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5-28 作者：[待确定]
最近毛主席提出了十条，这十条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轻重工业的比例，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等。在苏联，过去强调了重工业，但农业却落后了，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粮食产量还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水平，原因就是比例不恰当。在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上，苏联依靠价格政策，几乎无代价地收购农民的粮食，结果刺激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分工方面，中央也过分地集中。在肃反问题上，苏联曾经扩大化，我们自己从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我们纠正了错误，这次肃反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方针，甚至对战犯现在也准备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总之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措施。
我们的宣传工作，现在也应该根据十条的精神来考虑。我们发现，有好些地方生搬硬套过苏联的经验。比如教育工作中的五年一贯制，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国行不通。理论教育工作中，我们曾想搞学年制，也行不通，现在仍用我们的土办法轮训，大家都欢迎。从这里可以看到，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决不能一概照搬过来。苏联的某些经验就不一定很好。比如教育工作中苏联有一种奖惩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各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学生才能得奖学金，有一门得三分，奖学金就得取消；一个班有很多学生不及格，班主任就得撤职，一个学校有很多学生不及格，校长就得撤职。这样一来，有些学生和教师就共同作弊，说假话，做假报告，败坏了道德。又比如理论工作方面，米高扬来中国时曾说到，很多苏联学者除了能背诵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以外，没有学问和知识。所以许多文章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在学术工作中也比较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是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就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必然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苏联常常说文艺落后于现实，但总是赶不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方针不对头，党对文艺的干涉过多了。大家知道，左勤科写了苏联社会阴暗的一面，比如小偷等等，就一棍子给打了下来，说是侮辱了苏联人民。其实如果有小偷，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好呢？前几年，我们的报纸说苏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好，从这次批评斯大林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还有新闻工作方面，塔斯社报道的消息不全面，报纸只登结论性的文章，所以没有生气。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考虑。
过去我们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是吃过苦头的，这苦头就是教条主义。今年是毛主席的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十五周年，我们应该好好温习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中第一次的盲动主义一半是中国的一半是外国的，中国是瞿秋白，外国是共产国际派来参加“八七”会议的代表罗米拉兹。第二次是李立三路线，都是中国的。第三次是王明、博古路线，搞了四年，苏区丢了百分之九十，使我们搞了一次长征。长征当然是伟大的，但最好还是不要有长征。这一次的机会主义就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只指出了王明、博古的错误，没有提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系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只讲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没有具体地提到这些问题，那是有意这样做的，都是因为总的说来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但是这些教训我们却应该吸取。
现在看来，对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我们应该这样学习。第一是基本原理，比如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等等，这是非要不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是机会主义。第二是战略公式，这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比如苏联在民主革命阶段是中立、反对、麻痹资产阶级，但我们却根据中国情况，把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对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也是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不同了。第三是具体办法，这更要看具体情况办事。如武装起义，马列主义著作都告诉我们要先从城市开始，但我们却是先从农村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办法就不一样。在确定具体办法时，重要的是要有胆子反对那些不适合具体情况的办法。我们采取由农村到城市的办法，王明曾骂我们是游击主义，违反马列主义，但我们还是坚持了这个办法，得到了胜利。把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这样分开来学习，事情就好办了。比如农业合作化，这是基本原理，一定要学习苏联，否则是右倾保守主义。但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的公式硬搬就不行了，因为中国土改分田后贫农很少，所以我们提出依靠贫农和新中农，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更进一步提出依靠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与苏联不一样。关于消灭富农，我们采取的政策也与苏联不同。至于实现合作化的具体办法，苏联是有了拖拉机才实现合作化，而我们反对了这个办法，先来一下社会改革，以后再机械化。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如何对待马列主义和苏联经验的范例。毛主席这次提出的十条，更可以引起我们去想很多问题。
今后宣传工作的任务是什么?
一是要继续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
一是要发展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
一是要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
前两年我们抓了思想工作，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应该说是有很大成绩的，搞得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革命，没有思想斗争不行。以后也可能还会有反革命分子来与我们斗争，所以我们要把眼睛擦亮。但以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对反革命是不给自由的，在人民内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搞唯心主义，能说他没有宣传自由吗?不能的。实际上现在宗教不就有宣传的自由吗?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有自由就害怕了，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还有另一种自由：辩论、批评的自由，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当然在人民内部打仗跟与反革命打仗不同，在人民内部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是要用像《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那种有深刻的研究和说服力的文章，来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为此目的，我们就要进一步组织队伍。我们的队伍有了，而且打过了一仗，现在再组织一下，把宗派主义去掉，学点学问，讲究点方法，就能够打人民内部的仗了。现在出版了那么多的报刊、书籍，我们都要看一看，有的要作评论。但是评论要讲学问。苏联有些同志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马列书”，缺乏知识，要评论人家就只好乱说。比如黑格尔非常了不起，就是有唯心主义，但苏联一会儿全盘否定他，一会儿又推崇备至，原因就是没有学问。中国还没有人敢去批评黑格尔，因为很少有人读过他的书。我们现在的本钱还只是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所以要赶紧学习。学问能否学好呢?能够的。民主人士向我们学了七年，有了学问，我们学它五年，总可以学点东西。现在我们还有一批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再组织一批党外人士，这就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如果宣传部以后再减少一些事务，就可以多抓重大的思想问题，对一些人的批评也有时间多考虑，那么唯心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文艺、科学方面今后主要是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里很重要一条是要反对清规戒律。文艺只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条基本原理就够了，其他的都可以不要。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好，但不一定要求每个作家都掌握它。齐白石、梅兰芳都是国宝，但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不要他们么?其实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大解放，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文艺、科学中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还是纯粹学术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混淆起来，要一个一个地具体分析，多做调查研究，然后具体对待，有的还应请示中央。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切不要乱戴帽子。现在我们有时动不动就说人家：“脱离实际”、“反苏”、“反领导”，等等，应该注意防止。凡是老老实实地在研究学问的，我们都要给予支持和关心(对坏人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对他们乱戴帽子是错误的。大科学家未出名时常常是标新立异的，如果乱戴帽子就会打死这些大科学家。对思想问题只能进行思想教育，不要有任何粗暴，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团结。否则，科学事业就搞糟了。现在共产党的威信很高，所以要格外谨慎。
还有教育学、医学。特别是医学中问题很大，主要是学习中医的问题还未解决。有人说，既然百家争鸣，西医为什么不能批评中医呢?我们说可以，但是你应该先去学习，学通了中医的那一套，才有资格批评，现在你根本不懂中医，所以不能批评。而且就是那时批评也要讲究方式和分寸，急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医的气功疗法，针灸等，秦汉时就有了，效果很好，但是道理谁也解释不清，也许再过很长时间也解释不清，那就先学，先用，解释慢慢来。
关于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宣传工作中不少问题应该重新考虑。如理论教育，哪些归地方管，哪些中央管，哪些不要搞。宣传网当然要，但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搞成一个组织系统，有的地方还有“留网察看”的处分，“组织介绍信”等等。以后可否让党、团、工会都有一批宣传员，必要时联合起来宣传，平常可以单独宣传。还有别的办法，请大家想想。此外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方面都有不少问题，应该考虑。还有些问题，如党的中心工作，中央宣传部没有做，因为全党在做，党委直接贯彻下去了，如农业合作化、知识分子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宣传提纲，毛主席、周总理的报告就是很好的提纲，所以我们也没有写。中宣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不是什么独立的机关，就不必另搞一套。好多年来有些人批评我们不做中心工作，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
来源：《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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