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14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吉林省扶余县力峰乡有些富裕中农逃避社会主义教育…………（）
辽宁省委关于警惕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破坏整风和生产的通报…（）
辽宁省红光社通过大鸣大放大争解决了干部参加生产问题……（）
贵州省有些农业社大辩论后社干刁难要求回社的退社户………（）
哈尔滨市轴承厂在整改中依靠职工群众解决问题………………（）
江苏省委对下放右派分子有关生活待遇间题的初步……………（）
下放中的思想问题…………………………………………………（）
十二个省市开始农村整社工作……………………………………（）
精简下放偏向点滴…………………………………………………（）
北京市各建筑单位复查下放工作对下放不当的人准备重新安置（）
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放手大鸣大放尖锐揭露三害………………（）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整风第三阶段分四步进行………………（）
江苏省级部分机关在下放干部中仍有不问政治的倾向…………（）
江苏省常州市有的小学发动小学生互相鸣放……………………（）
军队系统已动员三万余家属还乡…………………………………（）
全国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系统查出右派分子四千六百余人………（）
山西省公私合营企业整风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吉林省扶余县力峰乡在鸣放中，发现一部分富裕中农逃避运动。他们的表现是：
(1)不参加会议，躲避教育。全乡有富裕中农一百八十户，不参加会议的有五十七户；善友屯也有十八户富裕中农不参加会议。后官地富裕中农张井山联络几户不参加会议，并说：“这事对我们无关。”（2)参加会的采取“蹲蹲、溜边、不发言”或用小孩来顶替。如新屯八户富裕中农参加会议，有四户发言，说一点顺情话，假装进步，怕放到自己身上。又如善友屯富裕中农张连风在社内一半，在社外一半，两口子倒动马和东西，对合作社不满，但在鸣放中又假装积极。别人说油少布少时，他说：“庄稼人还想吃多少油呢？这些就不少了。”（3）拉拢干部不要揭发批判他们。如邴家窝堡富裕中农王树桐过去对合作化、粮食政策不满，投机捣把，现在他请队长荀财喝酒。(4)后官地富裕中农刘荣田拉拢七、八个人联名签字盖章，要地要马退社，煽动社员退社，搞垮合作社。（5）辛家窝堡富裕中农冯振海在会上不放，背后却说：“要是把合作社放黄了，我放它八天八宿，叫我单干我就杀一口猪请大家吃。”
(摘自十一月十六日吉林省委“农村大辩论通报”）
正当工矿企业的整风运动深入展开之际，部分厂矿企业发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如：本溪、锦州等地发现反动标语多起；锦州铁合金厂的右派分子背地里开小会；抚顺市烟囱公司等单位，发现有二十二个以群众名义办的小报，设有编辑、记者，成员里有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参加；鞍山制革厂发现的“民风报社”共有十二个人，其中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七人，他们表面上帮助领导整风，也反驳错误意见，但其政治面目和背地活动尚未弄淸。抚顺市第三工程处右派分子齐树本，利用大字报上职工批评领导的材料，向领导进攻。同时还发现破坏生产的事件。如本溪钢铁公司第二燋化厂连续破坏事故，一处二十八号炭化室，温度突然下降了一百度，后发现里边有二十号铁丝五根，堵塞了瓦斯管道。该厂电工王恩波（逃亡地主、亲属被镇压），在他检修的马达里，被查出有两公尺长的麻袋片。十月十六日又发现调度室和鼓风机的联系信号线被割断。旅大煤气公司新安装的煤气动力机，也发现有四块铁片。北票矿运输机务段修车工将电车线切断。上述情况说明，敌人正在破环我们的整风运动和生产建设，我们应该引起严重的注意和警惕。望各市、地委提高警惕，对整风运动中已发现的右派分子、坏分子，虽然未公开批判斗争，而领导、群众和其本人都已清楚者，如担任重要职务的，必须调开加以监视，以防止破坏事故发生。对已经发生的各种破坏事故，应立即进行调查，弄清案件严肃处理。对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应即逮捕法办，严加处理。
(十一月十八日辽宁省委“整风简报”)
辽宁省黑山县龙山乡红光社的干部过去很少参加生产，社员意见很多。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组和总支专门召开了社干部会议，动员社干部对参加生产问题进行鸣放。开始时，许多干部都强调自己不能参加生产的客观原因，但经过深入讨论后，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明确了参加生产的重要意义，驳斥了一些错误认识。如该社副主任宋玉升原来说他工作忙，没有时间参加生产。当场大家就给他算了一个月的细账，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七日只搞了十八天的社务工作，其余的九天时间都可以参加生产。社会计魏魁文强调他天天都有事，离不开屋子，没时间参加生产。大家算细账的结果，他一天最多只有二十笔左右的账需要算，按五分钟算一笔计算，只需要一百分钟，各队领取东西的时问一天也超不过两小时。通过摆工作、算细账扭转了干部认为没有时间参加生产的思想，大家一致认为：过去没有参加生产不是没有时间，主要是不愿意参加生产。如副主任陈素琴说：“过去我未参加生产不是没有时间，是我思想没打算干，所以到干活时就往后推，结果一年到头未参加多少生产。”会计吴井贤说：“过去我未参加生产，就是认为不参加生产，上级也能照顾。”
在解决了思想问题之后，接着又讨论了生产、工作两不误的办法，规定：(1)建立社干部轮流值班制度，主任一替七天，会计二人一班一替四天，并规定干部在值班期间到社住宿。并建立了值班牌、值班记事簿以及因公误工簿。(2)实行“五二”工作制。除值班人外每周都下去参加生产五天，回社碰头二天（用一天学习文化，一天汇报研究工作）。(3)决定将财务上的预支权利和购买零星物资的权利下放到生产队，根据不同季书和队的大小的需要给各队预支指标，由队掌握解决。(4)对主任值班工作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①调拨社内人力、物力、畜力；②执行上级分配的工作任务；③解决队与队之问的问题；④审批紧急需要的开支；⑤掌握生产进度，指导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⑥接待社员。
上述办法经过一个星期执行的结果来看，即使在生产紧张的季节里，社里留一名主任值班也可以完成工作任务；下队参加生产的二名主任在五天中除二天参加乡上召开的社队干部会议外，参加了二至三天的生产，并在下边帮助生产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 二名副业队长都整天的参加了生产；二名会计半天工作半天参加生产。社员们看到社干部参加了生产都很称赞，说：“咱们给干部提的意见没白提，人家主任都改了。”社员陈玉保说：“主任这么忙也和我们一起干活，咱大伙得好好干。”
（摘自十一月十九日辽宁省委整风简报）
贵州省铜仁地区的农村经过反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鸣放辩论以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据思南、德江、治河三个县的统计，有二千五百九十六户单干农民积极要求入社，有七千九百六十七户社员表示再不闹退社了，有一千二百六十九户已退社的农民申请回社，还有三百多个初级社要求并社升级，弃农就商的现在回社生产了，躺倒不干的干部又重积极起来。
可是，有一些社干和积极分子对于单干户要求入社的问题，多方进行刁难、讽刺。他们要求过去曾说过“永不入社”的农民低头认输，要求挑皮的人保证入社后不再挑皮,否则不准入社。对要求重新入社的退社户，也怀有—种仇视情绪，甚至讽刺他们。如说：“他们春天闹退社，把我们将了一军，现在我们也得整他们一下。”新华社退社户蒋茂华一天三次找社主任要求回社，社主任却不大理睬地说：“你在社外等几年再入吧。”辽原社退社户萧泽位要求回社，先到冉龙江生产队去要求，社员未通过。后又到萧庭佩生产队去要求，该队社员说：“他挑皮捣蛋，不要他。”有的还讽刺他说：“你单干多自由，何必入社？”萧泽位主动地参加社里的劳动，但大家不承认他是社员，不给评分。最后，乡支书和工作组的同志帮助他作了认真的检讨，才被重新接收为社员。因而，现在还有一部分退社户想重新入社，但不好意思开口。
(摘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贵州工作”）
哈尔滨轴承厂在整改开始时，由于领导上对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认识不足，所以曾一度产生上忙下闲和解决问题缓慢的现象，职工表示不够满意，要求迅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对前一段整改情况迸行了检查，发现整改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和发动群众大家动手解决问题作的不够。因此，决定大力发动广大职工，群策群力，分工负责，大家动手解决问题。这样全厂迅速地形成了群众性的整改高潮，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为止，已解决了四万余条意见，占职工所提意见的百分之七十九。该厂在这一转变中主要作好了以下几个工作：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明确分工，厂级主要领导干部除对整改工作全面安排，组织有关人员对企业较大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指定专人制订方案外，还指定一名副厂长负责整改工作的具体领导。各车间、科室、工段都有一名主要领导干部具体负责整改工作。党委书记和各车间、科室支部书记除了掌握运动的整个情况外，还抽出足够的时间参加整改工作的领导。与此同时，又适当下放了解决问题的权力，明确规定：凡车间、科室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提到厂部，凡工段、职能组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提到车间；属于专业性的问题，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处理解决。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对全厂整改工作有很大推动作用。经过权力下放，加重了各极领导的责任，发挥了组织的生动性，解决问题的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如试造车间同车工工段工人提出的挡水板问题，要按着过去的老规矩：申请、批准、设计、制造等手续办事得二十天才能完成，这回工长和调整工配合机修工利用废料用三天的时间就安装好三台机床的挡水板，解决了机床漏水的问题。又如七车间用两周的时间就改进了旧设备三十八台，提高了生产效率。
他们把整改中能否走群众路线看做对每个干部能否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标志。在具体作法上主要是：第一，结合工作对干部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树立依靠群众搞好整改的思想，发动群众参加整改。第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向代表报吿整改工作情况与问题以及整改工作计划，听取代表的批评和意见，并作出决议，号召与组织全体职工参加整改工作。第三， 各车间、科室根据厂职工代表大会的精神，把本单位整改工作情况与未解决的问题向群众交底，以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整改。同时，召开了党团员大会，发动党团员在整改工作中起带头作用，并保证把群众发动好。第四，在问题的分类排队的基础上，将职工的意见集成册，分成专题，领导亲自参加，动员与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解决。通过上述办法，进一步提高了各级干部的认识水平，发挥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所以全厂整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解决问题“又快又好”。根据十月二十三日七个车间的调查，在已解决的三千二百一十六条生产技术管理问题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群众想办法解决的，其中未花钱解决的占百分之八十九。成批车间在解决四百三十五条企业管理问题中，有三百零五条是经群众想办法解决的，领导解决的只有九十八条。领导和群众解决问题相较，领导解决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五，群众解决的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四五。有些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一经群众讨论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如试造车间一工段内径、滚针工序再制品管理混乱的问题，过去工人多次提出意见，始终未得到解决，这次鸣放中又有二十名工人提出这个问题，开始时有一个工长认为，“这是老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车间开始计划再配二名保管员，来加强这个工作，后来把这个问题交到群众中讨论找到了解决法，重新淸点了再制品，整顿和建立了新的账目，修改了过去不合理的手续制度，加强了保管人员间的协作，这样既没有增加人力而又解决了问题，现在基本上扭转了再制品管理混乱的现象。
该厂在整改工作的过程中，领导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各级干部一般都能够根据群众的批评和意见，积极改正缺点，大多数中层领导干部都制订了改进领导作风的方案。并在实际行动中有所克服。目前领导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空气深厚了。如厂长崔绍武为解决转业军人问题和锅炉工提出的捣班问题，分别召集他们开了座谈会，使他们提出的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党委为解决党群工作方面的问题，也召开了党委各部长、监委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的座谈会。成批车间主任赵玉仁和支部书记王明喜等同志，曾分别召开十次、二十次不等的交心会，和工人一起交心，畅谈如何改进领导作风，并征求他们对改进作风方案的意见。车间主任赵玉仁在解决洗涤机掉活的问题时，原来自己有一个打算，但又觉得没有把握，这时他就亲自到工段和工长、工人一起研究，经过和群众讨论，对他的方案的不足之处做了补充，这样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工人很满意。
职工的意见中也有少数意见不尽合理，有些要求过高，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又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情绪。像这样的问题，通过群众路线的是可以解决的。该厂检查科处理小孩妈妈（女工）提出的不捣夜班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全科有二百余名工人，其中女工有一百二十名，而这些女工当中有小孩的即有七十二名。厂原来规定产前六个月和产后四个月的女工不捣夜班，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大合理，但是小孩妈妈还有意见，在大鸣大放中这些人就直接提出取消有小孩的女工捣夜班问题。党支部和行政领导上认为这个意见不合理不能采纳，但不解决这个问题则有意见的人很多，又带有群众性，后来经过研究，在十月下旬的一天，由工会主席率领十三名女工到亚麻厂参观访问，亚麻厂女工向这些人介绍了他们厂小孩妈妈捣夜班的情况，对这些人教育很大，回厂后有的说：“人家就只有五十六天产假，上班后一样捣班，保育员的钱还是自己拿，咱们的条件比人家好多了。”支部和行政上准备通过他们进行一段实际宣传后，再进一步向工人进行教育，准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成批车问铆钉工序工人要求由原来的三班制改为二班制，领导上经过考虑认为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必要，但是改了班后是否影响生产心里没有底，后来领导和群众商量决定先采取试行的办法，行了就改，不行再收回来，经两天试行的结果，因为压入机的能力不足，而达不到日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主动地撤回了自己的意见，重新恢复了三班制。
（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委“工业整风简报”）
省一级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中淸查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作出结论的，大部分可以乘这次下放干部的机会先送去劳动生产，交群众监督改造。对送去劳动生产的右派分子的生活待遇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凡是已经作出结论，并且已经斗透，有劳动条件的右派分子，一般都可以先送去劳动生产，交群众监督改造。但是，下面几种右派分子，暂时不要送去劳动生产：
(1)过去统一战线中的头面人物；(2)高级知识分子；(3)有真才实学，现在工作所必需而准备留用的；(4)个别情节十分严重恶劣，估计需要逮捕法办的；(5)没有经过批准机关批准的，没有定案的，没有斗透的。
(二)送去劳动生产的右派分子，应当把他们放到组织基础较强的农业合作社里，便于群众监督和改造他们。右派分子的材料，应当送一分给所在地的县委，并且告知乡、社的党组织。
(三)审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员、团员，一律开除出党、出团，如系预备党员，一律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组织处理的手续，应当在送去劳动生产前，由原单位办好。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变较好，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可以不开除出党、出团，但必须给以适当的党纪、团纪处分。对这种人送去劳动生产时，生活待遇按照下放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凡去劳动生产的右派分子的工资，一律暂时先按其现在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发给，待中央具体规定后，再行结算。
(五)送去劳动生产的右派分子，不上光荣榜，不发劳动生产证明书，不迎送，一般暂不批准为合作社社员，不担任合作社的任何职务，不给予任何政治荣誉。
(十一月二十五日江苏省委关于省一级各单位对下放人员处理的意见（草案）附件八)
长春市人委干部对下放以后怎么办提出一些问题：
(一)关于参加劳动的时间问题：(1)下去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三年能不能回来？（2）下放的干部几年轮换一次？
(二)关于工资福利的问题：(1)下去后工资如何解决？第—年照发，第二年补助多少？第三年还发不发工资(2)以后如果不发工资，家里人口多，在农村挣钱又少，养活不过来怎么办？(3)将来在城市的干部工资增长提高了，下去的工资是否也提高？(4)在农业社劳动，不能很快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工分给多了农民有意见，给少了不够生活怎么办？(5)下去后还有没有公费医疗？
(三)关于学习和文化生活的问题：(1)下农村后还学不学理论和文化？白天劳动，晚上睡覚，又没有电灯怎么学呢？如不学习落后了怎么办？(2)在城市经常看电影，到农村多久能看一次？
(四)参加劳动还算不算干部：(1)下农村锻炼这几年算不算国家干部？在农村扎根后还算不算干部？ (2)下去当三年农民后又回来，这三年是否按干部工龄计算，以前干部工龄还算不算？
(五)其它问题：(1)能不能按专长和个人的志愿分配劳动？如有的善于养蜜和培植果树能不能照顾？(2)有的家在关内和新疆，能不能叫回原籍去劳动？(3)老婆、爱人可不可以带去？夫妇俩在两个单位工作，是否照顾分到一个农业社去劳动？(4)农衬有没有托儿所？小孩往那放？能否把保姆带去看孩子？(5)农村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多久回家一趟？法定假日农村放不放假？(6)建筑部门干部提出，能否把他们放到工地去当工人？(7)财贸商业部门干部提出，能否把他们放到商店当营业员？(8)女同志孩子多，工作能力不高，下乡劳动有困难，身体不好，如何处理？(9)以前中央提出干部要稳定提高，这次又要下放参加农业劳动，是否与以前的提法有矛盾？
(摘自十一月二十六日吉林省委“整风情况筒报汇编”)
各地农村整社工作的进展情况，大体上可分两种：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青海、黑龙江、江苏、江西等省，在结束了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正在陆续地转向以合作化为中心的整风、整社工作；广东、湖南、吉林三省和北京市则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这些地区起初也是从粮食大辩论开始，但在运动进一步展开时，将全民整风和整社工作，作了统一的安排，确定在分期分批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整改阶段，即开始整社工作。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共划分：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组织队伍、收集材料、准备大整（边整边改），进行大辩论（边整边改），系统改进工作（继续鸣放），整党整团和组织建设五步。他们对整个运动的部署是：将全民整风和整社紧密地结合起来，贯彻在一个运动过程中，在充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基础上，很快就把群众的政治热情引导向整社工作上来，因而整社工作展开得比较顺利。同时由于整个运动一气呵成，自始至终保持“一套人马，趁热打铁”，干部了解情况，心中有数，不仅运动可以有计划有节奏地开展，而且问题也易于解决。目前全省第一批—万九千个社（主要是三类社）的系统整改工作已接近结束，第二批两万七千八百个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即将铺开。 .
(摘自十一月二十六日农村工作部简报）
天津、江苏都有部分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动员干部下放中流露温情主义情绪，影响很坏。如天津市专卖公司经理去看望下放干部时，一进屋就看见两个下放的女干部在哭，结果这位经理竟也被“感动”得痛哭失声，接着围在旁边的十来个下放干部也都哭起来了；市蔬菜食品杂物公司的经理在访问下放干部时也为他们掉了泪。又如江苏省人民银行计划处副处长龚婉崖在找处内第一批下放干部陈造（女、共靑团员）谈话时，向她提出了一大堆难题：“你和爱人都下去，你爱人生了病又回来如何办？” “假使一个下去，一个不下去怎么办？”“假使也批准你弟弟下去生产，家庭困难怎么办？”等等，陈造听后抱头大哭。
（根据江苏省委“整风动态”、新华社“内部参考”改写）
北京市属各单位下放到西单区做街道工作的干部共八十二人,除六人请产假外，已参加工作的有七十六人，其中有病或年老不能工作、本人不愿作街道工作以及品质不好不宜作群众工作的共四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十。
(一)年老体弱或有严重疾病的十四人。如西单税务分局干部叶家廷，女，患骨结核、心脏病、血压高等；该局纪恩厚，六十二岁，身体衰弱；市福利局的干部李美珍，女，二十六岁，因有恶性子宫瘤，医生说她只能再活几个月。群众对把这些病号下放很有意见。
(二)本人不愿作街道工作的二十九人，其中十来个工作能力弱或年岁较大，而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考虑退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如现在建筑材料工业局干校学文化的李金，女，五十三岁，党员，爱人是中央建筑党委十级干部，家里有女佣人，李年纪大了，作不了什么工作。保险公司干部吴纪平，女，二十八岁，党员，家有五个孩子，爱人是一机部十六级干部，她不愿意作街道工作，但又怕退职回家被别人说是“落后”。其余的大都要求帮助转业，如有的人耳聋，要求从事手工业劳动；有的还有一技之长，如懂一些俄文，要求搞翻译。
(三)两个干部有流氓作风。如建设银行西单支行副行长张萝金，五十二岁，党员，十八级，一贯有流氓作风，群众影响很坏，不应下放作街道工作。
(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北京市各建筑单位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对下放到农村的干部进行了复查，多数单位的领导干部分头到农业社召开下放干部座谈会，征求章见。对一些下放不合适的干部，准备重新安置。
据二十五个单位对二千八百余名下放干部的初步检查，不适宜下放到农村的有二百七十四人，占百分之九点五。其中怀孕和有吃奶小孩的妇女八十八人，有疾病的二十五人，五十岁以上的五十六人，体弱不能劳动的十二人，品质恶劣的五人，有重大历史问题未作结论的十人，右派分子二人，资本家十三人，华侨三人，勤杂工一人，对下放有抵触情绪的二十二人。在下放干部工作中问题比较多的是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及张掖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等单位。如华北直属工程公司下放到农村的干部三百六十五人，不适合下放的即有七十人，占百分之十九点二。
另外，经过复查发现，第二建筑公司下放到各工区的干部五百一十七人中，不适宜的也有三十三人，计孕妇五人，五十岁以上而又多病的三人，有胃溃疡、子宫出血等病不能劳动的十七人，还有八人已公布下放，但因生孩子和有病未去。现在该公司已将这些人调回，另行安置。
(摘自十一月二十七曰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除极少数的司局外，大多数司局都转入了整风笫三阶段，并且大鸣大放的高潮已经到来，截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六十个院、部、会（局)所属一千一百七十四个司局和相当司局一级的单位,已经形成鸣放高潮的计有九百零六个，占司局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三。共贴出大字报二十二万多张，召开座谈会一万四千多次，共提出意见三十八万七千多条。
大字报批评到机关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不少。如冶金、化工、公安、交通、教育、林业、森工、农垦、商业、粮食、建筑等部的大字报，都对部长或副部长点名批评，措词也相当尖锐。交通部党组秘书张思奇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将相不和，三害增多”，尖锐地批评了部领导核心之间的不团结现象。贴出后，机关群众争先恐后观看。
大字报也尖锐地揭发了机关中机械不合理和人浮于事的严重现象。外贸部中国杂品公司的一张大字报揭发该公司有“五多”：人员多，经理多，处长多，一等科员多，工作人员请假多（九月份统计，请病假、事假人数占全体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三，共用去一千七百多小时）。这张大字报还指出机关机构是“明二暗三”：表面上是两级领导，即经理和处长；实际上是六级领导，即经理、经理助理、专员、处长、处长助理、组长。
大字报还尖锐地揭发了由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造成的严重浪费现象。粮食部大字报揭发韩宗炳副司长主观意断，向国务院五办答应一九五七年能够出口蓖麻子二万二千一百吨，结果头十个月只出口一千多吨，到年终也不会超出五千吨。商业部化工原料公司，于一九五六年初，正当全国农业合作化髙潮的时候，领导上主现认为全国农国因煤油供应不足，全年需要供应电石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吨和电石灯二百二十万个。实际出售给农村的电石灯只十八万二千个，其余电石灯全部积压，许多已生锈毁坏，变成废铁。
大字报也尖鋭地揭发了机关中的坏人坏事。据交通部的统计，目前共揭发出三十五件坏事，计五十九个坏人，其中包括有五个司局长的党员干部。例如：水运设计院二级技术员丁邦赤，三年内强奸了五个幼女；党员姚新民等三人，因公赴康藏，动用公款银元二千二百零五元、人民币一千八百八十三元，套购三十二块手表走私；在交换台工作的白淑蕙，原是一名娼妓，公开利用我们的电话招来四十多个男人。此外，还有一贯盗劫和流氓阿飞分子组织的所谓“博士”集团等。群众都以极大愤怒，要求政府依法惩办这些坏人。交通部已转吿公安机关逮捕了三个坏分子。
从各单位十一月份上半月大鸣大放的实际情况看来，大字报是鸣放的主要形式。鸣放高潮的主要标志应当从大字报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从数量来说，比如机关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员都参加了鸣放；从质量来说，不仅鸣放的问题很多，而且对机关中的主要问题也揭发出来了，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批评，对于“顶头上司”敢于提出意见和批评。但是大字报不是鸣放的唯一形式，还需要座淡会、辩论会等其它鸣放形式相配合，当着鸣放深入一步的时候，则座谈会、辩论会又可能成为鸣放的主要形式。
在中央国家机关鸣放高潮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大多数单位鸣放还不深不透，高级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鸣放较差，有些单位的中间分子仍然不敢大胆鸣放。在鸣放的内容上，一般是对党群关系和对领导干部的具体人的问题鸣放的少。第二，多数单位的整改工作落在群众鸣放的后边，赶不上鸣放的需要。有些单位甚至一点也没有进行整改，却要群众空空洞洞地按照领导上出的题目去进行争辩。这实际上是一种既影响鸣放又妨碍整改的错误作法。整改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主要原因是：(1)缺乏经验；(2)领导上的整改决心不大足，劲头不大；(3)还不善于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而是采取了“开门让群众鸣放，闭门由领导整改”的做法。第三，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大字报仍然抱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消极态度。有的甚至限制群众出大字报，压制群众对领导的批评。交通部公路设计院群众鸣放刚开始，领导上即有三条淸规戒律：“肃反、私人生活、发展党三个问题不准出大字报”。经部领导小组批评纠正后，群众才揭发出该院院长贾炽民、党总支委员兼团总支书记张汝田二人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有违法乱纪行为。教育部教师报机关群众批评党员处长金城时，他立即威胁批评者说：“到第四阶段见面。”当即引起批评者的恐俱，马上抽回批评金城的大字报。这种压制群众批评的行为，虽是个别的，但是错误的，必须严厉批评和纠正。
(摘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根据半个月来的情况，中央国家机关整风第三阶段的鸣放、整改大体要分作下述四个步骤来进行：
第一个步骤，大鸣大放。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发动群众，海阔天空地大鸣大放，一般不强调立即组织争辩，以便使群众能够畅所欲言，形成鸣放髙潮。
第二个步骤，集中整改（结合辩论）。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进行整改，以鸣放来鞭策整改，以整改来推动鸣放。所谓集中整改，应该是：(1)先把大量的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进行一次集中解决，并迅速向群众交代。例如人民日报十一月十八日登载的电力部基建局郑名荣写的一张“防止制造新积压”的大字报，局长刘斌智同志立刻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四天之内，审查了全部订货计划，为国家节约了价值一百一十万元的施工机械。(2)—边采取措施，为彻底解决问题准备条件，一边向群众作交代。冶金部群众贴出大字报，揭露冶金部各单位在北京即有十四个招待所，二千一百个床位需要统一调整，各地厂矿在京有六十五个办事处需要整顿和取消。部领导上即刻派人去检查和了解情况，并且在新疆办事处查出了一个躲藏的右派分子。将这些处理结果向群众公布，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群众很满意。(3)群众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批评，凡是基本正确的，即应表示接受，进行初步检讨，这就是对群众鸣放最大的鼓励。(4)对一些是非尚验证一时判明的问题或者是错误的意见，则应有领导的组织群众讨论，明辨是非。根据已有的经验证明，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群众提出的批评与意见绝大部分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第三个步骤，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结合辩论）。中央国家机关在鸣放中已形成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的热潮，趁势解决，较为有利，拖后处理，会增困难，因此各单位必须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个步骤，深入整改。在干部下放的间题基本上解决以后，留在机关的干部便好安下心来认真深入的进行大整大改。这一个步骤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较长。这一段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展开大辩论，大整改，进行深入地思想批判和做好处理反右派斗争中遗留的问题。
(摘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十一月二十五日江苏省委召集各部干部处长会议，在二十六日召集省级机关专职党委书记会议汇报各单位组织干部下放的情况。从汇报材料中看出，在下放干部排队过程中，各单位领导大部分都能根据省委十一月十七日发布的有关紧缩机构中对下放人员处理的意见（草案）的精神，重视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并能做到亲自动手，反复研究、核对。但目前某些单位在确定编内、编外人员时，仍有重业务轻政治的现象。财贸、农林口均反映，有些单位，特别是处室一级干部研究排队时，总想将一些能“文"能“武”的留在编内，“文”“武”不能兼者，则宁愿留“文”的，不愿将一些文化稍低、但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尚能做一些工作的干部留在编内。省人委办公厅一个秘书与我们有杀父之仇，政法部干部处几次建议调动其工作，但单位领导不同意。这次将其列为编外人员，单位领导则提出要有一个处长级的干部去担任秘书。省煤建、木材、石油三公司合并为商业厅下属的一个局，编制七十三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六人，三靑团员三人（其中有一人系国民党青年军上等兵，历史上曾包庇其亲兄反革命），合计占编内人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三三。省百货公司在初步确定编内人员时，留有五个反革命分子，经反复争辩，最后还是留下了二个。在排队中，各单位将一些平时思想意识表现稍差以及使用不顺手的干部列在编外的情况较为普遍。
此外，某些单位将女同志列为编外的数量仍然很大。如农业、林业、水产、农场管理等四个厅、局合并后，原有妇女干部二百二十三人，这次列为编外的一百七十五人，占百分之七十三。在处理妇女干部时，互相挤、比的现象也较普遍，一般干部的爱人挤负责干部的爱人，挤军官的爱人。城市建设厅要处理一个女干部，就要牵涉到其它四个女干部，要不处理就都不处理。人民银行将未婚的女干部全部下放，已婚而爱人在别的部门工作的女干部一般也都下放，爱人在本行工作的则一个也未下去。有些单位确定人员去留不从实际出发，把自己认为能力较差的干部放在编外，留着编制定额，等组织上配备强的干部。如城市建设厅把收发、打字员、传达等都放光了，空着定额等待组织上配备。某些单位的领导满足于第一批下放人员已取得的成绩和群众的热情，因而对第二批下放人员的思想工作做得很粗糙。有的单位未经领导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即公布名单，致使有的人因思想不成熟，名单公布后痛哭流涕，躺下来了。在未宣布人员去留名单的一些单位，则普遍人心动荡，工作不定心。
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已要求各口、各单位领导抓紧时间，普遍深入地检査一次贯彻干部路线、掌握政策的情况以及各单位思想发动情况。既要求迅速完成继续下放干部的任务，同时又要求作细腻的政治思想工作，防止草率从事。对编内、编外人员的确定要实事求是，防止大出大进，调整过多。
(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委“整风动态”）
江苏省常州市竟渡桥小学四年级二班代理级任教师张政，平时对班级工作缺少办法，学生纪律较松，十一月十四日听了整风动员报告以后，感到大鸣大放威力大，回校后就决定把这一办法用到班级工作上。他召开班干会议布置在本班开展鸣放，相互提意见，以整歪风，来严肃学生纪律，并在课堂上进行了动员。这一来，那些十一、二岁的小朋友情绪高了，相互间一下子就贴出了大字报一百零三张，有漫画、相声、散文，形式多样，都是相互间提意见。如说：“××同学，你上课做小动作，你对同学不团结友爱，希望改正”；“××同学，你与人家打架，你抄别人的作业，不应该”；“××同学，你考了二分，破坏了班级荣誉”等。另外，该校体育教师卜侦仪对六年级三班同学上课经常迟到有意见，他认为是级任老师段洁不重视体育课所致。鸣放开始后，他对学生说：“你们级任再不重视，我要贴他的大字报了。”并批评他们不如五年纪学生。段知道后，说卜挑拨他们的师生关系，就号召学生向他和卜老师二人提意见，学生听了后说：“我们对段老师没有意见，对卜老师有意见。”因此，大家都要向卜老师鸣放，要质问卜老师：说我们不如五年级，根据何在？
常州市第三初级中学的行政领导为了配合当前对学生进行的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有意识地在初三十一个班发动同学开展互放，揭发不遵守纪律的情况。现在大家已张贴了四百多张小字报。
以上情况，有关领导部门发现后已予纠正。
(摘自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委“整风动态”）
全军各单位在九月份前后即着手动员教育随军家属还乡生产。根据北京、济南、广州等军区及总参警备部、工程兵、铁道兵、总直属队等单位不完全的统计,到十一月中旬为止，还乡生产的家属已达三万七千余人。部分单位在动员家属还乡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据北京军区的调查，一般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至今尚未行动起来，领导上顾虑重重，抱等待态度。他们怕动员随军家属还乡生产会在军官思想上引起波动，忽视或低估了军官的政治觉悟，没有看到动员随军家属回乡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另一种是虽已积极行动起来了，但对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作法简单生硬，因而不能达到军官的自覚自愿的原则。例如一九七师个别单位采取了召开连队支委扩大会，当场报名的方法。一九五师五八五团后勤处支部采取了召开党员大会，让战士党员表示意见，监督军官，企图用压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还有个别单位把随军家属说成是：“剥削者”、“寄生虫”、“最可耻”等，企图以此逼他们还乡。个别单位因动员教育不成熟，摸底解决困难不彻底，已还乡的家属有再回来的现象。
有人在大字报上提出：“为什么《解放军报》上不见一个校官打通思想动员家属还乡呢？”领导同志中有的则感到有些理亏，腰杆子不硬，很难说服下级。不少军官相互观望。军事学院就有上尉比大尉，大尉比少校，校官比将军的现象，他们的态度是看看领导上的决心，看看界限，然后考虑自己的家属回家与否。有些单位和群众来信对划界问题提出以下一些意见：(1)大尉军官家属准予留队。(2)红军时代参军的干部不管那一级都应准许其家属随队。(3)家属去留的界限不要以军衔职务来划分，而应该以年龄（三十五岁）、军龄（十五年）来划分。(4)有些人对家属去留以“有无工作为界”也有意见。如总后勤部有的同志反映：“年轻军官的爱人一般都有工作，年龄较大、军衔较高的军官家属大多没有工作，如以‘有无工作’为界，结果带家属的都是靑年军官，不带家属的都是军衔高和年龄大的军官。”
有些单位和军官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要求领导上考虑解决：(1)亲属当保姆用的是否也要动员还乡。(2)家属回家是否可由军官本人护送。(3)无家可归的家属安家落户、劳动就业的工作如何进行。(4)无家可归的给不给安家费。(5)军官自建公助房屋的办法如何进行。(6)爱人有病，能否治好再走。
(摘自十一月三十日“政治工作资料”）
据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统计，截至十一月三十日止，全国公、检、法系统共查出右派分子四千六百三十六名，较十一月初增加了一千四百一十九名。
公安系统右派分子三千一百四十四名，较月初的二千零二十六名增加一千一百一十八名。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二个省、市厅局和部分专署公安处、省辖市公安局的一千九百六十七名右派分子中，有处长四名，科长一百四十名，占百分之七点二八。在十九个省、市厅局，部分专署公安处、省辖市和靑海劳改系统、第一民警干校等单位中，右派骨干分子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零五。
检察系统右派分子三百五十二名，较月初的三百三十五名增加了十七名。在右派分子中有省副检察长一名（即广西省副检察长林芳）。专区（市）分检院检察长和正副处长十一名，省市检院正副科长、检察员十三名，市县检院检察员、县检察长五十七名。 在右派分子中，党员一百三十六名，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九弱，团员六十名，占百分之十七强；党团员合占百分之五十六。
法院、司法系统右派分子一千一百四十名，较月初的八百五十八名增加了二百八十二名。在右派分子中，有八个省市司法厅、局长，即江西省司法厅长刘文涛，福建省司法厅长何公敢，浙江省司法厅长姜震中，四川省司法厅长张雪岩，安徽省司法厅长季湘若、副厅长陈仁刚，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广西省司法厅长唐现之（以上八人除陈仁刚为党员外，其余七名均为党外人士）；有六个高级法院正副院长，即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鲍廷干，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光瑞、副院长张静山，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韩述之、徐亚夫，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邬家箴（以上六人均系共产党员）。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一月底止，各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有右派分子四百三十一名。
目前，省、市一级政法机关中，公安系统有十九个单位转入整改，司法、法院系统有十四个单位转入整改，检察系统有九个单位转入整改。省辖市及专区级政法机关中，据不完全统计，公安系统有十个单位转入整改，六十九个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紧张阶段，十一个单位准备进入斗争；司法系统，有一百五十四个中级法院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占全国二百二十七个中级法院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二，另有七个中级法院已转入整改。县一级政法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在全国说来，仍是少数。
（中央办公厅政法组综合）
山西省从五月下旬开始，在一百一十六个合营企业中开展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经过整风反右，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资方人员对于合营有后悔情绪，他们与各种坏分子勾结起来设法反对我们。首先是抓我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以维护工人利益的面貌出现，提出“为工人谋福利”的口号，煽动工人的不满情绪。公开散布“合营不如不合营，公私关系不如劳资关系”。进而更提出要抽出资金，并动员工人同他们一起另搞。有的是提出要撤销公方代表，打击企业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二)合营企业中的工人缺乏阶级教育，划不淸思想界线，为过去资本家的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一般地还存在有谁出钱就给谁干的思想，还有些人对过去资本家的某些小惠抱有感激心情。在坏分子的鼓动下，有些人就参加闹事。工人中还有约百分之五的坏分子，他们利用工会的合法组织，利用行会情绪与资方结合反对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只考虑国家，不照顾个人，鼓动工人闹事。
(三)我们在合营企业配备的干部比国营企业要弱多得，经验少，能力差，又不会走群众路线，作风上很脱离群众，因而也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
(四)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还不巩固。据据次专区五十三个合营企业的了解，党在企业中的领导比较巩固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不很巩固的占百分之五十五，很不巩固、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五。
此外，合营企业中的工资等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也很多。
(根据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内容整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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