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31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 编印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天津市河西区小工厂干部
揭发市、区机关的三大主义 ………………………………（1）
湖北省宜昌地区农民
整风中乱斗农民造成恶果……………………………………（2）
中央各部门迫切要求
统一安排下放人员出路和部门互相调剂……………………（2）
辽宁省宽甸县坦甸乡
发动富裕中农大呜大放…………………………………………（3）
中央煤炭工业部在整改呜放阶段中
重点批判二十八名党员领导干部………………………………（4）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用
“三下两上一总结”方法发动群众进行整改……………………（5）
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七局
大力进行一般整改和专题整改……………………………………（6）
在农村整社中农民对干部作风的意见不小…………………………（8）
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基建司举办
文电数据展览会揭发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9）
中央煤炭工业部基建局工会
有“散伙思想”趁机构变动突击花钱……………………………（11）
河南省专县机关当前整风
反右派斗争中的几点主要情况………………………………（11）
北京市第一护士学校
用错误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5）
内蒙古自治区乡社干部本位主义思想严重…………………………（15）
甘肃省半数以上农业社进行了大辩论………………………………（16）
湖南省湘乡县给不老实的地、富、反重新戴帽子……………………（19）
上面干部下放的消息对乡社干部震动很大…………………………（20）
天津市河西区十一月召开第三批中小工厂的基层干部部会议，会上掀起了鸣放热潮。
在会上贴出的几百张大字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批评市、区两级机关的三大主义的。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批评领导机关高高在上，要报，要表报，不深入下层，不了解情况：重视大厂，不重视小厂；办事拖拉，责任心不强。有的批评区委工业部是“四要八不管”：要产量数字，要产值数字，要质量百分比，要增产节约数字；不管产量完成如何，不管增产节约到底怎样，不管工人的思想情况，不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企业管理......。有的大字报出了“考试题”考问领导：“（1）我厂是否有党组织？（2）我厂职工政治生活如何？（3）我厂完成国家任务如何？（4）你们派去的公股代表姓什么，他有啥困难？”并注明请区委各部试选三题，答对了就及格。一张讽刺下厂工作不深入的大字报写道：“下厂规则；（1）找领导听报；（2）找有关部门要资料；（3）有问题回来研究；（4）熟悉生产过程（参观）”。大明电器厂干部揭发，该厂今年上半年生产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六，而电器公司却盲目地介绍该厂的生产经验。内衣厂过去很少有干部去，今年夏天因有一批副品，很多干部去该厂了解情况，顺便选购内衣副品，基层干部在大字报上说这是“两全其美”。基层干部对上级机关对于小厂领导不够意见颇多。有一篇大字报写道：“大厂好似满天红，小厂背阴暗通通；......提起大厂情绪高，认为小厂不重要；市长还到小厂去，从未见过区长到；区首长也有四五个，可以轮流走一遭；......如到下边看一看，比做几次报告好。”
（摘自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委“整风情况简报）
湖北省宜昌地区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向。主要表现是：某些干部作风粗暴，乱斗农民。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已死五十二人，其中多数是中、贫农。据检查，远安县九个乡七十九个社，有六种非法斗争形式：有十二人划押签字；十一人被罚站；十一人被打骂；十四人受到威吓；十四人被追查历史和乱戴帽子；二人被罚款和扣工分。有些地方批判得不准确。有些一方连养鸡养鸭也受到批判。在宜都长江社批判养鸡的第二天，全社一千二百只鸡被杀了一半。联合乡农民黄代金三个女儿都嫁了干部，也因些被批判了“嫁女儿的资本主义思想”。
各部下放下人员工作中，最迫切的要求是统一解决下放人员的出路。目前，除冶金部、煤炭部等少数单位的下放人员大部分可自行解决外，多数单位下放人员的出路问题都难以解决。如电办部曾与通县专区商妥下放五百人，但通县专署又提出四项条件：（1）不要右派分子；（2）不要反革命分子；（3）不要四十岁以上的；（4）不要安家落户的。二机部准备下放九百八十四人到所属企业，但所属八十七个工厂中，就有八十五个表示不能要人，原因是当地省市委曾指示他们不准从外区进干部。因此，各单位一致要求中央统一安排和解决下放人员的出路部题。
在下放人员中，各部之间的相互调剂问题也值得注意。如二机部下放农村的不仅有科处级干部，还有技术人员一百一十余人，而化工部、煤炭部的技术力量很缺乏。二机部已向化工、煤炭两部输送了一部分工程师，他们希望中央统一加以安排。
（摘自十二月二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辽宁省宽甸县坦甸乡在整风整社运动中，注意了对富裕中农的思想发动工作，全乡八十九户富裕中农，有百分之九十二以上参加了呜放。
该乡的富裕中农经过粮食问题的大辩论以后，多数表现尚好，能遵守劳动纪律，服从领导，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少数人仍在暗地散布不满言论，有的知道过了粮食问题的关以后，还要过合作化关，因此，把资本主义的思想隐蔽起来，伪装积极，说顺情话，一般都有三讲三不讲，即：（一）只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二）只讲人所共知的事，不讲尚未暴露的思想问题。（三）只讲小的不讲大的。经过分析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思想顾虑：（一）怕斗争。有的说：“上次运动是人拿中农开刀，这回可得小心，要顺着来。”（二）怕说出来干部给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三）怕提出来不改。
工作组和乡总支分析了上述情况后，就召开富裕中农座谈会，进行思想发动，反复地交代了政策，说明这次整风整社是为了弄清大是大非，以便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话不说不明，灯不拨不亮”，只有把所有的问题和意见摆在桌面上，把心里话说出来，思想见面，才能弄清大是大非；不管提出什么问题，一律不扣“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向他们表示：第一，保证和大家在一起，说出心里话；第二，充分发扬民主，虑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保证不打击报复；第三，保证边整边改，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另外教育党员、干部做到：第一，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来对待；第二，要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沉住气，不要放出一点反面意见就一下子顶回去，更不得打击报复。
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反复的教育，终于解除了思想顾虑，提高了思想认识，使大部分富裕中农都积极地参加啊大呜大放运动，全部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摘自十二月三日“辽宁整风简报”）
煤炭部在整改阶段的呜放中，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动群众重点批判了二十八名思想作风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中有司局长四名,处长八名；一九二七年入党的一名，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十一名。该部对这二十八人的揭发批判，有以下几点经验：
这些思想毛病突出的人，大部分是资格较老、职位较高的党员干部，问题很难解决。这次党组下最大决心，有意识有领导地把他们的的问题交给群众，通过大字报揭发和开会批判，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对个别问题严重而又不主动检查的人，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如宣布张文、王树人、任凤呜等人限期检查，撤销李汉裕领导小组职务及停止支部书记工作。领导上这样及时明确的表示态度，不仅使被重点批判的人痛下决心检查自已，并大大鼓舞了群众情绪，有不少群众反映“党真是大公无私”。
他们的做法是：（一）重点人的材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首先通过支部收集材料，初步确定名单，然后组织积极分子根据现有材料贴大字报，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当群众揭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后，领导上再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初步排出二十八名重点批判的人。（二）党内外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在点名或是发动群众批判前，一般都先在党内进行酝酿，统一认识，保证行动一致。对本人也要事先打招呼，让他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不能由党员孤军作战。（三）大字报揭发问题以后，要结合组织座谈会、检讨会，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这样即可教育本人，又可教育群众。
为使对这些重点人的组织处理发挥“惩前毖后”的教育作用，除了处理要经过群众讨论以外，还根据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分别确定了几条处理原则：第一类：问题性质恶劣，错误严重，不够党员条件，必须开除出党的六人（其中留党察看处分已经过期，不但未改正错误，反而有了发展的二人；严重个人主义，侵犯群众利益，不够党员条件曾劝其退党现仍在考察期内的一人；长期闹名誉地位，对党不满，唯利是图，不择手段骗取补助，性质恶劣，或企图对党进行报复的二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一人）。第二类：思想作风有严重问题，这次整风中，如不深刻检讨、改正，需严格处理，直至开除党籍，如检查深刻，态度老实，也可以不予处分的共十一人（其中长期闹个人名誉地位，对党不满，政治上消极疲踏，工作上不负责的七人；有严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侮辱虐待爱人，企图逼迫对方离婚的二人；有严重个人主义，对党的肃反、干部等政策不满，言论与右派一样，并参加右派小集团的二人）。第三类：思想作风方面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不借第三阶段群众大呜大放的声势，不足以触动其思想病根的，如检讨深刻，可不予处分的共十一人。
除第一类需在整改阶段及时处理外，二、三两类主要是进行系统的批判，教育本人，教育群众。根据本人检查态度到第四阶段再适当处理。
这些人的思想反应，一般是点名或大字报刚出来之初，抵触情绪较赤龙重，认为自已冤屈。但看到领导态度坚定明确，群众声势凶猛浩大的情况后，大多数人表示愿意检查。其中一些人在具体问题上不认账，还有抵触情绪。对这些人除还要组织群众进行系统批判外，领导上还应找他们进行个别谈话，给以开导，帮助他们端正态度，提高认识。还有一些人愿意检查，但限于水平，对错误一时不能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批判，降组织群众帮助分析批判外，还指定了专人进行帮助。
（摘自十二月三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一机部设计总局在集中整改工作中采用了“三下两上一总结”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是整改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最合适的方法。“三下两上一总结”的过程就是：
（一）由整改小组将群从呜放的意见分类排队，研究处理意见，向全局职工做报告，这是“一下”（属处范围内的问题在处内做报告）。对“一下”的要求是：1、全面地核对情况。2、对简单的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能在群众中通过。3、发挥群众的智慧，要群众想办法提出处理意见。4、领导要表态。领导初步表态以后，有些群众将会解除顾虑呜放出新意见。5、摸清群众对整改的具体要求。因此，对“一下”的整改报告不要求十全十美，毫无漏洞，而主要是要求把整改小组的初步意见迅速和群众见面。在“一下”前，各整改小组提邮购处理意见时要尽可能地与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协商，特别是要征询提意见者的意见。
（二）报告以后，以整风小组为单位组织全局群众讨论，将讨论意见向领导小组汇报，这是“一上”。这种汇报是在每个报告讨论完毕后立即进行的，一方面吸收了群众的具体意见，据以修改和充实原来的报告，另一方面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摸清群众要求，使以后的报告更加善。
（三）整改小组根据群众意见整理成书面的整改报告（草案）发给群众讨论，这是“二下”。这次下去是要求群众能基本上通过处理意见，因此，要更加慎重地征询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包括提意见的人）的意见，必要时还要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
（四）领导小组听取群众对整改报告（草案）的意见，进行研究，做出整改决议，这是“二上”。
（五）最后由局领导批准整改报告，公布执行，这是“三下”，并做出集中整改（一般整改）工作的总结。
“三下两上一总结”的方法，是在短期内将大量的群众意见做到彻底交代和基本想领导，又能做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3、最后的处理意见能受到群众的充分支持，对会后执行有利。
（摘自十二月六日一机部整风办公室简报）
第二机械工业部七局转入第三阶段后，领导小组即将群众的意见一一作了卡片，进行了分类排队，把马上可以整改的问题分为一般整改和专题整改二类，迅速作了处理。截至十一月十九日止，在群众提出的一千二百六十条意见中，已改了八百二十六条，占全部意见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
一、一般整改。这类是只要领导上决心改正并采取措施就可以马上解决的，并解决了五百一十九条。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批评领导作风和干部思想作风的。如群众批评“是谁批准吴会礼父亲迁来北京的”？副局长臧伯平同志很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明“是我批准的，这件事情办错了”。又如大字报指名批评的三个副局长、八个处长，他们都公开作了检讨，表示诚心接受批评。群众反映“领导上重视群众的批评，事情就好办了”。在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的影响和带动下，有些一般干部也自动写大字报答复了群众互相之间的批评。属于这一类的初步改正错误的共一百二十九条，占五百一十九条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九。第二种是属于局范围内可以解决的有关方针业务和规章制度问题。如群众批评有些厂一九五七年的节约计划是“只计划、不检查”，“雷声大、雨点小”，“有头无尾”，领导上立即接受了群众的批评，以副局长陈平同志为首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重新审查各厂节约计划，此外，还向各厂和建设银行发出通知，严禁年终突击化钱。又如群众批评“下厂乱”，“劳动纪律松弛”，领导上草拟了“下厂工作办法”和“劳动纪律暂行规定”，交群众讨论，还建立了每季度开一次职工大会，每星期六上午有一位局长接见群众等制度。属于这一类的共解决了二百九十八条，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第三种是属于局外和部外的。局整风办公室及时将这些意见转给了有关单位和个人，并向提意见的同志作了交代。属于这一类的有七十二条，占百分之十三点九。此外，还改了二十条零星意见，占百分之三点八。
二、专提整改。领导小组把群众针对“三个主义”所提出的带有同性的批评意见（三百八十四条）归纳成为三个专题，即设计问题（二百二十四条）、计划问题（九十二条）和体制机械问题（六十八条）。除体制机械问题需待部的方案确定后才能解决外，有关设计和计划的大部分意见都是可以解决的。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是贯彻勤俭建方针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群众批评三个主义的焦点，所以领导小组专门作了研究，决定国由主管设计、计划的两位副局长分别召开辩论会，经过四天热烈的辩论，解决了二百八十九条意见，占设计、计划全部意见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四。这些意见是这样解决的：首先是通过辩论，发挥了群众的智慧，提出了改正的办法。如对设计的“审批”、“标准”、“程序”、“预算”、“选厂”、“协作”等六个方面的问题，经过群众讨论，提出了二十四条措施，并已写好文字材料，准备报部批准后执行。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群众在设计问题上的意见。群众反映说：“这样整改一条，不知要给国家节省多少万！”
其次是通过辩论，查明了责任，有关领导干部，当场作了检讨。如副局长陈平同志在设计问题辩论会上，诚恳地接受了群众的批评，检查了自已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没有紧紧抓住计划任务书和设计审批等关键性的问题，以致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并在会后立即审查了七八五厂总图。群众反映很好。
再次是通过辩论，统一了认识，消除了误解。如在审批问题上，经过反复争辩，最后一致认为应该主要抓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因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其他一些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发生的误解，经过辩论，真象大白，是非分明，意见也就消除了。
现在，尚末解决的意见还有四百三十四条。这些意见准备在体制机构确定后再一并深入解决，并已向群众作了交代。
（摘自十二月七日国家机关党委“情况反映”）
全国农村整社工作，部分地区已经铺一开。在群众呜放出来的各类意见当中，对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占着不小的比例。主要的是：少数领导干部，你风不民主，财务不公开，随便挪用公款，随意借支，贪污浪费，涂改账目等等，群众对这些问题很不放心。因此，在生产高潮当中，仍有一些农民表示：“增产也不能增收，生产多了还不知到那里去”等等缺乏信心的议论。又据各地反映，真正有贪污行为和严重的违法乱纪干部，数量很少，但作风不民主、爱沾便宜、随便借支，挪用公款的人则有相当的数量。江西省四十万四千四百八十个干部调查，工作积极，公道能干，作风正派，为群众所拥护的干部和作风不民主，群众关系不大好的各占百分之四十一左右；有比较严重的缺点，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或者有贪污行为的共占百分之十六强；阶级异已分子占百分之零点八七。甘肃省十三个县若干典型乡、社调查，干群关系好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基本上好，但有一定的缺点毛病的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有比较严重的缺点，违法乱纪和有贪污行为的占百分之十四左右。安微省肥东县两万三千四百零九个干部调查，有贪污行为的占百分之二点七六，挪用公款的占百分之三点五一，偷合作社粮食的占百分之二点四六，私分粮食的占百分之六点六五，隐瞒产量的占百分之三点五八，做投机买卖的占百分之二点一一。个别地方，手脚不干凈的干部占很大的数量。如山东省寿张县七个乡三百四十七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统计，有贪污行为的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广大农民对于这些干部，十分不满，说起来并表现了一些焦燥气愤的情绪，这是在整改中必需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的。
（摘自十二月九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农村整风整社简报”）
一机部基建司在整改运动中，从文电、资料处理上揭发了由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浪费、文牍主义、乱踢皮球等典型事例，并以小型展览会的形式向全司公布。
在展览室正中放着一、二百本设计基础数据，年度、季度和月度基建计划，设备计划报表等。标签上写着：“这是根本没有人看过和问过的国内厂设计基础数据的一部分”；“这是重复的利用率不高的设计书一部分”。其它一堆报表上也标着：“这是一九五六年多余的设备计划”，“这是基建计划重复份数中的一部分”等等。光是摆出来展览的就不下千件。说明里指出：“计划处、设备处在布置局、厂报送基建计划及设备计划时，除本司留用的份数之外，还要多加一份或两份存在秘书科，以备其它处室调阅之用。就为了这个方便，一九五六年全年积压在秘书科未用过的基建计划、设备计划及长远计划就有二千九百二十一本之多”；“一九五七年即决定不要再报月计划，可是却没有明文通知下去。因此，各厂仍援例报送月计划，结果只好积压在秘书科”；“领导机关向下布置报表时，往往为了方便，多要几份是不稀罕的，比如我司一九五六年规定二十九个重点厂旬报一式报部六本，全年多余和浪费达三千一百三十一本”。另一个说明写道：“各单位报部的国内设计厂基础数据与重复的设计书有九百多本，价值一万八千多元。而这些资料根本没有人来看”。
展览室的一角张贴了“楼上来文；楼下复文”的典型文牍主义一例。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工教司以正式公文送该司设备处，请为太原技工校调变压器一台。设备处亦拟了复文，层层核批，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复文才送到司长那里，经副司长批示：“楼上楼下不要行文”后才改变。但已拖了三十五天。
在展览室的另一处揭发沈阳风动工具厂从本年四月份至现在，每月都用挂号信按期送来质量事故月报表，但全是“空白”。这类“报表”在哈尔滨汽输机厂、兰州石油机器厂，亦都报过。
在揭发出来的材料里，还有令人奇怪的官僚主义。如一九五六年统计科发了一个通报，批评洛阳滚珠厂不按期报送定期统计报表。厂里接通报后，即开始了层层追查，一直追到该司秘书科，秘书科为此掀起了一个大检查，原来这份定期报表却在发“通报”的统计科里放着。可是厂里却为此受了莫须有的“批评”。又如，今年一月三十日安装总公司代部拟了一稿，经审核处处长会签，周助理签发，通知各安装公司将母线槽按材料处理。二月二十三日审核处又经赵工程师核稿、马司长签发了同样内容的一文，通知厂里将母线槽按设备处理。这样甲乙双方各执部的规定大扯其皮，官司又重打到基建司，不得不于四月二十八日另复一文，取消二月二十三日审核处的规定。
在展览室“踢皮球”的专栏里，还可以看到不负责任、相互推诿的不良作风。如三局为太原重机厂厂外污水处理投资问题请示部解决，文分到了审核处，审核处看完后说应由厂外处办，厂外处看完后又说该计划处办......，秘书科抱着这个“皮球”被这三个处踢来踢去，最后只好把他送给司长批示，决定由厂外处办理。厂外处还是没办，只是在计划处的原稿上写了个“同意”，作为计划处稿年发了出去。又如一九五六年三月建委发来“苏联编制一九五六年全盘机械化和在建筑中推广新技术的国家计划草案的说明”，并要求我们提出意见，准备参加会议讨论。这个文件前后经过十二个关口，来往四十三个回合，历时十一个月，结果不了了之，末经办理就归了档。
通过文电展览会，不但以生动实例教育了大家，而且有力地说明了，只要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从各方面都能揭露三大主义，把整改推进一步。
（摘自十二月九日一机部“整风通讯”）
煤炭工业部基建局在职职工共三百二十四人，除去出差在外的，在家只有三百一十五人，而该局工会却向人民剧场预购了本月十二日的京剧包场票一千四百余张，不论职工在京是否有家属，一律发两张票，并将多余的八百多张票减价向工程公司推销，甚至派人向市民推销，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目前群众已贴出大字报，严正批评该局工会是“在整改高潮中的主观主义”，并表示气愤。
该局工会这种构将要变动而突击花钱、造成严重浪费的错误做法，严重地违背了煤炭工业部领导小组、部党委和部机关工会在事先作过的应本着节约的精神使用工会经费结余的指示，经部领导小级及时发现后，已责成该局领导小组进行认真检查和处理。该部整风办公室并就此事向所属各单位发出通报，指出：从基建局发生的这件事情中，反映出在一些机构变动较大的单位有一种“散伙思想”，各单位应注意作好思想教育工作，并应警惕、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根据十二月十一日煤炭工业部整风办公室通报改写）
专、县两级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即将全面转入第二阶段。截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三百四十七个单位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占单位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六四；有二千六百四十二个单位在呜放深透的基础上，开展着大是大非的辩论、进行着反右派斗争的准备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一；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个单位还在继续呜放，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九四，其中的大多数单位已接近深透，即将开始辩论和反右派斗争。下余的少数单位，有的因业务忙迫，人员不易集中（如拖拉机站），呜放尚未开始，有的已经转入了着重整改阶段。
与省、市相比较，专、县两级呜放时间比较长，而且集中，大字报搞的生动活泼，呜放的深透。到十一底，专、县两级共贴出大字报一百零五万九千五百六十八张，连同通过座谈会等其他形式，共提出批评和意见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百七十九条，大量的揭发了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同时也暴露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大是大非问题的错误思想与糊涂认识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大量揭发三大主义，广大群众畅所欲言的适宜气氛中，右派分子进一步暴露了。截至十一月底止，专、县两级共排出右派分子对象六千二百五十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七九，已经地、县委审查批准右派分子共一千五百九十八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七一。
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少单位对运动发展的趋势缺乏认真地研究。有些单位呜放已经深透，右派分子已经暴露出来，群众迫切要求反击的情况下，领导上却跟不上支，动作迟缓。其次是不少单位的政治排队工作作的还不细致，不能准确地掌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些是所报的右派分子的审批工作还很缓慢。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单位呜放还不深透，被多数单位丢在了后头。所有这些问题与整个运动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影响着全面地反右派斗争的适时开展。
此次专、县两级整风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大呜大放与反右派斗争之间，有一段辩论。经验证明，这对多数单位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专、县两级的情况与省、市不同。大呜大放的开展是在中央、省、市展开反右派斗争之后，右派分子的活动更加隐蔽，领导上虽然掌握了右派分子的一些材料，但有的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在广大群众中并不那样明显，中间分子对一些大是大非的界限，也不够清楚。根据这种情况，用一定时间进行辩论，把它作为呜放的继续和很自然地转向反右派斗争的准备过程是切合实际的。在辩论搞得好的单位，有四点好处：（一）进一步暴露了右派分子。如文安中学在呜放中右派言论暴露不明显，但在一周的辩论中右派分子放出了十一条反动言论。原计划为右派分子对象的孙丙环，在辩论党的领导问题时说：“我看成现在就是党天下，日本时期，一个县才派一个日本顾问，现在一个共产党员统治三十个群众。”他的右派面目就被广大群众看清了。（2）经过辩论，澄清了许多干部的错误思想和湖涂观念，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觉悟。如沧县专署公安处，有十五个人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经过辩论有十二个人端正了认识。这样他们就与右派划清了界限，对发动广大群众投入反右派斗争是有利的。（3）锻炼了骨干队伍。有些骨干积极分子，虽然对右派分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恨，急于要求开展斗争，但如何摆事实、讲道理，从政治上打垮右派分子是缺乏经验的。经过辩论，初步学会了一些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有的反映说：“不是这样辩论，自已对一些问题，也领会不了这样深刻。”（4）辩论进一步推动了呜放，提高了呜放的质量。如故城县业余学校支部在辩论中又提出批评和意见百余条，而且多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在辩论中目的性明确，抓住大是大非问题，既有思想交峰、批判，又不扣帽子、追动机，注意发动群众各抒己见，对事不对人等等，就会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但是，有的单位只辩论生活小节，不辩论错误认识、糊涂观念较多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有的只抓住中间分子的一些错误言论不放，非让本人承认错误才止；有的出题不当，辩论不起来，或者辩论的时间过长，效果都不够好。有的增加了中间群众的顾虑，有的冲淡了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情绪。根据各地经验，经过辩论右派分子暴露得更明显，群众迫切要求反击，并且已经作好了各项准备时，即可很自然地转向对右派分子开展斗争。有些单位，在呜放中右派分子已明显暴露，群众反击的要求迫切，不经过辩论，就要是通过争辩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澄清错误思想，划清两条道路和大是大非问题的界限。
专、县两级大呜大放阶段结合边整边改，截至十一月底已改进了八十万零八千零二十四条，占正确和基本正确意见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六。总的看来，专、县两级是贯彻了边整边改的方针。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改进，重点放在领导干部的三大主义方面，这样的单位占少数。由于抓住了主要问题进行了改进，使这些单位的民主生活空前活跃了，广大干部的觉悟也提高了，在大呜大放结合边整改的鼓舞下，呈现出新气象。第二种是从群众最关心的生活、福利问题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缺点和错误问题入手进行改进的，这样的单位是大多数。因为重大问题一时也难于掌握起来。这样做也能推动呜放和工作，活跃民主生活。第三种是不认真改进或随便许愿。承德专区【】平县中学校长一次用四十五分钟解答了四十五个问题，又一次用九十分钟解答了七十个问题。承德专区有的单位把百分之九十的意见转给别的单位便算处理了。石家庄专区的元氏县医院，炊事员在呜放中提出礼拜日休息的问题，领导上不加分析即答应了，结果行不通。像这样情况较严重的单位虽然不多，但多少存有这种现象的单位，并不是个别的。值得注意纠正。
我省于十二月三日至六日召开了各地委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汇报会议，会上交流了经验，对整风运动又作了如下布置与安排：（1）进一步的加强党对整风的领导。当前专、县两级整风运动的情况是：战线长、任务重、地区分散、进度交叉而又转入了反击右派的紧张阶段，加上专、县冬季工作十分繁重。因此，必须采取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办法，统筹兼顾，统一安排，适时的解决工作与整风的矛盾。整风运动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进行具体地指导。我们强调了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即有书记专管，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坚强专职干部。有斗争任务的单位，抽调干部下乡时，留下一定骨干力量，使斗争不致因干部下乡而停了下来。
（2）关于整风的安排问题：
总的要求是利用冬三月这个有利时机，专区一级争取十二月底至迟明年一月中旬把反右派告一段落，在春节前转入整改阶段，解决了精简机构，干部上山下乡问题，春节后转入深入地整改。县级春节前一般地要求结束反右派斗争，春节后转入整风阶段。转时要成批的转，使大的阶段大体上一致起来。
（十二月十三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
北京市第一护士学校党支部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认为如果出正面的讨论题，大家只说正面道理，不容易暴露错误思想，如果出反面的问题，“以毒攻毒”，就会捞到一批学生中的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于是党支部便出了一些非常错误的讨论题。如：“国家的主要负责干部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员？这有什么缺点？每一单位是否必须都要有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有那些地方不够民主和自由？如何健全民主生活？”“肃反运动有什么缺点和错误？”
这些错误的讨论题已在学生中引起不良影响，有的学生在小组会上大谈“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干部托儿所怎样阔气”等等。一些思想比较好的学生对讨论题不满。一位学生家长写信质问该校党支部，认为出这种讨论题的人是右派。市人事局干部殷树良同志给市委宣传部来信，指责出讨论题的人丧失立场。市委宣传部已通知该校将讨论题作废。
（摘自十二月十四日北京市委“党内参考数据”）
据各地十一月份的报告，由于很多旗县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没有认真批判和克服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因而在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到乡、社以后，不少乡社干部仍然千方百计的隐瞒粮食，压低产量，欺骗国家。土默特旗茂林太区十二个农业社隐瞒粮食就达二十五万七千四百多斤。卓资县六个农业社统计，仅多留籽种一项就隐瞒粮食十一万九千五百斤。凉城县较普遍的是次粮、秕粮不算粮，即不顶口粮，也不顶饲料，估计每个社有这样的粮食约一万斤，全县达一百几十万斤。甚至有的农业社把好粮也充次粮、秕粮分给社员。如金星农业社送出一百二十石秕粮，其中有一半是好粮，准备不顶口粮分给社员。乌拉特前旗新社今年用两套帐方法瞒粮五万六千六百多斤。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在这种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影响下，不少乡、社干部在旗县接受了任务，回村后又变了挂，要求降低。卓资县检查了二十四个乡，其中有十四个乡叫喊完不成他们在县上接受的任务；有四个乡是心中无数，不知能否完成任务；只有六个乡能完成任务，但也不想多购一点。土默特旗三十个乡统计，只能完成原分配任务的百分之八十六。民强社主任公开说：“不管你们咋说，我也要给社员分好粮，要不，我就不当这个社主任了。”萨县善岱镇一社主任梁保小说：“宁叫上级批评处分，也不叫百家骂我一人。”
从上述情况看来，抓紧把粮食问题的大辩论搞深搞透，特别是在农业社队以上干部中开展反隐瞒、反欺骗的思想斗争，仍然是当前推动粮食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性问题。
（摘自十二月十八日内蒙古党委“社会主义教育简讯”）
甘肃省的农村大辩论，于八月上旬在二百七十四个社进行了试点，到九月中旬，在全省一万九千二百九十八个社百分之六十六点八的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个社分批开展了大辩论。还有六千多个社于十一月底先后开始，预计到明年二月底以前可以全部结束。
从武都、平凉、临夏等三个专区已结束的一千三百二十五个社来看，放的好、辩的深占百分之五十八，一般的占百分之三十二，不好的占百分之十。
辩论的方法和步骤，一般都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进行层层发动的方针，具体的作法是：第一步大呜大放；摆出问题；第二步组织辩论，弄清是非；第三步处理问题，改进工作，结合整党整社，进行生产规划。辩论的内容除中央规定的四条外，都结合了当地的具体情况揭发出来的问题，大体归纳为：（1）粮食统购统销及留量标准；（2）合作化有无优越性；（3）工农关系问题；（4）肃反、法制问题；（5）干部思想作风问题；（6）民族团结问题。其中主要是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
大辩论中，各阶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但总的来看，情况基本上是好的。从酒泉、民乐两个县的思想排队结果看：农民中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五十九；基本拥护共产党，跟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百分之三十九；有些动摇，但并不愿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占百分之十；坚决反对合作化的只占百分之五十九；基本拥护共产党，跟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占百分之三十九；有些动摇，但并不愿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占百分之十；坚决反对合作化的占百分之二。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中，遵守法令，积极劳动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基本守法，劳动不太好，并有不满情绪，只无严重破坏言行的占百分之四十七；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占百分之二十。
经过这次大辩论，初步辩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问题的大是大非，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了贫农下中农和部分上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争取团结了中间阶层，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据平凉、张掖等六个专区的统计，运动中共斗争了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地主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一，农民占百分之十二。共捕了三千七百一十四人，其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八，富农占百分之十一点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七，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八。
这一时期农村大辩论的主要经验是：（一）在大辩论的初期，必须作好思想发动训练队伍和材料搜集等三方面的准备工作，还要摸清基层组织，各阶层、单干农民、各类坏分子、二流子和各阶层的经济变化和思想情况，打通干部思想，反复交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层层发动，逐步提高。（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摸清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摸清我们所依靠的阶级力量，作到领导心中有数。（三）对不同类型的社，要采取不同作法，在地、富、反、坏活动嚣张，操纵或窃取领导的社，可先解决敌我矛盾，一般社可采取先呜放，后辩论、辩论中继续呜放。因为呜放初期，群众多从具体问题谈起，而这许多具体问题实质上都涉及到两条道路和党的根本政策问题，必须耐心地启发引导群众把他们心里要说的话都讲出来。（四）在大呜大放的基础上，应以中央所提的四个问题为主，结合当地突出问题，由浅到深，由具体到原则，由局部到整体，一个一个地进行辩论。在辩论中要随时注意群众情绪，坚持民主辩论和以理服人的原则。在大是大非问题辩清后，紧接着就整党整社，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并作出生产规划。（五）适时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使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少数社呜放、辩论不深不透，改的不狠。据天水、平凉两个专区二千九百多个社的检查，呜放不好，辩论不深的占百分之十五，一般的约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天水专区经过大辩论以后，各县在秋收分配中瞒产和偷分现象仍然很严重。第二、部分地区，对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区分不清，如庆阳县小园、岳王洞两乡斗争了二十个人就有十一个是农民。第三、少数地区对团结、教育、改造富裕中农的工作作的不够。如固原是有些上中农不敢大胆呜放和暴露真实思想。第四、个别社缺乏说理斗争，方法简单粗暴，以至发生了错斗、打骂捆绑等现象。如庆阳县马岭等三个社把群众编成辩论、攻击、安慰、突击、巡查队等。截至目前，全省共发生自杀事件二百四十五起，死了二百一十九人其中有地主五十九人，富农四十二人，反革命分子十二人，其他坏分子十一人，农民九十五人。
为了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省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反复地教育群从分清敌我矛盾的界限，把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坏分子的恶意攻击要区别开来，把某些干部和党团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区别开来。
（二）继续打通干部思想，消除一切顾虑，认真地坚决贯彻执行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的方针。在辩论时要教给积极分子方法和必要材料，给他们撑腰。在改进工作、整党、整社时，干部要带头检讨，勇敢地接受批评和改进工作。
（三）作好团结、教育、改造富裕中农的工作。富裕中农的顾虑较多，应采取个别串连、登门访问、少数人座谈等方法多启发教育并教育干部和积极分子耐心地听下去，不要急于反驳或解释。在算富裕中农入社后收入增减问题时，应注意区别三种情况：（1）入社后思想不坚决，劳动不积极而减少收入；（2）因取消削而减少收入；（3）因自然灾害、疾病、死亡而减少收入。
（四）通过大辩论，整顿提高落后社。农村大辩论是整顿落后社的最好办法。全省三类社还有二千九百多个，约占总社数的百分之十六，必须抽派一些较强的干部下去，通过大辩论把三类社提高到一、二类社的水平。
（五）民族地区和有民族社或民族联社的地区，必须按照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进行。在这些社进行辩论时，不要纠缠宗教、教派和民族之间的纠纷问题，要注意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
（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指示精神，第二批大呜大放之后应搞一个整改阶段，这个仅可以促进运动深入发展，争取团结中间阶级，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的又快、又好、又省。
（七）专县对呜放不好、辩论不深的社，均应进行补课。
为了防止草率收兵省委曾提出三条验收标准，即是大辩论的结果，一定要做到：（1）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阵地得到巩固；（2）农民都说出了他们心里要说的话，生产积极性比以前更加高涨；（3）社内形成有领导有秩序的生活活泼的民主空气。
湖南湘乡县原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共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人，去年已分别作了入社规划处理，今年六月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审工作：评为社员的五千零五十一人，候补社员六千一百七十七人，管制生产一千七百五十八人，依法制裁二百一十八人已经摘掉地、富、反帽子的分子进行一次重点试评，发现其中因表现不好需重新戴回帽子的有二十三人，占百分之十点五五。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对已摘掉地、富、反帽子的分子进行一次评审戴帽工作。具体布置如下：
一、戴帽子的对象是已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分子，原则是只戴不摘。重新戴帽子的指标是占已摘帽子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三种分子较多或情况复杂的乡可不受此指标限制。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重新戴上帽子。（1）有劳动能力而出工消极、故意不保证工作质量；或盲目外出，弃农经商，破坏市场管理者。（2）破坏农业社集体财产（如毁坏农具、砍伐森林等）者。（3）有轻微盗窃国家或合作社公共财物的行为者。（4）在言论行为上，有意、无意破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言行上的无意与有意破坏应加以区别，如确系无意则不应以破坏论处----省公安厅注），甚至进行反攻倒算，仍坚持剥削行为者（如确属反攻倒算，应依法予以管制或逮捕法办-----省公安厅注）。（5）在农业社内有资不投，挥霍浪费，情节严重者。（6）不遵守社章规定，不服从社委会、生产队（组）的领导与调配者。
（三）工作步骤和方法：第一步，在乡党委统一布置下，动员全体干部，并专门召开社保卫员会议，明确这一工作的意义、目的、条件、要求和作法，并初步摸底排队，确定戴帽子的名单，再以社为单位对摘掉帽子的分子逐人填表登记，分别搜集材料。第二步，以社或联社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分子会议，证明评审意义、的目和要求，交代政策和重新戴帽子的意见。同时在会上，对一贯表现好的可适当予以表扬，对表现较坏但又不够重新戴帽子的应予以批评或警告。第三步，以社或联社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讲明评审戴帽的意义，交代条件，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逐人进行评审。第四步，在全面搜集材料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出单人材料，经乡人民委员会研究审核，确定类型，报县公安局决定后（应以县人民委员会名义批准-----省公安厅注），再次召开群众会议宣布执行。
（摘自“公安建设”总二零五期）
湖南省辰溪县的乡下干部听到下放干部的消息后震动很大，他们怕被挤掉职位和被动员回家当农民。如在王安坪等四个乡的七十二个干部中，不安心工作、思想波动很大的有十三人，表现有：（1）愁眉苦脸，散布消极言论。大水乡副乡长张女兰说：“我是动员回家对象啦！”火麻冲乡民政委员姚本发说：“上面干部来了，我们快要回去了。”（2）不顾参加县扩干会。大水田乡乡长柴学文把被单送回家，不顾开会，总支打电话找他，他提了三点意见就挂了电话。（3）文化低、能力弱、身体又不好的人，请假不干了。（4）抱着不满情绪参加县扩干会，顺便来打听消息。大水田乡副总支书李宗支，在路上把爱人（副社长）挡回去，并说：“我们就要回家生产了，还开什么会，我是党员，【】党员资格去看看。”（5）责怪政府不尊重乡干部的自愿。塞野乡生产委员夏铁娃（动员回家对象）说：“以前我不领当乡干部政府就一再动员，今日要我回去，我就硬不回去，看他怎么搞。”（6）原来的乡支委准备孤立下放的干部。垅泉岩乡副支书、文书和民兵队长等八人到馆子里吃酒，商议把下放的总支书孤立起来。
社干部的思想顾虑与上面所提的几种大致相似。有的怕被挤掉职位，如王安坪乡桐玉里社支书米家喜说：“省里干部下县，县里下乡，乡里下社，我们就当队长去。”有的因秋收后收入一般比社员少，借此不愿干了，如火麻冲乡李家垅社九个社委中，已有四个不愿再干；分支书黄佑英，今年自已出工得三十六个劳动日，社里补贴一百五十六个劳动日，他说：“干起来没有劲了。”
（摘自新湖南报“情况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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