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0 作者：[待确定]
六十四岁，安徽人，民盟盟员、农工党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人民代表、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付主席、民盟付主席、农工党主席。级别：三级。
一、 主要反动言行：
章伯钧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首脑，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头子，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英美“民主”，污蔑社会主义“不民主”。妄称“资本主义还有活力，有在朝党和在野党，我不行你来，你不行我来”。鼓吹我国应效法资本主义的“两院制”，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主张建立“政治设计院”，反对国务院开会提出“成品”来讨论，污蔑这是“形式主义”认为“有职无权是制度问题”。“中国由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可”。妄图使我国政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按照资产阶级面貌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
恶毒地诋毁马列主义和诋毁苏联，说：“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载的完全是教条，一文不值”，“马列主义不如中国旧文化”读马列主义不如读曾国藩家书。说“苏联没有可学的东西，学习苏联就是教条主义者”，“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斯大林的错误是社会制度问题”。
利用民盟和农工党在1956年的全国工作会议，大肆宣传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在民盟会议上反对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当前中心工作，主张以“鸣”“放”为中心工作。在农工党的党章总纲中删去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针”的规定。章罗联盟和章黄李联盟的反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这两个会议上居于统治地位，向全国很多地方组织发号施令，造成右派向党进攻时上下串连、八方呼应的严重恶果。
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时机，策划和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妄图造成形势，取而代之。在民盟和农工党内歪曲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撤销学校党委制”，并通过民盟、农工党系统通报全国各级组织，策动反对学校党委制。在民盟成立四个作组，制定反动的科学纲领和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在农工党，有计划地布置了文教、科技等六方面的点火座谈会，发动基层单位，大举向党进攻，并亲自到北京铁道学院等处进行点火活动。利用光明日报大肆宣传、报导右派言论与活动，并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策动和组织点火座谈会，邀约六教授座谈，作出了对当时形势的极端反动的估计，认为我国工人、农民、学生都要闹事，要出匈牙利事件，共产党对形势估计不足，进退失措，内部要分裂，只有由民主党派出面收拾残局。
撤销中央委员会付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六十一岁，江西人，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人民代表，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付主席、外交学会付会长。级别：四级。
一、主要反动言行：
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煽惑和笼络旧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向党“讲价钱”，阴谋夺取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叫嚣“今天的主要矛盾，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提出党应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要“礼贤下士”“三顾茅芦”，又说：“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肃反运动。利用职权，蓄意搜集对肃反不满的材料，公然煽动在运动中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公开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罗的主张获得一些反动分子的拥护，写信称罗是“万家生佛”，并辱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罗竟亲笔批示要一一回答和指使这些反动分子“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向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建议”。
反对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诬蔑国务院各部有职无权。反对将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共产党内讨论然后提出协商的做法。又说：“政府各部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
宣传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散布国内外局势紧张的空气。宣称：“国际形势未必缓和”“解放台湾没有希望”“美国一进攻，又要逃到内地，再受抗战八年的苦头”。到处宣扬反对苏军援助匈牙利人民。称颂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作法“很漂亮，既得了人心，又获取了利润”。认为“国内一团糟”，“中国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鼓动右派分子说：“越是在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
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布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共产党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
撤销中央委员会付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五十六岁，浙江人，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上海市政协付主席、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民盟中常委、中委、民盟上海市主委。
一、主要反动言行：
1．积极贯彻章罗联盟大发展方针，提出“大胆向落后开门”的口号。
2．诬蔑政府人事部门“包办政治”。说共产党对党外人士“大材小用”，对党团员“小材大用”，鼓动大鸣大放，提出“锋芒针对着各级党的领导，和各部门党组织”。要大家解除顾虑，说：“民盟给你们保证”。
3．把国家文化建设事业说成漆黑一团：说“解放以后文教事业糟得很”，“学术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包完了、管完了”，并宣称三大主义的原因是由社会主义管理制度产生的。
4．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并提出了所谓“事前监督”论，要求在制定方案、研究政策时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同时并进。
5．在1957年5月14日上海民盟全体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煽动向共产党进攻。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保留上海市委员会常常务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上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五十九岁，湖北人，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人民代表、武汉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付主席、民盟中常委、中委、民盟湖北省主委、民盟武汉市主委。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高校党委制，说：“党委制越来越阻碍了高校的发展”。
2．污蔑党、丑化党员。说人事处是“阎王殿”、“鬼门关”。说党有特权，党员有威有势。说老干部是“坚持三大主义，熟读四子书(抓辫子、扣帽子、摆架子、耍面子)”。说“老党员都是经验主义，新党员都是教条主义，应付不了解放后的复杂局面”。“几年来共产党的威信没有了，我的地位提高了”。
3．反对肃反。说：“把发牢骚的就认为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的逻辑”。“要不是反革命分子自己坦白几个，就根本没有什么成绩”。
4．积极支持章伯钧“两院制”的主张。
5．鼓动乱鸣乱放，召开了七次动员大会，号召大家“抢在党之先”指示干部说：“共产党是上怕领导，下怕群众”，要采取“上压下、左右挤”的办法向党进攻。要盟员带动群众“吐苦水”、“发牢骚”。
6．(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恶大发展，提出：“党所好者恶之，党所恶者好之”并在向党进攻中，提出“火线入盟”。
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保留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男，60岁，山西人，民盟盟员。
2．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他说：“官僚主义是由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太厉害了，专政到人民内部来了”。“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党派是被专的因其(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被人民政府镇压，说他是穿着孝袍子革命。不满意肃反领导机构，不叫民主党派参加。是主人和丫头的关系。”
3．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说：“经过各种运动已经把知识分子的气节打垮了，他们已经成惊弓之鸟，退避三舍，静穆无言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就是为知识而斗争”；诬蔑“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主仆关系”。
6．忠实执行章罗联盟大发展方针，亲自“南征北战”，在全省十三个县市建立了组织。不到一年把山西的盟员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内有不少肃反重点，及对党不满的人，并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扩大他们的反动政治资本，不惜恶毒地破坏党的组织威信，他说：“民盟是知识分子的政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专指产业工人”。又说“知识分子入了党就失去代表性了”，“入了盟就能当领导，入了党只是予备党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山西省筹备委员会付主任委员、委员，太原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安排下届山西省委员会候补委员。
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女，四十八岁，江苏人，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候补中委、民盟中央筹委会付主任、民盟北京市常委兼付秘书长、文汇报付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匈牙利事件后，浦向罗隆基供给向党进攻的材料；反右斗争开始，又为罗通风报信。
2．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
3．浦与楼邦彦、彭子冈、费孝通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
撤销中央妇女委员会付主任。保留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
四十九岁，湖北人，民盟盟员。所任主要职务：上海市人民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市政协委员兼付秘书长、民盟中委、民盟上海市付主委兼秘书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是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与沈志远、彭文应等右派分子结成一起，把民盟上海市委变成反党工具。
2．在上影召开五次放火座谈会。并在戏剧、文艺界以及学校和税务局等处鼓动盟员向共产党进攻，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3．否定几年来建设事业的成绩，说“政府报告中提到的成绩和群众的感觉不对头”“两点论是教条”，污蔑干部以两点论来“压制批评”。
4．积极贯澈章罗联盟恶性大发展方针，以请客拜访，封官许愿的方法发展盟员，实行所谓“火线入盟”。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男，49岁，陕西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陕西省人民代表、汉中市政协付主席、汉中市第一中学校长、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会委员、民盟汉中市委会主委。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强调民主党派要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反对党的领导。诬蔑市委统战部负责人“不象我那样能说会道、本领不高”，是“不懂学校工作，出的主意没法作”；辱骂党员校长向上级请示工作是“骚情”、“献媚”；打击在盟的工作上能坚持原则的交叉党员及盟内靠拢党的同志。说干部向党委反映盟内情况是无组织，无纪律；诬蔑党委对民盟是“干涉”、“批剔”。
2．散布“士为知己者死，士为知己者用”的谬论，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鼓动大鸣大放向党进攻，他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党群矛盾，盟员和基层组织要带头揭露矛盾”。
3．积极贯澈章罗恶性大发展方针，他说：“三个为主的方针不能满足大发展的要求”。主张扩大发展范围、地区、人数，简化入盟手续。指示干部“要抓紧时机，争取主动，不要怕向落后开门”。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盟内原有职务。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男，39岁，广东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侨委中国新闻出版社侨播部付主任、民盟候补中央委员。
一、主要反动言行：
1．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等反动言论主张，认为“平反委员会”可以防止打击和报复。
2．攻击中国新闻社的整风，说：“我不同意整风领导小组的人选，现在的人选等于是以官僚主义者反官僚主义，以主观主义者反主观主义。领导小组是否能把运动领导起来，我有疑问。同志们有顾虑，不敢提意见人民日报载罗隆基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防止报复，这个顾虑很普遍，领导要给保证”。
免予处分。
男，62岁，四川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四川省人民代表、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宣委会付主任。
一、主要反动言行：
1．章罗联盟和罗隆基反党小集团的骨干。
2．鸣放时，写了一篇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会外之音”，其中说：“这些年来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魂魄不安的过日子”，“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
3．侮骂党员是“盛气凌人，官僚架子特大，甚至当众辱人，使人望而生畏”。辱骂积极分子是“百依百顺”，“不带脑袋”，只会“揣摩”，“鼻上抹粉”，“专做小报告”。
4．诬蔑肃反，说：“肃反是无中生有，强迫供词，在大胆怀疑的基础上，随便做假定”。并大肆叫嚣肃反有“偏差”，宣称“胡风不是反革命，问题搞错了”。积极为罗隆基搜集“平反资料”，叫嚣被清洗的盟员恢复盟籍。还诬蔑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镇压关系”。
5．恶毒地把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说成是“把别人强奸了还叫他说是自愿的”。
6．谩骂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说“如果上面没有官僚主义，下面就不会有官僚主义”。
7．曾与谭惕吾同策划向党进攻，范向谭献策说，为了孤立党先打积极分子，搜集材料，打死卢郁文。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后，谭还和范等一起研究分析当时的局势，并认为这篇社论说明党内对于鸣放“不一致”，已经有了“分裂”，并认为这篇社论“大失人心”，因而主张继续向党进攻。
8．反右开始以后，暗地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要潘“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要潘宣称执行章罗联盟计划的不是潘，而是楚图南、田一平，还向潘说“他们想整我，我范扑斋是有狐狸尾巴的人，我已经收藏起来了。
男，63岁，四川人，民盟盟员。
2．一贯歪曲、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提出“十大矛盾”问题后，主张扩大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攻击我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并诽谤党与非党人士的真诚协商是“真主义假商量，真主意不商量，真主意硬商量”。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认为是“提倡大家吐闷气”。他还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是“埋没了好人，提拔了坏人”，又说：“看风行事！唯唯诺诺就是德”。
5．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十分喝采，如认为葛佩琦的话“也有道理说：“有些违法乱纪的人，有什么不该杀，杀共产党员，也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把事办坏了，老百姓就会不要你”。
6．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张志和、范扑斋、谭惕吾一起研究对策，认为这篇社论“大失人心”，主张继续向共产党进攻。张还责怪谭对卢郁文的打击不够凶狠。需要更进一步。反右以后，张又与范扑斋、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张向范的儿子说：“给你父亲说，交代问题没有亲身经历的，从旁人听来的一些事，最好不要说”。又向潘说：“向党提意见，没有什么关系，罗隆基只有个人主义”。当储安平被撤职时，张非常愤慨，说：“这成什么话”。
7．张是党的叛徒，1936年江津事件时，屠杀了60几名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在很多士兵身上刻上“共匪”二字。解放前夕大肆组织土匪武装，阴谋割据。并提出“先、大、显”的号召，先是要抢解放军之先，大是继续扩大土匪武装，显是向共产党和人民显示他的力量。
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付主任及盟内其他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五十四岁，江西人，民盟盟员。所在主要职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委、民盟上海市付主委。
2．视察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时，指名要求提前释放八个反革命分子。
3．反对党领导民主党派、诬蔑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尾巴”、“眉毛”。责骂党，对党员“小材大用”，对党外人士“大材小用”。说民主党派有自卑感，是因为共产党自高自大自尊，以主人自居的缘故。
4．是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与陈仁炳、孙斯鸣等人勾结，一起积极执行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5．在五月14日上海市民盟干部大会上扬言：“今天是誓大会”，策动全市民盟组织向党开火。说：“革命一定要有斗争，斗争一定要流血……”。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男，41岁，湖南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办公厅第四处付处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忠实执行章、罗、曾、费的反党意图。积极参与章罗联盟策划成立向党进攻的四个非法工作组，并参加起草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他还总结这一反动纲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反动短评。将曾昭抡、费孝通等对“科学体制”的荒谬言论，印发各地，扩大反动影响。此外，还多次私函指使地方组织的右派骨干，搜集在科学体制方面的反党资料，忠实地为章罗联盟服务。
3．建议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前发表，以便影响会议。并建议将文中露骨反党的字句改用隐晦的词句。
4．大鸣大放期间，光明日报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他主张盟应配合派人下去。他并深入到北大、人大、农大等民盟基层点火，鼓动鸣放，反复传播章伯钧取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反动主张。还到北大串连右派分子陈振汉，向陈封官许愿。陈在吴等煽动下，写出了反动的经济学纲领。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其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留盟察看。
男，39岁，湖南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协委员兼付秘书长、长沙市人民代表、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会委员兼秘书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1．鸣放期间，他召开了省市和基层干部会议达30次，大叫向共产党提意见，受了“冤枉”的可以出来“伸冤”；提意见要谈方针政策一类的根本性问题，省委会替大家撑腰。造谣说共产党从省委到基层都有顾虑，怕大家提意见，我们要去推动共产党。他背地指使干部“搞大民主”。经过杜迈之点火后，长沙各学校、机关的毒烟邢火就熊熊地烧起来了，这时杜不分日夜赶到各高等学校去亲自督战。火上加油。
2．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夸大民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叫嚣“中国政治制度将要改变，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大大地不同了”，“民盟要在一些政策、方针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主张民盟要成为一个党派，要大大的发展，中间的、落后的都要发展，他说：“要不使民盟成为一个进步分子的集团”，这样“才好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才好起监督作用”。
3．积极支持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他曾多次派人向肃反斗争对象搜集材料，并扬言：“肃反运动搞的很糟，面扩宽了，物伤其类，搞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肃反工作，民主党派没有参加，这是一个缺点，如果民主党派参加了，问题就会要少些，这可似做为一个教训来吸取”。
4．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现在形势变了，对知识分子要重新估价，政策将有原则性的变更，现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否适合须要大家讨论”，企图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不满。
5．他认为没有共产党，不见得没有新中国，积极主张取消党委制，反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说“盟员入了共产党，民盟只剩下一小团团人，叫我怎么办”?攻击教学改革、工资改革等。还同右派分子康德等积极筹划出版“同人报”以便与中共湖南省机关报唱“对台戏”。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男，45岁，湖北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民盟候补中央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恶毒地攻击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事实上均不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产生“三害”和“党天下”是难以想象的。
2．诬蔑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他说：“几次暴风雨(指历次政治运动)的毛病，缺点是很多的，总的说来，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总是把被斗的人想的越坏越好，斗争的越狠越好”。又说：“领导小组如果左了，只批评是急燥，如果右了，就批评丧失立场，谁愿丧失政治立场呢?宁左勿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说“肃反是制造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之一”。
3．诬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政治上的一致，而没有精神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路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他又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
4．仇恨苏联，仇恨马列主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纸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的好听” 。
5．辱骂各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以他人的痛苦作垫脚石”，“靠运动吃饭”，是“败坏社会道德”；他还说“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他认为运动最后是“六亲不认，党内外都是如此，甚至夫妇之间”。
6．是罗隆基在民盟中央机关的耳目，一贯打击进步，拉拢落后，忠实为罗隆基的反党阴谋服务。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其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留盟察看。
男，37岁，四川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重庆市人民代表、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会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会委员兼组织部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潘赵右派集团在重庆据点的负责人之一，忠实地执行章罗联盟大发展的方针，并与李康合谋提出了向党进攻的“十大纲领”。
2．响应罗隆基的“平反”，主张，要三反和肃反中受过处分或被斗过的盟员回去“翻案”，“控告”。并四处点火放毒，唆使盟员向党“清算”、“倒苦水”，说“这次整风中要清算几年来党组织对盟员有那些歧视”。并要盟员在鸣放中站在运动前面，把群众引出来，说：“放错了我们派人来支持你们”。
3．宣传费孝通的“两个盖子、两个天地”的谬论，制造出“党和民主党派的主要矛盾是地位、作用问题”，来挑拨盟员及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并说解放前知识分子有自由，可以反对共产党，也可以反对国民党，解放后知识分子只能一边倒，没有“自由”了；又说：“因为党把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范畴，所以就斗争知识分子，这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4．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积极喝采，并提出政协应是“园桌会议”性质，阴谋取消党的领导。并扬言党委制要取消，提出民主党派联合治校的反动主张。
5．在知识分子中收罗右派分子组织“智囊团”，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在市委机关内组织右派小集团，排斥打击进步分子，团结右派，篡夺市委领导实权。
6．反右开始后，与李康订立攻守同盟，为右派分子打掩护，布置撤退。并说：“现在对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一棍子打死活”。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留盟察看。
建议：撤销盟外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男，36岁，四川人，民盟盟员。
现任主要职务：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兼付秘书长、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会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2．大力宣传费孝通的“两个盖子，两个天地”的谬论，认为有了“政治上的民主，才有学术上的自由”。
3．煽动高校盟员教师反对党委制主张党与民主党派联合办校，说：“党委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认为当前高等学校有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党员的宗派主义，二是党委没有把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导起来。
4．党整风开始后，四处点火鼓动盟员鸣放，说：“要在大问题上放”“搞滥了再说”。
5．在民盟市委机关与舒军等组织右派小集团，排斥打击进步，篡夺市委领导权，并与舒军在重庆知识分子中收罗右派分子组织“智囊团”，作为策划向党进攻的参谋部。
6．反右斗争开始后，与舒军订立攻守同盟，为右派分子打掩护，布置撤退，并为章、罗、储等人的右派言论辩护。
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及地方盟内原有职务，开除盟籍。
建议：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专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编印，195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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