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6 作者：朱继功
朱继功（本报北京17日专电）首都经济学家在16、17两天连续座谈关于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是座谈会的召集人。
会上经济学家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的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严仁庚还指出当前经济学工作的主要矛盾是落后与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解放后曾经有过一个新经济学会的组织，但从1953年以后，这个学会无形中就解散了。他问到，是不是领导部门因为学会的成员落后呢？范若一认为，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业务资料保密得太严了，有的材料主任能看的，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就不能看，这样使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计算工厂”。经济学家孙毓棠分析经济学界这种消沉的原因。是：一、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二、对老经济学家的进步估计不足。有些人嘴里讲辩证法，对人的看法却不辩证。
由于宗派主义情绪严重的存在，一切老经济学家要发牢骚也就可以理解的了。他还举出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以及“经济研究”编委中几乎一个老科学家也没有的事实，来证明有宗派主义的不良风气。因此，许多人曾经做“和尚”，虽工作努力，但情绪消沉。
有些经济学家说，近几年来经济学界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对经济著作，即令有一点怀疑，也不敢讲。例如，货币与黄金，到底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已经讲过了，就不再深追。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首长已经做过报告，学者也就只能作些宣传政策解释工作。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在国际经济研究上，有两个矛盾，值得研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已有的经济著作，理论配合不上。像经济危机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值得研究。马克思的经济规律要不断地发展，但发展得不好，就成为修正主义，这中间道路很窄。另一个矛盾是：我们对某一国家进行研究这一些成果与该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尽一致，就使人举棋不定，难下论断。
金融研究所杨培新也提出理论脱离实际，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无论凯恩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马克思等无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工作是与当时实际相联系的，而我们独独不然。范若一认为，现在国内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是矛盾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人民的工作，甚至吃、穿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担在政府身上，所以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对政府政策能否进行百家争鸣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枬举出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一比八时，所有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时又说：“合理的，必要的”。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经济学家该不该讨论呢？可以研究。财经研究所沈经农说：我们业务部门的百家争鸣，怎么进行还不够明确。因为一些重大政策，已定下来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就不好，而高等学校所处的地位，不一样，争鸣就无甚关系。曾凌说：物价问题，胡同里的老太大们，天天在讨论，而我们经济学家却很少过问。杨波认为政策问题应该公开讨论，像物价问题，经济学家讨论后，对群众也有益处。（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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