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5-0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黄世君, 杨汝栩, 王德周, 林希翎, 齐俊成, 陈战生, 杜树芸, 钟溶华, 白湜
中国人民大学、黄世君、杨汝栩、王德周、林希翎、齐俊成、陈战生、杜树芸、钟溶华、白湜“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否是主要的，我一直是怀疑的，我们机关（指四川省第二初级党校——编者）肃反搞了一年多，结果肃出了一个反革命，而许多人斗错了，这怎么能证明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呢？肃反中又斗错了很多人，在斗争中，许多人未被剥夺公民权，就没有了人身自由，通信，行动受到限制监视。而斗错的人，事后领导上未公开承认错误，给恢复名誉，使这些人难以进行工作，这是不合理的，应赔偿物质上、精神上的损失！肃反中一说了二话（怪话——编者）就挨斗，这样，使许多人就不敢向领导上提意见，以免来个运动，灾祸临头。因此，肃反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了，”诬蔑肃反中斗争反革命分子是“胡乱斗人”，说：“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客观标准。”
他极力反对历次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针与形式，说：“这是导致错斗人、侵犯人权，破坏法制，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认为“群众斗争运动形式太激烈了。”因此主张“采用缓和的办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黄世君的材料）
“肃反虽然成绩是基本的，但是错误是大量存在的，不是个别的，斗错是普遍的。从全国来说肃反的成绩是基本的，但某个部门错误可能是基本的，肃反我们大家不能作评价，要求中央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杨汝栩）
“现在状况坏到极点了，就此地来讲，北京已发生了黑市。肃反、三反做了缺德事，现在派人去叫他参加民革、民盟，给一辆小汽车坐坐。
中央把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杨虎请来作官，民革要把康泽请出来，康泽是特务头子，共产党不行啊！因之现在有人说，要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这是后退，我们人民说要前进！……”
“毛主席说肃反杀了七十七万人，老百姓要求天下太平，但须吃饱了，吃不饱还是不满意。古代文王杀四，不杀也可坐天下。汉高祖说：‘杀人者死’，杀一个人就要他死。古代先立了法，把自己捆上，老百姓就守法了，而现在立法是要别人遵守，这是不行的。这是老百姓的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关于肃反问题，肃反是否必要，当然必要啰，过去、现在、将来都必要，有反就肃。问题在于肃反工作中还有许多错误，对反革命的估计就是主观的，中央就是有错误。肃反就是根据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翻开文件看看，当时都把这错误理论当成金科玉律。肃反的错误从现在揭发的问题也可以看出。我介绍的沈阳日报的那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首先声明我不是肃反对象：77万大部分该不该杀？是完全应该的，但也搞错了不少人，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杀了1108人，斯大林摧毁列宁培养起来的一时代的干部……”
“肃反取得很大成绩，但副作用也很大，赫鲁晓夫报告：‘党内草木皆兵，关系不正常。’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主席提出大检查非常英明，但应找公正人（包括民主党派）进行平反，公开承认错误，应实事求是，我校党委书记，随便检查人身，私设公堂，例子很多，不多讲。”
“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他和苏联比较，苏共17次党代会错捕中委170人中，有98人枪决。17大代表1966名中，1108名都被搞掉，斯大林摧毁了列宁所培养的一个时代的干部。这个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把两个民族的人民都流放在西伯利亚。中国当然是好得多了，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相当一个小国家。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理论的错误指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我是‘肃反’的对象，我家庭是地主，我是朝阳大学的学生，没参加任何反动党团，为什么‘肃反’作对象，就因为我好说，好提意见，我给社长齐振之，编辑科长信观楷提过意见，结果给我扣了好多帽子，你们别看我今天没有戴帽子，可是我脑袋里很多帽子，什么样的都有，百货公司没有的帽子我有，（会场哄堂大声笑）。‘肃反’时到处搜查我，党员是便衣警察，和几个朝阳同学常来往，就被高旭华指示木林（团支委）挖我小集团，结果蜂涌而上，日夜监视我，咳嗽一声都有人注意，前天我和齐振之同志谈，他否认，他说根本‘肃反’没整我，前几天我问，还装不知道，伤良心呀！（本人高声大喊）以后又说我是小集团，以后又挖工作上缺点，信观楷说对工作有损失的，同志关系方面的都可以提，他这一发言，群众蜂涌而上，整的我战战竞竞，神魂巅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我谈反领导、小集团，结果没有什么可说的，谈了以后条子一大批上来，整得我一天到晚吃不进，睡不着，结果小集团一个人病了，此时知识分子政策出来了，我们的小集团问题就不了了之。‘肃反’中任何问题都也提不出，结果说是让我洗澡。何必把工作中的错误拿到‘肃反’中来谈，不提任何问题就整，是‘肃反’？是打击报复（本人高声大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助理编辑 齐俊成）
“为什么肃反只有共产党领导，不让全国人民参加呢？”（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荣斌）
“肃反中所以冤枉了很多人是因为领导上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5％的任务数执行了大胆怀疑的方针，把有历史问题的人斗了又斗，严重违犯了法制。七个人一个晚上审查了一千多人的档案。确定对象，而把爱好文艺的人当成胡风分子打，如××就是被逼疯了。调查材料的干部好大喜功。速成中学的工农干部搞肃反，他们根本不了解知识分子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战生）
“最初定出的5％控制数就是扩大化，肃反的指导思想是受了斯大林之错误理论影响，下面干部宁左勿右，在政策中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一个真正定义，很灵活，如参加复兴社，蓝衣社，军统中统的人，可以说是反革命，也可以说不是反革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
胡风是反革命没有说服力，文艺上和中央某些同志有意见分歧，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这可能是文艺界之间的派别问题，胡风问题打击面大、广……只要有类似胡风的言论就说成是胡风分子。
高饶事件，从公布的文件看，也缺乏说服力，高饶之错比之王明、李立三那还是差得远呢？何况他们功劳大，有领导能力，党内即使形成反对派，也没有什么不好，现在……只要有些不合口胃的就要干掉。
现在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很好，但过去杀的太多，这就不人道了。
中国肃反扩大化与苏联不同，苏联杀党内的多，我们搞党外的多，苏联杀的多，我们打击的多。”（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55年以后，肃反范围扩大化，弄得‘草木皆兵’，中央提出百分之几的是反革命，各机关拼命找反革命分子，这种做法与过去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钟溶华）
“我国肃反运动是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指导思想错了，很难说不扩大化；同时55年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日益缓和，是否需大规模肃反，值得研究。党中央规定的5％控制数字太大，造成下边乱捕乱斗。
肃反中捕人未经检察机关，不合法。”（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白湜）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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