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30 作者：[待确定]
南通医学院在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过程中，院里的教授和副教授们曾经举行了两天的座谈。在座谈会上，他们畅谈了自己的内心话，提出了许多批评。
在这个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党群关系发表的意见最多，而且在座谈会一开始，它就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教授胡嘉言说：“我们学院内部的矛盾是很多的，而党和非党的矛盾是主要的。这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搞得不好。我们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要求靠拢党，然而就是达不到，靠不上，不知心。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多了一个党员，就少了一个知心朋友。”石福畴副教授说：“我对共产党是不怕老的，就是怕新的，也许这些新党员肚子里才装了一点马列主义，尤其是怕青年团。怕什么呢?怕他们听不全，怕他们‘只听不说、只进不出’就汇报了。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太不了解，举个例：有次我去找汪院长谈个问题，汪院长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党员开会。汪院长见我来了就走出来，我在外边谈起来，可是里面的党员却怕我要听到什么，拍的一声把门关起来了。其实，我在和汪院长谈话，没有这个本领一边谈话，一边又听门里谈话的，何必如此不放心人，我心里非常难过。”法医教研组主任、教授魏立功还说：党过去是使人很亲近的，现在为何使人怕，可见党表现落后了，官僚主义在俄语是“老油条”的意思。党内组成不健康，我看现在的上层建筑要改组、改革！学院现在是个头重脚轻，行政人员太多，有些人还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土包子嘛！到农村去去没什么，登在学校里反弄得昏头昏脑，弄得院长也昏头昏脑。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教授吴祥骅也说：有些党员是老革命，对革命有功，可是现在在高等学校里不能做事，也不做什么事，就是靠党吃饭，那末是什么呢?做“饭桶”！毛主席说合作有优越性，我看让他去“优越性”好了。
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群关系，中间有条沟。除了有党的威力感存在外，还有一种“骗”术存在。有很多东西党是有一套的，这是不能向群众交代的，我是很有体会的人。三反之后，党和群众就疏远了，我的待遇也和党员不同了，领导上和我谈工作，要我到苏北附属医院来，我是不愿意来，要到南京去，但领导上硬要我来，并且说一年后保证再调南京，可是五年多了，我被欺骗了。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也说：有些党员讲话不讲信用。我过去在第一康复医院工作，有些老党员，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干部，他们在我的工作问题上都失过信用。开头总是答应给我多少待遇，后来就不守信用了，这实际上是我受了骗。我在上海某区委的机关里看到，墙上不少的标语是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尔加宁等说的话，其实，这些道德修养方面的话，我们中国自古就有，做人要学俄国，中国人原有的道德就比他们差吗？由于不重视祖国道德，信用也就差了。我所看过的马列主义书中就没有谈到信用的。我到这里，领导上答应贴我五十元，在2月份前都是这样的，可是到3月份变了卦，我就找和我谈这个待遇的李鹤群，他推说他现在不在人事部门了。原来听说福利委员有意见。我不管这些，因为是讲明了的。但是3月份这五十元到现在还没下文，我又受骗了，也受够了气。
在对党的意见中，他们还曾经谈到了以党代政、党能否领导科学和党的中医政策等问题。临床外科教研组副教授赵霖说：在法制问题上，我想举一个例，在医院的布告栏里看到陈金生做总务处副处长的通知，却是中共省委文教部批的，党委部门怎样管政府部门的加委的事？如果可以，民主党派可不可以批什么人做什么长？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吴祥骅说：“我们医院里去年一下子搞了几个民主党派，人家都说我这个吴祥骅难搞，民主党派少了我就不容易搞。农工民主党要我搞一个市委委员，我说，不能做这个官儿，后来真的共产党里有人说我这个人不行，不能搞市委委员。民主党派有什么用，金漆马桶而已！”对于党能否领导科学的问题，外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张慎行说：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我说能。不过没有共产党也是能的。美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是科学很发达吗？对党的中医政策，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学习中医，不是采取自愿的方法，而是一律地学，成效反而不好的。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关于中医政策，我是反对的。尽管我要泻肚子也吃中药舒适点，但我不赞成中医政策的。为什么有中医政策呢?这是吃了“应声虫”的亏，开什么人代、政协会，看到的发言总是什么“我完全同意”，是什么东西你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还发什么言?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我说“三个应声虫，一个大坏蛋！”现在许多事，就是上海人常说的“胡调”“胡”起来的。
在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上，教授和副教授们也反映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看法。
石福畴副教授说：“领导上有些事不民主，譬如去年工资评定，评委会成员就不民主，后期多前期少，标准也不准。评委会内部也不民主，被评的人应该‘自报公议’。评级别中，我看张炎先生的级别低了些，提了个意见，领导上也觉得不安，可是并不改过来，却叫黄院长去向张炎先生打个招呼，这算什么？”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工资问题，领导上不民主，不关心学校、不开会的评得高，这也叫“德”吗?领导上对我有宗派主义，在青岛，调浙江，再调江苏医学院，又调到这里，调来调去，真无聊。我爱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妥当的，组织上真是官僚主义！对她对组织有什么好处呢?领导上不讲是官僚主义也是“十三岁的姑娘做母亲!”
人体解剖科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不同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两句话。名是可以争的，人总要名；利也要争，只要不是私利。我看要分析一下：一是向领导上威胁，硬要名利，这不对；二是吹牛拍马，可耻，也不对；我主张埋头苦干的争取，我对级别是有意见的。我老了，黄炳然教授说象“尸腊”，“尸腊”是好东西，中国不多，可是我这个“尸腊”却是被人家抛弃的没用的“尸腊”。
对于学校里的某些不合理现象，许多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药理教研组主任王端献说：我们学校里是可算没有制度的，可借可不还，钱是这样，图书是这样。我们教研组有多少东西，我也搞不清，也没有人点交我，我也没接受盖章。保管、保卫都没有个制度，实验室曾经被小偷光顾过。进进出出很自由，我看嫖妓宿娼的也可有，反正外人来校居住也不要报户口，没有人管。教授薛永梁说：我们妇产科的病床是太少了，1952年是三十张，现在1957年了，只有四十张，而且病房里没有地板，冬天冷、夏天热，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医院的伙食管理也很不好，我们在工作后，往往吃不到饭，吃上了也是冷饭，找炊事员有时又找不到，说是去学文化了。
外科教研组主任鲍耀东说：医院各个教研组的劳逸是不均的，有的教研组太闲了，而有的忙得要命，有些忙的同志在精神上也得不到安慰，做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很重要。譬如何主任、薛主任忙得连公休都放弃，而精神的鼓励却没有。
有的说：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
对于学校的人事制度，教授们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在订的请假条例中，学生请假放在人事处而不是放在教务处，教务处是管学生学习的，为何不向教务处请假？应改过来才好。田福畴副教授说：我们学院聘请教学人员是不慎重的，只注意“拉”人来，一来就是“高级”的，是不是“货真价实”？就随便给名给待遇。我看今后要走群众路线，凡聘请人要在教务会上谈谈，或者来了之后要“试”一个时候，而后再定“名”。黄炳然副教授也认为学院聘教授中有问题，他说：不应该只看到“老”，用看“尸腊”的眼光是不行的。公卫教研组主任夏之贞说：领导上有“名牌”思想，“圆滑”的就好些，不大说话的就当他没本事，对埋头苦干的更加不闻不问。聘人的时候也不慎重，现在是“先来的挨骂，后来的吃香，不来的更香”。
在座谈会上，教授和副教授们对于学院某些部门和个别行政领导人员、共产党员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看法。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有些行政组织部门不知他们做些什么事，人事科不知做的什么人事。去年，为了要留下两个毕业同学，我们外科几个教研组商量开了八个人的名单，但是人事科却接到了南通市体委的通知，说要留下几个会打球的，好为南通市与人家比赛做选手，我不知道留助教是该听我们主任的话，还是听市体委的话！留人是从医务出发?还是从打篮球出发？人事科对每个工作人员老是填表，填表，我们的祖宗十八代都给写上去了，向你们交代了，每次运动也替我们做了鉴定，我们的小辫子都被抓在他手里，但是，你们的东西，你们的“底”，我们可以看到吗?我很怕，因为你们可以将东听来、西听到的东西替我鉴定上去。人事科的这些工作是什么?是内部特务间谍机关一样!是专搜集情报的(后来，他声明说人事部门是间谍机关不妥当，但认为象情报机关)。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李学禹说：我们解剖科有位徐老教授逝世了，院务会上决定开个追悼会，由陈总务长做筹备主任，我也参加做委员，为了这件事，我还通知了徐老教授的家属，要他们准备答词，可是，这个院务会上的决定后来却不声不响的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对生者的鼓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执行吗?
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李颢说：李学禹教授提出的徐承德老教授死了没有能追悼得起来。我又想到这么回事，就是前任院长的父亲死了，有的院长却不断动员我们去吊唁。前任院长的老人家和学校有什么关系，而徐老教授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为何却这样冷淡。
在谈到某些党员的缺点时，生理教研组主任姜书枫在发言中说：我们开会，会后有人在批评我们，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批评我们。听说有个共产党员骂我们这里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那些人是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他是什么共产党员?要骂到这里来骂，领导上要把说这样话的人交出来，交出他这是放的什么屁?我过去在北京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也开过什么会，会上我也讲过什么共产党员领导“英明”，现在想起来是我“放了屁”！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发言的是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教授张致果，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各位先生说的问题到处是如此，我从哈尔滨大学来，那里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绿化，天下青草一般绿。绿，在色盲看来是红的。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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