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 作者：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永直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我们和新闻界中的右派分子之间，存在着根本性质的分歧。不从根本上来分清大是大非，就不能识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什么对新闻界那么感兴趣，在新闻界隐藏了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他们那么积极地夺取新闻界的阵地。
我们和新闻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谁来领导新闻界?谁来领导报纸?我们认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都是强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谁掌握了它，谁就能运用它向阶级的敌人展开无情的攻击。谁掌握了它，谁就能运用报纸、通讯社、电台来宣扬各自的政治主张，来影响群众，争取群众以巩固自己阶级的组织。谁掌握了它，谁就能运用它来宣传各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点。谁掌握了它，谁就能运用它形成有利于自己阶级利益的、而不利于其敌对阶级利益的社会舆论。谁掌握了它，谁就能运用它按照各自阶级的面目来改造人们的灵魂，改造整个的世界。
报刊、通讯社、电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掌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就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培养人们的工人阶级意识，教导人们，组织人们，号召人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它就能够在工人阶级未被解放之前，描写工人农民的困苦生活，工人农民遭受残酷剥削，资本家、地主欺压工农的种种事实，它就能够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对资本家、地主作一针见血的尖锐揭露。它就能够反映广大工农的疾苦和要求，并组织和指导工农起来勇敢地斗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它就能宣传工人、农民为生产建设而艰苦劳动的伟迹，教育工人、农民继续提高阶级觉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它就能够及时地揭露叛变工人阶级利益的各色各样的主张和各色各样的虚伪的人物。
报刊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起上列种种重大的作用，而且还向党内的非工人阶级倾向、意识展开斗争，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展开斗争，它教育广大党员群众，不断提高觉悟，改进作风，改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反之，新闻界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它就会立即为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代理人所领导，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成为传播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工具，成为镇压工人、农民的工具。
苏联有过这个例子：列宁创办了火星报，捍卫了党，反对了出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经济派”，反对了所有一切机会主义者，组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广泛运动；可是从火星报的第五十二期起，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把火星报变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向列宁主义大举进攻，宣传破坏党性和党的纪律，赞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匈牙利也有过这类例子，那就是十月事件中的匈牙利“人民自由报”。
中国也有这类例子。那就是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都是由于离开党的领导，在一个时期内被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报纸的领导权，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方向，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武器。
上海新闻界中资产阶级右派王中、徐铸成、许君远、陆诒之徒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他们拒绝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公然攻击党的领导，欢迎资产阶级领导，歌颂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难道这不叫做反党吗?难道这还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这是一时糊涂?是动机纯正吗?上海新闻界的大辩论首先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如果王中之流的理论得胜了，那么党就要退出新闻界，假如党退出了新闻界，那又意味什么呢?那就意味着，王中、陆诒、许君远之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新闻界执政，那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新闻事业方面的领导权的垮台，党的领导灭亡了，一切报纸、通讯社、电台就可以在王中之流的指挥下向右转，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展开全线猛攻了。同志们，谁来领导新闻界?是党还是资产阶级右派?难道这不是上海新闻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吗?报纸、通讯社、电台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它们和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一样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谁领导新闻界的问题，也就是谁掌握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层建筑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它就为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上层建筑掌握在资产阶级右派的手里，它就要反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反对消灭剥削，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报纸、通讯社、电台既是上层建筑，既是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那么报纸也和文学艺术、哲学一样，它涉及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属于共产主义呢?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呢?这要看上层建筑掌握在谁的手里了。所以谁领导新闻界的问题，也就是谁领导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我们能让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损污吗?我们能让人们纯洁的灵魂堕落下去吗?
谁来领导新闻界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办报方针，还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是办社会主义的报纸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办资产阶级的报纸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只有赞成和反对的两条路，没有什么可以含糊其词的地方，没有中间路线。
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方向?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王中之徒的第二个根本分歧的问题，实质仍然是报纸应该谁来领导的问题。右派王中之徒，认为党报和党所领导的报纸办得一塌糊涂，成天扳起面孔说教，是一片“教条主义”，是“一片机器声”，是“寡妇脸”，是“铁青的脸孔”，是“党员脸孔”，“‘人及日报’不是人民的朋友，和读者之间有一堵高墙，只配上毛房看”等等。右派把党所领导的报纸骂得一钱不值，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报纸走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是越走越糟吗?这些办党报、办人民报纸的人岂不都是饭桶、混蛋，岂不都应该撤职让“贤”，让位给王中之流吗?
到底我们的报纸走社会主义的方向对不对呢?有没有成绩呢?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呢?不说远的，就看近几年来，我们认为党报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报纸，是比一切资产阶级办的报纸要出色千万倍。我们经年累月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宣传了马列主义，我们日日夜夜地宣传祖国日新月异的生产建设。我们的报纸在接管城市、宣传党的政策中，在反击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中，在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在反胡风斗争中，在肃清恐美、崇美的思想中，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伟大的肃反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中，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报纸、通讯社、电台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组织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投身于这个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我们的报纸真实地反映了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爱国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呼声，反映了他们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伟大活动。我们的报纸和成千上万的群众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的报纸以共产主义的道德、伦理观教育着人民，使社会的风气和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起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显著的改进。我们的报纸，从思想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着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思想阵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意识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报纸的特征就是它具有战斗性、真实性、群众性、组织性，它具有高度的党性。社会主义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它经常发现、反映和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促使腐朽落后事物的衰亡。它经常宣传先进人物、先进经验，为全社会树立榜样。社会主义的报纸起着伟大的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的作用。只要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坚定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我们的报纸、通讯社、电台在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这些成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不能望其项背的。资产阶级的报刊不是教育人民的精神食粮，是毒害人们精神品德的毒药，是替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叫好的帮凶，它有什么资格与我们相比?
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报纸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那么右派为什么要把我们说得一钱不值呢?原因无它，我们的方向是他们所痛恨的，我们的成绩，就是他们的失败。右派分子王中就这样说过，他认为，报纸上宣传农村合作社96％生产增长，在他看来不是新闻，他是不要看的，只有4％的合作社减产才是新闻，他才喜欢看。这不正好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王中之徒所极端不满的吗?这不就是说明我们的成绩愈大，他们的失败也就愈大，失望也就愈大吗?因而他们极力抹杀我们的成绩，夸大我们的缺点。宣扬资产阶级的办报本领，这不仅仅是右派的阶级本能的反映，而且他们阴谋降低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妄图用这种办法打倒我们，以便取而代之。
我们有没有缺点呢?应该承认我们也确实存在着若干缺点。
例如我们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很生动有力地、深入浅出地阐明许多社会斗争，社会现象。我们写文章，写新闻，以及报纸的编排方面都还有枯燥、生硬的毛病。我们写的经济报道，还缺乏吸引人们感到兴味的力量。我们的文化、知识还不丰富，我们标题的制作往往找不到新鲜的词汇。
决不能因为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掩盖自己缺点，相反地，我们要正视我们的缺点，并百倍努力地克服这些缺点。但是缺点产生的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刻苦学习不够，我们办报的时间不长，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们的记者编辑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也不那么熟悉，加以我们又不善于用文字表达。这是形成报纸枯燥生硬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社会上有不少读者，在旧社会的报刊长期培养起来的兴趣、观点，还没有完全改变，其兴趣、观点与我们的不尽相同，他们对于生产建设，对于工人农民也还缺乏深厚的感情，因而对于报纸上的生产、经济，工人、农民的生活缺乏关心，缺乏兴趣。
我们的责任既要提高自己，改变报纸枯燥、生硬的状态为生动活泼、能够引人入胜的状态，也要用新生的事物、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培养读者具有新的与高尚的兴趣。但是我们检查自己的缺点与右派抹杀我们成绩、夸大我们的缺点，完全是两回事。右派王中之徒要否定我们的一切，降低我们报纸的威信，右派说：你看，他们不行吧，他们不能办报，什么社会主义的报纸，它是没有人看的，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不能走的，你们走开吧，让我们来办吧，让资产阶级来显显神通吧，大家来走资本主义的路吧。这就是右派一笔抹杀我们成绩的大阴谋、大毒计。
报纸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方向?难道这不是上海新闻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吗?
继承谁的传统?继承资产阶级的传统还是继承无产阶级的传统?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第三个根本性的分歧。右派崇奉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贬低无产阶级的新闻学，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报纸是一种宣传工具，不可能成为新闻学，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报纸数量少，不能专门研究新闻学。而资本主义则把世界结合成整体，需要各方面的联系，刺激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无产阶级新闻学则是狭隘的，零碎的，不完整的。右派甚至认为苏共报刊政治性强，缺乏业务性，也难提供新闻理论。根据右派的这些荒谬的理论，右派提出了继承谁的传统问题。
我们认为新闻学就是谈政治、讲经济、谈法律、讲教育、说文化、谈阶级、讲斗争的一门宣传鼓动的学问，要谈这种学问，首先就离不开立场、观点问题。要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首先就少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学是一门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的科学。至于报纸的编排、标题之类的技术性的学问，也仍然首先决定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次，决定于表现的文化修养。腐朽了的资本主义报纸，是在资产阶级腐朽的新闻理论指导之下腐朽了的。不信请看伪中央日报及其他反动报纸，打开版面，无非是满纸的反共叫嚣，满纸的帝国主义的嚣张，满纸的民族尊严的被损害，满纸的道德堕落、精神世界的沦亡，简直读之令人作呕。欧美资产阶级报纸比伪中央日报也高明不了多少，如果说有高明之处，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的腐朽性更浓烈些罢了。
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到底向谁学习，继承谁的传统呢?显然应该向无产阶级的报纸传统学习，继承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它们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鲜明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鲜明的战斗意志，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严肃认真，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丝毫不苟的态度，就是高度的组织性、原则性，反对道听途说，反对走马看花，以及丰富无比的进行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向大非大恶作斗争的经验。办报纸不学习这些，还有什么可学呢?作为一个出色的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要学文学，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知识愈丰富愈好，但是学这些的目的仍然是为着继承无产阶级报纸的优良传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抛开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作风，去为资产阶级服务。
我们承认由于工人阶级办报的历史不长，特别是由于我们多少年来忙于阶级斗争，没有空闲坐下来，把我们的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加以提高，写成一部成文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可是我们办报的正确原则和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中所得到的教训和知识，都是无产阶级新闻学挖掘不尽的宝藏。
右派要新闻工作者向资产阶级新闻学学习，继承资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其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入迷途，其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改变社会主义报纸的方向为资产阶级的方向，而我们则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与右派王中之徒的根本区别。到底继承谁的传统，是继承资产阶级办报的传统还是继承无产阶级办报的传统?难道这不又是上海新闻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吗?
上述这些大是大非，大善大恶，看来并不难分清，那末为什么王中的“理论”还能迷惑一部分人呢?王中的反动理论在新闻界中还有它的市场和影响呢?
究其原因，并不是什么王中之流的“理论”高深，难以理解，也不是王中的“学术”有什么真知卓见，真正令人折服，而是在我们同志中间，有些同志的头脑里，原来就有不少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因而王中的“理论”，通过他们的思想就显得非常合口味，非常投机了。
我们不是也有同志说过：心目中有了领导版面就编不好了吗?不是有人一谈到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一谈到报纸的立场、观点问题，就认为是教条，不能解决问题吗?不是有人在分什么“在朝报”“在野报”吗?不是有人把记者分为几等几级吗?不是有人主张总编辑、编辑委员会“民”选，机关报的招牌取消吗?不是有人也认为党对报纸的干涉太多吗?等等这类意见，虽然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但是这些错误意见不正在总的趋势上符合了王中的资产阶级办报的主张吗?
为什么王中的理论有市场，其原因不难找到了，因为在新闻界还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十分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啊!要取得批判上海新闻界右派谬论的彻底胜利，我们还必须检查我们自己的办报思想。我们不把上海新闻界的这个自由市场逐步消灭，王中的理论是打不倒的，即使今天打倒了，明天又会重新复活的。
王中理论所以有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某些新闻工作者缺乏阶级的感情，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所以对于王中的错误不以为意，反倒要赞扬它的“研究”精神。如果有人研究如何发明一种武器、一种办法来杀掉我们，来灭亡我们，我们也要去肯定它的“研究”精神吗?有人认为王中的错误是研究方法的毛病，恐怕说他是右派分子过分了吧。对于缺乏阶级觉悟、阶级感情的人来说，这种糊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就不是糊涂问题了。谁都知道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是一致的，站在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就叫作“方法”。说王中只是研究方法的错误，不是立场、观点的反动，怎么可以想象一个共产党员居然完全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这到底是王中的研究方法决定王中的立场观点呢?还是王中的立场观点决定了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方法?有人为王中辩解，说他的动机还是好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一致的。从个人立身行事来说，那个人如果以资产阶级思想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导原则，那他必然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王中的主观世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是历来都对党不满的。王中的动机要到这里去找。他入了党多年，可是他并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相反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支配着他的头脑。因此，他终于走上反党的道路，这乃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王中堕落为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反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丝毫也无庸怀疑的了。用动机论来为王中辩解，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客观上是起了帮助王中模糊视听的作用。
我们有些同志在王中的“理论”面前感到无力批判，感到无法识别，其原因除掉一部分是由于立场不坚定的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好同志虽然是立场坚定的，但是缺乏理论力量，缺乏文化知识，因此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面前丧失斗争的力量。这不是我们的光荣，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我们全体人民新闻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
来源： 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选自《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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