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25 作者：[待确定]
第一、二类学生，欢迎学习情绪较高，讨论中积极发言。有的学生很激动的说，过去对右派言论，混淆不清，这次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四中袁涤非(二类，团员)在发言中说：“这次学习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十二中孙恪新(一类，团委委员)说：“这次学习，会对自己有很大帮助，保证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他还建议同学制订个人学习计划。但亦有不少二类学生反映出脱离政治的倾向，认为寒假学习影响复习功课。四中周树善(团员)提出每天用四十分钟读俄文。十五中陈玉宽(团员)，认为集中学习打乱了自己的复习计划。还有个别二类学生，平时和同学的关系不好，怕别人贴大字报。十二中杨光斗说：“我平时火气大，同学对我意见多，这次学习要把我弄惨，大字报都要贴一饼，学校记下来，我就惨罗。”总的说来，二类学生的顾虑，更多是个人主义的东西。
三类、四类的学生，听了报告以后，神色不安，情绪紧张，有的故作镇静。感到自己有问题，害怕贴大字报，四类还有抵触。十二中陈其芳(三类)说：“我听到寒假要学习，我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可以去掉资产阶级思想，但又害怕，看见老师学习时犯了错误的都要端出来批判，象老师一样贴我的大字报，我就想不通。”四中钟海家(三类)在听报告时情绪很不安定，走来走去，会上没有发言。十二中何德成(四类)说：“这次党提出学习，我很拥护，大字报贴到我脑壳，我会很老火，不过现在丢包袱比将来割尾巴好些。”十二中李翔俊(四类)说：“提起大字报，我就头痛。骂杨光武(该校教师右派分子)是披着共青团外衣的狼，这样的漫骂我可受不了，如果给我安一团，我就糟了。”
工农速中的毕业生反映不同，听了寒假要集中学习的报告后，普遍感到不满意，个别的还说：“这是上面的官僚主义。”主要是因为(1)重庆速中都复习功课，工农速中为什么要学习；(2)集中学习，就是给领导提意见，既然这样，就在本校学习也行，何必要进城集中；(3)他们认为工农速中和普通中学不同，他们大多对培养劳动知识分子有认识，他们要求学习不要统一规划，要求教育局多派干部去听他们的意见，很少有人谈要求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思想等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凡是行政领导重视而且反复向学生讲清楚了这次寒假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的学校，各类学生暴露的思想问题就较具体，如十二中、四中，反之报告时阐述不够充分，没有抓住主要问题，只是一般的讲意义、目的，结果对学生的振动不大，因此看不出各类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各种顾虑。
下面是十二中高中毕业生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也可以看出学生的思想动态。
(1)放不放归宿?有没有星期日?准不准会客?可不可以通信?春节放不放假?
(2)这次学习和教师的反右学习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3)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鸣放?以什么名义鸣放(个人、班或小组)?
(4)贴大字报的目的是什么？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25日
26日上午，章文伦同志，向一学部654名党团员，作了寒假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党团员带头鸣放。报告后，各校进行了讨论。下午集中训练了参加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100余名干部。经过动员，团内大体上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多数团员对寒假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明确了鸣放的内容和范围，批判了有的人没有什么东西鸣放的看法，四中尹志芳(一类)说：“学生28斤米不够吃，这个问题也可以向粮食局申请，也可以鸣放。”尤开敏(二类)昨天听了校长的报告，认为20天学习太长了准备带小说去看，现在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表示要安心学习。工农速中高58级5班团员原认为寒假集中学习打乱了班上除七害计划，影响个人复习功课，现在表示要集中精力参加学习。但也有个别团员认识比较狭隘，更多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四中陈珺琤(一类)，因上期曾任团支部副书记，认为：“自已有官僚主义，这次要引火烧身，希望同学多贴自己的大字报。”女同学中普遍反映，对国家的政策、方针没有什么意见鸣放。个别人虽对大字报感兴趣，但也觉得思想空虚。
第二、弄清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因而初步打消了部分二、三类团员思想上的顾虑。四中周显(三类)对肃反有意见，认为肃反使有些人受了冤枉，表示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提肃反的意见。十二中江玉隆(二类)对鸣放的劲头很大，他认为：“有浓疮的就要挖掉”。但仍有少数三类，特别是四类团员，顾虑很大，情绪紧张。十二中饶克议(三类)在会上说：“我对大字报有很大的顾虑，我不贴别人的，别人也不要贴我，河水不犯井水。”四中汤子英(四类)怕谈真实思想，对自己的避而不谈，探听同学的口气说，他自己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很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听了章文伦同志报告，反而增加了顾虑。
讨论中，有不少一类团员，突出的表现不冷静，有急燥情绪要求反右。他们认为“不反右就没得啥子说的”，对领导上提出的不反右想不通。工农速中有的团员说：“章文伦同志说中学校不反右，是不符合中央有右必反的精神。”十二中还有团员对不扣右派帽子也想不通，他们认为“只要扣得恰当也要扣，必要扣时也得扣”。工农速中还有极少数人正积极收集材料打算揭露某些人的私生活和道德不良的问题，另有个别团员把各抒己见理解为要首先鸣放自己的缺点后，才能给别人提意见。十二中冯家祥(一类)说：“我贴了自己的大字报后，就要贴四、五张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的大字报。”
积极分子这种要求反右的急燥情绪，如不加以说服，必然会影响鸣放的开展。一学部准备在27日晚上，召集一部分一类团员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27日
第一学部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简况
第一学部1月26日在党、团员中进行动员以后，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在部分…一、二类党、团员中表现出急燥情绪，要求反右，要求彼此揭发；而三、四类团员的思想顾虑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四类团员对我们还存在着戒备状态。四类团员中有的准备检讨；有的准备被别人贴大字报；有的准备闭口不谈，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改变，将会影响到鸣放的顺利开展。因此，在27日晚上召开了130余人的积极分子(第一类)座谈会。
座谈会上首先由章文伦同志针对目前出现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次学习的目的、意义，为什么在这次学习中不进行反右。并指出党、团员在这次学习中首先应该自己大胆鸣放，同时也应尽可能的鼓励别人鸣放。特别强调了自觉的方针，强调了鸣放一开始即应造成大胆鸣放毫无顾虑的空气。章文伦同志发言以后即展开了座谈。在座谈中积极分子提出了以下问题：
1、假若有同学平时有错误言论或者是右派言论，他自己不鸣放出来是否可以进行揭发?
2、不乱扣帽子是对的，但发现有人确是右派分子，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给他戴上帽子。
3、如果有人不鸣放，是在小组上鼓励他呢?还是在大字报上鼓励?
4、在鸣放中如遇有错误的言论，甚至是右派言论，是否要驳斥、辩论、批判？
5、鸣放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的政策措施，试问对自己过社会主义关的帮助是否会大?
6、在政治生活、方针政策的大是大非上经过反右斗争差不多都明确了，没有放的怎么办?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积极分子的急燥情绪，主要是对学习的目的、性质还不能真正理解。章文伦同志针对以上问题反复地进行了说明和讲解。主要指出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前是在帮助大家提高思想提高觉悟，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也通过这一教育运动，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并反复的强调了自觉的方针。(2)要提高思想提高觉悟就需要辩论。(3)要大胆鸣放，但也要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通过以上座谈，积极分子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工农速中的一个积极分子说，在这次座谈会以前，我对于这次学习不反右思想上搞不通，这次会议以后，我才明确这是由于我还没有全面的理解到这次学习的目的。
从这次座谈会可以看出积极分子的急燥情绪，是当前开展鸣放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要扭转这种情绪不是一次报告或一次座谈会能够完全解决的，必须要反复细致的进行工作。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28日
28日第一学部正式开学。上午由章文伦同志向全体学生作动员报告，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的特点，着重说明青年学生接受教育，提高觉悟，过好社会主义关的必要性；指出为什么要鸣放以及鸣放的目的和范围，号召学生大鸣大放；同时宣布约法五章。下午讨论报告，通过约法五章，同时开始鸣放。晚饭前，大字报已纷纷出现(具体数字另报)。
目前，总的情况是正常的。大部份学生的思想顾虑正在逐渐消除；积极要求过好社会主义关，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不少学生在小组会、大字报上提意见、谈看法，大鸣大放的气氛正在形成，但发展是不平衡的。
一类学生，经过27日晚上积极分子座谈会后，更进一步明确了这次学习的意义和目的，基本上克服要求反右的急燥情绪，较能自觉地鸣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针对个别人。这样，就缓和了紧张空气，消除了一部份人怕反右的顾虑，减轻了对三、四类的压力。这是促使鸣放气氛迅速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类学生表现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急燥情绪，坚决反右，急于批驳某些错误言论，以表现自己；另一方面又有顾虑，不相信党，怕反到自己头上。四中陈荣钊(团委委员，文艺思想上有些问题，曾作检讨)说：“既然有右派，就必须坚决反，不反迟早要暴露出来，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信看吧！”他的发言，得到很多二类学生的赞同。四中陈明生(二类)不相信这学习不反右，他举出乐山粮食局局长动员鸣放时说：“说错了我负责。”后被一右派分子质问的事例，证明：党是“多方引诱，长线钓鱼”。四中赵济生(二类)说：“现在喊我放，说出来是党的原则性问题，别人又一分析，分析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不是右派分子是啥!”四中王富中(二类)说：“我放出党的政策问题，怕当成典型整，如果在档案上再给我批两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三类学生，因为他们有过错误言论，顾虑虽在解除，但较二类为大，有的在会上谈出自己的思想顾虑，因而问题也开始露头。四中周显(三类)提出问题说：“究竟翻不翻老账，如果翻老账，我的账就翻不完。我对中苏关系、肃反都有看法。”他说：“肃反成绩是肯定的，但方法有问题，中国肃反虽然不象苏联那样扩大化，但确也冤枉了些好人。”工农速中罗忠毅(党员、三类)说：“过去放了，支部、班上对我都有看法，校值日也不要我当，现在我还敢放吗?”四中杨世华(三类)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的，只要的右派言论，就是右派分子，只有明右派和暗右派之分，如给我扣上帽子更可以监督我改造。”十六中李柏林(三类)情绪一直不好，听报告后，忽然生病，没有参加小组鸣放。
四类学生表现沉默拘谨，对不反右，不乱扣帽子，以理服人颇感兴趣。发言带试探性，流露出一种准备挨打或企图滑脱的情绪。这种情绪，积极分子越急燥的班组，就越突出。十二中黄德成(四类)原来认为这次学习，自己是被整的对象，并认为这次一定要拖出几个右派分子才得了事。听了动员报告后，他对于不反右，以理服人，不戴帽子表示拥护。但不谈个人看法，不提意见。四中李远耀(四类)在小组讨论到不反右问题时说：“青年学生不会死心踏地与党作对，主要是认识模糊，是非不清。”十二中陈国先(四类)认为大字报的火力大，为了减轻火力，他打算别人贴他一张大字报，他就在下面贴一张虚心接受的小字报，来缓和空气。
从小组鸣放和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数量比较少；属于学校行政、教师、班主任及学校工作方面的意见，比较多；也有学生纠缠同学之间的关系和男女问题。
为了继续解除学生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鸣放导向深入，领导小组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在学生中反复强凋要相信党、要下决心要求进步。要使学生坚决相信党是关心和爱护青年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要让学生认清目前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从而决心敝开思想，过好社会主义关。(2)向学生讲明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数人是敌我矛盾；讲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揭露缺点，改进工作，提高思想觉悟。(3)抓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并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通过召开三、四类学生座谈会或个别摆谈，摸清情况，具体解决顾虑。对有病的三、四类学生，不要冷淡，要关怀照顾，减少抵触。(4)鸣放可采取多种形式如设置鸣放意见箱和鸣放接待室。(5)在鸣放内容上，属于生活细节、男女关系和同学彼此间的意见，要尽量劝导不提；对学校和教师的意见不提倡也不制止；对于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的意见。应加以鼓励。对侨生的意见要特别注意控制，可以向上反映，但不能公开发表。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29日
28日第一学部动员报告以后，鸣放迅速形成高潮。在29日一天中就贴出大字报2828张，意见6289条(包括小组所提意见)，从鸣放的内容来看，最初更多的是揭露学校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包括对教师，班主任的意见)。29日午后，鸣放的内容开始深入，有较多的人鸣放党的方针政策及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方面的问题，如关于统购统销政策、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外交政策、为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上山下乡的措施、干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涉及到了。虽然问题涉及的面较宽，但还放得不透、从学生的情况来看，一、二类学生对方针、政策放得多一些；三类也放了一些东西；四类放得较少。从他们的顾虑来看，已大大减少。十六中康子文(二类)在小组会上鸣放了土改父亲被公审，因此对党不满，读书是为了准备报仇。十二中李惠芳(二类)说：“‘党天下’和‘政治设计院’我直到现在都同意，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都是党员，民主党派大家商量办事哪点不好。”四中周显(三类)已贴出了肃反意见的大字报，认为在肃反中冤枉了好人。十二中邹世重(三类)最初情绪一直紧张，晚上睡觉都惊叫，第一天未发过言，现在怕当右派的顾虑消除了一些，在小组会上说：“我同情‘党天下’，雅安农学院闹事我也赞成，统购统销不合理，我准备贴大字报”。十二中周维华(二类)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和地主剥削农民一样残酷，资本家还拿定息，对私改造太宽大了。”十六中郑成栋(一类)在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毛主席谈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在第二十五年计划内进行，我认为太保守，毛主席有等待的态度。我想是党中央的信心不够，还是对西藏的困难估计过多。”又谈到“香港为何不收回，万隆会议飞机失事的问题周总理只提出了抗议，这是否说明我们的国家有些软弱。”周登仁(三类)在座谈会上说：“我认为上山下乡提得太过份了，提得太早了。好象压倒工业化一样。这样的提法会在同学的心目中形成只有锄头，忘记了工业化，忘记了十二年赶上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与国家的方针不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鸣放正在逐步深入，要引导鸣放继续深入，学部领导小组研究必须抓住以下几个环节：(1)必须解除同学们思想上的顾虑。现在怕当右派的顾虑在绝大部份学生中已经消除，但还有少数四类学生仍然半信半疑，个别的甚至公开说：“明不反右暗中还是要反右的”。怕影响操行成绩，怕当典型的顾虑在各类学生中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2)必须进一步动员党、团员带头鸣放。(3)做好个别学生的工作，注意培养典型。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
1、召开了党、团员大会进一步动员鸣放。在解除顾虑方面反复的讲相信党和下决心要求进步。批判了“放长线、钓大鱼”的错误说法。对怕影响操行成绩的顾虑，着重讲衡量操行的标准根本的一条就是看他相不相信党，接不接受教育。对怕当典型的顾虑，着重强调锻炼。并强调了能否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共青团员，就要看能否过好这一关。
2、学校办公室编印了油印快报，报导鸣放动态，刊载大字报摘要，以推动鸣放深入开展。
3、增设鸣放意见箱、鸣放接待室，从多方面提供鸣放条件。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30日
(秘密)
30日上午第一学部对党、团员动员以后，鸣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截至30日晚上，已贴出大字报4245张。鸣放的内容更集中于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及国际时事方面的问题。暴露的问题比较前两天深透。在团内动员以后，三类团员显得很活跃，在小组会上带头鸣放，同时也带动了三、四类学生，特别是三类学生。鸣放的意见比较集中于以下问题：
(1)家庭出身杀、关、管、斗的学生暴露出对党的不满，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的对立情绪。十六中学生安应坦(二类)在小组会上说：“干部对地主子女的态度使我恨得很。我的母亲在土改中病死，如果不解放，母亲不会死。土改时我家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来，父亲说将来要把房子弄回来。后来父亲逃走了，我们几姐妹的生活无着，我才考入中学读书。我对地主阶级恨，但对爸爸总恨不起来。升学、入团都要谈家庭成份，真是倒霉了。”十六中学生郑成栋(一类)说：“土改时农民武装队进屋后就要我们出来，把母亲弄去打，母亲一哭，我们全家都哭，当时真是怨气冲天，不可形容。那时我想地主总杀不完，只要剩一个就要报仇。”十二中陈其芳(三类，父在土改中自杀)说：“土改斗地主很不人道，我的哥哥未满十八岁也要斗他，农民和干部是否违法?”又说：“发展团总得强调出身好，实际上是不够入团条件的，入团后比一个真正的同学都不如，没有入团的都是些出身不好的。”又说：“为何地主出身的人处处都要受不公正的待遇?”十二中文仲(三类)也说：“家庭出身限制了许多许多。”十二中邱宝妮(二类)一直很少发言，情绪苦闷，昨天在小组会上谈出自己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但总怀疑父亲不会那么坏，而且想到从今以后自己的一切都完蛋了，升学、前途都没法了。对党有敌对情绪。暴露得比较突出的是四中肖荣仁(四类，父被镇压)，他在小组会上说：“我就是敌视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我愿意生长在真空里。”
从第一学部学生的家庭出身来看(不包括工农速中)，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占46．83％，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的占19．08％。因此，对于党应不应该贯彻阶级路线，用人应不应该着重政治审查的问题，在相当数量的学生中是是非不分的。
(2)对党领导问题。据目前了解，已发现有四、五个学生在小组会上公开的说直到现在仍然同意“党天下”的说法。十二中黄德成(四类)在小组会上说：“党天下就是对的，以往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到处都是党、团员一手遮天，但是共产党偏偏不让提这个意见。我就认为“党天下”提得对，提了对共产党改进工作多少还是有点好处。说青年不爱国简直是冤枉，难道只有党、团员才爱国吗?在我们国家里，党、团员到处吃干，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又说：“我们班上就是以团代班，团支部书记什么事都管。”四中周显(三类)、十二中饶克诲(三类)都说“‘党天下’是事实，但是必要的”。
(3)对于民主自由的问题。四中李容熙(三类)说：“选举不民主，被选的人认都认不得。居民在人民公园选举，要别人举起手来，如果不举手就好象犯错误一样，“强迫别人选举就是不民主。”周显(三类)在大字报上说：“选举不民主，但就是需要这样不民主。”关于这类问题现在是冒头了，但还冒得不多。
(4)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报宣传的真实性及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四中周显(三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空话，是策略，不然怎么才把右派斗得出来呢?”十二中饶克诲(三类)认为“报纸报喜不报忧，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仍不免要东猜西疑。”四中徐惠芳(二类)认为“报纸宣传推广双季稻反而减产，因此，报上的消息很难相信。”十二中文仲(三类)说：“现在文学作品口号空洞，什么都是共产党万岁、英雄模范、幸福快乐等写实性薄弱的东西。反映党的错误就不行，如果是写实的就说是反党，那不是冤枉吗?我羡慕资本主义的文学，西方的文学比东方好，东方的(指印度、日本等)又比一般的民主主义国家好。解放前的作品比解放后好，翻开解放后的作品我都不想看。一般人都喜欢看《勇敢》，我就不喜欢。
此外，对于国际问题、对苏共党中央的看法、统购统销、生活是否改善等问题都放得较多。
目前，鸣放的情绪正在高潮中。比较有系统的、发议论的、长篇的大字报正在陆续出现。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积极分子又出现了新的急燥情绪，在别人发言时有些沉不住气。而四类学生中仍有部分保持缄默，不肯放出自己的意见。因此，领导小组决定要继续做积极分子的工作，同时进一步解除三、四类学生的思想顾虑，引导鸣放深入地开展。
成都市高中毕业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1月31日
31日第一学部已经形成了以大量鸣放方针政策为特点的第二个高潮。全天共贴出大字报1187张，计意见1541条，小组鸣放意见2663条，共计意见4398条，其中属于党的方针政策、政治生活方面的数量最大，共计1370条，占总数的31．1％。长篇的系统议论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多数三类学生在会上特别活跃。鸣放中露骨的反动言论和敌对阶级情绪日益明显。
一、二类学生经过反复的教育，急燥情绪基本克服，他们在新的鸣放高潮中还比较沉得住气，同时也有个别二类学生更进一步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因而带动了三、四类学生敢于大胆鸣放。四中李其元(二类)在小组会上系统地发表了对党、对新社会的看法和不满，他说：“农村的党员、社长象恶霸。”又说：“斯大林都有缺点，毛主席什么都对，我看不见得。”他还说：“党的政策不左就右，具体表现在‘三反’斗错了人，‘肃反’后不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上道德败坏的行为(未婚怀孕)政府不管，还不如解放前。解放前，还有舆论，解放后简直污得很。”又说：“新社会不自由，很多东西买不到，根本不算人民生活改善了。”并认为“党报过份强调成绩，不真实，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三类学生表现最活跃。据四中、十二中三个典型班的统计，25个三类学生中就有20人作了暴露，一般都暴露了自己的主要问题，少数人暴露较深入系统，超过原来掌握的材料。十二中一班陈其芳(三类，父亲被镇压)在班会上谈了自己对土改、粮食统购统销、整风反右、民族政策、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团员等七大问题的看法。她认为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是干涉内政。并说：“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既然苏联都可以出兵匈牙利，那吗帝国主义国家又未尝不可出兵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呢?”她反对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对地主、富农的斗争，并说：“反右斗争也要搞地主，我想不通。”
四类学生开始动了，个别的暴露较好。四中九班肖荣仁(四类，父亲青年党骨干，被镇压)他认为父亲不该镇压，因此，敌视共产党。他在会上很憎恨地说：“我希望共产党下台，我想到真空地带去生活。”又说：“新中国没有真正的平等，为啥要为工农开门?为什么收生80％要工农成份?为啥子共产党要歧视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对这些我都想不通。”四中朱介澍(四类)在会上大肆攻击我国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我们国家的新闻出版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可以发表言论，在我们国家只要和共产党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就要遭到禁闭。”还说：“我们国家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他准备大学毕业后留学外国不回来，如不可能就偷越国境出去。
第一学部的鸣放能够步步深入正常发展的原因，根据学部领导小组研究，主要是：(1)加强了对鸣放的领导，中学生的鸣放实际上是有范围的，不能放任自流，要细致地工作。要反复说服积极分子克服急燥情绪，自己接受教育，并带头鸣放方针政策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关心同学进步出发，鼓励别人鸣放。这样才能做好充分发动群众鸣放的工作。(2)鸣放高潮出现的规律是波浪式的，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质量高。因此，必须抓紧短暂的间隙时间，解除群众(特别是三、四类分子)的思想顾虑，酝酿和组织新的鸣放高潮。十二中一、三班在第二个高潮来到之前，作好了思想酝酿工作，结果放的时间短，质量高。(3)一面继续打消顾虑，强调要自觉暴露思想，一面培养典型，团员带头，特别是选择有思想基础的三类团员带头，对引导三、四类学生深入鸣放，这种作法收效很大。
目前，工农速中也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是：鸣放中出现了一股反领导的歪风，总是说速中领导官僚主义、没有为工农开门、没有贯彻阶级路线，这种歪风表现是(1)丑化领导，用大幅漫画、大字报对党总支副书记、副教导主任程瑞玉同志进行人身攻击，说程是“官太太”“大人”“神经错乱”等等；(2)提出呼吁，急迫要求上级领导机关(教育厅、局、川大、川师)负责人放下工作来听取他们的鸣放意见；(3)联名上书毛主席，发动二百余人在信上签名，向报社写信，私自打电话通知四川日报派记者到学部(四中)采访；(4)询问章文伦、刘惠群、程瑞玉同志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出身，质问他们站在什么立场?对工农的看法怎样?(5)少数学生对揭发男女关系很感兴趣，有的开始揭发。
为了防止偏向，把鸣放搞深搞透，第一学部领导小组决定：向速中全体学生强调鸣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重申这次学习的五条公约，讲明有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放的道理，同时鼓励大家继续深入鸣放。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1日
31日二、三学部正式开学。上午两个学部集中在十三中礼堂听动员报告，下午各学部分别进行了讨论。讨论前，两个学部都先后前往第一学部参观大字报。经过动员和看大字报，大多数学生对这次学习的意义和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鸣放的内容和范围。九中学生听完报告后，就贴出40余张大字报，截至晚上8时，二、三学部共贴出大字报2100余张，第一鸣放高潮已经开始形成。
二、三学部各类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顾虑，大体上和第一学部开始鸣放时学生的思想状况相同。
一类学生表现较好，通过积极分子座谈会，基本上克服了要求反右的急燥情绪，积极带头鸣放。
二类学生，多数人消除了怕当右派的顾虑，少数顾虑怕放了以后影响考大学，个别要求反右，有的人认为不反右学习就收不了场。
三类学生，参观第一学部的大字报以后，消除了怕放方针政策的顾虑。七中黄德昭(三类)说：“我对方针政策接触少，对大字报想不通，怕放了以后将来操行成绩受影响，看了第一学部的大字报，真是各抒己见，自己也就没得顾虑了。”二学部有个别对不反右有怀疑。八中傅齐京(反动的“奔放社”成员，三类)说：“在学校搞我还可以反驳，在这里搞就搁稳了。”
四类学生，不相信不反右，顾虑较大。发言带试探性。九中沈定远(四类)说：“看了一部分大字报有所启发，但是我还是有顾虑，怕说错。”不相信共产党说话句句都算数。九中贺心涵(四类)故作声明，表示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我什么都要放，即使我的言论与右派言论一致也不要紧，因为目的不一样。”七中刘鸿根(四类)说：“原准备放假回家，现在懂得了要改造思想，愿意在十六天内丢掉包袱。”
根据以上情况，二、三学部领导小组认为，应在鸣放的过程中，不断解除积极分子要求反右的急燥情绪，和三、四类不相信不反右的怀疑和各种思想顾虑。作法：通过召开以各类学生为主的座谈会，消除顾虑，鼓励鸣放。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2日
2月1日，第一学部第二个鸣放高潮正在上劲，鸣放在向深入发展。今天新贴出大字报499张，计意见609条，小组鸣放意见3276条，共计3885条。鸣放的问题涉及很广，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对私改造、整风反右、教育方针无所不包，而且气味很不对头。不少四类学生完全敝开，在班会上发言激昂慷慨，系统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敌对情绪非常强烈。带煽动性的言论和大字报日益增多。经过一天的鸣放，一些学生的政治面貌已完全暴露，原来各校政治排队的类别有所变化，主要是三类上升成四类。
目前，一、二类学生多数已经放透，有少数二类暴露还不够彻底，这主要是班上的发动工作，还没有做深做透。随着鸣放的继续深入，只要加强了工作，少数二类的问题是可以全部放透的。
三、四类学生，多数已经敝开。据四中的八个班统计，一、二类学生都已放透；三类82人，有71人基本放透；四类9人，仅1人未放，其余8人都放了，有4人还比较深透。四中六班董文虎(四类)父亲是原华大教授，“三反”自杀，董有杀父之仇。今天他很愤怒地在班上发表反动演说，他说：“新社会的权贵正在成长。”又说：“共产只叫人民生活提高了，提高!提高!提高的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老爷，是首长，人民生活被压在最底层。”董在发言时，情绪激昂，怒气冲天，使得一个三类学生为他捏把汗。七班叶德圣(三类)鸣放以后一直稳起，现在熬不住了，也在班上说：“‘五反’我家被斗争，这是国家没有钱了，想从资本家手里拿钱用。”又说：“我立志要好好读书，将来当了官才好报仇。”他攻击说：“党的政策不左就右，时而提高工资，时而又勤俭建国，最初发展工业，忽视农业，现在又来一个工农业并举。”他认为教授治校是正确的，内行就该领导内行，“平反委员会”提得对，共产党作错了事，就该平反，污蔑反右是共产党的阴谋。四班李远耀(四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矛盾，压制了文艺的发展。”又说：“中国没有自由，想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个贫困儿都不行。”恶毒地攻击新教育方针“压制了同学的求知欲，损害了人活着的自尊心。”
上午章文伦同志向速中的全体学生作简短讲话。指出鸣放要有领导，重申学习纪律，并鼓励大家鸣放。会后，一、二类学生大体平静下来。三、四类学生仍然不服气。包成君(三类)竞在下面公开说：“章文伦同志是右派分子，应该弄出来斗争。”三、四类学生活动的目的已日益明显，今天已经有人用漫画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吴富林(三类)画了一幅标题“在党的领导下”的漫画，下面画的是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画的后门就是死人、肺病。王冰(三类)写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市委组织部，说组织部发展党员只要是科长级干部，不管乱七八糟都吸收入党。但三、四类中有少数人开始戒备，怕太露骨了以后记入档案。
根据鸣放发展的情况，第一学部领导小组认为，目前鸣放虽已向深入发展，但还不够广泛，还没有完全放透。为了进一步引导鸣放广泛深入的发展，第一学部领导小组决定，由学部通知有领导的组织各种讲演会，凡是要求讲演者，向班主任报告，根据本人的意见即可组织大、小讲演会，估计鸣放在两天之内即可告一段落。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3日
二、三学部第一个鸣放高潮已经迅速形成。晚饭前，两个学部共出现大字报6027张(二学部3100张，三学部2927张)，从鸣放的内容看，涉及国家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意见逐步增多。据九中六班130张大字报中，属于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占22％，二中二班240张大字报中属于方针政策的40张，占15％。但各校鸣放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一中、十一中两个完全女中，学生的鸣放情绪虽然很高，但是鸣放的范围窄狭，主要的意见是针对学校行政和教师。
一类学生，急于展开争辩的急燥情绪开始出现，二学部的学生表现较突出。有的学生对三、四类以征求意见方式和大字报，急于谈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致使大字报未能贴出；有的学生沉不住气，对别人的批评意见急于分辩；有的小组长在掌握发言时，生怕离开中心(指方针政策等)，总是规范一下，结果造成紧张空气，增加了思想顾虑。
二类学生，打消了怕当右派的顾虑，但怕记入档案的顾虑仍然存在，一中十一中相当一部分人怕鸣放错误意见出来，会影响操行评语；有的怕升学就业有问题，还有个别怕说错了被同学“哄”。
三、四类学生，少数人开始露头，多数人的顾虑仍然很大。对不反右半信半疑，不敢以个人名义贴大字报。八中刘海全(四类)说：“总之不要走特殊道路，要有群众路线，别人提啥我就提啥，不得拐。”八中潘敏(四类)说：“要签名大家签，要振烂就大家烂。”个别班三、四类暴露较好。其中，个别四类已发表了系统的反动言论。五中三班8个三类和2个四类学生中，除一个三类外，都已初步鸣放出一些问题。五中二班陈心义(四类，父亲是右派分子)他准备出一张名为“想不通集”的大字报，此集的内容主要说：“阶级社会里，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各有看法，要应用超阶级观点，才能有真理。”还要质问毛主席，少数民族有狭隘主义是否执行民族政策有偏差。陈还在座谈会上说：“党提出来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是虚伪的。”又说：“毛主席发展个人威信，排斥朱副主席。”论据是：节日在天安门上观礼周总理和刘少奇同志站在毛主席两边。又说赫鲁晓夫搞宗派，把莫洛托夫放在蒙古去当大使。二学部上午召开了三、四类为主的座谈会，会上王玉珏同志再一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要求青年学生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消除顾虑，鼓励鸣放。
二、三学部领导小组认为，当前各类学生仍存在不同的问题和顾虑，鸣放的高潮虽然已经形成，但群众思想还不活跃，鸣放内容还不具体、不系统。为了进一下深入鸣放，必须反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目的在于关怀教育青年，帮助青年过好社会主义关，下决心改造思想。作法：(1)采取多种形式解除顾虑，鼓励鸣放。如座谈会、黑板报、快报、鸣放接待室、自由酝酿等。三学部还准备召开班主任会议，交流班领导鸣放的点滴经验。(2)教育一类学生，要和三、四类学生接近，不要疏远他们，对他们冷淡，以免增加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3)坚决制止点名揭发男女关系、道德败坏等偏向的出现。
此外，二学部还准备在一个班进行问题排队，摸索经验，以备各班参考。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2日
(秘密)
2月2日，第一学部鸣放的高潮进入了新的阶段，为适应鸣放深入发展的需要，采取讲演会的形式让三、四类分子系统发表其反动言论，以彻底暴露其面目。大字报和小组意见较前减少，全天共有大字报396张，计意见477条，小组意见3516条，共计意见3993条。午后7时半，由学部领导小组主持进行了全学部的讲演会。主讲人四中董文虎(四类)，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据我所观察的人民生活和民主生活；第二，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第三，教育方针在我国的执行情况(全文另报)。讲演内容极其反动，并捏造了大量“事实”，造谣惑众，恶毒地污蔑新社会，诅咒共产党，把新社会说得一团添黑，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说农村一个母亲被生活所迫，活埋了三个亲生儿女。骂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新官僚”“权贵”……等。他的讲演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支持和拥护。一张署名燕的条子上写道：“董文虎，不要慌，有条有理的慢慢讲，就这样讲很好，很成功，望更能讲得好些，祝大成功。”另有两张条子写道：“给我们的讲演者倒杯开水吧!”最后讲演结束，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董文虎的反动讲演，暴露了各类学生的态度，政治分野现已很鲜明。
一类学生，少数坚决分子非常愤怒，并坚信不是事实。十二中李崇实(一类)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几次要求班主任把董拉下来。四中周树山(一类)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不相信他说的都是事实。”但也有不少一类为董鼓掌。
二类学生的表现各有不同。真正二类学生对董的演讲半信半疑，动摇不定。十二中王小玲(二类)说：“有的事实我没有听说过，要求学校调查。”有的则认为讲得安逸，并认为董的知识渊博。甚至认为真正说得上是摆事实，以理服人。有的还表示赞同，十二中吕容(二类，可能上升为三、四类)说：“百分之九十我都同意，只有少数不符合事实。”他并打算收集材料，准备讲演。
三类学生点头称快，拍手叫好。十二中曾宪甫(三类)说：“都是事实，我都同意。他说的就是我班同学的总结。”十六中有一三类学生以称赞的口气说：“这人会讲话。”
四类学生，稳起不谈，不表示态度。主要是窥视动静，掌握火色，见机行事。
工农速中方面，部分学生对董的讲演表示同意和支持，该校少数学生揭露男女问题的偏向，仍然没有得到纠正，庸俗低级谈男女问题的大字报也有出现。医二长篇的大字报和漫画点名揭发该班一女同学宋咏常的男女问题，大字报刚贴出，宋就出走了，后被及时找回，经领导小组谈话后，情绪才安定下来。这类漫画、大字报也已收回。
董发表讲演后，部分四类学生反动气焰很嚣张，另方面，类似董文虎的人，并没有充分暴露。因此，鸣放还需要继续深入。其次，反动气焰越是大，积极分子越是沉不住气。如果积极分子稍一反击，中间群众必须转变，窥伺动静的四类分子就全缩回去。因此，决定再加一把火，向学生说明讲演会是一种很好的鸣放形式，鼓励大家彻底的放。方式上采取自由结合酝酿，继续鸣放。时间安排：3日上午各班自由酝酿，下午继续开全学部的讲演会。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3日
3日上午，第一学部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是四中董文虎(四类)制造出来的。董文虎在昨晚讲演会上，系统的发表反动演说后，做贼心虚，捏造事实说，讲演会上有人递条子，说他发表反动言论，要他下台。他认为这是压制鸣放。这件事情当即轰动了全校，不少学生为董愤愤不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和漫画表示“抗议”，要求追查压制鸣放的人，否则下午就罢鸣。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澄清是非，孤立少数，学部领导小组将昨晚讲演会上，递上来的所有字条交给董看，内中并无董所说的那句话，在事实面前，董无言对答，承认自己看错了。学部领导小组用大字报公布了有关当事人所说的情况，事实的真象始大白。下午继续开讲演会，会上有三个学生(原划为三类)讲演，内容较为系统，涉及面广。全天共贴出大字报209张，计意见232条，小组意见443条，共计675条。
第一学部领导小组认为，自从上月28日开始鸣放以来，截至3日，已经鸣放了一周，全学部24个班，共贴出6536张大字报，计意见7655条，小组意见15057条，共计22712条，大部分基本放透，个别班(十五中、十六中)稍差，还需要继续作工作。
根据绝大多数班基本放透的情况，学部领导小组初步确定，4日以后即转入专题鸣放。目前，必须做好两项工作：(1)重新进行政治排队，掌握鸣放后各类学生的变化。(2)根据鸣放出来的问题进行论点排队，确定各班辩论题目。由于这次学生鸣放出来的问题较多，范围很广，因此，必须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剩下问题留在回校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课解决。
在这次学习中，领导小组认为，主要应解决政治问题，立场问题，不可能批判五个主义。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党的领导问题。要辩清党的领导是不是“党天下”；党的性质，共产党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是不是“新权贵”，是不是在腐化。第二，敌我界限问题。对历次运动的看法和估计，要不要阶级立场，如何看待人民民主专政等。第三，民主自由问题。主要是要不要民主集中制，有没有言论自由。第四，农村问题。即工农生活，城乡差异和“贫富悬殊”等问题。
工农速中，主要辩清两个问题：(1)关于党是不是贯彻了阶级路线，是不是为工农开门?(2)速中和学校的领导干部是不是一团糟?
作法上：围绕中心问题，结合各班情况，找出重点，提出具体题目，以班为单位进行专题鸣放和辩论。同时，大字报辟专栏，使同学有广泛发表自己意见的地方。在小组和各班争辩的基础上，举行讲演会对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大会消毒。对反动言论，作为典型思想，认真在群众中加以批判。号召学生积极参加争论，继续大鸣大放，各抒己见，思想交锋，热烈争辩，分清是非。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也勇于接受真理，修正错误。
二、三学部的鸣放情况，截至2日止，两个学部共贴出大字报13277张，计意见15490条，小组意见7407条，共计意见22897条。从大字报的数字和意见的条数来看，鸣放的高潮来得更快，但鸣放的内容还不够深透，群众思想还没有充分暴露，各类学生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敝开，积极分子带头鸣放不够，三、四类学生还存在着不少顾虑。
一、二类学生，有的认为没有什么可放了。三学部有的学生要求展开争论，或解决同学之间的问题。十四中蒋国民(二类)说：“我们的意见不多了，要求学部领导开导。”十四中吴锡恩(二类)认为当前鸣放主要是解决班上的问题。二学部二类的学生显得特别活跃，但还有些顾虑，发言不肯定，问题不具体。李文贵(二类)提出问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分占了德国，是否是侵略德国，如果不是为什么苏联还不撤兵?”有的同学问：“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宣扬唯心主义，为什么他们的科学最发达?”
三、四类学生的顾虑尚未打消，想放但又怕“挨整”。八中吴刚(团员，三类)先在小组上问可不可以放，后来在大字报上提出问题：为什么党一定要领导文艺?为什么政治是灵魂?三学部有的三、四类学生，也急于要求展开争辩，目的在于转移鸣放的方向。二学部直属亲属被杀、关、管的学生，思想斗争很激烈，想为亲人喊冤，九中李竹英(团员、三类)父亲在肃反中自杀，李过去一直不向组织交待父亲死的原因。最近，她写了一张标题“我对名山县粮食局的控诉”的大字报(未贴出)，还要求在会上控诉。
为了进一步深入鸣放，二学部准备通过小型座谈会，针对三、四类学生思想上存在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打消顾虑，鼓励鸣放。三学部准备在开展鸣放较好的班级，培养典型，主要是抓已经露头的三、四类学生，突破一点，带动全面。
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4日
(秘密)
“造成声势、深入鸣放”
2月3日，第二学部鸣放出现了乌云满天的局面，以方针政策为中心的鸣放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天共贴出大字报2395张，鸣放出的意见3218条(包括小组及其他形式)，其中有关方针政策、政治工作、党团组织、国际问题的1872条，约占58．1％，大字报和内容大量是“黑色”的、反动的。目前各类学生的政治态度已经鲜明。第一类的学生有的垮了；中间群众大部动摇过去，落后学生得意忘形，真正的第一类学生在大风浪中经受住了考验，沉住了气，未进行反驳。
这把烈火是从九中四班烧起的。上午0时后，九中四班一次就贴出大字报100余张，其中有一类学生五人，内容涉及社会制度、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文艺方针、新闻事业、党团组织、工资改革、政治工作、上山下乡、毕业出路、整风反右、中苏关系等各个方面。攻击社会制度“不民主”，许多政治运动搞得“糟”“三反五反是吊打出来的，肃反是断章取义，反右是拉拉扯扯出来的。”又说：“党不能代表人民”党团员是“暗探”是“秘密警察”。认为“上山下乡是三面机关枪，逼着青年无路可走的毒辣手段”，“新闻不自由”，“报喜不报忧”。更恶毒地诬蔑“整风是手段反右是目的”，目的在于削弱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描绘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几顶“帽子”，是“教人学会扯谎”。又说“解放前是崇美，现在是崇苏。”说工资改革是“水涨船高”等等，九中贺心涵(四类)伙同班上部分学生到处兴风作浪，向九中各班一一介绍鸣放经验时说“鸡毛蒜皮没搞头，要放就放方针政策，党什么都不好，就是大鸣大放好。”六班张进桥(四类)听了介绍后说“这下我要彻底放了”，他一连写了十五张反对意见的大字报。二类学生在大风浪中头脑发烧，感到过瘾鼓掌表示欢迎。午饭后九中四班鸣放园地摩肩接踵，拥挤不通，热闹异常。其他学校分班的组织了参观，举行了座谈，据统计，全学部27人四类大部分放了，晚上有些四类学生不仅在校内而且到其他学校去串联。
从鸣放的内容看，许多反动露骨的东西已经出现。骂毛主席是皇帝，赫鲁晓夫是独裁者；有的要控诉“沉冤莫白”、“要报父仇”，叫喊“不自由”“不民主”；“班会、团会简直形成审判追逼积极分子的会”。骂积极分子是“狗腿子”，“要质问党中央”“质问国务院”。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降低薪水，理由是“为人民服务，就只吃饭不拿钱”；认为苏联对中国是侵略，宣扬美国有民主，科学发达；公开支持“党天下”“拥护教授治校”的右派言论，据初步分析，全学部十九个班，有十个班已是乌云乱翻，其特征是：三四类学生很猖狂，二类学生大都动摇过去，部分一类倒甲丢戈。有七个班(包括六个女生班)虽然拖出了一些东西，但尚有顾虑怕丢面子，怕拿来评论等等。因此尚未完全敝开。一般说来，动得好的班，主要是由于领导深入，肯想办法，组织发动工作比较具体细致，但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部分班主任认为学生已经放得差不多了，认为三四类学生工作不好搞，怕困难，认为班上没有四类或认为女同学没有什么放的。有的班主任受了批评，沉不住气；这些都是影响深入的重要原因。
这个局面的出现，学部领导小组和各班主任进行了分析，认为形成这个以方针政策为中心的鸣放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大鸣大放的空气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一、二类学生的思想已充分发动，三、四类学生急于要求要放，真正是话到口边，“不说心头发痒”，要求吐得痛快。学部领导小组指出当前的问题是加强工作，要求在本日内促使第二个高潮的出现。
学部领导小组认为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能够很快地形成鸣放高潮，其原因有：(1)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和性质，强调相信党，自始至终注意解除顾虑。学部一方面从思想上解除积极分子的急燥情绪；一方面又召开了三、四类部分学生座谈会。会上一面鸣放，一面解除顾虑。这种作法在学部取得经验后，再分班贯彻。(2)通过参观大字报和鼓励贴大字报，造成鸣放的气氛，同时加强了培养三、四类学生中的典型，以推动全面。(3)为鸣放方针政策高潮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办鸣放报，设置接待室，各班解除学生顾虑、发动鸣放的经验，强调自由结合，独立思考，通过大字报造成声势。
目前学部领导小组认为必须继续深入大鸣大放。当前的任务是：(1)领导思想要赶上形势，千万不能有保守思想；(2)目前处于大变动中学生中已经产生新的分化。必须重新排队，对各类进行政治审查，对真正的一类学生要稳定他们的情绪；(3)继续贯彻既要放手，又要领导的精神，把全部学生鸣放的注意力引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上来，控制以个人生活琐事转移目标；(4)抓紧整理材料工作；(5)严格生活制度，防止出事；(6)揭破谣言。
第二学部办公室1958年2月4日
4、5两日，二、三学部鸣放进入新的高潮，举办了“自由论坛”式的讲演会。目前情况是黑云乱番，邪气上升，学生思想混乱，四类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这个高潮的特点是：在四类分子的压力下，不少一类分子垮了，有的中间群众支援很厉害，其中有的团员举起白旗。二学部16个班统计，96个一类学生，垮了39人，占40．6％。三学部一中58级二班支部书记孙人风，在三、四类学生的追逼下，泄露了团内的政治排队情况，承认了“同学有等级，团员有等级，支委有等级。”一学部四中58级五班副支书骆志诚叛变，当反动分子攻击团干部是陈老师(政治教师)的狗腿爪牙时，骆说：“这是正确的，我过去是陈光表的狗腿，爪牙，现在才是真正的人。”斗争中少数坚决的积极分子，虽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但仍坚持立场。二学部几乎每班都搞了以三、四类分子为骨干的油印报，刊登了各种错误的反动言论。还有六人学生组织自发的小集团，名为“想不通”，先后改为“海涛”“猛进”小组。四、五两天，二、三学部共有17人讲演，系统的反动言论端上了讲台。
以各学部汇报的鸣放情况中，看出少数党员校长右倾思想很严重，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二中校长杨仲清(党员)告诉学生：“这次参加学习，去识别香花毒草，这是一次考验，党有些时候对党员也不打招呼(大意)。”十五中校长潘济雍(党员)，动员毕业班学生参加学习时说：“你们这班在学校一直表现很好，这次出去也一定要保持你们的荣誉(大意)。”七中有个别班主任，学习前对学生说：你们的言论都要记在我的本本上，政治鉴定要跟你们一辈子，这次学习至少要抓四个(指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中董校长，把事前政治排队的工作，交给没有经过考验的一类学生去作，该校二班团支书孙人凤，在班上公开泄露排队情况，致使我们陷于极大的被动。上述这些情况，增加了学生对党的怀疑，成为鸣放的障碍，这些班级一直鸣放不起来，虽再三动员，但改变不大。
鸣放越深入，分化越明显，斗争也越尖锐。目前一、二学生甚感压抑，有的逼得哭，有的要求迅速展开斗争。三、四类学生特别活跃，有的相互串联，相互支持，有的气焰嚣张，叫嚣申冤或复仇，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五中许怀智(三类)父亲恶霸地主，被镇压，认为父亲是好人，不该镇压，因而仇视党，在讲演会上声泪俱下，控诉工作组干部。并说：“我虽然评的是甲等助学金，政府也发给我棉衣，但是我并不觉得共产党在关怀我，对我好。”最后，高呼要为父亲申冤。五中肖贻谋(团员、三类)在发表论民主的演讲时，说我们国家没有民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很荒唐。攻击和平解放台湾是“周恩来 下的官僚主义，是出卖中国人民的主权。”三中余瑶芬(三类)对党有刻骨的仇恨，她在会上说：“人与人之间是尔虞我诈，周围没有好人，都是些没有人性的禽兽。”要冲破黑暗，不怕坐监，不怕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八中有学生在大字报上高喊“战争万岁!”此外还有不少的反苏言论，和大量的属于资产阶级五个主义的东西。目前，仍有少数四类学生火色拿得很老，直至现在还没有动。
目前的问题是掌握火候，反复提倡各抒己见，独立思考。减轻压力，教育积极分子要沉住气，同时，通过三类分子发言影响，带动四类，再摸一些情况。估计再过一天，基本鸣放深透，需要转入专题鸣放和辩论的阶段。
成都市高中毕业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6日
4日上午，一学部继续举行讲演会，四中二班方益民(原划三类，群众)作了露骨的、反动透顶的长篇发言以后，在学生中的政治分化愈加明显。一类学生再也按捺不住火气，摩拳擦掌，准备驳斥。二类学生大部分清醒了，亦想反驳，如十二中的一些同学说：“方益民比我们学校的右派分子成光武还坏。”二类中有一部分思想搞乱了，表现出无所适从和观望的态度。三、四类学生有些紧张，特别是放得较多的四类学生，思想上疑虑更大。有的四类学生说：“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了，究竟如何明日才知道(指第二天如何转)。”有的说：“硬是上钓了”“共产党欺骗我们，长线未放完，大鱼就钓起来了，昨晚做梦都梦到钓鱼。”甚至还有的已准备了挨打，准备作检讨等。四类学生的紧张情绪，还表现在对积极分子的攻击，十二中黄德成(四类，群众)在会上质问积极分子李崇实为什么不放，李说：“我放嘛!第一，斗争地主是应该的，我斗争过地主，我咋个会有你们那些看法呢?第二，“三反”“五反”搞得好，不法资本家该斗争。”有的四类分子想滑脱，急忙承认自己错了，并要求查看记录。放得不多或基本未放的又有侥幸心理，仍然不露声色。
针对以上情况，在5日上午第一学部作了转入专题鸣放的动员报告，报告中对前阶段作了简要的总结，并针对同学中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顾虑，进一步阐明学习的目的、学习中应抱的态度和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对于辩论的范围、主要论点以及鸣放形式等，也作了明确的交待，并重申了约法五章。动员报告后，各班分别召开了积极分子和三、四类学生的座谈会，进一步解除顾虑。部分班级开展得较为成功，因而三、四类学生在会上谈出了心里的话。如陈其芳(三类，群众)说：“昨天我看到好象要转了(指反右)，心里怕得很，因为自己放的东西多，但我今天听了报告以后，又结合这一段时期党对我苦口婆心的劝告，现在我没有丝毫顾虑了，我深信这一点：只要听党的话，总不会吃亏，我把党看成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不会整自己的儿女的。”文仲(三类，团员)说：“以前鸣放的时候，我只想到要求进步，所以也就毫无顾虑的谈了，我简直没有想到下学期还能不能在十二中读书?昨天回家去妈妈问我，我说我已放了，妈就骂我，我对她说：‘妈妈你不知道你儿子的思想已发展到怎样严重的地步了，党对我们是关怀的，我就是要谈。’”甚至四类学生黄德成也说：“说老实话，我就是没有放完，象‘党天下’这个问题，我就有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观点，这次我愿意谈出来，在真理面前我愿意低头，真理拿出来我就屈服。”并且他们还表示，要用行动去影响别人，把鸣放高潮掀起来。四中一班唐德林(三类，群众)说：“谁驳倒我，我就服，驳不倒，我就不服。”二班方益民说：“应该积极辩论，辩不通了就下去准备再来。”从这些班的情况看来，辩论是能够很好开展起来的。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三、四类学生的顾虑并没有全部消除，如有的怕坚持了意见说自己老顽固，有的还想草率收兵，逃避争辩，要求领导上把意见归纳起来，讲一讲就解决问题了。
根据以上情况，为使在辩论中能够继续鸣放，形成争论高潮，第一学部领导小组认为：(1)必须继续克服积极分子的急燥情绪，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同时必须教育积极分子相信绝大多数同学，帮助绝大多数同学进步，形成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空气。(2)继续解除三、四类学生的顾虑，强调口服心服，踏踏实实的进步，让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放出自己系统的论点，使争辩能够深入开展。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6日
辩论参考提纲
(1)有人说：现在的大小单位都有党员做头儿，党、团员一手遮天，到处马干吃尽，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党天下”吗?这种说法对不对?
(2)“党的高级干部有特权思想，生活待遇特殊，仗势欺人，这不是‘新权贵’是什么?验难道这不是党正在腐化的标志吗?”你的看法如何？
(3)“共产党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压制群众揭露阴暗面，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党和群众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不是事实?
(1)“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是残酷无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冤枉了许多好人”这种看法对吗?
(2)“现实礼俗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歧视，工农出身的子女前途光芒万丈，剥削阶级的子女前途暗淡无光。”这是不是事实?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策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手段，这种说法对不对?
(1)“我们国家的制度是民主的形式，独裁的内容”，这话对不对?
(2)我国选举制度是不是有不民主的地方?等额选举(候选人数与提名数相同)是否不民主?事先提出的候选人是否不民主?
(3)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骗局?我们国家是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
附：(1)有人说：“宪法规定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又不准搞大民主，这是矛盾。”(2)“宪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但办刊物又要有党的领导，这就是矛盾。”(3)“新闻报导限制太严，反映又不真实，只谈成绩，不谈缺点，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4)“在现社会中，青年没有理想和个性自由。”(5)“现实社会中盲从多了一些，坏的也说成好的，昧着良心说话，虽然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骗局”。这些说法对不对?)
(1)有人说：“党不关心农民，城乡物资分配不合理，农民生活苦。”你的看法怎样?
(2)有人说：“农村干部作风恶劣，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是不是事实?
(3)统购统销搞好了还是搞坏了?
附：工农速中讨论专题(速中除结合本单位情况，辩论经上专题外，还可以辩论以下几个专题)：
(1)党中央是正确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教育部门是否贯彻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
(2)速中是否一致团结?速中的领导是否官僚集团?
(3)服从中央，但不服从基层党组织是否正确?不服从基层党的领导，能不能叫服从党的领导?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 7日
6日，第一学部开始专题鸣放和辩论。在公布的四个大题目中，学生主要针对是不是“党天下?”“党是不是新权贵?”“土改斗争是不是过火，对地主是不是不人道?”及“工农生活是不是悬殊?”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争论。从辩论的情况看，群众思想还没有交锋，鸣放中还缺乏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争辩空气。积极分子由于水平不高，加上急燥情绪，辩论中说理少，帽子多。二、三类学生不敢谈自己的真实看法，嘴里一边倒，心头不服气。十五中晋亚华(三类)说：“今天的讨论，群众都那样说，我心里本来不服，但只有跟到群众走才对。”又说：“现在只有越小心谨慎越好。”四类学生，开始辩论后，就打退堂鼓，敲收兵锣，企图改变问题的性质缩小问题的范围。过去说党是“特权阶级”“新权贵”，现在说成是“新权贵思想”。但也有的四类学生仍很坚决，四中方益民(四类)坚持自己的看法，说：“毛主席是最大的个人野心家”，他对其他同学的批评，认为是“不值一驳”。四中董文虎(四类)还回避辩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批驳他的大字报，董说：“我看什么，以后扣几顶帽子就行了。”
根据以上情况，一学部领导小组认为，目前应首先解决思想问题。当前的思想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1)积极分子的急燥情绪，空洞的扣帽子，不作具体分析；有的追目的动机，问“居心何在”，有的比喻不恰当，说：同意“党天下”的人是“储安平二世”。(2)二、三类学生解除了反右的顾虑，但又产生了顾虑。就是怕问题搞大了，怕辩驳。因此，有的班还没有找到与之辩论的对象，在作法上：7日上午，由学部统一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什么要强调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道理。同时，指出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随便扣帽子是不对的。在步骤上：首先要弄清事实，辩清是非，之后再分析到根源和立场问题。在方式上：辩论应该是班会或学部。提倡自由结合，互相酝酿，大家凑论据，找材料。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各班还必须作好三件具体工作：(1)组织辩论队伍；(2)弄清论点、论据：(3)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组织辩论。要把辩论搞好，必须加强领导，搞辩论比搞鸣放更困难，要求所有的各班负责人，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应该更加细致深入，要和积极分子一道参加辩论，并在辩论的过程中提高自己，防止草率收兵，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辩透。
二、三学部第一阶段鸣放，也在6日结束，从7日起，分别动员，转入专题鸣放和辩论阶段。
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7日
7日午后，领导小组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出外调查材料、组织学习报告以及转入专题鸣放后，如何领导开展辩论等三个问题。而主要研究的是第三个问题。
第一、出外调查材料问题。这次大鸣大放中，少数四类学生在散布大量反动言论的同时，还捏造了不少事实，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蒙敝群众，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学生群众，领导小组认为，除了从道理上加以驳斥外，还必须进行调查，弄清事实的真象。为此，决定由学部指定专人组成临时调查小组，在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领导下进行工作，由于这次学习时间短，暴露的问题多，涉及面广，调查材料只能选择情节严重，对各学部有恶劣影响的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据各学部初步提出，要到外县调查的13件(分布7县)，在本市调查的8件。外出调查的经费由教育局开支；介绍信一般案件用团市委名义，个别的通过市委组织部介绍。
第二，专题鸣放和辩论以后，请市委宣传部郑瑛、肖菊人同志作报告，主要通过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次无产阶级观点立场的教育，同时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一个大问题辩论结束后，由各学部自行小结。
第三，关于领导辩论的问题。第一学部转入专题鸣放以来，走了一段弯路。由于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存在着要求继续鸣放的想法，没有集中精力加强对鸣放的具体领导，因而辩论起来不热烈，争论少，其次，有的班级辩论题目出得不好，过多过细；再次，各班缺乏独立作战的指挥员，骨干缺乏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空洞的帽子多，就事论事，辩论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这就给开展系统的辩论带来了困难。
鉴于第一学部在专题鸣放中存在的问题，领导小组认为：二、三学部在转入专题鸣放以后，领导思想必须集中精力应放在领导辩论上，通过辩论对毒素最大的反动言论进行消毒，题目不宜过多，但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辩深辩透。在充分作好准备的基础上，组织大会辩论。同时，要指定专人负责整理论点，组织辩论。此外，辩论过程中，还可以开展一些生动的活动，如图片展览，实物展览，拜访等。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7日二、三学部开始转入专题鸣放和辩论阶段。在第一阶段的鸣放中，两个学部共贴出大字报29046张，小组和其他形式鸣放意见14570条，在自由讲坛上讲演的32人(二学部15人，三学部17人)。二学部还有11个班，学生自己办了油印的鸣放小报。
第三学部在7日上午，向全体学生作了第一阶段鸣放的小结和转入专题鸣放的动员报告。动员后，一类和部分二类学生感到满意，表示欢迎。十三中刘励中(一类)说：“前一阶段我有不同的看法，但不敢提，怕别人说我阻碍鸣放，现在我可以说话了。”有的二类学生积极收集材料，组织论点，准备批驳反动言论。有的二类学生原来思想上有顾虑，怕反右，怕当典型，听了动员报告后，完全消除了顾虑，表示要把自己的问题摊出来。七中刘成金(二类)说：“第一阶段我是拖泥带水走过的，感到很难过。今天听了报告，真心相信党是关怀青年的，第二阶段我要好好地谈问题。”部分三、四类学生听报告后，相信不反右，情绪安定表现轻松。一中邓志云(三类)说：“过去很担心，自己放了那么多，明说不反右，晓得以后反不反呢?听了报告，才放心了。”但仍有部分三、四类学生，有顾虑，对不反右抱怀疑态度。听报告后，有的开始撤退，企图滑脱，有的大肆攻击积极分子，企图转移目标。十三中一班的三、四类学生提出：“那些假积极分子又要出来唱正气歌了。”并威胁说：“未鸣放过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辩论。”少数发表反动言论较多的四类学生，表现心神不安，思想顾虑特别大，甚至倒咬学部领导一口。五中二班陈兴义，刁敏(均是四类)等人，气势汹汹地质问学部领导说：“原来章文伦同志在动员报告中说不戴帽子，为什么赖祚隆同志的报告又是不乱戴帽子?”并无理质问学部领导：“反右和不乱反右的区别，说学部领导耍手段。”陈兴义(四类)竟恫吓学部说：“你们可以给我帽思想帽子，但不能戴政治帽子。”
为了使辩论真正开展起来，第三学部领导小组认为，首先必须使各班领导明确在专题鸣放和辩论中，应坚持贯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防止积极分子空洞扣帽子的急燥情绪。其次，继续解除三、四类学生怕批驳的思想顾虑，安定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大担坚持自己的见解，勇于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对于错误思想严重，而愿意积极要求进行的少数三、四类学生，要诚恳地帮助和关怀。此外，学部召开小组长会议，交待下一阶段的作法。
第二学部在8日上午，作第二阶段专题鸣放和辩论的报告。事前学部领导小组对辩论的问题和步骤、作法进行了研究。第二学部领导小组认为，辩论比鸣放更为细致复杂，由于辩论时间短，辩论题目不宜过多，多了就难以辩深辩透。因此，准备着重从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立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各班根据具体情况，拟定具体的辩论题目。辩论形式，在班会辩论的基础上，组织全学部的大辩论会。同时，开辟专栏贴大字报，并辅以电影和图片展览。此外，辩论中应注意几个问题：(1)专题鸣放和辩论开始后，主要是消除一些反动言论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要反复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怕论战。(2)加强领导，强调辩论要有领导的进行。辩论过程中，大胆使用积极分子，充分发动群众，领导要主动、放手、大胆，迅速争取中间群众，形成争辩的热潮。(3)防止急燥情绪和草率收兵。
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9日
第一学部的文艺问题辩论会
第一学部于8日上午举行了一次小型辩论会(自由参加，约100人左右)，由省成12中学生文仲(三类)主讲“我对资本主义文学的看法”。参加者大部分是三、四类学生。会上对文仲的以下四个论点进行了辩论：
1、资本主义文学写实性强烈，能够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社会主义文学不能揭露阴暗面。他说：“社会主义文学都是千篇一律口号空洞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啥子都是共产党万岁，劳模和勋章。只敢唱前进的歌，赞美的歌。我看了资本主义的文学和影片后，就很想唱：‘我们这里没有春天，我们这里没有太阳’”。
2、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没有创作自由，只能写“钢水沸腾”“生产指标上升”受拘束很大。
3、西方文学比东方文学好；革命前的文学比革命后的文学好；资本主义文学比社会主义文学好。
4、社会主义文学没有前途，资本主义文学前途远大，我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学。
辩论中除曾国芳(三类)一人公开支持文仲的论点外，多数是反驳他的论点的。而三类学生中反驳文仲的同时大量的暴露了自己的糊涂观点，有的虽在反驳，实质上是在支持。如4中罗明远(三类)是以反驳文仲的姿态出现的，而他却为文仲所说“今天没有好作品”找了许多根据，许多人对于今天的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阴暗面弄不清楚。还有一些人在会上卖弄自己的书读得多，大谈其写作技巧。一类学生李崇实、路廷廉等对文仲的错误论点批驳得比较深刻。他们不仅对文仲所提出的四个错误论点辩清了是非，并且还指出了文仲如何会有这些看法。指出了文仲的观点、立场、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指出了文仲如果不及时猛省，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前途是很危险的。最后省文联黄丹同志还在会上讲了话。
在辩论开始时，有人提到文仲的问题不是一个对文学的看法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的问题。文仲不服，起来申辩。但在李崇实、黄丹等同志发言后他表示心服了。他说：“我通过今天的辩论，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提到的立场和感情问题，我确实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工农感情，这是立场问题。”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要求老师和同学多多给予帮助。
多数同学对这次辩论会的反映很好。一、二类学生说，这次辩论充分体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弄清了是非，帽子扣得恰当。部分三类学生提到立场观点仍然感到抵触，认为李崇实等书读得不多，只拿空帽子扣人。四类学生黄得诚说：“文仲倒好过关啊，他是团员!”
通过这次辩论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体会：
1、论点要明确。在辩论会前我们组织了部分参加辩论的人听主讲人试讲，发现他逃避了主要论点只谈对资本主义文学的看法，不谈原来对社会主义文学所持有的观点，企图把辩论引向学术性的探讨。因此我们就把大字报上，鸣放快报上的文章和小组会上的发言归纳出几个主要论点交给参加辩论的人作准备，这样就使问题的焦点突出，便于展开辩论。
2、要训练好积极分子。这次辩论训练队伍很困难。首先是没有小组辩论的基柮；其次是缺乏依靠的骨干(因为是自由参加，参加的多系三、四类学生)，所以直到开会前才发现发言的人多数是偏重于学术性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才临时组织了积极分子加以训练。这些积极分子就成为辩论中的骨干。
3、充分准备，摸清对方的情况和群众的情况。弄清楚哪些人是支持他的，他本人想从哪些方面辩论，帮助积极分子进行准备。
4、在辩论中一定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事实要摆得充分，要进行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做到使一般群众都心服口服。
从整个学部的情况来看，目前已普遍展开了辩论。工农速中辩论得比较好，他们辩论的中心是：“面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经过辩论：多数同学都已认识到各级党组织和教育部门都认真的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在贯彻中当然也存在着缺点。对于55年停办速中和57年开办速中的措施经过辩论后也一致认为是正确的。对于大学招生录取标准应不应该严格的问题通过辩论后多数人也认识到是应该的。在弄清这几个问题的基础上，有些同学已初步的检查到自己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立场。
16中和12中五班也辩论得比较好。在辩论中反映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四类分子坚持错误观点的情况。如4中二班方益民承认了一些问题是错误的，还坚持一些错误论点。
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方站不住脚，把他拖出来后，他能够接受批判。如对文仲的辩论。
第三种情况是想滑脱。如董文虎、黄德诚(都是四类)。
从总的情况来看，四类学生仍然十分嚣张，部分中间群众还有些是非不分。因此对于四类的反动错误言行必须在群众中深刻透彻地进行批判。
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9日
辩论的情况和问题
经过六、七天的大鸣大放，三个学部共贴出大字报36182张，小组鸣放意见31663条，有37个学生(一学部5人，二学部15人，三学部17人)分别在各学部发表了讲演。另二学部有学生自办油印鸣放小报11种共出42期。
在鸣放基本深透以后，各学部分别在2月5日、7日、8日转入专题鸣放和辩论阶段。由各学部领导向全体学员作动员报告，小结前一阶段鸣放情况，指出深入的方向是开展专题鸣放和辩论，重申约法五章。动员后，各班围绕党的领导，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估计，民主与自由，农村问题和经济生活等四方面的问题，结合本班具体情况，开始辩论，中心是解决学生的政治立场问题。
转入辩论后，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没有形成强大的声势，一些班级还是正气不张，四类仍很猖獗。对于辩论，一类学生早就在准备反驳，所以情绪很高，但感势孤力单，信心不足，往往支身上阵。二类学生，中间群众，对辩论抱旁观态度，说“这是班上两个集团在斗争”。对问题澄清了事，心肠软，不能或不愿分析观点立场；怕过火，很注意方式强调和风细雨。三类学生，不愿意辩论，怕接触自己的问题，对于某些稍微粗暴的批评，很愤慨，大嚷大叫，“气味不对头”。四类学生总的是退却，手法有三：(1)大化小，如骂党团员是暗探的，现在把“暗探”解释为“侦察兵”；(2)不认账，说“这不是我放的”，或“我放的都是假的”；(3)转移方向，把辩论往小事情，或二类同学身上拉。个别四类，没孤立，仍继续放毒，猖狂反扑，甚至威胁群众。
在鸣放结束以后，重新进行了一次政治排队。数字不完全准确，分类不一定妥当，看来四类比例过大，但总的趋势是一类二类学生大量减少，三、四类学生增多。
第一学部 1077人
学习前 学习后
第一类 198(18．38％) 137(12．7％)减少61人
第二类 656(60．9％) 620(57．5％)减少36人
第三类 201(18．7％) 260(24．6％)增加59人
第四类 22(2．02％) 56(5．2％) 增加34人
第二学部 972人
学习前 学习后
第一类 96(8．9％) 76(7．9％)减少20人
第二类 714(73．3％) 523(54％)减少191人
第三类 135(13．7％) 259(26．7％)增加124人
第四类 27(2．8％) 110(11．4％)增加83人
第三学部 922人
学习前 学习后
第四类 26(2．82％) 67(7．27％)增加41人
在重新排队的同时，在一、二学部发现了一批小集团。
四中五班：以王世贵(四类)为首的小集团约四、五人。由王暗中支持团支委骆志诚(原一类)、张静姝(原一类)出面在班上制造混乱，说班上有宗派小集团，要求1、撤消政治教员兼班主任(党员)，2、张联华(党员校长)要退出教育界，3、章文伦(学部负责人)应公开检讨。
十二中一班，以黄德诚(四类)为首的小集团约四、五人，黄暗中进行串联，和三、四类形成一气，辩论中转移目标，哄会议主持人和班主任。
九中六班，由三、四类学生四人，组织有“看不惯”小组。
九中二班，由三、四类学生九人，组织有“猛进”小组，该组原名“想不通”。
九中二班，另有6人组织成“海涛”组，有五人组成“大胆放”组，他们的活动仅写大字报。
转入辩论阶段以后，各学部虽然作了不少工作，如训练积极分子，团结中间群众，扶持正气打击歪风，进行政治排队，论点排队，组织中小型辩论，派人外出调查对证材料等等，但总的看来，辩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一类分子有的腰杆不硬，缩手缩脚。中间分子变化不显著，有的还不敢向我们靠拢。三、四类分子有的还比较嚣张，反动言论还远没有驳倒。这种情况，经市委宣传部指示后已有显著扭转。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从领导思想上检查，当时不明确辩论阶段应以消毒为主，还以为通过辩论会再放出一些东西，但更主要的对这次辩论的性质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认识不足，实质上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右倾情绪。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孤立四类，彻底驳倒反动言论，给群众以深刻的教育，领导小组认为，目前应该：
1、向学生明确地讲清楚反动言论必须批判。因为反动言论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任何时候都要批判，为什么今天不能批判?批判的武器，就是主席提出的6条政治标准。批判反动言论，这是最生动，最实际，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反动言论，就是帮助我们辩别香花和毒草，帮助我们提高和改造，帮助我们过好社会主义关，凡是革命青年都应起来批判反动言论。
2、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辩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把队伍整顿好。把多数人团结起来。依靠一类，团结二类，争取三类，孤立批判四类。这才能形成浩大的声势。学生里，接受过去沉痛的教训，坚决不搞两套。
重新排队，要防止班主任的左的情绪。一类垮得很多，要分析。有的本来不该是一类，是排错了的；有的是暂时的动摇，很快就认识了，这种人不要下降，因为青年和成年不一样，青年缺乏分辩的能力，三类学生，象富裕中农一样，是团结教育的对象。四类要严格掌握，要搞单行材料。
3、必须辩透，不能草率收兵。要把反动论点彻底驳倒，驳得来体无完肤。这样才能教育群众、团结多数。大会上放毒，大会上消毒。大会很不容易掌握，必须充分准备，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仍用演讲会形式，凡开大会，都要准备一个报告，进行系统批驳，当成小结。
4、对积极分子要求三条(1)摆事实，讲道理；(2)尽量不搞脱离群众的东西；(3)和中间群众交朋友。
5、提高警惕，谨防行凶出事，因为这实际上是政治斗争。
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11日
批判反动言论的声势浩大
在明确了这次辩论的性质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尖锐斗争以后，各学部重新整顿了队伍，训练了积极分子，并向全体学生作必须批判反动言论的动员报告。目前，各学部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通过争辩批判反动言论的空气。一类学生腰杆硬了，中间分子大量向我们靠拢，三、四类分子的嚣张气焰已被打垮，四类的一些反动言论已被驳倒。
10、11日，各学部分别召开大会，批判反动言论。第一学部批判四中董文虎(四类)的主要反动论点：(1)共产党的老干部、首长是不是“新权贵”，“新官僚”，“人民的老爷”?(2)劳动人民究竟翻身没有?(3)劳动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被压在最底层?”。第二学部批判三中严培德(四类)，在对工作成绩的估计，国家的民主生活和对苏联的看法等三个问题上的反动言论。第三学部批判五中陈兴义(四类)的四个反动言论：(1)我对真理的独见：“真理是超阶级的”，(2)我的无政府主义观：共产主义社会排斥个性解放，不合理，(3)对目前一些方针政策的浅见：“文字改革是我国目前最愚蠢、最盲目的运动”，“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是排斥其他阶级子弟，是违反宪法的”，(4)浅谈民主与人权：“我在国家的各种生活中不能充分享受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和自由，人权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大会发言的共48人(一学部16人，二学部22人，三学部10人)。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充分体现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第一学部工农速中的同学，有的是首长的通讯员、警卫员，有的是产业工人。他们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亲身经历，对比解放前后的工农生活，用调查清楚的事实有力的驳倒了董文虎(四类)造谣和污蔑。
通过批判，学生普遍反映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最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一类学生，情绪高涨，信心大增，一面积极交朋友、团结群众，一面积极收集资料，准备发言，或写长篇大字报批驳反动言论。二类学生，启发很大，承认立场问题，承认有阶级影响，并要求改造思想，表示要向工农学习，有的还要求上山下乡锻炼自己。十二中江玉龙(二类)听了对董文虎的批判，感动得哭起来了，他在班会上说：“我爸爸是工人，我不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从来不知道旧社会工人的痛苦生活，我简直忘了本。”他还要写日记，记载自己在会上受到的教育。七中植登峰(二类)说：“我听了对陈兴义的批判，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思想立场问题重要得很。”三类学生，振动很大，思想斗争日益剧烈，他们中间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反动的，但不敢正视立场问题，他们在班上积极要求发言，借以表白自己。另一部分倾向四类，他们虽然动了，但还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十二中陈其芳(三类)发言时哭了，他说：“我不想蒙混过关，我要好好改造自己。今天批判在董文虎的身上，却痛在我的心上，过去我也有董文虎一样的看法，认为有“新权贵”存在，煤矿工人的发言，使我如坐针毡，我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五中曾逐模(三类)说：“在陈兴义的身上找到了我的影子，我确实该好好改造自己。”四类学生，大部分退却，二学部有的四类写了自驳书，向党请罪，有的还老实。九中贺心涵(四类)说：“我这辈子就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还不是右派，但我不是一贯反党。”四中董文虎(四类)说：“听了煤矿工人的发言，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父亲，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八年来我没有听党一句话，死抱着我父亲给我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新社会的一切，今后我愿意彻底改造自己。”但还有个别四类，仍然表现顽强，不服气。十二中黄德成(四类)开会时不听别人发言，用帽子遮住眼睛，面对墙壁，会后表现满不在乎。四中方益民说：“我的论点你们还没有驳倒百分之一，只有我才驳得倒。”“我的发言似高山流水，你们的发言如腹泻淋汀”。
领导小组认为，各学部在这次辩论工作中，取得了以下的经验：(1)开展辩论和批判要大会和班会相结合，对各班涌现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这样就能上下结合，充分发动群众，发言质量高，彻底驳倒反动言论。(2)论点要明确，批判要狠，要针锋相对，抓住主要论点，辩深辩透，不要撒大包围，讲空道理，才能给群众深刻的印象。(3)批判反动论点，要短兵相接，层层批驳，条条驳垮，揭露实质。(4)在辩论过程中坚决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事实要摆得充分，又要结合典型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群众口服心服。(5)批判大会一定要充分准备。
关于结尾工作
各学部的学习将在16日结束，14、15两日，各学部继续进行辩论或作小结，16日全天由市委宣传部郑英同志作总结报告，晚饭后放假。这次学习由于时间很短，学生的学习心得，留在下期开学交，学生放假后，工作人员还需作好以下工作。春节前：(1)各班搞好政治排队和政治情况统计表；(2)各学部领导小组通过四类学生名单。春节后：(1)各班主任填好错误言论登记表；(2)写好四类学生的单行材料，结尾工作，必须作好，不能马虎。此外领导小组办公室准备搞两个材料：(1)错误言论排队；(2)反动言论汇编。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1958年2月13日
来源：王建军主编《五八劫》，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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