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48-0-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吴景超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我们假如想在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找出最不相同的一点，大多数的人，一定会指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而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对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分别，也许就够了，但是对于研究经济制度的人，关于这一点差异，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我们就要把财产分为生产工具与消费数据两种。生产工具，在美国可以私有，而在苏联则为公有。消费数据，在两个国家中，都是可以私有的。在生产工具公有的苏联，唯一的例外，就是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场工作之外，还可有一块自耕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面，他可随便种植什么东西。生产出来的成品，他可以送到集体农民市场上去出售。除了这个显著的例外——这也许是过渡时代的情形——其余的生产工具都为公有。其次，当私人的财产，还是以货币姿态出现的时候，他的出路。在美国与苏联是大有不同的。在苏联，当工作者接到他的薪资之后，也就是他的财产还是以货币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只能以货币去换取消费数据。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在消费之后，还可以把他收入的一部份，存入储蓄银行，或购买公债，取得些微的利息。在美国，以货币的收入，去换取消费资料，当然也是很普通的现象，特别在劳工阶级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但如马克斯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货币的收入，在资本家的手中，便可换取生产工具及劳力，以从事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在美国，生产工具及劳力都有市场的，私人可以在市场中购得生产工具及劳力。在苏联，生产工具是没有市场的，私人不得购买生产工具。私人更不能雇用别人的劳动力。所以从财产的动态去观察，私有与公有的差异，实在是深刻的，影响到生产，分配，消费等过程及人与人间的关系。
在私有财产的制度之下，每一种生产原素（土地，资本，劳力），都有一个价格，每种货品及劳务，也都有一个价格。生产原素的价格，在美国的生产机构中，其重要实无与伦比，因为他决定了利用的途径。譬如某个地方，有一块土地。这是生产原素之一，到底应当如何利用呢？谁来决定利用的途径呢？假如土地只有一种用途，假如在某种社会里，土地只许有一种用途，那么我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土地的用途，实在是不只一端的。只以农业的用途而论，他可以用于种草养牛，也可以用来种麦种稻，以及其它各种人用的农产品。同时，这块土地，也可拿来作为住宅之用，作为工业之用，作为商业之用，作为娱乐之用，以及其它一切之用。解决这块土地的用途，在美国是不难的，谁能付出最高的地租，谁就取得这块地的使用权。譬如今有甲乙丙三人在此，甲拟将这块土地种麦，他愿意每年付十块钱的地租；乙拟将这块地盖房子，他愿意出每年百元的地租；丙拟将这块地开百货店，他愿意出每年千元的地租。假如只有这三个人竞争，结果这块地一定是用于开百货商店。在这种情形之下，土地得到最适宜的利用，因为他在这三个可能之中，是利用在产生最大价值的可能。
私人把握着生产原素，然后看谁能出最高的价格，便交给谁去利用，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之下，各种生产原素每能得到最合理的安排，产生最大的效用。这种理想的境地，在美国的经济组织中，是没有达到的。其所以没有达到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现实，与合理安排发生冲突。在美国的经济组织中，有许多企业范围，采用了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少数生产单位，其生产的成品，常占此项企业中生产总值一个很大的百分数；又有许多企业，是天然只能允许一个或极少数的单位来经营的（如各种公用企业）；又有许多产品，实质虽然相同，名目则不一致，人民因此并不把他们看成一种物品，因而任何一种商标物品的产商，多少有左右他们的主顾的消费支出的能力。这些都是独占企业和半独占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而在带有独占性的企业里，生产原素的分配，是不能完全合理的。其次，人民收入的不平等，使富人对于他们所喜用物品的价格，有特别的提高能力，因为能使生产原素大量的被用去生产这些物品。在财富过度不均的状态下，以价格为标准的分配办法，往往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在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中，生产原素虽然不为私有，但每一生产原素，还可让供求力量产生一个价格，然后让一切生产事业，能够付出这个价格的，便得到利用这个生产原素的权利与机会。可是苏联对于生产原素的分配，并不是根据于价格机构，而是根据于一个经济计计。在美国，生产原素的价格，如地租，利息，工资，成为分配生产原素的指南针。这些生产原素是有限的，而想利用这些生产原素的个人或企业则很多。在取舍的时候，在迎此拒彼的时候，生产原素的价格，完成了分配的功能。在分配这些生产原素的过程中，个人或企业，凡是想利用这些生产原素的人，其所出的代价，并不是盲目的，武断的，感情用事的。相反的，他所出的代价，乃是很理性的，由于精密的计算而来。生产原素的价格，是企业家的担负，是他的支出，而利用这些原素所生产的物质及劳务，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价格，则是企业家的收入。他权衡这两种价格，觉得有利可图，然后他才肯对于生产原素，付出代价。这些价格的存在，是他的合理计算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企业家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
在苏联，这个基础是不存在的。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这个基础一定要毁灭，要消失。相反的，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之下，假如每一个生产原素，都有一个根据需求状况而产生的价格，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将为一种极重要的贡献。不管理论上的看法如何，实际的情形是，苏联并没有依赖生产原素的价格，来作分配生产原素的根据。举几个例来说：苏联的土地是公有的，但在乡村中，土地利用的方式，并不受地租的影响。苏联的政府，虽然每年向集体农场征收实物，而且这种实物，虽然实际上包括了地租，但是以纳税的名义交给政府的。政府并没有于事先规定，谁能出得起地租，谁就可以决定土地应当如何利用。土地上应当生产什么农作物，乃是由计划决定的。我们再以利息为例。苏联的银行，对于生产单位的贷款，是要索取二厘至六厘的利息的。但是苏联的利息，并不发生分配资本的作用，只是生产者成本中的一笔开支。某项生产事业，假如其生产计划，已为政府所规定，必然的可以在银行中取得贷款的方便。银行中的贷款，自然有他的一份。他所得到的一份，与他所能付出利息的大小无关。
我们还可以工资为例，苏联的工资，并不像美国的工资那样有分配劳动力的功能。假如某项生产事业，其发展的计划，已在政府的五年计划之中，那么这个事业所需工人的数目，也必然成为计划的一部份。苏联每年在十四岁至十七岁的青年中，要训练一百万人，训练出来的青年，由政府分配在各种生产事业中，目的就是想要使劳动力在某种企业中的供给，不为工资所左右，而完全受计划的支配。
以上说明美苏两国生产制度不同之点。美国是私有财产由私人支配，其支配的标准为价格机构。苏联是公有财产由政府支配，其支配的标准为经济计划。除了这两种配搭之外，私有财产，也可由政府照经济计划支配，美国在战争期内所实行的，便是这种制度。唯公有财产由私人及公司照价格机构来支配，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还没有这种例子。这几种配合方法的利弊，不是在一篇文章内所能说得清楚的。可是这个问题，乃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实在是值得仔细分析的。
美苏因为财产制度的不同，影响到生产的方式，已如上述。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观点，来看财产制度对于分配的影响。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收入，一为劳务的收入，一为财产的收入。美国人的劳务收入，两端距离是不大的。譬如美国制造业中的工人，在一九四五年，平均每星期可得工资四十四元三角九分，假如他每年可以工作五十二星期，那么他一年便可得工资二千三百零八元二角八分。在另外的一个极端，如共和钢铁公司的经理，每年的薪金为二十万元。杜邦化学公司的经理，每年的薪金为十七万五千元。在美国，高的收入，必须付出高的所得税，杜邦化学公司的经理，在交纳所得税之后，收入便只有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一元了。概括的说，美国人劳务的收入，两端的距离，大约在二三十倍之间。假如美国人只有劳务的收入，那么美国的社会可以说是很平等的。但是美国的富人，还有财产的收入，那是造成巨富的根本原因。美国人的收入，总数愈少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百分数也愈高；总数愈大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百分数也愈低。譬如收入在五千元以下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只占百分之一点零九。换句话说，那些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财产的收入，要占百分之九八点九一。以一百万元的收入，来与二千元的收入相比，中间的距离，不是几十倍，而是几百倍了。
苏联的人民，不能私有生产工具，所以其收入多为劳务所得。唯一的例外，就是因购买公债或存款于储蓄银行而得到的利息。国营企业中，有计划红利的名目，但这种红利，除一小部份作生产者的奖金及举办福利事业之外，其余概归国库。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集体农场上的农民，每人可以经营一小块田地，这种经营的结果，也许可以产生红利。但是红利与利息，在苏联人民的收入中，实在占一个无关重要的地位。在苏联人民的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的，只有薪资，即是劳务的收入。劳务的收入，各人是不同的。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苏联政府曾有一道命令，规定最低工资，不得少于一百一十卢布。一九三八年的八月，又规定最高的薪水，不得超过每月二千卢布。根据这两道命令，我们可取计算得出，苏联最高的薪水，超过最低的工资十八倍。可是苏联工厂的经理，虽然月薪不得超过二千卢布，假如他的成绩卓异，可以领到额外的奖金。在一九四二年，有几个成绩特殊的经理，得到斯大林奖金，自五万卢布至十五万卢布不等。这种得到奖金的经理，假定他的年薪是二万四千卢布，加上十五万卢布的奖金，便可得到十七万四千卢布。他的收入，比起那每年只得工资一千三百二十卢布的粗工，要大一百三十余倍。
由此可见两种财产制度，产生两种不同的贫富距离。私有财产制度下所产生的贫富距离，其宽度远非公有财产制度下所产生的所可比。
在两种财产制度之下，资本形成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美国的资本形成，大部份是由富人来负担的。富人的收入，只有一部份是拿来消费，在巨富的家庭中，消费的部份，可能是很小的一部份，而另外的一大部份，则是储蓄起来的。无论旧生产事业的扩充，或新生产事业的开办，都需要这种储蓄起来的资本。有一个估计，指出在美国，那些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的，储蓄百分之三，纳税百分之三，而消费的支出，则达百分之九十四。那些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储蓄百分之七十七，纳税百分之十七，消费的支出，只占百分之六。纳税的一部份，可能成为政府的新投资，而储蓄的大部份，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可能变为私人的新投资，所以美国的资本形成，大部份得力于富人的储蓄。
在苏联，因为收入比较的平均，消费的倾向较大，所以私人的收入，除去购买公债及存入于储蓄银行的一小部份外，大部份都用在消费之上。而且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之下，私人投资于生产事业，是不许的，因此私人的储蓄，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动机。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的形成，不能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私人储蓄方法，而采用了计划的强迫储蓄方法。这种计划的强迫储蓄方法，在实质方面，便是由政府分配一部份人力，配合一部份的资源，从事于生产工具的生产。在货币方面，便是由政府制定销售税，加在每种消费物资的上面，成为每种物品价格的一部份。每一个消费者，当他花一个卢布购买某项物品的时候，其中只有一部份是物品的成本，另外一部份便是销售税。销售税这一部份，等于政府加在消费者身上的强迫储蓄。譬如在一九四〇年，糖的售价，为每公斤六点五卢布，其中五点二卢布为销售税。所以人民在消费每一公斤糖的时候，政府就强迫他储蓄了五点二卢布。这样强迫储蓄起来的钱，转到国库以后，便可用以支付那些制造生产工具的人的工资。所以苏联资本形成的代价，是全国人民的降低生活程度。可是这种强迫储蓄方法的效率却是很高的。据估计，苏联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人民的储蓄，约等于全国收益的三分之一。这样高程度的储蓄，在美国的经济史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的二十年间，全国的总投资，约等于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美国现在不需要高程度的储蓄，那个时代在美国已经过去了。相反的，美国的经济组织，现在却为庞大的储蓄所累。有储蓄而无投资的机会，使得美国的资本家感到烦恼，使得整个的社会感到不安。
我个人的私见，取为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原素的合理分配，而在美国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乃是储蓄与投资的如何平衡。苏联的生产因素，现在以一种不用价格作标准的经济计划来配合，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他的缺点，现在并不暴露，主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的经济，现在是与外间隔绝的，因而外界的合理生产，无法打倒苏联的不合理生产。假如苏联所生产的货品，在国外与国内，可以自由的与外国所生产的货品相接触，在价格上来争一个优胜劣败，那么苏联的生产原素，因为分配是不遵照经济原则的，其产品的价格，必无法与别人竞争而归于淘汰。假如有这一天，其责任不能由公有财产制度担负，因为根据许多经济学者的意见，公有财产制度，仍可配合着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价格机构一同运用的。
在美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是过去发生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现象，是要由私有财产制度负责的，私有财产制度，造成分配的不平等，已如上述。把握着财产所得的巨富，其储蓄倾向是很高的，储蓄的款项，假如不用于投资上面，或借给别人用于消费及投资上面，共结果必然产生整个社会的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因而发生失业的结果。这种失业现象的产生，假如没有政府于事先设法预防，乃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必然的结果。正如凯因斯所指出的，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负责储蓄的是一种人，负责投资的又是另一种人。两种人各不相谋，而想他们的活动，自然的产生互相抵消或恰好相等的结果，乃是不可能的。如欲储蓄与投资互相抵消，非由政府出而做一种补救的工作不可，一九四六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就是为做补救的工作而设的。政府于事先对于各方面的储蓄与投资，都做一个估计，假如发现私人的力量，不能使储蓄与投资相抵消时，政府即举办一些事业，来达到这两方面的平衡。这种设施，是否可以避免美国未来大规模的失业，是可以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苏联，大规模的失业，是不会发生的。苏联的失业保险，在一九三〇年便取消了，因为苏联的政府，相信已无此必要。假如大规模的失业，是由于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那么苏联政府，造成这种平衡的办法，较美国政府要容易得多。在苏联，一切的储蓄，都集中于政府之手。这是政府的一笔收入。根据这笔收入，然后在支出方面，使其能与这笔收入相抵消，在计划经济之下，真是太容易的一件事。苏联的储蓄，所以集中于政府的原因，与公有财产制度是相关的。
有人称储蓄为剩余价值。假如我们把这个名词所含的道德意味撇开，只看这种剩余价值在某种社会中所产生的数量及其用途，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很可以说，一个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程度，就受这种剩余价值的数量及其用途而定。我们现在可惜还没有精密的统计，来比较美苏两国剩余价值的数量及其各种用途，但是大略的轮廓是可以看得出的。假如我们把一国的生产，分为人民消费及剩余价值两部份，那么在目前，人民消费的部份，在总生产中的百分数，美国的高于苏联。剩余价值在这两个国家中产生的方法，是一样的，即由于劳动者的所得，小于他所生产。由此而产生的剩余，在美国归于资本家，而在苏联则归于政府。这种剩余价值在总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数，当然会影响到目前人民的生活程度。譬如苏联假如降低强迫储蓄的数量，也就是减少剩余价值的吸取，目前（不谈将来，那是另一个问题）苏联人民的生活程度，是可以提高的。但是对于人民生活程度更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剩余价值的用途。在美国，这种剩余价值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有一种浪费，是苏联所没有的，即由于此种剩余价值为私人所保有，社会上产生一种不劳而食的阶级，及此种阶级所过的奢侈生活。但在苏联，也有一种浪费，是美国所没有的，即剩余价值到了政府的手里以后，政府以一部份来创立一种特务制度，来侦察人民的行动与言论。这一部份人，对于生产是无贡献的，其数目是否超过了美国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但是我们手中所得的材料，还不能对此问题作一回答。这还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看剩余价值的总值内，除去浪费的一部份，其余的部份——当然是较大的部份——是如何用法。假如这较大的部份，是用以发展生产事业，而这些生产事业，是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有关的，那么剩余价值，不问其最初是到什么人手里，最后还可发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功能。美国与苏联每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大部份都是用于发展生产事业，可是所发展的事业，其内容是不相同的。其所以不相同，乃是由于在一个国家内，生产是照计划进行，因此其发展的事业，决定于少数人的意志；而在另一个国家内，生产是照价格机构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共生产的内容，决定于消费者的偏好。后一种办法，比较的能保障人民的生活程度，在我的心目中，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后一种办法，并不为财产的私有或公有所决定。在公有财产制度之下，生产依旧可以根据价格机构进行的。苏联的政府，所以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制定经济计划，来作生产的准则，那是因为当权的人，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要努力求其实现。这种超经济的目标，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其主要工作的目标，是否可取，那是属于政治的或道德的范围，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了。
（选自“新路”，第1卷第15期，1948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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