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3-6 作者：[待确定]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肃反运动从1955年6月开始，经过16个月的时间，于1956年9月结束。在中央国家机关所属56个单位161,008名工作人员中，参加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有132,496名，占机关总人数的82.3％。
整个肃反运动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思想动员阶段，自1955年6月初至6月底，历时三周。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进行思想动员。
第二，小组斗争阶段，自1955年6月底至9月底，历时三个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层层负责的指挥战斗的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开展思想批判，号召坦白检举，反复排队摸底，确定肃反对象，实行重点围攻。这是肃反运动中，群众情绪高涨、声势浩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的一个阶段。1956年8月下旬，小组斗争普遍发生了简单急躁情绪和“顶牛”现象，部分小组发生打人、骂人、体罚、变相隔离等违反政策的“左”的现象，在开展了两条战线斗争，纠正了“左”的现象之后，各单位普遍进入“休整”。
第三，专案斗争阶段，自1955年10月初至1956年4月底，历时七个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大力进行调查研究和审讯工作，逐个进行结案。这一阶段的后期已经开始了甄别定案工作。
第四，甄别定案阶段，自1955年12月至1956年9月底，历时十个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逐个研究案情，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进行结案、定案和处理工作。
第五，复查阶段，自1956年6月至9月，历时4个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本着“不错、不漏”的精神，对所有案件进行复查和处理。
兹将这次肃反运动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总结如下：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肃反运动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开展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肃反运动是否有必要呢？运动的发展是否健康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肃反是必要的，运动是健康的。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收获，表现在：
一、清查出一批暗藏在中央国家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纯洁了国家机关和党的组织。根据1956年11月份的统计，已经甄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共1,216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91％。其中：潜伏派遣特务分子7名；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31名；其他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178名。我们对清查出的这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已做了处理。其中：判刑事处分的63名；捕解原地方处理的194名；拟送劳动教养的108名；判免予刑事处分的101名；给予其他行政处分的374名（其中开除的25名）；不予处分的335名；正在处理未作定论的26名；自杀已死不作处理的15名。
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其他坏分子隐藏得很深，伪装得很巧妙，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已经钻进共产党内，有的甚至混入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爬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据1956年11月份统计：有44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钻进了党内，其中有些已窃取了重要职位。如内务部查出的前户政司司长周维斌即是长期向党隐瞒历史罪恶的叛徒、汉奸。周自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因他动摇妥协，使当时我党所领导的地方起义遭到失败。1932年周又参加了苏联极东军事情报组织。1937年因情报组织领导人被捕，周即逃跑到关内，做了日伪警察分局局长，竭力效忠日寇，现查明经他逮捕送给日寇杀害的抗日群众有3人。周后来又因为苏联极东军事情报组织问题被日寇逮捕，他即出卖了组织，使苏联极东军事情报组织完全遭到破坏，现查明有4名抗日人员因此遭受到严刑拷打而死。周在解放后，却隐瞒这些罪恶，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阵营，窃取重要职务，并在任职我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时，竟介绍曾捕杀过赵一曼同志的凶手袁公瑜参加工作。又如，公安部查出该部十局副处长张荣桂是长期向党隐瞒罪恶活动的历史特务分子，张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国民党“CC”组织，并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调查科和平绥铁路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做特务工作，1937年张又在特务领导人的主使和同意下混入我党进行内奸活动，窃取我党情报，因其活动积极被特务组织提升为“内线情报员”。1938年张被日寇逮捕，出狱后与特务组织失去联系，随经我党关系到了解放区。张重新参加革命后虽与特务机关断绝了关系，但对上述历史罪行一直向党隐瞒不做交代。解放后张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又利用职权调出本人档案，企图消灭罪证，但在这次肃反运动中终于被清查出来。
肃反中，中央国家机关揭发出各种小集团共101个，成员共647人。其中属于反动性质的9个，成员54人；属于落后性质的87个，成员560人；属于流氓性质的2个，成员20人；属于反革命性质的3个，成员13人。如前重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查出的以杨镇山（国民党党网通讯员，现行反革命分子，已逮捕判徒刑三年）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积极发展组织，密谋组织政党，准备与国外取得联系，曾多次开会讨论改变我国现在社会制度问题。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马列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没有个人自由，要走第三条路线，建立一个经济民主、政治自由的社会”等等。他们议定从建立小组出发，从研究理论着手，争取入团、入党，以期职位提高了改变政策来实现其阴谋。建筑部设计院电照室查出的以杜樾（中统特务）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其纲领是“清除室主任（党员），搞垮团支部”，口号是：“巩固内部，一致对外”。他们活动的方法：一是挑拨离间；二是鼓动群众反对领导。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室主任无能，不能作领导工作”，阴谋篡夺电照室的领导权；对进步群众进行打击，骂团员为“狗腿子”、“两面派”等；在工作上则利用方便条件，有意识的积压图纸，拖延工期，进行破坏。通过肃反运动，把这些小集团清查出来，是很大的成绩。这些小集团在我们机关中经常散布反动言论，谩骂领导，挑拨离间，拉拢落后分子，打击进步群众，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这种活动，不仅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防空洞”，而且对党和国家机关也起了严重的腐蚀与破坏作用。
在上述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虽然大部分是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但是，如果不将他们的面目公开暴露出来，划清敌我界限，那么，它们会严重地威胁我们的安全。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历史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危害的危险性。通过运动清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对于我们纯洁内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查清了一批政治嫌疑分子，为今后更合理地使用干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肃反运动中，我们确定了7,367人为肃反重点审查对象 ，其中除查出了1,216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外，还对6,151人的政治嫌疑等问题进行了审查，作出了结论（其中：已作结论的5,561名；一时难以查清需长期侦察的364名；尚未最后结案的136名）。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原确定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因政策界限改变而下降的；有些是长期隐瞒或伪造历史中的若干情节；有些是历史经历与社会关系很复杂；有些是平时言行很反动，在工作中曾经发生过较重大的事故。查清了这批政治嫌疑分子，为今后更合理地使用干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有些人认为：肃反中审查了这样的政治嫌疑分子，结果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对他们为何不采取审干办法而采取肃反办法？“杀鸡焉用牛刀”？这样岂不伤了感情，伤了原气么。这些同志不了解：中央国家机关存在着一批反革命分子，就必须进行肃反；肃反运动是在一条无形的战线上向隐蔽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这次肃反运动，又是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在运动初期，鱼龙混杂，不可能一下区别出那些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把政治嫌疑分子审查清楚了，才能找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因此肃反就必须从审查反革命嫌疑问题入手，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虽然被我们审查的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是反革命分子，他们隐瞒、伪造历史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同于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对党和国家有政治隐瞒和反动的言行，如果不进行审查，党和国家就不可能完全信任他们和大胆使用他们。对他们本人来讲，在政治上对党和国家不忠诚不老实，也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通过肃反运动，查清了他们的历史问题，无论是对他们自己或对国家都有很大的好处。事实上，很多人在交代了问题以后，都感到轻松愉快，表示感激，并向党和国家进一步靠拢。如交通部林镜新隐瞒了历史上参加过中美合作所的问题，几次运动都未作交代，思想极为苦闷，三反时，曾因此而企图自杀。这次在政策的感召和组织的帮助下，他交代了问题。当领导上宣布不给处分时，他感激地说：这一次是自己一生政治上的转折点，并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工作。又如电力部出版社张成山，过去一直隐瞒在日伪时当过建设科长问题，因此总是躲避人。运动中作出结论后，张成山精神振作，工作积极主动。群众反映说：“张成山年轻了十岁”。许多党外人士，对这次肃反运动能够善始善终，对被审查的人都作出结论，很表满意。他们反映说：“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三、教育了领导，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通过这次肃反运动，机关全体人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与革命警惕性，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运动中共有28,969人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与社会关系；有31,368人进行了检举。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机关所组成的一支16,425人的肃反专门队伍，通过阶级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不仅丰富了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知识，而且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一批干部，将成为机关进行各项政治工作中的骨干。
经过肃反运动，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机关中政治空气浓厚了，普遍出现了“工作态度好、遵守制度好、团结好、自由主义少，工作差错少”的新气象。如建筑工程部机械局训练班，运动前政治空气稀薄，存在着所谓三“多”，即“流言蜚语多，生活纠纷多，事故多”。运动后转变为三“了”，即“流言蜚语减少了，责任心加强了，迟到早退现象没有了”。邮电部工程管理局通过肃反运动，积极分子由53.5％上升到70％，而落后分子则由20％下降为5％；外贸部机械进口公司1956年工作任务增加了49％，人员则减少了21.5％，但第一季度即完成计划105％，与往年同一时期比较，工作效率提高了47％，事故减少了70％。
在肃反运动中，也暴露出我们机关党组织和机关领导上脱离群众，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对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不甚了解，特别是不了解落后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因此群众中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言论，党组织过去闭目塞听、熟视无睹，以致这一部分群众与党团组织疏远，甚至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给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可乘之隙。从这次肃反中所揭发出的各种小集团，就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这次运动，将这些小集团揭发出来并对反动思想、腐朽的生活方式加以清算与批判，发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气，教育了领导，也教育了群众。
以上就是这次肃反运动的几点主要收获。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于：这次肃反运动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运动每一个重要环节上，中央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且领导非常及时；同时各机关党组和党委都重视肃反运动，派出了得力干部加强了五人小组的领导，并配备了一批专职的肃反人员，一般做到了“运动、业务两不误”；此外，各级五人小组和机关广大干部也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这些，就是肃反取得伟大成绩的主要原因。
但是，还必须指出：由于我们对领导规模这样巨大的肃反运动缺乏经验，也由于我们对肃反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再加上我们工作不深入，存在着主观片面的思想。因此，使这次肃反运动发生了以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第一，斗争面过宽，错斗了一些人。据1956年11月统计，经过肃反斗争已经进行甄别定案的共7,231名，可分以下八类：
第一类，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共1,216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16.8％。
第二类，因为政策界限改变，过去算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今天不算的共363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5％。
第三类，查出反革命嫌疑重大的分子，应交公安保卫部门长期侦察的364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5％。
以上都是属于应当进行斗争的，合计占肃反对象总数的26.8％。
第四类，平素思想、言行反动，或者在工作中发生过可疑的事故，在运动初期应当进行批判和斗争的有1,187名，占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16.4％，其中有些人已经弄清是思想问题，但斗争时间拖得太长，这是不应该的。
第五类，政治历史有隐瞒或伪造，被怀疑有更大政治问题而被斗争的有3,282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45.5％。
第六类，有一定的嫌疑，经审查结果不是反革命性质问题，应交审干部门审查的497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6.91％。
以上五、六两类在运动初期对他们进行审查是很必要的，合计占肃反对象总数的52.41％。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有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般嫌疑问题，应当先列为“调查对象”，经过调查，证明嫌疑重大时，才应列为斗争对象。
第七类，有反革命问题，但过去已交代，肃反运动中经过斗争没有查出新问题，属于旧账重算的有253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3.5％。其中有一些人的问题过去已作了交代并作了结论，而这次又进行了斗争，这是属于斗错了的。
第八类，属于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或检举不实而被错斗了的69名，占已甄别定案对象总数的0.9％。
斗争面宽的偏差，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是比较严重的。运动中被列为肃反对象的高级知识分子有882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4.1％（个别单位在运动高潮时期曾达30％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中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106名，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6％。这说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着反革命分子，应该进行肃反。但斗争面过宽，下降面达776人，占高级知识分子曾被列为肃反对象总数的88％。这说明，我们对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知情估计过高。
第二，在运动高潮时期发生过打人、骂人、诱供、逼供等“左”倾错误。1955年8月底，小组斗争进入重点围攻以后，“顶牛”现象增多，急躁情绪普遍发生，大约十天左右时间内，在3,422个斗争小组中发生打、骂等“左”倾现象的有844个，占小组总数的24.7％，有的小组进行车轮战竟至轮战八昼夜，不按法律手续非法隔离，非法搜查和私拆信件的现象大量发生。这些“左”倾现象虽很快得到了纠正，但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这种紧张形势，不但不能迫使敌人分化，反而促成对立顶牛的局面，起义的很少，拖长了时间，并有轻信假供，发生假案，冤枉了一部分人。
运动中还错捕了一些人，已捕的479人，应捕的302人，虽属反革命分子但已经坦白或虽有罪恶而不够判刑属于可捕可不捕的129人；完全捕错的33人；尚未判明的15人。此外，在运动中自杀已死的有79人，大部分发生在运动初期或运动尚未开展的地方，多半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宣传政策不够，防范不严所致。
产生上述缺点与错误的原因，除了我们对开展规模这样宏大的肃反运动经验不足，有些缺点和错误很难完全避免外，从思想根源上来检查，主要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作祟，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领导上对肃反中反对主观主义强调不够，批判不力。肃反运动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肃反中的主观主义既表现在低估敌情的麻痹思想上，也表现在草木皆兵的右倾急躁情绪上，我们在运动中贯彻反主观主义斗争作得不够，实际证明：肃反运动的整个过程，是充分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克服主观主义使运动愈来愈实事求是，愈来愈健康的过程。
总之，从全局来看，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这是主要方面。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并且经过中央的指示与群众的监督，也不断地得到了纠正。
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肃反运动有那些基本经验教训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必须全面规划做好准备工作。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一条无形的战线，只有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摸清敌情，才能保证打的准确，减少偏差，缩短肃反斗争的时间。因此，必须将准备工作列为肃反运动的一个阶段。准备工作应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材料准备，三者不可缺一。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文件、动员报告、座谈讨论，通过思想酝酿划清敌我界限。组织准备主要是抽调干部，建立机构（五人小组、办公室、专案组），精密分工，明确职责。材料准备主要是汇集人事、保卫部门资料，审阅档案及检举材料，外出调查对证等。然后，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排队摸底，确定重点对象，以便制定出分期分批的作战计划。我们中央国家机关肃反运动没有将准备工作列为一个阶段，从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开始，进行了学习文件，但仅仅有三周时间，即迅速转入全面肃反斗争，因而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处于一面进行小组斗争，一面准备材料，调查研究材料的工作远远赶不上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肃反初期，我们对肃反工作没有全面规划，走一步看一步，摸索前进，只有在“休整”以后，才注意了肃反的规划。准备不足，仓促应战，这就使肃反运动在开始时盲目性很大，造成斗争面宽，伤害了一些不应当斗争的好人，拖长了肃反运动的时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2、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与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相结合。
肃反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落后群众，运用群众力量进行肃反，这是决定肃反成败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党领导群众进行肃反的路线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群众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肃反材料和证据，并且造成了浩大的群众声势，使反革命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很快暴露，被迫就范，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查清大量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据统计，公安部各业务局主办的219件专案中，就有127件案件是在肃反运动中发现线索列为专案的，占主办专案总数的58％；肃反运动前后由公安部各业务局发现线索而建立的专案有92件，占主办专案总数的42％；在这92件专案中：经过群众揭发斗争再向公安部定案的就有21件，占公安部各业务局建立专案的22.9％。这证明，只有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肃清机关中隐藏的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有些同志仅仅看到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某些局部 、暂时的“左”倾现象，从而怀疑通过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进行肃反的重要意义。有些同志虽然在口头上也承认肃反的群众路线，但他们的所谓群众路线只是向群众作个动员报告，“号召号召”，，“教育教育”就够了；他们否认把掌握有一定可靠材料而又拒不坦白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坚决放到群众小组去斗争的必要性；他们不相信小组的群众斗争，运用各种方式，发挥政治威力，宣传党的政策，可能争取和迫使更多的敌人坦白交代，投降起义。如果没有群众小组斗争和运用其他各种办法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充分地发动群众；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群众的眼睛没擦亮，右倾麻痹思想没有警觉起来，肃反的队伍就不可能迅速的动员和组织起来，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没有群众基础。
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必须要有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党是肃反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党的领导的核心问题在于积极地执行党的政策。肃反运动是一种对隐蔽的敌人进行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当着敌人的面貌和它的破坏活动事实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群众往往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一旦发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及他们的破坏活动时，又容易夸大敌情，产生急躁情绪和过“左”行动，当纠正了“左”的行动之后，新的麻痹右倾情绪和肃反松劲现象又会发生，这几乎成为肃反运动的一般规律。因此，肃反斗争中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应注意防右；反右时，也应注意防“左”，要注意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根据中央的指示并在中央十人小组的具体指导下，运动开始时着重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发动了群众；肃反中期，当群众斗争小组中普遍发生急躁情绪和“顶牛”局面，部分小组发生“左”的现象时，我们进行了休整，主动撤下了“顶牛”的局面，检查了急躁情绪和“左”倾行动，使肃反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运动后期，又着重批判了右倾松劲现象，使肃反运动能够有始有终地贯彻到底。
3、调查研究是肃反的基本工作方法。
依据可靠的材料和证据，正确无误地判断敌人，并作出恰如其份的结论，是肃反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贯串在整个肃反过程中。在肃反准备阶段，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在于搜集材料，了解敌情，使肃反斗争的规划和步骤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在斗争阶段（包括群众小组斗争与专案斗争），调查研究必须与小组斗争相结合，外出调查必须与专案审讯相结合，只斗争不调查，不仅不可能得到旁证材料，而且很容易为假口供所迷惑，反之，只有调查，没有斗争，调查的材料和证据得不到对证，也不能进一步取得线索和材料，在甄别定案和复查阶段，调查研究工作则着重在辨别是非，权衡轻重作出恰当的结论。调查研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调查的态度要客观全面，切忌主观片面，先入为主。调查的方法，应边调查边研究，分清主次轻重，抓住关键，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的材料要仔细鉴别，去伪存真，确凿肯定。因此，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必须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否则，证据不足不实，草率定案，即会造成严重错误，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4、必须组织一支肃反的专职队伍，作到肃反业务两不误。领导规模巨大的肃反运动，如果没有一支政治上纯洁，并能很好执行党的政策的肃反专职队伍，就不可能把运动搞好，不可能把运动贯彻始终。有一部分专职干部从事肃反工作，大部分干部就可以集中力量来搞好业务，这样才可以保证肃反业务两不误。同时，在领导上就可能对业务与肃反作出全面安排具体规划，妥善配置力量，双方密切配合，互相支援，随时解决肃反斗争与业务工作中发生的矛盾。
5、建立强有力的甄别定案机构，并使甄别定案小组与专案小组互相制约，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保证不错不漏使运动善始善终的重要环节。
一般地说，专案小组在斗争过程中，偏重于发现反革命分子，在处理时，发生结论偏高处分偏严的情绪是难免的，因此，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甄别定案机构，同专案小组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在五人小组的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展开争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政策为准绳，分清是非轻重，作出恰当的结论。据1957年1月底统计：中央国家机关五人小组所属的甄别定案组已甄别过的404件案件中，原单位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291件，经甄别后下降了133件，占原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总数的45％强；原单位定为判刑和劳动教养的193件，经甄别后有变动的112件，占原报为判刑和劳动教养总数的58％。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甄别定案组的严格控制，就难免会发生错判或判得不够恰当的错误和缺点，这也是我们这次肃反运动重要经验教训。
为了巩固肃反运动的成果，防止新的麻痹思想，今后必须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1、做好肃反的善后工作。总的来说，多数单位对肃反善后处理工作是重视的，并作了不少工作。绝大多数下降的肃反斗争对象的思想表现也是好的。但有些单位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作好善后处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切实的解决被斗错人的具体问题，对申诉案件处理不及时，不认真，甚至有卸包袱的情绪，借口紧缩机构，想把错捕释放和宽大释放的人挤出去，因而引起下降对象的疑虑，甚至公开表示不满，埋怨领导。为此，要作好善后处理工作，必须首先教育干部和积极分子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从团结出发，对于结论不当的，应坚决加以改正；对于一切申诉，凡是正确的意见和合理的要求，都应及时予以处理；对在运动中错斗错捕了的人，应当进行适当的赔礼道歉，补发错捕期间的工资，退还搜查出的物品。对错捕释放和宽大释放的人，原单位应加以妥善安置。同时，应在工作中主动团结改造他们，热情对待，消除隔阂，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此外，各单位应将肃反有关的档案材料进行集中和清理，妥善地加以保管，以备检查。
2、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健全机关人事保卫制度，以堵塞漏洞。经过肃反斗争，机关确实是进一步纯洁了，但决不能因此而麻痹自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证明，这次肃反运动并不能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清查出来，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还是会有的，据公安部业务局的调查，机关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又新发现了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重大嫌疑分子。公安部机关最近在审干中也发现了历史血债反革命分子一人。纺织工业部最近在厕所中发现写反动标语两起。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同时，在运动前与运动中所发现的不少反动标语和可疑事故，有些至今未彻底查清；此外，尚有约占肃反对象总数5％的长期侦察案件还悬案未结，何况国际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还是在进行着。反革命分子还在千方百计地设法钻进我们内部来。因此，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新的麻痹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各级党的组织应该从这次肃反斗争中吸取教训，切实加强防奸保密的教育和思想工作，改进人员录用的考查制度，堵塞工作中的漏洞。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195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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