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4 作者：王亚南
王亚南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大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为了说明的方便，我的谈话分作以下几点：
我在厦门大学担任行政工作。当我这次来北京开会，刚要动身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课的教师告知我，有一些学生在酝酿反对政治课考试。提出的理由是：政治课原应改为在自愿基础上选修的课程，目前政治课问题很多，考试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措词颇激烈，并要求通过广播台广播他们号召大家一齐来反对考试的意见。我因仓促就道，临时提了这几点看法，要他劝告学生，并提请学校党委考虑处理：
⒈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领导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建设，要共产党领导，就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大学生是被培养出来充当国家建设干部的。他们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懂得我们为什么必须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更不会懂得他们自己是受人民委托，为服务人民而学习。大学里的政治课，是我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大学生要他们在目前学习中，在今后工作中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动力，就一定要把政治课当作非学习不可的课程。
⒉目前政治课方面，无疑存在着不少问题：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学门类，都有值得商讨的余地。党中央及高等教育有关领导部门，正在考虑逐步解决和改进。但所有发生在政治课方面的问题，也都在不同程度发生在基础课乃至专业课方面，那不应当成为我们青年学生对政治课学习抱着否定态度的根据。
⒊当然，认为学习政治课没有多大意义，因而对于正在学习中的政治课，提出不考试的要求，这种学生，也许不是很多，但即使有不少学生，甚至有大部分学生受其宣传鼓动，也必须坚持非考不可的原则。事关国家政令、学校纪律，不能作无原则的迁就。
在我把这几点意见提出而离开学校以后，一路不时想到这个问题。在全国正在大放大鸣的气氛中，我并不怎么担心学校竟会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什么乱子，而所放心不下的，宁在于学生即使勉强接受劝告考试了，他们有些人不重视政治课，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并没有好好得到解决。为什么呢？因为：
在解放后，特别在解放最初四、五年间，一般大学生对于政治课，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非常认真学习的。大家把政治课考差了，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对于抗美援朝、土改、三反五反一类社会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踊跃参加，因而他们在服从国家需要、担任困难工作等方面表现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品质，也大大提高了。但最近一年多以来，尽管学校仍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还保持着相当重视政治课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倾向，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那种思想动态，已因校内外愈来愈大的精神压力，而感到难于勉强维持了。
我们知道，青年学生的感染性和可塑性是相当大的。当校内外充满了政治变革气氛；学校的教师，特别是那些对他们有威望的教师，也都认真学习政治，积极参加政治及教育改革活动，有的人并还通过夜大学系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那对于大学生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显然具有决定的影响。但当情形不是这样的时候，相反的影响，也就很快要跟着表现出来。一九五六年原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一年。党中央预见到顺利完成那种社会大转变，紧接着就要提出加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于是就对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作了种种努力，就对全国文教科技界提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而为了增强这一措施的积极效果，同时并还广泛宣扬艺术科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有这些方面的努力，本来丝毫也没有减弱政治思想教育的意图，但也许因此把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导向业务方面或科学研究方面了，以致在教师中，甚至在一般青年教师中，很快就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考虑，以为学习政治，成了专精业务的绊脚石；马列主义夜大学愈来愈象成为大家的思想负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象愈来愈没有什么好学了，有关工会活动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人想搞了；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师，在找寻这样那样的口实打退堂鼓了；有的人并还多方要求少教课或不教课，以便让他们有更多时间钻研出一个什么一鸣惊人的名堂来；政治课的教师以及搞党团工作的干部，也似变得劲头不大了。这情况，这环境，对于学生学习政治课，已够不利了。适会高等教育部根据百家争鸣方针，提示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先进教学制度的同时，也不妨适当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并强调改变学生刻板生活，于是，依照事物内部的逻辑发展联系或连锁反应，忽视纪律组织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很快就感到教学计划对于教者学者都是一个拘束；学习俄文的热潮也不那么高了；对于有些人说来，英美的科学和教育制度，当然更合味口；在他们心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是什么指导思想，一降而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再降而为纯系过了时的“教条”了。这一切，不正好说明有些学生对政治课抱有反感，反对政治课考试，无非是当前大学中存在的一系列偏差问题中的连锁反应的一个环节。那些问题（不论是把政治和业务对立来看，是把学习苏联和学习英美等同来看，抑是把关系人类历史命运的马列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某个派系的理论看得没有差别）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而在多数人，却只不过是一时认识不清，出于盲从的结果。但无论从那方面说来，加强大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都证明是刻不容缓的，虽然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其中的道理。
是的，现在已有个别高级知识分子，昌言反对思想改造，并还在论坛上引起了有些人的共鸣。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活到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的思想，已经不自觉地，或自我适应地改造过了好几次。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大家恐怕满脑子还是封建思想；到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占了上风，同时有些人还被灌输了一些在当时有些危险的社会主义思想；临到五十年代，危险思想不危险了，大家或者还自觉地感到，多吸收一点也不妨或有必要了，所以，那怕是在口头上非常反对思想改造的人，或者决意要保持“清高”令誉和“硬骨头”风格的人，也实在无法阻止他们自己的“日日新，又日新”的倾向。因为人有所思想，究不能不有思想的原料或环境，思想的原料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他就不能不跟着想一些新的东西了。过去人民非常穷困，社会风习非常坏，到处匪盗如毛，受教育的人很少，不讲卫生，各种疫疠流行，生活不下去的劳动人民，不时挺而走险，有了这样一些思想的原料，所以当时在国内主张“好人政治”的胡适其人，便慨然叹息于“贫、病、愚、弱、顽”、“五鬼闹中华”；而和他一样有些自惭是中国人的高等华人们，一见到洋大人在全国各地横行阔步，气派十足，同时又痛心疾首于本国人民都不争气，自然会成为种族优劣论的拥护者。我们试想想吧！解放以前，诸如此类的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不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学说理论，该有多少啊！现在不都无意地收敛起来，或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么？对于社会来讲，我们个人的潇洒出尘的，遗世而独立的“自由”，总是太有限制的。在目前，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主义的建设，已把我们社会的本质和整个面貌全改变过来了，谁要想原封不动地保留住过去的念头和想法，生活在旧的观念世界中，怕不怎么容易吧。不管谁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我们大家在一定程度上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太健忘的话，甚且还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者”哩！
不过，当我们说，环境改变了，社会性质和面貌改变了，任谁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自发地改变或改造他的思想的时候，那只能看作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利条件，决不能看为是我们无妨放松政治思想教育的什么理由。因为就我们大学说，我们还有这许多应当加强加速思想改造的特点：
⒈人们的思想，一般总是落后于现实的。而要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或建设工作，又要求作领导工作的干部的思想至少能跟上现实，或者不太落后于现实。大学是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场所，在我们文化技术落后的国家，由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更迫切需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以便带动大家一同前进，因此，以各种方式加强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万分必要的。
⒉我们今天的社会变革，不仅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也不同于以往各种私有社会的不同所有形态的改变，而是由私有社会到公有社会的大转变。因此，我们所遭遇的阶级反抗，就不限于来自资产阶级，以往一切阶级社会有关私有权或特权的遗制遗习和残余思想，都要成为我们前进的阻力。要想用几年的改革改造工作，完全根除几百年的剥削制度特别是剥削思想，那显然是非常不够的。而况我们社会的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惟有在农村中看得比较明白，到了只采用和平方式改造的都市，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在一般都设置在大都市或中等都市中的大学里面，由于贯彻了有关知识分子的多方照顾政策，变革气氛自然更要稀薄一些，有些人指责大学是逃避社会革命斗争的防空洞，那并不是全无根据的话。
⒊今日大学中的教师，无疑有绝大部分是过去官僚、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就是今日的大学生，真正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苦农民家庭的，也实在有限得很。这样出身的一般人，没有通过火热的革命斗争锻炼，一向生活在上述那种性质的大都市或中等都市的大学里，而所从事的教与学的工作，又多少甚或大大地和社会实际生活持保着距离。这一来，我们的社会或国家，尽管对大学、对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对大学生，有着非常殷切的期待，但一般地说，我们大学中人的种种自由散漫表现，由于有些脱离实际，更加严重地脱离工农群众，遂不期然而然的被少数野心的政客、学者看作是他们撒播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种子的大好园地。这是我们大学中人应当引为耻辱，引为殷鉴的。
⒋熟习大学实况的人，都清楚我们今日大学中几乎是愈来愈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大家对国家似乎要求得过多过苛了一些，而对自己又似乎要求得太不够了一些，这表现在有关日常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家庭照顾，疾病照顾等方面的斤斤计较上，就大学生方面讲，他们有所要求，大概从自己愿望出发的多，从国家具体条件和需要出发的少。每年度应届毕业生所填的分配工作志愿表，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情况；而且从解放后历年来的一般趋势看来，他们的那种倾向，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强，愈来愈露骨了。在享受公费医疗等方面，力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合理待遇，而在工作分配上则强烈要求资本主义的自由选择。就我所服务的大学的全部应届毕业生的志愿讲，大家几乎近似不约而同地要求在大城市、大机关、大的科学研究机关和大学中工作，怕到小城市，怕到边远地区，怕到农村，怕到不清洁的厂矿，怕当中学教师，甚至去当专科学院的助教，也认为是大材小用，耽误了前途——这倾向，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么？！
当然，我在上面指出的这种趋势，也许在全国各大学各高等学校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或者是颇不平衡的；并且，解放以来，我们全国的大学教育工作者、学生，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结合各种改革运动，也大大地改造了自己，并也辛勤努力地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和教学改革工作，说我们高等学校几年来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没有很大的改进，那决不是事实。而我在这里所不能己于言的，乃在我们新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太殷切，因而要求也就不能不稍高一些，而由于上述的大学教育的特点，一年多来逐渐滋长的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倾向，实在需要我们有足够的重视。我认为，扭转这种偏向的重要关键，是在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以往在这方面是做得太不够的。如何加强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各个发生的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和做法，而目前迫切需要采行的补偏救弊途径，我以为应从以次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学校党委需要更加重视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但我不同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讲法，以为党委在学校里只望要管社会活动和政治思想教育，而把人事、财务及科学教学工作，委之于所谓学术委员会，这样就无异削弱或缩小党在学校的领导范围，把党委通过方针政策来进行全面领导的首要任务给取消了。这是非常错误的。但从学校党的工作性质出发，从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出发，以往党在学校的领导工作，确是没有把全校教职员工甚且没有把党团员的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对学校一般事务管得太多，抓得太滥，就一定要失去领导核心，降低领导质量。在过渡期间，学校任务成堆，工作打滚，为了完成任务，推进工作，这情况也实在难于避免。但长此下去是不行的。如有些人所指责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化，形式化，教条化，是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了不少损害的。
其次，学校党委如其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方面，它就会发现在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要特别注意大学和一般行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不同特点，大学里的群众或知识分子，一般是有相当文化的，是比较能通过文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但是，我们一般的阶级出身是不怎么好的，怎样才能好好地逐渐地改变我们的阶级思想意识呢？我们的教学工作的性质是有些难免脱离实际的，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研究工作更多的联系实际呢？我们在大学里面是不易见到乃至体会到工农劳动群众的疾苦和工作动态的，怎样补救这个缺点，使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为是超在劳动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呢？这是相互有密切的本质联系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应该是学校党委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又其次，对准了上述的大学的特点，或者对准了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学校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除了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多方灌输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及揭示我们社会的阶级消长变化实况，以提高其政治认识外，似乎还当在如何使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密切地联系实际，以及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思想、习惯、感情更多地接近劳动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明确方向，也无疑是学校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确定方针。党中央一方面在通过全国性的科学规划，通过教学条件配备及生产实习等方式，以期逐渐端正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同时又在大事宣扬劳动教育，宣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结合，确定高级干部率先从事一定生产劳动，并企图拟制大学生从事一定期间生产劳动办法，以期端正他们脱离劳动群众倾向。方向方针明确了，问题就在如何结合学校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依据教师学生的不同思想情况，定出一些切实有效而又相互配合的做法。学校党委如其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运用学校群众或各种组织的智慧，我看一切有效的具体办法，都会紧随着党的号召而发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在一日千里地向前猛进，同时，党中央及毛主席结合着那种改造建设实践不绝提出的新的理论，又在不绝启迪我们，感召我们，教导我们，尽管我们大学的教师乃至学生的家庭成分或阶级关系，和工农劳动人民有一定距离，但我们都是精神劳动者，或将要成为精神劳动者，我们一般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并衷心维护党的领导的。有了这许多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党、学校的党委加强领导，今后更好的依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说服教育方法，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相信，我们大学的教师和同学，是一定会给予以热烈的拥护和支持的。
我的不成熟意见，希望得到诸位代表的原谅和教正。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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