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16 作者：[待确定]
本报编辑部5月16日，邀请西北艺术专科学校的部分教授、讲师和助教举行座谈，大家就艺专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提出了许多意见，下面是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我感到党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真是对症下药，好像是专为我校而提出的，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校长和系主任们对此并不积极、不主动，好像学校没啥大问题，这是错误的。过去一切工作都是从领导通过党、团骨干分子起带头作用，为什么对这次运动偏不这样呢?
我认为钟纪明校长领导以来的严重错误，是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办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主观主义思想发展到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至于专断。他是以教条主义代替党向非党和群众专政(包括学生)，把人民内部矛盾一概当作敌对矛盾来整。其结果是全校日趋消沉，毫无生气；部分同志阴风惨惨，另一部分同志则是威风凛凛。这就是他高喊的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党内也不民主。对有错误的教师和学生采取“围剿”的办法来“斗”。有一个时期弄得学生不敢钻研业务，如五四级毕业生张仲秋就感到苦恼，课外作速写，就批评纯技术观点；学生临毕业时赶业务，就批评为“抓一把”的思想，分配毕业生工作严守秘密，不和教师商量，不向学生事前讲清道理，通过党、团采取压制手段使他(她)们服从分配，以致对母校不怀好感，甚至抱怨。教师对领导有意见，就给扣上“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思想落后”等大帽子。所偏信的就是顺从的“积极分子”的密报。在这种压制下，教师们有的情绪消沉，有的离开学校，音乐系两个教员被迫离开了学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过去戏剧系鱼讯主任(现在陕西省文化局长)的高压手段也不亚于钟校长，这样就形成了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的领导作风。
对学术问题，也是粗暴的。且举一例：我是旧知识分子，过去办学校受尽了折磨。解放后人民大学习，1951年冬来校工作，是抱着极大热情的。1952年春参加土改几个月，回来两个月搞运动，作总结，而且“一揽子”会又多。1953年春，教中国古代和现代美术史，这两门课当时全国各校都有开，当然我不可能教的很好，美术系党员主任汪占非就批评说：“来了两年，如何对得起工次”。但实际只搞了几个月，边学边教。有一次钟纪明校长把我找去，大发雷霆说：你这提纲连近代史分期都没弄清楚。把我当坏的典型要我在扩大教学会议上作检讨。有一次我讲南北朝士大夫对于文化艺术起了较大作用，他就说：“士大夫是地主”。又说要考虑我的工作。领导认为胡蛮美术史“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作教材，我觉得不适于专业教学，且书中有问题，汪主任说：人家革命多年，你不可能更高明些。领导要求教材要简而浅，不必求深求广。但困难的是要博才能约，要深才能浅，否则只是简陋，肤浅，因此我抓紧马列主义及文艺基本理论学习，但汪主任又提出批评说，这是偏差，教学第一。我也曾作过检讨，但事实证明，要提高教学，非自己学好不可。1954年夏我写了一篇批评胡蛮美术史的文章，系内不知可否，“美术”杂志编辑认为“有研究价值”(可是压了两年才发表)，汪主任却说我的一些文章提出问题是好的，错误却不免。这些事实说明领导不是鼓舞前进，而是泼冷水。
说到我校前任钟纪明校长的作风，我可以用八个大字来概括，就是“孤家寡人，误尽苍生”。这就是说，他领导学校，完全以家长的作风，在唯我独尊的特权思想支配下，高高在上地坐在办公大楼，专听少数人的汇报，发展到脱离群众，甚至引起“众怒”的严重程度。为什么说他误尽苍生呢?由于他官僚主义的家长作风，和善于受阿谀奉承，因而把学校所有的全部人员趋向两个极端，即一种是终日歌功颂德、唯命是从；而另一种则被拒于沟墙之外，不得不独善其身，甚至悲观消极，或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再说到我们学校现在的领导，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庸庸碌碌，是非不明”，我想以这样的作风来领导学校，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勤勤恳恳”一心想将学校办好，而实际是适得其反，将学校弄得很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浪费，这包括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两位教师去新疆体验生活往返几万里，交通费和生活工资补贴要两千多元，而且此去漫无目的，打算漫游整个新疆，像这样的体验生活，可以说是别开生面。据说美术系领导所以这样慷慨，只是为了满足这两位教师的要求，免得他们常提意见。但这明明是违犯了中央所再三号召的勤俭办校方针政策的。可是，我原计划结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本年暑假前出外调查石窟雕刻，并收集教学资料，这是系里已经批准的计划，可是据说，最近由于经费已经用完，我的计划，行将落空。这是系里最近在“支持”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给我的回答。
我建议今后我们的学校，必须加强集体领导，采用民主办校，依靠群众力量，恢复并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制度，这样，学校才能有起死回生之望。同时，更要认识到“互相监督”的重要，对民主党派应加以扶植，使起桥梁作用，真正能为职工谋福利，而不要仅仅变成学校党委会的一个走卒。
还有，我对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方面也想提出些意见：自从去年陆定一先生的讲话和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我感到陕西始终是处于冷静、沉默状态中，好像人们很满足于现状，对于西北文化落后，必须急起直追，赶上现实需要，似乎感不到迫切，或者还认为西北并不落后，因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西北来说，似乎不大重要，只是当作一个政策任务宣传一下就行了。因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如我为了发扬西北的优秀美术遗产而编了一本古代石刻画，想在书中增加一张出土的唐代石棺拓片，但向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要了一年，软硬钉子碰了很多，结果还是没有要到。像这样把持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危害是很大的。我希望领导部门能重视我们正当要求，为我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从西北艺专过去的情况看，很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地方党委对此是不予支持的，甚至如某些人所说，对互相监督还可能有抵触情绪，但这样做已经造成西北艺专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滋长的恶果，为学校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认为值得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
最后，我还想对这次全国性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党的整风运动，来谈谈个人的感想和看法，人人都说这次运动，北京、上海做的特别好，我个人也在前几天的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委在最近举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的一句话，即“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这句话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市委会曾连续举行十几次以上的各界知识分子座谈会，并由第一书记亲自主持，鼓励大家揭露各个机关、学校所存在的矛盾。我觉得，这样做对于党的整风，确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总之，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希望做领导工作的人，能了解他们的特点，并且适应这种特点，来发挥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完全必要并且完全可能的。
宗派主义在我们学校里严重地存在着，前领导人竟公然拒绝民主党派在这里发展组织，这位领导人认为，这是党领导的学校，民主党派不能过问。据说，赵望云先生想来这里工作，这里的领导人一方面假意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极力想法拒绝，因为他们怕赵先生一来，会使这些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们受到在他们来说似乎很无必要的“监督”。某些领导人，在自己的周围拉拢了一批亲信，他们互相吹捧，而又极力排挤别人。音乐系系主任陶坚辛，“饱食终日，是非不分”，放弃系内的领导，很少参加教学活动，对于教师的教学情况不去了解，而一直偏听偏信那些奉迎拍马，给自己抱娃娃的人的汇报。教师们对于他的不学无术和恶劣的作风很有意见。在宗派主义的领导下，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很少得到关怀，教师的生活福利也一向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教师的家属与肺病患者为邻，教师们提过多次意见，但未曾调整住房，而主任、科长的家属，却可以住到极宽敞而漂亮的房子，这种作法，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我还想谈谈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在我们这里，曾经推广过许多先进经验，有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很多“先进”经验，是教条主义的搬用，这也是很自然的，领导者们不懂得艺术教育，只满足于行政领导，而又好大喜功。因此，他们就主观主义的发号施令，不加考虑的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推行一些完全不符合本校具体情况的经验，等到行不通时，又一道命令将其收回，从未总结失败的教训，有时反而把一切责任推在教师身上。
我们一些老教师，说好听些是学校的“开国元老”，说不好听的就是“老奴才”，因为，钟纪明校长在某些地方把我们不当教员对待，甚至连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都会给剥夺的。随便给老教授扣反党反领导的帽子，过去很多教师要求入党，这二年一些老教师都情绪消沉，对于入党问题也不提了。在钟纪明心目中教师是雇来的，可以让学生来改造教员的思想，可以在大会上、广播中公开批评教师，最可笑的是，在1952年他亲自拟了一个教师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不准请事假，如因病请假时，就要找人代替，报酬由教员自己负责，如果教师不找人代替，就由学校代找，报酬扣教员的薪金。这种公约旧社会也没有见过，它怎能发挥教员的积极性呢！学校开办时教员少，学生多，教员的任务很紧重，每天要政治学习两小时还要与学生一起听大报告，每周教课都在三十个小时以上，没有星期日，经常要挤睡眠时间备课，如许芝兰那时怀有小孩，每两周要进城检查一次，系主任陶坚辛就让学生提意见，说她有雇佣观点，是来背面粉的，要她检讨，甚至让教师们都来检讨雇佣观点，那样重的工作我们都担负了，如何检讨雇佣观点呢。在干部政策上是(一)谁能奉承、拍马，谁就可以脱产进修，升级，甚至入党，同是1951年毕业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领导喜爱在1952年就提升为讲师；一个在去年工资改革前还是助教。(二)尽力提拔党员干部，一个1953年毕业的学生(党员)他可以年年升级，现在他的薪金和教他的老讲师只差几元钱，而这位讲师又是教研组长，从来没有升过级。在物质待遇上，等级观念特别强，有十足的旧衙门习气。1952年毕业的学生(党员)，1954年提升为科长，因而他就住二十五平方公尺的新房子，用大办公桌安上台灯，三个窗户都挂上绸窗帘。可是教授呢，住的是十平方公尺的小房间，一个小桌子，更谈不上台灯窗帘了。
我在艺专生活了将近七年，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学校机关化，党团包办一切。有一次，前学校领导人就当着学生面说：“我们出了许多钱，为你们雇来了许多老师。”可见，在这些党员领导者的心目中，教师只不过是雇来的佣人而已。学校里的主任、科长以及教学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甚至附中的班主任，都似乎是非党团员而不能为。有非党人士参加的校务会议，丝毫不能起作用。历届工会委员会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党支部的“圈定”，那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党、团员，被党内提出来作为“当然”候选人。至于那些不得不选入工会领导机构的非党人士，也是有职无权，有名无实。许涛天先生，就作过这样几任挂名的工会副主席。
在我们学校只是一家独存，不是大家共存。党团员领导干部，党团积极分子，在这里享有特殊的权利。他们可以有很方便的出外进修机会，但往往回来时却两手空空；他们可以每年提升一级，但往往很长时期不工作或不把工作作好。这些人以为有了党籍和团籍，就好像有了一切。他们的宗派主义也实在严重，校长堂上一呼，下面便唯唯应诺。上面一声号令，底下全部出马，但只可惜这种有“组织性”的活动，只限于“党同伐异”，对待所谓“落后分子”的时候才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很少参加实际的教学活动。他们不懂艺术，就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来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有人如果在这方面有意见，那就会被扣上反对党对艺术事业的领导。我认为，这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真是墙内有墙，沟外有沟。在我们这里，党员与非党员犯了同样的错误，非党员受到了纪律处分，而党员则可以逍遥法外。
对于这样一个落后的、问题复杂的学校，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局、省委文教部，似乎很少过问。我们地方的党报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及时地了解这里“放”不开的情况，没有及时地在报纸上提出批评，而远在北京的“光明日报”却早在半月多以前，就开始连续发稿，批评了这个学校。因此，我在这里向党省委、政府的文化部门和“陕西日报”提出批评。
(陈天、赖思源等同志发言以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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