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12-0 作者：河南, 苏金伞
河南、苏金伞编者注：报告的这一部份苏金伞后来以“创作随谈”发表于《河南文艺》1956年第18本、括弧内的文字为苏金伞在发表时删去的现仍保留。
在创作方法上，我们是拥护（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并努力学习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进步的创作方法。这是为马列主义所武装的创作方法，（合乎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这个创作方法的规定，订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维埃文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把现实在其革命发展中刻划出来。而且，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以艺术刻划现实，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改造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作家遵循着这个创作方法，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新作家，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作品，使苏联文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成为世界进步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学习这个创作方法，把我们的文学作品提到更高（提高到苏联）的水平，这就是我们中国作家共同奋斗的目标。几年以来，我们在创作上确有很大成绩，根据这个创作方法，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倾向，纠正了一些走入歧途的青年作家；重要的是：在学习运用这个创作方法上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但是，在学习这个创作方法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把这个方法当作教条来运用。把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条文硬往中国的作家身上或作品上套。我们常常用条文中的几项规定来衡量现在的以及过去的作品。比如，我们就曾议论过鲁迅的作品合不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根据条文一检查，觉得往往不够格，尤其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造人民那一条。在小说里找不到，就往杂文里找，总要找到这种合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不止用这个条文来衡量鲁迅，也曾用这个条文衡量过目前的一些优秀的作品。这样一衡量，大多条件不具备，不是缺这一条，就是缺那一条，于是对中国的作品灰心失望了。
另外，在作者中，也往往先把这个创作方法的条文背的很熟，在自己脑子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框子，造成—些清规戒律，在未创作前就先考虑作品怎样才能适合这个规定。于是把这个最进步的创作方法反成为自己创作的约束。这对于创作的开展是不利的。如果我们不从创作实践上来考虑，而这从条文上来研究，并根据条文进行创作，那永远也不会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其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道路是很广阔，表现方法是很灵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主要精神，在于：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只要真实，就必然具体，不具体是很难真实的；只要从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也就必然是历史地。而且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也必须是在真实的生活之中，而不是附加上去的，不是作品的标签。因为作者在感受、观察、选取、加工，表现现实生活时，作者的世界观必然起到指导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早已融化在里面了，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时，社会主义思想就在里面孕育着，并不是现实生活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两回事，必须“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只要能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就可以体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义。
世界观既然在创作中起着指导的作用，那么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作品的思想性的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而不是用个标语口号，贴在政治标签或搬运一些政治概念可以解决的。
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典型问题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一切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物。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文学，都是处理人物活动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斗争，人们的活动事迹……等等。（所以高尔基称之为“入学”。任何作品，）不管是小说，电影或剧本，都必须先有人而后有事，因为事情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人，决不会有故事。寓言及童话，虽然只是一些神仙或禽兽，但这些也都是人格化了的。某种人，才能作做某种事，英勇的人才能炸碉堡，舍己救人，杀身成仁；单怯的人只会为自己的生命打算。所以我们在现察生活、分析生活或表现生活时，首先注意的是人。人，在作品中既然这样重要，因此，一篇作品的好坏，主要关键就在于写人写的好坏。古今中外，任何一部杰作，都是由于写出了成功的人物；没有成功的人物，情节再有趣，故事再曲折，作品的价值也是不高的。怎样才算写出了成功的人物？那就必须把人物写的有生命，活龙活现，神情生动，形象鲜明，使人闭目可以看见，伸手可以摸到，对我们非常熟悉，好象就在我们身边生活了许多年似的。怎样才可以把人写活？那就要抓住人的特点，突出他的个性。一个人生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但是我们却不能按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地规定某个阶级的人只有某种性格，不许有别的性格；要是这样，那就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那就很难创造出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我们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公式：即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等等。这个公式的所以有缺点，就因为它只强调了典型与社会本质相一致的一方面，而没有估计到艺术的特点的另一方面。要知道，一切社会科学都是企图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的，但并不能称为艺术，因此，和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东西，并不能称为艺术典型。
再就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并不全然这样，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按着社会现象的本质这一公式来看，那就是说：资产阶级必然是抵抗的，中农必然是犹疑不定的，贫农必然是坚决拥护的。我们就曾按着这个公式写出过一些作品。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一些资本家却非常喜欢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是敲锣打鼓地庆贺这一改造的成功；有些中农非常坚决参加高级社，甚至比贫农还坚决；而有些贫农却反而不愿意参加。可见事情是极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按照公式套生活。有些性格，可能各个阶级所共有，比如怯懦自私，固然资产阶级存在着，但有些贫农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工人也不见得没有。忠贞正直，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本色，但别的阶级也不见得没有这样的人，戏剧上的包公和况钟就是明显的例子。所以典型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话：“文学艺术的许多典型现象具有着人所共有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切时代都激动着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可是对于这些特征我们将怎样评价呢？如果把艺术形象繁琐哲学地解释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表现，那就不可能回答以上的一切问题。”
所以我们创造典型，应到现实的生活实际中去考察，不能先按预定的公式来规定。
在创造典型人物时，集中主要力量创造新生的英雄人物，借以教育启发一般群众，是典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我们创造典型时，同时要考虑到典型的意义。再说，新生的英雄人物，也是在新社会里，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后所必然产生的，这也就是所谓“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但在描写英雄人物时，我们也曾发生过不必要的争论，比如正面人物能不能写缺点的问题，有人说正面人物写了缺点，就不算正面人物；有人说人物不写缺点就不真实……等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英雄人物何止万千，那能一概而论，有的是成熟了，有的正在成长中；有的还是萌芽状态。一概而论，就把人物典型固定化了。（而且把人物分为反正两种，也不尽妥当，这首先把人物类型分为两大类，就先把人物简单化了。在阶级斗争尖锐时期，敌对阶级的人物自然是反面人物，革命阶级的人物自然是正面人物；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挥及成熟的经验，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和平改造的方法，资本家既是革命对象，又是团结对象。这种综错复杂的情况，也就决定了在阶级斗争中所应采取的又斗争又教育的特殊手段，这样也就使资产阶级本身发生了变化，形成各种各样的态度，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所以资产阶级虽然在阶级斗争中是一个敌对阶级，却也不能一概而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阶级关系变化，公开的敌对阶级已不存在了。除了一些暗藏的蒋匪特务及残余的阶级敌人企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可以肯定地作为反面人物以外，在人民内部中，什么是正面人物，什么是反面人物就很难一刀两断地截然分开。如以品质为一划分标准，那么品质很好的人思想却稍微有些保守，算不算正面人物？比如先进落后为划分标准，那么很可能一个人在这样事情上是错的，在这件事上是采取保守态度，而在另外一件事上又做对了；也可能而在另外一件事上却又是先进的，那么他算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品质又好，思想又进步，行动又积极，可以推动社会前进的人当然可算得是正面人物了，反之，就是反面人物。但也不能把这作为教条，未到生活里去，就用这套子去套作品；或生活中去套生活，这样就会碰钉子的，最大的钉子是公式化、概念化。）所以我们创造一个典型人物，不能先有主观的观念，写正面人物一定这样写，反面人物又一定那样写，那就把人物简单化了。因此创造典型人物，要到现实生活斗争中去，实际考察，根据实际生活的情况与实际人物的性格，根据实际作品的需要创造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典型，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作者的空想“捏造”出定型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
在揭露社会矛盾时，要深刻，更要大胆。我们要有与坏人坏事以及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的勇气。也就是说：我们要敢于大胆地干预生活。（白纲同志的“春天里的泥泞”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希望多产生一些这样的作品。）
毛主席在党的八代大会开幕词中说：“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这就是我们目前需要大力反对，大量揭发的三种坏倾向。毛主席这几句话，是从很多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生活中间不缺乏这方面题材，我们要深入地，广泛地揭发出来，以我们的笔参加到这个斗争里去。
风格就是文章的面貌、神采、姿态与格调等等。杜甫和李白，同是中国伟大的诗人，而生在同时代，又彼此认识，但他两个人的诗却绝不相同，杜甫的诗气势雄浑，感情深厚；而李白的诗奔放奇突，气象万千。北宋时有人批评论苏轼的词，如关东大汉，手执铁鼓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像二八佳人，手拿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这就是形象化地对于两个人不同风格的说明。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就和巴金不一样，巴金也和茅盾不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恐怕很难称为大作家。
那末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根据自己的个性，才能与自己的思想、艺术的修养逐渐创造锻炼出来的。作者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感受与爱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感情与风度，有的人粗犷豪迈，有的人细致周到；有的人爱从大处着眼，有的人爱从一个小角落观察天地；有的人喜欢侃侃而谈，有的人喜欢缄默；有的人庄重，有的人诙谐。这样，作品不可能不带出自己这种种方面的特点来。根据这些特点加以培植发挥，就可以逐渐养成自己的风格。有句古话说：“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初学写作者，急于从各方面吸收营养，难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有意地从别人的影响中挣脱出来，尤其竭力避免模仿别人。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因袭仿效，虽然能写出一些作品，但决不会有起色。
风格虽然根据自己的个性而定，但个性却仅仅随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世界观的水平，生活经历及艺术修养等等而不断变化。本来喜爱的东西，经过这些变化，变得不喜爱了；本来不喜爱的，反而喜爱起来了，感情也起了变化，比如说，在解放前，性情原来有些忧郁沉默的，那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和周围的压力所形成的，但解放后，由于思想的变化，环境的改变，因此性情也起了变化；这样也就会影响风格。我们有不少老作家，解放后和解放前的风格不大一样了，这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种风格的变化，是风格的发展，（而不应是风格的同一，）因为共产主义给个性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而不是个性的消灭。
因此—风格—乃是个性，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及世界观的总和，但基本的东西是各人的个性。有些人思想（世界观）及生活经历都差不多，但其作品的面貌却绝不相同，就因为其个性不同的缘故。
跟风格有关的是流派，每人的个性虽然各不相同，因此每人的风格也各有差异，但也有某一些人，性情大致相近，爱好大致相同，思想趣味也有过共同的倾向。如果（那末），这几个人，就根据他们共同的特点，主张用某种大致相近的表现手法从事文学创作，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流派。流派和流派之间展开竞赛，这对于繁荣创作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但提倡流派，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末期各种派别一样，只是一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政治的胡作非为。我们的所谓流派，是在不脱离实际生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它仍然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仍然为人民所易懂和乐于接受的。关于流派问题，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苏尔科夫的报告中有这样几句话：“在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的总的方向下，可以容许各种不同的流派存在，可以容许不同流派之间创作竞赛，可以容许广泛地辩论这个或那个流派的优点。”
苏联的流派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总的方向下形成的。而在我们中国，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是最进步的创作方法，但也容许别的创作方法并存。就给我们在风格的创造和流派的形成上更以多的机会。
目前，我们的作品，大多缺乏大胆的想像和蓬勃的热情，我们还是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因此，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努力追求。我们不应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或看见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像劣等的照像师照像一样。我们需要高度的概括力，也要有丰富的想像力。不要把我们的作品写得平平庸庸，毫无生气。我们要敢大胆想像，束手束脚，为眼前的事物所拘泥，脱不开，站不高，都是不行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有这样几句话：“在这个专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
周扬同志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发言中有几句话说的更明确：“我们应当尊重别人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就，研究他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应把任何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律看成形式主义而加以唾弃。”
（每个作者都努力追求自己的风格，并由此而形成各种流派，这是开展创作自由竞赛的另一个方面。）
（由于风格的追求，必然出现多种多样的形式。各种形式的争艳比美，这是创作自由竞赛的第三个方面。在我们的创作中，内容自然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内容钓充实，但优美的形式，可以使内容更加突出，更加丰满，因此形式也可以影响内容。如果只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那自然是错误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是发展科学、繁荣创作的一个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应发挥我们的创作积极性，大胆创造自己的风格，写出具有特色的作品。如果有某一些同志，于爱好相近，愿意遵循某一种创作手法而形成一个流派，我们一定鼓舞他们，尽可能给他们以帮助。）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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