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30-0-0 作者：中南财经学院, 马哲民
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近数十年来日加动荡飘摇的中国，除了极少数懵然无知者外，大家都在探求出路，必须奋斗以图存；而其欲求，亦除极少数在想复古开倒车，返回封建主义的怀抱外，有的想进到资本主义，有的想就此走上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想追踪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思想，大都非根据我国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发生的自觉，只想照资本列强所走的路线，照抄一下。不知道现实的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无论任何方面，都与资本列强，有些不同。资本列强之革命，大概只有两种路线和性质；其一为其由封建主义时代，转变到资本主义时代；其二为由资本主义，尤其帝国主义时代之转向社会主义时代；而其前一转变，谓之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后一转变，谓之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这种路线和性质的革命，亦阶段整齐，层次井然。至法西斯主义，乃资本主义走到末路的表现，落后的国家，虽有反动势力如地主、官僚、军阀等亦尝起而效颦，然其任务，仅止于单纯的反动，与革命殊无缘也。而资本列强之所以有此种政治发展的路线，其根本原因，乃以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能有或多或少的独立自主的发达。
但中国的情形，便与此不同，中国之不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是因为自身本无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复丧失了独立自由，其理由很是明显；然而是否即以此决定了中国还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前途呢？则又不然。以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不求民族独立，固什么进步，都谈不到；而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乃资本主义之最后或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非普通的外力；在我们自己，固必须求反帝国主义，在客观上，亦系帝国主义之被打倒，与国际帝国主义之没落，互相关联；所以单于争求民族独立自主这一点上，已经不是止着眼于发展资本主义，便可走通的。再就民权问题说，因其对象，非为单纯的封建势力，而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勾结和合流，且系以帝国主义为中心，如果我们要求本社会主义的立场，作彻底的解决，因未通过资本主义之发达，原办不到，但如本资本主义的立场，则自己主观力量，既太薄弱，客观对象，复非单纯反封建势力，故其路线，也必不通。至若民生问题，不但其彻底解决，须求实现社会主义，即以改良的关系来说，亦不能仅求之如资本主义之反封建势力，而必更求之于帝国主义，故其性质，决不单纯。
中国革命问题的性质，本有互相关联的关系，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的内容。发生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源，妨碍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作为中国革命之最大的对象的，固非民族资本主义，亦非单纯的封建势力，而是与封建势力合流或勾结的帝国主义，且是以帝国主义为其中心之两重性的东西；它匪特压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它压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发展，而使我们无论由民族革命上，或由民权革命上，抑或由民生革命上，都充满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重性；且在事实上，一方面须求农工小市民和民族资本等广大革命群众之联合，形成所谓“全民性”的国民革命；另方面又须以“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之世界大同为目标，及最革命的群众为中心，方能发挥中国革命的力量，求得中国革命的出路。故中国革命的性质，决不是单属之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斗争，亦决不是本之于狭义的阶级对立；同时，中国革命的路线，固谈不上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也不能无条件的归之资本主义，而法西斯主义，亦因系由资本主义之独立自主的发达，以拒绝走向社会主义，不适用于现代中国，也无考虑的余地。由以上中国与资本列强之实现环境与历史条件之不同，便将两者间的政治路线，也区别起来了。
中国革命之第一阶段，或前一阶段，与其谓为社会主义，无宁更带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不但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之发展，才能克服封建遗物，才能有所谓社会主义之客观条件之成熟，与主观力量之健全；并且即就对帝国主义说，亦须或多或少的发挥民族资本的要求，才能发展民族的统一战线。然而决不以这个原故，便以为我们这一阶段的革命，真正可以与社会主义绝缘。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反动的两重性，而使一切革命问题发生的根源和内容，亦相应的发生了两重性；所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决不仅单纯依赖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力量；换言之，亦即表现中国的革命，自始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无法单纯。况中国革命问题之发生，既系以帝国主义之侵略为主因，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据，复须以中国最革命的群众作重心；则中国革命问题之解决，自始即贯通了彻底性，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最初阶段即与最后阶段相连接，乃无疑问的事；因而谓中国革命之第一的或前一阶段，为社会主义，原属岂有此理，谓之为纯资本主义，亦岂其然乎？
并且中国革命之非单纯的性质，不仅第一个阶段，或前一阶段如此；即第二阶段或后一阶段亦然。因中国既无单纯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当然亦不能有单纯的社会革命之实现。普通一般的典型资本主义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借以实现社会主义，因中国之无单纯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固不会有；即如那资本主义发展不十分成熟的国家，以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联盟，建设一种革命政权（如苏联），用以建设社会主义，亦以中国许多条件之欠缺（若民族之独立，民族资本和无产阶级之相当发达的水准等等），恐怕不易办到。中国革命之最可能的方式，是以农工小市民及民族资本，结成共同联合，以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脱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开始民生主义的建设，而完成国民革命；同时，即以此种国民革命之发展中，于一方面扬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于另方面逐渐克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重性，以达到“大同世界”之实现。因之，现代中国之革命，其最不同的特征，是不能有单纯的由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的事实；亦不能有严格的划作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阶段之性质的事实，这种特殊的革命过程，系由中国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同时，亦以这种关系，产生了中国的特殊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且使三民主义，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最有力的理论。
三民主义之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表现中国革命问题之复杂性，及其互相的关联性，并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系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不仅未脱却资本主义的性质，且非以无产阶级之斗争为立场，而仅注重于用渐进的手段去克服它；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者之合流，所构成之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所以先以之民族主义）；而将其一切革命要求，均放在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乃为两者之综合或渗透的原则上，但却并非两者之调和或折衷，仍倾向着以社会主义为重心去渐进的克服资本主义的作用，所以它的根本精神，与中国的革命路线，正相吻合。
中国之革命路线，既有上述的特殊，因而中国的革命过程，除却到了“大同世界”完全实现以后，自始至终，常保持着两重性——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兼有性，只不过其资本主义性，是愈到最后将愈少，而其社会主义性，则愈到最后将愈多；且其发展过程，亦系保持着社会主义之渐进的优势发展，而以之逐渐行对资本主义之扬弃作用。
现代中国的革命的总路线，既具有上述的特性，因而表现在中国的一切革命的问题上，皆具有此种特性。
首先就政治方面说，这有对外的民族问题与对内的民权问题——而其所以有此两大政治问题，正为中国系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之反映，且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乃中国之最大的反动对象，而她们自身，又互相勾结，所以民族问题与民权问题，亦不可分离。
中国民族问题之所以发生的主因，系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普通外力压迫——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须与国际的反资本帝国主义合流，非狭义的国家主义；同时，又以中国的民族革命，非单纯出于无产阶级之彻底消灭阶级与民族之界限的要求，须渗透广大的小有产者群众与大民族资本之反封建与反帝的要求，结为民族的统一战线，所以它又是非纯粹社会主义性的。以中国民族革命，具有此种特征，故使其性质，固不是单纯根据社会主义的立场，亦非单纯根据资本主义的立场，而是其两者的综合，只不过以帝国主义系民族革命之最大对象之故，不仅这民族解放的任务，非所谓民族资本所能完成（封建势力，则更不消说；所以狭义的国家主义，决走不通），且须与国际反资本帝国主义之更进步的力量相携手，因而这种民族革命，是与彻底性之“世界大同”相贯通，决非仅走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国民主义的国家可以停止的。具体的说，即决不能实现那“打倒别人的帝国主义”，而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梦想的！
中国的民权革命之需要，不但由于反封建势力，不但由于我们过去和现在之非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中国，不能直接透到社会革命，且因为我们今后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良好前途，将亦无纯粹社会革命的事实之故，所以中国的民权革命，决不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长期保持民权革命之形势，以逐渐推移到民权革命愈彻底，而社会主义之建设或实现，愈成为可能。如果在中国民权革命，或现阶段之革命中，忽视其资本主义性，真是若椽木之求鱼，犯了极大的“幼稚病”；然而毕竟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的对象，决非仅止是封建势力，并有与其“互相勾结”的帝国主义；而且帝国主义为中国反动势力之中心（这即是反映中国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之综合，亦即反映中国民权革命，不能离民族革命而独立），及中国无资本主义健全发展之前途等等原因，亦使中国的民权革命，决不能单限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换言之，即须兼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可以说，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互相渗透的东西。所以中国的民权革命，既非“资本主义型”的“虚伪的”民主，亦非“社会主义型”之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阶级的民主；而是在一方面本之各个人的利益，各阶层的利益，与夫各部分的利益，反对一切超的特权，超的身份，超的收夺，以一致要求平等与自由；它对于私有财产的利益，不但不如社会主义之要求撤废，反而根据各阶层与各个人——尤其如小生产者及民族资本——之利益的保障和发展，须给予相对的保证，因而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在另方面，却不仅那反革命的分子，不能给予以民权（如“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不仅非根据资产阶级之狭义的个人主义（如曰“与所谓天赋人权殊科”），不仅须打倒一切财产的，教育的，性别的，种族的等等民权的限制，不仅“于间接民权之外更注意直接民权之行使”，不仅反对资产阶级之“虚伪的”民权；并且于贯通“经济平等”之“民生主义”建设而外，复注重于“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自私”；此外如再以建设国家资本，抑制私人资本，及在国营的社会化的大农工业中，实行“产业民主制”等条件来做综合的观察，则此种民权政治，便充分的含有社会主义性了。
再就经济方面说，如谓可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前途，固系梦想，如谓即以此而实行消灭私有财产制，及生产社会化和计划经济，这在中国因未经过工业化相当发展的阶段，亦绝不可能。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是在一方面必须去掉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经济关系（即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关系）的束缚，改善农工小市民和民族资本的经济生活，并发展其经济利益；而他们之经济利益的发展，与其谓为社会主义的，无宁谓为更带资本主义的；而且只有本之资本主义的要求，才能扬弃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健全的国民经济，以为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不过在另方面说，因中国无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之故，亦必以革命的民主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之建设，和保护农工利益，并相对的抑制私人资本，以发挥社会主义的经济作用。在这种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竞争作用等等，均须存在，而且要加速度的发展；但因为是与国家的或社会化的资本同时并存，所以它的发展，不但加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淘汰或扬弃作用，且加速国家的或社会化的资本之对私人资本的淘汰或扬弃作用。此种经济生活之淘汰，与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之大资本并吞小资本，资本主义扬弃封建主义，有些外表之相同；而其根本不同的是支配国有资本或社会化资本之国家政权，既非一般资产阶级又非少数独占资本所专有，乃属之大多数民众；而且国有资本或社会化资本之自身，亦实行了“产业民主化”；所以其结果不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中国之新经济生活，决不在于完全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而根本消灭竞争，与彻底干涉私人的经济的活动，与无条件的取消资本主义；相反的是要合理发挥竞争作用，有条件的保障私人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带独占性的资本与地主等当然例外），机动的运用资本主义的法则，而着重于革命的民主政权之建立，与真正的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之建设。纯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如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竞争作用等），由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它是坏的，但它的发展，不仅是消灭封建经济，形成国民经济之统一，且可促进其生产技术之进步，与产业社会化；何况我们不仅利用这种法则，以获得上述的利益，同时又可获得社会主义之克服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便不能不说它是好的了。因为我们的经济路线，必须如此，所以我们在工商及交通运输等方面，除了对私人经营必须予以保障外，仅能积极于国家或社会的经营之发展，并使其互相作合理的竞争，而使其进行自然淘汰，作新陈的代谢；同时于农业方面，除了确立“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原则而外，仍着于用渐进的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或“土地归农”之实现；并使农业问题，在“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这种矛盾关系上，以达到“平均地权”与农业社会化。
更就文化方面说，它本是社会生活综合之精神表现，是与政治任务不能分离的。我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如是，而其前进的出路，亦复如是，则文化的路线，不言可知。在今日之中国，必须消灭一切盲目的对外人崇拜，与无条件的因袭主义，斩断一切文化上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打破偶像，抛弃尾巴主义；反对愚昧锢蔽和教条等等，发挥自我精神，根据自觉心，强调自由，客观，批判，及科学等立场，以与民族之独立和民主的大潮流相配合，这是无疑问的事实。只不过这种文化，在一方面须具备资本主义的性质，且此种精神，只有本之资本主义的自我和自觉；换言之，即根据其个人主义之“我”的强烈表现，才能将上述的文化，发扬出来，以与那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文化相搏斗；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专去提倡社会主义文化，这在客观上既无事实的根据，复会阻塞个人之“我”的自觉的发展，以在事实上帮助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之文化的抬头。资本主义之个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之“只有大我而无小我”，在外表上是坏的；然而较之那抹杀一切个人的利益，惟以“朕”即国家为本位的或除特权贵族外，不承认有人的封建主义，与夫那抽出个人利益或阶级利益，而惟夸大国家利益，俾其少数特殊财阀或爪牙来专有国家权利的法西斯主义，又好得多。况且在没有实现个人利益，与平等自由以前，及其国家尚在为封建势力或法西斯主义掌握之中，而去无条件反对个人主义，主张空洞的“只有大我无小我”，那不是甘心反动，也是故意糊涂，所谓“社会法西斯”，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虽然，我们的文化之资本主义性，固须发挥，而社会主义性亦须渗透。我们之所谓“我的自觉”与“个人主义”，均非以狭义的个人为出发，乃系以社会的个人为出发；换言之，我们固反对只有整个，而无个别，同时我们亦须反对只有个别，没有整个；我们必须认清没有国家社会，固不会有个人，没有个人，亦不会有国家社会，国家社会必须总和其所有的个人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必须通过其所有个人以互相联络。国家社会之利益，即是其所有个人的利益之总和。因而我们只有根据整个中有个别，个别中有整个的立场，认清国家社会与其个人关系之渗透，即不强调整个去抹杀个别，复不强调个别去抹杀整个。譬如绝对个人主义之“天赋人权”思想，我们应该反对，然而我们非以此取消“人权”，却是本着更进步的“大同世界”的立场，或“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立场上去拥护“人权”；那么，此种“人权”思想，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本多相通，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亦多吻合；且根据此种条件所发挥民权自由平等的作用，将更伟大。又如“人道主义”，在反特权，反封建，反法西斯主义之将人不当做人说，或为克服狭义的“阶级斗争”说，它是需要的；然而如仅是那单视人为同类的空泛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其力量尚嫌不足，反不若抱“大同世界”的见地，视人我在社会生活中有共同的利害，假使无人即会无我的“人道主义”，其作用更为宏巨。再如“启蒙运动”，在反“愚蒙”“锢蔽”说，是有强烈的需要的，但我们不仅为反封建的愚蒙锢蔽，而且须反法西斯主义的愚蒙锢蔽，因而这种“启蒙运动”，绝非纯资本主义性的东西，必须包含有更进步的东西；而且只有这兼有更进步性的“启蒙运动”，才能发生更有效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必须摄取资本主义之最革命的东西，乃属不成问题；只不过须贯通以更进步的东西，而改正其狭义的个人主义之偏差性，更充实以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以益加强化其作用，发展一新兴型的文化，这是必要的。
依照上述各点看来，中国的革命路线，虽不能完全偏于社会主义，亦不能完全偏于资本主义，乃是其两者之综合与渗透；所以它是一种两重性的；只不过须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发挥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并以此种关系之发展，而使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所以在此种革命过程中，非常富于机动性，如徒羡资本列强拾级而登的革命路线，做东施之效颦，鲜有不偾事者。至若与此相反的法西斯主义路线，则纯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之发展，非其扬弃；因而它只会促进民族的灭亡，民权的消灭，与民生的断绝，而形成一种官僚，军阀，买办，地主等互相勾结，各得其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东西，首先即为盟国和国民所唾弃，万难成功；且以其万难成功，故事实上只有作帝国主义之宰制国人，采取国家民族利益之爪牙或工具！借退一万步说，纵其侥幸成功，这必只是打倒别个帝国主义，来形成自己的帝国主义，亦与三民主义的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原载大学月刊第三卷三、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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