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0-15 作者：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副书记, 萧挺
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副书记、萧挺上海音乐学院艺术教育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成为学校内部的主要矛盾。双反运动一开始，几万张大字报就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教学上的浪费保守思想。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以资产阶级艺术教育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材”，不符合国家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群众给教学算了一笔账，一个学生在校一年，除了基本建设经费外，国家尚需付出二千余元的代价，五年下来就是一万多元。如果出一个废品，不仅造成一万多元的有形损失，无形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但是，在资产阶级少慢差费的思想和教育方式培养下，确就出了不少废品。如声乐系学生汪琏、王炎英，在校学了五、六年，结果连一个基本音都唱不好。有的毕业后唱二重唱，还常常跟别人唱成了一个声部。作曲系有些学生，由于学的都是以西洋古典学派的曲式为典范来进行分析，结果学完了“作品分析”课程后，不但不会分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现代音乐作品，而对外国的一些近代著名作品也无法分析，只会用死的公式去硬套。就是这样，有些教材竟百分之百的采用西洋作品。而平时还认为背不出一些外国音乐家的生平即为奇耻大辱，而讲不出一个中国音乐家的名字则理所当然。
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劳动人民的需要，于是，以深入实际，走民族化、群众化道路问题为中心，掀起了第一次教学改革高潮。但是，由于运动来势猛而迅速(如一开始一夜之间即贴出了一万多张大字报)，教师普遍感到思想准备不足，大多数教师抱着“过关”态度而被动招架。尤其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子未动，加以对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缺乏实际感受，因此，教学改革虽有一些收获，打掉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教学上的威风；但主要还是破得多，立得少，教学改革也就显得很不彻底。这就必须乘胜追歼，继续破立，以获全胜。因此，当党提出勤工俭学的号召，发动全院师生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展开深入工厂农村进行劳动、演出等活动。通过劳动和演出，加强了对联系实际，走民族化、群众化道路的实际感受，更有利于教学上的破旧立新。事实也证明，在勤工俭学演出中，以西洋作品为主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品为主的两种艺术实践，所得到的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效果。
勤工俭学演出和劳动，为促进教学改革进一步开展，在思想上有了重要准备。但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们，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而充满个人主义思想的学生，则不管人民的需要如何，总念念不忘资产阶级的艺术道路。因此，当革命斗争暂为缓和一点的时候，尤其这时刘诗昆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得第二奖的消息传来后，就提出了许多论点，企图借势否定党的结合生产劳动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们说:“搞勤工俭学肯定培养不出国际水平”；“勤工俭学联系实际只是普及，不能提高。刘诗昆这样的水平，绝不可能在勤工俭学中培养出来”；“普及与提高是矛盾的。全国只有二个音乐学院，学院应该是供销站，而不应是百货公司”。他们还否定劳动的重大意义，说“搞艺术的去劳动，真是浪费人材”。对盲目崇洋则辩护说:“世界上人的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西洋这一套有科学基础，搞久了也就会成为中国的了”。在这样一股歪风吹袭下，有的人则自叹不该学音乐，现在成了“牺牲品”。有的则认为音乐是古代相传慢慢形成的一套完整东西，一下子改是不可能的。从而主张“教学要有一套系统，不能老联系实际。……应先学成系统再批判，不要中途转民族化，打好了基础就能民族化了”。很显然，这些论点的提出，不过是再一次企图保持其盲目崇拜西洋和所谓“正规化”的“关门提高”的资产阶级艺术道路。
为了保证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贯彻到底，势必要严厉地批判这些反动论点以扫清道路。因此，全院又展开了一场“要不要走民族化、群众化道路”的辩论。事实说明，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道路。我们不是不要提高，但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也就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提高。象刘诗昆这样在国际比赛中得奖肯定是件好事，而且将来仍很需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绝不能以此为“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主要的是发展我们民族的音乐艺术。在这次辩论后，紧接着便展开了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对进一步拔除资产阶级白旗、树立无产阶级红旗有重要意义，在艺术教育思想上也狠狠地挖掘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根，对教学改革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斗争中揭发的许多事实证明，以贪、妄、娇、骗为特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些所谓“清高”的“艺术家”身上十分严重。正象大字报所揭露的:“自命高又专，身价加倍算，人民需要我不管，个人名利拼命钻”。正是这种“自我中心”思想，在顽固地维护着资产阶级的艺术道路。从这里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死抱住那顶腐朽的“皇冠”了。分析一下不外这样一个问题，即资产阶级的艺术道路，实在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发展”。个人名利就是依靠什么“阳春白雪”和西洋的一套衣钵。因此，继续走资产阶级老路，那还有一套“资本”可作为追求个人名利的“敲门砖”，若要面向工农，按照劳动人民需要去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的音乐艺术，那末，不但半套资本也没有，且还放不下架子好好学起，害怕“吃力”与“麻烦”，害怕在群众中“碰钉子”，害怕“名家”、“教授”的衔头发生问题。因此，不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艺术教育思想就不可能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大获全胜，对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教育事业，有着极其重要作用。
当反个人主义斗争热潮正旺的时候，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象太阳一样升上了地平线，更加照亮了祖国每个角落，给兴无灭资的斗争带来了新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进行破立，学校决定广泛展开学习、宣传总路线活动，并再下乡进行劳动锻炼。经过一个多星期紧张的边宣传边劳动，在总路线精神鼓舞下，面对着农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敢想敢为的伟大气魄，很多师生深深感到“落后、保守和自私的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我们总喜欢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实在离开工农、离开时代太遥远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现在是无可置疑了”。因此，纷纷提出:“迅速加紧改造思想，赶上时代”；“继续深入工厂农村”。但是，也还有些人感到空虚，散布一种消极空气。他们说“总路线精神在工农业上容易体现，音乐上可难办”，“音乐教育这一套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一下子就改是困难的”；“六○六是经过六百○六次试验才成功，音乐如何多快好省法?”等等。因此，“音乐教育能不能多快好省”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论战中心了。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下，于是以破除洋迷信洋教条为中心，在各级党组织直接掌握下，采取青老教师、师生及校外群众的批评建议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了有破有立的第二次教学改革高潮。很多系课修订了一批教学大纲，全院也展开了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热潮，音乐教育出现了质的飞跃形势。
此后，又经过思想小结、修订红专规划等斗争，在八月初根据市委跃进再跃进的号召和中央教育会议精神，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五年跃进规划草案，并以此为纲，采取以立为主，以虚带实的方式，又掀起了第三次教学改革高潮。全国到处放“卫星”的形势，使师生普遍感到社会主义“关”尚未过好，却又要准备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不红真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在积极分子带动下，普遍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提出坚决做到政治挂帅，以共产主义风格进行教学改革。就是这样，学校各方面出现了万千新气象。
第一、在明确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在音乐上一专多能的劳动者的目标下，为使教学工作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首先改革了学制，将原来的五年制改为四年制。由于精简了重复繁杂和不切实际的课程，增加了实际需用的新内容，反使四年可以超这五年的质量。此外，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实行了“七四一”制度，即每学年上课七个月，劳动与艺术实践四个月，休假一个月。并创办了一所拥有六个车间的乐器工厂，以供师生平时在校内进行劳动。
第二、实行了正规与业余、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不增加师资及经费条件下，根据文化革命需要，新设了工农班、师范专修科及戏曲音乐、民间演唱、手风琴等新专业。此外，还成立了包括普及班、选修班和业余夜校在内的业余部，办了一所农民音乐学校和各种工人音乐训练班，五年内可培养出群众音乐干部27，500人。
第三、大大改进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原有学课几乎全部以西洋音乐为基础的状况，改变为以民族音乐为基础。从而修订了十四种教学计划，六十一种教学大纲，编出了五十多种新教材。
第四、在创作和艺术实践上，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从二月到八月的半年中，全院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奔向街头田间演出共达816场，超过八年来演出总和。这种演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艺术教育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另方面，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在工厂农村现场创作出来的。在创作上更是打破了过去非作曲专业不搞创作的框框，出现了创作“满天星”景象。半年中共创作了歌曲、歌剧、大合唱、管弦乐等2274件， 为八年来创作总和的四倍。
第五、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教学体系和新学派，展开了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成立了各种学科研究小组十五个，和一所民族音乐研究室，并已做出初步成绩。
---- 原载1958年10月15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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