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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工商界人士在“鸣”、“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日期:1957-6-1 作者:《内部参考》

《内部参考》

新华社成都8日讯 四川省重庆、成都、自贡三个省辖市工商界、民建会开始“鸣”、“放”以来,左派表现消沉,中派表现犹豫,右派很活跃,中派有趋向右派的情势。

有的工商界人士说现在工商界有四种“鸣”、“放”:一是嚎“鸣”,毫无顾虑,大“鸣”大“放”;二是鹦鹉“鸣”,共产党和公家人说什么,他说什么;三是蟋蟀“鸣”,不敢在会上“鸣”,只敢在下面说几句;四是振翼“鸣”,指有时挣扎着说几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根据上述情况,从6月1日开始,在成都召开了座谈会。

这三个省辖市工商界在“鸣”、“放”中提出的问题有:

一、否认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他们的根据是1、存在决定意识,所有制已基本改变,阶级斗争已基本解决,资产阶级两面性也就基本结束。2、“定息”是政府决定的,不能作为“消极性”的物质基础,政府不准他们放弃定息是“估住剥削”、“套起来打”。3、各个阶级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硬要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是给他们套起“紧箍咒”,使他们“人格处于不平等”地位。4、地主经过五年劳动,反革命分子经过改造,有的都改变了成分,参加了合作社、工会,资产阶级还是四个朋友之一,经过八年改造,还是资产阶级。

二、不少资本家对“五反”不满,有翻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重庆闹得最凶,资本家说“五反”是晴天霹雳,是难忘的1952年。有的认为“五反”是党凭空制造出来,是违反国家法制的。有的认为“五反”运动名为政治斗争,实际是经济斗争,是党在搞钱,而且用一种非常的手段在搞钱,说“五反”是整光资产阶级的政策。“君子爱钱,取之有道;共产党要钱,吊了又吊。”有的说,“五反”采取非人道的手段,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任意翻箱倒柜,吊打跪站,支持儿女打父母,那时资本家比龟儿子都不如。

资本家们要求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特别是有错必纠的政策用于“五反”。他们说毛主席说反革命还可以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在工商界方面是否可以将判刑重的减刑,该释放的释放;将悬案尽速加以结案,并摘掉完全违法户的帽子。他们还建议政府成立“五反”接待室,让有冤有屈的都诉一诉。

三、在公私共事方面:1、对合营企业中的“以党代政”现象不满。2、主张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3、私方有职无权。4、批评有些公方代表是“德不当其位,功不当其禄,能不当其官。”特别对少数公方代表工作粗糙、态度生硬、不会用人表示不满。他们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公方代表会用人,把他们当“知遇”,则“士为知己者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四、在工资福利问题方面,普遍认为工资太低。认为工资改革有三个不合理:1、地方与中央、合营与国营企业、同一地区同一工种同一级别,工资高低有悬殊。2、公高于私。3、工资改革多是公方代表与工作组包办,未与私方人员协商。

在福利待遇方面要求放宽“股本两千元”的界限。

五、人事安排方面:认为人事安排是三员吃香(党员、团员、公会主任委员或民建会员),两个出发(个人好恶出发,阶级成见出发),因此私方人员安排是正职少、副职多,一切要职多被政府派的党团员干部占据。中等工商户认为大户“政治上安排好,定息拿得多,名利双收,得天独厚。”小户(指不定息户)收入又多、又自由、又得到照顾。中小定息户工资低,定息少,政治上没有安排,还要背起资产阶级的皮子“陪杀场”。

中小户的要求:1、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加入工会。2、对定息,要求在全国所付绝对金额不增加的原则下,降低大户息率,高提中小户息率,实行还本。3、对从合营之日起计算工龄有意见。(挺军据省委会上的汇报材料写成)

---- 原载1957年6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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