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48-0-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吴景超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经济自由这个名词，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包括两个概念，一为消费的自由，一为择业的自由。自从罗斯福总统提出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两种自由以后，有一些人，以为这两种自由，也应当包括在经济自由的含义以内。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以为经济自由一名词，最好还是维持其传统的含义。至于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两种自由，则应置于“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一个名词的涵义之内。所以我们在这一篇文章里，只讨论消费的自由，及择业的自由。
在美国与苏联，都曾经有一个时期，消费者无自由可言。这一个时期，便是定量分配时期。苏联在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不久之后，便利用定量分配的方法，来控制人民的消费。这个办法，到一九三五年取消。一九四一年苏联与德国间的战争爆发，定量分配制度，又重新树立起来，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改革币制的时候，才行取消。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于若干物品，也实行配给制度，但其范围不如苏联之广，譬如面包与牛奶，在美国始终可以自由购买的，没有放在配给制度之内。
配给制度妨害人民消费自由的症结，就是在配给制度之下，人民对于每种物品购买的数量，不是决定于自己的嗜好及购买力，而是由政府代为决定的。自决与被决，是消费自由有无的分界线。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每一个人，对于某一物品的需求，都有其适当的数量。这个适当的数量的满足，是使人类感到生活舒适的最大因素。这个适当的数量，只有本人知道，别人如借箸代筹，总难恰到好处，因而总难使人满意。所以配给制度，乃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任何政府，凡是顾到人民生活程度问题的，总不愿剥削人民这种基本权利。如果取消配给制度，不发生别的重大社会问题，那么任何政府，都会取消配给制度的。
在今日，苏联与美国，都已取消配给制度了，但是这两国人民的消费自由，却并不一致。造成这种不同的消费自由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苏联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而美国则否。计划经济限制人民消费自由，我可以举美国第二次大战时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在参战以后，可以说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内大部份的生产能力，都用以生产作战物资，同时有好些消费物资，则停止生产，汽车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在作战的前夕，即一九四〇年，曾生产汽车四百四十余万部，可见人民对于汽车的需要。战时充分就业的目的已达，人民的收入加增，对于汽车的需求更高，可是因为政府下令停止制造汽车，所以人民即使有购买汽车的愿望，又有购买汽车的能力，也无法购到汽车。这是在计划经济之下，人民的消费自由，受到限制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之下，生产原素的分配，操在政府的手中，人民没有方法，以其有效的需求（即有购买力作后盾的需求），来指挥生产原素的分配。可是战争一旦停止，政府的计划经济取消，消费者的主权重行抬头，美国的生产原素，又重受消费者的支配，于是汽车又重行恢复过去的大量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在苏联，配给制度取消之后，消费品的生产，还是在计划经济之下进行的。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苏联的政府，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当然也有计划。凡是在市场上出售的，都是计划中要生产的。没有包括在计划中的物资，自然不会有人生产，也自然不会出现于苏联的市场，正如汽车不会出现于美国一九四二年的市场一样。苏联消费者的自由，因此是有限制的，他只能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之中，选择其愿意购买的。他的有效需求，不能指挥生产原素的分配。在美国，消费者的要求，假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会行使他的购买力，压迫物价上涨。在物价上涨的状况之下，自然有一些企业家，眼见有利可图，便会配合一些生产原素，来从事于此种物品的生产。最后，大量的产品问世，尽可使消费者的要求得到满足。所以实际上美国生产原素的配合及其移动，无形的，间接的，是受消费者指挥的。只有消费者能够指挥生产原素的配合的时候，消费者的自由，才可以说是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现在再讨论经济自由的另一方面，即择业的自由。
在计划经济之下，每种重要物资的生产，已由计划决定，则生产此种物资的劳力，势非与之相符合不可，否则计划即无由完成。我们因此可以想象，计划经济是无法容许择业完全自由的，因为在完全择业自由的状态之下，每一实业，或某一工厂，所能得到的劳工，其数量决不能与计划所必需的数目相吻合。我们再看事实，就可知道，苏联的实际就业情形，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先说最上层的就业者，即大学毕业生。苏联的大学，是由各生产部门管辖的。每一生产部门所需的高级人材，由这一生产部门所管制的大学或高级专门学校供给。自一九三三年起，此种受过高级教育的毕业生，即由生产部指定其在某处工作，以五年为期，在五年之内，其行动须完全受生产部的指挥。派定工作之后，不去到差，或私自与生产机构商定工作，是犯法的，须受刑法的处分。自一九三八年起，此项毕业生，在毕业前六个月，便须与生产部主管人员面谈，由主管人员计划其工作性质及工作地点。每一生产部门，对于此项毕业生及其它专家，均有一记录。生产部门的主管者，随时可以知道某人工作的所在地，在必要的时候，加以适当的调动。其次，关于技工的训练与就业，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一部份在学校中训练，一部份在工厂中训练。一九四〇年起，苏联新设立两种学校，专门训练技工，一种期限两年，招收十四岁到十五岁的青年，另外一种，期限六个月，招收十六岁到十七岁的青年。苏联的政府，希望在这两种职业学校中，每年能够训练出八十万到一百万的技工来，作为劳工的生力军。为使学生的数目，易于招足起见，苏联一方面用利诱的方法，即到职业学校中受训练的，不但不取学费，而且一切生活的需要，都由国家供给，可是在别的学校中上学的，得交相当数额的学费。在这种新的教育制度之下，那些出得起学费的，便送子弟入中学大学，那些出不起学费的，只好进职业学校了。另外还有一种招生的方法，即指定集体农场保送，每一集体农场，人口满一百人的，便要保送两个青年到职业学校。在职业学校毕业之后，每一个毕业生，须在指定的地点工作四年。最后，关于粗工的募集，系由中央将全国的行政区域，分配与各生产部门，由其在指定的行政区域中招募。每每是某一行政区域，由某一部门利用，但也有一个行政区域，由两三个生产部门同时利用的。在指定的区域内，生产部门可与集体农场商洽，由集体农场在某种工资之下，供给劳工若干名，期限至少是六个月或一年。从以上的办法看来，苏联的人民，在他们第一次就业时，选择的机会是很少的，与其说他们的职业是选定的，不如说他们的职业是派定的，就业之后，大学毕业生在前五年，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前四年，也没有随意变动职业的权利，可是政府却保留权利来调动他们。至于普通的粗工，那些初次离开乡村到工厂中去作工的，对于有规律的生活自然不惯，所以苏联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工人的流动率是非常之高的。一九三一年以后，政府规定工人及其家属的食品配给证，由工厂发给。工人一旦离办厂，其配给证即由工厂收回，同时取消他在工厂宿舍中的居住权。这种办法，对于控制劳工，使其不轻易离职一点，发生很大的效用。自一九三八年起，又有两种新的办法，来限制工人的自由离职。一为工作证的发行，凡在工厂中工作的人，都应将工作证交与管理员，在离职的时候，须由管理员将离职原因，载明于工作证之上。工人从甲厂取回此项工作证之后，方能在乙厂另谋一职，没有工作证的工人，别的工厂不能雇用。第二种办法，即将工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险权利及假期权利，与其在一工厂中作工时间的长短发生联系。假如一个工人，在某一工厂中，继续工作的时间很长，那么他能得到的福利，也就较多。在这两种办法之中，工作证是限制工人选择职业最利害的工具。在这种办法之下，一个工人，即使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满意，但是如得不到经理的允许，他是无法别谋生路的。
在美国，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或大学的毕业生，不一定就能找到工作。在不景气的时期，像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那几年内，他的工作更无把握。可是他有好些就业的途径，以及选择这些途征的自由，是苏联的人民所不及的。第一，他可请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忙，上层家庭的子弟，许多人利用这一途径而得到第一个职业。其次，在美的一千二百万个生产单位之中，其中用人在三百人以上的，在一万五千单位以上。初出茅庐的人，可以自我介绍，向这些生产单位中求职业。这些大的生产单位，新陈代谢的过程是很速的，一年总要添用许多新人，合格的人，自有被录用的可能。第三，美国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之下，在全国设立了四千五百个职业介绍所。这是美国的劳工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总汇。谋事的人，可以把他愿意担任的工作，告知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必尽他的能力，替谋事的人，寻觅一个适当的位置。在一九四七年，有一千一百五十万人，委托职业介绍所谋事，其中有六百三十万人，得到他们所愿意做的工作。美国的工人，在就业以后，政府并没有任何规定，防止他的转业。他可以找报酬最高的地方去工作，一旦这种地方被他发现了，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离开他的旧职，而去就他的新职。
在择业自由的一个观念之内，还包含着创业的自由。择业与创业，严格的说，是有显著分别的。择业的前提是社会上已有某种位置的存在，这些位置须要人来填补他，择业便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在已有的位置中，选定一种而置身其中。创业的前提，是社会上还没有创业理想中的那个位置，他以他自己的能力，或集合若干人的能力，创造出那个新的位置来，然后来占据那个位置，从事于经济的活动。创业的自由，在苏联与美国，都是在少数人的手中。但这少数人的数目，在两个国家中，却有大小的不同。在苏联，创业的自由，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手里，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政府及党的少数大员的手中，他们在决定某项事业要扩张的时候，也就是行使创业自由的时候。普通的人民，是没有创业自由的，因为既创一业，就得在此业中，放进资本，放进劳力，而这两种生产原素，都不在人民的掌握之中。
在美国，大事业的开创，非有大资本不可。所以创业的自由，似乎只有资本家能够享受。这种看法，只有局部的真理。在某种情形之下，美国没有资本的人，或者资本很少的人，也可以创业，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本是私有的，在契约的条件之下，可以移转归他人使用。所以志在创业的人，如自己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本。福德公司的创业者，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月薪不过数十元，但他得到几个朋友的协助，集合了几万元的资本，设立福德公司，现在已经是十亿元以上的事业。至于志不在大，只想创立一种小规模的生产事业，以为独立谋生之计，如办农场，开杂货店等事业，那是很多的人如果想办是必然办得到的。这种创业的自由，是独立生活，脱人篱下的必需条件。他的存在，表示经济权的不集中，是维持人民福利所不可少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汉姆教授（G. 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能并存。”也许有人觉得世间还有别的价值，在经济自由之上，为实现此种价值，牺牲经济自由，亦所不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安全，经济自由应当牺牲。但在太平的时候，经济自由是否应当牺牲呢？苏联与美国，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有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我的“论经济自由”一文，写成以后，蒙徐毓枬，刘大中，及赵守愚三位先生赐予指正，甚为感谢。
（一）定义和方法
首先，我要补充说明我对于制度一辞的用法。我所谓制度，包括（1）功能，（2）价值观念的系统，（3）组织，（4）办法，（5）工具五个方面。这已是近代社会学者所常用的一套概念，不必在此多加说明。因为我对于制度的看法是如此，所以我对于制度的研究，是离不开事实的。概念与假设是我研究的起点，但是这些概念与假设，是否与客观的现象相符合，必须经过搜集事实与分析事实的过程，始能得一结论。又因社会制度是常在变动的，所以我们研究所得的结论，还须时时与新的事实相印证，因事实的变迁，我们的结论也得随时修正。社会制度的研究，因此是永无止境的。也许我研究的办法，与徐先生的方法不同，所以我们的结论相差得那样多。徐先生那种根据“先验的理论”的讨论，自然有其价值，但与我的方法，“引用许多事实及数字的”，既然不是在同一领域中下工夫，自然难望得到相同的结果。譬如徐先生曾假定消费者把社会总所得全部用之于消费，并由此观点出发，比较美苏三国之消费自由，但是这个问题，在我的脑筋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在美苏两国中，都没有这种事实，所以在理论上虽然是有趣的，已超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内。
（二）消费自由的五个阶段
从这次讨论里，特别从徐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自由的程度是有不同的，由于此种不向，我们可以把消费自由分为四级或五级。第一级为定量分配制，配给消费者以某项数量的某种物品，这是最不自由的一级。第二级为积点分配制，也就是徐先生所说在英国施行的。消费者在某一种物品之中，只要不超过分配所得的积点，还有选择的自由，但消费者不能以甲种物品的积点，来购买乙种物品，这是他不自由的地方。第三级为消费者对于市场上出售的一切物资，可以自由选择，不受积点的限制，但是他的需要，不能影响生产原素的分配。第四级的境界，即英美各国所常说的消费者的主权，消费者可以共购买力，来影响生产原素的分配。假如消费者对于某种物资的需要加增，生产原素便移转去生产该项物资。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消费者的自由，还是受购买力所束缚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即各取所需的境界，也可称为神仙境界。在一切物资与劳务的供给，还没有多到像空气一样的时候，那种境界，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以美苏两国来说，苏联的消费自由，已到了第三段，而美国则到了第四段。徐先生说：在苏联，衣着总额虽有限制，但如果消费者多用毛织品，少用棉织品，无异指挥资源用于畜牧，而不用于农作。假如苏联的政府注意人民的偏好，然后根据此种偏好，来决定资源利用的途径，那就是以价格机构为标准来分配资源，也就与美国的办法一样了。可是事实上，苏联的计划，并不是研究了消费者的偏好而定的。假如生产原素的分配，已在计划中规定，苏联政府，并不因人民的需要加增，便牺牲其原计划，而拨出一部份资源，一部份人力，来加增毛织品之生产，以供给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愿望，与计划者的意志相冲突时，在计划经济之下，我看不出人民的愿望，如何可以获得胜利。
（三）择业自由与教育机会
徐赵二先生都提到教育机会与择业自由的关系。教育机会诚是经济制度中一个重要现象，我因为拟在别的场合中讨论，所以在本文中未提。我在此处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徐赵二先生对于这一点的观察与事实不尽相符。徐先生说在美国，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而在苏联则是均等的。赵先生说苏联在某些办法上优于美国，譬如教育训练机会之平等。我的看法，是教育机会，目前在两个国家中都不平等的，而苏联较美国更不平等。美国的公立中学，都是免费的，而且书籍也由公家供给。苏联自一九四〇年的九月起，中学的最高三级，每年要收学费一百五十至二百卢布，大学及高级专门学校，每年要收三百至五百卢布。这个法律，使苏联在十四岁以上的青年，多数只能进免费的职业学校，以便在十六岁时便可就业。而在一九四〇年，美国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年，有百分之六四点九，都在学校中读书。苏联的人口，多于美国。可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苏联人民在大学及高级专门学校中读书的，只有六十万人。在一九四〇年，美国十九岁至二十二岁的青年，在大学及其它高级学校受教育的，便有一百四十九万人。两者相此，美国教育机会的比较平等，显而易见。这种比较当然是指现状而言，并不假定苏联将来赶不上或者赶得上美国，那是要靠将来的事实证明的。
（四）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
赵先生说美国自从独占性和不完全竞争扩大范围之后，人民消费的自由大受限制，此点我极同意。因此，我们以为美国假如实行社会主义，使生产照刘先生所提出的两项原则之下进行，也就是照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之下进行，那么赵先生所说的弊病，都可免除。我所谓的社会主义，最要的是生产工具公有，并不包括计划经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对于此点，曾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必赘叙。在此，我只能简单的答复赵刘二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赵先生的社会理想有两点，一为保证全民得到最低生活的必需数量，二为保障就业。这两个理想，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可以不必靠计划经济来达到。最低生活程度的保障，只须制定最低工资率及社会保险律。全民就业的目的，只要政府负起责任，在失业发生的时候，创造职业来吸收失业者便行。这一切，不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是以此为鹄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靠计划经济，也可以达到。凯因斯在其就业通论中，曾说明计划全民就业与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计划经济，要安排就业者的工作园地，而计划全民就业，则是由国家来保障就业总数，至于就业者的工作园地，最大部份，还是由价格机构来安排的。总之，计划经济，是如刘先生所说，指全面的计划经济而言。至于局部的计划，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因为若干考虑，是不能避免的。譬如教育劳务的供给，至少是初级的一部份，现在世界各国，都放在局部计划之内，而不是让价格机构来决定供求的。
刘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最难答复的一点，因为现在还没有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在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权完全是分散的，譬如美国明天忽然实行社会主义了，现在的生产单位，除了为增加生产效率所必需的以外，其余的依旧单独存在，受不同的董事会所指挥。董事会依然根据价格机构，来定生产方针，可是生产的目标，不为谋利，而是依照刘先生所提出的原则。董事会的人选，只有一小部份是政府所派的，其余的大部份，由不同的社团举出。每一生产单位中工作的人，与单位的董事会或董事会所指派的经理，发生契约关系，不与政府任何机关，发生契约关系，因而生产单位中的工作者，既非政府所雇用，也不为政府所解雇。这是保证私人就业，不受政府干涉的办法，也就是分裂政治权与经济权的方法。全国生产机关，都向政府交租，交利息。如有红利，也交国库，此项财产收入，以前属于个人的，现在属于国家，由国家转存银行。凡是要创业的，可以商请银行投资，正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私人创业，也要与银行接洽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新投资的审核，总是有一部份人担任的。创业者受到此种限制，从整个社会的福利看来，乃是必需的，否则创业者失败的例子，必然会要加增。在社会主义之下，创业者说服银行家的困难，并不较资本主义之下加增。政府收到的利息，红利及地租，也许还不够新投资的需要，在人民的同意（通过国会的立法）之下，可以利用强迫储蓄的方法，来加增资本的蓄积。徐刘二先生，都以为政府如规定一个资本的累积速率，便是全面计划经济。据我看来，并非如此。假如政府规定了资本的累积速率，同时又规定新资本的用途，那就走上了全面计划经济之路。假如政府以新资本交给银行，而让人民或公司出相当的利息（此项利率，必须使新投资等于新储蓄的数量）来利用这些资本，那么人民的消费主权，还可充分的行使，便非计划经济了。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个很高的理想，经济自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成绩。如何兼而有之，乃是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大陆以及英美的社会主义者所常辩论推敲的一个问题。我们关怀人类的福利，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实在愿意更多的人，来绞他们的脑汁。
（摘自“新路”，第1卷第21期，1948年，第4—6、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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