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20 作者：[待确定]
该班共有学生49人(男37人，女12人)、党、团员33人(预备党员1人、团员32人)占总人数的67．3％；年龄在16—17岁18人，18—19岁19人，20—22岁12人；出身于工农家庭的7人(团员3人)占14．3％，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约25人(团员19人)占51％，剥削阶级家庭的17人(团员11人)占34．7％；从以上情况看出大多数学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出身于工人贫农家庭的仅系少数，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的5人(杀1人、关2人、管1人、斗1人)占10．2％，家住城市的学生34人占69．4％，农村15人占30．6％。该班学生学习一般较努力，成绩优良的12人，中上的11人，中平的20人，低劣6人。
学生政治排队情况：
第一类：先进分子8人(全系团员)占16．3％(出身工农2人、小资产阶级2人、剥削阶级4人)，他们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立场比较坚定，相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基本上能分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对错误和反动的言行能进行斗争；但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和政治上不成熟，因而，对某些错误言论的本质认识不深反驳无力；同时，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如马昭宇(男，20岁，出身革命干部家庭，预备党员，团分支书记)始终能坚持党的立场，对错误反动言行进行斗争。当班上不少的同学散布不满党对钱伟长的揭发批判的言论时，他能用具体事实予以有力的回击。但当流沙河等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真象不明时，他当时也不能辩别问题的实质。同时，对下乡当一辈子农民最初思想上也有些想不通，但一经教育就能正确对待。
第二类：中间分子31人(团员20人)占63．3％(出身工农3人，小资产阶级20人，剥削阶级8人)这类学生对党和社会主义基本是拥护的，但立场动摇，缺乏阶级观点和党的领导的观念，对某些右派言论缺乏抗毒能力，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言论；普遍的是不关心政治，响往“先专后红”或“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如夏子昱(男，22岁，出身中农，团员，学生会副主席)一直享受人民助学金，他切身体会到解放后能读高中是党给他带来的，因而，对党是比较热爱的。在大鸣大放时对某些错误言论亦能认识，因怕得罪人而不敢批评；但对某些重大问题认识不清，如认为国家对工业化很重视而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同时，认为右派分子攻击“人事档案制”的言论“有点道理”。又如施慰渝(男，17岁，出身职员)个人主义严重，对政治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考大学，当科学家，对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抵触的。同情钱伟长说：“物理学家是冒牌不起来，人家还是波兰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第三类：落后分子8人(团员4人)占16．8％(出身工农1人，小资产阶级4人，剥削阶级3人)这类学生中或者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下降，或者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因而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民主不习惯，有抵触；对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审查很反感；并有崇美、反苏思想，同情支持右派言论。如钟海笳(男，16岁，父反动法学教授，现教初中，叔父伪法官，被管制)认为党对他父亲安置不当，对叔父判刑太重，家庭生活不如过去，因而对党有不满情绪，认为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右派言论“很有道理”；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主持正义”。同时，他一心想成名成家，为了获取科学家的称号，他打算证明十八世纪以来还未解决的“福尔马定理”送去巴黎发表。他说：“美国的科学发达，研究科学的条件很好，李政道等打破‘宇称守恒定律’也只是在美国才有可能”，并想去美国研究科学。又如吴康立(男，18岁，父伪空军技术教官)曾阅读希特勒“我的奋斗”和黄色书刊，他要效法他父亲，为一千个工资分，小汽车，洋房而斗争。二师学生闹事时曾去二师拜访，回校后在班上大肆散布说：“二师学生闹得好，教导主任都支持”，“叶石部长说公债是苛捐杂税”。
第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人(均是团员)占4．1％(2人都出身地主家庭)，他们对党有阶级仇恨，留恋剥削阶级生活，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抵触党的方针政策，支持、散布右派言论。为右派分子辩护，联络落后学生和党团闹对立。这两个人和“友联”小集团的简要情况是：
王世贵(男，19岁，出身地主家庭，团员)，53年考入北京炮兵学校，55年转业，对转业极为不满说“就是因为我出身地主家庭，不是团员(他是在四中入团的)才转业的”，又说“解放军文艺、画报没取头”。在反右派斗争中，极力支持散布右派言论说“诱敌深入是共产党一贯的手法，章、罗眼光短小，被整了！”“共产党振人就是要振到底，把你搞臭”，“共产党根本不民主，要就抓来，不要就一脚踢开”。当苏联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后仍坚持说“决定国家强大，技术先进是钢的产量，这还不能肯定说苏联的技术的先进的”。鸣放其中主张团支部取消中国青年报，改订文汇报，说“文汇报最适合知识青年阅读”。今年6月 落后分子田盛周等四人组织小集团“友联”学会，企图与团闹对立。
林光全(男，18岁，出身地主家庭，团员)，对地主家庭被打垮怀恨在心，留恋地主家庭生活，曾说“过去过年，都要杀许多肥猪，现在没眼了”，对政治审查看家庭出身很反感；有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悲观、失望感到没前途，常说“我这一辈没眼了，只活得到20岁就够了”；支持“党天下”的右派言论，对葛佩琦的反动言论他说“话不对，心是好的”；他还说“人民代表大会是点缀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朵纸花”，“不应搞垮钱伟长科学家的称号”等。
“友联”学会小集团：今年6月，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世贵纠集田盛周(出身贫农)王道伟(出身地主)张国玉(出身工人)等三人(均系三类学生)，以研究学术，帮助考大学为名组织小集团，取名“友联”。据初步了解他们的活动都是在晚间避开其他同学进行的，并约终身保守秘密。在一次会上曾讨论过党、团问题，说“共产党根本不民主，要你就抓来，不要就把你一脚踢开”，“团内也不民主，是少数人包办”。相约对班上的工作不积极支持。但是要参加活动以此应副团组织和班干部；提高王世贵的威信，他们并商议考不上大学就从香港出国到巴黎动漫流浪。其他情况尚需继续了解(以上情况系王道伟、张国玉交代)。
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暴中该班学生在政治思想上暴露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学生否认阶级立场的存在，敌我界限不清；当人民日报发表“再论立场问题”社论时有学生说“请人家提意见，咋个又说是立场问题，我觉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说是立场问题”。林光全(三类，团员)说“我不同意从大字报上可以看出立场问题的说法，我们有时反对党的决定，往往是由于知识不足或考虑不周，而不是立场问题；如我反对12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规划是我不知道我们能赶上先进水平的条件是什么?而不是立场问题”。施慰渝(二类)认为“整风是共产党的手腕，就是想把别人搞出来整一下”；吴康立(三类)说“报上说钱伟长是冒牌科学家就不对，共产党要人家时就说有成就，不要就说是冒牌”。有的学生很欣赏流沙河的诗，认为对流沙河的批判太粗暴，林光全说“流沙河年轻，有才华，‘致埃及’的诗写得很好，震惊了世界，不应该把他搞过火了”；王世贵说“章、罗就是因为参加了政治活动才成为右派的”，“林希翎有天才，说话逻辑性很强”。
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城乡生活上的差别不满：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少来自农村的学生反映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熊致祥(出身中农，二类，团员)说“党的政策是对的，但农村干部有偏差，他们就穿得好，上街吃酒吃肉，农民就穿得烂，连 都没吃的，增了产又被统购了，这就影响农民的生产性”。骆志成(出身下中农，二类，团员)说“农村干部歪得很，作威作福，啥子事都要估到干，你们不晓得，我看到人家米就是不够吃，猪肉尽是城里人吃了，农民饭都没得吃的”。熊源清(出身中农，三类，团员)今年暑假回乡后，在合作社召开的回乡学生座谈会上说“我回乡有两点体会；一是农民生活太苦，豌豆面面都吃不起，一是劳动太苦，娃娃哭哭啼啼也没有人管”。
三、关于党的领导和团群关系问题：不少学生对党的领导还未树立坚定的信念，他们认识不清“党天下”的反动实质，认为党不能领导学校。王世贵(四类，团员)提出“我们是否一定要相信共产党的话?”个别学生还散布污蔑党的言论，樊宣金(出身贫民，三类)说：“任何单位都要党员领导，我们学校的两个校长都是党员，他们不一定懂得教育学，就是搞政治领导的”；钟海笳(三类)、王世贵等人说：“高等学校啥子都是党领导，党委又不懂科学，教授治校也可以”；王世贵说：“党员不管有无业务能力都提拔快”，樊宣金说：“周局长、黎校长爬得快，是升官图，由教师而主任而校长而局长”。此外，尚有少数学生散布攻击团组织和积极分子的言论。夏显斌(出身职员，二类)公开骂团的组织“污七八糟，50％的团员都不起作用”。讽刺团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说：“你们才是所谓的团的利益的维护者，是班主任的走狗”；钟载勋(工人，二类)说：“团喊做啥子就做啥子，全是你们当官的(指团干部)决定的”。
四、关于民主自由问题：少数学生欣赏资产阶级的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绝对自由，主张不要一切规章制度。张国玉(三类，团员)说：“我就不领导准，谁也不要领导我。”林光全、樊宣金说：“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点缀中国政治生活的两朵纸花”。二师事件，有学生认为“二师学生闹得对，学生示威游行是可以的，宪法是都有规定”。
五、业务与政治的关系：该班学生成名成家的思想相当普遍，但他们对究竟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还是走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道路的问题，未很好解决，“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的思想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集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书”，认为“有本事就可以多拿票子，当个干部，一般干部最多收入才70多元，当一个不出名的工程师都是100多元”。有的甚至公开反对政治审查，王世贵说：“我竭力反对黎校长说考大学要重视政治条件，只要有本事就可以取”。并说：“会上会下喊口号要喊响亮些，才表示进步，考大学才有政治本钱”；黄奇明(地主，三类)说：“讲政治我们就没眼了，应该讲本事”。
六、劳动问题：轻视体力劳动，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学生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个人前途。而不是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和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种思想在出身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更为严重，如游丽华(出身资本家，一类，团员)，检查思想时说：“我学习，是为了响往苏联工程师式的小家庭生活，既有收音机，又有小汽车，钢琴，电视”；杨祯固(职员，二类)，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一心想当数学家，他阅读了高斯、华罗庚等数学家的传记，在“数学通报”上解答题，他说：“我从未想过当农民”。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对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影响也同样是深刻的。如曾广福(贫农，一类，团员)从小就有劳动习惯，但现在觉得农民文化低，和儿时的朋友相处都觉得格格不入。夏子昱(中农，二类，团员)说：“我读书就是为了摆脱体力劳动，我觉得所有劳动中，就以农业劳动最为下贱，是下等人做的”。
他们对高中学生下乡当农民有抵触情绪，认为是“大材小用”“贡献不大”，陈琚琤(贫农，一类，团员)说：“要我在农村安居劳动，无声无息过一辈子，我是想不通的”。骆志成(下中农，二类)说：“农村文化落后，我们下去要不到三年就会落后得不得了”。夏子昱检查思想时说：“我对农村有‘四怕’：即劳动苦，没文化，粪坑大，太阳大；城市(指成都)有‘三好’，即气候好，文化好，川戏好”。王世贵说：“讲良心话，那个高中毕业生愿意到农村上”。
此外，尚有学生公开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张国玉说：“现在教育方针变了，不搞数理化了”。王世贵说：“教育方针改了，国家允许不考大学就到农村”，林光全说：“都到农村去劳动，中国12年科学规划那个去完成，何时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以上情况，集中反映地以下几个问题：1、青年学生要不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要不要分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界限?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2、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政治)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3、青年学生应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要不要学习政治?要不要体力劳动?
该班学生在目前开展以整改为中心的大鸣大放中反映出他们对鸣放的态度是积极的，一般要求鸣放，认为他们是高中毕业生，年龄不小，又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可以鸣放。一、二类学生中有的已向学校提出了关于学校教学工作，生活福利等方面的意见；有的要求把教师放出的一些问题展开辩论(如学习纪律，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等)。他们说：“要是允许贴大字报，我们也可以贴几张”，三、四类学生实际也是要求鸣放的如王世贵说：“我们也来贴大字报，说下心头的话”，但由于形势的影响，他们对鸣放已有所戒备。大多数学生准备得用寒假复习功课，迎接升学考试。因此，若能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在高中毕业生中开展鸣放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共青团成都市委学校工作部整理1957年12月20日
来源：王建军主编《五八劫》，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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