中队长一人。
有的是富裕中农直接掌握领导权，如临泉县李桥社六个脱产干部中，有五个是富裕中农，五个脱产主任除一个是贫农外，其余都是富裕中农；有的名义是贫农“挂帅”，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当家，如阜阳县永安乡金光社，虽然几个主要干部都是贫农，但社里的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几个中心队长和管委委员的手里（都是富裕中农），今年午季分配中，刘楼、潘寨、王庄三个中心队应该调出粮食十五万六千九百斤，但因这三个中心队长思想不通，社里就不能做出决议，致使分配工作无法进行。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接向合作衬冲击、捣蛋，搞的社干部束手无策，发巢县花集乡和平社，今春整社有五户富裕中农成立“退社办公室”，公开鼓动社员退社，该社富裕中农杨修中，今年五月小孩子死了埋在合作社的一点二亩秧田中间，不让社员栽秧，正在农忙时他带领一些社员去赌钱，社干部去制止，他就打干部，搞的社干部都不愿干了。
如寿县淮庄社共有多少农具至今还没有数字，社员互相拿用，互相争吵，财务账目错误严重，来往账无凭无据，凭口报，有一千八百多元社员不认账，去年秋收分配时，因估产不实超支四万九千元，社员也不认账。阜南县西社杂建社三年来未清理过账目，村庄生产队十一条牲口因管理不善死了十条，全社三十六个生产队，有三十五个队评工是死分死记。又如桐城县石河乡龙岩社社员因开会迟到被监察主任吴兴华罚跪者，今年就已有三十一人，吴并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一百二十元。蒙城县凤鸣社九十五个社干部中，贪污的二十八人，腐化的十一人，经常打骂群众的十八人。该社副主任徐树林共贪污粮食二千三百九十一斤，款二百七十九元，并在今春拉拢五个干部到东北作贩卖手表、香烟等投生意。监察主任张春继，去年秋季贪污麦种四百多斤，今年春天又套购政府照顾生病社员油粮一千多斤，进行贩卖。群众说：“每亩收成石，领导不好一粒也没见，不换领导我们就单于。”寿县文光社十个脱产干部从办社以来，共贪污公款二千一百三十三元，粮食一万九千四百斤，另外还挪用公款九百一十元，副主任王志凤一个人就贪污公款一千元，香油一百五十斤，他和大队长陈世连两个人与八个妇女有腐化关系，群众反映他们有“吃、穿、用钱、游玩、腐化”五大自由，是“披着衣服的畜牧”。
寿县文光社今年抛荒土地三百多亩，占总田亩百分之十六，荒地一千二百多亩，占总田亩的百分之六十三，估计全年要减产粮食四十多万斤。在耕作质量和田间管理费用方面搞的更糟，宁国县五磁社有一千三百多亩田是白水栽秧，占水田面积的四分之一；有五百多亩田栽的秧的秧株距都在一尺四寸到一尺五寸，甚至还有二尺的。芜湖县锦林社一、三、四、五等四个生产队，把三百多个“浙大生青”当作中稻栽了，第十一生产队在耘草时，把十亩双季稻里间作的九亩“渐大生青”当作草拔掉了。寿县淮新四社四千五百一十五亩稻田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二未耘过一次，有八百二十九亩晚秋作物未锄一次，炳辉县青年社有五百亩黄豆未锄过头次草，草长的比豆子还高。今年的秋种准备工作也未做好。寿县淮新四社计划播种面积五千七百六十亩，需要肥料一万六千四百三十车，到八月统计，只有九千八百五十车。
（1）大部分社未包工包产、生产秩序混乱。据阜阳、安庆两个专区九十四个三类社的统计，没有包工包产的有五十九个社，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七。有的社中行了包工包产，但因包的不合理，也流于形式。如灵壁县红星社不分土质好坏每亩都包一样产量，致使土地差的队接受不了，不能执行。由于未包工包产，生产秩序很混乱。枞阳县生援社从办社以来，都是以社为单位在一块大呼隆进行生产，既没有划队，也没有分组，第天晚上都有八十个劳力在一块评工记分。蒙城县凤鸣社由于生产无人管理，各队都争好地、丢劣地，结果荒无土地一千二百八十亩。（2）评工记分不合理。据安庆专区四十一个三类社的统计，采用死分死记的有二十九个社，占百分之七十。枞阳县生授社不分活的轻重，技术高低，规定上午四分，下午四分，按时记工，满劳满工，半劳半工，妇女三折到七折，这就使社员干活时挑轻避重，争着耘草，不愿犁田，没有办法就采取轮班干。蒙城县凤鸣社汪小庄队是按人头头记分的，不分男妇老少和干活多少，每人每天十分工。由于评工记分不合理，社员干活情绪普遍不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非常低。欢县胜利二社社员每天只干五个钟头的活，安种一亩玉米要十个工作日，比平时增加用工数百分之六十六。芜湖县荆西社第六生产队五十四个劳动力在割麦栽秧时，只有十五个人出勤。寿县文光社社员反映：“红旗向上升，上工慢慢腾，红旗向下降，拔腿往家扛”（该社上下工是以红旗为号）。（3）公共财产无人负责，损坏丢失现象严重。凤阳县季楼社因耕畜管理不善，去年今春死亡九十五头，占全社原有耕畜的百分之四十五，牛草也因无人管理烂掉和丢失四万多斤。宿县马满岸社秦怀宾宾队十二头牲口，今春死掉十一头，社员王德言说：“八头牛死光了，四头驴只剩一头，倒了还爬不起来，怎能叫人不寒心。”东流县东岗社五十二张犁，今年损失十六张，占百分之三十，该社有二百多担石灰，由于无人管理，全部变质。淌阳县中心一社，今春喂的一千五百只鸭子全部都死去，十三头羊丢失一只，死掉四只，（4）账目未建立，财政不公开，贪污现象严重。据蒙城、枞阳两个县十四个三类社的统计，到现在未建立账目和制度的有六个社，社员投资和股份基金均未入账。凤阳县山西社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的单据，均无经手人盖章，未经批准而入账的占百分之六，社员反映：“社、队账目比黄河还浑。”不公布账目和贪污、挪用公款也是普遍现象。凤阳县李楼社从社干到队干没有一个人不挪用公款的，一般每人均在一百元左右。全椒县西王社从今春到现在没有公布过账目，社主任徐金龙等三人就挪用了公款五百三十元。炳辉县青城社主任刘德坤从今春到现在一个人就贪污了四百一十九元。
据芜湖县荆西社的调查，全社地主十六户，有破坏行为的八户；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人，有破坏行为的九人；富农三户，均有破坏行为。另据寿县文光社的调查，在九十七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中（占全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九），目前老实生产的十九户，占百姓分之十二；生产消极，抵抗改造的六十户，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六；进行反攻倒算和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十八户，占百分之十九点四。他们破坏合作社的花样很多，也非常毒辣：（1）反攻倒算，企图复辟。芜湖县荆西社地主分子陈家余，土改进被没收的四间瓦房，至今抗拒不交出来。该社地主分子张国化，入社前倒回土地七分，今年七月又向党支部书记（社主任）戴启明倒算土改前的高利贷（一担米）。郞溪县双钱社地主张桂芳，今年三月将土改时分给贫农张元佑的三亩地和四分竹园强夺了回去，并指使其儿子将社员何明木（土改时斗争过她的）的三分祖坟借开荒为名挖掉了。（2）残害牲畜，破坏生产。巢县青岗乡星火社，伪保长吴华品、兵痞吴兴发给社里放的二十头猪，也全部被其搞死。枞阳县代坂社富农朱永化，锄地时拉拢两个社员将三亩玉米全部锄掉。钦县付农溪社地主谢永福（被管制生产），私砍人社树木三十多棵，并煽动社员说：“合作社把我们东西骗去，现在不砍，将来就没有了。”(3)威胁和打骂干部。钦县城关区义田社反革命分子周其春（当过伪军连长），在报上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后，威胁干部说：“你们不要威风，蒋介石要回来了，过去你们打了我咀吧，不久你们
也要跪在我面前被打回来。”并对队长周明智说：“你们干部要客气一点，不然蒋介石回来，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巢县复兴乡建麓社反革命分子洪德巨、洪仕钧、洪德怀，今年春天组织了三十多个落后群众将乡长徐伟庆拖进水塘里（被救未死）。该社反革命分子许传鑫从今春到现在打了队长罗清泉三次。（4）捏造谣言，威胁群众。巢县建麓社反革命分子吴俊明，今年四月对群众讲：“国民党有一艘航空母舰已进到吴淞口，打沉了解放宫十几艘军舰”。阜阳县阜临二社坏分子张俊义，最近对干部和群众讲：“现在中央军快来了，城内县长、专员都坦白了，被商人斗低头了，小干部（指乡干和工作组）都要叫回去，你们社干部还烧个吊。”南陵县古圩社坏分子刘贤谦（大刀会地主）在田里向社员讲：“今年闰八月要造反；今年是乙酉年属鸡，鸡反狗乱。”（5）煽动群众抵制统购统销、闹退社、挑发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员的关系。全椒县西王社富农曹三保对社员说：“现在农民生产累死，生活又苦，国家不给粮食，肚子不饱，那来的劲生产。”阜阳县阜临二社地主刘好善，今春对群众讲：“政府统购的多，供应的少，收购的粮食都叫共产党运到苏联去了，蒋介石虽然不好，但还有得吃，现在弄的个啥？！”嘉山县女山社地主林白海，当今春社员闹退社时，私自召集四户富裕中农和二户地主、富农开会，研究煽动社员退社的办法。巢县建麓社坏分子腾礼本，今年元月将社里仓库的门打开，偷去稻种四百多斤，然后到处讲：“合作社不能干了，社里的东西被人偷光了。”又说：“搞社就是干部发财，稻种是干部偷的。”鼓动社员打干部，抢稻种。在他的鼓动下，全村有十几户社员要退社。
（1）鼓动退社。巢县和平社今年三月有五户富裕中农私自成立退社办公室，到处张贴标语，说合作社不好，鼓劲社员退社；嘉山县女山社老上中农杨益如提出口号说：“钱到期，马到站，退社时候是七月半。”以此鼓动社员退社。濉溪县和平一社二十五户富裕中农到处活动退社，说：“今年春天闹一场也未闹出去这回分红后要老早提出，到时候就是不给东西也要出去，反正不能再跟着受罪了。”（2）瞒产私分。嘉山县女山社三十八个生产队中，今年午季瞒产私分的就有三十个生产队，共瞒产十六万多斤，这些队均是富裕中农掌握领导。肖县红旗社七个社干中，有六个是上中农，午季预分时，他们把乡干部骗到田里去检查生产，自己在家私分小麦四千多斤。（3）鼓动社员抢收社里的庄稼。宿县马怜社午收时有二十一户富裕中农鼓动社员抢收社里小麦，该社富裕中农童郭氏一户就抢收了十五亩。嘉山县女山社老上中农杨益如午季收割社里小麦五亩，现在又强留社里五亩庄稼准备秋季私收。（4）不参加社里生产，个人搞资本主义。芜湖县荆西社老上中农余炳龙，私人羊鸭一百二十只，鹅十只，猪二口，春季张鱼虾，现在又做猪生意，从去年秋收以后到现在只做了十个劳动日。他说：“只要四百八十五斤口粮搞到手，农业干不干无所谓”，宁国县五磁社因富裕中农在收麦插秧时到外面去搞私人副业，影响群众，延误生产季节，全社直到六月中旬才开始插秧。（5）雇工放债，进行资本主义剥削。寿县文光社副主任王文礼，以低价赊购社里幼鸭二千只，鸭蛋二千一百四十个，然后以高价出售，从中获利一百九十八元八行。全社十个脱产干部，雇了三十九个工人放私鸭四千八百三十只。该社老上中农陈世连等四户，今春放四头架子猪，折价九十元，二个月时间，利息八十元。新上中农杨世广、王治根租给贫农二千只鸭子，规定秋后四六分租。有些中农还进行卖青，如巢县建麓社老上中农张保仙，今年七月贷给社员张保德四元钱，讲好秋后给米二斗（四十斤）。（6）用划小队、包产到户的方法来改变合作社的性质，企图恢复单干。无为县新星社五十二个生产队，有八个已包产到组，并有十二户将产量、土地、农具、牲畜包到户。南陵县古圩社富裕中农刘耀魁，今春串通刘显章等九户中农单独成立小队，不要党员参加，影响其他八个队也起来划小队。富裕中农张秋富说：“去年大社大队，今年小社小队，下半年就分田单干。”
（1）除有些社尚无党团员，有些社尚未建立团支部，已建立党团支部的组织生活也极端松懈。巢县建麓社从去年整社到现在，党支部只开过两次会，团支部已有一年多没有开过会，团员也未缴过团费。阜阳县东清社四十个团员，从办社到现在还没有成立支部，也没有划分小组，有的人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团员也不晓得。党团员的成分也极其不纯。据蒙城县凤鸣社的调查，全社二十二个党员中，在成分上，贫农五人，老下中农二人，新上中农十五人；在出身上，农民六人，学生三人，当过伪兵的五人，当过伪保长的一人，流氓二人。由于党团组织松懈，成分不纯，有的党团员工作消极，贪污腐化，打骂群众，抵抗统购统销，闹退社。据蒙城县凤鸣社的纺计，二十二个党员中，工作积极的一人，一般的八人，消极的十三人；作风上贪污腐化的十人，立场不稳的八人，打骂群众的八人，带头赌博的二十二人（复数）。嘉山县女山社二十八个党员中，除五个脱产干部以外，带头抵抗统购销销、瞒产私分的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宿松县先进社十一个党员，不干工作的三人，要退党的二人；团员三十七人，工作消极的二十六人，其中有不承认自己是团员的二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七。巢县建麓社党员张保山（大社副主任），今春到处活动退社，说：“合作社搞死人，再办三年我张保山连裤子都穿不上了”，并公开向社干部说：“政府为什么非要把农民绑起来生产？”现在张和老上中农张保仙等三人合放五百只鸭子，根本不问社里的事情。（2）群众思想也很混乱。据颖上县的高刘、临泉县的李桥、界首县的三改、钦县的新安等四个三类社的统计，贫农七百八十二户同，犹豫动摇的一百五十五户，占百分之十九点八：坚决退社的五十三户，占百分这六点八；下中农八百零四户，犹豫动摇的一百七十二户，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坚决退社的八十二户，占百分之十点五；上中农四百六十七户，犹豫动摇的一百五十户，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坚决退社的五十七户，占百分之十二点三。
（擅自十月十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一）目前全市第一批整风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部分右派分子已被斗倒，基本结束了斗争；一部分右派分子正在斗争，其中除少数斗争不久或正在深入斗争的以外，多数已斗了一个时期，经过揭发批判，已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但有的因纠缠于某些枝节问题或者单纯追动机、整态度而被拖延下来；现只有少数右派分子尚未斗争，其中一部分是自动投降无需斗争的，再一部分是最近重新排队棑出来的，一般材料不多，问题不突出，可以结合整风的第三、四阶段加以解决。
据此情况，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不致因少数人的问题拖延整个运动的进度，第一批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在最近即可吿一段落，及时转入下一阶段，下一阶段的内容主要是整顿思想作风、改进工作和采取大辩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乂思想敎育，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整改应与社会主义思想敎育结合进行，在精减机构、下放干部任务大的单位，社会主义思想辩论首先应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从立场问题的辩论转到知识分子需要思想改进，以便为精减机构、下放干部打下思想基础。在下放干部很少或暂时不下放的单位，大辩论则仍从本单位、本系统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两条道路、六项标准的教育。然后系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各系统、各单位都存在这样的根本性教育。然后系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各系统、各单位都存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但表现形式不同，因此就要抓住这些带根本性问题的课题，深入的辩论下去，才能解决根本立场、观点问题。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朿的众单位，要抓紧进行对右派分子的检查核对工作。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的单位，应对斗争情况加以检査。凡已进行了充分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中孤立了的，即可结束斗争。对还没有开展斗争的右派分子，再进行一次排队， 除突出的极右分子以外，对那些反动言行比较轻微的、以及没有抓住多少材料的老右派，可有再继续展开斗争，移至三、四阶段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加以解决。最近有些单位右派数目激增，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防止搞的面过宽，要研究区别哪些是政治问题，哪些是思想问题，不要把那些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做为划分右派的根据，而应在下一阶段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去解决。
各单位有必要对右派分子的表现（如起义的、被迫投降的、假投降的、顽杭的）加以分忻，以便研究对策和做为处理时区别对待的根椐。
(二)第二批单位,必须继续深入鸣放，务求放透。鸣放以后，凡已开始辩谕的单位，应该结合辩论加强整改工作；没有开始辩论的单位，应该着重进行一段整改，然后再开展大辩论。在工厂技职人员中一般的不单独进行一个阶段反右派斗争，对发现的右派分子可结合大辩论进行揭发批判，个别右派分子较多的大厂可适当地搞一段反右派斗争。
当前不少领导干部不重视整改，鸣放开始时单纯认为是抓右派，鸣放起来以后，又急于想批判群众的错误思想，而对自己整顿作风，改正缺点、错误的意义认识极为不够。这一思想障碍必须扫除。要教育干部以正确态度对待和重视群众的意见，不仅对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不应计较其方式方法有无缺点都应该真诚欢迎，对不正确的意见，只要是善意的，也应耐心听取，本着“言者无罪”的原则，不要去指名批评。只有用这种态度和整改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接受意见、改正缺点、错误的决心，才能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鸣放，才能为搞好下一步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创造有利条件，并有利于形成毛主席要求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必须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及吋、切实的改正错误、缺点，要在最近期问内掀起一个更改高潮。整改要抓住三点：（1）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宗派主义及特殊化倾向；（2）从组织上改进体制机构和制度；（3）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着重整改阶段，目前首先抓紧整顿领导干部和党员思想作风、改进工作制度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动员干部到体力劳动中改造两个方面。
第一批整风单位和正在鸣放的第二批整风单位都要及时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很好改正错误，公开地向群众作检査，不仅是群众已经提出来的，也还包括那些群众还没有提出来的。这样也就更容易争取团结群众，也就起了推动继续鸣放的作用。改正错误、缺点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因此，必须注意在整改过程中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党团员内部进行正确的接受批评的敎育，个别严重的还需要领导干部和上级组织派人帮助。对那些需要向群众进行交代的问题，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在不同范围内向群众迸行检查。对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的要及时进行初步的处理（如停职反省〕，不然会脱离群众，不利于运动的进行，但最后处理需慎重从事，待运动后期査淸事实、情节后再作处理。
生活福利问题须慎重处理。应先改那些确实不合理，对工人生活和生产又有很大影响的。对那些虽然不合理但牵涉的问题较多的，需要慎重从事，最好是经过群众辩论后再作处理。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是改进工作的重要环节。这项工作，首先取决于领导干部的决心和下放干部的出路。下放干部的出路：是长期参加生产，短期生产改造仍回来工作， 和老弱适合退休、休养条件者退休和长期休养。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这不仅是精简机构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改造、培养、提高干部的根本办法。根据月前本市的编制情况，最低应该砍掉三分之一，这样共可精减三万余人，对于这些人员的安置，根据上述精神，大部分到工厂、农村和手工业社参加实际生产、小部分充实文教系统和基层的企业和农村领导骨干，做法上采取先抓两头、后动中间，即先动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的市级领导和二批整风中的企业、事业基层单位。在市级单位中又特别是那些因体制变动机构即将撤销的单位和没有二批整风任务需要紧缩机构编制的。分批分期进行，要求在十月底先放下-批，其它单位在十一月上半月作好准备,下半月开始下放至年底结束。下放的对象主要是参加工作不久、缺乏生产知识和阶级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得到彻底改造。做好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十分艰巨的工作，这在干部思想上是一个革命，必须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造成一个参加生产的空气和热潮。同时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使他们的生活逐步的做到生产自给。文教系统所缺骨干，十月份基本配齐。此外，区级机关及街道的编制，也应本精减精神重新加以考虑。为了及时支援各区开展工作，最近先从市内抽调一批下放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
整改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市委各部必须下大力量抓紧领导、检查、督促、帮助下面单位进行这项工作。同时，按系统分别对改进体制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对精减机构、下放干部除须各选择一两个基层单位进行试点以外，要在十月十五日前提出具体方案，同地，要立即对所属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作动员报告，解除干部中的各种思想障碍。干部大量下放后，工作中的变动会很大，对业务工作要及时重作安排。对下放干部，在十月十五日以前作全市性的动员报告，以便造成深入基层、参加劳动的热潮。
第三批整风单位，主要是中小型工厂商业基层点（门市部）、手工业社、小学、居民委员会等，人数很多，一般比较分散，领导力量较弱。由于第二批单位的鸣放经验尚待总结，同时须下大力量抓整改和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因此，第三批整风单位需推至十二月份开始，手工业社和居民委员会可先试点，由妇联、人委政法办公室、民政局等单位组成工作负责试点工作。另外，小学在寒假前可鸣放一段，寒假中再进行反右派斗争。
为了及时、有效地展开这一工作，最近需要召开一次区乡干部会，开展大鸣大放大争，这是郊区全民性大辩论搞好的关键。最近市内也要抽调一批干部下乡参加农民的大辩论，予以支援，并使他们从中受到锻炼。
（十月十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第一批整风工厂中，六个新合营工厂（光化印染厂、光华电镀厂、上海碳酸钙一厂、上海联合胶丸厂、上海笔尖一厂与万利造漆厂）的鸣放已告一段落，准备继续展开争辩，但积极分子所关心的是领导上的整改。光华电镀厂最近召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议，准备布置转向争辩，但这些骨干都是谈的整改问题，支部书记急得没法，就把领导意图全摊出来主，说：“我们对一些模糊的问题，要展开争辩。”有一个积极分子马上说：“什么模糊不模糊，现在就是要整改，如果你们不准备整改，那我就退出会场。”在这样的形势下，支部只得被动的表示决心进一步整改。
光华印染厂的群众认为目前的整改是“不多、不大、不快”，改中间群众没劲，落后群众与坏分子则发牢骚，马山门说：“整改整，不出钞票的就改，出钞票的就不改。”个别坏分子则煽动发棉制服，出大字报质问领导：“天冷了，你们边整边改改些啥？”有的老工人说：“叫我闹，我是不闹的，他们闹，我也不反对。他们闹成功了，我也有一套。”另外，还提出要工房和农村家属享受劳保等要求。
上海碳陵钙一厂提出工资福利要求的面更广，全厂二百人不到，有六十多人（併进厂的）要求发套鞋、雨衣、工作服，有七十多人要求发子女教育金，全厂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要求每月发两张理发卷。有的人就讲：“不解决我们生活福利问题，共产党就是假整风”、“工会不支持我们的要求，就是行政的狗腿子”；甚至有的人提出煽动性的口号：“不解决我们问题，我们不接受生产任务”（现已经说服），“不改我们就不开会”！“整风就是为了解决我们钞票问题，增加了工资福利，我们再来放”。在这样的情形下，该厂的鸣放也放不下去，争辩也争不起来，连积极参加分子思想也模糊起来，认为“厂里每季度上缴利润有七万，这些要求可以考虑考虑”。
万利造漆厂群众对整改的反映是：“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重大问题原则问题就没改”。他们认为的重大原则问题就是工资福利问题，一个工人就这样说：“你们作风问题不改倒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要改。”有些人提出十七元伙食费的要求，出大字报发动了五、六十人签名，其中也有党员参加签名。
在这些新合营工厂中，一般群众怕争辩，前一时期看到报纸上登载国棉一厂、上海钢炼厂的争辩消息，特别是看到顾六法、羊长发“王小二过年”等例子后，感到胆怯，有的就说：“我懊悔过去放得那么
针对这些情况，市委工业工作部与这几个厂进行研究后，确定先训练骨干积极分子，把积极分子充分发动起来，另一方面下决心进行整改，然后逐步转向争辩。
（十月十一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
区一级机关整风领导小组，两周来审批了六百一十五分材料，其中发现不合右派标准的占百分之十，材料不足，需要进一步补充的占百分之二十。据了解除材料工作上有缺点外，在政策界限的掌握上，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上，混淆不清，对思想认识上片面、语言偏激、行动“左”倾，同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严格加以区别。如蓬莱区委报批张善良的材料，张在鸣放中对国际、国内重大政策方针上发表了许多议论，说：“苏联对斯大林、莫洛托夫等的处理是一棍子打死。”说：“党的对资政策是右了”，“定息是多余的”，“改造资本家应该用劳动改造的办法”；说“我国外交上对日本比较软弱”；说“毛主席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六比一有些保守，苏联九比一也熬过来了”；对干部政策，他主张实行“考试制度”，
“辞职制：，“又升又降的循环制”来达到消灭干部之间差异，促使干部安心工作，推动进步。区委根据这些言论认为他是“污蔑苏联”，“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将他列为右派分子。这些言论是属于朴素的阶级本性，政治水平不高，认识模糊所致。从他经历来年，他是工人出身，受过资本家的压迫，年纪轻（二十三岁）入党不久，锻炼较少，“左”倾幼稚，情绪偏激，同右派分子恶意污蔑苏联，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是有本质上不同的。对这些错误观占，只能思想批判中解决，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对某些领导人的缺点作了过火、过分的批评，同恶意攻击党的干部，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要有严格区别。如江宁区报批李星泉的材料中，说李对区工联党组书记表示不信任，要区委对工联领导进行检查，并说“区工联对顺的同志好，对会提意见的不好。”据此，就确定李是“否定区工联党的领导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东郊区人委一副区长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对党不满，平时乱谈恋爱，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分子（区委曾将他列为右派分子上报）群众对他意见很多，但区委在报批右派分子卫龙珠和邹贤齐材料中，将卫批评该副区长“总觉得他是绅士风度，衣着毕挺”（确实衣着讲究，据说区人代会时，一天换了三套衣服）的意见，和邹批评该副区长是“政治上的昏君，纸迷金醉的恋爱大王，希望你及时忆省，提高政治觉悟，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意见，都列为“污蔑、丑化党的领导干部”，作为确定右派主要根据之一。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3）对某一工作的缺点或对政策执行上提出了偏激的批评，同有目的夸大工作中的缺点，企图否定一切成就应予以区别。如江宁区委报批的张明媚材料，将他对动员农民回乡工作的意见“当时只要农村有生活条件就被动员回乡，现在来看，这样掌握是不对的（他本人曾搞过这工作）把五、六十岁的老人动员回乡了，把丈夫在上海做工，妻子动员回乡了，或妻子做工，丈夫管家的把丈夫动员回乡了，造成小孩无人照顾，家庭夫妻失各和”，和对农村干部的意见“农村有黑市米，每百斤要卖二十五——三十元，但乡干部不管”等意见，列为“故意攻击党”、“反对党的各项政策”。这也是错误的，普陀区委报批税务分局姚南森的材料，姚因贪污在三反中被斗，打成老虎，在斗争中曾遭受体罚，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这次鸣放中情绪激动，写了二篇大字报，说“我们单位里执行政策方针偏差多，三反运动中拷打逼供多，积极分子打手多……”说“三反被打，思想不通，打虎队员自己升官，别人倒霉。”姚的意见是偏激的，错误的，应该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但将他这些言论列为污蔑党员，否定三反、肃反运动，作为右派分子依据就错误了。因为他只是对个别干部以及某些部门执行政策上有些情绪提了一些过激的意见，不是企图否定整个三反、肃反运动的成绩。
（4）应该将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政治上严重衰退的分子同右派分子区分开来。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政治上严重衰退分子应该按照国法、党纪处理，划为右派分子会造成今后处理上的被动。根据目前审批的材料统计，已发现有七份，占审批总数百分之一点五。
（十月十二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
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局（基本建设局），自一九五七日正式转入整风第三阶段。领导上再次号召大放大鸣、群众已贴出大字报五十八张，批评领导上存在的“三个主义“。运动正在继续发展。
（1）对右派分子已经斗深斗透。七局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一百六十八名。经过反复摸底排队，共挖出右派一般分子七名（其中党内右派分子四名），占全局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一。在七名右派分子中，悔改较好，认罪投降的一人，被迫投降的四人，以各种形式顽抗狡赖企图蒙混过关的二人。右派分子反反动论点都已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并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
（2）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在斗争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并已基本上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政治觉悟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左派加中左分子，在七月四日第一次排队时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五十点二，到十月初已升为百分之七十四点四。
（3）边改工作也获得了很大成绩。群众在鸣放时共提出意见二百六十四条，已解决了一百八十九条，占百分之七十二。有关工资、福利、肃反以及个别违法乱纪分子的处理等问题都已及时解决或作了交代，群众表示满意，因而也增强了对整改的信心。
（1）作好右派分子的立案工作。为此，他们成立了专案小组，逐个审查右派分子的材料，逐一对证核实；对每个右派分子作出了初步结论和处理意见。
（2）能过“剪辫子”，使中右分子卸掉“包袱”，积极参加参加运动。领导上鉴于不少中间分子特别是中右分子在大放大鸣时期曾有一些错误言论，因而使他们顾虑重重，妨碍了他们积极参加运动。因此，七局在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就组织群众对自己在运动中的错误思想、言论进行自我检查，对有突出错误的中右分子在小型会议上也进行了适当的批判。经过这一工作后，许多人都表示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继续改造自己。
（3）先由党内后党外，反复进行动员。七局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党员干部座谈会和全体干部座谈会反右派斗争的心得，并征求他们对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意见和要求。从中了解党内外思想情况，以便解除顾虑，鼓励鸣放。同时，向群众明确交代了整风两个阶段的不同性质和内容，以及整改阶段的重要意义。要求党员积极参加整风，带头鸣放。在领导干部中，则主要进行“引火烧身”的教育，要求大家既要有决心坚决地改正缺点，又要沉住气，经得住群众大鸣大放的批评。
（4）充实与加强领导整风的办事机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了立案、整改、综合和宣传等四个小组，并充实了干部。为了适应整改需要，把在反右派斗争时期按党支部组成的战斗组织改变为按业务处为单位的整风组织。
（1）通过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和解决基本建设中的“三大主义”以及有关体制机构，技术人员使用等问题。
（2）组织大辩论，对群众进行一次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解决“党能否领导科学技术”以及“民主与自由”等反右派斗争中解决的还不透的问题。七局领导小组认为这一场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还有不少人对这一些问题仍然有错误认识。如一级工程师张有齡（中右）在原则上虽承认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实际上却持否定的态度。但根据七局的具体情况，领导小组认为为在第三阶段一开始即组织大辩论，条件也不成熟，可能形成一边倒，辩不起来。所以，他们决定首先组织大鸣大放，到一定时机，条件成熟，再组织争论。
（3）领导上估计在整风第三阶段还可能冒出新的的右派分子，继续有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但他们不主张一发现右派分子就组织斗争，而应当在不影响鸣放的情况下，有准备地组织反右派斗争。一般以放在第三阶段后期为宜。
会后,又分别组织座谈。十月七曰，群众即开始鸣放，张贴大字报。到十月十一日为止，已贴出大字报五十八张。其中，属于业务方面的三十三张，工作作风方面的九张，体制和职责范围方面的四张，保密方面的三张，其他（包括批评浪费现象、对工会工作的意见等〉方面的九张。张贴大字报的主要是党团员。在七十人次中，党员有二十九人次，团员有三十二人次，群众有九人次。按工作职务分析，计有科长人次，工程师十人次，技术员二十一人次，科办员三十人次。现作大字报还在继续增加，逐步掀起了整改的新高潮。
从七局在鸣放中的情况看来，原来是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这次在整改阶段也表现积极。在贴大字报的七十人次中，左派有四十一人次，中派有二十九人次。在鸣放初期，中间分子，一般比较谨慎，有些人还有顾虑，怕鸣放错了被划为右派。例如有人说：“这次鸣放，我一定要亲眼看到是事实的才写大字报，不能道听途说，随便乱讲。” 设计组织处中右分子梁毅写好稿子不敢立即张贴出去，先送给处长审阅，怕内容有问题。计划处中间分子梁绵佑自己在会上很少发言，还劝别人不要写大字报。
党员领导干部对鸣放一般是重视的，但有少数党员处长被批评之后，开始表现沉不住气。如材料处副处长宛金香、计划处处长朱小乙在鸣放还没有开始时，他们对第三阶段大鸣大放的形势估计不足，认为“象这样放法，三天就没事了”。大字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后，他们就有些沉不往气了，要求局长很快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
右派分子在转入第三阶段后多数表现松了一口气，要求对他自己的问题早作处理。有的还在座谈会上发言，但都很谨慎，只对工作而不对人提批评意见。有些右派分子则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
(1)必须作好“转”的淮备工作，特别是领导骨干与群众的思想工作。
(2)能否鸣放起来的关键在于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发动。党员带头鸣放也起了重要作用。
（3）鸣放起来以后，领导工作必须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七局领导小组规定：每日必须把当日的大字报内容摘要记录，并及时研究。应该改能够改的要马上改；需要研究、解释或组织争辩的也要抓紧处理。每三日到五日要把边改情况向群众作一次交代。这样放鸣一批，整改一批，交叉进行，相互推动，整风运动才能逐步深入。
（摘自十月十二日“中央国家机关整风情况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进行社会生义教育的试点工作已全部结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业社已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辩论结束的农业社，面貌焕然一新，退社的又回到社内，动摇的也坚决表示不再退社；在粮食问题上已不再喊叫；秋收的质量大大提高，社员的出勤率显著上升；干部的情緖又高涨起来，农村的工作有了改进。如：莎县二区原有四百名社员要求退社，辩论后有三百七十名不退社了，只有三十名还在犹豫；丰镇县新营子乡刘仁窑子社共一百六十八户，在鸣放前有四十六户要求退社、七户已经拉牛退社，在辩论后，不但要退社的不退了，拉牛出社的又回来了，而且这个村的十二户单干户有十一户要求入社；察右后旗建设乡和建社在辩论前，要求国家供应五万斤粮食，经过辩论，全社决定卖给国家粮食十万零二千斤（统购任务是十万斤）；丰镇十一泉农业社，辩论前劳动出勤率是百分之七十五，辩论后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提前五天完成了收割任务，劳动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目前运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有一部分基层干部〔包括少数旗、县领导干部）对这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斗争的锋芒不是针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是“整坏人”。在斗争方法上，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企图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斗争中发生了捆、打、罚跪、拧耳朵、压石头、针扎、浇冷水、吐吐沬等粗暴现象。据十四个旗、县统计，共打、捆三百七十一人，其中地主、富农三百零八人，中农二十五人，贫农十五人，坏分子二十三人。有的乡、社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打人。有些地方把性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进行斗争，如把不法地富、偷盗、赌博等违法的入,因个人主义严重而违犯劳动纪律的农民、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放在一起斗争；一旦动武，则不管什么成份，不管什么问题，一律动手。有的斗争会虽然没有打人,但偏重于以力压人,忽视以理服入，有的斗争会只是干部斗，群众不斗，因而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的不深、不透、不痛。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1）干部存在着右倾思想，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如被粮食不够吃的叫喊吓注）感到“理亏“、“嘴短”，怕“说不过入家”，压不倒邪气，辩论一开始就想使社会主义思想占上风，同时又不相信多数群众是站在正确的方面，不愿做艰苦细致地思想工怍。（2）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这次运动是“整坏人，因而不注意解决思想问题。他们只从表面上观察斗争会所取得的效果。一看到斗争会后各种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行为少了，就心满意足，不再去解决思想问题。土默特旗潘庄乡在鸣放后、辩论前开了一个九百多人的斗争大会，斗了一个地主、三个中农、当场把他们都捆了一顿。会后村里的邪气显著下降，社干反映工作好领导了，没有调皮捣蛋的了。乡总支书记就认为这种办法不错，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有的乡在斗完不法地主、富农后，群众性的辩论还没有展开就草率结束，如东胜县先锋社有一个干部在一个晚上就“领导群众”辩论完了四个问题。（3）过去农村干部受了一些不法地主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及其它坏分子的气，他们想在这次运动中“出出气”，因而觉得不打“不过隐”、“不解恨”。如一个旗的宣传部副部长对干部说：“叫群众打地主、富农和其它坏分子狗日的，群众打他们不犯错误”。（4）某些过去犯有强迫命令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又旧病复发，如说：“民主办社是社员整社干，这次运动是社干整社员”。
我们已将上述问题书面通报各地，并用电话通知有关盟委迅速制止打人现象。内蒙古党委最近又发出指示，再次强调“只准动口，不准动手”的原则。
(十月十四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为了进一步指导全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派出工作组重点检查了平地泉行政区十四个旗县一百二十九个农业社的试点工作，发现在当前运动中，主要存在着下列问题：
（1）部分干部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如土默特旗一个社因为怕影响生产，从鸣放到辩论只用了十来天时间，就草率收兵了。（2）部分群众有顾虑。如怕批评干部会受到打击报复，怕放错了给戴右派帽子，怕提了意见不顶事等。而工作组的同志却没有很好注意解决群众的这些思想顾虑。（3）有些乡、社干部怕乱、怕挨整；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一发现“逆耳之言”就泼冷水。如土默特旗一个社干部在鸣放会上听见群众喊叫粮食不够吃，就立刻说：“提这个干哈，提不提也不能多增加一斤！”一下子就给顶回去了。据察右后旗二十九个社统计，这种放得不深不透的社约占百分之六十。
在试点社中，也有少数社放得较好。他们的做法是反复地向群众交代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虚，注意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凡是正确的意见就马上接受和改正，如丰镇县新营子乡刘仁窝社在鸣放初期群众怕提了意见不顶事，怕被当作右派分子来斗争，因此不敢说话，工作组反复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并将群众最关心的草滩纠纷、账目不淸等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了，结果群众劲头大了，说：“顶事、提吧！”开会时也不用召集，都自动到场了，并普遍地发了。
这次参加试点的干部，一般对怎样才叫放透认识不明确。有的说，只要大多数人说了话，就算放透了。有的说，放到“有了提问题的根据”就叫放透了。所以有些干部看到大多数或者一部分群众说话了，不管说的是否“真心话”，就认为放透了，马上收兵转入辩论，而实际上并非真透。根据这种情况，必须规定一个放透的标准，即：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富裕中农都说了话，而且必须是“真心话”，一直到彻底挖出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老根子，真正抓住了牛鬼蛇神的小辫子，才能算放透了。
多数人认为运动中应允许地、富参加鸣放和辩论，因为这样可以使地、富的思想本质暴露出来,而他们的思想本质暴露得愈彻底，对群众的教育也就愈深刻。但是，也有少数干部认为地、富是专政的对象，如果允许他们参加鸣放和辩论就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也有的干部认为可以允许他们参加，但应规定一个“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原则。
有的社不论大小地主，守法不守法，一律进行了斗争。群众反映这是“二挂二改”。对于贫、下中农也有乱斗、错斗的现象。和林北刀拉板乡红光第一社斗争了贫农二人，中农四人。贫农二人中一是带头要钱被斗；一是乱搞男女关系被斗。所以群众误解“这次运动比土改还厉害，土改只斗地主，这次是地主、富农、中农一齐斗”。乡、社干部则有下列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一）一般乡、社干部对运动的性质、意义和目的不明确，很多人认为这次运动是“整灰人”，如察右前旗一社干说：“这次运动就是要麿尖头，整灰人，整调皮鬼。”
（二）有些乡、社干部在过去工作中被群众打骂过，想乘这个机会报疑一下，出口气。
(三)少部分干部对于政策界限不明确，在说话时留下了活口。如土默特旗东坝乡什不更村在斗争地主时，群众问乡副总支书记孙文魁允许不允许打人，他说：“最好不打，怛是要打我也不给你们泼冷水。”结果斗争开始以后，就打了三个地主。察右后旗一个社斗了十四个地主打了四个；斗了六个富农，打了二个。在斗争前群众曾问一社干打人怎么办？社干回答说：“打了也没什么，打了还能把牙上的皮舐下来？ ”该区区长和区委不但没有当场制止这种做法，反认为这一次斗争很彻底，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四）有些乡、社干部办法少，不会领导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当斗争陷入僵局时，就要动手。如和林红光一社斗争五个地主、一个富农、四个中农、二个贫农，但被斗者谁也不承认事实，领导运动的乡长和正副支书没有办法，就一齐动手打人，接着群众也动了手。
根据试点的经验，防止打人的有效办法是：
(一）对运动的性质、意义和目的必须大讲而特讲，必须反复交代党的政策。不仅使干部、也要使群众知道为什么不准打人，打人有什么坏处。如察右后旗建设乡和建社有些群众问打得打不得？工作组就立刻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讨论打人好、不打人好？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打人不好，以后，就再没有发生打人事件。
（二）不仅要在大会上大讲而特讲，还应进行个别教育。如工作组在察右后旗团结乡某社开斗争会以前，发现一个贫农想打人，就马上找他个别交代政策，结果使他放弃了打人的打算。
(三）必须规定这样一条必须遵守的原则，即：“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并在干部和群众中讲清楚。
三、运动开展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报以没有形成全民性的运动。如有的社在斗争地主以后，就收兵结束，整党、整社均未进行；有的社对粮食问题的辩论极其了草。察右前旗圣家营业子某社辩论粮食问题只是干部向群众：“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群众答：“好。”干部问：“粮食够吃不够吃？”群众答：“够吃。”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结束了辩论。事后到这个社去调查，群众说：“人家说够吃就够吃，说不够吃就不够吃，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
很多干部对这次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把运动的主要锋芒放在整地、富身上，忽视了批判富裕中宵的资本主义思想。这是运动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内蒙党委即将发出紧急指示，责成各级党委对上述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广大干部进行思想补课和政策补课，以便使全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十月十四日内蒙古党委办公厅书面汇报）
到目前为止，全省已有近两万个农业社即将结束大辩论转入系统改进工作及组织建设等阶段。从各地所反映的情况看来，整个运动的进展基本是稳健的。通过大鸣大放大争之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农业社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社会主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少数上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和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批判，并且处于孤立的状态；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对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党的领导等问题上扫清了许多糊涂思想，基本上划清了两你道路上的大是大非，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广大的乡、社干部也同样在前段运动中受到了一次严格的深刻的锻炼与教育。目前总是趋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向着有利于合作社的巩固方面变化。但根据部分地区所发生的情况，也必须充分估计到另一方面的问题。当资本主主义有它活动的地盘，少数上中农在群
众中还有影响，广大农民还没有和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和迷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而当斗争逐步深入，多数群众经过大辩论受到教育提高之后，往往又因厌恶资本主义思想行为，而对少数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较严重的上中农采取了一种厌恶甚至对立的态度，忽视了还应该进行团结改造成的方面，对一些遗留问题和具体的经济关系问题的处理，过分的，过早的强调集中统一，未能很好的贯彻互利政策，或者由于政策界限不明确，方法简单，未有作好宣传教育工作，未有解除思想顾虑。因此，在个别的乡、社已经出现了上中农外逃、破坏生产的事件，例如：阳江县岗头社，在边整边改中规定，养猪、鸭、鹅的户，凡超过社规定数量的在一星期之内都要折价归社，否则就要卖掉，结果便宜出现了大量卖鹅、鸭和大量杀鸡鸭的现象。类似这样的一些硬性规定，在一部分乡、社不同程度也存在；连县有两个乡，由于群众不明政策，对遗留问题如何处理心中无底，便上山乱伐林木；从化县也发现了有的农民把果树砍掉；清远县沙湖社一个生产队副队长由于思想顾虑未及时解除，怕挨斗争，加上夫妻不各，结果自杀而死。
根据上述情况，一方面必须从经济政策上和管理制度上支持与发展农业社的各项集体生产，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应做出相应的规定，以赌塞资本主义漏洞，限制资本主度发展；另一方面也必须根据互利政策，有利于农业社的巩固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正确地调整与解决国家、农业社、社员以及单干户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因此，我们根据中央、国务院有关这方面的指示，结合本省具体情况，对处
（1）应坚决贯彻国家计划指导与农业社独立经营相结合的原则。去年上半年以来在这方面曾经较多地强调服人国家计划指导，国家计划要求过高，控制过紧，下达过迟，对农业社经营上的独立性与机动性照顾不够，但今年以来，某些地区和某些农业社在纠正这个缺点的同时，又发生了忽视国家计划，只顾农业社和社员的增产增收的要求，不顾国家建设需要的现象。这两种偏向都要加以克服。今后国家地农业只控制几项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指标，并实行粮食、油料、生猪的收购任务包干政策。农业社在保证完成国家控制的几项主要作物面积和油、粮、猪任务包干的条件下，可以因地制宜制定本社的生产计划，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大复种指数，有计划地开垦一部分荒地。完成国家任务后，多余部分，农业社可以自行支配。但是，国家规定的粮食、粙料、生猪包干任务和几项主要作物的生产任务是指令性的，是农业社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必须保证完成。农业社必须按照先公后私的原则时行收益分配。
（2）国营南业部门要积极帮助农业社解决农副业生产上、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上的困难，合理调整地区差价和购销差价，切实防止纠正压级压价的现象。手工业产品要提高质量，规定合理价格，优先供应农业社，大力支持农业社的生产。财经业务部门要通过预购、贷款、肥料供应等措施，指导农业社的生产；农业品收购部门与农业社都必须履行双方订立的产、购、销的合同。同时，要严格取消粮食自由市场，严格加强市场管理，凡属国家规定的第一、二类商品，必须严格服从市场管理。严禁农业社，社员和单干农民从事商业活动，凡属本社、本户自产自销以外的买卖活动，均属商业范围，应予禁止。
（3）严格制止农民盲目流向城市。工矿企业及城镇所有部门凡需雇用临时工时，均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和农业社统一调配，一律不准到农村招雇工人；农闲季节农业社和单干农民凡需外出做临时工时，除必须经过乡人委会或农业社批准外，还必须征得所要去的市镇人委会同意后才准许外出，以免一部分农民盲目流向城市无工可做，造成浪费，增加城市紧张。
（1）在社与生产队的关系上，必须坚决贯彻中央所提出的“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管理制度。当前社队分权主要是搞好三包制度，允许适当的发展一部分队有的生产。但必须明确，当前不是把现在社所经营的项目下放到生产队（有一部分社经营项目过多，而又确实照顾不过来的，可适当下放一部分），而是适当发展生产队的队有生产，把过去社员个体经营过大的部分由队来经营，把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一部分积极性转移到发展生产队的“小公”经济上来，并以队的“小公”来补充“大公”之不足。
（2）生产队可根据具体情况经营一部分副业生产（如养母猪、母鸭、奶牛等）。在社队分权方面根据过去存在问题来看，队应当适当扩大些权限，规定队在社的统一管理与计划指导之下，有改进技术措施权，有在包工范围以内的调整劳动定额权，有多余劳动力的安耕权，有包成本范围以内的资金使用权；并根据社的规模大小，经营管理水平来确定社队分权限经营范围。
（3）在社与社员的关系上，首先在巩固与发展集体利益与公有经济前提下，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农业社要从日常生活上需要上来关心社员，认真解决社员经济上的困难。
（4）开垦荒地必须由社统一规划，属于大量的成片的荒地，由社统一进行开垦种植；属于小量的分散的可由生产队开垦经营，收益由队分配。社员垦荒一般不提倡，如确实社队无力开垦，而有部分社员又积极要求开垦小量荒地，又不影响社出勤，可经过批准进行小量开垦，根据本省土地情况，其开垦数量加上自留地应限制在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百分之七以内，社员原来开荒较多影响对社出勤的，应将多出部分收归社或队统一经营，并酌情补回一部分工本费。
（5）社员自留地数量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量的百分之五，土地不多的地区还可以少于此数；自留地应由社统一划分，一般应多留旱地，少留或不留水田。并定期和社内土地轮种，如过去留得过少和过坏的，应适当调整，留得过多的可将多出部分抽回；自留地之农业税由社员自己负担。
（6）对一些尚未入社的林木、果树和特种作物生产资料，应作行当处理。成片的用材林应折价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经济林可按比例分红的办法；成片的大量的果树应由社统一经营，目前一般宜采取比例分红，几年后归公的办法处理，年限可与业主协商而定，但一般不少于五年，并给业主留下小量的自留树，小量零星的果树可留作社员自己经营。
（7）大量的产值较高的特种作物同社统一经营，屋旁宅边零星可留作社员自己经营。农业社应积极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生产，但必须控制不损害集体经济发展的范围以内。
（8）家庭副业收入的比重，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应低于全部纯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凡属经常须用整天或全劳动力去做的、大宗的、产值高、收入大的副业生产和经济作物，一般应由社统一经营；属于小量的、零星的、无需经常用整天与全劳动力去作的副业生产，可作为社员家庭副业。饲养母猪的基本方向应由社集体饲养，有养母猪习惯的地区，社员可以饲养，但以一户养一头为宜。（著名猪苗产地可稍多一些）；无养母猪习惯的地区，今后主要应由社饲养，但对现在社员饲养母猪较多的，应一律维持下来，留待以后逐步过渡，以免破坏生产。对目前社员个人所经营的大宗的、产值高、收入大的副业生产，应分别不同情况，按照互利原则，采取不同办法，妥善地进行处理，使这一部分社员不致骤然减少收入和影响生产。如目前尚无妥善处理办法或是数量不大的，也暂时允许个人继续经营，待以后再逐步收归农业社集体所有。
（9）为保证集体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和便于社员安排劳动时间，可采取“按人定等，按等定勤，按等定粮、超勤奖励，缺勤扣粮”的办法，即根据社内和平的需要，历史上的劳动习惯规定出几种不同数的出勤等级，一般一个男劳动力全年出勤应不少于二百天至二百五十天，一个女劳动力不少于一百五十天至二百天。每个社员按劳动力强弱，定出全年出勤的定额，作为社员的一项义务，其余时间由自己自行支配；并根据不同的出勤数规定每等的口粮标准；超额完成出勤定额任务的社员，在粮食增了产，并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原则下，可适当奖励小部分粮食；对于无特殊情况而未完成出勤定额任务的社员，应适当降低其口粮标准，降低口粮的数量应以能维持其生活为限。
（10）规定每个社员向社交售家庭肥料的任务；收购社员的家庭肥料一般应实行定质、定量、定期现款收购的办法。
（11）在目前农业社生产水平的提高还有一定限度，公积金不能过多扣留的情况下，应推行社员每年为社做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目前一般以十至二十天为宜。
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执行“统筹痕顾，全面安排，规划到户”的方针和互利原则。做到全体社员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在分配上合理互利，分别照顾，使大多数的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1）从事农业以外的各项副业和平的劳动报酬，应根据广大社员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计酬办法，应本合理互利，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去处理。
（2）计酬办法，根据过去经验大约有以下几种：对劳动少收入少的贫农、下中农中的困难户，应从劳动生产安排上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附带劳动力的作用。对劳力特别缺乏的户，或因生病及其他特殊原因，单从劳动生产安排上不能解决其生活问题而又不够五保户条件的，可用公益金给予临时或因定的补贴。对少数向来依靠土地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按社章规定给以适当土地报酬。五保户一些能够参加轻微劳动的，应组织他们参加一定的轻微劳动，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3）非农业户入社后减少收入的，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妥善安排，照顾或调整其工作。在经济改组严重的地区，原来是小商贩，入社后生活确有困难，可根据市场容量，经过商业供销部门同意，由农业社统一组织进行小量的代购代销，在业务上归供销社管理指导。
（4）对上中农社员中一些有特殊生产技术的，应发挥他们的特长，给以合理的劳动报酬；对一部分上中农入社后减收过多，经采取各项办法安排后，还不能解决的，还可采取一些特殊或临时办法来解决；要如期归还上中农入社生产资料折价的价款和投资，并应付给应得的利息。还清期际可根据社的资金情况与原主协商。对坚决要求退社户，在适当批判其资本主义自发行为之后允许到年度生产结束时退社，但不得串连退社，欠社的款要如期还清。
对社外单干农民在政治下，农业生产上不应打击歧视和排斥，应经常加强教育，提高其觉悟。
（1）必须服从国家计划指导，合理规定粮、油、猪的征购任务和销售指标。在管理方法上由乡人委会委托农业社代管。
（2）必须服从国家市场管理。
（3）不香买卖出租土地，不得买卖青苗、放高利贷和进行雇工剥削。
（4）必须履行国家和社会主义劳动。
（5）允许单干农民发展家庭副业，但对于使用国家资源，需要国家供应原料以及影响粮食管理与农业生产的项目，不准单干经营；对单干农民所经营的产值较高的特种作物和收入较大的牲畜和养殖业国家可适当提高其税率。发展畜牧业所需饲料可自行解决。肥料的供应在优先满足农业社的条件下可由乡人委会委托农业社统一分配。
（6）国家机关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农业社不准招聘单干农民为临时工人或固定工人。
对这些人农业社可以吸收他们参加社内劳动，如果一部分人表现良好，经过县人委会审查批准，可做为社员和后补社员，以已取得社员或后补社员资格改变成份，又进行非法活动的，经县人委审查批准，可以取消社员或后补社员的资格，恢复原来的成份，由农业社管制生产。
国家目前不能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教养的，可以乡人委会批准后交农业社时行监督生产。
（十月十五日广东省委整风第二办公室书面汇报）
八月上旬，我省在部分县城集镇工商业者中进行了一段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据初步了解，开展这个运动的计有湘潭、岳阳、醴陵、湘阴、浏阳、宁乡、茶陵、平江、攸县、衡阳、新田、永兴、东安、蓝山、涟源、新化、新邵、武冈、洞口、隆回、安化、靖县、沅陵、益阳、临澧、沅江、花垣等二十八个县，时间一般在半月左右。目前各地正围绕旺季市场工作，以社会主义竟赛为中心，转入思想建设，建立各项制度等工作。
在这些县城和集镇的工商界中，绝大部分是小商小贩，资本家很少，有些地区甚至没有，一九五六年改造高潮以后，都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公私合营。从改造后的情况看，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都显示了它们的优越性，营业额上升了，收入增加了，因而拥护社会主义的还是占多数，从岳阳城关镇摸底排队情况看，拥护社会主义的（第一类）占百分之六十一；政治上持中间态度的（第二类）占百分之二十六；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三类）占百分之十三。在大鸣大放期间，一小部分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曾乘机而起，大量散布反动言论，煽惑群众，制造混乱，企图混水摸鱼。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1）大肆造谣诬蔑，煽惑群众对党不满，甚至辱骂党的领袖。如益阳蓝溪镇坏分子孙先明说：“现在是大鸣大放，但是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坏分子鄢仗佑看到右派分子在报纸上散布谬论后说：“这不再不怕带资本主义帽子了，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硬要狠狠整一下。”又说：“改造个×，罗汉拜观音，各归原位。”湘阴汩罗镇资本家胡国芬散布谣言说：“润七不润八，润八遭刀杀，毛主席是皇帝，也要遭刀杀。”又说：“周选择春（逃亡反革命分子）带二十八个人去香港，只死了两个，八月份就会回来。”长寿镇地主兼工商业者王炳喜，疯狂辱骂毛主席和工作干部，他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老子就是吃了他的亏，不是何至搞成个样子。”指着干部大骂：“这班狗×的把我搞得疲腆残疾，越来越恨……。”（2）少数坏分子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根据姜湾镇劳动瓷厂等九个企业（二百五十四人）的统计，其中反攻倒算的二十七人，闹退社的二十二人。武冈城关镇资本家林宗诚，向公方无理要求安排他的家属工作，并对干部拍桌大骂：“天杀的共产党，害得我妻离子散，×他的娘。”资本家肖干太要求退出合营未逞，便宜在企业中胡闹，装病怠工，硬要公方补助他六十元去诊病，并两次进行盗窃，有一次被职工捕获，反持刀追杀捕获他的人。棉布业有些资本家将已投资的工具变卖为已有。（3）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管理贪污盗窃挪用公款的现象也随之增多。如长寿镇国药业李雁生对于在镇反中检举过他的积极分子，恨之入骨，有一姓吴的积极分子去他店买药时，则乘机报复，有意发反药，弄得吴的全家上吐下泄，大病一场。该镇胡相庭私存煤油四斤，企图在八月轮他休息时，趁送粮机会均等，烧毁仓库（未遂）。由于坏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时搞得“乌烟瘴气”。（4）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也大有了活动的余地，投机倒耙，破坏市场管理，贪污盗窃，营私舞弊，挪用公款的现象十分突出。据益阳阑溪镇对于二百八址和个工商业者的统计：其中贪污盗窃的四十三人（计二百一十二次，人民币八百九十七元）；挪用公款的六十九人（计三百九十五次，人民币一千六百九十七元）；放高利贷的二人；违反市场管理的二十九人；抬压阶的五十二人；黑市经营的三十三人。其违法行为主要是套购国家统购物资，据统计，有杂粮四百六十斤，茶叶二百零五斤，苎麻六百一十九斤，棉花五百六十六斤，食油五百六十四斤，芝麻一千二百九十二斤，食粮二千一百五十四斤，大米二万四千斤，其他物资计二万六千四百零九元，此外，还大量偷漏了国税。
根据以上情况，在部分县城集镇，向工商界群众普遍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结合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辩论。浏阳县农村小商小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形势的教育，组织了工商界政治教员，编写通俗教材，循环教课，全县小商贩分批分次地听了一次报告。一般的说，运动都搞得非常热烈。开展之初，大都组织宣传力量，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活动；如大字报、黑板报、扎牌坊、街头剧、贴标语和游行等等。如车溪一个两三千人口的镇子，组织了七百多人的游行队伍，还组织了八十多个宣传员，新耕反右剧十五出，沿街演出，标语一千多张，黑板报十五块、四十次，大字报五十二张。
经过大力发动群众，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展开两条道路的辩论，得到一定的收获：（1）在进行两条道路的辩论中，群众揭发了少数坏分子的反社会主义事实，对于他们反改造，闹分散退店，搞反动小集团，违反市场管理，贪污盗窃等非法活动，给予了严重打击；（2）工商业才们思想得到了提高。据湘潭市郊区三百八十五人的思想摸底，通过运动后，划分第一类的二百一十七人，较运动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四。二类一百零五人，较前减少了百分之十七点四，三类六十一人，较前减少了百分之十八点六，其中二类转为一类的二十一人，三类转为二类的十四人。（3）一般私方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均有所提高，服务态度有所改善，营业上升。如湘潭市郊区至八月二十五日止，公联木炭商店就超额完成月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营蘼袋业超计划百分之三十五；供销系统所属行业的营业总额，运动后十天较前十天上升了百分之七点一四，特别是合作商店上升了百分之七十。新市镇鱼业合作商店由于坏分子捣乱，搞得人心涣散，月月亏本，全店七十二个从业员，两个月没有发一个工资，通过这次教育后，大家齐心合力，业务上颇有起色。总之，这次运动，已经取得一定的收获，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由于运动时间太短，城镇是的问题复杂，工商业者通过运动员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还是不够的，还有一定的数量的私方人员，没有划清界线，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对于坏分子的某些反社会主义言论，还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的支持或同情。另一方面，有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经过辩论揭发打击以后，仍然进行破坏活动。
如武冈城关镇土纸业流氓分子黄德明质部揭发过他反社会主义事实的人：“是把我作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处理？”草尾镇陈汉秋竟对追查他的人说：“你们如果查不出问题来，我要用刀子杀死个把人。”
其交，从农村集镇的特点来看，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比较严重，违反市场管理贪污盗窃，挪用公款等违法现象，也普遍存在。有的地区曾把一般违法现象或有某些错误的与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的界线混同起来；部分地方在运动中曾发生简单粗暴的作法，例如打人、拘留、罚跪等现象，甚至有的还进行搜查、追底财，追男妇关系。湘潭市郊区在斗争中罚跪的一人，捆绑的三人；湘阴城关镇拘留反省的二十二人，罚跪的十二人，捆绑的二人，搜查的一人，其中有些还挨了打。因而使得有过某些错误的人，恐惧不安。如杨家滩资本家周国珍说：“反右派斗争工商界非常拥护，也痛恨右派分子，但只怕有过某些错误就成了右派分子，那就不好搞了。”江永县朱恩无（资 家）经常询部别人说：“假如说了点怪话，是不是右派分子？”
上述情况是值得引志高度的注意的，今后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必须按照省委批转统战部九月十五日关于在工商界开展整风的意见，即在没有资本家或资本家极少的县城和集镇，不开展反右派斗争，只一般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严防简单粗暴的作法。
（十月十六日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书面汇报）
同仁医院从八月三十一日动员鸣放，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全院九百个工作人员，共提出了一万零五百八十八条意见。计：关于两位党员副院长侯寓初、汤进同志思想作风的四百一十三条，关于党群关系和党务工作的一千七百零五条，关于人事保卫工作的一千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医疗护理工作的五千零六十七条，关于总务工作的一千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工会工作的三百六十条，关于共靑团工作的七百一十四条。这一万多条意见揭露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很多大夫对病人毫无责任感和同情心。有的甚至给无手术症状的病人开刀，练自己的本领。
有很多大夫资产阶级思想特别严重，对病人毫无责任感和同情心，拿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当儿戏，甚至借病人之身，练自己的本领，以便一举成名，名利双收。有的大夫为了达到从病人练手术的目的，把无手术症状的病人假造为有手术症状。如有一脑外伤患者,无血肿症状,脑外科注院医师蔡振通(超龄团员，最近自行退团)假造有血肿症状，要求作脑内手术。有一个脊髓患者，没有椎管阻塞现象，蔡振通为达到作手术的目的，也假造有椎管阻塞现象。有些大夫为了多作手术,对疑似手术症状的病人不详细诊断，即行开刀。如今年九月有一个年十七岁、并未结婚、因严重贫血而昏迷的女病人来院急诊，妇产科住院大夫宋瑞芳（超龄团员）一看下腹鼓起，不向家属问明病人是否妊娠，只看到病人是她的姐夫送来，即断定为宫外孕，进行剖腹。剖腹后，未发现胎儿，就把膀胱当做大瘤子剥离，剥离了半天，被别人制止。请泌尿科大夫会诊后，才知道这是涨满尿的膀胱（手术前操作规程应导尿，宋未给病人导尿）。有的大夫不找有经验的大夫指导，即作自己未作过的大手术。如上颔骨摘除，是耳鼻喉的大手术，耳鼻喉科只有一个主治大夫李新吾作过这种手术，科主任崔泽群未作过，即在没有别人指导的情况下作了这种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结扎不了劲动脉才会促请外科专家珍大夫帮助，而不请已作过这种手术的本科主治大夫李新吾。不久，住院大夫韩金城不请人指导，又第二次作这种手术，结果将病人的咀嚼肌肉切断，虽然缝合起来，但病人从此合不上牙，为了吃饭、说话，不得不以常来医院填塞纱布。为了追求大手术，无理推迟紧急的小手术。
作手术极不负责。有些大夫为了追求大手术，经常无理推迟不应推迟的小手术。如外科为了作自己已经计划好的大手术（不是急的），而将急性阑尾炎病人推迟到第二天。妇产科为了作大手术，将子宫出血，急待作人工流产的手术推迟不作。大夫中间，为了抢夺手术机会，闹得关系很恶劣。但是有些人得到做手术机会后，又不按上级大夫指示和操作规程去作，常常发生严重事故。如神经外科住院大夫蔡振通，作腰椎穿时，针头碰脏了，经过别人指出后，仍用原针穿刺。给脑脊液过多的病人放出脑脊液时，本来只能慢慢放出，蔡振通嫌慢，竟独出心裁，用注射器去抽，造成病人死亡。有一肿瘤患者手术后，发生血肿，主治大夫让蔡振通去清除，指明不能乱动别的地方，蔡清除血肿后，见下边还有一个小瘤子，就去摘除，结果发生大出血，病人当时死亡。蔡曾将棉花球缝到病人脑内，不得不二次开脑。还曾将纱布遗留在病人额内，又动手术去取。给病人麻醉时，不注意病人情况，自己看报纸，结果因麻醉注入太快，病人停止呼吸，手术大夫发现，急救后才恢复。类似上述严重医疗事故，这次揭发了三十九件。
对危急病人袖手旁观，不加急救。神经外科病人吴瑞民夜间病情恶化，值班护士请值班大夫柴万兴（住院大夫、神经外科支部副书记）急救，柴在床上说了声“好吧”，又睡去了。第二次叫他，他说：“我就看他。可是护士等了好长时间，他还不来，只好三请柴大夫，等把他请来，病人已停止呼吸。又如神经科人病人冯建英作脑内手术，手术过程顺利，但因看麻醉的大夫用的乙谜插管太粗，引起病人喉头水肿，当时请耳鼻喉科韩金城大夫急救（需马上切开气管），韩先说要去吃饭，后又到大门口蹓达，迟迟不来，等他来时，病人已憋死。内科有一因肝病昏迷的病人，因大夫对此病无兴趣，不愿收他住院，让留在急诊室观察，五、六天后，病人死去。
对病人态度恶劣。外科住院大夫许怀瑾，经常对门诊病人发脾气，曾对一个病人说：“你再这样，老子不侍候你了！外科主治大夫武荣光，病人多问他几句话，他就说：“你是来看病的，还是来问大夫的？小儿科住院大夫梁承玮（超龄团员），当着一个病危的小孩的面对小孩的家长说：”这孩子没有希望了，你们不是白花钱吗？小孩已七八岁，神志也很清楚，听到这个话以后，坚决不再吃药、吃饭，第二天即死。外科主法大夫沈尔竞，正在给一个病危的病人换药，联想起已死的一个病人，即当场问护士：昨天的那个尸体解剖了没有？给病人很大刺激。
对一般治疗工作马虎了事，只愿看疑难病人。不愿作门诊、换药、查房等一般治疗工作，只愿看疑难、新奇病人，因此，治疗马虎，不负责任的情况很严重。石景山钢铁厂一病人长了癣，工厂医院治不了，转来同仁医院诊治。外科门诊大夫认为是癣子，不予治疗，病人来了数次，仍这样答复，后病人发高烧，才承认是癣。要给注射青霉素，病人告诉大夫他对青霉素过敏，大夫仍坚持给注射，后病人直接告到院部才解决。内科门诊大夫隋慎贤（住院大夫、团员），有时给病人先开处方，再进行检查。小儿科住院大夫梁承玮（超龄团员），夜间值急诊班，来了病人不去看，在床上开处方。神经外科的一部分住院大夫和胸外科的主治大夫沈尔竞，作完手术，就不再去查房。外科有的病人的伤口化浓流水，大夫也不给去检查处理。小儿科有一个病人，因佝偻症住院，眼睛有毛病，主管住院大夫刘蕴恭（党员）当即请眼科大夫会诊，眼科大夫诊断是：维生素缺乏，角膜溃疡，并给予积极处治。但刘蕴恭粗枝大叶，未开医嘱，病人的眼睛未得到治疗。过了十天，另一住院大夫接受了，这个病人，看病人眼病严重，再请眼科会诊时，病人眼网膜已经脱出，只好摘除了眼球。在全院一百二十九个大夫中，医疗作风很坏，经常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十五人，占全院大夫的百分之十一点六。
医院管理混乱，有些基本制度是未认真执行。医疗方面的各种基本制度和常规，有许多环节上已经废驰。九个临床科，有六个科没有正规的查房制度。多数科没有坚持病案、死亡、事故的讨论。小儿科两年未开过科会，皮肤科一年多也未开过科会。发生事故不及时向院部报告，报告后院部也不去检查处理。院部也没有事故登记制度，所以究竟发生了多少事故，领导上没有数。
各科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如化验室因是星期三、六下午学习，即自行规定这两天的上午不收某些种较复杂的化验单，各科紧急病人即无法诊断。放射科自己规定按作息时间上下班，不留值班人员，因此有时各科门诊未按时看完，病人到放射科时。找不到人给照象和透视。
病历传送和病案管理很混乱。病人到门诊等了半天，找不到病历。病人作了化验，下次来看结果，病历上没有化验单。病案室最近一百多张化验单，因找不到病历，贴不上去。病案常常丢失，有些病人住过院，但以后看门诊时，找不到病历。
病房噪杂，秩序不好。病房里有人唱二簧、放收音机。各种人来回乱走，无人管理。夜间值班大夫穿高跟鞋，在病房过道来回走动。对病人管理也极不严格，有的病人深夜还在楼外同人谈话。有许多病人到街上买冰棍。有的病人甚至跑到崇文门外或东交民巷去串。
劳动纪律松驰，有人故意破坏公物。外科规定八点半换药，十点半还找不到大夫。放射科常常利用停电的日子去看电影和游玩。有的科主任在上班时间领着大夫下棋。有几个科主任整天喝茶、抽烟，不做工作。有的值班大夫随便离开医院去处理私人事务。外科大夫沈尔竞和自己爱人打架后，没有请假就去天津，过了十几天，由医院派人请回，很长时间未予处理。破坏劳动纪律的情况，在护理人员、技术员、卫生员、配膳员、勤杂工里面，也很严重。如放射科技术员杜秀英，一夜不关X光机电门，几乎把机器烧毁，别人批评时，还蛮横骂人。有的助理护士，让他给病人试表时，他说：我不会，三十七块五我已经干够了！外科配膳员刘广棣，推着一车碗，故意往暖气上撞，撞碎了碗，科主任和护士长都出来看，他自己却得意洋洋地说：“你瞧，我不摔碗，也见不到领导，这一摔，三个头子都来了！他还无理取闹，故意给回民病人送猪肉吃。内科配膳员王永寿，也经常推着饭车在各处乱碰，到电梯门口，见门不开，即用饭车撞。他还故意打家具，发泄不满。有一次另一配膳员对他说：“你不敢摔这个茶壶？他说：你看我敢不敢，随手即将一个茶壶摔得粉碎。他开饭时，硬让一个不愿吃藕粉的病人吃藕粉，病人不吃，就骂病人说：你不吃，饿死你这个兔崽子，在工勤人员中，严重破坏劳动纪律的人约占百分之十。
医院领导上的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党委主要负责干部责任心很差，对上述严重问题，长期熟视无赌。如前述神经外科蔡振通问题，该科主任赵一成从去年起，就多次要求处理，要求让蔡改行（他认为象蔡这种人不能当临床医生），或者送回北医；科内主治医师也给党委写过两次报告。但党委始终未认真研究，而把这个问题推给行政秘书和党外副院长戴士铭以后，就不再过问了。妇产科医疗事故严重，化验室和放射科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如化验室给妇科作青蛙实验时，回报单上没有写结果，写着“青蛙跑了”），也在一两年前，就摆在党委负责人面前，但始终没有动手去整顿。两位党员副院长（党委书记侯寓初、副书记汤进）长期不到科室和病房去。这次鸣放中，有十几人提出他们要求和汤副院长谈话，约了一年多，没有被接见。有些大夫说他们到医院已经两年，除了开大会从主席台上看见两位党员副院长以外，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病人则更是见不到院长。有的病人讽刺说：我们买票看看你们院长行不行，鸣放中大家指出：侯副院长只有带自己姪子看病时去过小儿科，汤副院长只是给自己的孩子透视时去过放射科，自己取药时到过药房。两位党员副院长长期满足于已有的成绩，骄傲自满，不愿让上级机关了解情况。对上级派去的干部经常不愿意给介绍情况，觉得上级来的人太多了，有时就顶回去。因此卫生局、区委和市委宣传部的某些干部，到同仁医院去了解情况，都有些怵头，最近，他们对这些缺点，已初步有了认识，正在进行检查。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一、我省各级党校、各类专业干校，有省委中级党校、省委各专业干校共二十三所，约五千人左右，区委党、各地、市委党校八所，一千七百多人（地委干训班除外）。目前，我省地、专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县级机关的斗争也已普遍展开，一般约可在十一月底告一段落。为了使这一斗争全面深入地开展，使所有国家干部都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考验锻炼的机会，因此，我们布置各级党校和各专业干校凡已开学的，应一律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现在还未开学的党校、干校，目前应留停一个时期，待各地反右派告一段落后再开学。
二、关于在各级党校和各专业干校学员中进行反右派斗争问题，我们研究、除应注意放、引、挖三个基本方法以暴露右派外，一般可采取下列部署：
（1）准备动员。在此阶段中应组织材料、收集学员来校学习中的言行表现，并尽可能地进行初步排队摸底，然后进行动员。
（2）开展鸣放。开始时，即向学员交代清楚，说明党征求各方面意见进行整风是诚恳的，放鸣中强调自由思想、自由争论，鸣放方式可以班或支部为单位进行。鸣放后，可适当学习一些有关的整风文件，并将放出的问题分类排队，分清那些是正确的意见，那些是恶毒的攻击，然后组织批评反击。
（3）开展批评反击。对于那些错误意见，首先应认真分清是一般的错误言论，还是属于反党言论，并应根据材料进行认真分析，不能从印象出发。在批评反击中，应认真揭露事实，坚持说理原则，注意从思想上教育群众。斗争中，可适当插入一些文件学习，尽可能做的细致一些。反击中，还可以继续放，并结合深入挖掘，以便把右派分子彻底搞净搞臭。
（4）进行整改，转向正常学习。鸣放中对于领导与个人方面所提的正确意见，必须认真进行改正，对于其他地区、单位的意见，应加以整理，转有关地区单位解决。批评反击告一段落后，应及时转入正常学习。有关组织处理，可将材料转回原机关，在学习结束后，由原机关负责进行。
以上四个阶段，应根据运动的发展需要，对辩论会、座谈会、大会、小会等有效斗争形式加以充分利用，以掀起起斗争热潮，造成运动声势。
我们认真在上述学校中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还应注意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如怕影响原有教学计划，怕放不出来，强调学校特殊困难，以及各种右倾麻痹思想，都应及时有效地加以批判。同时，要使学校领导足够认识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既要果敢坚持，又要严肃细致。明确这一斗争之历次运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三、在时间安排上，省委中级党校及省级各专业干校的反右派斗争，一般应从本月中旬开始，区党委、各地市委党校可在十月底前开始，并根据学校的性质、学员数量，学习时间和内容的不同，停课进行一个月至三个月左右，必要时还可延长。总之，要记反右派斗争进行彻底。
四、反右派与原定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结合问题。凡修业期间在三个月以下者，即在反右派斗争中适时地穿插学习一些有关文件，原定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在学校中可不进行，待学习结束后，回原机关再学。凡修业期为三个月至六个月的，除反右派外仍应抽出一定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要求可适当降低。凡原定修业期为六个月以上者，应以反右派斗争和学习两不误为原则，除进行反右派斗争外，原定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要求不得减少和降低。
五、组织领导问题。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工农干校应由该三校的党委会负责；其他各部委厅局所属干校应由各部委厅局整风领导小组和学校的党组织一起领导。区党委、各地市委党校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由校党委或整风领导小组负责。
右派分子名单的审批，省级各学校仍由各战线负责，区党委、各地市委党校由同级党委负责。
为了加强学校班级（或支部）的领导，应尽可能抽调较强干部担任班支书，对不适合领导整风的，可通过改选和调离的办法加以调整。
以上任务，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已于本月五日召集省委党校、省级各专业干部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了研究部署，会后，省级各学校都已开始进行。
（十月十七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电话汇报）
九月二十三日省委召开了省、地二十个重点工作组会议，并吸收了地委农村基层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会议总结了大鸣大放大争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和整个运动的目的、要求、作法。会后，各地、县委部逐级作了传达，一般在十月五日至十日、最迟的在十五日都能把此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经过这次贯彻，第一批开展的村社已初步定下来，较前有所减少；基层干部开始认识大放大鸣的意义、目的，前个时期普遍采用的先党内、后党外、层层鸣放的方法有所改变，党内外一齐鸣放的村社有了增加；地、县委都加强了对重点村社的领导，张家口地委并抽出地直机关干部三十人来加强重点村的领导力量。据全省各专区（缺唐山专区及十个县）的统计，第一批开展的共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村社，占总村社数的百分之三十强。开展得较多的如邢台专区，第一批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七，较少的如张家口专区，第一批只占百分之六点五。
现各地运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过去进度较快，如唐山、承德、石家庄、保定等地区，在省委补充指示后，都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发动了鸣放，现在大部尚在大鸣大放阶段，少数村庄已转向大辩论；再一种是邢台、张家口等地区，省委补充指示后都没有停留，即在原来鸣放的基础上开始辩论，现大多数村正在进行辩论，部分村辩论已经结束，第三种是开始较晚的，如沧县、天津等地区，现正根据省委指示精神进行鸣放。总的看来，全省运动正沿着新的轨道向深入发展，并初步取得一些经验。
一、部分地区的党委，尤其是县以下党委的领导思想仍不够明确，对整个运动的目的、要求和做法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许多地区没有经过试点吸取经验，运动的发展是逐步扭到轨道上来的，因此，存
有领导思想赶不上去和领导被动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对大鸣大放阻力很大，主要是在基层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区乡干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意义、目的认识不清，因而顾虑重重。据青县官庄等五个村了解，干部对鸣放存有六怕，即：怕放到自己头上，怕揭出问题群众看不起，怕领导不信任，怕受处分，怕反社会主义言论上升，怕今后工作更不好做。安次在贯彻省委补充指示精神后，在脱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可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其余的人都有程度不同的顾虑，有的说：“三级干部会上已经压了咱们一下，现在又让群众鸣放，咱们是两头挨压。”安次二区十个乡村干部中，有百分之五十搞通了思想，百分之四十的怕乱，怕影响工作，百分之十本身有问题，对群众鸣放存在严重抵触情绪。现在看来，在基层干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对鸣放有顾虑。因此，在鸣放展开后，有很多地方出现顶不住、听不下去和边放边解释、边放边批驳的现象。安国有些基层干部嘴里说要“沉住气”，遇到实际问题就沉不住气了。提出很多限制。在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中，还存在着不相信群众多数、不相信自己力量、不敢放手发扬民主的右倾思想，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据了解，在省委补充提示以后，在第一批开展的地区中，发动大鸣大放的村庄正在增加，但鸣放得深透的仍占少数，仍有相当比数的村庄实际上还是有限度的鸣放，即小鸣小放或中鸣中放，开展得不够深透。徐永县第一批开展了一半多村庄。其中大鸣大放比较彻底的，放得不透的，基本没有放开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
（二）步调不清，有的有草率收兵的现象。由省列地、县和各级干部对整党整社还缺乏具体计划。邢台地区有十一个县打算在辩论结束后把运动停下来，等上级的整改指示。在基层干部中，有不少是走了这步不知那步，工作被动。有的地区干部有急躁情绪，只追求时间，不求深透，也有些干部产生厌倦情绪（丰调有四分之一的村不顾搞了）和草率收兵现象。
（三）仍存有简单粗暴的现象。前一时期大部分地区对打人、拉人、侮辱人格的现像都有所扭转，但也有部分地区仍未制止，自杀，逃跑现象常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到九月底工为止，共发生自杀事件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河间逃跑四十人，其中除地富、富裕中农外，还有干部十三人。此外，有的地方的辩论的质量很低，就事论事，说理不深不透、不许披辩论对象发言的现象很普遍。
二、县、区、乡干部尚未进行整风，没有经过大鸣、大放、大争，而农村基层整风却走在前面，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县、区、乡干部在领导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鸣放争辩、放手发扬民主、贯彻整风精神表现决心不足，界限不清，还有一小部分干部对基层整风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据邯郸地委统计，参加九月二十日前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有十四个县的县区干部一千三百九十六人，乡村干部三千零五十七人，在讨论后拥护深入开展基层整风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五，对运动开展表现一般、搞也可、不搞也可的约占百分之十九，对运动没有信心，有怀疑顾虑、有抵触情绪的约占百分之十六。如魏县参加开会的人数是四百一十六人，原来没任何顾虑的区干一百二十三人，乡干六十四人，村干八十人，有顾虑的区干十五人，乡干三十一人，村干九十四人，有抵触情绪的区干一人，村干八人；经过开会讨论后仍有顾虑的区干三人，乡干六人，村干二十七人，仍有抵触的区干一人，村干二人。
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对整风和整改的决心还表现不足，顾虑很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害怕整到自己头上，害怕群众起来揭出许多缺点错误，害怕处分或一脚踢开，有严重错误或贪污的干部情绪不安，有的工作消极，躺倒不感悟，这一问题急待进一步加以解决。基层党社组织中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暴露。
三、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当前抗旱种麦、粮食征购、县区整风如何统筹安排、密切结合的问题。各地县委感到在力量摆布上有矛盾，有些县把基层整风停顿下来，怕影响生产，也有些县要求把县区整风再向后推。当前正是农忙时候，农村鸣放、辩论发展到高潮的地区开会很多，和抗旱种麦、秋收、送粮也有一定的矛盾。滦县区、乡干部有三分之一认为运动和其他工作有矛盾。此外，对如何通过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真掀起生产高潮的问题，也须要研究解决。
根据以上情况，省委提出以下意见：
一、在种麦任务大体完成后，由各地委普遍召开一次有乡党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充分开展大鸣大放大争，把县、区阶级异已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分子暴露出来，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使与会干部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对区、乡主要干部也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然后结合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总结、检查前一段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全面部署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盘交代政策、目的和做法、使与会干部明确运动的意义、目的、政策界限、方法步骤，澄清干部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以便整顿一下队伍，为基层整风培养一批领导骨干。对这次部署，省委要再下达一个通盘安排的指示。
二、原定整个农村基层整风运动在春耕前全部完成，时间有些太紧。为了把这次运动进行深透，并便于妥善地结合安排冬季的各项重要工作，决定延至明年秋收以前完成。要求在今冬、明春至省完成一半或三分之二左右的村庄，务求搞深搞透。到底如何分批、分多少批，由各地委、县委自己决定。如领导力量不足，对于第一批进行的、夹生现象比较严重的一部分村社，可作适当收缩，留待有了经验、开展第二批时再搞。要求今冬、明春能把三类社、三类支部搞完，以便开展工作。前一段运动已经结束。但鸣放、辩论不深不透的地区，可作为已进行了一次一般宣传运动，不一定马上回头补课，等进行了其他地区后，再回关进行补课。第一批不进行的村（此为大部村庄）、主要围绕生产、水利、粮食征购等工作，以生产、粮食为主继续进行鸣放、辩论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发动群众，掀起一个水利、积肥运动的生产高潮；同时，要求各地选择试点，进行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辩论，以便吸取经验，开展一般地区的生产大辩论。
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第一批村社搞深搞透。教育所有农村工作干部要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次运动的目的、意义。不论什么村庄都要实行大鸣大放，消除一切开展鸣放的障碍，保证放深、放透。要在鸣放的基础上认真地开展辩论，在辩论的基础上对地富反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展开反击。在鸣放辩论中以及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要贯彻坚决地改、彻底地改。在第一批结束后，要认真总结，整顿队伍。预计第一批开展基层整风的村社在十一月下旬或月底即可大体结束，转向第二批。
四、关于整党、整社问题。整改是这次运动的主体，从鸣放、辩论到运动结束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贯彻整党整社。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整顿干部党员的作风。在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顿作风，检查工作，克服缺点错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场，批判右倾思想和资本主义、尾巴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错误思想。树立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社干部要坚持民主办社，克服简单粗暴、命令主义作风。所有支委、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都应在批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一次鉴定。社的主要干部有缺点错误者，应在适当的会议向群众进行检查，以取得群众的谅解。
（二）纯洁党、社组织，清除和处理党内的蜕化变质、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有错误、但经过检查仍取得群众谅解的社的主要干部、一般不再处分，对错误严重、虽经检查、群众意见仍然很大者应按照情况，予以处理，不要姑息。
（三）通过党的内、社的民主选举，调整领导成份，充实健全领导机构，使支部成为领导各种工作的领导核心，使社队的领导骨干中，贫农、下中农占优势，以保证贯彻阶级路线。
（四）根据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制定计划，改进工作，解决群众提出的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工作问题（如互利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财务清理中的重要纠纷、对各种困难户的统筹安排等问题），树立新的制度，在整个运动中都要紧密结合生产，掀起水利、积肥运动的生产高潮，完成秋季粮食的征购工作。在群众中树立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风气。社、队规模需要调整的，要适当进行调整。
在这次运动中，整党整社应着重解决一些主要问题，基层干部能自己处理的一些问题（如互利政策的遗留问题、财务清理问题、候补党员的留查转正等问题），可交给基层支部、干部在经常工作中解决。
对乡干部的整风，主要是采取两条办法：一条是通过地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进行，即自上而下的办法；一条是通过群众性的批评进行，在一定时期由乡的党组织召集各支部代表、社队干部提意见，批评领导，即自下而上的办法。
农村小学教员、基层财贸单位的人员要参加所在村社的鸣放、辩论，在运动中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其本身系统的整风，另外专门安排。
五、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生产水利、粮食征购，县、区整风的结合问题。整个冬季农村工作应做通盘安排。根据过去一段经验，主要采取：（1）在开展基层整风运动的地区，自上而下划分成若干战线（如生产水利、基层整风等战线），各级党委均有专人分工负责领导各个战线的工作；（2）所有搞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工作组，都要全面负责，搞好生产和粮食工作；（3）注意少开会，缩短会议时间，多用小型灵活的方式进行工作，农活太忙时可延缓运动进度，绝不可为赶进度而影响群众生产；（4）为照顾当前工作，第一批开展运动的村社不可太多，以免对未开展运动地区的生产领导照顾不过来。
农村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涉及面很广，工作内容包括许多部门，因此，凡是与农村工作有关的主要部门（农村工作部、组织部、宣传部、财贸及粮食部门、监委会、青年团、政法部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集中力量，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运动，力求以整风精神，转变作风，深入群众，及时解决各方面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在这次基层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委，还要紧紧掌握重点，深入基层，直接取得第一线的经验，及时发现新的问题，以便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
（十月十八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江西省委根据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报告，具体分析了我省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强调深入挖掘右派分子，深入开展斗争。九月份，省直和地市以上各单位，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掀起了深入斗争和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高潮。
从九月五日和十月十日两次统计数字的对比看：参加运动总人数由六万零七百八十一人增至八万零三百三十五人，右派分子由八百五十八人增至一千三百三十九人（到目前为止，全省包括部分县在内，共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多人）。他们由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四一上升至百分之一点六六（省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由三百六十四人增至五百四十人，由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九五上升至百分之二点二八）。其中极右分子由七十五人增至一百六十五人，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由五十人增至一百一十一人，由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一上升至百分之零点五，团内右派分子由一百一十四增至一百八十二人，由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二上升至百分之一点一六。九月份在党内挖掘出担任县级以上职务的右派分子二十一人，其中有新华分社社长丁凯（他主谋串联八个省的一些记者，向新华总社进攻，并企图办资产阶级同人性质的报纸），省人民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钧（他和台内其他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放鸣中向党进攻），群众艺术馆馆长矢明（他在艺术界挑拨放火，攻击省委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该馆副馆长孙孝祖，以及计划委员会的副处长一人，公安厅正、副科长四人。其他单位也挖掘出一些在党内担任一定职务的右派分子。总的说来，地市以上、特别是省直机关，在这一时期内，对深入挖掘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工作抓的很紧，成绩也很大。除挖掘出了一批右派分子以外，还发现了一批右派疑似分子，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审查。这类疑似分子，仅省直各单位就有三百多人，其中有党员七十五人，团员二十五人，县级以上干部三十余人。党群战线参加运动的共有一千零三十五人，已批准是右派分子的三十二人，还有四十多个对象；农业水利战线参加运动的共一千三百五十五人，批准是右派分子的四十五人；他们估计还可能有六十余人是右派分子，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四。
在对右派分子斗争方面，根据省级各单位统计，到十月十日止，在五百四十名右派分子中，已经斗倒的二百四十一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三，正在斗争的二百三十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六，仍在顽抗的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六，因刚批准而未斗争的四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二。其他各地市情况，也大体相同。
上述数字表明，近半数的右派分子已经被揭穿、被驳倒，并低头认罪；近半数的右派分子正在被揭露、被驳斥，并陷于孤立地位；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还在负阳顽抗；而对一些新挖掘出的右派分子还未进行斗争（预计这个数字最近还会有所增加）。因此，深入斗争的成绩很大，但当前任务也很重，必须继续依靠群众，提高斗争艺术，争取全胜。
在深入斗争和深入挖掘中，省直、地市委和各单位党组织一般采取了以下作法：
一、坚决地不断地由上而下地检查和批判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不断加强各单位对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近两月来，省委先后布置了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学习，省委发了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通知，各战线各单位都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检查和批判了右倾思想。据省工交战线领导小组检查，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1）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敌情估计不够，特别是对党内右派分子缺乏应有的注意，对右派分子斗争的决心不大，对斗争力量配备不足，领导指挥不力。（2）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够。（3）对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工作认识不够，存在着“差不多”思想，改的也不狠。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许多单位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扭转了右倾思想，因之，使运动更加走向深入。据十月十日统计，省直各战线共配备了专管整风工作的干部七百一十八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三点零二（以交通战线为最多，占百分之九点一五），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三百四十八人（占专职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
二、进一步发动群众，边斗争边挖掘：（1）发动群众（包括中右分子），运用大字报、小组会、个别谈话和书面检举等方式来揭露右派分子的言行。（2）整理、审查大放大鸣时的大字报和会议记录，并依靠群众加以核对，证实。（3）从疑似分子的社会关系、活动规律方面发现线索，跟踪追击。如文化用品公司派人访问了某些右派分子常去玩的地方，发现了他背后散布过：“党天下”，“现在不自由”，共产党的思想刑法比国民党的体刑有过之而无不及“等反动言论。（4）领导上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对本单位党内外的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排队。省公安厅在一百九十二名党员中，除原来的七个右派分子外，九月份又审查出一引起疑似分子，其中有的材料较充分，可划分右派。
三、这一时期，各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艺术一般都有提高，表现在许多单位能掌握起伏斗争的方法，更多地采取小组斗争的形式，把右派分子的反言行加以排队，有准备地再逐一揭露、证实的基础上逐一驳斥，在右派分子较多的单位，还采取了分几个战场，互相配合作战的办法。同时，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也比以前注意了。
目前，我省省直和地市的反右派斗争在部分单位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还有一部分单位正处在继续深入进行了阶段。当前存在的和值得注意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巨大战果，需要继续深入、以争取全面地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一方面必须继续反对右倾松劲思想和温情主义，另一方面在深入挖掘右派分子也要防止盲目扩大斗争面的偏向。前些时个别单位把材料不足的疑似分子也勉强划为右派（省里未批）。在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草案）”发来后，我们将布置各领导小组进行一次学习和检查。
二、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要具体分析。目前有些单位在旧的未斗完，新的又挖出来的情况下，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旷日持久，从而影响全局。因此，省委强调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在经过充分揭露、驳斥和使之陷于孤立，群众觉悟得到提高后，就可以告一段落。
对于个别顽抗的右派分子不要纠缠过久，同时，还须加强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他们投降。另外，还要防止右派分子的报复破
三、强调根据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和他们在斗争中的不同表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当前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对右派斗争的劲头很足，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些单位地区别对待这一点掌握不够，对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中的右派分子，以及检讨较老实并表示愿意彻底悔改的右派分子，同对一般右派分子和顽抗分子一样地斗争。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不利于我们将来改造和使用有真才实学和真心悔改的右派分子，而且也不利于团结中间分子，这一点也是当前必须强调指出的。
（十月十九日江西省委整风办公室黎瑞纯汇报）
省直机关前一段的反右派斗争，从几个战线初步检查的结果看来，成绩很大，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锻炼了一批骨干，涌现出一大积极分子，中间分子逐步向我们靠拢，已斗争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已孤立，有的已低头认罪，真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距离全胜的要求还远，还不能松劲，要继续把斗争引向深入。目前使斗争进一步深入的关键问题是：克服右倾情绪、温情主义，继续加强领导，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提高说理斗争质量。在这四个问题上，有些单位存在着下述情况，应注意解决：
（1）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甚至敌我不分。如某些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个成员，在听了刘书记在省直领导小组成员会及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后，还凑钱参加右派分子的婚礼，并且在会上讲话，把该右派分子恭维一番，该单位总支委员向他提出应当孤立右派分子，不宜去，他还说：“不要紧，团结嘛！团结——批评——团结嘛！”他在斗争会上不发言，也不听，低头改公文、看报纸；有个单位的大组长对运动不积极，从不召集骨干进行研究，把斗争交给手下一个科长去搞，在斗争会上一言不发，下乡回来后。连斗争会也不参加了；有个单位的主要领导成员放着右派分子不斗，却去斗争过去对他有些不满的人，经厅领导批判后停下来；有些单位让中右分子当反右派斗争小组组长，提意见也不处理。
（2）对党内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最近一段时期内比较多的反映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对党内右派分子总是犹豫动摇，舍不得下手，将明显的右派分子看成是个人主义，将明显的右派言论看作是个人不满、自由主义、讲怪话；有的对党内右派分子只在党内斗争，不愿拿到群众中去斗争，引起群众不满。
（3）领导成员不纯。如某副局长、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在鸣放中放的毒草不少，如说农民过去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现在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对肃反不满，且各右派分子有密切联系；对斗争不积极，已引起群众不满。某公司领导小组长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排队时，就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中间才是真正无私的，要划就划我为中间分子，不要划我为右派。”别的同杨解释说列宁说过共产党员都应当是左的，他说这是教条。在斗争会上，群众提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谁支持的？他就说：“对的我就支持。”群众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会后他还说，右派分子检讨不深刻我们有责任，我们对他帮助不够，他找右派分子个别谈话说：“领导小组不能作决定，斗争会是少数人斗，也不能作决定。”这样一来，右派分子更加顽强了，什么也不承认，而他却在领导小组里说：“差不多了，接触思想了。”并说：“现在我们不通过人家，将来党内整风，人家也会不通过我们的。”中秋节他请客时，连被斗争的右派分子都请去当客人招待了。该公司领导小组其他四个领导成员，一个是对统销不满；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一个说他参加领导小组是领导叫参加的，自己原是不愿搞的；一个是顾虑、不顾积极搞，一个是随大流的。还有一个单位，斗争的两个右派分子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有牵连，右派分子的进攻是他支持叫干的。
（4）有些单位领导上有松劲情绪，不如前一段抓得紧。在前一段斗争中，领导切实帮助骨干研究材料、分析右派的论点、作好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指挥前线，指挥作战，斗争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提高骨干和群众。现在松了劲，对斗争对象的材料不进行细致研究，准备工作差，急于求战，对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也不深入研究解决，以致斗争无力，形成僵局。对打开僵局的办法，也未很好研究。这对运动的深入是极为不利的。
发动群众的一个方在是提高左派。目前左派的情况主要是批驳右派的政治、思想观点本钱少，因此就很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如有的单位有部分人对斗争虽然积极，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明知某个观点不对，却说不出道理，只能放空炮，不能进行有力的驳斥；有的只能就一个个具体事实去批驳，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打不中要害。提高左派的办法是好是开座谈会，对右派分子的论点进行讨论研究。发动群众的另一个方面是教育、提高中间分子。中间群众的发动工作过去虽强调了，但做得不够，还有一部分群众对斗争不积极，其中有以下几种情况：（1）一向不问政治，埋头业务，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斗争不关心的；（2）在大鸣大放中，自己放了些错误言论而有顾虑的；（3）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关心个人问题，对斗争不关的的；（4）过去和右派分子关系密切，所知道的右派分子的材料也多，怕反右派反到自己头上。要孤立右派分子，必须把这几种人的思想摸清，针对不同的思想情况将他们发动起来。发动时，应注意使座谈会、个别谈话、个别串连很好结合起来。争取中右分子时，领导要亲自动手。
有些单位斗争简单化，只依靠压力追查右派分子的活动、关系，而对反动观点则批判不够，说理不充分，槌桌、打凳、喊口号的现象已经出现，往往斗不下去，形成僵局，因而积极分子产生急躁情绪，有些群众则产生厌战情绪，不坚定的中间群众，就发生动摇、怀疑，以斗争极为不利。
反击右派以来，有些单位放松了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有少数单位被批评的领导干部翘尾巴、脱离群众，趁机把正确的批评也打了回去，有的把右派分子提的一些我们工作和作风上确实存在的缺点也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驳，有的把大鸣大放中提的正确意见或批评当作右派言论加以打击，甚至个别单位的领导把提意见的人当作右派进行报复。最典型的是某局局长，在前一段斗争的部结会上说：“大鸣大放中，提意见的好的少数，右派言论是少数，错误意见则是多数，说我用汽油超过是胡说八道，放屁，是浑蛋！”并在会上一连串点了好几个过去对他提了些意见的人，要他们检讨。
对于以上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省委已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解决。
（摘自广西省委整风办公室“整风简报”第四十七期）
近几天来，各单位对材料审批工作都抓得很有紧，但问题仍很多，整个说来材料工作还远远落在运动发展的后面。根据基层单位初排结果，共有右派分子四千七百五十四人（内近五天来增加一百二十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三，预计这一数字经过各区委、各大口复排审批后，将有很大的变化。截至十月三日止，已报各口审批的仅有一千三百七十八份，占排出右派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尚有百分七十以上尚在基层复耕、整理中。这表明材料审批工作是我们当前运动中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这已报送审批的材料来看，存在问题还很多，“打退票”的例很大。经各口已审批的一千零八十六份材料中，不合规格而未批准的就有二百四十份，平均占审批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个别系统竟高达 百分之三十以上，如财贸系统已审批的三百二十九分材料中，批准二百二十七份，未批准一百零二份，占百分之三十一。
这些未批准的材料，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1）标准掌握不稳，界限不清。表现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个人某些不满而发牢骚说怪话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间，批评片面、偏激与恶意攻击之间等界限混淆不清。因而，把一些中右分子或某些不免右派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右派。属于这种原因而未批准的约占审批材料的百分之十左右。
（2）材料整理不合要求。有的是帽子很大，而事实很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一大堆，但确实为右派的事实根据是什么却看不出来；有的是是非不分，论点不明，把错误的言论与对的意见混在一起，甚至将正确的意见也作为右派言论；有的是现象罗列、洋洋大观，但没有抓住问题的中凡、要害、看不出构成右派的根据是什么；有的是材料未经核实，真伪难辩；还有的是缺乏事实根据，只凭“分析提高”，甚至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等。因此，在审批中就下不了决心，只好退回去重新核实、研究。属于这种原因而未批准的约占审批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这决不是一个整理材料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策思想问题，如果根据这样的材料去确认和斗争右派，那不是被人家驳倒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另外，在人员政治排队中，右派“疑似分子”占的比例太大，全市机关共排出右派疑似分子二千五百八十五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八；少数单位竟占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八以上。这些右派疑似分子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右分子，如不很快地进行复排、审查，该升的升，该降的降，就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中间分子的争取、团结，对斗争是极为不利的。
（摘自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参考资料”第二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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