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8 作者：《人民日报》编者
《人民日报》编者《人民日报》编者按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很多党外人士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党和政府所视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党组织更应该继续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只可以邀请他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而且还可以采用各别谈心的办法，更充分地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昨天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统战工作提出意见，这是请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顿作风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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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党在去年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到底还有那些问题？在我们全党即将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我们通过整风解决那些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在８日下午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的中心议题。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先后就召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近年来检查党的统战工作的状况、当前党派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李维汉部长说，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
平杰三副部长说，从去年３月到目前检查的结果来看，各地执行统战政策比以前有了进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进；各民主党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关于宣传民主党派的活动方面也比过去作得多一些，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很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加强联系和帮助的问题，基层组织的党派关系问题等，都须要加以研究。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副主席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发言。
章伯钧说，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以前，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曾举行了扩大会议，就党与非党关系、民盟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等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会上，有人说：几年来，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事务中确实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条件。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过去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入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象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法。关于有职有权问题，章伯钧说：有人说：职、权、责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党领导人员有职有权，必须同时要非党人士负责，但是现在，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都要党组负责。既然要党组负责，就不能不要权，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
在谈到对统战部意见的时候，章伯钧说：有人认为：统战部征求意见不止一次了，到今天还要人家提意见，有些人都不愿意提了，因为过去提的意见没有下文，没有交代。如去年统战部无准备地制定各民主党派干部制度，开了几次会征求意见，毫无结果。再如１９５０年统战部就曾强调有职有权问题，迄今七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章伯钧还说：民盟中有人认为：党中央对统战工作从理论、政策到贯彻执行和宣传教育都重视得不够。有人认为，民盟中央“带病延年”，对长期共存方针无独立见解，也无具体办法，这点也是统战部对我们的“病”帮助不够，即互相监督不够，统战部也应该检查。还有人认为：统战部单靠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深入访问一下，个别交谈。深入访问时，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还要找找下面的人。
许德珩在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德珩提出两个具体问题，他说：首先干部问题在九三学社总是很难解决，需要调来的人不能来，在职干部不安心工作。从去年到现在统战部只介绍来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到现在还在动摇。三年前曾介绍来一个青年人，后来走了，他说他是学历史的，非走不可。再有一个问题是：去年以来，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就要退出九三学社。南京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和杭州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去了。我们就想：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既然是长期共存，无论如何要有人来搞工作，无论如何要有组织成员呀！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敢检查统战工作。如何解决呢？许德珩说：现在我们呼吁统战部帮助，也就是带了病，请统战部给药吃。他还建议恢复双周座谈会，解决“一道墙，一道沟”的问题。
陈铭枢在谈到高等学校中的各种组织的作用时说，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这是值得研究的。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还说，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只是党组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注意，对于一些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同党外的负责干部共同商量。他在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时说，党员有明确的工人阶级立场，但是如果“用非所长”终究不能成为“俊才”。因此，他希望党对学校中的领导人，能够做到“用其所长”。最后，他谈了如何密切党的领导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他曾经参加某中学校的党员与非党人士的谈心会，感到很好。他希望今后能够树立起党员与非党人士交谈的风气，消除彼此关系冷冰冰的现象。同时，他希望全国政协能够恢复双周座谈会。
章乃器发言时说：共产党不干涉民主党派内政与互相监督如何结合？这个问题要研究。我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检查统战部的工作，统战部也可以检查民主党派的工作，民建就欢迎统战部检查。接着，章乃器批评了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党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不能达到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他说：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对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谈到这里，章乃器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还批评了民建内部的宗派主义活动，他说，这种宗派主义是有形无形存在着，有些人摆出党员的架子，好象代表共产党在执行领导。
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三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我说：私方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公方领导，这也有问题，如私方当正厂长，片面强调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因此，他认为，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工商界消极的一面，要弄清哪些是主要的毛病？哪些是次要的毛病？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十多人。座谈会将于９日继续举行。
---- 原载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９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闵刚侯等。
胡子昂说：在目前形势下，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需要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不是紧密而是相对的疏远了。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党没有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一套如何进行互相监督的具体措施，原来有些地方对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帮助，现在反而一概不管了。胡子昂建议从组织联系的角度上，建立一套有关工作关系和工作方法上的办法和措施。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认为自己是被改造的分子，怀有阶级自卑感，怕“放”、“鸣”出来的东西不被重视；更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有的同志说：我们对有些政策不是没有意见的，工商界可“放”可“鸣”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有人说，政策不能争鸣，又有人说，政策可以争鸣，但不可以公开。
胡子昂还分析了民建内部的矛盾，更具体地说，就是民建内部对目前工商界的估价问题。他说：从各方面反映的资料看，目前对工商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一种认为工商界在企业合营后，经济基础已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合营企业里，只有合作共事关系，没有什么阶级关系，也谈不到有什么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对工商界要采取多鼓励的方法，工商界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如果强调有两面性，就会增加工商界的自卑感，越发束手束脚起来。另一方面的意见是：工商界同志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觉悟不断提高，其中许多人已具有了“闻过则喜”的精神。因此，对他们的成绩加以鼓励，对他们的缺点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影响积极性，相反的，可以提高他们和加速他们的改造。胡子昂认为：应该把这两种不同意见，分开地让大家争鸣一番。
胡子昂直率地批评了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许多地方党群关系尚有距离，表现为“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有人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好象有一堵墙，一道门槛，这堵墙，这道门槛虽然不一定很厚、很高，但是，不应该存在。胡子昂并举例：如几个党员在一起谈话，有一个非党人士进来，谈话便马上停止，非党群众对于党员也有这样情况。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有人认为：目前有些企业的党组织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均先行一步，并有一套文件，这是好的，可使党员事先心中有数，但是，私方负责人会在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胡子昂说：民建干部存有“三不管”（政府不管、工会不管、统战部不管）四不象（不象民主人士、不象工商界、不象机关干部、不象工人阶级）思想。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解决这些问题。
陈其尤发言说：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肃反时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陈其尤认为：是不是因为不信任？还是因为把民主党派当作一个与它的组织成员不相关的机关？但是无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保密问题，而是是否守法的问题。陈其尤还提出：国家的民法、刑法应及早制定并切实遵行。
陈其尤还认为：致公党很少有机会参加北京市一级的活动，市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致公党的代表，市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致公党的委员，市一级的其他各种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公党参加，据说因为致公党现在还没有北京市一级的机构。陈其尤认为没有市一级的机构，并不等于没有工作可做，更不等于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为了接待华侨，陈其尤认为应该给致公党一所比较象样的房子，目前，致公党党部的房子，实在不够用。致公党的房子原是北京办事处时期九个人编制时用的房子，现在中央编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不够用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时，陈其尤建议：民主党派对其有关的政策方针、资料应该有所了解。否则无所准绳而监督，也无所准绳而开展工作。但是，陈其尤同时认为：我们不是要求参加所有的会，获得国防机密资料，而是对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会，应请民主党派参加。
王昆仑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的问题，作了发言，他举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情况为例：指出这方面的三个缺点：在发言中，批评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他说：民革同志反映：人大常委会了解情况少；具体讨论少；个别接触少。由于常务委员对国家情况不了解，常委会在讨论议案时，往往是临时讨论，这样讨论起来就有困难。
有人说：为什么重大议案拿出来讨论时，尽是民主党派发言，共产党员却不发言？是否是先讨论好了，再告诉我们的。还有人认为：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次会上就通过了，这样发言流于形式，应该先开小会讨论，以后常委会讨论。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王昆仑认为：民主党派在机关中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批评民主党派有作客思想，他认为应进行具体分析，看看是不是把我们放在主人位置。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民主党派能够大胆发言，把所有意见拿出来，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在谈到对统战部的意见的时候，王昆仑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固然是事实，但是也有人说，“上”是不是都统够了，还成问题。中、下情绪不安，愿到机关去，不愿作党派工作，主要因为统战部不重视他们，因此，他希望统战部同志应该多和他们接触。王昆仑还提出房屋困难问题。
接着发言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他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对座谈会上已有的许多发言，都有同感。希望今后每两周召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但是，单是这样的座谈会还不够。还应该定期地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员可由各民主党派自行决定。统战部可以通过这样的座谈会，了解各民主党派在党务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以便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然后他谈到，过去的统战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在农工民主党建立组织，分清敌我，整顿党务工作中，统战部就给过不少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都起了团结和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但是，统战工作也仍然有许多作的不够的地方。他希望统战部今后能够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思想领导问题；二、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在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要帮助农工民主党解决发展组织的方向问题；三、帮助解决民主党派间的是非问题和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团结问题；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办好光明日报；五、帮助各民主党派解决房子和干部待遇问题。
谭志清发言说，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民建会的干部在工作、福利、政治待遇等方面能与其他机关的干部机会均等。有些现象，使得民建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在民建作党务工作，不如在政府机关有前途、有熬头。这种现象，与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甚至也不统中的现象有关。比如，统战部对于民建机关中的处长级干部，就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不少困难，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有四十多个组织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因此，希望统战部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并且能够成为他们同中央各部，比如中宣部之间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知道一些在刊物和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给他们一些作好工作的本钱。
闵刚侯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民盟干部在学习以前，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顾虑很大，有些同志说：民主党派是“万岁”干部是“万死”。还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处一级干部究竟相当于政府那一级？闵刚侯还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作了批评，他希望统战部今后多联系一般干部。
会上，因为很多人士都提出了举行双周座谈会的意见，根据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推举出代表，拟于日内共同商讨有关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这些代表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中国民主建国会谭志清、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中国致公党严希纯、九三学社茅以升等。召集人是罗隆基。
座谈会将于十日继续举行。
---- 原载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
本报讯１０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象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帮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 原载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１１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９０％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权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这需要检查。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第三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
第四，千家驹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帐。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他举了一件事实。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不过，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 原载1957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继续发表意见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 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３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象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数人的话很少听。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我们是否要整风？我说：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他认为象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如何联系呢？王之相认为：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王之相还说：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李伯球认为：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李伯球认为：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他说：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我在１９５４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他说：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有人说：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李伯球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首先谈谈主观主义。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我的分析是：（一）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二）经验不够。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三）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四）任务太多、太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官僚主义有好几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马马虎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代表、联系、帮助改造。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这就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象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象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人事安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 原载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提出意见 批评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帮助不够”。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１５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象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象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象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一）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二）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三）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象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象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１６日继续举行。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１６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一）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象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象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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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２１日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象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邵力子说：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我以为象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象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１９５２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象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扫盲工作，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做得比较好，１９５６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１９５６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成绩，１９５６年的要到１９５８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１９４７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象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象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象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1957.05.22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到２２日为止，已经开了九次，前后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这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会议２３日休会。在２２日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周建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劭先、王昆仑，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严景耀，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周建人今天第一个发言，首先他表示了对成绩和缺点的看法。他说，中国解放以来，短短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光有成绩毫无缺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缺点需要把他暴露出来，才能设法纠正，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我很赞成昨天李毅同志的话，应该实事求是地估计缺点，夸大缺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接着，他谈到机关党组织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作领导，今天全国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有些机关里的党组织事情管得过多了。因为党管得太多，党外干部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对于工作不利。如果管得少些，放手一些，有好处，可以使党外干部努力学习，负责把工作做好，于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利。这并不是不需要党的领导，并不是必须管的也不管，党的领导肯定要，谁也不怀疑。
机关工作中主观主义当然会有的，考虑和决断一件事情，当然多少含有主观主义成份，毫无主观成份的纯客观是很少可能的。但如不细细思考，过于片面或不适合当前实际，就成为主观主义的看法，这在工作上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应该克服。
关于统战工作方面，周建人说：现在流行着“统左不统右”和“统上不统下”二句话。统左不统右，我却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中央或地方，分明把年纪比较老的、思想多少有点右的人也团结在一起，我不觉得有不统右的事。至于统上不统下，表面上是有一些的，例如统战部有事与民主党派商量时，一般总是找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来谈，从不找基层成员来谈，这好像有些统上不统下了。不过要把基层组织的成员都找来，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以为造成这种现象与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关系。如民进内部负责人很少与基层通气，我自己就很少和基层组织成员联系，多少有些隔膜。因为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基层不大通气，有些隔膜，下面就会以为是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了。如果民主党派内部很通气，这种情况就可以减少些。
讲到思想教育的问题，周建人说，我感到每个人除出生的阶级、家庭情况及生活过程中的遭遇不论外，工作的好坏总与头脑里的思想有关联。各种行动都可以追溯出一个思想根源来。任何行动，做或不做，或怎么做，都须经过思想，由思想来决定。因此，学习就十分必要了。学习范围很广，思想上的学习就是指思想教育。目的就是改造思想。改造思想可称为洗脑筋或称为换脑筋，说脱胎换骨也无不可。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不免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带有旧的思想体系倒没有什么奇怪，如果一点不带来倒是很奇怪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前一阶级的思想与后一阶级的思想有差异。小资产阶级的享受欲比资产阶级小些，剥削思想也较少或竟无有。因为资产阶级分子本来具有剥削思想的特点，享受的欲望又大，所以改造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要大些，因此，把资产阶级分子的彻底改造比喻为“脱胎换骨”，我想原因就在此。
对于如何拆墙问题，周建人说，王绍鏊老先生认为，拆墙须从两面来拆，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努力学习、搞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我相信不从思想上来搞好团结，团结总是表面的。他又说，学习改造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例如接近工农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等等都能影响思想，使之发生变化。但学习也不得不说有极大的作用。不过，作用的大小又须看学习者自愿的程度如何而定。进一步说起来，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也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不过，工作虽然艰苦，用处却是极大。比方说，一个管理总务或是财务工作的干部，如果他的思想已经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已经懂得马列主义，已经相当地了解社会主义前途，与一个未经过改造，习惯于旧社会里给富家当帐房先生的人比较，其工作作风与工作效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要把社会主义迅速顺利地建设起来，我觉得改造思想非常必要！
他说明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解放后又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最后，周建人谈到前天会上争论得很热烈的文字改革问题。他说，听到大家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愿意说明一些情况。解放前许多人就提起过文字改革的问题；解放后，北京曾开过一个文学界的大会（会名已忘记）就提出过一个建议。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研究文字改革的委员会，是由吴老（吴玉章）主持的，我也签了名。并且听说马老（马叙伦）、郭老（郭沫若）、沈雁冰部长，都曾同毛主席商量过这个问题。简化汉字方案出来时，我正在出版总署工作。听说１９５５年曾分发二十万份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去年又交地方政协讨论过。其实，汉字简化问题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存在。记得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过。
至于拼音方案，吴老曾作过报告，仅仅是注音，为推广普通话并便利扫盲之用，并未提出代替汉字。注音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拼音字母将来是否将成为通用文字，这是将来的事情。不过早先鲁迅先生是曾主张用拼音文字的，因为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当时没有人反对他，因为鲁迅自己读了许多古书，别人不能抓住这一点批评（别人提过曾遭反对）。今日在人民群众里面，赞成用拼音文字的当然有，我便是其中一个。不过，并不是要废除汉字。汉字要学还是可以学，古书还是可以读，汉字不会废除。我以为将来是有此可能的，因为拼音文字实在大有便利。最后我再说明一句，可是吴老的报告中却并不曾提出过这话。
他说：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
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过去的关系到底怎样？对民主党派的帮助够不够？陈劭先在发言时，首先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他说，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没有什么错误。民主党派的巩固和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进步，都是同统战部的帮助分不开的。前几年，凡是有关民革的问题，统战部都邀请民革的负责人去研究、商量，对民革帮助很大。统战部的同志也常去民革和我们作个人接触，谈谈对工作、生活的意见。这些做法都很好。但是，近一年来，统战部为了怕干涉民主党派的内政，对我们的帮助也少了，关系也疏远了。我认为民主党派内部有了问题请统战部帮助、指示，并不等于干涉内政。因此，今天我要对统战部提出几点意见。首先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共产党方面也必须要克服三大主义。
对于民主党派确实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房子问题，人事问题等，陈劭先也希望统战部能帮助解决。
陈劭先对统战部的第三个希望是：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最后，陈劭先希望统战部能够同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私人接触在内），和大家多来往，多联系，不能因为怕干涉内政而不来往，越来越疏远。
除了对统战部的四点希望以外，陈劭先还谈到三大主义的问题。他说，三大主义是互相关联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牵涉的面最广，与全国人民有关。如果在工厂、农村官僚主义严重，就会引起工人农民的不满。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就要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就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断巩固。
接着，他又谈到宗派主义。他说，宗派主义的危害也不小。虽然共产党一贯痛恨宗派主义，在延安就反过，今天还在反，但是干部中的宗派情绪仍然不少。有些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独断独行，就易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事先细心研究，和民主党派研究，就可避免许多损失。
近来报纸上所揭露出来的事，不仅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想中共中央也不一定都知道。现在揭露出来，有助于矛盾的解决，我们人人都应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昆仑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希望，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民革若干成员的意见。
第一点希望是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过去民革和各民主党派一起，曾参加了国家事务，可是，还不够充分，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民革成员大多数是军政人员，现在大多数在国家机关做政治工作，在文艺方面也许放不出多少美丽的花朵，在学术方面也许不能一鸣惊人，可是应当在政治工作上多发挥力量，共同负责，当家作主，大家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王昆仑声明说：尽管我们提出许多意见，指出许多缺点，其目的是在于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民革有一位老同志说：“如果过分发展了分庭抗礼的思想，甚至动摇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认识，也决非国家之福”，这句话说明了我们尽管或多或少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可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我们要唱对台戏，可是并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我们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的反对派，国家工作有缺点，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只有是这样的立场观点，才能够充分参加国家事务，才能够向领导党进行监督和批评。
谈到这里，王昆仑附带提出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职的能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发挥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无职的军政人员和一般社会人士能分别情况得到适当安排和就业与救济。第三个问题是：民革自己机关的干部首先应当自己多加关怀、培养，使他们发挥力量，安心工作。但是，物质条件不足，今后仍望政府予以可能的帮助。第四个问题是：对肃反，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凡是某些人在那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那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但是在组织上、在思想上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划清敌我，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第二个希望是：共产党要继续帮助民革团结进步，帮助民革在所联系的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民革同志不少的人在解放前由于或先或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才能从长期的分散和失败中把力量集中起来走向胜利。解放后，民革、民联、民促和第四方面四个方面合成一个今日的民革，几年来组织日趋巩固而且发展，去年一年，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联系社会人士，人数达到两万五千多，在内部差不多都忘记了过去四个方面的历史痕迹，团结一致，基本上几乎找不到宗派和对立。他说，几年来民革的发展、巩固，和统战部一贯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几年中统战部怎样为民革创造发展条件，怎样从旁协助我们的团结、进步。希望今后统战部在不干涉民革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尽可能加强对民革的政治领导。
但是，王昆仑说：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努力。例如我们近年来在地方组织中也还有个别的不很团结的情况，就主要靠我们自己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靠民革中央来帮助他们调整关系，一味责备当地的统战部是无用的。今后，民革作为民主党派的组织来看，仍然应当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中，先行一步，经常起带头作用，代表自己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帮助他们改造思想，这样才能创造长期共存的条件，这样自然能延年益寿，前途乐观，不会乍暖还寒，花开又落，而是风和日永，芳草连天。
第三个希望是在民革组织中的交叉党员要积极发挥作用。他说：加入民革的共产党员和团员人数很少，但在中央不少地方都有，其中也有个别的人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缺点，总的说来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在团结上起了积极作用。王昆仑认为：这些党、团员既加入民革的组织，在未退出民革以前，一方面固然要遵守党团的原则和纪律，不卷入人事纠纷，不要因为是党、团员就高人一等，但，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过于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应当心胸坦荡，本着民革成员的身份，发挥积极作用。共产党员和团员要能善于和民革同志合作共事，民革成员更应当向党、团员学习，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王绍鏊发言说：我在上次发言中讲过，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比如我自己就有这种毛病，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的来源之一。我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找薄一波部长，新旧年节，也不去拜年，结果在我们之间就有了隔阂，这种隔阂越来越深。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这种清高思想去掉。“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
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提高了，工资增多了，但这并不等于就使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了。如果不信任他们，他们的积极性还是提高不起来的。据我了解，各厂矿旧的工程师十分之九都有此情况：你不信任我，我何必卖力气呢？
他说，我们的墙是各式各样的，有主观主义的墙、有官僚主义的墙，尤其厉害的是宗派主义的墙，这些墙都各有各的拆法。宗派主义在各个地方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就比较轻一些。
据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反映，我们那里的成员对“鸣”和“放”顾虑很大。我对天津民主促进会的同志讲，你们放心鸣放心放好了，只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可以大鸣大放的。我们这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领导核心，使得中国共产党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我上次讲话说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不要我们“鸣”和“放”了。这说明我高高在上，不了解群众的心理。
有人说，苏联是一党专政，我说不是，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要争鸣，我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但是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制度本身是不坏的，而是有人破坏了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
叶笃义说，他要从一件小事情来谈“拆墙”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常说“同志们，朋友们”，不论是在政协作报告还是对机关干部讲话都是这样。很明显，同志们，是指在座的共产党员；朋友们，是指在座的党外人士。他认为可以把“朋友们”三个字取消，因为政协成员都是统一战线以内的人，机关干部又都是周总理的部下，称朋友，不确切。他说，“同志”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一个党之内的；没有相同的组织关系的，不是同志。另一种解释，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美国把我们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我认为很对，因为在统一战线里的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他说，一年前，民主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李维汉部长谈到，对民建会员称同志，民建会员很高兴；称同志，这是因为企业公私合营了，有了基础了。经过一年，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党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时候，如果取消“朋友们”三个字，对党外人士会是很大的鼓舞。
严景耀发言中，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加强对党员的统一战线教育。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他说，下面有些教授因为有顾虑，还是不敢鸣、放。有人反映：大学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还有人说：“在学术上敢争鸣，但是在思想上不敢争鸣。”有些中学教师反映：“大的”“小的”都有人管了，就是我们“中的”还没有人管。在上海有人说了三句话：“贯彻多，研究少；命令多，商量少；要求多，帮助少。”谈到这里，严景耀举例说：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根据以上情况，严景耀建议必须对下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另外，严景耀也谈到：下面有些单位的统战工作搞得很好，因为共产党的支部能够和民主党派支部遇事商量，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
严景耀说：我是民进的一分子，我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这四个党派都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常常发生交叉，弄得群众很难应付，不知加入那个组织好。合起来，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大有好处，还可以让许多人解放出来做别的事。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不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也不属于党，对他们的待遇、提拔、培养，没有一定制度，许多人感到前途茫茫，不安心。值得注意。
第三个意见，他谈的是关于扩大民主制度的措施。他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对政府的工作起了监督和推动作用，但还不够。因为他们视察的范围、时间、地区都有限。他建议在中央和各级地方人代会设立各种常设委员会，比如经济、卫生等委员会，吸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等参加，对各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罗隆基发言说，最近有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他说，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同时他还对外国记者说，他认为马寅初老先生顾虑太多。他不同意马寅初的意见，他说，在解放初期，许多老教授不能上课，经过学习提高，现在可以上课了。马寅初说，整风运动以后，许多青年助教因为教条主义太多，上不了课。其实这又有什么可怕呢！青年教师经过整风，抛掉教条主义，提高自己，将来就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这正是辩证的发展，这正是整风的作用。也不完全同意张奚若的意见。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他说，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第二，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这就是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他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否发展太快了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是值得领导党考虑的。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在他看来，在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他说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这些人多半没有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也缺乏同自然作斗争的知识，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和非党的隔膜。
他认为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
第四、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经委和计委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１９５６年是“全部的冒进”
第五、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的问题。他认为从１９５６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先生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都是说的它的表现。这是把毛主席所说的“稳步前进”忘了的结果。
蔡廷锴书面发言说，今天报载，昨天座谈会有几位同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谈了很多，但所公布的简化文字９９％我赞同，还有些小意见。例如，“葉”、“箫”二字以字义分析来说，“葉”乃树木附属品，那“葉”改为“叶”；“箫”是乐器改为“肖”字。我接很多朋友来信均有意见，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未将“叶”、“箫”二字解释清楚。我以为，群众有意见，希望文改会公开解释。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杨东莼在发言中，对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意见。他说：民主党派要得到社会重视和党内重视，毫无问题，应该自己从工作中争取，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做好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上解除障碍，使大家了解民主党派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认为：许多地方统战工作所以做得不好，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统战政策，如农工民主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就说是医药卫生工作者，民主促进会的对象是什么？好多人也说是中、小学教员，有人甚至以为九三学社是公私合营的什么企业。再比如：民主党派在有些单位发展组织时，竟然遭到拒绝，说：“我们这里已有一个民主党派了”。因此，杨东莼认为：要贯彻这一方针，思想教育实属重要。如何进行统战教育呢？杨东莼提了四点意见：
第一，他说：总结一下三十多年的统战工作经验，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经验，这是根本之图。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到了统战工作是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本书发行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六年中变化很大，应该进一步总结和分析。这个总结分析是科学研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理论、有事实、有历史，还有艺术。要总结得好，必须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上，来说明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作用以及今后的任务等等。有人说我们是吃团结饭的，吃团结饭不坏，难道要叫我们吃分裂饭？现在有人把历史割断了，孤立起来看现在，我看这三十多年来统战工作的历史还是不能割断的。有了这个总结，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上的阻力就会减少一些。
第二个问题，杨东莼说：中学我不谈，几年来大学的政治课，起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也有很大缺点，这就是干巴巴的教条主义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毫不相干，而且写好讲稿，逐字逐句念，下面逐字逐句记，对现实生活很少谈到。如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如果给大学生考考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什么区别，我想，及格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对统一战线政策当然更不知道了。现在高教部正在
第三个问题，杨东莼谈到民主党派有无论坛的问题。他说：有，光明日报就是，另外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都登了许多有关民主党派的文章，现在什么都登也无人审查，这很好，但是还应该加强。如何加强呢？我觉得：光明日报在当前大放大鸣的时候，应该出六版，不应出四版，以便在整风期间，让大家在论坛上活跃些。杨东莼还建议各机关、学校可设民主党派讲坛，让民主党派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的时候更有必要。如某学校一个同志对统战政策统错了，事情不大，不需要拿到报纸上去，就可以在那个学校里公开说清楚，讲清楚了，也就是进行了统战政策教育。当然，我并不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今天群众水平提高了，可以明辨是非，有人要想哗众取宠，既不能哗众，也不能取宠。这个对台戏怎样唱呢？杨东莼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这个对台戏是吴铁庵和谭鑫培那样的对台戏，吴就是学谭，同样是谭派，谭唱什么戏，吴也唱什么戏，我们今天虽然有个论坛，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跟资产阶级的在野党同执政党的唱对戏是完全不同的。也许讲坛上讲错了，但是，不要紧，讲错了，可以辩论，经过辩论，是非就出来了，这样民主生活就可以更活跃起来。
第四个问题，杨东莼建议在党内首先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统战政策教育，他认为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对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会大有好处。
最后，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杨东莼还提出三个具体意见：第一、他说：统战部要求我们反映所联系的社会人士的意见，但是，反映以后很少有下文，他希望反映上去的问题能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该有个下文。第二、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各个单位，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或座谈会、人事等等，都需要有个制度。第三、下面民主党派的干部对政治待遇很有意见，如参考消息，究竟什么人才能看呢？如某一地方规定十六级的才可以看，而十八级的秘书长反而不能看，这样做，是否合理，值得考虑。
宁武发言中认为，既然是帮助党整风，对于个别有错误的党员，就应该以“诤友”的态度进行批评，而不应该对他们维护。他说，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期望。
他说，一切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党员，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有些党员的个性完全超过了它的党性。因此，他建议党中央要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
他说，据我的观察，凡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强。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党员，党性就比较差。他认为，现在全国党员有一千二百多万，其中党员的修养和锻炼大有差别。过去的党员参加革命，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全国解放以后的党员则不是这样，他们是愉快而光荣的参加党，只是抱着荣誉感，他们经过的艰苦锻炼比较少，因此，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和改造。他还对王明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很大的诧异。他说，王明过去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是，据他知道并未作过什么检讨，他认为这是个性超过党性的典型。
他还谈到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宗派主义问题。他说，目前歧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大专学校中，就尤其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对年老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看法，认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历史不干净，思想有问题，于是摆在那里，既不帮助提高，又不给适当的工作。据我知道，那些年纪从五十岁到七十岁的旧知识分子，只要党和国家了解和关怀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情绪是很高的，知道自己是从旧社会来，带来了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愿意改造自己，愿意在晚年献出自己的所长。当他们不能如愿，而感到自己是在“尸位素餐”时，心情十分苦恼。这也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材，感到人材缺乏；另一方面，又有些人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种矛盾主要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陈垣首先谈到教育部的领导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是高等学校，又与普通教育有关，我们由教育部直接领导，又与高教部有关，但由于教育部和高教部工作上联系不够，很多事情是高教部布置给高等学校的，有时就没我们的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好象我们又是大学，又不是大学。有的教授说：我们是中学头，大学尾，在夹缝里讨生活。因此，教育部与高教部必须很好的配合，注意到师大的特殊性质。陈垣还说：关于课程的设置、比重，有的不很恰当。教育部有时过分相信教育理论的教条，从实际考虑得不够。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陈垣认为：党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他认为共产党所以有宗派主义，是因为过去对敌斗争情况随时提高警惕，已逐渐成为习惯，建国以后，对全国干部情况还心中无数，自然要多依靠政治上可靠的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再有宗派主义就会大大影响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等于逐渐放弃各种积极力量，群众会由积极而消极而袖手旁观了。陈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使用干部上必须放手放心，才能使袖手旁观的人，卷起袖子来积极参加建设。
对于老教师的信任问题，陈垣说：由于过去使很多人感到有不信任的倾向，今后要多在这方面作工作。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这是说当事的人，而其他群众呢？由于当时有人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和朋友说的开玩笑的话，就往往被人抓住，说是思想如何，甚至追其动机。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和党、团员说话时尤有戒心，知心朋友也不来往了，大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的状态，形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
吸收过去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陈垣接着谈到肃反问题，他说：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校的副院长，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前天他和我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的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他的话使我很感动，我想运动当中，群众发动起来，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高教部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
关于整风运动，陈垣认为：目前运动虽然刚刚开始不久，各方面已提出了许多许多意见，揭露了不少矛盾。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再表示让大家大鸣大放，对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再表示欢迎与支持，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登载的高教部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选派留学生
谈到教学，陈垣认为：有些问题要注意，有些年青教师，毕业不过二、三年，上课去按本宣读，就很不好。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实际的教师队伍人数还不能马上充实起来，还不能跟上形势的时候，这些青年教师，勇敢的担负起以他们的力量还不能担负的重担，担负起繁重的教学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与这同时，也确实有些人，由于自己政治上进步，是党员或团员，课程也开出来了，如果再
党群之间虽有墙但不是万里长城
陈垣还谈到党群之间的“墙”的问题，他说：虽然有“墙”，但我看不是历史上的万里长城，第一因为城里城外不是敌对的双方，第二也并不是蜿蜒万里不断，而是断断续续，有高有低，有厚有薄，而且有些地方是没有“墙”的。我觉得既然各人处境不同，看法不同，接触的党员的作风也不同，是高就说高，是低就说低，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应人云亦云，强求一致。
历次运动，在有些人心里留下一些印象，以为越说得头头是道，越能表示自己积极，据说在肃反运动时，有的单位开会时不说话，就被认为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划清界限，我想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有人却误以为有一说三，有薄说厚，就足以表现自己的错误。这纵然是极少极少的人如此，但也确实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
批评应该是：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
陈垣认为：批评时实事求是，对于党的整风，纠正错误，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有利的。有时因为爱护党，维护党的事业，谈到工作上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时，自然不免声色俱厉，“疾恶如仇”，是很可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漫骂和讥讽，或者无中生有，不能以理服人，对于工作的改进，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言之无物，持之无理，你让人改正什么呢？所以批评时应作到：事实力求确凿，意见力求尖锐，对工作的改进才能真正有帮助。陈垣最后谈到统战工作，他说：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都有组织关系，而统战工作对无党派的人应当如何作工作，今后也值得注意。有时某一问题，党内和民主党派分别传达，而无党派人士，感到知道得很少。目前还是无党派的人数较多，恐怕将来也仍然如此，既然要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则不但要注意发挥民主党派力量，对无党派的人注意加强连系，也应注意。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象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假定说这是墙，可以说是比较厚的墙。如何消除这种隔膜，是应该注意的。他还说，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情况，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使人疑神疑鬼。在这里，他举南昌市某被错关过的青年为例说，这些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是否有人向领导上汇报了不正确的材料，其中是否有打击报复问题。因此，首长以什么态度听取汇报，很值得研究。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张云川认为：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张云川说：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象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
张云川建议：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我在南京视察，碰到省市党的方面，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要各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现在机关学校企业各方面，均在纷纷鸣放，已经提出很多意见。我在南京民革座谈会上听到财政局科长陈家振说省市级机关党委对统战教育一般很差，例如建筑工程部庄部长在干部会上三次提到民主党派，把民革叫做中华革命党，曾给他提意见。他第二次会议还称民革为中华革命党。往下一般党团员总是把民主人士与老弱残疾并提。陈又说党委提拔干部尽是党团员，有一领导干部贪污被揭发，党委叫他在党小组会上检讨一下了事，群众有意见，他答复是怕失威信以后工作不好做。江苏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王良骏说，民革成员提意见有顾虑，他说江苏各县有七十多个邮电局长，８５％以上是青年党员不懂业务，连一个懂业务的非党的副局长都没有。
地方统战教育是不平衡的，有的不重视，有的也很重视，类如苏州是个古老城市，党与非党同志团结很好，因为统战部很热心帮助，很多老知识分子古典文艺较有修养的人士视政协为老人之家，他们靠拢党，学习亦很起劲。这说明任何地方任何单位能把党的统战教育能够贯彻下去，对于民主党派就不至于轻视，团结工作就可以做得好的。
为什么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呢，我想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曾犯了好多次的错误，遵义会议由于毛主席领导，扭转过来，到了１９４２年整风统一了党内思想认识，纠正了歪风，朋友越来越多，得道多助，从此工人阶级壮大起来，因而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近八年来，党又进行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改造，已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新的阶段了，今天执政的党，成为六亿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核心，党的威信，达到最高峰，如果有部分党员，不能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思想硬化，仍停留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和近八年来社会主义改造那些阶段，那就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任务。钢铁锈了，不重新锻炼是不好用的。因此必须来一次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个伟大的及时的英明措施，其目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神圣的武器拿出来向社会主义进军，透过这一次运动，预期结果一定是很健康的，他把六亿人民除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致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将由社会主义直达共产主义之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帮助整风呢？我觉得各民主党派过去与共产党患难相处，或先或后都有他历史因素，长期共存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帮助党的整风亦即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然或先或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已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现更进一步踏上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了，我们一方面帮助党的整风，同时结合我们自己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一次和风细雨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神圣的武器，我们边帮边学思想是可以得到提高，我们各方面工作也可以推进一步得到改善。讲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问题，我在南京曾经讲过，我总觉得墙与沟是双方建筑起来的，我想对党员要求应该高些，他们的责任应较重些。有些墙沟是人为的，有些墙沟可能因工作制度产生的，无论如何，需要大家一齐动手，多鸣、多放，大胆的鸣，大胆的放，将问题一齐摆出来，就是碰到坚固堡垒，边整边改那是不难拆除的。在拆墙平沟的时候，各人看法不同，提法不同，都不要紧，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进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些机关学校企业部门发生墙沟很多，是不是把党委从机关学校一齐退出，把公方代表一齐从企业部门退出，那就是拆墙平沟呢？我认为拆墙平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不是削弱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核心那是搞不成功的，有人提出以党代政、或以党代校，工作制度上有些不合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管在制度如何研究，亦只有从调整关系，改进领导方法上着眼，党是建设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推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我对统战部还有几点意见提供出来请予考虑：
（一）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１）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２）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３）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４）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运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二）有些机关党委对于民主党派不够重视，建议党中央做出决定，明确指示中央机关及各地方各基层党委，认真负责定期召开党派座谈，加强领导，务须贯彻统一战线教育方针，并帮助各民主党派做好工作。
（三）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工资标准比政府机关为低，福利也较差，升迁也较困难，拿民革中央机关来说，在体制上没有处一级的设置，直属部以下的组织，只相当于政府机关的科级，这在调级和提升受到较大的限制，一般的对于民主党派干部也有些轻视，因而很多干部容易产生不安心于党派机关工作，常闹情绪，这也无怪其然，建议由政协和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比照国家机关的人事制度，拟定民主党派管理办法。
另外民革在各地联系的社会人士和失业成员，很多在就业和安排方面承统战部大力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我们是很感谢的，最近个别地方反映，通过组织排队分别缓急急需解决，请有关方面解决的尚未解决，而有些通过私人路线却先解决，发生不平衡现象，使地方负责人陷于被动。他们希望以后多予联系。
刘斐发言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些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不然，整风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他说，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象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在发言中，还曾谈到，在基层组织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是同我们的事业发展太快，任务太重有关系的。他说，领导机关时常把很多任务、很多政策，一起往基层堆，他们消化不了、接受不了，发生问题是必然的。
刘斐还曾谈到党在团结、改造和使用知识分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意见。
他说，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以后团结工作也没有作好，他们有意见。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产生错误之难免。
陈绍宽说，我是奉调来京参加国家预算会议的，统战部也给我这机会来参加座谈会，我觉得很荣幸。
我是从福建来的，请让我谈一点福建的有关情况。福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以备投入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省统战部也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讨论内部矛盾，帮助整风，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几天才开过，这次会议更加发扬了民主，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都踊跃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帮助党推行整风运动，并提出意见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福建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平时相处很好，中共省委和省人委领导同志态度谦和，对民主党派人士时多照顾，通过政协，统战工作做得很好，省政协的主席就是省委书记，政协常务副主席就是统战部长，政协秘书长是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每星期均到会办公，又参加集体办公会议，这说明党的同志与非党人士时相见面，协商事情，民主党派负责人能与统战部负责人常常见面，遇事商量，彼此就不隔阂。此外，党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也很接近，因为省政协每星期六下午集体办公之后，就有组织教育、文化、卫生、工商业等各部门人士轮流交谈，谈后留餐且有文娱，中国人习惯三杯黄酒就感觉亲密起来，他们的心内困难的话就谈出来了，党和政府能立即解决的，就为解决，较难的亦设法研究解决，这样既可消除隔阂，又能够解决困难，使党、政府与群众上下通气。平时有事就讲，放和鸣都做惯了。党的同志对我更没有什么矛盾和隔阂，并且对我很重视，也很信任，许多重要事情先期都和我协商，对我密切关怀和照顾，不少会议不必党外人士参加的，有时我也被请参加，平时交往，更是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没有见外，我也没有自外，当我年初患了重病的时候，中共
徐楚波发言说，各方面对中小学教师是指责多，鼓励少，以致使中小学教师情绪低落，信心不足。他说这是因为对中小学教师重要性估计不足、重视不够。他谈到北京有的学校要教师给孩子道歉，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好厉害的七十二条”，都曾使中小学教师情绪受到影响。“人民教育”、“教师报”也不了解教师的痛苦，对教师多所指责，因此许多教师不愿意看“教师报”。他还谈到对教师的使用多，照顾少。如有的地方体育教师平时工作任务很多，星期日都不能休息，但有球类等比赛的时候，买票困难，有关方面也不予照顾。他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各界代表都接见过，却没有接见过中小学教师。在福利待遇方面，教师也是较低的。他说四川有的地方的教师的宿舍很简陋，而附近工厂职工宿舍却是高楼，真有天渊之别。小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此教师愿去工厂工作而不愿留在学校。他说，工资待遇，政治待遇，再加上社会上一般人对中小学教师不够尊重的看法，使很多中小学生不愿意考师范。
他还谈到，各地学校的统战工作作得是不平衡的。有的学校里，党与非党人士处得好，有的学校里，党员有宗派主义。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这些年青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又是只听他们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２２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２３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象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４月３０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２４日写的，２５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遍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编者注：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中央统战部继续邀民主人士座谈
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罗子为最后发言。他谈的是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又偏重谈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从党与非党的关系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
如何搞好党与非党的关系？他分析现在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非党人士有职有权。他在手工业管理局工作，他举他自己的情况作为说明。第二种是有职有部分权。第三种是有职无权。涉及到职权问题的情况是：第一，国家机关是由党组负责，对方针、政策、重大决定，都由党组讨论。非党负责人是不是有职有权，在于能不能参加党组讨论。有的参加了，就觉得有职有权。有的没有参加，党组决定后告诉给非党负责人，这就使非党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第二，机关行政工作是分工负责制。非党负责人分担的工作，如果下面的党员干部听他的，就会有职有权，否则就觉得有职无权。第三，看文件，参加会的问题。文件有两种，一种是党内的，一种是行政系统的。党内的文件，民主人士看不到，有的也看到了，这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说问题就往往出在这上面。会议也是如此。
他说，这些方面，做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规定，而往往交给党组去掌握。到了机关，又交给党员个人去掌握，这就变得作法不一致了。他举例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传达作法就不一样，有的单位只在党员中传达；有的单位在某级以上干部中传达，不分党内外，有的党员没有听到也不满意；有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他说这是制度界限不明确。
他说，党与非党关系，在具体到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党员的责任。他说从前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只有一个党员，三人相处得还融洽。后来他离开那个单位，但那两个人却闹起意见来。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说是非不清。
谈到如何贯彻有职有权问题时，他提议：
第一，中共中央要做明确的规定：机关党组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是扩大会议，党和非党的负责人员都参加；讨论某项业务时，有关非党负责人也参加。至于保密问题，他说非党负责人是会懂得的。还应规定：各机关必须贯彻分工负责制。这样可以加重非党人士的责任感，也可以推动工作竞赛，推动钻研业务。还应规定：凡属于工作、业务范围的文件，应该让非党负责人看。作了这些规定，党组好掌握，党员容易明确。第二，党组代表中央负责掌握方针政策，推动行政贯彻。至于保证，可以由机关党总支负责。第三，应明确机关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给无党无派民主人士表达意见的机会。第四，机关对非党人士，有的不大注意，有的关心不够，有的老干部警惕性过高，使非党人士觉得不受重视。党对新党员教育不够，说话行动都有不好的地方，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五，民主党派几年来没有检查过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应该检查检查，会对成员有教育作用。第六，在广大党员中进行统战工作教育。第七，非党人士也应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上，作自觉的努力。
他还谈到党员与非党人士交朋友的问题。最后他希望象这次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做法，能够订为制度，定期举行。另外还要定期进行检查。这样党与非党关系就会好起来。
陈其尤在３０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首先谈到关于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问题。他认为：要切实贯彻长期共存的方针，使民主党派真正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就应该给民主党派能够共存和监督的条件，而民主党派自己也必须创造能担负起这一任务的条件。
怎样才是给民主党派共存和监督的条件呢？他认为领导党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协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充实组织机构。民主党派需要代表、联系他们特定的阶层和人士，同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这就要在某些城市建立组织机构，进而健全充实这些机构，才可能正常开展它们的工作。但不管是建立机构或者是充实机构，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当民主党派需要在某些城市建立机构时，只要这一民主党派在这一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好做，领导党就应给予建立机构的有利条件。当民主党派需要调动其成员（他本人同意）回党工作时，只要他原机关不是非他不可时，就应该给他协助，借以充实民主党派的机构。这一点过去某些地方统战部如广东统战部是做得很不够的，我曾有一次为了要调动一位致公党的成员回党支援工作，就受过极难堪的遭遇。
第二，给予民主党派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在理论上说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在很多人（当然也包括统战部的某些同志）的眼中却不一样。我觉得过去领导党对我们致公党的工作是支持不够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居然没有在政协常委会中占一席位，因此，使我们为了开展一些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少出错误，急需知道某些政协常委会的决定时，也只能从私人朋友方面去打听。这对于致公党的工作不能说没有妨碍。今天这种情况虽然有一些改进，但仍存在着重大不重小的现象，有很多重大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机会能及时地知道，以致我们无法及时正确指导致公党的工作。
第三，应鼓励民主党派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帮助进行思想改造，现在不少人反映民主党派有自卑感，但这并不是天生就自卑，这是由于环境造成的。由于他们不可能看到足够全面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较全面的意见。不全面的意见提出来也并不是完会没有参考的价值，但却很容易遭到极冷淡的反应，甚至会有被扣帽子的危险，再加上他们碰到了不少共产党员的优越感的表现，久而久之，不能不养成自卑感。
我们希望领导党从组织、政治和思想三方面大力协助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有条件承担起监督作用。
其次，陈其尤谈到要求恢复暨南大学的问题。他说，华侨热爱祖国文化，要求子女接受祖国教育，送子女回国升学，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但在目前文教建设还一时不能适应人民对于文化生活迅速提高的需要，出现了今年将有相当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进大学的现象。其中将会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高中毕业的华侨学生和国外高中毕业回国报考大学的华侨学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致公党曾向政协建议将原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复校，因为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在国外华侨的社会中具有同等的声誉，受到广大侨胞的爱护，许多侨胞都希望恢复暨南大学。希望国家能够考虑这个要求。对于归侨、侨眷的居住和迁徙问题，陈其尤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宪法上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但我们因为物资供应和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关系，不能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自由膨胀。因此，对乡村居民移居城市加以若干限制和管理，这是有必要的。但以归侨侨眷而言，则他们很多是没有劳动力靠外汇维持生活的，他们若离开乡村到城市来，对农业生产力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至于物质供应，与其让他们在乡村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而又容易引起农民不满，倒不如让他移居城市为好。除以上意见以外，陈其尤还对工资改革和物价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茅以升就“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做了书面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谈党群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但我看象这样的墙和沟，这几年来，不仅存在于党群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群众彼此之间，存在于各机关之间，存在于机关与群众之间，存在于业务上的外行与内行之间，存在于时间上的昨天与今天之间。这样多的墙和沟的普遍的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年之久，是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严重问题呢？我看不是的。这都是些人工的产物，不是天生成的，仍用原来的人工，是可以把墙拆除，把沟填平的。
茅以升认为形成墙和沟的原因大家说了很多，还可补充以下几点；
（１）工作上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性的。然而就因积极性的程度有所不同，其间就逐渐地会有了墙和沟。积极性差的，看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如人高，一时又学不好，只得遇事退缩，不敢以主人自居，先退为陪客，再退为来宾，真实的思想语言，常年闷在脑中。工作总是要人作的，既有退缩的人，就必须有代庖的人，积极性的差别，也就愈来愈大了。这样，就发生了所谓有职无权，党政不分，有力无法使等等的问题。
（２）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我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有个很大缺点，这就是很多组织机构只有垂直系统而无横的联系，身处其中，就不免时时碰壁。比如同一地方，就可有几个系统的同样工作在进行，而各搞一套，互不关怀，更谈不到有无相通。看到这样的浪费，自顾人微言轻，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袖手旁观。其实，这就是组织机构的有经无纬，这样的布，在绷紧时，光彩绚烂，是很好看的，但稍一松手，就破绽百出了。我认为，象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应当研究改组的。
（３）业务计划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订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搜集不易，就很难作得尽善尽美。纵然制订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但是，上面订的计划和任务，在下面看起来，就必须要贯彻执行，因而就难免要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就难免有墙和沟了。现在各地常说，上边管的太紧太死，但上边也有必须要这样管的理由。如果在计划中分别轻重，预留伸缩，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我想下面干部就可经常开动脑筋，如何来统一这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了。
（４）机关政令的灵活运用。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新的经验，机关政令必须随着情况变化而不免于更改，这是势所必至的，那种认为政令变更就会影响到政府威信的说法是过虑的。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利益，都是好意，但有时也有“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片面性，因而，这里面就有是非问题，而且应当有所交代。如果以前是错了，承认错误是磊落光明的，最不应该的，是强词夺理地把不是的说成是，还说这是“辩证的统一”，这就阻塞言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因此，政令是可以而且应该灵活运用的，但必须要有充分根据；不能心血来潮，一时冒进，一时保守，弄得下边兢兢业业，无所适从，这就在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造成墙与沟了。古话说民无信不立，要维持这个信字，确不简单，过去这几年的经验是很值得深切回忆的。
（５）工作干部的组织分配。解放后，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服从组织分配”。这在扫除旧制度的种种积弊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移风易俗，观感一新，确是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那才算尽了责任，但实际又不尽然，这就影响了被分配的积极性。本来，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浪费。我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６）业余时间的有余不足。高级知识分子都说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没有保证，甚至有的科学家说，象这样长期的“不务正业”，中国的科学就要面临危机。但是，同时在各机关中，都有很多的人，工作很少，每天甚至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无事做。象这样有余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积极性，造成了墙与沟。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钱”，如果把钱字改成“工作”，这句话对我们也适用的。必须千方百计地减少时间上的浪费，比如开会，就可用种种方法精简：不论大会小会预先宣布开会散会的准确时间；凡有书画的报告，不用在会上宣读；发言的人，先自报讲几分钟；凡可利用广播传达的讲话，一律不开会报告。
（７）保密要求的无边无际。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
（８）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留学就听到有人谈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无法成功的，因为它带来了官僚主义，而这是我们最厌恶的”。在解放初期，我就不由地回忆起这句话。但是，在１９５０年春，铁道部就在铁道系统中大规模地宣传“铲除铁路系统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证明了那些美国人制造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从“三反”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反对官僚主义，也可见这个坏作风在中国是相当地根深蒂固的了。它已经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就是人无不以贪污为耻，但是谈到自己的官僚主义，就仿佛无动于中，其实是同样地有危害性的。我认为官僚主义就是高墙深沟，必须要穷其根源，逐步肃清。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定出各种规章制度，打破吃干薪、少做事的依赖思想，养成自发奋斗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
自从各地争鸣以后，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各地各方面所揭露的矛盾有很大的共同性。也正因如此，处理这些矛盾倒很可简单化了。这就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在党内整党员之风，还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教育，分清是非，判明功过，来巩固我们人民民主制度，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断言，通过这次发扬民主的高潮，全世界都可看到党的鸣放方针的正确，整风运动的伟大和中国人民前途的光明。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６月１日继续举行。这是第十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全部结束。在这十一次座谈会上前后共有八十多位民主人士发了言。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杨明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贺贵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伯昕。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和民主党派如何帮助整风的问题。他说，共产党整风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目的和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有目的一致，才能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才能实事求是，和风细雨，进行揭发批评。当然提意见应该有啥说啥，好的坏的都可以提。但是，现在似乎有种空气，只许提反面不允许提正面的意见，说“整风吗就应该这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是要把共产党员整死。
说墙是双方筑起来的比较公道
接着他谈到有职有责有权的问题。他说，我这八年来就没觉得自己是有职无权，做报告、看文件、检查工作我都有权，也能够参加党组会。和谢老（谢觉哉）及其他部长相处都很好，也能互相开展批评。不但有这些权，甚至“三反”时我还担任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长的工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审。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说不是党这一方筑起来的，而是双方筑起来的。这话比较公道。但是这几天就有人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周建人的讲话标题标得很大。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对，人民日报有它的自由，它应该就事论事，它可以报道反面的，也可以报道正面的，不能只允许它报道反面的意见，而不允许它报道正面的意见。我觉得这种看法就是自己筑墙挖沟了。
当然，党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存在的。有些人从前不是党员，今天入了党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这种人只能说是害了幼稚病。年纪大的如果发现青年党员有这种毛病，可以诚恳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在内务部就常和党员谈话。有些党员作风不刻苦，工作不认真，我们年纪大，又是领导，他们年青，不应该和他们有隔阂，应该帮助他们。当然，对于这样一些青年党员，党是应该加强教育的。对他们不能光讲党的光荣的一面，还应该讲党是如何艰苦奋斗过来的，要告诉他们学习、保持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注意。
造成墙沟，是不是某些制度也有缺点？比如人事制度。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以后，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当然我们应该“举不避亲”，如果首长的爱人有德有才当然可以当人事科长，但如果光凭爱人两字就不好。从前官场中有“裙带风”，今天虽无裙无带，但也应该警惕。据政协社会福利组汇报，东北某厂的党、团、工会、行政干部都是亲戚。这次整风就应整掉这种坏作风。拆墙填沟，当然党应该主动进行，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人士只要自己见到党员有缺点，就提意见，帮助党员改，墙沟也就没有了。
他认为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朋友二字更不可废
关于“朋友、先生、同志”这几个称呼，陈其瑗认为民主人士不必去计较，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和沟，但界限还是有的。虽然在爱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是同志，但严格的说在某些方面就不是同志。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至于“朋友”二字更不可废，真正能做朋友的，在反动统治时候是不会多的。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朋友，在旧社会要得一知己朋友非常困难。
陈其瑗还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他说，现在“科员政治”太厉害，有些司长、局长、处长、科长不管事，靠科员工作，这很容易引起科员的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员不学习，靠老资格吃饭，只管“画诺”。这种作风要反对，领导同志应该学习，熟悉业务，了解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工作。
他还认为学校中党委制不能取消，取消了党就不能通过党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行政做好工作，当然管得太多太死应该改正。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他希望能坚持下去，不要一阵风，民主党派人员也可参加。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最近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我原来很想参加，但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我虽未能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不能缄默无言，特写此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把破残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先进的新中国，是八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虽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她对侨委个别负责同志不重视她的意见和对她报喜不报忧表示非常不满。
比如我负责中央侨委的工作，但是我七年多来，强调侨眷生产，对归侨难侨应该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发动侨眷向国外亲人写信宣传等等问题，尽管我讲了几十次，但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前侨委办公厅主任张干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中央侨委浪费的事情很多。有时有些华侨要来和我见面，即使我声明是人家千里回来，我病也要见，但是还和我挡了驾。侨乡侨眷发生过许多问题，对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有些侵吞、贪污侨汇的事实，起初不让我看报告；后来我看了，并再三催促之后，他们才上报。这些事实，说明了在侨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中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地方。我相信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能阻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同样的现象，恐怕在其他的部门中也同样的存在。
因此，我赞成整风。既然我们的领导党发生了许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就有责任来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将自己更提高一步，也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民主党派，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我希望：第一，我们的领导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
第二，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事业时常中断，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扩展了很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才好。
自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经常是注意联合革命派（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
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经常是联合革命派，对革命还有犹豫的人进行宣传，反对保皇派。当时华侨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是爱国的，坚决反对清朝的，孙先生就引以为同志；三点会三合会尽管是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对满清不满，孙先生就说服了他们，共同反清。保皇派不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是要保存清朝皇室，孙先生就反对他。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上了台，孙先生就坚决地和反袁的同志们在一道，同时也不忘记尽量多联合对袁世凯不满的人们。汪精卫从前是革命派，这时候替袁世凯说情了，因此孙先生就疏远了他。后来孙先生看见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其时国民党在存亡断续之际，孙先生就下决心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并且也不忘记收容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些人们，但对北洋军阀接近的人，孙先生是警惕的，不轻易信任的。用廖仲恺的话来说：当时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的变化，是很大的。冯自由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是革命派；但在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冯自由就从不革命、变成反革命了。邹鲁、吴铁城也是一样，反对陆荣廷、陈炯明的时候，他是革命派；但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假革命，最后变成反革命了。记得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组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口号也就只有两条：第一、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就说共产党在
在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当一个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当一辈子右派呢？
因此，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是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最近以来，我们各界人士，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领导党一定会把过去的缺点改善，我们亦已畅所欲言，从此以后，六亿人民大团结，共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先进的新中国，留全世界的后人瞻仰。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的共存，还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这也是代表左派的愿望。我们共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待遇及房子问题。我记得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存亡危机的时候，和越飞进行了谈判，民国十二年冬决定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许多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谭平山等，当时他们加入国民党任中央委员后，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开会也都是跑路，房屋则出七、八元租一间，也在这三十元内开支，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许多实际工作就是他们做的，很多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支援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及商团之乱。现在情况不同了，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各方面建设突飞猛进。可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大而穷的，为着发展各种建设，财政方面尚有不少困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应要求处处特殊，而应共同努力来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振瀛对统战工作提了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贯彻团结教育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对民主党派上层，只重视团结，而不愿谈教育，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使得民主人士上层人物产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一般群众与这些上层人物之间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中、下层，几乎没有接触。在共产党内部至今统战政策的教育还未能普遍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他希望统战部再一次检查统战政策贯彻情况。
于振瀛谈到的第二点意见是：拆去堵塞民主党派的干部殷切盼望参加共产党的墙壁，以满足他们的进步要求，增加他们的工作信心。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共产党为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不仅逐步撤退交叉党员，同时在民主党派机关内部不发展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纵使有个别够条件的成员，也不去吸收，未免使有些人大失所望。他希望领导党采取措施，把这道墙拆去。
于振瀛的第三点意见是：要求党要注意安排在民主党派从事统战工作的专业的领导干部，并协助培养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他说：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从部长到副部长，有的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他们比照国家机关同等级的人员总会觉得是低人一等的，这样使得他们产生自卑感，因而不安心工作。他建议领导上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于振瀛的第四点意见是：建议统战部要深入了解各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他说，以往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一般是有了解的，但是否摸到了真实的底呢？只联络极少数人，被动地听汇报，有时甚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他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就会筑起新的墙来，旧墙没有拆完，而新墙又筑了起来。
于振瀛的第五个意见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把民主党派的人士纳入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内，借以合理解决现在人事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对没有具体职务，而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如部分没有实际职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给以具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积极性。第二，在了解了干部的品质和能力的前提下，有职的应加信任，使其有权有责；如一时还不善于行使权的，领导上也应切实予以帮助教导；如根本与职务不相适应的，则可予以调动。第三，对党外干部也应有奖有惩，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第四，工作不适当的和级别与工作能力不相适应的，请予调动。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感到统战教育太差，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东西，统战部固然要做统战工作。但是，每个党员也有责任。凡是党内同志在作风上叫人难堪的就不能团结人，就是不会做统战工作。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亲身感受到的是：这种情况在下层比较严重；中层好些；中央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同志，态度很难叫人接近，说话锋利，不免近于粗暴，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他说，前年开政协会议的时候，他就曾建议周总理要做统战报告，当时周总理就要李维汉部长准备，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作。这并不是说有了报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邓初民认为，说统战部只统了几个人，不一定恰当。他说，中央、省、和大的市、县都有统战部，问题是人有，但是作统战工作的人态度、作风不一定好。统战就是团结，团结起码要思想、目标一致，这还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致，起码社会主义方向一致，但是作风态度对统战工作影响很大。有人一作了官，就有点官派。有些朋友，过去并没有做过好多官，那官派不知从那里学来的？这种官派，也就是老爷架子，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解放前亲如兄弟、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不能经常接近了，因为他做官了。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们要关心人，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我们不关心人，不搞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不相亲相爱，没有人情味，那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邓初民说，作风、态度不是基本问题，但影响团结很大。“墙、沟”，都是由此而来的。为什么作风不好？他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实际上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如果你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只要不是敌人，就要爱他，帮助他，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要推倒墙、填平沟，必须从这些地方加以注意。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象旧社会的酒肉朋友一样，见人就哈哈大笑，“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我们要真实、自然地笑，笑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只有人会笑。可是，他说，现在有些人见了我就不笑，板起面孔，为什么？看不起我们民主人士嘛。前几天我在太原时一位党员对我说：“你们可以骂人，又不挨人骂；我们不能骂人，还挨骂。”我说：“谁叫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不光荣的民主人士呢？”共产党领导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受尽了艰苦，过雪山，吃皮带。岂止艰苦？为了革命，党牺牲了多少老年的、青年的同志，流了多少血！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跟着走，虽然流血不多，也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了一块。因此前天杨东莼先生提出写中国革命史时应该带上一笔，我以为是公正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还应带头吃苦，不带头就领导不起来。说今天共产党员没有带头吃苦，不是事实。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邓初民认为墙沟问题，根本上是作风态度问题造成的。他说，统战工作不光是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民主党派人士相互来往，就比对党员的态度自然一点。他认为墙沟问题是个别党员、个别党组织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墙沟是六亿人民和共产党的墙沟，不符事实。这一点要明辨。把墙、沟说成是六亿人民和党之间有墙沟，那还了得，党如何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还领导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看问题要有分析，不加分析批判，笼统地说这说那，就会不自觉地为敌人利用，做了敌人的代言人。因为今天还有敌人。虽然我觉得今天还鸣、放得不够，但我们的鸣、放要有个范围。
他认为统战工作不但要统“生”还要统“死”，必须给陶行知以新的评价。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说统生不统死。统了死人，可以教育活人。如果不统死，纪念孙中山、鲁迅的大会就可不必开了。但是，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我是心痛的。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的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就是杜威；岂不是等于说杜勒斯谈和平，我们也谈和平，我们就成了杜勒斯。陶行知为武训作过宣传，但是他告诉我：反动派不答应他兴学，办育才等学校，他没办法，只好把武训做挡箭牌。他先叫陶知行，后改叫陶行知，他从唯心主义走到唯物主义，从不革命走到革命。他在思想上不是完整的布尔什维克，行动上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得益于他的地方很多。他生活朴素，关心人、关心朋友无微不至。他死的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哭哭啼啼。他有群众基础。他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别人是向上爬，他是由“高等华人”向“低等华人”爬。就因为批评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我不服。我正打算写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请全国人民、请党重新给他评价。
（编者注：杨明轩、邵力子、贺贵严、徐伯昕的发言明日续登。）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 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
他说：某些地方党政不分，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杨明轩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例如去年冬天他在广西、广东视察中，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其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他认为党、政不分问题的存在，是和党的领导不够重视社会主义的法制分不开的。因此他建议党应当加强对党员对全体人民法制思想的教育，并且注意对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逐渐完备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
他看到有些地区对党外人士既不放心，又不设法帮助
其次他谈到党外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他说他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区党外人士的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甚至副省长往往具体分工管理的工作本来不多，但是就是这样，还常常有些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没有人向他们报告；有些地区甚至办公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也很少召开。这样，就妨碍了非党人士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个问题，我认为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既不放心非党人士能够把事情办好，又不设法帮助非党人士，结果影响了非党人士的积极性，自己也没有把事情办得成功。他认为只要非党人士能够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且能够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把事情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就必然会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相反，如果非党人士象现在批评的那些共产党员那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骄傲自大，计较得失，当然就不会把事情办好，自然也不会取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他认为不能把个别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同整个党混同起来
在谈到拆墙填沟的问题时，他指出要把某些党员的错误，同党的伟大和正确加以区别，不能把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的错误同整个的党混在一起来谈。他认为，所以在某些地方有墙和沟，首先是和某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骄傲自满分不开的，他建议共产党应当在适当时期，发动党内外一起来检查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拆墙填沟。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墙和沟是会不断地筑起来或者挖起来的，一定时期的集中检查，当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经常的拆墙、填沟则更重要，所以还应该建立制度例如恢复双周座谈会那样，来保证筑墙、挖沟的事件尽量减少；中央如此，地方也应如此。
他还认为所以有墙和沟的另一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因为在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中我们非党人士是否都很诚恳相处呢？是否都相信党的正确领导而敢于向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呢？他认为还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非党人士纵然有正确的意见但却顾虑重重，不实事求是地讲出来，象这次讲出的很多意见，恐怕很多都是很早积累起来的。这样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有所戒备。因此他同意拆墙填沟，是两方面的事，大家都要来动手才能做得好。
他认为共产党员要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民主党派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最后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中心问题是共同进步的问题。共产党内某些组织和党员只要虚心了，就会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我国革命中的应有作用而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相信党经过这次整风，这个问题必然会进一步得到解决，民主党派方面首先应当继续加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信念，应该信任党的领导的正确，应该信任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民主党派能够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就必然能够虚心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求得改造与进步，有了进步也就必然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党一道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相反，如果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虚心学习，进步是很困难的；如果长期不进步，那将不被人民所爱戴，也将不能向党经常提出有益的意见而给予监督。
贺贵严在书面发言中说：统战工作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已经做了总结的。谁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有团结也有斗争的，而且它还是以斗争来求团结的。这样，革命才得到迅速的成功。不过，提到斗争和团结，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它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才能迅速成功的。我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上，实施了“三三制”的人事安排，使许多非党人士（包括国民党的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他们所希望的，共产党已经代做了，用不着再来要求。只是自己没有一些工作表现，就享有这些成果，感到惭愧。因而每一个人都争取从各方面努力来帮助共产党。这样，革命成功快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三三制”的人事安排，我以为除了表现着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艺术而外，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恕道”。它是从“共产党要我有，也要人家有”的“恕道”出发的，是从推己及人的精神产生出来的。这种“恕道”直贯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以为“恕道”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是极为需要的。因为有了“恕道”就可以和风细雨地对犯有错误的人进行教育，所以说“恕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因为它并不同于对抗性斗争的。所以只要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时期，它是能够发生作用的。“恕道”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它是一种“人己”的关系，这在中国的旧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譬如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可以成为“人己”的平衡标准。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其中许多地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的看法，其中许多地方也包含着“恕”字的道理。例如：说到信仰自由，毛主席说：“你不能强迫人家不信宗教，不信唯心主义。”又说：“资产阶级要改造”，同时又指出：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又如：讲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时候，毛主席就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就有多长。”这些话都含有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点，不采取剥夺的方式，除给与资本家以定息之外，还给与饭吃，给与工作。这就包含着“恕道”。这都是推己及彼，将心比心的道理。使中国的革命工作，无一不深入人心，真是所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革命成功之快，岂是无源之水？！
反观现在要整的三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犯了后面两害的人，是这次意见提得最多的，我现在想对他们的思想根源举出来批判一下。他们的思想中是否还有些“恕道”——推己及人的影子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有己无人的。即使说他们没有看清楚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因素，也不算太过分吧。
首先，讲犯宗派主义错误的人，他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不在贤能上着眼，而怀着宗派情绪，他不仅眼睛里没有看到别人，也就是眼睛里没有看到革命事业。
其次，讲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错误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且也没有推己及人来考虑问题，所以党的许多政策到下面执行上就发生了问题。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我以为还是缺乏“恕道”的这一平凡真理所致。我有这样一种设想：可以不可以在马列主义的理论讲座中，同时批判地谈谈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人民大众事业的因素，扬弃它带有封建性质的糟粕，这于革命会是有益无损的。
说到统战工作，更是要把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这只应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绝不应使党员迁就落后来求得统一。不过在提高非党人士的思想认识时，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发现非党人士有了错误认识的时候，对于错误的动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给以正面的帮助，才能使人心服。在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大的发展的今天，还采取不信任和粗暴的态度来对待非党人士的错误，显然是工作已经落后于现实的要求了。王绍鏊先生第一次发言，涉及到统战部对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我是同意的。
一、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处理
徐伯昕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和学习工作；第二是扩大团结面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是认真处理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所反映的意见。教育和学习工作，固然是首要工作，但是认真处理反映的意见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民进去年８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会前的准备工作和会议期间的充分发扬民主，对中小教育、文化、出版等各方面反映了不少的问题和意见，有的还提供了具体建议，我们都分别送请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根据教育部去年１２月２４日给民进的答复，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教育部研究后归纳为九项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已通知各省、市教育部门列入工作计划，同时组织了调查组分赴六省、市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对其中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已在分别解决，对目前还有困难而只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要我们向大家解释清楚。
这样的答复，一部分还有待于在执行中作进一步的检查，但是这种答复就表现了尊重和认真处理了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是可以鼓舞民主党派帮助党和国家机关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对推动和改进工作是有帮助的。作为党的助手的民主党派来说，也更愿意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但是文化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反映的意见处理得怎样呢，至今音信杳然，石沉大海，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般人民来信都应认真处理，为什么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竟如此忽视呢，这就难免被怀疑民主党派的可有可无了。
我建议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双方有重要会议可以通知派人参加。对民主党派反映的意见，必须做到有交代、有着落。
二、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和帮助不够
从我切身的体会来说，我觉得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工作的联系、关心、帮助不够。当然，我们不能抹杀事实，统战部对我们民主党派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去年８月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那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许多新的问题摆在面前有待解决，统战部及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由李维汉部长邀得我们中央领导同志长谈了一次，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当前的重要方针任务，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特别是鼓励我们要在这次大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使我们这次会议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样诚恳的帮助，对我们开好那次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统战部的认真帮助，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有多么大的好处。既然有好处，那末为什么不更多地给我们以帮助呢？正是这一点，就是我要向统战部提出批评的地方。
我说统战部平日对我们联系、关心、帮助不够，主要有两点：
（一）从政治思想上、从工作上帮助我们提高不够，象我上面所说的在开代表大会时给我们的那样帮助究竟最多只有一年一次，平时和我们共同研究问题的机会很少，尤其在现在这大变动的新形势下，在我们民主党派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成员要求加强思想领导，而我们的领导工作赶不上成员日益强烈的要求，民主党派如何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固然要民主党派自己研究改进，更重要的还在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工作方面多给帮助。例如这次党开始整风，统战部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约我们来放、鸣，帮助党除三害，这很好，但是关于我们应如何领导我们各地方组织进行工作，以帮助党整风，统战部还没有和我们共同商量，现在我们各地组织和会员积极性都很高，都有愿望要帮助党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想象这样重大的工作，中央统战部应该和我们共同研究一下。
（二）统战部同志和我们民主党派各方面的同志平时接触联系太少了，我们有不少同志对统战工作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们与群众较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希望有机会和统战部的同志多接触，能促膝谈心，互通声气，也希望能把他们所接近的群众的意见直接向统战部反映，但是统战部同志却很少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不知是因为统战部的同志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来呢，还是有官僚主义，希望在这次整风中能检查一下。
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重视本单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工作
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是发挥党派作用的基地。它的工作能否开展，固然在于组织本身是否健全，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否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的作用。因为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就是该机关学校企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尊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给以信任，在工作中真诚合作，充分运用和发挥它的作用，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以民进来说，我以为目前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作得好的，党的基层组织一贯重视我们的基层工作，通过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能够主动和我们联系，约邀我们基层组织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向我们说明党的政策方针，对我们提出要求，听取我们的意见，通过我们团结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有不少单位运用了党派的力量，工资改革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彼此相敬如宾，客客气气。表面受到尊重，实际上很少得到经常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第三种情况是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不要求我们配合工作，甚至有所歧视，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布置工作时，不要民主党派参加，思想上根本没有民主党派地位。认为有民主党派是麻烦。有的学校党员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党对民主党派的“恩赐”，有的怕民主党派提意见，甚至有“天下是我们打的，你怎么能监督我”的说法。这种宗派主义情形是严重的。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我建议党对在基层中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一次检查，把好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对那些犯有宗派主义的党员或者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力加以克服，并且在党的基层组织内经常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以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现象。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去年党对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很使人感动，对党内外的教育意义都很大。但是，党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还是不多的，这方面的教育还不够。去年清华大学要我去讲演，我看到会客室里有世界伟人的照片，但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今年到一个工厂去，也看到同样情况。如果只挂毛主席像，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挂上外国人的肖像（当然，不是指马、恩、列、斯），而不挂中山先生肖像，我有意见。
他说，去年我到广东视察，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的人介绍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句提到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孙中山先生的讲演陈列。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主席全力组织的，但是孙中山先生有篇文章讲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邵力子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时可以这样提，平常不必这样提。本来，对辛亥革命的这种分析、估计，并没有看不起辛亥革命的意思；但是青年人在学习理论的时候，有教条主义现象，容易低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绩，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动的，没有意义的。
邵力子举例说：去年我们正在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党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提到孙中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社会主义有各种形式。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算孙中山先生不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在纪念他的时候这样说呢？这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年轻人就容易误解，以为孙中山先生不值得学习，不值得纪念。
---- 原载195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续昨）”。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三)
他说：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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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６月３日下午结束。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了话。
李维汉说：我们的座谈会从５月８日开始到现在，举行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朋友讲了话。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这些都在各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
我们的座谈会已经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正在由九人小组进行整理，凡是可以交由双周座谈会和讨论会去研究处理的，都分别移交过去；应该交由其他有关方面研究处理的，也要分别转交过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工作中无疑地是存在着的。因为整风刚开始，我们还不可能作出必要的分析、估计和结论。我们还要更多地征求朋友们的批评和意见，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检查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向朋友们请教。
许多朋友提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我们认为应该这样作。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个既定的方针。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存在着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各党派之间，尤其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互相尊重平等、独立的地位，又能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实行互相间的监督和帮助，就一定能够长期共存得好，长期合作得好。许多朋友批评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够，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和进步帮助不够，对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某些具体需要帮助不够。我们的同志会重视这些批评的。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来改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宣告结束，我向朋友们致衷心的感谢。
在李维汉讲话以前，座谈会商讨了建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的问题。大家同意建立双周座谈会和民主党派工作问题讨论会。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前几次举行的这个座谈会上，曾由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严希纯（致公）、茅以升（九三）、李纯青（台盟）组成九人小组，对在去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四十八条意见的处理情况进行检查。在３日下午的座谈会上，黄琪翔代表九人小组对检查情况作了说明。他指出，这四十八条意见，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处理；有几条因为情况发生变化，问题已经不存在；有几条是应当由民主党派处理的。
---- 原载1957年6月4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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