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3-31 作者：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张执一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组织和领导的一个革命的政治队伍。这个革命的政治队伍之内包括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帝爱国的民主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国内条件。这是充分的估计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的。没有它，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法宝”。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范例。不了解它，就无法了解中国革命。
我们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正确地理解这些经验，不仅会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水平，从而也将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扩大。
我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解是不很深入的，只能把几个不成熟的见解提出来，以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性质不同而又前后衔接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两个革命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是都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策略上尽可能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以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简单说来，这就是同革命的敌人争取群众的问题，争取同盟军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以及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在国内来说，人民民主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领导力量都是中国人口中的少数，而中间势力(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则在全国人口比重中占很大优势，因此，在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争取中间势力(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站在革命方面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留在人民内部来处理，更具有严重的意义。”
中国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成为问题的是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具有两面性。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超过一定的作用，但在革命形势不利时又会发生动摇，以至和敌人妥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仍然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着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他们向往社会主义，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留恋资本主义。他们从理智上愿意促成自己的阶级的消灭，在感情上又惋惜剥削生活的失去。争取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就不能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问题，即是争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
由于中间势力中对革命的态度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就使得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联盟是中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存在着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即是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从封建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的联盟。
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联盟——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决地巩固第一个联盟，任何削弱这个联盟的打算都是不对的。只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确保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优势，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个联盟才有可能巩固。
在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中，也取得了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在某一时期或某一个地方群众优势尚未树立，需要先建立起第二个联盟，以便借第二个联盟的掩护而逐渐形成群众的优势。但不能因为建立了第二个联盟就安于现状，而不去再进一步地建立第一个联盟。应当着重于一点一滴去打下群众基础，扩大群众的阵地，否则是危险的，是不牢固的。
当然，如果第二个联盟是由于战略的要求或带有战略性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话，那也不能无限制地为了满足基本群众的要求而轻易地把这个联盟破裂了。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建立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同样是从阶级路线出发，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它的目的、性质、内容都是革命的。这不仅照顾了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工人阶级目前的利益。因此，只有工农联盟的思想而没有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不独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即或偶而胜利了，也会使中国工人阶级遭遇到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和麻烦。因此，第二个联盟不独是必要的；而且还是极关重要的。
然而，在我们谈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一种忽视第二个联盟而爱好“清一色”的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没有认识到：第二个联盟是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一切可以合作的人所结成一种“特式”的阶级联盟，而这个“特式”的阶级联盟不独不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实质，而且还可大大加强这个专政的巩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对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斗争中，从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而被中国共产党争取过来的一部分人，只要他们继续拥护或者不反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坚持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而不能采取抛弃和排斥的方针。
应当指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提高革命警惕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清一色倾向的人，则是“因噎废食”，因此感到统一战线是个麻烦，甚至要求废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未看到，如果这样做，那就恰是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所高兴的；那就是违背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违背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表现，也体现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高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才不致模糊自己的独立面目，才能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如果牺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去对资产阶级作无原则的、纯消极的让步，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就是投降主义。“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利益而奋斗，但他们在现今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告诫共产党人：在与同盟者合作时，“不允许做原则买卖”。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中，也体会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共产党员不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应作为行动的指南。应该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与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实践检验原则的正确性，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盟者，都是有其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的。我们必须照顾同盟者这些应有的利益和合理要求。这是争取同盟者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一方面，也就没有统一战线。只要求同盟者服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接受工人阶级的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应有利益和合理要求则一律抹杀，不予以应有照顾，人家就不来参加了。如果说，我们欢迎同资产阶级合作，但不允他们参政；欢迎他们接受改造，但对企业不实行赎买政策，不让人家有工作、生活上的出路；这样，人家为什么还来参加这个同盟呢!中国共产党在历次推动与组成统一战线的实际斗争中，对此是取得了不少经验的。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时，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包括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在内)一致抗日，同意改变中央革命政府为地方政府，更改人民军队的番号，停止土改，这就是革命历史上很成功的一个范例。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吸收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和那些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开明士绅参加了民主政权工作，而且还执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以后的一个时期。就是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是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照顾其合理利益，用赎买办法来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并保证资本家交出企业和阶级消灭以后仍有个人生活上工作上的出路和光明前途。经验证明，这些有原则的让步，那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列宁语)，这种让步不是纯消极的东西。这是真正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在一定的革命阶段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某些民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照顾了同盟者的合理利益，也更是捍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有阶级矛盾的，统一战线内部是有阶级斗争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就需要政治协商。协商就需要同盟者双方都有某些妥协和让步，否则就只有争论，而没有协议；只有各行其是，而没有共同行动的准则；只有分歧，没有一致。那就缺乏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了。这样，就需要工人阶级以小原则服从大原则，以“赎买”来换取同盟者服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机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都是不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不是庸俗地背弃自己的原则向同盟者投降；就是机械地死啃教条，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达到通融和妥协。这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战线内部的各方面是有其利益的一致，也是有矛盾的。因为是组成为一个统一战线，就需要有团结；因为有矛盾存在，就需要有斗争。这个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不独是在第二个联盟内存在，就是在第一个联盟——工农联盟内也是存在的。只是在第一个联盟内的这个团结更为巩固，而斗争则只能限于说服教育，不能有其他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打算详述；我所论及的，仍是关于第二个联盟中的团结与斗争的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共产党)对待那些各不相同的同盟者的态度和政策，是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同盟者同我们一道反对共同敌人时(这是他们能够参加统一战线的因素)，我们就坚决争取他们，团结他们，那怕他们之中有的人只有很少的积极性，也应加以调动和利用；对于他们向反动方面动摇和妥协(这是他们可能叛变或退出统一战线的因素)，就应展开批评与斗争。这个团结与斗争的内容是随着革命的转变而有所不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团结与斗争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发挥同盟者对革命积极性的一面，斗争其消极性的一面，把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确立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团结与斗争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除了继续让其起以前阶段的作用外，还须起到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作用。
团结与斗争是不可偏废的。然而，我们的目的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为了共同对敌，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正如毛泽东同志谈到抗日统一战线时说过的一样：“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原则，我认为对于统一战线的各个时期皆是适用的。
我们谈到团结时，并不意味着是停滞不前的团结；恰恰相反，革命是发展的，团结的标准也应是发展的。团结，同时又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一个整体，经过了教育改造，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种团结才是巩固的。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所谓斗争的方法，一般说来，主要是说服教育、批评的方法，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即所谓小民主的方法)；只是在必要时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即所谓大民主的方法)。
大民主的方法，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时，就曾经采用过。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结成联盟，认清了这个联盟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种斗争，不应惧怕、让步、妥协，而应坚决地回击，即“以革命的磨擦、反对反革命的磨擦”。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的矛盾，统一战线的破裂，正为我们的共同敌人所高兴。所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又要在使他们不投降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与他们不破裂。“软不能软到丧失立场，硬不能硬到引起破裂。”而且，在这种斗争中，还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这种“大民主”的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也曾一度在人民内部使用过，那就是有名的“五反”运动。当时，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举行一次群众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次运动也教育与挽救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脱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在“五反”斗争中，也是作到了“适可而止”的，紧接着“五反”之后，我们调整了工商业，采取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措施，这就使得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了。
一般说来，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方法，不是指的“大民主”的方法，而是指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因为，统一战线内部(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个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对这方面的矛盾，只能采取非对抗的形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解决。所谓非对抗的形式，即是指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
现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同盟者，有的是属于已把企业交给国家，正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属于已开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的成员。对于这样的同盟者的缺点与错误，更应主要是向他们长期反复地进行说服教育，特别是引导他们受到实际的教育，即从实际的政治经验中接受教育，并同时把这实际教育同耐心说理结合起来，把适当鼓励同批评结合起来，以便鼓励其积极代表合法利益和敢于提出合理要求，以帮助他们联系和教育其群众；并允许他们敢于同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以发挥其监督作用。
在既团结又斗争中，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政治态度不同的人，应有不同对待态度。即是在他们中间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向左转，更多地教育和等待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少数的顽固分子(在抗战时期是孤立顽固势力)。应在工作中注意培养进步核心力量，让他们能够起到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并能够同我们一道去争取中间，教育落后；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关能否联系和争取到大多数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根据同盟者对待抗日的态度不同，分析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进步的)中(中间的)右三个集团，三种势力。他提出对不同的集团应采取不同的对待：“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关于同顽固派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关于这一方面所作出的指示，对于我们现实的工作是有重大的启示的。
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体现在它的先进队伍共产党的领导权上)，这是统一战线中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中心问题，又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后，紧接着就说：“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也说过：“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以及它的先进队伍——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用各种办法来巩固和加强，不能同其他阶级和其他党派“瓜分”的。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统一战线中只有确定和尊重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队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只有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它的先进队伍掌握了这个革命领导权以后，才能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和发展。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确立，才能使中国各民族获得彻底的解放；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巩固，才能使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与巩固得到可靠的有力的保证，才能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也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得到可靠的有力的保证。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队伍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之一。这已为中国广大劳动大众及各个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所深深体验的一个真理，所以各民主党派在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都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历史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这个领导权的确定和受到尊重，不独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而且还由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的政策的正确；在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证明它是有此坚强的领导能力，并已获得了领导上无比的威信的。如果说，有的人还保留有资产阶级旧政党的思想，认为既结成了统一战线，就可以不要或不接受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服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仿佛有损民主党派的独立性；这是因为他们看惯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不愿意接受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未认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最有远见和大公无私以及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并掌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思想武器的原故。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当然，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个同盟者，特别是民主党派，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其独立平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是中等的友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和各种政策方针以及共产党员的耐心说服教育与模范行为来实现的，即是进行政治思想领导和按民主协商办事，绝不是凭组织控制，强制少数服从多数，靠强迫命令办事的，更绝不是每个共产党的组织或每个共产党员个人都可以领导者自居，而在那里任意发号施令的。相反的，还应在组织上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和在政治上尊重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即是以平等态度对待所有的同盟者。这样做，并不等于对各民主党派要求帮助的事不予理会；而是中国共产党还应在切实尊重民主党派独立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利的原则下，采取积极、诚恳、友谊的态度，在各方面给予它以必要的帮助。这样做，是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领导的加强；而决不会削弱。只有这样，才能在各方面发挥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我们还必须弄清这样一个概念，即是：当我们说，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这句话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但是，这并不否认在某些国家内在一定条件下(如有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力量，有的国家尚没有共产党)，其民族解放运动，在事实上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而且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当然，这种独立常常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限制，它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政治纲领，采取彻底的革命行动。因此，这种独立与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民族彻底解放是有区别的。但，二者也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的，由于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并在其政治活动中获得了群众的一定程度的拥护与支持，因此，在这些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当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这种联合中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在群众(主要是农民)中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而逐步建立自己的阵地和树立本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以求得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我们谈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问题时，还应该看到这种领导是取决于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大的错误，这种领导就不巩固甚至失去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犯了错误而招致统一战线破裂或损失，就是明证。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证明：当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没有成为事实时，“左”的危险是主要的；当统一战线既成事实时，右的危险又是主要的。而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有时是“左”倾危险成为主要的，有时又是右倾危险成为主要的，有时“左”右倾危险同时存在着。“左”倾机会主义常常忽视争取中间势力，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否定让步，拒绝妥协；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常常放弃党的原则，只有团结，没有斗争。这些，结果使统一战线遭到破裂，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自从树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以来，保证了党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坚强而正确的领导，并在这种领导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左”右倾的斗争，从而保证了统一战线顺利的发展与巩固。今后，反对“左”右倾的斗争，仍是我们工作中一个经常需要注意的问题。
总的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争取中间势力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统一战线中，要分清两种不同的联盟，要掌握原则性与灵活性，要善于运用团结与斗争；所有这一切，关键在于党的正确领导。
--- 原载1957年3月31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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