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21 作者：张劲夫
张劲夫我们科学工作者这一时期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地投入反右派斗争。从科学界揭露的右派分子情况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可以接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但从右派在科学界的政治阴谋活动和影响来看，性质是很严重的。章罗联盟曾提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企图篡夺对我国科学事业的领导权，不仅要把我国科学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想把从事科学工作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俘虏过去，作为他们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进一步“取而代之”的造反政治资本。科学界的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如曾昭抡、钱伟长等，窃据着科学研究及高等教育的领导地位，曾给予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以极其有害的影响。
在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不仅有过去一贯思想反动的右派，并有过去表现较好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不仅有年纪较大的人，并有年纪较轻的人，如我们这次科学院北京地区青年大会上所批判的五个青年右派分子，最大的二十七岁，最小的二十一岁，平均年龄二十五岁，有八年时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培养的，其中有的人曾派去苏联学习，也竟然成为右派分子。
从上述情况中，引起我们许多值得深刻思索的问题，并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科学队伍，是迫不容缓的历史任务。这次青年大会，到会的大多是青年科学工作者，我想就建立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问题，来谈一点个人意见和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一、 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科学队伍
我们国家要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努力，来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充分的发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国家目前的物质基础还是很不充分的，只有我们获得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如果没有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行不行呢?那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并且要有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的新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苏联在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斯大林同志曾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主要就是指科学技术干部讲的。我们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对於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体会是极其深刻的。
科学工作者，他是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人，是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他是要依附一定的阶级并为其服务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工具，要为经济基础、政治目的服务，要为掌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阶级服务。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主要区别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忠心於社会主义事业，以知识工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度、剥削制度，并以知识工具来达到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两种知识分子是属於两种阶级类型，存在着根本性质不同的区别。
工人阶级过去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惨境时，日子都难以过下去，那里还能谈到受系统的教育。那时的工人阶级是做人牛马的工钱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多数人难以成为掌握系统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可以，如德国的倍倍尔这样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理论家，究竟是不多的。但是工人阶级在过去革命斗争中需要有知识分子来为它服务，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在过去历史上就有过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这便是卓然觉悟地认识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马克思、恩格斯是这类知识分子最早和最杰出的代表。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类知识分子，日益增多起来。在我们中国，也有不少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摸索救国救民革命真理而找到了马列主义，由爱国思想进而信仰共产主义，叛变自己原来的阶级，转而站到工人阶级立场，献身於工人阶级事业，“俯首甘为儒子牛”，鲁迅先生就是这类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代表。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的所有聪明智慧、知识才能，无限忠诚地献给工人阶级，忠心於社会主义事业。所谓忠心，按中国说法：不二谓之忠。也就是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要一条心，不能有两条心。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要没有折扣，没有保留，不能有半条心。工人阶级的客观阶级地位决定它要解放自己，必须要同时解放全人类。所以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光是为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服务，它同时要为全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事业服务。这是一种最崇高伟大的事业，也是最艰巨困难的事业。献身於这一事业的人，必须具有工人阶级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有不怕牺牲的英勇奋斗精神和不怕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为这一事业的奋斗中，要能经受得起种种挫折磨难，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锻炼，因此要有坚决不移、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毅力，要有无限忠诚。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它把历史上那些优秀知识分子的美德不仅继承吸收而且大大发扬了。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少人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少人过去和工人阶级有过统一战线关系，做过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在过去中国旧民主革命和新民生革命的不同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有过许多变化分野，也曾有人时而站在进步方面赞成革命，时而动摇投到反动方面，阻碍社会前进，成为时代的绊脚石。正如周恩来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所说：“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於革命，多数对於革命抱着中立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使能够参加新民主革命，做了工人阶级的朋友，也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是有两面性的，他们也需要和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要进行认真地思想改造，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才能和工人阶级一道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为了这个目的，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动员和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等运动，在他们中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因而在八年来已使我国旧时代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在政治上的进步较快，而在思想本质上的改造还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合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
保留有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在本质上属於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要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度、剥削制度，他们对社会主义不仅感到有些不习惯不舒服，而且是有反感和不满，有的人甚至发展到要抗拒破坏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们把自己的才能智慧、科学技术作为实现他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的工具。如果说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若是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就不仅不能和革命需要相适应，和时代一同前进，而且发展下去就会和工人阶级完全分裂站到敌对方面去，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右派分子。当然，这种右派分子只占极少数，但目前左派也只占少数，多数是中间派，因此要和右派严格划清界限，是很重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立场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才能和工人阶级一道前进。
有的人说，他不大关心政治，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业务，是追求业务知识，好像并不发生属於那一阶级类型的问题，似乎他可以超然於政治之外，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实际上，这种说法是虚假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他要追求业务知识为的是什么呢?人是有思想的，总有他的目的性，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思想目的总带有阶级的烙印。有的人可能在表面上对社会政治问题不大关心，他关心的是自己的事。可是自己的事能和社会政治不发生关系吗?不行!一定要和社会政治发生关系。还有的人说，目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问题已不用操心，要努力的是业务问题，因为据说他的业务总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目前国家政治情况和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思想情况缺乏正确了解或者是另有用意。经过反右派斗争，我们的眼睛不是更为雪亮了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有问题，我们必须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具有自私自利思想的人，他的态度往往是：适合於他的自私自利的社会政治情况他就赞成支持拥护，不适合於发展他的自私自利目的的社会政治情况，他就不满，以至抗拒破坏。因此具有自私自利思想的知识分子，实质上是和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一个类型的，属於资产阶级范畴。这种知识分子，不是拿知识工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追求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起好的积极作用，而要起消极的以至发展下去要起破坏的作用。
我们如何来建立工人阶级的宏大科学队伍呢?我们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到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要建立和扩大这支队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这个新队伍，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工人阶级的这支知识分子的队伍，一方面要把现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现有的队伍很小，不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就建立不起一支宏大的队伍；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努力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
可是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后培养的青年中，会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右派分子呢?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会不会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不会再有右派分子?有的人过去还表现相当好，为什么这次成了右派分子?今后还会不会有人再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我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右派知识分子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这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我们工作做得好，可以减少到最小限度，有了右派分子也可以很快反掉，可以在和他们作斗争中，使绝大多数人更快地进步成长。但是要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那末，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今后究竟要怎样来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使他们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呢?这是我们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要注意研究的问题，我们要研究以往的经验教训，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力求改进，以便更好更快地来完成建立工人阶级科学队伍的任务。
有的人说：有些青年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主要是我们未有教育领导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共产党对右派是没有领导权的，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党的领导权是对中间派讲的，是对群众讲的。对敌人不能用马列主义教育来解决问题，因为他根本反对马列主义。对群众是教育问题，对敌人是斗争问题：或者他投降，或者战胜他。所以对右派分子，共产党、马列主义不能负责，要他自己负责。我想起了我以前在部队工作时候，有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同志，他对於有些老党员、老干部堕落蜕化，有一个很愤慨的指责，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你这个家伙，由人变到猴子去了!”这样的指责虽嫌偏激，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看右派分子是“非我族类”，我们的教育超过我们的“族类”以外，是不能起作用的。所以右派要他自己负责，我们不能负责。但是，我们是否应该研究发生这一问题的经验教训，来努力减少呢?那是很应该的，因为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减少到最小限度，发生了也可以较快的战胜他，改造他。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因此我们要重视研究这一问题。在这次青年大会上，我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为什么我们所培养的青年竟有的变成为右派分子呢?像项志遴，他家庭的多数成员是革命者，还曾派他到苏联去学习，结果他成了右派分子。何荦是一九四九年入团的，至今已有七八年了：徐志国才二十一岁，夏永年、徐刍也是很年轻，有八年时间是在解放后受到教育的，为什么成为右派?都很值得我们深思。原因何在?我想从三方面来研究：
第一、要从阶级斗争来研究，这是最基本的。关於这方面的问题，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不拟多讲，只简单的补充几句，我们今天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存在有阶级斗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我们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解决政权问题和所有制问题后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徐志国的家庭是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总是感到今不如昔。夏永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一直感到不满和仇视。侭管他们是这样的年青，但是他们的阶级仇恨一直保留着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越胜利，他们越是感到绝望。因此，他们要改变现状，要破坏现状，要求资本主义复辟，反映了没落死亡阶级的最后挣扎，科学院北京地区的青年右派分子中，有不少人就是由於家庭是剥削阶级或是本人在过去历次运动中被审查斗争，而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第二、要从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身来研究，也有它的客观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呢?是到共产主义去的一个过渡社会，也就是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把生产资料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平等。有些右派分子说，旧社会似乎还平等些，新社会反而不大公平，这是胡说。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在旧的剥削制度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百万富翁，富连阡陌，另一方面是贫无立锥，家徒四壁，在一起谈平等，这有什么平等可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一面是奴主，一面是奴才，谈不到平等。而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期，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就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最大的平等，最大的公平，也是最大的合理，因为没有人可以掌握生产手段来进行剥削了。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时期，对生活资料的分配采取“按劳取酬”的原则，这是既平等又包含着不平等，比之以往平等得多，但是比之共产主义还存在不大平等，有的人得的多，有的得的少。对待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什么看法?我们说，这是不可免的，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一定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并不合乎我们最高的理想。这样做，是有其缺点的地方，但是我们只好默认他的缺点的存在，我们要努力逐步改变这个缺点。
在这里我想稍为引一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上的几段话，他说：“在基於生产手段公有之上的合作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他们的生产物；在这里变成生产物的劳动也同样不表现为这些生产物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物件的特性，因为现在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已不是在一个间接的方式上，而是直接当作总劳动底一个构成部分存在着”。按照共产主义来讲的话，劳动不表现为价值，他和资本主义不同了。可是马克思接着下去又说：“此地我们所要讨论的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相反地而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它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生长起来，从而它在一切方面，经济上、风俗上以及精神上，还保存着旧社会——它是从它的胎盘里生长出来的——底残疾(母斑)。适合这个情形，个别的生产者给与社会什么——在各项被扣除之后——精确地收获回来。他所给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留着旧社会的残疾，所以“关於消费手段在个别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就通行着如像在商品等价物底交换里通行的同一原则：某一个形态的同量劳动可以与另一个形态里的同量劳动交换。”按照共产主义来讲，不应当这样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有用这个办法，只好默认其中的缺点。马克思对这一种情况叫做“这个平等的权利，是一个对於不平等的劳动的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默认不平等的各人的天赋及工作能力为自然的特权，要默认这一条。
我们看一看，现在人们的劳动情况，有所谓复杂劳动，有所谓简单劳动，有所谓熟练劳动，有所谓不熟练劳动等等，劳动情况既有这许多不同，按劳动所取的报酬就有所不同，即有多有少。而且各人家里情况又不一样，有的家里人口少，有的家庭人口多，孩子多的人比那孩子少的或没有孩子的生活就要差得好远。此外，还有生病的影响，农村还有天灾的影响。所以按劳取酬，在平等权利下包含着分配的不平等，每个人的分量最后是不一样的。
有些右派分子在向我们工资制度进行攻击时，曾假意地说：工资分等级是不合理的，要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而有些具有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对於右派分子这一攻击不仅不能识破它的恶毒，有时甚至是有同情的。那末，我们问：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行不行呢?那是不对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小生产的空想，是反动的。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叫做物质不充分，这是我们的弱点；同时，旧社会遗留的影响很深，而劳动条件还不够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有差别，如果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么懒汉、二流子沾光了，生产将不能迅速发展，社会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所以说是反动的。我们不能那样做，而要采取按劳取酬的原则，按劳动量给予报酬。
所以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即只是在对於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而在生活资料分配上，却依然存在”。“这是一个缺点，但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社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经过长期的诞生的痛苦之后才产生出来。权利决不能高过於社会的经济的状态，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发展。”
在目前社会主义阶段，既然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还有不平等，还有差别，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起着作用，这就是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物质基础。现在有些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很神气，觉得知识还可以作为追逐个人目的的工具，觉得自己有本事，收入多，又有名气，还惹引有些人的羡慕，尾巴翘得很高，这不仅有其历史影响，而且目前我们的客观条件，有给他一种神气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基础，有这么一个特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有最大的平等，在生活资料分配方面比之以往已平等得多，但比之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不平等的地方，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资料分配的上述缺点才能改变。我们国家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时间，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到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我们每个中国人民都要有这样的志气，作几十年打算，来为这一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底更高阶段上，在个人之奴役的从属於分工以及因此而生的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消灭之后，在劳动本身变成不单是生活底手段，而且是第一个生活需要之后，在生产力跟着人们一切方面的发展也增强起来，并且在合作的财富底源泉更丰富地涌流出来之后——然后能够完全超过那些狭隘的资产者的权利底眼界，这个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了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根本差别消失，人类对待劳动已惯於自动实现社会的义务，而无须任何强制，不付工钱的劳动，已变成普遍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有本事很神气，追逐个人名利等等就没有市场了。到了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要有根本改变，你想产生个人主义，没有客观的基础，你神气不起来了，也没有一个人羡慕你这一条，但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和奋斗的。在若干年内，资产阶级法权对生活资料分配的影响还会存在，这一情况还会对人们的思想发生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在若干年内都是极重要的任务。
第三、要从思想方面来研究。上面所讲的是客观的东西，客观的存在只是说明有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发展成为右派分子的可能，要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有思想方面的环境，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并通过人自己主观的思想活动。为什么这个人成为右派，那个人不是，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外一个人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有各人自己主观的思想的原因。
从一般情况来看，人们的思想发展往往要落后於客观实际的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仍然徘徊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当然就不能与革命形势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经过很长时期，全国性的大辩论有好多次，人们的思想准备一般说是比较充分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全国解放算起，只有八年，从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不少人的思想准备并不够充分，感到突然，跟不上客观形势发展。有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能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就使思想认识远远落后於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因此，对大是大非一时辨别不清，就给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以一定的市场，使他们便於进行活动，这是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人都深引为警惕的。
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问题不是思想问题，但右派分子之成为右派，也是有其思想原因的，这些思想根源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面极具有教育意义的镜子，因此作为吸取教训，很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关於这一问题，大会上有许多同志讲了很好的意见，我不拟重复，只是再作一点补充。许多右派分子，思想上有若干共同特点，就是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修正主义观点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警惕的。
关於个人主义问题。差不多所有右派分子思想上的特点，都离不开个人主义，有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就成为个人野心。个人主义思想从社会历史来看，由来已久。我们过去的社会叫做私有制的社会，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私有制社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私有”，所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对於我们来说影响是很深的，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许多人身上差不多都有一个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包袱，问题是有的人能够把包袱逐渐去掉，有的人包袱不能去掉，一直背着走，甚至越背越重，沿途还在拣东西加重这个包袱。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皇帝游江南，到了镇江金山寺，看见长江来往船只很多，问一个和尚，长江来往的有多少只船?这个和尚回答他说：有两只船，一条叫做“名”，一条叫做“利”。是呀，过去佛家认为世人忙忙碌碌，不过都是为了个人名利奔波而已。在旧社会时，这句话概括了很多情况，但并不全面；即使在旧社会，也有一些并不为个人名利奔波，而为人民事业为国家前途而奔波忙碌的人，不仅奔波忙碌，而且有时还付出自己的生命来牺牲奋斗，这一方面也不要抹煞。我们中国历史上舍己为公的志士仁人是历代数见不鲜的，不能用两个字就把所有人都概括完了。对於过去我们祖先中那些不为个人名利，而为人民福利，为国家前途而奔波以至牺牲奋斗的成仁取义的人，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不能否认，在旧社会私有制的情况下，读书人为个人名利而奔波忙碌的，不能不说是很多的。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在培养这些思想，亲友家庭见面多是恭维“升官发财”，小孩子颈上挂的那个“金锁”就写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过年贴的门对子，常见的是“多福多寿多男子，曰富曰贵曰康宁”以及“三元及第”、“三星高照”等等。小孩子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十年寒窗，为的一举成名”等等，不是陈陈相因教育着人们吗?过去做八股文，谓之“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就要丢掉的。所以旧社会在这方面给予所谓“读书人”即今之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深厚的。
历史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到了资产阶级，表现在形式上好像要文明得多，但在实质上是发展到高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形态有各种各样，但其实质是四个字：“唯利是图”。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掌握了一定知识，和剥削阶级完全不劳而获不同，历史上自私自利的奴才和自私自利的奴主，在表现形态上也是有不同的，但实质还是一样。我想着重讲一讲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的个人主义问题。
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形态也是有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而其表现形式之一则是“给与取”、尽责和享受、劳动与报酬的矛盾统一的关系问题，从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人生观。
剥削阶级的态度
一种是剥削阶级的态度，它的特点是不给只取，不尽责任，光讲享受，不劳而获，剥削别人，他对社会人群没有尽任何责任，没有丝毫贡献，而却得到了许多东西。他不仅只是吃饭、拉屎、睡觉、不做有益事，他还要喝血、昧天良做坏事。过去的历史，鲁迅先生说，就是这样摆着人肉的筵宴到现在。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点，到了资产阶级是把这一特点发展到高峰了。而在旧社会剥削阶级为了要驯御读书人成为剥削者的帮闲、帮忙、帮凶，就用剥削阶级的腐朽人生观培养读书人，使人认为这样是有福气，是交了好运，要人去羡慕追逐。实际上过去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有骨头的士人是看不起的，不是在古书上就说过：“肉食者鄙”吗，陶行知先生过去曾写了二只小歌骂这个现象，他说：“不做事，只吃饭，什么人，是混蛋。不做事，吃好饭，什么人，王八蛋”。陶先生反对剥削的人生观的精神是好的，认为不劳而获是很卑鄙的。
另外一种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态度。他要讲求尽最大的责任，做最多的劳动，而不讲求和计较个人的享受、报酬，多“给”少“取”，多劳少得。我们中国过去是有这方面很好的传统的，强调个人对集体、国家负责，强调献身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都是很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者不仅继承了这些美德而且是舍己为群那种高尚精神的集大成的代表。共产主义者为了能够很好尽责，当然也向社会取东西，但是不贪图享受。他只要得一个公共的、整体的、一般的生活条件，他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取得一个再生产的可能；不吃饭明天不能干活，所以要得到吃喝穿等生活条件，其目的是为了再去做工作，再进行战斗。讲求尽责任，而不追逐享受；讲求劳动，而不计较报酬，讲求“给”而不贪图“取”，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并能牺牲自己来求得共同的幸福，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者的态度。
还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给予人们的，要同样取回来；尽自己的责任，求自己的享受；按自己的劳动，要得到应有的报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满合理，“我也不想沾光，我也不愿吃亏”。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与人无争，对人无碍，凭本事混饭吃，不失光明磊落。今天不是也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想法吗?老子有一身本事，就不愁没有饭吃，而我并不多要，是凭本事混饭吃的。表面上好像是“公平交易”，按照有多少劳动得多少报酬，尽多少负任要多少享受的，实质上是不然的。在私有制的剥削社会里，这种想法是空想，做不到的。而且这种想法，仍属“私有”范畴。这种状况只是一种中间状况，要过渡的、要变化的，不能作为定型。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把你所出力贡献的刚刚恰如其分的给你待遇报酬。事实上是或者少劳多获，或者是多劳少得，甚至劳而不可得。就像农村的中农，是要向两极分化的，一方面分化向富农地主去，剥削人；另一方面就下降为贫农、雇农，被人剥削；他怎能稳定呢?这一种态度基本上是默认那个私有剥削。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他要往上爬，对同辈要挤、要踢、要撞，对主子要仰望欣羡，他或者成为剥削阶级的工具——奴才，或者自己也变成剥削者，也就是属剥削阶级那一类的。小资产阶级从思想类型来看，也是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所谓凭本事混饭吃，你的本事献给谁，向谁要饭吃?而且既然赞成“私有”，并有个人贪求，实际上并不以此为止，人一自私，其贪心往往是无止境的，由少劳而多得，最后的目标是不劳而得，所以上述这种态度，仍然是自私自利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仍是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表现形态，很容易迷惑人。曾见有人以为凭本事混饭吃，很傲气。有什么傲气呀?实际上是自己的主观幼稚，没看通，没看全，没看穿!可是这一种思想类型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还值得我们大加警惕，它对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还有影响。
要检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问题，要注意他的特点，因为他有一定知识，有一定本事，是精神劳动者，和完全像死猪那样只吃不干活的剥削者是有不同的。在目前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於个人给予社会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尽的责任和付出的劳动，和他从社会得来的报酬、享受二者的关系如何看法，如何处理，成为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如果对待这个问题能有正确的看法并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许多由於个人打算而带来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有些知识分子总想给予社会的少，从社会上要拿来的多。往往讲究这一条：劳动要讲究记账的，不记账他是不高兴的。现在我们科学队伍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愿意作那些好记账的工作，不愿意作那些不好记账的工作。就是愿意开化不愿做泥土。记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便於表现自己，容易出名，好要报酬，可以讨价还价。记上账就成为他个人的资本，他就似乎成为资产一方，而社会对他似乎变成负债一方；他似乎成为债权户，社会则似乎成为债务户。“你欠了我的债”，他就要经常伸手，要还他的账。几千年的农民给我们吃了多少粮食，不知有谁记了账!工人创造了多少财富，也不知记了谁的账!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流了多少的血，又有多少人记了账呢！有些知识分子做工作要强调记账，以此来讲求报酬。这与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来比，不显得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丑恶卑下吗?有的人正因为存有这样的个人打算，时常觉得自己受到束缚限制，不大舒畅。实际上，你只要能讲求为社会尽责，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工作，为工人农民服务，道路宽阔无边，到处都可以发挥所长。有些人却感到常常受到限制，感到别别扭扭、不大舒服，感到不如意的事很多，这往往就是存有个人主义的反映，而又不愿坦率暴露，总是隐隐约约、曲曲折折来表现，这种人的风格往往是不明朗的，心情是阴暗的，总觉得到处碰钉子。这究竟是社会集体对你不好呢?还是你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集体不合拍呢?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有时候碰钉子，但不会有“不如意事常八九”之感，而且为了革命工作碰钉子是很光荣的。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的问题。科学界的右派分子还有一个特点，差不多都是骄傲放肆，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大大值得警惕。有些知识分子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毒是相当深的，所谓士为万民之首，看不起劳动人民，轻视体力劳动工作，常把劳动人民估得低。实际上知识分子不仅吃的穿的靠劳动人民，他的知识根源也是来自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他的土壤，他在劳动人民头上开花，却忘记了劳动人民，还鄙视劳动人民，这是不老实的，也是不公平的。随便举几个例说：中国过去传说文字是仓颉造的，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人民创造出原始的素材，先有巫后有史官记载下来，而后逐渐整理创造出来的。神农尝百草也只是一种传说。李时珍整理的本草纲目，是多少年千万人民积累下来的经验，有不少药草是开始乱吃死了人，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然后才逐渐弄清楚的，经验要人整理研究，才能系统化，才能提高成为科学，上升为理论，甚至有新的发现，成为公众的遗产，因此整理研究的人是有贡献的，决不能轻视。但他只是若干分之一的贡献，不是全部，如把那些整理研究的人的功劳占得过高，也是不合实际、不公平的。中国的食品好，菜作得好，所有有名的好菜，都是劳动人民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县城、那个集镇一个个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手工业食品，是世界上著名的。许多文化成果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有的是素材，有的是成品。当然，知识分子整理研究工作也很重要。但你不要忘记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是衣食父母，而且是知识根源。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抬高，吹得很大，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是很不老实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来比，知识分子从来容易被估高，而劳动人民容易被估低。
有些知识分子在互相间作比较时，往往易犯“文人相轻”的毛病，他那比法常常是用取巧的办法。在和别人比时，他欢喜和别人的短处比，不喜欢和别人的长处比。对党员，他可以说你不是专家；对党外，他可以说我和共产党有关系或我是党员。对老干部，他可以说有专门知识，对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可以说我曾到过解放区。他不是反过来和别人的长处比，这个人鼻子比我好，那个人眼睛比我好，那个人耳朵比我好，不是这样的比法。他的比法叫做是有利於他自己的比法，越比越高，因此就脑子越发胀，“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自己的东西，就是一把破扫帚也要值千金。还有一种人，简直以己之短来轻人之短，甚至来压人之长，简直是有点霸道了，更恶劣的是用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那就比上述那样人还要低几等。
有些知识分子为了窃取名位，不惜“连偷带抢”；为了卖弄表现自己，不惜哗众取宠。“拍马屁”这东西也有各式各样的，对上拍，对下也有拍马屁的。哗众取宠是给群众拍马屁。要群众把他抬高，他坐轿子，要群众抬轿子。有这样毛病的人，真正是“文人无行”了。
曾见过有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名过於实的。因为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后一个时期可能占了个“便宜”。工农同志文化水平一下子提不了那么快，知识分子有些文化，往往被估得过高，名不符实。结果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经不起考验，最后还得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充实，才站得住脚。
知识分子的改造，克服骄傲自满，态度老老实实，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为了要克服骄傲自满，使自己脑子真正清醒起来，要经常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检查的机会，特别是要有否定自己的机会。有时骄傲自满的毛病过重，发展到狂妄的程度。否定的越彻底就越有帮助，因为可以真正帮助自己清醒起来。脑子发热到发昏程度，不吃一付重的清凉剂，是难以退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得一钱不值，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要实事求是的，只有彻底否定自己毛病的决心，才可以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长处，把自己要保留和发扬的优点，真正肯定下来。这样肯定下来的，就越扎实。知识分子没有经过严格思想检查，对错误和虚假的东西，不加以彻底否定，发展下去十分危险，十有八九要摔筋斗的。所以骄傲自满不经过好几次彻底的否定，你要脑子清醒过来很不容易。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与克服骄傲自满有联系的还有一个体会：要把自己站在普通人的最低的位置上，思想境界可以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看问题。这是矛盾的统一，屁股坐得低，可以使思想超出考虑个人问题引起的种种矛盾之外，换得了脑子的真正的清醒，能够洞察事物，对四面八方易於看清楚、想得通，因之反而换来一个思想境界站得高，看得更远些，更全面些。把自己身份位置摆得高，以为是了不起的人物，就会先以一个主观框框要求客观情况符合自己愿望，而往往是主客观不能一致，使脑子容易糊涂苦恼甚至发昏发热，所谓利令智昏，反使思想境界降低了。
还有一个架子问题。知识分子有了荣誉，做了负责工作，长袍马褂一穿，就有了架子问题。这个架子不好放，马褂一穿不好脱，怕丢脸。因为已把自己看得比普通人特殊，高贵得很，成为“精神贵族”。架子再拉下来，就认为丢脸，有说不出的虚荣心。有时并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受了旧社会势利眼的影响，觉得有名誉、有地位，人家对我是敬慕的。如把架子拉下来，人家就会看不起我，狗看到穿破衣服的不是要咬你几口吗?旧社会确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说今天没有这种残余，但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心病，有心贼。有个人主义的人思想上的心贼有时很厉害，可以把人的精神状态搞得不正常。一个舍己为公的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他把这些心贼都赶掉，精神状态是爽朗安宁的，根本不想这些事，不计较这些事。如果有时遇到人们所谓观感问题，应该怎样看，我看宁可让人家把自己估计很低，等到人家了解到估计错了，人家会给你意外的尊重。千万不要让人看作了不起，结果是中国的绣花枕头，里面是一包稻草，令人得个意外的失望。
知识分子遇到批评关很难过，和架子放不下很有关系。有时在精神上确实感受到有些痛苦，甚至好几天睡不着觉。但是只要下决心把架子放下来，过了批评关，反而轻松愉快，自己思想境界大为提高。中国话叫“痛快”，“痛快”者，“痛”而后“快”也。
再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现在好像在青年右派分子中对修正主义常常给他戴上一顶很冠冕堂皇的帽子，叫做这个人善於“独立思考”，“有才华”等等。反过来说共产党是愚民政策，有些党员唯唯诺诺，缺乏独立思考，是庸才，跟着走，好像是木头人。
孰不知共产党人搞革命，思想上就是要有最大的主动性。搞革命是什么回事，是要牺牲的，要抛头颅洒鲜血的。世界上有最大思想主动性的是什么人，是革命家，是共产党人。搞革命，而且是搞共产主义革命，这种人往往是有最活跃的生命力，没有最活跃的生命力，他不敢、不可能决心地牺牲自己去从事那样的危险艰难的事业。不要把党员看得他很傻，不是这回事。在过去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干革命，革命要杀头，没有满腔的热忱、火热的生命力，是不会干革命的。往往是沉静下来心都咬碎，无法沉静下去了，非革命不可。革命家是生命力最活跃的人，而且是最有主动性的人。他的思想力一般是比较丰富的。共产党人一般是生命力比较活跃，思想力比较丰富的人，怎么没有独立思考呢?没有独立思考就能下决心革命吗?
我们党历来提倡：党员要开动“机器”，不要成为思想懒汉，思想懒汉这种人是不好的。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而且是一再强调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人调子差不多，没有多少不同意见，是党的“愚民政策”。党员阶级立场相同，政治目标相同，调子当然基本上相同。什么叫独立思考呢?难道说标新立异、任意放肆叫做独立思考吗?独立思考要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立场；有些同志讲得很好，思想是阶级的反映，站在什么立场去思考，思考什么，为了什么去思考，谁也不能离开阶级立场的。还有是你是用什么思想武器，思想总不能离开立场与方法。来自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立场站得不对，思考的问题一定也不会对，一定把问题看错了。站稳立场，思想方法的武器不够，也不易把问题看清楚。马列主义与我们的关系，列宁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结晶，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是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我们这些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列主义哪里会是原来自有的，这是外来的东西，需要很好学习才能掌握的。我们学马列主义谈何容易，不在长期实际斗争中锻炼，是不易学好的。立场没有站稳，武器没有抓住，却来抽象强调独立思考，这样是否在强调知识分子自发性呢？难道发展知识分子的狂妄无知，乱想一通，胡话连篇，以感想代替政策，任性放肆，就叫做独立思考吗？我们在初参加革命时候，大都有那股子劲，叫做“初生之犊不怕虎”，“学艺三天，天下可行”，半瓶醋，到处幌。等碰了许多钉子，才觉得不简单，慢慢懂得深思熟虑，比较深沉，逐渐成长，许多人又有“学艺三年，寸步难行”的体会。立场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要做到可不容易，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解决了这个问题，右派分子把新腔怪调叫做独立思考。对那些和党的调子不同，另外唱一个腔调的人，他就说：你这个人会独立思考，有才华；对那些党性好、遇事深沉思考的人，却说是愚蠢。这是恶意的曲解和污蔑。古书上说：“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有些人欢喜卖弄自己的聪明才华，卖弄小聪明，结果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右派分子常常用善於独立思考的幌子来掩盖他的修正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特点。
关於怀疑态度，我们一向也是提倡的，也就是说对不懂的问题不清楚的事情，不要装懂，要问清楚，追究明白，研究透彻，马克思在答复他的女儿所提的问题时，记得就讲过这一句话：遇事要有怀疑态度。不懂的事抱着怀疑态度，打个问号，把它搞清楚。但这种怀疑态度并不是怀疑主义，这是有原则区别的，当着把问题搞清楚了，就要坚信笃行。自由思想要不要?这也是我们一向提倡的。但这又和自由主义有原则区别，对自由主义我们是反对的。党从来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怀疑态度，不然怎能把马列主义的真理掌握得住，这是不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就曾强调过“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强调知识分子的自发性，立场没有站好，思想没有武器，强调自发，请问自发什么东西?当然就自发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一套东西啦。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拿着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武器，大喊要“独立思考”，“自我扩张”，结果是什么呢?一派的修正主义，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在目前这样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从旧的营垒来的人，要向旧的营垒叛变，向新的营垒投降，而且要真诚。工人阶级新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更要站稳立场，不能迷失方向。所以我们这支科学队伍，老的要改造，新的要培养。目前科学队伍的情况和全国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是相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数，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也是少数，多数是可以接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间派。对现在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人民日报社论上讲，目前知识分子中间分子数量最多，他们现在有点摇摇摆摆。因为知识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旧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没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没有了，新的经济基础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知识分子的毛，老皮已不存在，要附到工人阶级新的皮上，不附到新皮上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就会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梁上君子”是个什么问题呢?叫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会摇摇幌幌，苦闷恐慌。有的人感觉到在这新社会里日子不大好过。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处在“梁上君子”的情况，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旧的经济基础既然都改变了，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不把你的毛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的话，你就不能和新社会适应。你的科学知识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需要，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的情况，就会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精神状态不安宁。必须要定下来，乌乎定?定於“一”，“一”是工人阶级。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可以看出：许多过去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就比没有进行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说明思想改造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前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解决对美蒋要划清敌我界限问题；而对於解决改变资产阶级立场，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问题，一般还未有来得及解决。到现在，这一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我们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清目前这个形势，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结合在一起。
我们人的性质、生命有两种，一是自然性。生物学的人，自然人；但还有一种性质更重要。人之所以为人决不仅仅是前面那一条，否则，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人之所以和其他生物不同，更重要的就在於他有社会性，能制造工具进行社会生产，有思想，是政治的动物，社会有阶级，人的社会性就必然反映一定的阶级性，社会性的人，必然是属一定阶级的阶级人。所以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自然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对一个人来讲更重要，是他的灵魂；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观点，人就没有灵魂了，行尸走肉而已。不是有人对人生曾发生过苦闷吗，说什么人生无常，生命有限得很。有些哲学家又说生命是无限，是可以不朽的。有限、无限，朽和不朽，总是搞不清楚。实际上作为生物学的人，生命当然是有限的，要朽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的老人就算不容易了。但是人是可以无限的，可以不朽的，那是指政治生命讲的，你的政治生命可以是无限的，你是可以不朽的。就看你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上什么一个阶级和势力结合在一起，如能和那进步的阶级，进步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你就是无限的，不朽的，你的政治生命是和人民永远存在的。如你个人生命和那个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和势力结合在一起，那么你的生命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成为人类蟊贼，后世罪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学工作者把自己的毛能够附在工人阶级皮上；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是个极大的光荣。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前途的，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都要过渡成为工人阶级。如果我们这一生，最后还要找个安慰的话，我看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好儿女、好战士、好的科学工作者，这就是无上光荣，死无遗憾，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光荣的吗？个人的生命和这最前进的最革命的阶级结合在一起了，永远有它的存在。今天有最迫切的需要，最好的条件，最大的可能，让我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凡是从旧社会来的，包括在今天立场观点问题还没解决的青年在内，我们都应该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要肯努力、有决心，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科学大军是很困难的，对知识分子自己来说，也是需要明确决定自己的前进方向，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一个人来说，政治生命比之自然生命更重要，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自然生命。所以一定要下这个决心。
我们刚刚才走过青年这一段，所以还比较熟悉。青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年青，有前途，有未来，但是现在并没有多少本钱。记得在抗战初期郭老写过一篇文章：青年是人类的春天。这说明青年人是初出山的太阳，来日方长。青年人的这一特点，说明他可以造就，可以塑造，按教育学来说是叫做可塑性，但现在还未塑造成功，成功的日子在后头。他有这个特点，可以填充很多东西进去，来发展他，来得到生长。但是现在的情况，或者是一张空白，正需要画画，正需要以后来画，现在还未画好，或者正是在打草稿，还未画出成品，所以这一个特点是他优点的地方，也是他弱点的地方。
我们都是从青年时代过来的，我们的同辈，以后接触过的朋友、同志也是应当多的，一批批的，由青年到壮年在逐步成长，但在走向前去的路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和不同结果：许多走向革命道路了，有不少在为个人职业奔波，甚至有的一时“得意”而终究潦倒，也有少数是走向反动的而结果是没落的道路上去。至於徬徨歧路，动摇犹豫，以至随波逐流成为政治上庸人和社会渣滓的当然也有人在。在参加革命的同志中，除了牺牲的同志外，留存下来的，多数人成长了，逐渐走向成熟成为革命骨干，有少数人掉队了，落后了；还有个别的堕落了甚至叛变革命了。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的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真是回头一看，教训不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有明确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许多青年同志都是很有志向的，而且是有远大的志向，这好不好呢?是好的，但必需要明确要有为谁去服务的志向，也就是必须要有正确政治方向的志向才是好的，如果政治方向不对，那是很危险的，要跌大跤子的。青年人努力方向如何定，就联系到我们科学院对青年的培养目标问题。(关於今后培养干部的成分来源及培养途径等问题，这里暂时不谈。)我深深感到现在有些青年同志，有了业务方向，却没有政治方们的向，或者政治方向不大明确坚定，这是很危险的。要把我业务水平提高，这好不好呢?当然是好，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方向必须作为前提，你要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工作者?成为什么样的“家”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因此只注意业务方向，不注意政治方面，叫做前途危险，不堪设想。所以我们不管对决定一生的奋斗目标也好，和一段时间的奋斗目标也好，总是要把政治方向作为前提。因为人，我前面说的，第一位的生命是政治生命，所以你首先要确定的是政治方向，为谁服务，向什么方向去。知识只是一个工具，工具为谁所用要有方向。一把刀子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鸦片烟可以做药救人，也可以害人，你掌握了业务工具，你必须要有政治方向，才算有了目标和归宿。
我想应该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呢?应该坚定不动摇的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心於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而且要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也就是要又“红”又“专”，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成为红色专家。现在不是有所谓“先专后红”的说法吗?这当然是不对的。先专后红实际上是先白后红，结果是先白后黑。因为所说后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不要红，那你是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就是要成为白色。我们要的是又专又红。有了政治方向，业务方向才有了从属，才有了灵魂。
青年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热情高，有朝气，有进取精神，这是好的，但是也带来一个弱点，就是经验不够，判断力较差。接受新事物快，敏感，但选择鉴别力较差，容易被别人俘虏，容易受人影响，先入为主。胃口虽好，容易乱吃东西，容易上当。中国有句俗话：“跟好人学好人；跟猫狼子学咬人。”用文绉绉的话说，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在青年时期，好有一比，有点“姓碰”，我们乡下那个地方，从前女孩子是从小就要定婆家的，有时也有个别的没有定婆家的，妈妈大娘们见面谈话的时候，如问你的孩子婆家姓什么，就会得到回答说：他的婆家“姓碰”。这个意思就是还没定，究竟婆家是谁，要“碰”。我对青年时期的许多事也就好有这样一比，没有把握定准，往往在乱撞乱摸乱碰。我过去就是这样的，那时条件比今天差了，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我们年纪青青地要去找真理，真是在黑夜里摸索乱碰，碰得好苦，才找到共产党，信仰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生的奋斗方向。
我们开始由家庭走入社会，很多是为了找个人职业，遇到国家困难临头，才有心救国，然后进一步遇到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真理，这才逐渐走到信仰共产主义。有好多革命知识分子都是走的这条路，但这是一条曲折艰苦的路。在探索寻找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人在向你兜售“真理”，乍听起来都说“真理”在他那里。可是究竟什么是真理，真理究竟在那里，一时不易弄清楚，是经过好久才逐渐弄清楚的，而且是付了不少的苦痛代价。过去社会上有好多骗人的东西，各式各样的道理，究竟如何选择判断，在青年时往往没有把握，很容易上当。可是今天条件不同了，有了党在全国的领导，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这一点上真是无比的幸福。因为摸索、“姓碰”，碰对常常是偶然的，碰错常常是必然的，危险性大得很。我有一个体会，青年时代要有正确的领导很重要，有了正确的领导可以减少和避免我们犯不必要的错误和走弯路，否则的话，很容易犯错误，走弯路，迷失了方向。没有正确的领导，个人在旧社会里混，的确有点像迷途的羔羊，有时成为孤儿，亲友也靠不住，政治上没有依靠，十分苦痛。找到党之后，感到无限的幸福。
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进步的，前人教育后人，后人胜过前人。后人为什么能胜过前人?就是因为能够接受前人的经验，可以少走弯路，能走近路。单靠自己摸索前进，不但不易走近路，而且常常走弯路。而有了正确领导的时候，就可以少走弯路多走近路。所以社会是发展的。后人要超过前人的，就在於后人要善於向前人学习，善於走近路，后来居上。要指导我们走近路(包括政治方向，包括我们各方面)，正确的领导就很重要，而今天正确的领导是党。所以相信党、依靠党对青年人来讲，真是太重要了。生在这么一个幸福的时代，你不运用这个条件，自己还在“姓碰”，不惜要走弯路，这不是既危险，又冤枉糊涂吗?！没见到有些人在乱碰当中得到过许多惨痛的教训吗?有的竟成为一生憾事。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从马列主义来看问题，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就是犯过错误，失过足，掉下水的人，也不要绝望，还是可以有希望的，只要你痛下决心改正，从新做人，在新的基础上还是有前途的。我们今天对右派分子也还是这样望他们真诚悔悟，从新做人。但是失过足的人，作为一生的教训来讲，究竟是终身难忘的憾事，能避免还是努力避免的好。为什么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碰”之神去呢?不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前进呢?所以，我是诚恳地向青年同志们建议：必须要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决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一个工人阶级的有很高成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这是根据讲话记录加以整理的)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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