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4-25 作者：[待确定]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分别地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个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谈了几次，现在我来讲讲这些问题。
总的讲来，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要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只要工作作得好，也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同样要调动起来，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的，反动的可以化为不反动的，例如对日本就大有工作可作，就可以使它成为我们的一个间接的后备力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壮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加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这是已经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适当地增加轻工业投资在轻重工业总投资中的比重问题。过去，我们在投资分配上比较偏重了重工业，但是，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的错误，我们比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作得好些。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象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那样的农业增产的问题，象东欧各国那样的由于重工业发展太多、轻工业发展太少而来的削减重工业投资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的问题只是要适当地修正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轻重工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要在今后更多地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农业，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这样，反过来就可以更加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办更多的重工业。用少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是一种办法。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这又是一种办法。从10年、15年以上的长远观点来看，前一办法要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几十年后算总帐这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要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这种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办法，可以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些。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有些缺点，这就是对于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这个事实有些估计不足。所谓沿海就是辽宁全省，河北全省，山东全省，江苏全省，浙江全省，福建全省，广东全省，广西全省。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省份，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也在这些省分。过去，我们对这个事实估计不足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当时的国际形势不能不影响 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国际紧张形势已经趋向缓和，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到十二年的和平时期。有了这样长的时间不打仗，如果还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想办法来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能力，那就很不对了。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的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从现在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赚回全部投资。那末，四年之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赚三个厂。有的四年可以赚二个，有的可以赚一个，至少可以赠半个。这就说明，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内地工业，来支持内地工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以后就要掉下来，这样去估计形势是不对的；由于这样的形势估计而对沿海工业采取 消极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害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新建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摆在内地，在沿海各省只能摆少数，其中个别的厂矿可以是大型的。至于利用沿海的原有的工业基础加以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以后还要大大发展。鞍山钢铁厂，抚顺煤矿，石景山炼铁厂，天津拖拉机厂，上海发电机厂，大连和上海等地的造船厂，这些都是大扩建和大改建，都是必要的。我们还准备在山东建立钢铁厂，在广东建立油母页岩炼油厂；同时在沿海某些省份新建少数轻工业工厂，以平衡当地的供产销。
沿海工业基础大，很有必要加以充分的利用。对沿海工业的利用和发展缺少积极性，是不利于内地工业的发展的。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多搞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不生产的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1950年我们在党的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关、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的问题，帝国主义方面，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的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低下来，以便抽出更多的钱，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几年的整编和训练，我们的军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和蒋介石的。我们已经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加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支出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使经济建设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国防建设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就不但会有足够的飞机，足够的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你真想要原子弹吗？你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你假想要原子弹吗？你就不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就少搞经济建设。究竟怎样才好，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们、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会讨论一下。
国家和合作社的关系，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概括地说来就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解决这个关系问题，不能只顾集体不顾个人，也不能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必须兼顾集体和个人，必须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的经验，今后必须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1954年和1955年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而且由于副食品涨价，有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降低了，这是不好的。形式上看，国家节省了一部分支出，实际上国家却因此减少了收入，单是从财政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不合算的。今年准备用十三亿元来增加工资，我们相信这样作了以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会更加提高，国家的收入也会随着增加起来。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全国水灾减产，我们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全国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彭一湖写信，黄炎培不满，党内党外很多意见反映上来。不能认为这些意见全部不对，不能认为我们一点缺点也没有。没有经验，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是有责任的。由于我们发现了这点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少，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骂我们的农民都不骂我们了，都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谈论，我们讲得有理，你怎能不听？
国家和合作社，合作社和农民，是两种关系，但是性质上是一种关系，即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集体要积累，但必须注意不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不可抗的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去年十一月以前我们谈农业合作化问题，今年一月前后谈农业增产问题，从现在开始，要谈分配问题。所谓分配问题，就是：（一）国家拿多少？（二）合作社拿多少？（三）农民拿多少？以及都是怎样拿法的问题。又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不能采取这样的政策，必须采取两头兼顾的政策——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多吃草。国家要有积累，合作社也要有积累，但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们主要是经过税收，而不是经过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们这里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薄利多销的政策，是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我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因为物价低和稳，工人是吃得饱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比较稳定的。合作社积累的办法是公积金和公益金，这些积累在农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同样也不能太大。我们要采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比前年增加收入，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必须让个人吃饭，必须在个人增加收入、人民增加福利的基础上来搞国家和合作社的积累，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来搞积累。
现在来谈谈每个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人也有统一性和独立性。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纪律性和无纪律性是相对立的东西，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性，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无纪律性、“自由主义”，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所以，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性，都要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
上面讲的是调动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调动农业来发展工业，调动沿海工业来发展内地工业，调动经济建设来巩固国防建设，调动六亿人民加强集体。下面我们来谈谈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巩固中央和加强统一的问题。
上面讲的各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讲各方面的矛盾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和合作社，合作社和个人，集体和个人，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世界即矛盾，中央和地方也是一个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增大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把什么都集体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使地方一点机动的权利也不有。重工业要发展，就要发展轻工业，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利益。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向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它们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中央的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象重工业、第一机械工业这样的部，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另一类是象农业、教育这样的部，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作主，不能由农业部、教育部作主。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按照宪法的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但是只要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在这方面，宪法是没有约束的。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省对中央来说是媳妇，可是对地、县、区、乡来说又是婆婆。你们对中央有很多意见，地、县、区、乡对你们就没有意见吗？恐怕也不少。所以，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必须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当然，也要告诉下面同志不要乱来。去年南方海也部队打掉一个英国运输机，就是一些同志在无组织无纪律的“干掉它”的思想指导下闯出来的乱子。据说今年也有些地方在这种“干掉它”的想法下，“干掉”下一些古迹古墓。这都是不好的，这些方面是必须谨慎的。但是，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得太死。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能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应当争这个权利，不要怕戴地方主义的帽子，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这不能叫做闹独立性。有人说我们的四级财政，实际上只是一级半（中央一级、省半级）财政，这是对我们的讽刺。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地研究讨论。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人口三千六百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汉族人数多占的地方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人口多，是长时期内混血形成的，到清朝有一个大发展。清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了两件大好事，一是人口众多，二是地大物博，清朝的版图比秦、汉、唐、宋、明都要大。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金银财宝大部在他们那里，只有搞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才能把这些资源充分地动员起来。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积极因素，我们必须经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这些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有意识地养一批骂我们的人，龙云天天骂我们，梁漱溟过去著书立说反对共产党，后来说“九天九地”，现在对我们也还有很多意见。所有这些人我们都养起来，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把他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卫立煌、翁文灏现在已经被调动起来了，类似的人我们还要想办法把他们调动起来。中国在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和前面说的这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外交政策“一面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部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搞不可，否则不能够镇压反革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很大的抑制性，但是由此也就产生了它自己的一定的阴暗面，官僚主义，机构庞大，办事没有资本主义效率高，都是具体的表现。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要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不打倒民主党派，不打倒梁漱溟、彭一湖，团结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他们骂我们，反对我们，只要骂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作很不好。因此，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省委书记一定时间内只要抽出一小时来检查一下，布置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现在民主人士对中央满意，但对地方有意见，认为地方太简单，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这个问题要肯定几点：（一）1951年和1952年杀了七十万反革命，除一部分可杀可不杀而杀掉了的和个别杀错了的以外，根本上是杀得对的。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几十万“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现在有人听到斯大林杀错了人，就说我们杀的几十万人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二）今后的社会镇反，要少捉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 实行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的办法，把他们交给合作社来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反革命把这个房子炸掉了，或者把鞍山钢厂炸掉了，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三）机关镇反，不公开宣布一个不杀，但是实际上做到一个不杀。胡风、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饶漱石是重大反革命嫌疑的分子，都不杀。宣统皇帝、康泽也不杀。因为杀掉了没有好处，而不杀掉却有用处。如果今天杀了康泽，明天台湾就解放了，或者五年计划就提前实现了，那当然要杀掉，可是，谁都知道，现在把这些反革命都杀掉了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而不杀他们，即可以把他们调动起来给人民办事情；反革命是废物，可是抓到手以后即成为一笔财产，对我们很有用处。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避免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不清，可以稳定党内和党外，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的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前途。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两年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明两年内必须把机关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清出来，以便分清敌我，利于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容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愈厉害，结果闹得极为被动。但是，鲁迅的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赵太爷也还是不准。对于黄逸峰、张秀山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正。这这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 思想是不正确的；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高岗不愿意这样作，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并且每次错误都有份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很多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调动国际力量，必须区别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资本主义的一切腐败制度都不要，但是资本主义的一切优良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全都想办法学过来。资本主义会做生意用人少，办事效率高，这些都应当好好学习。
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要不加分析地盲从。这里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胡先驍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第二个例子，三年前苏联有一个杂志说，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理由据说是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又说鸡汤喝了会促成血管硬化。最近他们的杂志全部翻了案。第三个例子，我们设了文化部、电影局，苏联过去设电影部，文化局，有人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但是苏联后来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
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天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义，绝对主义，往往由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听说批评斯大林了，又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现在如果说他二分错误八分成绩，左派不满意；如果说四分错误六分成绩，另一派人也不满意；来一个三七开，比较合适和公正。
我们公开地提出学习外国的口号，学习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地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我们要学习一切民族的优点，不学习他们的缺点。
我认为中国有两个优点：第一，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工业不发达，科学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五千年历史、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翘不起尾巴，一日穷，二日白，骄傲不起来。但是，做奴隶作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的贾贵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要象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所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至风俗习惯里面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 例如握手就比打拱好，西装也比中装好；但是，必须是有批评有分析地学，特别在行政措施上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不能机械搬运。第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我们是革命后进，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要把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一切可用力量，全部调动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巩固和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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