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28 作者：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从3月25日到30日共开了六天。会上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一些人对肃反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等问题的意见。
邵力子对肃反很不满意，并且反对再搞肃反。他曾在民革二中全会中三次激烈地公开反对肃反。第一次在李济深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有人怀疑既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又要搞肃反，岂不是矛盾吗？”报告指出这是不对的。而邵力子则反对这样写，因为他认为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够认为不对，因此把这句话删掉了。邵力子说，毛主席曾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还要搞肃反呢？第二次在讨论民革的决议时，决议中曾有对肃反的估计，认为肃反运动有很大成绩。邵力子认为不能这样提，肃反不能提“运动”，因为一搞运动就只有偏差，更何尝谈到成绩。他说，他在政协的决议中就提出过意见。结果把民革决议中对于肃反成绩的估计删掉了。第三次在座谈民革业务时，谈到民革的组织工作要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邵力子也反对这样提，他觉得在决议中已提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就不应在组织工作中再来(23)提。邵力子还说：民主党派绝对不能搞肃反，要向统战部力争。
邵力子这种激烈反对肃反的情绪感染了不少了，并且在他发言后立刻就有晏勋甫、李志强等的支持响应，同意他的看法。同时还有一些旧军政人员在小组提出许多事实说明肃反搞错了，肃反不能再搞。
龙云对肃反问题也有意见。他在民革大会发言中说，从三反五反到肃反，各地组织有些成员被传讯、被逮捕，而我们组织负责人不按一定程序去问清楚，却张惶失措，停止党籍或开除，这是错误的。龙云说，民革成员多半来自旧社会，社会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但吸收时是经过一定程序的，情况大概知道，入党后发生问题用不着张惶失措，要开清楚，证据是否确实。组织对组织事前不通知就不好，互相监督还要互相尊重，才有助于团结。一个普通公民在宪法公布后违反人身自由也是违反宪法的。
有些人不仅口头反对肃反，并且准备翻案，积极稿平反。如最近准备下去视察的许宝驹(民革中委)要到江西去搞高经案，还有谭惕吾要在北京搞电力工业部一个案子。
民革中委田竺僧(湖北政协常委)说：“有一民革成员公安部门说些人将被捕，要我们先开除党籍，不料开除了很久还未逮捕，去问肃反部门，检查此人问题已交代清楚，不逮捕了，使得民革的工作很被动，成员也有意见。”
有人说，镇反时我们“六亲不认”，旧朋友写信来也不敢回信，怕引出危险来。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有些人认为：肃反运动的方针虽好，但有的地方偏差很大，应该根据毛主席今天提出的“有错必纠”，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民革没有搞肃反，这有什么坏处呢？没有搞也没有发现反革命。并说，肃反工作是要做下去的，但肃反运动不能再搞。
黄绍竑说：“根据两年来视察司法工作的情况来看，反革命案件中有80％是与旧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关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上层，有些不是反革命也判成反革命，有些判得过重。”他说：“民革对反革命根源了解得多一些，谈到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方面也很重要，要使政府判罪按法制办事，恰如其份，没罪的为他们申冤，这样不但能发挥监督作用，对解放台湾也能起好的影响和作用。”
不少人觉得民主党派还是须要共产党领导的，但更多的人强调民主党派要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关于监督问题，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民革中委晏勋甫认为，“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是与接受中共领导有矛盾。”他说：“你也是党，我也是党，我怎么能给你领导。”他认为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没有法制根据。广州民革宣传处处长谭明昭说，有的群众反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是否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核心关系(即兄弟关系)？如果是核心关系，就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比如我们说以苏联为核心的和平阵营，并不等于苏联和和平阵营的国家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二)强调对一方面监督(即监督共产党)。(三)邵力子主张，要互相监督必须定出制度。他认为要真正实行监(24)督，民主党派的组织必须下到区、乡，在区、乡建立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他说，因为问题都是出在下层，如果民主党派没有基层组织，就没有办法实行监督。有不少人要求大量发展组织，多联系社会人士，以扩大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龙云说，为什么要说巩固与发展相结合，难道发展与巩固相结合不更好吗？他唯恐发展强调得不够。但也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人数少，经费不够，干部地位低，主张不向下发展。
龙云说：“要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是有顾虑的。共产党水平高，学习好，对我们监督容易，我们监督共产党就不容易了。”
民革中委袁全章(甘肃司法厅副厅长)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去年甘肃中共召开过一次厅局长会议检查思想，很多人搞不通，统战部召开统战会议检查，也贯彻不下去，到现在机关方面也不是贯彻得很好”。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民革中委、副秘书长刘孟纯说，在旧社会，在我自己职权范围内，一纸命令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认为这样才算有职有权。今天，无论做什么事要走群众路线，要靠集体领导，处处疙疙瘩瘩，人人有权，人人无权。我看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做了部长也是如此。因为他有组织的领导，不能随意而行。民革候补中委苏从周说，在机关中首脑们决策的会议，民革高级领导不能参加，因此体会政策不深。他建议：在制度上应考虑叫民主党派的副职参加决策的会议。广西民革副主任委员吕体义(广西交通厅副厅长)说：“在机关中，党与非党还是界限分明，检查了统战工作也还来很好贯彻，民主党派也还有不敢说话的，因此双方有责。”山西省杨自秀说，党外人士作副厅长的不能看电报。民革中委冯伯恒(广州市体委副主任)说：“过去我在民革机关工作，现在我在行政机关工作。中共党同与我们界限分明，说我是党员，你是非党员，这样叫我积极工作也就要打折扣了。今天谁不想为社会主义发挥积极性，但请缨无路，要见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一面都十分困难。广州市体委办公室十八级干部，1948年入党，很多材料不给我看，对逼死一个青年团员这件大事，到第三天才告诉我，太不尊重党外人士了。所以我对党支部坚决不妥协。过去统战部一个小干部来到民革，指东划西，就会使得你工作无所适从。”他还说：“民主人士没有政治风度，为了名誉地位，唯唯诺诺有意见不敢提，怕说错了副市长就完蛋了，这就是没有政治风度。”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革各地干部思想很混乱。民革候补中委张平江说：“这一方针提出后，有些人趾高气扬，对民革的工作热中起来。有的支部与机关中共党委关系不融洽，借此报复挑剔。”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四川不少人反映：“这个方针提出后，一方面民革成员强调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否定接受中共的领导，另方面地方统战部对于民革的工作也不如以前那样负责了，使得民革工作遇到很多困难”。
蔡廷锴对于广东统战工作的意见，他说：“很多抗日纪念品”(如银盾等)，我放在广东乡下存着，在土改时当地把这些纪念品卖了，我曾反映给统战部，但统战部不管。还有我建筑一房子留纪念，结果砖被拆来卖了，我老婆的坟墓(在乡政府旁)也被拆卖了，广东统战工作做得不好，我自己是不是统战的一员呢？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别人？
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敌我不分，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翁文灏在民革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现尚存留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处理方法也不能相同，敌我矛盾是有对抗性的，人民用专政方法以还击教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是非对抗性的，经过协商说服和其他和平方法，终究会达到团结，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使用专政，而是用有领导的民主政治，所有权利都有宪法保障。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指示。用这个标准来看台湾国民党领袖人员的地位，在未回国之前是否要当作敌人看待呢？我以为不应当如此想像的。”所以他说，对于台湾当局“只有友情，毫无敌意。”翁文灏的发言全文被登在3月29日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的第一版头条。民革候补中委曾震五也曾在大会上发言说：“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首先要有关怀他们拯救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当成是大家庭中的一群没有受好教育、误入歧途的孩子，我们现在要把他拯救出来。因此要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晓之以势，叫他们认识到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要同情他们的处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消除顾虑。”
张治中在大会发言中分析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时谈到蒋介石，他说，蒋介石个人主义很强，随机应变，他决不会不顾一切蛮干到底。张治中说，因为蒋介石的家庭观念很重，他很爱他的儿子、孙子，他如果有一条路可走就一定会走，不会蛮干到底的。他强调说，台湾军队还是为蒋介石控制，用黄埔来号召黄博是有作用的。张治中还在大会上强调说：“我听毛主席讲话从来未提蒋介石三字，都是称蒋先生、蒋委员长，并且还要出蒋委员长书籍。”
民革候补中委陈铁(贵州政协副主席)说：张治中副主席发言中说台湾官兵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的看法，与周总理所讲的他们内部有矛盾、官兵有爱国心的政策精神不合，要修改一下。蒋在大陆，几百万军队都垮了，不相信他能控制。
张治中对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很积极，他主张要加强对台湾的研究工作和宣传、通讯联络工作。他建议是否把民革的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机构放到政协里去？
黄埔军人也很积极。民革候补中委舒宗鉴(国务院参事)说，民革应建立一个专门机构，配合军委敌工部设在港澳，专为做通讯工作。
还有人反映：梁国强在台任交通部顾问，现回到香港。他对人说，台湾控制严，很多人想回来没有办法。建议民革中央与统战部商量，在港设一机构，由中共领导各党派参加进行对台工作。
还有人建议，大陆上的旧国民党立法委员是否可联名给台湾的立法委员一封信，广播出去可能发生影响。
来源：1957年4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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