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0 作者：思奇
思奇有些领导人常常认为别人对自己有意见就是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党和政府，而反对党和政府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往往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误作敌我矛盾了。目前，这个公式正在遭受着批判，为什么它会遭受批判呢？它的错在何处呢？这个公式的错误，我认为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它的成员，通过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来实现的；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人，就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共性究不同于个性，它不能概括个性的全部，因而个性中就还有不代表共性的部分，同样的道理，党员和干部以及其中的领导人也不等于党和政府，他们也还有不能代表党和政府的方面；因此，反对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也就有可能并不是反对党和政府的表现。一个人反对某些党员和干部以至其中的领导人，究竟是或不是反对党和政府，那是应作具体分析的。前述那个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共性和个性的界限混同了起来，从而也就容易把两类不同的矛盾混淆起来了。
第二、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通过各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体现出来的；因此，反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都有可能是反对党和政府的全部领导的一种表现。但是，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毕竟只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它的领导的全部，因此，反对它，也就有可能并不是要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前述公式的错误，就在于混同了这两种不同的情况，笼统地认为凡属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其目的都在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本身。
第三，在反对党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的人们当中，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有的是由于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措施发生了误解才起来反对的，也有的是由在发现党和政府的某项政策和措施有了缺点和错误后，起来要求纠正的。他们在反对党和政府的某项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点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其出发点则各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党和政府的矛盾的性质也就相异，上述公式的错误即在于把这些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因而把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误作了敌我矛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上述错误公式产生的原因，首先就在于它把本来是极其复杂的现实看得过于简单，把本来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简单化成了一种矛盾，不是具体地去分析问题，而是笼统地去处理问题。至于它为什么恰恰是把这些矛盾简单化为一种敌我矛盾？就一般人来讲，可以说是由于他们受了长期进行敌我斗争的影响，而就某些领导人来讲，则还由于他们想借党和政府的威信来维护个人的威信，想用反革命的帽子来吓唬群众，来抗拒和压制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俾能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实现其私欲。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原是用来处理党内是非的，为什么今天可以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呢？我认为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民内部已经消除了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还会存在，而在共同的利益大于不同的利益的前提下，这些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也就不难获得解决，不致发展成为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一个是和非的问题，它们的斗争，主要是在思想领域内进行，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思想斗争的方法去求得解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特殊意义。
有人说，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比如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吗？怎能用批评的方法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不能单从几种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具有这些不同的思想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错误的思想之能否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得到解决，并不决定于错误思想的本身，而在于具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是否坚持这种错误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基本上建立起来的今天，人民内部确实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存在着，忽视这方面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但是，同时更应该看到，它存在的基础已经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前完全不同了。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归根结底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当时，资产阶级为着保护他们的所有制，为着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一般是要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坚决抵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而现在呢？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和他们目前所处的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了。因此，他们中间一些认清了目前这种经济地位的先进分子，就已经不再坚持资产阶级思想，来抗拒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了。虽然其中也还有些人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依恋；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客观存在毕竟是要发生影响的，在党的教育下，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下，在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的影响下，他们迟早是会要认识自己已经改变了的经济地位，而愿意改造与这种经济地位不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至于其中某些个别的坚决抗拒改造并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破坏的极端顽固的分子，则不在人民范围之内，从而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因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还是会在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之后，进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的。今天我们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批评或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的。
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他们本阶级的思想尚且不那样爱不忍释，不那样坚持不舍，至于其他的劳动人民，自然更没有必要保留他们所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必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了。所有制的改变，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得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都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来适应他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根据，这是主要的一面。
还有一面，也是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种形势密切联系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这种基础上，全国人民是进一步组织起来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是进一步提高了，这样就便于党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而党对他们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总的说来，也是加强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主观条件。
当然，上述这些主客观条件，同时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条件，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乃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的方针在文艺科学方面的具体化。
政治和业务的地位应该怎样摆？哪个应放在主要的地位？应该让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服务呢？还是应该让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为政治工作服务？这个问题，我以为当视不同的历史条件来定。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前，我们一直是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从属的地位，为政治工作服务的地位上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主要都是在于筹粮筹饷，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参加国内革命战争或抗日战争，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较过去复杂，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还开始了经济和文化建设，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讲，主要的任务还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譬如在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有许多干部就往往把政治任务和主要任务当做了同义语，并用此来作为要求其他各项工作服从它的主要根据。在当时，我们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是否正确呢？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这样摆是正确的呢？因为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当时，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旧的上层建筑维护着它的经济基础，严重的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把政治任务放在首要的地位正是历史发展所要求的。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外的敌人虽然还存在，但就国内来讲，则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因此，今天的历史任务就不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和变更旧的经济基础以解放生产力，而是要运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要运用新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提高和不断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以推动社会的发展。适应着历史发展这种客观要求，今天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这种历史发展的正常阶段上，正确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把经济和文化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政治工作放在为其服务的地位，使政治为业务服务。但是现在还有不少的同志继续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并在那里强调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基于这种看法，他们在使用干部上，也就不是在不忽视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去强调干部的业务能力在今天的特殊意义，而是在人民内部，在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当中，继续去强调原来的出身成分，并把这种政治条件当成衡量干部的最重要的以至唯一的标准，从而忽视了甚至抹杀了干部的业务能力这方面的条件。甚至在评级评薪和处理工资待遇的问题上，他们也运用了这个标准，不是根据一个干部的业务能力的高低和劳动熟练的程度来致酬，而是根据一个干部的政治条件来致酬，从而在实际上损害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想，这也算得是主观落后于客观的一种表现吧！
(原载 “学习导报”1957年6月份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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